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捷we30pro升级:许章润：建设中国文明的政治秩序

　　本文删节版刊发于12月10日《南方周末》（约5000字），以下为18000字全文版。

　　许章润，安徽庐江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少年无知，幻想当画家，经载涂鸦，晨钟暮鼓，三试不第，自诩美院落榜生。从此自卑，表现出来便是自傲。转习法律，以图糊口，先后就读于西南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和墨尔本大学，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早先主要用力于刑事法学，日久生厌，学术兴味渐在抽象的法律哲学探讨，而于比较法与宪政，则喜具体的实证性研究。特别讲究文字的雅致与精准，反感母语写不通却老冒若干不甚相关的外文词汇。对于西方“文化洗脑”，忧心忡忡，作焦虑状；深感百年中国，法意阑珊，不得不然，一切无中生有。反感以“主义”定位，非要借用，则标榜文化保守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学术宽容主义、生活温情主义。有政治意见，无党派。主办刊物一份，主编丛书两套，出版著作三、四种，译述五、六部，讲授课程七、八门。两鬓白发如星，遂集宋明人句，“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宽其程限，紧着功夫”，自勉复勉人。媒介东西的“冰人”既做不得，小学者便是归宿，于是心旷神怡。点击查看作者更多文章
　　一、“改革开放”的接力赛

　　问：今年是建国六十周年，大家都在对此六十年历史进行阐释。作为一个法学家，你如何看待这六十年呢？

　　答：此处所谓“建国”，当是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政体。“新中国”1949年奠立，前后各三十年，迄今正好六十华诞。如自中国近代转型，由朝代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立论，则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起自清廷覆灭的1911年，迄今已然将近百诞。此前为“大清”，帝制，“老中国”；此后为“民国”，也就是共和国，“新中国”。若从中国作为一个世俗国家形态来看，则已存续数千年，哪里只是区区一甲子。四百来年前，西方近代转型、民族国家成长的嚆矢之际，追求的便是世俗主权国家与文官体制，而凡此两者，老中国早已俱备，自非同日而语。

　　因此，只就六十年谈六十年，或许会因视域有限与现实的遮蔽而影响我们的判断，这与囿于利益纠缠和“意蒂牢结”而不免于私心，虽然用意迥异，而结论难免偏颇，事理同一。基此，我愿意将这六十年放在一个更为长程的历史时段与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比如，不妨将视线投向1840年以还的169年之中。于此广大场景，细观波澜，省视当下；纵贯长程时段，历数教训，瞻望将来。如此这般，也许更能看出事情的脉络，而庶几得其平准。

　　否则，所谓“六十年”，总有基于特定历史叙事的“元年”之嫌，作为一种政治技艺，自无不妥，而于平心论史，则难免无历史性，反政治。阿伦特说，“自由理念与一个新开端的体验当是一致的”，而“解放”与“自由”并非一回事。凡此辟论，对于有过惨痛历史教训，而正在努力建设一个成熟的国族心智的时代而言，足值镜鉴。

　　问：是呀，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今天，已经有差不多170年的历史了。

　　答：从此170年的历史来看，中国经历了三次“改革开放”，而恰成“建设现代中国”的一场接力赛跑。它们前后接续，因应时艰，自局部调整而至整体性变革，起伏跌宕，波澜壮阔，演绎出“历史三峡”的艰难时世。与此同时，世界经历了与正在经历着四次“全球化”。凡此“三”与“四”，彼此互为背景，各以对方为解释语境。

　　第一次“改革开放”始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下迄1895年甲午海战，大约25年左右的时光，以洋务运动为骨干，其兴启其端，其歇终其业。此次改革开放，源于晚近中国遭受西方打压，危急存亡之秋，被迫师夷长计以治夷，因而，在器物层面上向现代西方敞开大门，也就是在向一种占据文明主流的强势文化靠拢。在引入西方的造船、军械等技术的同时，西方的流程管理、工艺规则等社会技术层面的规范，随之流入。当其时，经由“舌人”，中国并已开始关注西方主导下的国际公法，于译介中揣摩其事，度测其旨，而萦萦于自家安危，汲汲于世界大势，后世之辈，恐怕不能仅仅以迟钝颟顸一语打发之。而就自西徂东，裹挟近世人类，缔造一种新型人间秩序的所谓“现代性”而言，第一次“改革开放”实为中国不自觉间将其拥抱入怀，开启中国现代性进程的最早尝试。如果说“法国大革命”的诸多思想和制度因子早在路易十四之世已然预作伏笔，那么，后来以“辛亥”为“开端”，而将中国历史截然划分为两大时段的革命，其实已于此刻开始酝酿自己的历史前提。

　　第二次“改革开放”至晚从1903年开始，表现为清末的“变法修律”，至1927年国民党实现南北统一，实行一党专政为止，也是二十来年的时段。在此“改革开放”时段，中国全盘引植西方的法律，包括在纸面上引入宪政安排，形成“六法体制”。与此同时，进行了关于议会民主、代议制度以及地方自治等各方制度实践和试验，而基本取向依然不外是向西方学习，在“救国”中“建国”，藉“建国”而“救国”。此后国共内战，更有日寇入侵，现代进程被迫中止。虽说抗战一役于促发国家意识，整合国族，不无裨益，从而，实为建设现代中国的酷烈一环，但是，毕竟，“大炮让法律沉寂”，常态政治让位于非常时刻，一切有关现代国家的安排，特别是宪政民主和法治人权诸项，都只能暂时束诸高阁，俟诸将来。事实表明，这一“俟”，就是几十年，而时间开始于未来。

　　至于第三次“改革开放”，发生于面前，为我们所熟知，从1978年12月18日标志性的“三中全会”至今，也已逾三十年了。

　　与此三波改革开放基本对应，世界经历了与经历着四次全球化进程。第一次全球化随着大英帝国的崛起而风生水起，以亚当·斯密式资本主义将世界裹挟进全球体系。经济理性和经济人预设，每个细胞都滴着鲜血的资本，不仅让世界变色，而且改写了人性。而递次降临的世界大战，不管热战抑或冷战，鼓荡着资本的贪婪，裹挟着国族的凶蛮，又将大家的饭桌打翻在地，喧嚣熙攘中，一起迎来大屠杀。第二次全球化始于“十月革命”，席卷大半个世界，组构出一个“苏－中模式”的世界秩序，历七十年而未已。第三次全球化与此“苏－中”进程同时发生，以所谓“自由世界”对于极权政体的胜利而“终结”了历史，完成于哈耶克式资本主义的全球凯歌高奏，创造出美式帝国的天下景观。第四次全球化，一种初露端倪、可能发生的进程，起端于21世纪初纽约双子塔的轰然倒塌，由此刻世界性金融危机昭示出可能的前景及其急切性，似乎正在演绎为一种“去美国化”的全球化进程。

　　问：你曾经说过近代史上存在一个“枢纽期”，可否说得详细一些。

　　答：对于第二次“改革开放”，我个人有一个私见，认为这二十多年，即“清末－北洋－民国初年”时段，是近代中国170年历史中可能并非最为辉煌，但却最具大开大合胸襟的时段。——真正是改天换地、开天辟地、席天幕地呢！这是一个向二千年的旧帝制、旧文物告别，而引入一个新制度、新文物的时代。不仅终结帝制，更且意味着中华文明两千年来最为急遽的转型，启发出一个“开端”。借用雅斯贝斯“文明的枢纽时代”这一命意，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中国170年近代史上的“枢纽期”。举凡此前中西冲突中已然显现的症结，后来百年中国遭遇的主要问题，提出过的主要理念，尝试过的主要进路，在此时段中，均已浮出并讨论过，亦均已成为百年期间中国心智最为焦虑，而煎熬整个国族的“大是大非”。今日为国人朝野上下所同心思虑者，诸如发展经济社会、建构民族国家、提炼优良政体、重造意义秩序，等等，此时此刻，不都早已进入日程，而初步完成，或者，有待完成吗？

　　“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正在于它置身于此四波全球化进程之中，并因应于此，而牵扯到晚近三百多年间全球文明范式的转型与国际权势的转移这一宏大进程。这一进程启于地中海文明，发展为大西洋文明，而于刻下上演着太平洋文明的现实版本。离开了这一背景，看不清中国问题，更无法解决中国问题。特别是眼下的第四波全球化，对应的是中国第三波“改革开放”的收尾阶段和中国重归大国行列的崛起过程，不仅增添了这一进程的历史意味和全球意义，而且，使得当下创造历史的每一步，都牵扯到是否能够迎接一个更为美好人世的急切追问，而不得不瞻前顾后，如履薄冰。

　　问：从历史角度看，三次改革开放有点像一场接力赛。

　　答：是的，凡此三波“改革开放”，确实是中华民族百年更张的接力赛，而且，赛程尚未完毕，正处在最后冲刺时段，一个“结束的开始”。事实上，在这一百多年里，清末政府、北洋－民国政府和共产党政府，分别担当了第一跑手、第二跑手与第三跑手。可以说，一个时代，三个时段，均为历史关口，而以非常之时势，出非常之人物，运用非常之手段，应对非常之难题，得出非常之结果，各自在此时代画卷上烙下了自己鲜明的历史印记。

　　问：但是，前两棒都是半途而废，第三跑手的前景又会如何呢？

　　答：既是接力赛，就只有阶段性成功，因而，难言半途而废。看不见前两棒跑手的筚路蓝缕之功，开天辟地之劳，固非“历史唯物主义”者也。半空中不可能立起座高楼，一如今日不过是昨日的未来，而未来正起步于此刻。缺少了“前前后后”，哪能看懂一个完整的句子。当年毛主席写作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历数自鸦片战争、辛亥革命而至开国元年的“前赴后继”，即说明凡此接续赛力，在他心中，原为一体，真真切切。真要说到“前景”，则眼面前的第三跑手及其赛事，才真正令人揪心呢！三十年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一般民众生活水准的普遍改善，伴随着收入分配的不公，明显的官民对立情绪，反而导致大家感觉世道不公不义，认为这个社会出了问题，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社会冷战”，进而，提出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释放公民政治热情这一当下迫切的课题。而这，才是“问题”所在，也是希望与奋斗所在。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一言以蔽之，因为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也未形成有效、持续和合意的政治秩序。政治与政治秩序未见成型，才是一切乱象的本源所在。我所说的政治，不是政治人物为了特定政治目的围绕着公共权力或者社会运动、社会管理而从事的活动，此之谓政治行为或者政治活动；更不是日常的行政管理活动，这是一般常态都会有、也必有的行为。而是指一种公民行动，是公民作为平等的主体，为了自我利益和共同体的共同福祉，经由相互承认的法权安排与横向联合的组织方式，以政治权力、国家的公共权力为核心，围绕着它的产生、分配和运作，以及它所追求的目标而展开的行动。一句话，公民安排共同体合意秩序的权力意志及其行为，具有公共相关性，方为政治。古人说，“论学便要明理，论治便须识体”，则所谓“政治”之理与体，均在于此。

　　二、日常政治与平庸政治

　　问：但是，倘若按照你的定义，中国晚近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岂不是都不存在政治了吗？

　　答：是的，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不存在，的确不存在。例如，此番第三波“改革开放”之前，从1949年到1978年，整整三十年里，几乎天天都在搞“政治运动”，但是，绝大多数时候，却不见“政治”的踪影。虽说全体国人，朝野上下，党内党外，几乎每天都生活在“政治运动”中间，为政治运动所蛊惑，甚至出现了诸如“政治挂帅”这样的口号，然而，政治运动毕竟只是政治运动，而非政治本身，更非优良政治。即便明言“政治挂帅”，其实也不见真正的政治。其与政治，可谓这丫头不是那鸭头。不是别的，恰恰是威权政治操控下愚民性质的“政治运动”，以及某些时刻“胃的造反”，几乎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取替了市民生活的一般生产与交换，阻遏和打碎了基于主体平等、相互承认、横向联合行动意义上的公民政治交往。因而，即便“政治运动”满大街，凡事“政治挂帅”，那也不叫政治，不等于就存在一种叫做政治的东西。恰恰相反，那个时候，根本不存在政治，或者说，政治被取消了，被放逐了，所流行的不过是伪政治，或者，反政治，不折不扣的反政治。国民之间没有基于公民身份的平等地位，而是以阶级关系划定身份，以阶级叙事取替公民叙事，你说，这样的动作能算政治吗？政治以公民身份为行动权能的前提，缺少了主体这一基本前提，怎么能说存在真正的政治呢？至多只能说存在政治行为、政治活动与政治事件而已，实在是不言自明之事。

　　政治与政治运动、政治事件或者政治行为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前者属于主体平等的公民之间，基于横向联合的行动权能，为了参与到政治进程中间，甚至是为了直接运作公共权力而进行的具有公共相关性的活动。尤其是政治以解决政治的正当性为鹄的，而非将此悬置、遮蔽或者取消，甚至于故意反其道而行之。围绕着正当性的取得、分配和展示而进行的权力意志活动，这才叫政治，而基此达成的围绕权力而进行一般交往与行动的法权体制，就叫政治秩序。否则，只能是习常意义上，分列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等排比之中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而已，而谈不上什么政治及其决断。策划“571纲要”或者发动“文革”，属于政治行为或者政治运动，但难言政治，因而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政治秩序。就像“单位”的例常“政治学习”，只是一种驯化，甚至不过是例行公事式的“行政管理”，与政治根本八竿子打不上。再说一句，诸如“文革”这类政治运动不是政治，而恰恰是对政治的取消，或者，伪政治，反政治。

　　而且，但凡事件超出常态格局，诉诸暴力或者战争，则已全然逸出政治范围，需要另当别论。此时此刻，你尽管可以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或者“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态”来搪塞，但却至少无法否认此非“常态政治”，而是“异常政治”了，倘若姑且承认战争与暴力行为也算是“政治”的话。因此，不难理解，为何古希腊城邦坚守“政治不出城墙”，或者，“城墙之外无政治”，后来身处两洋环绕的美国人喃喃“政治止于水边”。微言大义，其实源于生活方式，理固必然也。

　　是的，战争与“运动”常常意味着“异常”与“异动”，甚至于暴力，不仅让法律归于沉寂，而且，同样让政治走开。烽烟弥漫、血流成河之处，走开的不仅仅是女人，而且，首先是那个叫做政治的公民之道。以为那就是政治，才真叫“很傻很天真”呢！

　　问：那么，你又如何定义政治秩序呢？

　　答：刚才说了，立基于正当性、公民之间围绕着公共权力而进行一般交往与行动的法权体制，就叫政治秩序。综观晚近世界主要国家的体制实践和公民运动，四百年来从“地中海文明”到“大西洋文明”缔造国家理性的进程，可以看出，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存在政治行为，不等于存在政治；存在政治，不等于就形成了政治秩序。行政易，政治难；政治易，政治秩序难；基于政治的政治秩序，难乎其难。

　　简单来说，政治秩序是一种有规则、上轨道的政治，关于公权力来源、分配、转移与运作的比较成熟的程序之治，甚至是一定程度上为公民所同意和认可，也可能感觉到比较合意的政治状态与人间秩序。置此情形下，政治具有公共相关性，我们才说一个国家存在政治秩序。当今世界，所谓“失败国家”即为不存在政治与政治秩序，或者，政治失范与政治秩序解体的国度，其与极权国家一样，为政治和政治秩序标示了相反的例子。后者铁板一块，政治合法性根本被排除在正当性考问之列，无真正公民行动，无公共相关性，自无政治与政治秩序可言。

　　因此，尚需指出，此刻所论，实为日常政治或者常态政治，而非异常政治或者非常政治。170年的中国近代史，可以说，一直处在非常时刻。大处来看，放在前两千多年的帝制历史与此后必将降临的新型文明之间，整个170年实为一段不折不扣的过渡时段，非常时段，真正属于唐德刚先生所说的“历史三峡”也。但是，小处着眼，就此宏大“转型时段”中此刻第三波改革开放的区区三十年时段而论，“三中全会”之际可谓非常时刻，而当下“时间”，则更多地属于常态政治。而且，在此三十年中，越往晚近，越益显示出其常态性质来，而愈益归于常态的发展，从而，催导着常态政治逐渐登场，平庸政治渐成政治的主色调。一言以蔽之，所谓的政治是在“立国”意义上对于内政的一种政治法律安排，恰恰是以对于公共权力的理性安排与和平流转为建构对象，旨在形成上述公民之间围绕着公共权力而进行一般交往与行动的法权体制与行动格局，恰恰属于平常时间的常态行为。

　　问：以你的定义来衡量，当今中国确实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和政治秩序。这未免让我们感到气馁，经过了170年的奋斗，断断续续三波的改革开放，仍然没有合意、可欲的结果。

　　答：恰恰相反，中国的转型是成功的，对于西方征服的应对也是成功的，至少是阶段性成功的。晚近170年的转型，特别是最近三十年海峡两岸的政经发展，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各自对此交出了满意的答卷。不过，话说回头，170年的转型，历经顿挫，时至今天，可谓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一个“结束的开始”的收束时段。换言之，经由第三次“改革开放”而实现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建设“现代中国”的宏大事业，至此可谓到了“最后临门一脚的时刻”，也就是建构中国文明的政治与政治秩序的攻坚时段。

　　以我的观察，一旦权力不敢忽视民意甚至重视民意，标榜“不折腾”，不再公然敢于将民意贬斥为“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不明真相的群众”云云，一旦这个口风改了以后，就意味着民主政治可能正在敲门，或者，正在用脚踢门、踹门。当今中国，经由晚近十年的历练，“民意”渐渐抬头，时刻敲打着政治合法性，迫使上层不得不正视它，以致于似乎形成了一种“民意政治”形态。虽说根子在于“维稳”，倒未必一定是真正在意“民意”如何，但既然“维稳”与“民意”之间彰显出此种关联，则政治正当性的来龙去脉也就昭然若揭了。因此，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塞博空间的议论所代表的强大民意，迫使当政者不再把它进行妖魔化处理的时候，也就是“民主政治”用脚踢门，真正的政治即将登场之际。

　　换个角度来看，之所以民意政治初具形态，实因十多年来强人政治一去不复返，所谓的“奇理斯玛型”魅力统治不再，而“平庸政治”悄然上台，逐渐成型。——伸言“不折腾”，等于是平庸政治的开场白。可能，也正因为“平庸”，所以不得不从“民意政治”中提取合法性和正当性，因而反向民主政治靠拢了一步。或者，毋宁，所谓民主政治本来不过如此，而适为一种不排除权威和秩序、基于民意的日常政治。日常政治，而非异常政治或者非常政治，需要的就是平庸政治，二者互为表里、相互为用所构成的政治与政治秩序，可能是自此以还的常态之下，中国政治格局的基本形态。——其实，所谓的民主法治，不过就是这么回事。不然，为何只有政客，而无政治家，更无引领人民的政治导师。

　　正是基于上述一些考虑，在下最近反复申说，中国已然步入“训政初期”。——重说一遍，此刻的中国，已然步入“训政初期”。而这个“初期”，及其不可避免将会联袂而出的“中期”与“后期”，可能短则费时十几二十年，长则一两代人，亦未可知。但是，万流归宗，总的方向和趋势如此，正所谓浩浩荡荡，怕是想挡也挡不住的。明智的做法是，赶紧迎头接应，再推爬坡的历史一把，实现中国伟大转型最后一役的完胜。当年，明道先生就曾喟言：“无古今，无治乱，如生民之理有穷，则圣王之法可改”，好像就是特地为今天而写的，真可谓把话都讲尽了，聋子也听得见呀！

　　三、有效统治，抑或良治？

　　问：可能有人不太同意你的看法，不仅因为此时此刻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种种的失序与无序状态，所谓的“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而且，“转型”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段需要的恰恰是非常措置。

　　答：作为法学家，职业所系，本以规则之治为志业，当然注意到了这一社会景象，亦为此而不安。是的，种种失序甚至无序状态，包括“官黑”勾结，出现于华夏大地，实在令人触目惊心，可能既是引发诸多社会矛盾的原因，又是它们的结果，而交缠扭结，错综复杂，正说明“转型”到了“攻坚时刻”，如吴敬琏先生所言，“改革正在过大关”。比如，作为中国社会的免疫系统，司法系统就出了毛病。上至最高法院副院长几个月前落网，下到基层公安司法机构，腐败层出不穷。倘若警察、法官和当事人、律师乃至于黑社会的勾兑，已然成为普遍现象，非如此便是“不动规矩”，那便“兹事体大”了。甚至于，“政令不出中南海”也已成为街巷之议，堪为心头之痛，可就耐人寻味了。据此，有人说这个社会已然失控、失序、失范，而这种失控、失序与失范，并非源于并表现为良民百姓揭竿而起，而是大小乌纱各怀鬼胎，各是其是，不按一统指令行事，以致于“纲常紊乱”，伊于胡底。

　　不过，在下对此倒有不同解读，并没把问题看得太过严重。有些现象，谈不上什么“失”，不过是大一统行政管制撤退，经济理性和社会自主空间有所拓展而已。不仅不是坏事，可能，恰恰相反，好得很。毕竟，这是一种秩序重整时刻的乱象，是各种社会利益激烈交锋以达致相对平衡之前的不平衡，也是重组权力的垂直关系的过渡时刻，不仅区别于末世之乱，而且，势必引发日常政治的介入，以落实并规制此种平衡。当然，可能有人会讥嘲这不过是学院冬烘的一厢情愿而已。可是，如果大家均有此番心愿，以善心出之，那么，危机也就多少获得了一些化解吧！笔者何尝不知，居安思危，对于一个转型尚未完成的政治经济体来说，盛世之下往往潜藏危机，固非耸闻也！也就因此，时代呼唤政治“决断”，大时代呼唤重大的“决断”。政治的本质就在于决断，当今中国，历史提供了展示“决断”的千载难逢的机遇，要求进行伟大的政治决断。如果说“非常措置”，则“非常”在此，“措置”也在此，而恰恰为此时代所缺乏。——光是“不折腾”，还不够。

　　公允持论，现在是欣欣向荣的一个时代，是170年来中国发展最好的一个时代。在传统的“太平盛世”意义上，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个时代都当之无愧。那么，置此辉煌盛世，为什么会出现上述三“失”现象呢？撇开是否真的“失控”、“失序”与“失范”不论，仅就上述理路而言，不是别的，它们恰恰说明中国现代政治秩序没有建构完成，尚未到位，所以才会出现凡此种种“失控”、“失序”与“失范”现象。要消除凡此三“失”，对策纷纭，而要在建立政治秩序，政治秩序的第一要义，便是要实现有效统治。

　　问：“有效统治”？坦率地说，“统治”这个词很让人反感。

　　答：之所以反感，是因为误解了“统治”的含义。同时，它也说明，绝对拒绝权威和精英的民粹主义，作为威权和高压的反动，近年来愈演愈烈，消解和歪曲了真正的“政治”及其“统治”，其于中国，未必是件好事。此外，往昔“革命叙事”对于“统治”一词的负面宣教，烙于中国普通民众心灵的印记，因为面对公共权力的当下腐败和精英的寡头化，作为集体记忆发酵，使得这一原本属于中性的词汇，在令人“反感”的同时，甚至成为一种压迫的代名词。借用“不提起倒也罢了，提起来泪水汪汪”这一影射“撑船竹竿”的谜面用语，可以说，在今日的中国，一说“统治”，真的是“不提起倒也罢了，提起来义愤填膺”。

　　可是，问题在于，“统治”是人世常态，也是人间秩序和一切政体的要义，为任何世态所不可免。所谓好的世道，不外乎是具有“优良统治”的人间。失控、失范与失序，意味着“统治无方”；吏治窳劣，腐败横行，世道黑暗，不公不义，也就是说“统治无道”。因而，追求“有道”又“有方”的统治，便是一切政治和政治秩序的至上之善。“有道”而又“有方”的统治，就是有效统治，也就是良治。其与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正为一体之两面。在这方面，“老右派”亨廷顿体会甚深，出言甚狠。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亨氏喟言，“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然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

　　尤有甚者，鉴于中国一直处在转型时期，各种矛盾汇集，时空压缩，实现“有效统治”依然是当务之急。除开“坏的统治”，“无效统治”或者阿伦特所说的“无统治”，均为政治的窳败。它实际上指向的是一种无政治性的生存，而此种人世生活，一如无世界性一般，是对于政治和世界的双重背叛。希罗多德笔下雅典民主制的代言人说自己“既不想统治，也不想被统治”，但是，这一“自由状态”注定不可能存在，毋宁，它道出了优良统治的理想境界而已。1949年以前的中国，“无效统治”的后果早已为我们所熟知；今日的中国，很难想象，“无政治”会造成何种结果。

　　因此，除开“有道”与“有方”，在另一意义上，“有效统治”这个词实际上讲的是施行有效管制，或者，有效管理与调控的意思，由此，上下各有其度，蔚然而为一个共同体。建设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不止于管制有效与调控有方，但有效的管制和调控仍然是必要条件。否则，诸如安全、秩序与公义等基本公共产品缺失，谈何优良政治与美好人生。就像美利坚立国之际麦迪逊式的思虑所表达的那样，“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够控制被统治者，然后还要迫使政府控制其自身。”托克维尔在论述美国民主时也说过类似的话，大意是：如果说政治和政治秩序的第一要义是使国家能够获得有效统治的话，那么，其第二要义就是迫使统治者被统治。换言之，要使管制这个国家的集团和权力，受到被它管制的公民和社会反过来进行控制和统治。

　　问：让统治者被统治？

　　答：是的，可以这样说。一方面，形成有效统治；另一方面，对于有效统治进行有效控制，限制政府或者迫使政府控制自身，形成有效的统治与人民接受这一统治并控制这一统治的平衡，进而造成自由和“以自由立国”这一主题之间的良性互动。其实，有效统治本身即已含指对于统治的统治，使统治者被统治。这是“先民主起来的国家”，一切既往成功政体的德性，也是今天中国面临的重大难题。

　　事实上，一百七十年来的中国，千头万绪，纷繁复杂，而其间端绪，如梁漱溟先生所论，一为“中国问题”，一为“人生问题”。若予细分，又可梳理为四端：发展经济社会，建构民族国家，提炼优良政体，重造意义秩序。所谓形成有效统治，既有方，又有道，指的就是提炼“优良政体”的问题。中国今日面临的最大挑战，百年转型最后需要解决的，正不外乎此端也。而它们就是政治，最高智慧的政治，一个国族走向成熟的标志。

　　问：公共权力的肆无忌惮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中国当下的问题在于，公共权力在对这个社会进行管控的同时，社会对它失去了管控的权力。换言之，只有统治，而无对于统治的统治。

　　答：因此，迫使政府控制自身，从而对有效的统治本身进行有效的控制，是我们今天希望建设的政治秩序的第二层含义。比诸政治的第一要义，这是更为艰难的博弈过程。而正是在此，今日中国身处最为关键、敏感与困难时段。千千万万普通人通过自身或者他们的代表，对于统治施行有效控制，实现权力的授予者和当政者之间真正有效的良性互动，是今天中国正要完成，尚未完成，但是必须完成的一个“转型”过程。一日不完成，这个社会就一日无安全感；一日不完成，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就一日不得纾解；一日不完成，就谈不上中国文明给予世界人类以普世启示。要不然，它天天提防着你，你也天天提防着它，似乎两相觊觎，双方都不得安生。徒以“维稳”打发了事，实为暂且维持，得过且过，而将必须今日完成之事往后推，推一天算一天，混一天算一天，终究不是个事。如此一来，大家都对前景没把握，过不好日子，还奢言什么“好日子”。正是在此，“决断”这一政治的本质性特征，急切呼唤其中国式的当下展现。

　　顺说一句，前面曾经说过“平庸政治”，此处所言“徒以‘维稳’打发了事，实为暂且维持，得过且过”，混一天算一天，正为其“平庸”的不打自招，恰恰表明了“训政”初期的胶着与焦灼，不奇怪。

　　问：的确，如何实现对统治的有效控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难题，需要启动制度转型。

　　答：是的，“制度转型”是一个宏大的意象，而要具体落实下来，找一个切入口，这就需要政治的制度化，建设制度化的政治，而达成政治秩序。亨廷顿曾经提出，形成政治共同体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道德和谐、互利互惠与相应的政治体制。在他看来，政治的制度化具备四个特征，也是衡量政治的制度化程度的标准，即组织与程序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抛开亨氏的学理，仅就制度构成着眼，我们知道，所谓“制度”意味着一种体系化的政治法权安排，不仅具有自己的规范系统，还包括操作系统，尤其是在规范系统和操作系统之外，尚需一种监督系统。而且，凡此监督系统，作为一种免疫与纠错装置，不仅行使日常督察之责，而且甚至有权撤销规范系统，重组操作系统，如此方能于各司其责中形成彼此制衡之效。凡此三大系统的分工和协调，特别是监督系统切实有效，是制度得以制度化的“抓手”。

　　以此观之，今天中国所面临的政治制度匮乏，意味着凡此三种系统均有缺位或者错位问题，尤其是监督系统缺位，导致权力的组织与程序缺乏有效督察与最终纠错装置。由此，规范系统、操作系统和监督系统不仅无法恪尽各自职责，而且，可能会相互抵消。尤其是监督系统缺失，或者，软弱无力，使得规范系统往往形同虚设，而操作系统独大，以致于无法无天，反倒最终导致出现了三“失”现象。

　　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的制度化应该从哪一条路起步走呢？有人说强化党内监督力量，有人说将监察制度和其他制度结合起来，也有人说发挥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作用。

　　答：我觉得这些都有一定道理，也有一定效力，但均不外乎皮毛也。时至今日，实际情形早已表明，它们基本不着边际，甚至不过是一种障眼法而已。在此，必须转换思路，如同引进先进科技一样，向一切人类政治文明的优良典范敞开心胸。

　　事实上，使政治获得制度化，进而形成政治秩序的最为有效的手段，其不二法门，乃是引入“外人”来担纲监督系统，于原有的体制化监督系统之外，再有一个表演者，再添一副手眼，而构成完整有效的监督体系。所谓借用“外人”来监督，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允许合法而忠诚的反对者存在。近代英国政治给世界晚近政治的一个最大启示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国王的忠诚反对者”，其如牛虻，时时叮咬，反而保证了政治体的健康。反对者是公共权力的竞争者，忠诚于宪法和国家，但不必听命于政府。相反，其基本使命在于积攒基于公意的合法性，从而为推翻政府，接掌政权预作准备。——注意：基于公意的国家政权是天经地义、不可推翻的，是为统治本身，而政府只是政权的保管者和守门人，属于统治的阶段性实践者，却是可以随时撤换的。因此，其为公民基于相互承认法权而实现横向联合组织的最高形态，因其组织性，而具有战斗力，从而是最有力量的监督者，自是不言而喻。它不仅将政治博弈场上的运动员、裁判员与观众分开，而且因为深谙人性的阴暗面，以权力欲及其反动作为制衡的出发点，实在是无奈却高明之举。这是从技术层面来说的。

　　从价值层面来讲，政治的制度化意味着政治的开放性。政治的开放性意味着政权本身以及由谁来掌握政权、运作政权，是向全社会开放的。其开放性的最低要求，可能也是起码的“准入”实践，用一个常用的宪法性表述就是，任何人——所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与公民，不分肤色、种族、性别、年龄、民族、贫富以及政治面貌，都有进入政治议程，分享政治权力的权利，而自由在于分享公共权力，公共权力正在于护卫自由，包括进入政治议程的自由。为此，全体公民享有基于宪法的横向联合行动的自由，组织各种公民政治共同体的权能。政治不能为一党一派所包办，也不能基于特定政治身份，允许一部分公民进入政治议程，而将另一部分公民排除于政治议程之外。什么是开放的政治与政治的开放性，即此之谓也，而为形成真正开放的政治秩序的前提和杠杆。

　　在此，公民经由横向联合形成政治共同体的努力，是实现政治开放的基本模式。就是说，公民基于宪法的结社自由和集会权利，以组织化的方式实现自我联合、表达利益诉求、申说价值主张，乃至于参选参政，就是分享权力，进而掌管权力的入口，营造政治的合法性。此种组织化方式，不仅表现为公民运动，而且集中见诸“政党”这一公民政治联合的最高形态。无社团，即无公民；无公民的最高政治联合形态，既无政治；无政治，当然谈不上政治秩序。

　　问：由此，所谓政治的开放性，既包括权力的开放，也应该包括言论的开放、思想的自由，而与哈耶克式的开放社会多所重叠。

　　答：当然，言论开放、思想自由是政治开放性的应有之义，或者，建立开放政治的前提。国民生活以良善生活为愿景，良善生活仰仗于政治秩序，而政治秩序的建立以政治的开放为前提。这个“开放”包括：进入权力通道的开放，而不止是“行政吸纳政治”；言论的开放，思想的自由，容忍独立思考。仅仅放开钱袋子，而捆住脑袋子，无法形成政治，更不可能造就政治秩序。

　　独立思考作为一项人权的意义，是对于“实其腹，弱其智”的畸形格局的拨转，而表达自由成为心智需要，说到底，讲述的是一切表达自由都是利益诉求的机制这一真相。独立思考和表达自由意味着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不仅构成了公共空间，也是公共空间得以维续的制度前提。而所谓的政治秩序，不外乎正在于营建公共空间，或者，本身就是一种公共空间。缺乏公共空间的生活不可能是政治的生存方式，也不可能达臻理想生活。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

　　问：那么，如何通过政治秩序来达成理想的生活呢？

　　答：什么是我们的理想生活？这一梁漱溟“人生问题”意义上的发问，不仅在百多年前国运飘摇之际砰然迸发，而且，其于经济增长、国运上升的当下，再度盘桓于国人脑际，甚至愈益“成为一个问题”，正说明其为人类的永恒苦恼，不随境遇变迁而消隐，也不因文明的东西方差异而退避，真正是一个“属人”的问题。衣食无着，固将问；米饭与肉糜皆足，还会问。邦无道，其将出焉；邦有道，亦将出焉。只不过，百年前提出这一问题，属于国运衰颓、风雨飘摇之际的呐喊，旨在找寻求救之道，向往那个叫做“现代”的光景；而今再度追问，则为“现代”成长过程之中的苦恼，甚至，其于特定主体而言，已然多少夹杂着一丝什么后现代的况味了。

　　我个人的考量是，不论是富足与惬意，还是文明与德性，抑或超越的意义追求与当下安全的考量，乃至于有关天意与命运、世界与世界性的冥想，它们都只是构成有意义的生活的某一方面的指标，仅有其中的某一方面，不足以成全美满人生。比照东西，反观新旧，往来于人鬼，徜徉于死生，说一千，道一万，最为理想的生活，可能也是最为安全的存在，一种人的境况，恐怕还是一种良善的生活。在个体与社群两头，于族群和世界各方，为身与心着想，不是别的，正是一种“良善生活”，可能最为体贴人生，也可能最有裨于造福人世。

　　因此，如果在“政治秩序”与“良善生活”之间牵线搭桥的话，则良善生活必为具有政治秩序的人间秩序，自属无疑。所谓政治秩序，如前所述，除了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开放之外，就经由政治秩序而建设良善生活的维度而言，还有两个指标不可或缺。一是政治本身必须致力于公共福祉，二是让政治承载道德承诺，或者，兑现道德承诺。政治致力于公共福祉，就是要建设公共财政，将财政支出的大部分向民生倾斜，同时，经由分配正义，使得财富分配有利于扶助社会弱势阶层，促成大致均富、基本和谐的社会状态。政治承载道德承诺，意味着国家当须信守道义，主张正义，标领普世价值和倡导普世理念，培植国民美德和养育一种良善社会风尚。此之为“有道”也。如此这般，方为一种政治秩序，甚至是一种优良的政治秩序，也才能接近一种良善生活。

　　问：现实是，我国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政府开支，中国国民人均养活的公务员数量，在全世界名列前茅，而且，社会弱势群体也没有得到公共权力的更多服务。

　　答：逐步提升民生开支比例，让民生开支占据政府预算的首要地位，也就是使政治与政治行为致力于公共福祉，而蔚为一种政治秩序。倘若公共权力谄媚于社会强势集团，为后者提供更多服务，而忽视社会弱势群体，以致于贫富分化太过剧烈，不仅有违公共权力与公共财政的本义，更是与良善生活和政治秩序背道而驰，而天下危殆矣！——明显不公的社会生态，必陷“社会冷战”，如何能够长治久安？

　　在此，也许“技术”有助于社会，进而造福于政治。黄仁宇先生曾经以“数目字管理”为现代社会提纲挈领，畅论现代政制。接此话头，不妨说，欲使社会管理有序，政制达臻政治，所谓的“统计清楚，职责分明”，以及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官僚科层制管理，均为基本质素，而刻下所能着手的，当从掐紧“钱袋子”起步，经由坐实宪法规定的人大预算、决算权力，建设公共财政，而非“吃饭财政”。坐实、强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预算、决算权力，一方面，它不是政治，毋宁政制；另一方面，它就是政治，而不仅仅是政制，或者，一种使得政制进境为政治的“技术”。连“技术”手段亦且难得运用，则公共权力自毁诚信，所谓的“凝聚人心”、“进一步改革开放”，云乎哉！

　　问：但是，它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以经营管理式的方法来打理公共生活。

　　答：就现代官僚科层制管理而言，其实就是将公共生活作经营管理式打理。其利在于实现政制的“数目字化管理”，其弊在于可能遮蔽对于政制的政治追问，放逐了对于公共生活的批判性反思，消隐了对于“共善”和“良善生活”的自由主义政治追问，斩断了有关政策、法律和国家的德性之维的自然法考察。从已有的先例来看，首先建立官僚科层制管理，这是现代政制的必经阶段，也是现代政治的功课，但并非现代政制的全部，更非等同于现代政治。在将社会按此处理的同时，正是为了防范上述“死水一潭”，才会有对于它的道义性的不懈追问，尤其是要督察这个政权与政府是否向国族和人民提供道德理想。

　　以此观之，比方说，“小康”这样一个纯粹物质性的指标，不能代表美好人间，更非良善生活。小康之外，田园情怀，美妙梦想，邻里和睦，人际和谐，社会充盈互助，开放与宽容心胸，凡此种种，不容或缺。仅仅讲井井有条、调度有序、GDP保八，不是良善生活，远非理想人间。除此之外，其他的人性化因素同样要考虑及，都是过好日子的法子。这些人性化的因素，可能包容于此刻所讲的道德承诺，或者，德性指标，质问的是政府的诚信，考验的是政制的政治品性。公共权力必须兑现道德指标与道德承诺，否则，全体国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不免嘀咕：这个政府并没真正致力于政治秩序的建设，亦未致力于良善生活的建设。如此这般，公民共同体云乎哉！

　　问：良善生活诚然是我们所期望的，但是建立政治秩序恐非易事。

　　答：当然不是易事，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但应成为我们始终不渝的追求目标，则属无疑。结合政体与国体，刻下这方水土，中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倘在政治建设、形成政治秩序以及通过政治秩序来建设良善生活的视角立论，对此一辞，不能不作更为丰富、细致而周详的重构性解释。其实，这名称里已然包含了我们的追求目标。顾名思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包含三词，各成关键：即“中华”、“人民”与“共和国”。它们各有其旨，分立三维，蔚为一体，蕴涵着极为丰富的阐释空间。

　　问：“中华”意味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答：传统而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而构成了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多元一体的格局。晚近一百多年来的生聚和融合进程，使得不论在发生论和创世论意义上，还是在本体论与实践论的意义上，“中国”这一时空的民族融合过程逐渐造就了一个叫做“中华民族”的实体，而使得迄而至今的56个“民族”，毋宁是构成这一民族的56个“族群”，而有汉裔华人或者中国人，满裔华人或者中国人，维裔华人或者中国人，藏裔华人或者中国人的群居杂处格局，一如英裔美国人、华裔美国人、德裔美国人或者非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之构成“美利坚民族”。重申一句，中国只有一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这个民族由56个族群而非56民族所构成。

　　由此，“中华”不仅意味着中国是一个多族群的国家，而且意味着各族群于政治参与、社会成果分享、文化个性表达各个方面，需要进行全新的构造。在此，关于族性表达与分享的公共空间的关系，有关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政治存在与各个族群之为一种文化存在的辨证，以及基于宪法爱国主义的政治忠诚和法律信仰的位移，等等，均须纳入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叙事中来，于公共讨论中，形成公共理性，建构分享的公共空间。

　　问：“人民”似乎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词汇，有时候，不免让人觉得是一个泛政治化，因而空洞无物的范畴。

　　答：是的，“人民”这个词如果不曾获得具体化，其实颇为空洞，就像是个抹桌布，可以用来擦擦东西，洒扫庭除，用后一仍了事。可能正是有鉴于此，政治法学力主“人民”的具体化，以切实、有效而秉具行动权能的对应身份，将“人民”坐实。

　　怎样具体化？如何坐实呢？我们知道，“人民”是一个集合名词，为形形色色的各个族群所表征的亿万国民的集体。凡此国民，分享着一个共同的身份，而将他们集合在共和国旗帜之下。这一分享着的共同身份就是公民，其为男男女女的自然个体，既为具体社群的社民，更是饮食男女，活色生香的市民。一旦其行使投票权能，而将自己转化为选民，就意味着成长为公民。——换言之，真实行使选民权能，是国民蜕身为公民的枢机。因此，不管是一国之国民，还是特定政治共同体的公民，抑或凡间尘世的市民与社民，一定要成为一个选民，行使选民职权，才算真正秉获人格。而且，也只有当政治秩序使得国民能够将自己扮作选民，从而，彼此作为公民而不是私人之际，才能成为真正的公民。所谓“人民”，从自然个体，到社民、市民、国民、公民和选民，不外凡此身份的综叠，而云蒸霞蔚，有以然哉。

　　问：那么，“共和国”呢？

　　答：共和国是基于共善（commongood）理想的政体，共善是构成共和大厦的诸项原则中最为重要的基石。因此，在下此刻所说的共和国，更多地是具有古典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共和意味的政治－法律共同体，重在建设一种能够涵容不同政体、民族、文化因素，而又一统于宪政的折中之道。其将族民、国民和公民纳入自己的政治法律家园，统合人民民主、市场经济、多元文化、政治德性、公民责任和社会公益各种元素，形成一种复合政体安排的意象。此一共同体及其共和愿景，以共善为纽结，意在面对大是大非，促使国民抛弃党派忠诚和个人利益，而信守公民美德；以公民忠诚与公民信仰，或者，以“公民宗教”，代替各以族群及其文化价值为本位的局狭民族主义。因此，相对于其他各种日益衰落的伟大理念，共和理想不失为激发政治热情、调处自由与法制的一条可欲进路，而且，同时是一种鼓励爱国主义与弘扬大同精神的分享着的政体平台。由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种公共政治事业，国家治理恰为一种公共政治事务，应当诉诸公共理性，托付于公共空间。

　　从历史的角度来，我们今日的奋斗不是独创历史，今天的转型也不是重新开张，相反，不仅属于历史的一环节一部分，而且，更应该把人为截断的历史接续起来，回到常识，回到中华民族发展的主流意志中去。这个“主流意志”是什么呢？就是启自清末变法修律，中经北洋－民国政体和“五四运动”所揭橥的民族自强、社会进步、政治开放以及民主自由人权诸项。为此目标，中华民族已然奋斗了170年，还在继续奋斗，而以共和愿景笼统之。其中，不仅包括积累财富，发展经济，而且力使社会进步，政治开放，建立民主，分享自由，达成法治，营造祥和，建构文明的意义秩序，等等。此之为共善，而同样是政治效力对象，政治秩序的德性之维。

　　问：有人说，我们应以大局为重，交出自己的自由意志；只要我们再熬30年，中国社会就会更加强大、繁荣，那个时候再去发展民主，享受自由。

　　答：这连传教士有关来世宣谕的技术含量都没有。有意无意，传教士们常常不仅以末日审判或者地狱之苦进行威胁讹诈，也以来世幸福作招徕，其于信众或者潜在的信众，真的是一手橄榄，一手刀剑，而两手都要抓，两手都很硬。可是，就此刻的议题而言，如果挪用此招，相信不会灵验。毕竟，事关世俗幸福，而非神圣幸福，每个此在男女，血肉之驱，俗世市民，守法国民，自觉的公民，不会听凭哄骗的。毕竟，时代变了。

　　在此，我要问，谁有权作此宣谕，以未来的承诺剥夺眼下千千万万人的现实利益？又如何能保证不让窃贼假尔之名偷走我们的生命和自由？怎样安顿千千万万国民要求民主的政治热情？什么人有权要求我们放弃，又凭什么让我们放弃？如何能够保证三十年之后，经济更加发达，国家更为强大，民主就会自然降临？

　　事实是，谁也无此把握，一如谁也无权作此假设与允诺。无人能够为了那个完全没有把握的未来，以牺牲这一代或者下一代为代价。恰恰相反，眼前的这一代人应当担负起责任，接续前贤，以这一代人的煎熬、探索与奋斗，为下一代人，为下下一代人迎来更加美好的社会，一种良善生活。在此，的确要做出牺牲，而且，牺牲，甚至是重大的牺牲，可能在所不免。但是，问题在于，所谓牺牲不是说我们现在放弃民主诉求，仅仅发展经济，而是指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竭尽全力，积劳积慧，找出实现民主、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契机、条件和制度，而后，让下一代人能够平稳进入这一社会。事实上，走到今天这一步，一个显明的事实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即民主法治缺位，经济发展同样没有可持续性。再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谁会等你三十年呢？如果说什么大局，这就是大局，天大的大局。

　　否则，我们等于是在推诿，以鸵鸟身姿，不负责任，把这个任务推给下一代人去苦斗。有鉴于此，如果说有一个“中国梦”的话，那么，此刻我便有一个梦：三十年后，中国不仅是一个富强繁荣的国家，而且是民主宪政的国家；我有一个梦，三十年后，中国不仅是富强意义上的世界第一，而且是人权、民主、自由、博爱和文明的国度。而这一切，均须这一代即刻担起责任，“不等不靠”，自当下起步。

　　问：所以，说到底，中国此刻最为重要的任务在于建立真正的政治，形成政治秩序。

　　答：是的。前面曾经引用过吴敬琏先生“改革正在过大关”这句话。其为“关”者，在我诠释，最为核心的，就是政治与政治秩序也。中华民族奋斗到今天这一步，俯仰于天地，无愧于天地，仍觉不安、有待努力的，不外乎在此。如果说此番“改革开放”，头三十年主要在于解决温饱，发展经济社会，那么，此后的三十年，应为政治建设的周期，实现从“训政”向“宪政”的和平转型。一句话，积攒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建设中国文明的政治秩序，关乎中国能否真正崛起，关乎中国能否巍然而为昭示普世性人间秩序的文明共同体。一个不能提供普世之思的文明，断断乎不配伟大二字。也正是基此，重申在常态政治之下践履日常政治之际，把握“决断”这一政治的本质，实现中华民族的政治成熟，既是当务之急，更是长远之思。

　　2009年9月26日于清华无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