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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元帅回故里，既有与常人相似的思乡之情，也有着不为人知的难言之情；他们甚至怕回家乡……
十大元帅回故里，次数都不多。少回去甚至不回去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两点是相似的：即一个“忙”字，一个“怕”字。忙，身兼要职，日理万机，加之晚年多数身体不好；“怕”字：官至元帅，即使想轻车简从，也断不了前呼后拥，“声势浩大”。到了乡里，上上下下一通忙乎，怕给家乡添麻烦。同时也怕乡亲一旦提出非分要求，答应了，怕给家乡搞了特殊化，坏了党的名声；不答应，也怕乡亲背后说“忘恩负义”。
十大元帅不同心境回故里
● 尹家民著 来源：《中外书摘》
朱德
1960年，朱德回到四川仪陇县。
他执意要去看他小时候读书的地方。他的记性很好，哪里原来有棵树，哪里原来没有，全都记得清清楚楚。早饭后，朱德自己认路，来到少年时读书的地方——席家。这里原是席聘三先生办的私塾学堂，朱德在这里生活了十年——白天读书，晚上掌灯复习，还抽空帮老师挑水、煮饭。
因为那里有个很高的陡坡，不好走。陪同的省委书记廖志高说：“总司令，别去了吧，路不好走。”朱德说：“不要紧，我小时候走惯了。一定要去。我的古文就是在这里学的。”
朱德还是爬上去了。一看：晨雾炊烟里的席家，五间草房依旧，院子里静悄悄的。
朱德轻步进院探问：“席白谷先生在这里住吗？”
“是。”屋里走出一位中年人，应声说，“在这里住，我是他孙儿。”他主动向来客介绍：“这座房子是朱总司令读过书的地方，我伯父跟他同过学，经常给我们摆朱总司令读书很得行，文章做得最好。有人多次要拆这座房子，我说是朱总司令读过书的学堂，才没有让他们拆掉……”
朱德站在院坝里四处观望，问：“这两窝黄连树中间还有一窝黄桷树呢？”
“下暴雨打雷，遭雷公抓走了。”中年人笑着道。
朱德一听也笑了，说：“再种两窝嘛！”
主人望着来人似曾相识的脸庞和熟悉的乡音，不觉好奇地问：“您老是从哪儿转来的？这么熟！”旁边有人低声插话：“朱总司令，你还不认得？”主人一听，顿时红了脸，又惊又喜地拉着朱德的手，叫道：“哎呀，我的天啦！朱总司令啊！”
院子里，朱德、康克清和席家亲属合影留念后，席家人挽留说：“转来了就莫忙走，在这里多耍几天嘛！”朱德哈哈一笑，说：“我们一块儿照了相，就等于在你家住下了。”临别，已走到院坝边的朱德，又回头凝视良久，才缓步离开。
彭德怀
彭德怀元帅自1925年盛夏离开故乡湖南湘潭乌石寨，直到1958年，其间33年，从未回过家乡。
1958年12月中央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对当年的粮食产量，彭德怀提出了不同看法。当时，在西北地区的小组会上，讨论公布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数字的时候，许多人赞成公布1万亿斤或1.2万亿斤，甚至还有人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彭德怀不同意这些意见。武昌会议结束后，彭德怀便回到湖南家乡去做调查，决心把有些情况弄个水落石出。
为了便于听到群众的真实反映，彭德怀没有住招待所，而是住进了彭家围子自己的旧居。
在公社和大队干部座谈会上，当有的干部谈到今年粮食大丰收，吴公塘生产队亩产过千斤时，彭德怀未敢轻信。他立即同干部们步行数里来到吴公塘田边，打着手电筒，蹲下身来，拔起一兜禾茬，数着一兜禾上有多少株稻秆，每个穗上大约有多少颗稻谷，细心计算着每亩地的产量。他对干部说：“我最近看过不少地方，有的讲亩产几千斤，上万斤，吹得很厉害。老实说，我是有怀疑的。我们当干部的，办事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搞浮夸。”听公社干部说，他们公社的炼铁厂出了640多吨铁。彭德怀就去看了公社炼铁厂。情况和他在别处看到的一样，是“大兵团作战”。事后，彭德怀跟公社干部算了算账：为了炼那么一点铁，集中公社、大队全部劳力运料，丢开农业生产，让稻谷烂在地里；为了解决燃料问题，拆毁了社员许多住房，砍伐了大片山林；为了收集原料，连社员的农具和做饭的铁锅都砸了……这是多么大的代价呀！彭德怀对干部和社员说：“过去技术落后，民间需要制造农具用这种小土炉炼铁。现在大规模这样搞，看来不是好办法。”在乌石学校，彭德怀看了教室和教员们的宿舍，尝了学生们的饭菜；在赵家弄子大队，彭德怀参观了设施十分简陋的幼儿园；在许家塘大队敬老院，彭德怀和几位少年时代的伙伴进行了亲切交谈，得知他们每餐每人只能吃到二三两米（16两一斤），数九寒天老人们还睡在光光的篾席上，连褥单都没有，被子也破烂不堪。彭德怀紧锁着眉头忍不住说：“这叫什么敬老院、幸福院！”他捐了200元钱给幼儿园，为孩子们买一些生活必需用品。还捐了200元，让干部给敬老院添置些铺盖。
对家乡的考察，使彭德怀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中的问题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也给他增加了更大的疑虑。
林彪
翻开林家大湾保存的《林氏宗谱》，林彪的名字后面写着三个妻子，列在第一位的是汪静宜，过去有些资料认为她姓王，可能搞错了；列在第二位的是刘新民，也就是张梅；列在第三位的是叶群。
汪静宜原名汪伯梅，比林彪晚一天出生，与林彪订婚后，按林家的提议才改名汪静宜的，汪静宜的父亲汪友诚与林彪的父亲是最好的朋友。一次汪友诚到八公里外的林彪家做客，见林彪与自己的女儿一样大，就向林彪的父亲提出两家结亲，林父在经常的走动中也见过汪静宜，不仅长相漂亮而且人品也不错，就满口答应下来，随后按当地风俗，林家在1914年农历正月初四办了两桌订婚酒席，当时的林彪只有7岁。
1949年后，汪家家道贫寒，汪友诚死后，汪家生活变得异常贫困，看见汪静宜很是可怜，林父就写信给在北京做大官的林彪，劝他把汪接到北京去，安排点事做，在此事上林彪有点怕他的老婆叶群，就没有办。后来林父又写信给叶群，叶群认为汪不识字，又是一个乡下小脚女人，就提议让汪做她家的保姆，就派两名工作人员去湖北乡下接汪进京。
汪静宜一听说是进京做叶群的保姆，十分生气地对来者说：“叶群凭什么让我做保姆？我与她应该是平等的。”随后林父又找到黄冈县民政局，请求给汪静宜以生活上的帮助，汪又断然地回绝了民政局送来的钱粮。人民公社成立后，汪静宜不会种田，又是一个小脚，就被安排在公社孤儿院里看孩子。
1954年夏，林彪回故乡时，村支书早就听村子里的老人谈起林彪逃婚的事，而且又见过汪氏几次。所以，当林彪问起“她怎么样”时，书记马上就明白是指谁。
“您是说汪家奶奶吧，她身子骨倒还挺硬朗。可家里已没什么人了，现在她自己靠做鞋卖为生，生活一般。”
听了书记的话，林彪沉默良久。村支书又小心翼翼地说：“是不是叫她来见您？”
林彪木然地摇头，说：“不必了。”随即让秘书拿出了3000元钱，让书记转交给汪氏．并一再嘱咐：“如果她问谁给的钱，就说是党给的吧！”
听说林彪还建议她尽快嫁个人家，汪静宜听后却说：“烈女不嫁二夫。”
刘伯承
1911年，刘伯承从戎，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便做主在家乡为他选定了一门亲事，女方叫程宜芝，是早年订下的娃娃亲。刘伯承虽一直心有不满，但在母亲的坚持下只得同意完婚。由于军务繁忙，夫妻很少在一起。1921年，刘伯承驻防奉节时，为了孝敬母亲，便把母亲和妻子从开县老家接到奉节同住。但由于操劳一生的母亲过不惯远离故土、养尊处优的日子，没多久便又带着儿媳回到了开县的乡下家中。1924年，刘伯承在重庆养伤期间，结识了吴玉章、杨闇公等革命家，并在他们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从此，长期南北征战，与家中失去了联系。
1936年，当第二、第四方面军会师后，任弼时和他的夫人陈琮英，对刘伯承非常关心。他们知道刘伯承早与前妻失去联系，伤残的身体又无人照顾，就介绍汪荣华与刘伯承结婚。刘伯承就此与家乡的姻缘已经了断，与家乡也失去了联系。
1950年，刘邓大军席卷四川、云南、贵州，刘伯承回到重庆出任云、贵、川最高军政长官——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此间，他没有回故乡开县探亲，也没有急于寻访旧友，而是给当年救助他的涪陵县人民政府写去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感谢乡亲们在34年前的救命之恩和深情厚意，并向当地群众致以崇高敬意和亲切的问候。
中国人是讲究叶落归根的，汉民族更沿袭了这一文化传统和习俗。在外游历几十个春秋的元帅，总算叶落归根了。当然，在刘伯承元帅本人及其亲属看来，根的概念的外延已经大大地扩展了。刘伯承元帅的夫人汪荣华在给党中央的信中写道：
根据伯承同志一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对我们的教导：为人民的事业要敢于斗争、勇于牺牲，永远同战士们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因此我要求把伯承同志的骨灰撒在祖国大地，撒在淮海、南京、大别山区、太行山区、大西南及故乡，撒在养育他的山河大地上，撒在他曾经与战士们的血和汗流在一起的地方，让他安息在与他血肉相连的人民群众之中。
元帅在1986年10月7日离开人世，走完他94年的艰难历程。这一天，儿女们护送着父亲的骨灰盒，最后返回故里。
贺龙
1920年，贺龙与土家族姑娘向元姑结婚。贺姓家族因贺龙与前妻结婚多年未能生子，按照当地习俗，为贺龙举行了“丧婚”，借以告慰先灵。这次结婚，贺龙并未参加，由贺龙未出嫁的小妹贺绒姑抱着大公鸡，与新娘在亡父神主牌位前拜了天地。贺龙仍在外面打拼。
1925年5月18日，贺龙回到分别了五年之久的家乡桑植洪家关，祭奠祖先，看望亲族故友。
贺龙家中原来的房子已经被敌对武装烧毁。继母正在修建一栋木石结构的大屋，房架搭起来了，刚刚上梁。贺龙回来看到正在兴建的大屋，对亲属、乡亲们说：“你们看看，左邻右舍这些茅草木屋，单单我家修一座大殿，当成菩萨来供，这不是成心叫人骂我贺龙吗？”他断然决定不准再修。
亲友们纷纷劝说，你当了师长，当了将军，修个大一点的屋子也是应该的，再说，屋架已经搭完，大梁已经上妥，搭成个屋算了。贺龙还是不答应，他说：“不要修了，盖个屋顶，让它空着，让往来赶场的乡亲也好有个躲风避雨的地方。”后来，贺龙参加了共产党，领导湘西武装斗争，这个供四乡来往群众躲风避雨的棚子被国民党反动派烧掉了。
陈毅
陈毅是孝子。1962年，他出国访问回来，路过家乡，抽空去探望身患重病的老母亲。
陈毅的母亲瘫痪在床，大小便不能自理。陈毅进家门时，母亲非常高兴，刚要向儿子打招呼，忽然想起了换下来的尿裤还在床边，就示意身边的人把它藏到床下。
陈毅见到久别的母亲，心里很激动，上前握住母亲的手，关切地问这问那。过了一会儿，他对母亲说：“娘，我进来的时候，你们把什么东西藏到床底下了？”
母亲看瞒不过去，只好说出实情。陈毅听了，忙说：“娘，您久病卧床，我不能在您身边伺候，心里非常难过，这裤子应当由我去洗，何必藏着呢。”母亲听了很为难，旁边的人连忙把尿裤拿出，抢着去洗。陈毅急忙挡住并动情地说：“娘，我小时候，您不知为我洗过多少次尿裤，今天我就是洗上十条尿裤，也报答不了您的养育之恩！”说完，陈毅把尿裤和其他脏衣服都拿去洗得干干净净，母亲欣慰地笑了。
罗荣桓
1919年夏，罗荣桓到长沙去读中学。12月，罗荣桓因学校罢课还乡时，家里正忙着过年和为罗国理夫妇做五十大寿。罗荣桓看到那堂屋里为父母制作的“艾令同庆”的寿匾（古人称50岁为艾），正在上着最后一道油漆。可是，直到此时，有一件事他还蒙在鼓里，原来罗国理已决定要乘着做寿和过年的机会，为罗荣桓完婚。女方是一位贫家的女儿，比罗荣桓大两岁，名叫颜月娥。罗荣桓不同意。可是他如果违抗父命，就要同家庭决裂。刚刚17岁的罗荣桓还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想继续读书，而他在经济上还不能独立，只好按照“父母之命”的祖传老例当了“新郎”。罗国理把继承家业的希望寄托在罗荣桓身上。他认为，为罗荣桓娶了媳妇，就可以把儿子拴在家里，从而使永隆号能够复兴。可是，罗荣桓的志向是学习科学知识，探寻真理。他当然不同意他父亲的安排，去当永隆号杂货铺的什么老板。因此，他同父亲、同家庭的矛盾日益发展起来，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冲突，
1927年7月初，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罗荣桓被湖北省委分配到通城县做农运工作。他把心爱的教科书、英汉辞典，还有计算尺等都送给了同学，毅然放弃了当建筑师的志愿，毫不犹豫地服从组织的决定，对吃苦、牺牲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临行前，他给家里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父母的。他通知家里，再也不要给他写信了，因为他行踪不定，且生死难卜。他希望家里能帮助他赡养颜月娥母女的生活。如果颜月娥改嫁了，就帮助他把女儿抚养成人。另一封是给颜月娥的，他告诉颜月娥，为了革命，他走了，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家。为了不耽误颜月娥的青春，希望她改嫁。为此，罗荣桓宣布解除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罗荣桓考虑到颜月娥的处境，又补充了几句，她是否离开罗家，一切由她自己做主，既不强迫她留下，也不强迫她离开。
信寄了出去，罗荣桓割断了同家庭的关系。
1956年和1957年之交，他去湖南、广东、福建视察，并顺便回到阔别三十年的故乡衡山县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游览了慕名已久的南岳衡山。
徐向前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一二九师向正（定）太（原）铁路以南太行山区展开游击战争，发动群众。担任一二九师副师长的徐向前率七六九团一路南下，27日走到五台县永安村附近。大家都想到徐向前家看看，徐向前就把陈锡联、汪乃贵、范朝利、丁先国几个团的干部请到家中进午餐。嫂嫂给做的莜面窝窝、饸和羊肉炖山药。陈锡联等几个都是南方人，不晓得莜面吃多了会胀肚子；加上打仗、行军，很难吃上一顿饱饭，便大吃起来。徐向前说：“这东西不能吃太饱呀，会胀肚子的！”
军情紧急，吃过饭就上路了。徐向前的父亲把他们送到村头，眼里含着泪珠。大家都热情地向老人告别。徐向前说：“回去吧，有机会还会回来的。”
谁知，这竟是他们父子的最后分别，从这以后，徐向前再没回永安村。后来听说形势紧张时，乡亲们帮助把他母亲棺木下了葬，把他父亲转移到山上一个寺庙里，嫂嫂和侄儿不时送点米和面，经常照顾他的是一位本家人徐献荣。老人最后去世在那个庙里。
1990年9月21日凌晨4时21分，徐向前与世长辞。11月1日至10日，中央有关部门陪同徐向前的亲属，乘专机飞往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太行山，执行徐向前的遗嘱，撒放骨灰。飞机追寻着徐向前的战斗足迹，将骨灰伴着朵朵鲜花，撒向徐向前征战过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
徐向前安息在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太行山浴血征战地。骨灰盒和遗像最后安放到他的故土——五台县烈士陵园。
聂荣臻
到了暮年，聂荣臻元帅常说还有两个未了的心愿。
他眷恋家乡，多次提出想到哺育自己成长的四川江津老家看看。但医生总是劝阻，担心他长途颠簸，身体发生意外。
他也眷恋革命老区，把河北省老区看成是自己的第二故乡。1987年，他在写给支前模范戎冠秀的信中说：“我常讲，从八一南昌起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打就打了22年的革命仗，而其中11年都是在华北，主要是在河北度过的。所以，河北的一草一木，我都不会忘记。”进城以后，因为工作忙，抽不出时间到老区看看，“文化大革命”后，“几次想去，又因为身体不好，未能如愿。现在腿脚更不便了，真是遗憾，不过我对老区人民始终怀念着”。1991年，他让办公室写信给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阜平、完县、平山、唐县的党政机关，转达他的话：“近来常有老区的同志来看望我。由衷地感谢老区人民对我的关心。老区人民是我们战争年代的主要依靠，我对他们怀有深厚的感情。1970年我曾计划去看望老区人民，后因病未能成行。现在多种疾病缠身，已经没有这种可能，我视为终身憾事。当我听到大部分老区人民生活还比较困难，深感不安，心里不是滋味。所以你们以后来，无论如何不要再带什么东西了（包括土特产）。否则只会增加我的不安。”信里还建议省的领导人，注意在搞好平原建设的同时，尽量对革命老区多投些资，帮助那里的人民尽快脱贫致富。
叶剑英
叶剑英从东山书院毕业后，便漂洋过海到南洋去了。后考入云南讲武学堂，投笔从戎，走上革命征途，逐渐成长为一代元戎。解放后，他曾三次回故乡梅州，每次他都要去看看东山母校。
1980年5月，时年84岁高龄的叶剑英第三次回到东山母校。
叶剑英先在休息室听了学校领导人的情况介绍，然后缓步走进他少年时期读书的课室，这课室不很大，十几张简朴的双人课桌，摆得整整齐齐。叶剑英在三堡学堂读书时期，带头革旧习，剪辫子。他从小爱憎分明，关心群众疾苦。在丙镇一带，到处都流传着他带领同学们“打潮勇”的故事。那是1910年辛亥革命前夜，清廷腐败，驻在潮州的官兵常常沿韩江上溯，劫掠两岸乡民，扰得丙村墟的人们不得安宁。有一天，四个清兵穿着胸前缀着“勇”字的兵服，又跑上岸来抢乡民摆卖的牛肉，叶剑英闻讯，便带领同学，肩扛长矛、木棍、锄头，赶了过来，一直追到河边的沙滩上，将这四名清兵捉拿回校，关了一夜，严词痛斥，直至他们画押作保，不再重犯，才予释放。这件事虽然过去70年了，丙村墟上的男女老少大都还记得它。
从课堂里出来，叶帅看了他当年住校的卧室，接着，来到当年三堡学堂的办公厅门口。他指着高高的木屏风门的右上角说，在这里，他曾给当时的校长贴过一张意见书。叶帅兴奋地回忆道：“有一次，考试卷收去了两个多月，也没有发回来，我们就给校长公开提意见。意见书贴出来之后，校长把它撕下来贴在教室里，要我们全班学生每人抄一遍。我又问校长：‘抄它干什么？’校长说，抄了对笔迹，对到了就处罚。”叶帅讲到这里，身旁的人问他，最后怎么样？叶帅呵呵一笑，说：“后来是我们胜利了。”他一边讲，一边笑，还一边比划着手势。在旁边的师生们听着，都笑了。■
（摘自《红墙知情录（二）：开国将帅的非常岁月》，当代中国出版社，责任编辑：陈德仁姜楷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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