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东大智能化公司:你所不知的上世纪30年代江西苏区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国 历史】

江西苏区百姓的日常生活

作者:谌旭彬

终于读完黄道炫先生的新著《中央苏区的革命》（社科文献出版社），收获颇丰，尤其是对江西苏区百姓在“革命”笼罩下的真实生活，有了更详细的了解。著作史料引用丰富，许多未曾见过，分享几例，从中不难窥见1930年代江西苏区，在“革命”辉煌表象下的民生实况。

一、壮丁多被征去当红军，苏区劳动力严重不足

1、“全苏区大约有二三万担红属的田荒芜着（瑞金全县红五月底止，约有二千七百余担未莳）……原因除了当地耕田队的消极怠工在以外，有些地方确实是因为劳动力缺乏”（然之，《把优待红军家属工作彻底改善起来》，《斗争》第66期，1934年6月30日）

2“（万泰县的刘士进）两个儿子都当红军，分到的六十二担田，前年已荒了十担，今年又荒了六担……现在有好久没有米吃。”（《铁锤向着窑下区》，《红色中华》第204期，1934年6月19日）

二、“扩红”的手段粗暴

3、“城市少共市委组织科到群众家去宣传当红军，如发现家里动员对象不在家时，便认为是逃跑了，是‘反革命’了，于是甚至把其家属捉起来。石碧区个别乡召开扩红动员大会时，群众进入会场后，即把门关上，开会动员后让群众‘报名’，不肯报名的人，便不准他离开会场。方田区军事部长把不去当红军的群众，派人用梭标解到区苏去。”（《宁化落后的原因在哪里？》，《红色中华》第238期，1934年9月26日）

4、“在扩大红军工作中，强迫命令是常见的事，如若谁一次开了小差，那就非绑起来不可……这种命令主义，在党的领导者与党员同志中间也是经常发生的，曾经为了要支部同志报名当红军，支部书记将支部同志整晚关在会场上不放的这种奇怪事情……扩大红军中间，如若我们完全采用强迫命令的方法，那必然是群众的登山，群众的反抗。”（张闻天，《关于新的领导方式》，《斗争》第20期，1933年8月5日）

三、攻击城市是获取资金的唯一出路

5、周恩来：“由于缺乏资金，我们又决定扩大北部的苏区。但资金还是不够。我们又改变了先前的决定，决定派一个军团去福建，以解决资金问题。

“在朋外的第3军团始终未能解决资金问题，因此……开始向漳州进攻。在漳州募集资金后，我军准备回过头来进攻广东来犯福建和江西之敌。”（《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和朱德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5月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147页）

6、李德：“中央军团甚至得到中央苏维埃政府的专门指示，进行这种实际上的游击行动。面对我们苏区经济基础的局限和敌人的严密封锁，这常常是获取以后进行战争所需物资的唯一出路。”（《布劳恩关于中央苏区军事形势的书面报告（1933年3月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337页）

四、苏区群众大规模逃跑

7、“十余天来，各区群众向白区逃跑现象日益发展，从一乡一区蔓延到很多区乡，从数十一批增加到几百以至成千人一路出去，从夜晚‘偷走’变而为明刀明枪的打出去，杀放哨的，甚至捆了政府秘书走。”（《关于资城事变问题省委对资溪县委的指示信》，石叟档案008·222/3745/0247）

8、“（于都）大部分模范赤少队逃跑上山，罗凹区十分之八队员逃跑上山，罗江区有300余人逃跑，梓山、新陂、段屋区亦发生大部分逃跑，有的集中一百人或二百人在山上，有的躲在亲朋家中”、“（新陂区密坑乡）精壮男子完全跑光了”（《于都发生大批队员逃跑》，《青年实话》第111期，1934年9月20日；《于都在坚决执行党的指示中已经开始转变过来》，《红色中华》第238期，1934年9月26日）

9、“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陆续地跑出苏区，到国民党区投靠亲友。有时搞到一点什么东西，也偷着回来一两次接济家里。因为他在家里实在是难以活下去。农业上那些地方都是山地，种植业不发达，有的连种子都没有，又缺少食盐，基本的生活都没有办法保证。而我们也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这种逃跑现象各县都有，特别是那些偏僻的山区里面，跑起来人不知鬼不觉。”（《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01，第156页）

10、“江西全省动员到前方配合红军作战的赤卫军模范营、模范少队在几天内开小差已达全数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过四分之一，所逃跑的不仅是队员，尤其是主要的领导干部也同样逃跑，如胜利、博生之送去一团十二个连，而逃跑了十一个团营连长，带去少队拐公家伙食逃跑。永丰的营长政委也跑了，兴国的连长跑了几个，特别是那些司务长拐带公家的伙食大批的逃跑。”（《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江西军区总指挥部联合通令——关于模范赤少队开小差问题（1933年4月16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1934年）》，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印，1992，第107页）

　五、农民热衷于抢掠

11、萧克：“农民想的是打土豪分田地，即便拿了枪，也只愿意在本地活动，不愿远出，也不大愿当大红军，大概这就是所谓‘土共’（敌人报纸轻视地方党员和农军的贬词，我们有时也诙谐地借用）的特点。”（萧克：《朱毛红军中的农民军》，《朱毛红军侧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第45页。）

12、“（农民自卫军）五军攻下分宜后即准其进城，但进城后全不问贫富，先抢劫一空，有时还乱杀乱烧，五军因得了这一经验，打下袁州即不许进城，同时还向他讲演并说明不许进城是因为敌人武装还没有完全缴得，恐进城受误伤，并马上没收一部分东西分给他们。但在当晚约一千余人爬进城来抢劫了数十家烧了房屋，军部马上派人来制止无效，继派武装弹压无效，并抢弹压士兵的抢，士兵以正当的防卫向空中开枪示威误打死一农民群众即镇压下去了，但引起了农民的反感。”（《赣西南刘作抚同志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263页）

13、“我们打罗源县时，群众戴了小斗蓬，拿了梭镖、扁担，足站了有五里路长。县城一打开就自动地拿东西，阻也阻不住，话也听不懂。”（《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经过的报告》，《闽浙皖赣边区史料》，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编印，1954，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