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自动化停车设备:想起了鲁迅先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3 10:39:27
阮现武
想起了鲁迅先生
20世纪30年代一个阴冷飘雨的秋日，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家日本人开办的书店——内山书店，一个酷爱读书的穷困青年，用一枚银元从一个50岁上下的男人手里买了两本书：《铁流》和《毁灭》。
这两本书的定价分别是一块八和一块四，就是说，价值三块二的书只卖了一块钱。这似乎是一桩奇怪的买卖。买书者是因为对知识与光明的追求，卖书者是出于对劳动人民的关爱和支持。青年人叫阿累，一个汽车售票员；而那个中年人就是鲁迅先生。四年后，即1936年，鲁迅先生去世，于是就有了阿累的《一面》。
70年的岁月转瞬即逝，如今已是21世纪了。回首百年来的文学创作，人们念念不忘的，依然是鲁迅先生那汪洋恣肆、折戟喋血的文字。在众多追忆鲁迅先生的文字中，我这个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酷爱读书却又为生活苦苦奔波的文学青年，却又独独钟情于阿累的《一面》。
面包与书哪个更重要？不知道阿累在花光了“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元”后，是如何挨过以后几天饥肠辘辘的日子的。但至少我们知道的是，阿累交班回来，“带着那种软绵绵的疲倦躺着看这么几十页”，实在是舒服极了。一边吞咽干巴的馒头，一边将书摊上心仪已久的畅销书装进口袋，这是怎样的一种感觉？是书生之清高，还是无以言表的悲哀？这种复杂的心态我不知该如何描述，但可以肯定的是，文学青年如阿累者，那种爱书的心境一定是相通的。
鲁迅先生当时乃文坛泰斗，负责着《奔流》、《朝花旬刊》、《拓荒者》等刊物的编辑工作，周围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如白莽、许广平等。鲁迅对他们极尽关爱与理解，因为他知道青年们，尤其是文学青年，十之八九感觉灵敏，自尊心旺盛，一不小心，极容易得到误解。正是鲁迅先生无私高洁的人格，才使青年人乐意亲近他，把他当做自己的同志、朋友、父亲和师长。
白莽是幸运的，许广平是幸运的，阿累也是幸运的。反观时下文坛，一些人不过写了那么一两部书，沾沾自喜，目中无人，委实令人不齿。还有一些文学刊物，利用青年人对文学的热情骗财骗色，实在叫人心寒。
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如今重读阿累的《一面》，感慨万千，文坛冷暖，叫人如何不想起他———鲁迅先生，我们的同志、朋友和师长！
想起了阿Q
黑格尔说，既然日常生活是琐碎的，那么，就让我们谈哲学吧。
一桩悲剧发生后，我们无力回天，唯一可以选择的，是对待这桩悲剧的态度。笑着过一生，还是哭着过一生，全在于我们的选择。
所以，怀念阿Q，不是无端的。
鲁迅说，阿Q在未庄没有固定的职业，只是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拿今天的话来讲，阿Q不过是个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的一员，阿Q不免受到白眼冷遇和不公。而阿Q又很自尊，所以他要活下去，没有一点精神胜利法聊以自慰，几乎是不可能的。
就是这精神胜利法，让人们对阿Q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另一方面阿Q又如一面镜子，或多或少映出我们骨髓里的一点东西。所以，阿Q总让我们哀也哀不起来，怒也怒不起来。
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我们是阿Q，又该如何？生命的历程，很大程度上是让偶然性主宰操纵的过程。囿于自身主观预知能力，面对命运的千变万化，人生的航船很难把握停泊在哪一个渡口。少年
心事当驽云，齐家治国平天下，梦想的演绎没有边界，可以上穷碧落下黄泉，而客观世界却多变数。所以哲学家哈代说：世间万事，虽然计划得好，实行起来却糟。
说是人生无常，却也是人生之常。好条件是天生的，好机会是运气，唯有好心情能紧紧握在自己手里。没有一点精神胜利法，很难想像平凡如你我的芸芸众生如何活下去。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里说：哲学可以给人一种境界，人可以在其中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他的生活可以是按部就班的和平，也可以是枪林弹雨的战斗。无论是在和风细雨之下，或是在惊涛骇浪之中，他都可以安然自若地生活下去。而《菜根谭》里所谓“宠辱不惊，静观天边云卷云舒”，《幽梦影》里所谓“胸藏丘
壑，城市不异山水兴寄烟霞，净浮有如蓬岛”，这些都和冯友兰先生的思想同一机杼都是给人一种好心情，教人好好地活下去，而不管生活是多么的艰难，命运是多么的不公。
对于阿Q，我们总说他贫穷，落后，不觉悟，对其精神胜利法，我们也常持一种尖锐的批判态度。这对于阿Q，未免有些苛刻，也有失公允。作为一个长期的农民工，阿Q连个圆圈都画不圆，老庄思想、古今哲学，他当然不懂，但他短短的一生，却形象地演绎出哲学的用处。
《射雕英雄传》里的大英雄郭靖就曾对生活心生倦怠，于是请教人生导师周伯通：练武功有什么用？周伯通反问：不练武功，又有什么用？人的一生说长不算长，说短又不算短，如何让那么多的白天和黑夜过得愉快而充实呢？不妨练一练哲学这门武功。
阿Q就练成了精神胜利法这门功夫，所以活得很愉快，如果不是杀头前手被捆着，他会来一段《小孤孀上坟》，或者《龙虎斗》里的“悔不该……”总之，阿Q活得潇洒，死得高兴，这都是精神胜利法的功劳，或者是哲学的功劳。
想起了鲁迅先生
20世纪30年代一个阴冷飘雨的秋日，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家日本人开办的书店——内山书店，一个酷爱读书的穷困青年，用一枚银元从一个50岁上下的男人手里买了两本书：《铁流》和《毁灭》。
这两本书的定价分别是一块八和一块四，就是说，价值三块二的书只卖了一块钱。这似乎是一桩奇怪的买卖。买书者是因为对知识与光明的追求，卖书者是出于对劳动人民的关爱和支持。青年人叫阿累，一个汽车售票员；而那个中年人就是鲁迅先生。四年后，即1936年，鲁迅先生去世，于是就有了阿累的《一面》。
70年的岁月转瞬即逝，如今已是21世纪了。回首百年来的文学创作，人们念念不忘的，依然是鲁迅先生那汪洋恣肆、折戟喋血的文字。在众多追忆鲁迅先生的文字中，我这个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酷爱读书却又为生活苦苦奔波的文学青年，却又独独钟情于阿累的《一面》。
面包与书哪个更重要？不知道阿累在花光了“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元”后，是如何挨过以后几天饥肠辘辘的日子的。但至少我们知道的是，阿累交班回来，“带着那种软绵绵的疲倦躺着看这么几十页”，实在是舒服极了。一边吞咽干巴的馒头，一边将书摊上心仪已久的畅销书装进口袋，这是怎样的一种感觉？是书生之清高，还是无以言表的悲哀？这种复杂的心态我不知该如何描述，但可以肯定的是，文学青年如阿累者，那种爱书的心境一定是相通的。
鲁迅先生当时乃文坛泰斗，负责着《奔流》、《朝花旬刊》、《拓荒者》等刊物的编辑工作，周围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如白莽、许广平等。鲁迅对他们极尽关爱与理解，因为他知道青年们，尤其是文学青年，十之八九感觉灵敏，自尊心旺盛，一不小心，极容易得到误解。正是鲁迅先生无私高洁的人格，才使青年人乐意亲近他，把他当做自己的同志、朋友、父亲和师长。
白莽是幸运的，许广平是幸运的，阿累也是幸运的。反观时下文坛，一些人不过写了那么一两部书，沾沾自喜，目中无人，委实令人不齿。还有一些文学刊物，利用青年人对文学的热情骗财骗色，实在叫人心寒。
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如今重读阿累的《一面》，感慨万千，文坛冷暖，叫人如何不想起他———鲁迅先生，我们的同志、朋友和师长！
想起了阿Q
黑格尔说，既然日常生活是琐碎的，那么，就让我们谈哲学吧。
一桩悲剧发生后，我们无力回天，唯一可以选择的，是对待这桩悲剧的态度。笑着过一生，还是哭着过一生，全在于我们的选择。
所以，怀念阿Q，不是无端的。
鲁迅说，阿Q在未庄没有固定的职业，只是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拿今天的话来讲，阿Q不过是个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的一员，阿Q不免受到白眼冷遇和不公。而阿Q又很自尊，所以他要活下去，没有一点精神胜利法聊以自慰，几乎是不可能的。
就是这精神胜利法，让人们对阿Q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另一方面阿Q又如一面镜子，或多或少映出我们骨髓里的一点东西。所以，阿Q总让我们哀也哀不起来，怒也怒不起来。
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我们是阿Q，又该如何？生命的历程，很大程度上是让偶然性主宰操纵的过程。囿于自身主观预知能力，面对命运的千变万化，人生的航船很难把握停泊在哪一个渡口。少年
心事当驽云，齐家治国平天下，梦想的演绎没有边界，可以上穷碧落下黄泉，而客观世界却多变数。所以哲学家哈代说：世间万事，虽然计划得好，实行起来却糟。
说是人生无常，却也是人生之常。好条件是天生的，好机会是运气，唯有好心情能紧紧握在自己手里。没有一点精神胜利法，很难想像平凡如你我的芸芸众生如何活下去。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里说：哲学可以给人一种境界，人可以在其中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他的生活可以是按部就班的和平，也可以是枪林弹雨的战斗。无论是在和风细雨之下，或是在惊涛骇浪之中，他都可以安然自若地生活下去。而《菜根谭》里所谓“宠辱不惊，静观天边云卷云舒”，《幽梦影》里所谓“胸藏丘
壑，城市不异山水兴寄烟霞，净浮有如蓬岛”，这些都和冯友兰先生的思想同一机杼都是给人一种好心情，教人好好地活下去，而不管生活是多么的艰难，命运是多么的不公。
对于阿Q，我们总说他贫穷，落后，不觉悟，对其精神胜利法，我们也常持一种尖锐的批判态度。这对于阿Q，未免有些苛刻，也有失公允。作为一个长期的农民工，阿Q连个圆圈都画不圆，老庄思想、古今哲学，他当然不懂，但他短短的一生，却形象地演绎出哲学的用处。
《射雕英雄传》里的大英雄郭靖就曾对生活心生倦怠，于是请教人生导师周伯通：练武功有什么用？周伯通反问：不练武功，又有什么用？人的一生说长不算长，说短又不算短，如何让那么多的白天和黑夜过得愉快而充实呢？不妨练一练哲学这门武功。
阿Q就练成了精神胜利法这门功夫，所以活得很愉快，如果不是杀头前手被捆着，他会来一段《小孤孀上坟》，或者《龙虎斗》里的“悔不该……”总之，阿Q活得潇洒，死得高兴，这都是精神胜利法的功劳，或者是哲学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