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建书法视频:郑樵诗话辑录

　　郑樵(1104-1162)，南宋目录学家、史学家、藏书家。字渔仲，自号溪西逸民。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因居夹漈山下，刻苦力学30年、访书10年，知识渊博，学者称“夹漈先生”。不应科举，绍兴二十八年 (1158)以荐召对，授右迪功郎、兵部架阁。因事被劾，改监南岳庙。后入为枢密院编修官，寻兼摄检详诸房文字。喜游览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读尽所藏。于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术之学，皆有论述。在史学上，推崇司马迁、刘知几。他认为史学应该广博会通，故尊通史而抑断代，称司马迁而贬班固。著述繁富，《通志》200卷是他的代表作。其中20略最为学术界所推重。20略中的《艺文略》、《校园略》、《图谱略》、《金石略》是他研究目录学理论和实践的总结，而以《校雠略》影响最大，是我国目录学理论著作。它评述了历代各家目录，总结了自刘向、刘歆以后1000余年目录工作实践，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学术观点。在目录的著录方法和范围上，指出不能“只记其有，不记其无”，应将书、图兼收，通录古今不应遗漏亡佚之书，以便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图书分类理论上提出“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若无部伍之法，何以得书之纪”， “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在解题和编目上，认为“书应有释者，有不应释者，不可执一概之论”，即使对应释之书，也不能泛泛而谈，提出了“泛释无义”的原则。要求编次目录要著录全面，一书中如有多种学科，应分别标出名目，编次应分先后。他从理论的高度阐明了类例可以剖析学术源流的思想。他的目录学思想对我国目录学发展有重大影响。清目录学家章学诚据其精要，著《校雠通义》，把古典目录学研究推向高潮。藏书极多，他总结出访求图书有八法：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世称“求书八法”。著述达80余种，多已亡佚，今存者除《通志》外，仅有《尔雅注》、《夹漈遗稿》、《诗辨妄》、《六经奥论》等数种。《全宋诗》录其诗一卷，《全宋文》卷四三七三收有其文。事迹见《宋史》卷四三六本传。顾颉刚、吴怀祺分别编有《郑樵年谱》。

　　哈哈儿据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六经奥论》、《通志》摘录点校制作。

　

　　予亦曰“知之为知之”，《三百篇》之所以为可言也；“不知为不知”，《由庚》、《华黍》略之可也。必欲强说，则如序诗者曰：“《白华》，孝子之洁白也；《华黍》，时和岁丰宜黍稷也；《由庚》，万物各由其道也；《崇丘》，万物得极其高大也。”《三百篇》之诗，未尝以命篇二字取义，序诗者何以知其然乎？(《六经奥论·总文·诗书逸篇犹存于春秋之世》)

　　《诗》三百篇，第一句曰“关关雎鸠”，后妃之德也，是作诗者一时之兴所见在，是不谋而感于心也。凡兴者所见在此，所得在彼，不可以事类推，不可以理义求也。兴在鸳鸯，则“鸳鸯在梁”，可以美后妃也；兴在鸤鸠，则“鸤鸠在桑”，可以美后妃也；兴在黄鸟，在桑扈，则“绵蛮黄鸟”、“交交桑扈”，皆可以美后妃也。如必曰关雎，然后可以美后妃，他无预焉，不可以语诗也。故举《诗》、《易》第一句以明之。(同上《读诗易法》)

　　四家之诗，出于齐、鲁、燕、赵。出于齐者曰辕固，出于鲁者曰申公，出于燕者曰韩婴，出于赵者曰毛公，土音不同，训诂亦异。故孔颖达曰： “三家之诗字与毛公异者，动以百数。及证之他书，三家之学非徒字异，亦并与文义俱异矣。以《关雎》为讽康王之诗，以‘燕燕于飞’为定姜送归妇之诗，以《硕人》为傅母戒哀姜之诗，以‘采采芣苢’为蔡女不弃恶夫之诗，诸如此类，不可殚举。”至武帝时，毛诗始出，自以源流出于子夏。其书贯穿先秦古书，惟河间献王好古，博见异书，深知其精。时齐、鲁、韩三家皆列于学官，独毛氏不得立。中兴后，谢曼卿、卫宏、贾逵、马融、郑众、康成之徒，皆宗毛公，学者翕然称之。今观其书，所释《鸱鸮》与《金縢》合，释《北山》、《烝民》与《孟子》合，释《昊天有成命》与《国语》合，释《硕人》、《清人》、《皇矣》、《黄鸟》与《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篇与《仪礼》合。当毛公之时，《左氏传》未出，《孟子》、《国语》、《仪礼》未甚行，而毛氏之说先与之合，不谓之源流子夏可乎？汉兴，三家盛行，毛最后出。世人未知毛氏之密其说，多从齐、鲁、韩氏。迨至魏晋，有《左氏》、《国语》、《孟子》诸书证之，然后学者舍三家而从毛氏。故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五十篇今但存其外传十篇而已。从韩氏之说，则《二南》、《商颂》皆非治世音。以《二南》作于周衰，以《商颂》作于宋襄公之世。从毛氏之说，则《礼记》、《左氏》无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诗独存于世也。(同上卷三《诗经》)

　　二南六州，《汉志》：扶风雍县东北有周城，西南有召城，《二南》之诗，得于周南，系之《周南》；得于召南，系之《召南》，本于所得之地而系之耳。盖歌则从二南之声，二南皆出于文王之化。言王者之化自北而南，东北一区尚染时恶，惟西南皆从文王之化。周、召二公未尝与其间。《二南》之诗，后世取于乐章，用之为燕乐，为乡乐，为射乐，为房中之乐，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故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南之为义盖如是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召南之为义盖如是也。周世未有乐名，南者，维鼓钟之诗，曰以雅以南，陆希声、刘炫释鼓钟，亦知雅南之南为二南。微出己意曰：南如周南之南。以籥不僭。《左氏》载季札观乐，见舞象箾南籥者。杜预释《左氏》，亦知南籥为文王之乐，不敢正指为南箾者。详而考之，南籥，二南之籥也。雅也象舞颂之维清也，箾之舞象籥之奏南，其在当时见古乐如此。而文王世子又有所谓胥鼓南，郑注谓南夷之乐，岂有教世子而用夷之乐？则南之为乐古矣。《二南》之诗，虽大概美诗，亦有刺诗，不徒西周之时，而东周亦然，与十三国风无异也。若以周衰之时，此齐、鲁、韩之学也，而周之盛时，无一篇可取，所谓尽周衰之文耳，此三家之学不如毛氏之密也。(同上《二南辨》)

　　齐、鲁、韩三家之诗，皆以《关雎》为康王政衰之诗。扬雄曰：“周康之时《关雎》作于上。”杨赐曰：“康王晏起，《关雎》见几而作。”太史公曰：“周道阙，诗人本之衽席而《关雎》作。”范晔有曰：“康后晚朝，《关雎》作讽。”薛氏《章句》谓：“《关雎》咏淑女以刺时。”详诸上文，皆谓作于周衰之文，而不知《麟趾》乃《关雎》之应也。序亦言衰世之公子季札观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太史公曰：“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如此，则《麟趾》、《小雅·鹿鸣》诸诗，皆非治世音无疑矣。曰：非也，盖诗者，乐也。古人以声诗奏之乐，后世有不能法祖，怠于政者，则取是诗而奏之，以申警讽，故曰作。作之为义，如始作翕如之作，非谓其诗始作于衰世也。孔子言诗，皆取诗之声，不曾说诗之义如何，如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夫子喜鲁太师之乐音节中度，故曰：”乐矣而不及于淫，哀矣而不及于伤。“皆从乐奏中言之，非以序别其《关雎》之文义。又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皆乐之声也，非谓《关雎》之义如此。序《诗》者取以为《关雎》之义则非矣。大抵古人学诗，最要理会诗之声。夫子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为之为义，亦作之意，既谓之作，则翕纯皦绎，有声有器，非但歌咏而为。《周南》、《召南》之为，正如三年不为乐，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之为，谓之为，谓之作者，皆乐之声也。(同上《关雎辨》)

　　诗者声诗也，出于情性。古者《三百篇》之诗皆可歌，歌则各从其国之声。周、召、王、豳之诗同出于周，而分为四国之声；邶、鄘、卫之诗同出于卫，而分为三国之声。盖采诗之时，得之周南者，系之《周南》；得之召南者，系之《召南》；得之王城与豳者，系之王城与豳；得之邶、鄘、卫者，系之邶、鄘、卫，盖歌则各从其国之声。《何彼秾矣》之诗，何以不列于王风，盖为诗之时则东周也，采诗之地则召南也，故列之《召南》；《黍离》之诗何以不列之于《二南》？盖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之地，闵其坏而思其旧，其诗虽作于西周，其人则东周也，故列之《王风》。平王何以不曰雅？以其地则东周也；幽、厉何以不曰风？以其地则成周也。如此，则《木瓜》虽美齐而在卫，《猗嗟》虽刺鲁而在齐，《泉水》、《载驰》等诗皆卫诗而在邶、鄘。召穆之《民劳》、卫武之《宾之初筵》不附其国而在《二雅》，皆以声别也。夫风之诗出于土风，而雅之诗则出于朝廷大夫尔。文王之诗见于风者，《二南》是也；成王之诗见于风者，《豳风》是也；平王之诗见于风者，《王风》是也。雅、颂之音与天下同，列国之音随风土而异，若谓降《黍离》而为国风，则《豳诗》亦可降邪？大抵诗有三百篇，皆以声别，古人采诗之时，随其国而系之，圣人无容心于其间也。至于称其国之名号亦然，如三监之地，自康叔得国已统于卫，今其诗之在顷襄文武者，亦分而为三，不专曰卫。唐叔封唐在燮父时，已为晋矣，至春秋时实有其诗，今其目乃为唐。《七月》以后多为周公作刺朝廷之不知，今其诗乃皆为《豳》。豳大夫为之。在盘庚时，商已为殷，故颂其殷武，今其颂乃皆为商，得于其地，系于其国云耳，圣人何容心哉？尝观夫子之论诗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夫谓雅、颂各得其所可也，而谓乐正者，何哉？盖乐者，乡乐也，乡乐即风诗也。十五国风之中，惟邶、鄘、卫其国相近，其声相似，不比周、召、王、豳犹有隔绝也。夫子平时见鲁太师所传三国之声时有异同，及其环辙之时，见卫人所歌之声，从而正之，故乡乐曰正，而雅、颂但曰得所。其意如此，所以诗有十五，此国风之别也。(同上《国风辨》)

　　风有正变，仲尼未尝言，而他经不载焉，独出于《诗序》。若以美者为正，刺者为变，则邶、鄘、卫之诗谓之变风可也，《缁衣》之美武公，《驷铁》、《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谓之变乎？必不得已从先儒正变之说，则当如谷梁之书，所谓变之正也。谷梁之《春秋》，书筑王姬之馆于外，书春秋盟于首戴，皆曰变之正也。盖言事虽变，常而终合乎正也。《河广》之诗曰“谁谓河广，一苇杭之”，其欲往之心如是其锐也，然有舍之而不往者；《大车》之诗曰“榖则异室，死则同穴”，其男女之情如是其至也，然有畏之而不敢者；《氓》之诗曰“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其淫泆之行如是其丑也，然有反之而自悔者，此所谓变之正也。《序》谓变风出乎情性，止乎礼义，此言得之。然《诗》之必存变风何也？见夫王泽虽衰，人犹能以礼义自防也；见中人之性能以礼义自闲，虽有时而不善，终蹈乎善也；见其用心之谬，行已之乖，倘返而为善，则圣人亦录之而不弃也。先儒所谓风之正变如是而已，雅之正变如是而已。(同上《风有正变辨》)

　　二雅之作，皆纪朝廷之事，无有区别，而所谓大小者，序者曰政有大小，故谓之大雅、小雅。然则小雅以《蓼萧》为泽及四海，以《湛露》为燕诸侯，以《六月》、《采芑》为北伐南征，皆谓政之小者。如此，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于《六月》，《卷阿》之求贤，何以大于《鹿鸣》乎？或者又曰：小雅犹言其诗典正，未至浑厚大醇者也。此言犹未是，盖小雅、大雅者，特随其音而写之律耳。律有小吕、大吕，则歌大雅、小雅，宜其有别也。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观周乐，歌大雅、小雅，是雅有小大已见于夫子未删之前，无可疑者。然无所谓正变者，正变之言不出于夫子，而出于序，未可信也。小雅《节南山·之刺》，大雅《民劳》之刺，谓之变雅可也。《鸿雁》、《庭燎》之美宣王也，《崧高》、《烝民》之美宣王，亦可谓之变乎？盖《诗》之次第，皆以后先为序，文武成康其诗最在前，故二雅首之；厉王继成王之后，宣王继厉王之后，幽王继宣王之后，故二雅皆顺其序。国风亦然，则无有正变之说，断断乎不可易也。诗之风、雅、颂亦然，诗之六义未尝有先后之别。(同上《雅非有正变辨》)

　　周、召、邶、鄘、卫、王、郑、洛邑。齐、豳、秦、魏、唐、陈、桧、曹，此夫子未删之前季札观乐之次第。周、召、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此今诗之次第。自周、召至桧、曹，此夫子未删之前季札观周乐国风之次第也，自周、召至于邠，此今诗《国风》之次第。十五国风初无增损，或谓夫子离卫降王、进郑退齐、入魏与秦。以一己之私，揣摩圣人之意，无是理也。然圣人必以豳之风置之桧、曹之下者，何也？盖习乱者必思治，伤今者必思古，桧终于《匪风》，思周道也；曹终于《下泉》，思治也。天下后世，苟有《下泉》之思治，《匪风》之思周道，则陈淫桧乱之治一变，而复见豳风之正，圣人序诗，所以寓其变于十五国风之末者此也。邠风、邠雅、邠颂，圣人以邠诗列于风雅之间，谓其不纯风而可以雅，骎骎乎移风而即于雅也，所以系风之末，居雅之前者此也。或谓《七月》、《鸱鸮》之诗，其言则雅，其体则风，虽非妇人女子之言，实妇人女子之体也，故列之风雅颂之间，圣人有深意也。齐、鲁、韩三家之诗，皆无《七月》篇，或谓邠风七篇，自《鸱鸮》以下六篇，皆非邠事，独《七月》一篇，岂足以当一国之事？周礼有邠雅颂，岂不为有邠诗而今亡之乎？故齐、鲁、韩三家之诗，皆无《七月》篇。然则邠诗有亡者，不可得而知之也。周、召、王、邠之风同出于周而分于东西。(同上《豳风辨》)

　　风、雅、颂，诗之体也；赋、兴、比，诗之言也。六义之序，一曰风，二曰雅，三曰颂，其后先次第，圣人初无加损也。三者之体，正如今人作诗，有律、有吕、有歌行是也。风者，出于土风，大概小夫贱隶、妇人女子之言，其意虽远，其言浅近重复，故谓之风；雅出于朝廷士大夫，其言纯厚，典则其体，抑扬顿挫，非复小夫贱隶、妇人女子能道者，故曰雅；颂者，初无讽诵，惟以铺张勋德而已，其辞严，其声有节，不敢琐语亵言，以示有所尊，故曰颂。唐之《平淮夷颂》、汉之《圣主得贤臣颂》，效其体也。然所谓风、雅、颂者，不必自《关雎》以下方谓之风，不必自《鹿鸣》以下方谓之小雅，不必自《文王》以下方谓之大雅，不必自《清庙》以下方谓之颂。程氏曰：“诗之六体，随篇求之，有兼备者，有偏得其三者。”风之为言，有讽谕之意，三百篇之中，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之类，皆可谓之风。雅者，正言其事，三百篇之中，如“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之类，皆可谓之雅。颂者，称美之辞，如“于嗟麟兮，于嗟乎驺虞”之类，皆可谓之颂。故不必泥风、雅、颂之名，以求其义也，亦犹赋诗而备比兴之义焉。(同上《风雅颂辨》)

　　陈休斋云：颂者，序其事，美其形容以告于神明，是其诗专用于郊庙。盖鬼神之事，战国以下失之矣。管仲有《国颂》，屈原有《橘颂》，秦人刻石颂功德，汉有《圣主得贤臣颂》，唐有《磨崖中兴颂》，以鬼神之事加之生人，其弊如此。余谓此说不然，盖颂者，美其君之功德而已，何以告神明乎？既以《敬之》为戒成王，《小毖》为求助，与夫《振鹭》、《臣工》、《闵予小子》，皆非告神明而作也。不惟天子用之诸侯，而臣子祝颂其君者，亦得用，故僖公亦有颂。后世扬雄之颂充国，陆机之颂汉功臣，韩愈之颂伯夷，郑颂子产之不毁乡校，盖有是焉。《礼记》载“美哉轮焉，美哉奂焉”，君子称其善颂善祷，亦犹是也。凭诗之言，而疑后世作颂之过，非的论也。(同上《颂辨》)

　　(同上《商鲁颂辨》)《鲁颂》是僖公已殁之后。序中明言，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颂有四篇，皆史克作明矣。《閟宫》曰：“新庙奕奕，奚斯所作。”盖奚斯作新庙耳，非作颂也。而汉班固、《西都赋序》，其误自孟坚始。王延寿《灵光殿赋》云：“奚斯颂僖，歌其路寝。”等反谓《鲁颂》是奚斯所作。《商颂》明言正考父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而太史公：“曰宋襄修行仁义，其大夫正考父美之而作《商颂》。”《史记·宋世家》。此盖出于韩诗，以《商颂》出于春秋之世，故为是说尔。当汉之时，诗之序未出，宜乎言《诗》者之抵牾也。二颂之作，当以序为正。

　　狸首、《礼记·射礼》：“诸侯以《狸首》为节。”其下文云：“曾孙侯氏，四正具举。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处，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则燕则誉。”郑氏以为《狸首》之诗，《驺虞》、《狸首》、《采蘩》、《采蘋》，古之乐节也，日用之间不可阙。今《狸首》亡，逸诗自逸，非夫子逸之也。观《狸首》诗可见矣。骊驹、《前汉·王式传》曰：“客歌骊驹。”注以为逸诗，见《大戴礼记》：“客欲去歌之。”祈招、昭十二年，楚灵王盘于游畋之乐，子革托于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麦秀、《史记》：箕子过故殷墟而伤之，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河水、僖二十三年，晋文公在秦，秦伯享之，公赋《河水》。杜注以为逸诗，义取河水朝宗于海。则春秋之世，其诗犹存，今无之矣。新宫、《燕礼》：“升歌《鹿鸣》，下管《新宫》。”商汾水曰管，与笙类也，先皆有声而已，故《新宫》辞亦亡。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赋《新宫》，谓之赋，则有辞矣。后汉明帝亦取焉，必见其辞，故得之以播歌咏，盖未有有诗而无辞者。《周礼》祈年吹豳雅于管籥之类，必得有辞。采齐、古之人君，行以《肆夏》，步以《采齐》。汉制，宗庙乐入庙门奏《永至》，以为行步之节，犹古《采齐》、《肆夏》也。肆夏、《左传》：金奏《肆夏》之三，谓三章。《国语》云：一名《樊君》，出入奏。王夏、王出入奏《王夏》，亦金奏。三夏、《国语》云：《樊》、《遏》、《渠》谓之《三夏》，盖击钟而奏，此三曲为金奏，故诗亦亡。九夏、《周礼》：钟师之职奏《九夏》。王夏、王出入奏。肆夏、尸出入奏，亦名《樊》。昭夏、牲出入奏，一名《遏》。纳夏、一名《渠》。章夏、齐夏、族夏、祴夏、骜夏。皆金奏。郑康成谓：《九夏》皆诗篇名颂之类，今亡，是以颂不能具焉。(同上《逸诗辨》)

　　《论语》云：“素以为绚兮”、“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举《硕人》之诗，而“素以为绚兮”之句不存；阅《唐棣》之诗，而“偏其反而之语”不载，则诗之章句逸者多矣。如韩诗“雨无其极，伤我稼穑”，今亦不见于诗《雨无正》。篇无其辞，齐、鲁、韩诗并无《七月》篇。(同上《诸儒逸诗辨》)

　　《鱼丽》之后，亡其三，《南陔》、《白华》、《华黍》也；《南山有台》、《南有嘉鱼》之后亡其三，《由庚》、《崇丘》、《由仪》也。六篇之诗，同在一处，不应中间《南有嘉鱼》、《南山有台》二诗独能存也。案《仪礼·乡饮酒》及《燕礼》：“笙入于县音玄中，奏《南陔》、《白华》、《华黍》。”又曰：“闲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此六诗，皆主于笙奏之。商份曰：所谓亡其辞者，今《论语》亡字皆读为无字，谓此六诗以笙奏之，虽有其声，举无辞句，不若《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于歌奏之，歌人声也，故有辞尔，此歌与笙之异也。或曰：三歌上乃文武诗，下三笙诗乃成王诗，未可知。辨曰：古者有堂下堂上之乐，歌主人声，堂上乐也；笙镛以间，堂下乐也，谓之笙镛，乃间歌之声，皆有义而无其辞。束广微之补亡六诗，皮日休补《肆夏》，不知六亡诗乃笙诗，《肆夏》乃金奏，初无辞之可传也。(同上《亡诗六篇》)

　　歌诗：《鱼丽》闲、《南有嘉鱼》闲、《南山有台》闲，此三诗《乡饮酒礼》、《燕礼》皆用之。《乡饮酒礼》：“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燕礼》则“升歌《鹿鸣》”。已上六诗皆《小雅》。　　合乐诗：《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蘋》，已上皆《二南》，为合乐诗。夫子所谓“人而不为周南、召南者”以此。　　射乐：即乐节，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射，必先行乡饮酒礼。《驺虞》王、《狸首》侯、《采蘋》大夫、《采蘩》士，《周礼·乐师》：“凡射，王以《驺虞》，侯以《狸首》为节，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为节。”今《召南》诗中有《采蘩》、《采蘋》、《驺虞》三诗，而《狸首》独亡。已上三诗皆《召南》。　　笙诗：《乡饮酒》：“燕射用之。”又云：“升歌三终，笙入三终，间歌三终，合乐三终。”《南陔》笙、《由庚》间笙、《崇丘》间笙、《由仪》间笙，皆《小雅》逸诗，为六笙歌。　　管奏：管与笙一类，皆竹吹之，独《燕礼》“升歌取《鹿鸣》，下管《新宫》”。自春秋至后汉犹存，今亡，注见逸诗。　　金奏：《肆夏》、《三夏》、《王夏》、《九夏》。皆金奏，即颂诗之类，见逸诗。　　丝奏：《三百篇》中之诗，皆可被之弦歌，故琴中有《鹊巢操》、《驺虞》、《伐檀操》、《白驹操》，皆今诗文。又古人谓之雅琴、颂琴，古之雅颂，即今之琴操，琴古禁也。将以禁人之邪心，故以歌乎？诗如文中子归而援琴，鼓《荡荡之什》，乃知声至隋末犹存。　　房中之乐：《二南》诗用之为房中之乐，周有房中乐，汉有房中祠乐，唐山夫人作高祖乐，用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　　两君相见之乐：《左氏传》襄公四年：《文王》、《大明》、《绵》。　　辨曰：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卿、大夫、士赋诗道志者，凡诗雅杂取无择。至考其入乐，则自邶、鄘至豳，无一诗在数。或曰：《周礼篇章》“吹豳诗、豳雅、豳颂”，则豳疑于入乐矣。然听吹雅颂而无豳风，非今《七月》等语，此欧阳文忠公疑其别有豳诗，于今不存也。(同上《乐章图》)

　　司马迁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夫子取其可施于礼者三百篇。”孔颖达曰：“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夫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夫诗上自《商颂》祀成汤，下至《株林》刺陈灵公，上下千余年，而诗才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并得之于鲁太师，编而录之，非有意于删也。夫“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如斯等语亦不俚也，胡为而删之乎？《墙有茨》、《桑中》等语至俚，又胡为而不删之乎？则知删诗之说，与春秋始隐终获麟之事，皆汉儒倡之也。大抵得其乡声则存，不得其声则不存也。周之列国如滕、薛，如许、蔡，如邾、莒等国，夫岂无诗，但鲁人不识其音，则不得其详。季札聘鲁，鲁人以雅颂之外所得十五国风尽歌之。及观今三百篇，于季札所观与鲁人所存无加损也。若夫夫子有意删诗，则当环辙之时，必大搜而备索之，奚止十五国乎？然圣人不欲强备者何也，盖以天下情性美刺讽咏，亦不过是也。删诗之说，非夫子本意，汉儒孔安国倡之，文中子极笔载之，善乎邵康节诗曰“自从删后更无诗”，康节之诗非谓夫子果删诗也，盖谓天下情性，不出乎此，求之三百篇之中足矣，不必外有所求也。(同上《删诗辨》)

　　汉兴四家之诗，毛诗未有序，惟韩诗以序传于世，齐诗无序，鲁诗之序有无未可知。诗之序，大概与今序异。韩诗得序而益明，汉儒多宗之，如司马迁、扬雄、范晔之徒，皆以《二南》作于周衰之时，此韩学也。毛诗至卫宏为之序，郑玄为之注，而毛氏之学盛行，又非韩所敢望也。或者谓大序即《关雎》序作于子夏，王肃、郑玄、萧统皆云。小序作于毛公，此说非也。序有郑注而无郑笺，其不作于子夏明矣。毛公于诗第为之传，其不作序又明矣。又谓大序作于圣人，小序作于卫宏。谓小序作于卫宏是也，谓大序作于圣人非也。命篇大序盖出于当时采诗太史之所题，而题下之序，则卫宏从谢曼卿受师说而为之也。案《后汉·儒林传》云：“卫宏字敬仲，从谢曼卿学毛诗，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 盖尝谓诗之大序，非一世一人之所能为，采诗之官本其得于何地，审其出于何人，究其主于何事，且有实状，然后致之太师，上之国史，是以取发端之二字以命题。故谓大序，是当时采诗太史之所题。诗之下序，序所作为之意，其辞显者其序简，其辞隐者其序备，其善恶之微者序必明著其迹，而不可以言殚者则亦阙其目而已。故谓下序，是宏诵师说而为之。或者又曰：序之之辞委曲明白，非宏所能为。曰：使宏凿空为之，虽孔子亦不能；使宏诵师说为之，则虽宏有余矣。意者毛氏之诗，历代讲师之说，至宏而悉加诠次焉。今观宏之序，有专取诸书之文至数句者，有杂取诸家之说而辞不坚决者，有委曲宛转附经以成其义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其文全出于《乐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其文全出于《金縢》；“自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其文全出于《国语》；“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其文全出于公孙尼子。则诗序之作，实在于数书既传之后明矣，此所谓取诸书之文有至数句者此也。《关雎》之序，既曰“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意亦足矣，又曰“风，风也，风以动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又曰“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载驰》之诗，既曰“许穆夫人闵其宗国颠覆而作”，又曰“卫懿公为狄所灭”；《丝衣》之诗，既曰“绎宾尸矣”，又曰“灵星之尸也”，此盖众说并传，卫氏得有美辞美意并录而不忍弃之，此所谓杂诸家之说而辞不坚决者也。《驺虞》之诗，先言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文王之化，而后继之搜田，以时仁如驺虞，则王道成；《行苇》之诗，先言国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后继之以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养老乞言，此所谓委曲宛转，附经以成其义者此也。惟宏序作于东汉，故汉世文字未有引诗序者。惟黄初四年，有曹共公远君子近小人之语，盖魏后于汉，而宏之序至是而始行也。使其果知诗序出于卫宏，则风雅正变之说，《二南》分系之说，羔羊蟋蟀之说，或郁而不畅，或巧而不合，如《荡》以“荡荡上帝”发语，而曰“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召旻》以“旻天疾威”发语，而曰“闵天下无如召公之为臣”；《雨无正》乃大夫刺幽王也，而曰“众多如雨，非所以为正也”，牵合为文，而取讥于世，此不可不辨也。(同上《诗序辨·序作于卫宏》)

　　张华《博物志》云：“圣人制作谓之经，贤者著述谓之传。”孔、毛、左氏。郑氏注毛诗而曰笺，不解此意。孔颖达云：“笺，表也，识也，郑氏以毛诗悉备，遵畅厥旨，所以表明毛意，纪识其事，故特称笺。余注无所遵奉，故谓之注。”欧阳永叔深排郑学，以为多喜改字，永叔未深考耳。汉时，四诗并作，文字各有不同，虽三家不如毛诗之密，然不可谓无所长也。郑氏笺诗传，意有不同者，以己说易之；经文有不安者，以三家易之，证之他书则可知矣。“吉蠲为饎”，郑氏以“蠲”为“圭”，“吉圭为饎”则韩诗之言也；“素衣朱襮”，郑氏以“襮”为“绡”，“素衣朱绡”则齐诗之言也；“其畊泽泽”，郑氏以“泽”为“释”，“其畊释释”亦《尔雅》之言也；“舟人之子”，郑氏以“舟”为当作“周”，“周人之子”则朱育集字之言也；“艳妻扇方处”，郑氏以“艳”为“阎”，“阎妻扇方处”则汉杜钦之传之言也。当郑氏笺诗，三家俱存，故郑氏虽解释经文，不明言改字之由，亦以学者既习诗，则三家之诗不容不知也。后世三家既亡，学者惟见其改字，而不见诗学之所由异，此郑氏之所以获讥也。则郑于经不谓之注，而谓之笺，笺之为言，魏晋间所以致辞于皇太子诸王者也。郑尝以君师之礼待毛公，而不擅改圣人之经明矣。观其注《礼记》、《玉藻》、《杂记》，颠倒不伦之处，郑虽理之使条贯，亦不敢易其先后，姑于注下发明而已。则其改字不出臆见，愈可信矣。古诗云：“读书不到康成处，不敢高声论圣贤。”吾于郑氏诗笺见之矣。(同上《诗笺辨·笺中改毛诗字皆有据永叔未之知》)

　　《诗》三百篇，皆可歌可诵、可舞可弦。太师世传其业，以教国子，自成童至既冠，皆往习焉。诵之则习其文，歌之则识其声，舞之则见其容，弦之则寓其意。春秋以下，列国君臣朝聘燕享，赋诗见志，微寓规讽，鲜有不能答者，以《诗》之学素明也。后之弦歌与舞者皆废，直诵其文而已，且不能言其义，故论者多失诗之意。夫文章之体有二，有史传之文，有歌咏之文。史传之文，以实录为主，秋豪之善，不私假人。歌咏之文，扬其善而隐其恶，大其美而张其功，后世欲求歌咏之文太过，直以史视之，则非矣。《孝经》十八章，其及于《诗》者十；《中庸》、《孟子》所以善言《诗》者，以其无汉儒之说乱之也。盖尝论之善观《诗》者，当推诗外之意，如孔子、子思；善论《诗》者，当达诗中之理，如子贡、子夏；善学《诗》者，当取一二言为立身之本，如南容、子路；善引《诗》者，不必分别所作之人、所采之诗，如诸经所举之诗可也。“绵蛮黄鸟，止于丘隅”，《绵蛮》不过喻小臣之择卿大夫有仁者依之，夫子推而至于为人君止于仁，与国人交止于信；“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旱麓》不过喻恶人远去而民之喜得其所，子思推之上察乎天，下察乎地，观《诗》如此，尚何疑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淇澳》。而子贡能达之于贫富之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硕人》。而子夏能悟于礼，后之说论《诗》若此，尚何尤乎？南容三复，不过白圭；《抑》。子路终身所诵，不过“不忮不求”，《雄雉》。学《诗》至此，奚以多为？“维岳降神，生甫及申”，《崧高》。宣王诗也，夫子以为文武之德；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诗也，左氏以为孟明之功；《小宛》，幽之诗也，祭父以为文王；“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僖公诗也，孟子以为周公；“矢其文德，洽此四国”，《江汉》。记《礼》者以为天王之事；“明明天子，令闻不已”，《江汉》。记《礼》者同上，《孔子闲居》。以为三代之君，引《诗》若此，奚必分别所作之人、所采之诗乎？达是诗然后可以言《诗》也。不然，“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其为孑遗矣；“崧高维岳，峻极于天”，信其为极矣，必欲以实迹验之，则不可以言诗。善乎！孟子之言《诗》，可谓长于《诗》者。《诗》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从而释之曰：“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而已，未尝费辞而理自明。”故横渠有诗曰：“置心平易始知诗。” 杨中立见之曰：“知此诗者，可以读《三百篇》矣。”信哉言乎！(同上《读诗法》)

　　诗有美刺。美诗作于文武成康之世，歌咏太平而不显作者之名。而况刺诗当王室衰微，诸侯横恣，讥诃丑乱之迹，暴扬帷幄之私，则隐晦姓名，宜愈甚矣。是以作诗者不明著其人，亦不直指其事，惟《节南山》刺幽王也，则曰：“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巷伯》，寺人伤谗而作也，则曰：“寺人孟子，作为此诗。”《祈父》诗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烝民》诗曰：“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如此则明著其所作之人，其他诸诗有美刺者，不可以言语求，必将观其意可矣。故其讥刺是人也，不言其所为之恶，而言其爵位之尊，服饰之美，而民疾之，以见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是也。其颂美是人也，不言其所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华，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见其无愧也，“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后世惟孟子言齐王鼓乐田猎，深识此意。观其言曰：百姓闻王钟鼓管籥之音，车马羽毛之美，其讥之则曰：“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其美之则曰：“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田猎也？’”正得此意。孟子长于《诗》，故其言自与《诗》合。(同上《诗有美刺》)

　　《何彼秾矣》之诗，平王以后之诗也，注以为武王之诗，而谓平王为平正之王，齐侯为齐一之侯。案《春秋》庄公元年书，王姬归于齐，乃桓王女、平王孙，下嫁于齐襄公，故诗曰：“齐侯之子，平王之孙。”断无疑。《周颂》作于康王、成王之世，故称成王、成康，今毛、郑以颂皆成王时作，不应得称成王、康王，故于《昊天有成命》云“成王不敢康”为“成此王功，不自安逸”。《执竞》之“不显成康”，谓成大功而安之；“噫嘻之成王”，谓成是王事。惟以《召南》为文武之诗，故不得不以平王为平正之王；惟以《周颂》为成王时作，故不得不以成王为成此王功也。殊不知诗中此类甚多，《召南》中有康王以后之诗，有平王以后之诗，不特文武时也。《甘棠》、《行露》之美召公既没之后，在康王世也。《何彼秾矣》作于平王已后，亦犹是也，不必谓武王诗。《大雅》中《大明》之“维此文王”，《思齐》之“文王之母”，《皇矣》之“比于文王”，《灵台》之“王在灵沼”，《绵》之“文王蹶厥生”，皆后世诗人追咏之辞，何尝作于文王之世。《周颂》之美成王，亦犹是也，不必谓成王时作也。郑解经不能无失，孰有大于此者？故特举一二言之。(同上《毛郑之失》)

　　胡文定公曰：“邶、鄘以下多春秋诗。”而谓诗亡，然后《春秋》作，何也？《黍离》降而为国风，天子无复有雅，而王者之诗亡矣。春秋始，隐公适当诗亡之后，谓诗亡者，雅诗亡也。予谓不然，《春秋》作于获麟之时，乃哀公十四年矣。诗亡于陈灵公，乃孔子未生之前，故曰“诗亡，然后春秋作”，谓美刺之诗亡，而褒贬之书作矣，非有定义也。(同上《诗亡然后春秋作》)

　　陈君举曰：“春秋之衰以礼废，秦之亡以诗废。”尝观之诗，刑政之苛，赋役之重，天子诸侯朝廷之严，而后妃夫妇衽席之秘，圣人为诗而使天下匹夫匹妇之微，皆得以言其上，宜若启天下轻君之心。然亟谏而不悟，显戮而不戾，相与携持去之而不忍。是故汤武之兴，其民急而不敢去；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叛，盖其抑郁之气纾，而无聊之意不蓄也。呜呼！诗不敢作，天下之怨极矣，卒不能胜，共起而亡秦。秦亡而后快，于是始有匹夫匹妇存亡天下之权。呜呼！春秋之衰以礼废，秦之亡以诗废，吾固知公卿大夫之祸速而小，民之祸迟而大，而诗者正所以维持君臣之道，其功用深矣。(同上《秦以诗废而亡》)

　　横渠张先生曰：“置心平易始知诗。”余谓读六经之书皆然。如《书》曰：“刑故无小，宥过无大。”诸家解用十数句解不尽，曾见作者说曰： “刑故无刑小，宥过无宥大。”只添二字，而辞意明白，不用解经而理自明。《孟子》谓“民之秉彝”句，亦如此，见读诗法。(同上《解经不可牵强》)

　　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仲尼编诗为正乐也，以风、雅、颂之歌为燕享祭祀之乐。工歌《鹿鸣》之三，笙吹《南陔》之三，歌间《鱼丽》之三，笙间《崇邱》之三，此大合乐之道也。古者丝竹有谱无辞，所以六笙但存其名，序诗之人不知此理，谓之有其义而亡其辞。良由汉立齐、鲁、韩、毛四家博士，各以义言诗，遂使声歌之道日微。至后汉之末，诗三百仅能传《鹿鸣》、《驺虞》、《伐檀》、《文王》四篇之声而已；太和末，又失其三；至于晋室，《鹿鸣》一篇又无传。自《鹿鸣》不传，后世不复闻诗。然诗者，人心之乐也，不以世之兴衰而存亡，继风雅之作者乐府也。史家不明仲尼之意，弃乐府不收，乃取工伎之作以为志臣旧作，系声乐府，以集汉魏之辞，正为此也。今取篇目以为次，曰《乐府正声》者，所以明风雅；曰《祀享正声》者，所以明颂；又以琴操明丝竹，以遗声准逸诗，语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此仲尼所以正舞也。韶即文舞，武即武舞，古乐甚希，而文武二舞犹传于后世，良由有节而无辞，不为义说家所惑，故得全仲尼之意。……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枝叶繁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且百年之间，其患至此，千载之后，弊将若何？况禄利之路，必由科目；科目之设，必由乎文辞。《三百篇》之诗，尽在声歌，自置诗博士以来，学者不闻一篇之诗。(《通志总序》)

　　古之达礼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谓吉、凶、军、宾、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礼；古之达乐三：一曰风，二曰雅，三曰颂，所谓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乐。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自后夔以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古之诗，今之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诵其文而说其义，可乎？不幸腐儒之说起，齐、鲁、韩、毛四家各为序训，而以说相高。汉朝又立之学官，以义理相授，遂使声歌之音湮没无闻。然当汉之初，去三代未远，虽经主学者不识诗，而太乐氏以声歌肄业，往往仲尼《三百篇》，瞽史之徒例能歌也。奈义理之说既胜，则声歌之学日微。东汉之末，礼乐萧条，虽东观、石渠议论纷纭，无补于事。曹孟德平刘表得，汉雅乐郎杜夔。夔老矣，久不肄习，所得于《三百篇》者，惟《鹿鸣》、《驺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余声不传。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鸣》一篇。每正旦大会，太尉奉璧，群臣行礼，东厢雅乐常作者是也。古者歌《鹿鸣》必歌《四牡》、《皇皇者华》，三诗同节，故曰工歌《鹿鸣》之三，而用《南陔》、《白华》、《华黍》三笙以赞之，然后首尾相承，节奏有属。今得一诗，而如此用，可乎？应知古诗之声为可贵也。至晋室，《鹿鸣》一篇又无传矣。自《鹿鸣》一篇绝，后世不复闻诗矣。然诗者，人心之乐也，不以世之污隆而存亡，岂三代之时人有是心，心有是乐，三代之后人无是心，心无是乐乎？继三代之作者，乐府也，乐府之作宛同风雅，但其声散佚无所纪系，所以不得嗣续风雅而为流通也。按《三百篇》在成周之时亦无所纪系，有季札之贤而不别《国风》所在，有仲尼之圣而不知《雅》、《颂》之分。仲尼为此患故自卫返也，问于太师氏，然后取而正焉。列十五国风以明风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间，陈周、鲁、商三颂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华》、《华黍》、《崇丘》、《由庚》、《由仪》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诗而得声者，三百篇则系于风、雅、颂；得诗而不得声者，则置之谓之逸诗；如《河水》、《祈招》之类，无所系也。今乐府之行于世者，章句虽存，声乐无用，崔豹之徒以义说名，吴兢之徒以事解目，盖声失则义起，其与齐、鲁、韩、毛之言《诗》无以异也，乐府之道，或几乎息矣！……(同上卷四十九《乐府总序》)

　　古之诗曰歌行，后之诗曰古近二体。歌行主声，二体主文。诗为声也，不为文也。浩歌长啸，古人之深趣。今人既不尚啸，而又失其歌诗之旨，所以无乐事也。凡律其辞则谓之诗，声其诗则谓之歌，作诗未有不歌者也。诗者，乐章也，或形之歌咏，或散之律吕，各随所主而命。主于人之声者，则有行、有曲，散歌谓之行，入乐谓之曲。主于丝竹之音者，则有引、有操、有吟、有弄，各有调以主之。摄其音谓之调，总其调亦谓之曲。凡歌行，虽主人声，其中调者，皆可以被之丝竹。凡引、操、吟、弄，虽主丝竹，其有辞者皆可以形之歌咏。盖主于人者有声必有辞，主于丝竹者取音而已，不必有辞，其有辞者通可歌也。近世论歌行者，求名以义，强生分别，正犹汉儒不识风雅颂之声，而以义论诗也。且古有长歌行、短歌行者，谓其声歌之长短耳。崔豹、吴兢大儒也，皆谓人寿命之短长，当其时已有此说，今之人何独不然？呜呼！诗在于声，不在于义，犹今都邑有新声，巷陌竞歌之，岂为其辞义之美哉？直为其声新耳！礼失则求诸野，正为此也。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亦谓雅颂之声有别，然后可以正乐。又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亦谓关雎之声和平，闻之者能令人感发，而不失其度。若诵其文，习其理，能有哀乐之事乎？二体之作，失其诗矣。纵者谓之古，拘者谓之律，一言一句，穷极物情，工则工矣，将如乐何？乐府在汉初虽有其官，然采诗入乐自汉武始。武帝定郊祀，乃立乐府，采诗夜诵，则有赵代秦楚之讴，莫不以声为主。是时去三代未远，犹有雅颂之遗风。及后人泥于名义，是以失其传。故吴兢讥其不睹本章，便断题取义，赠利涉则述《公无渡河》，庆载诞乃引《乌生八九子》，赋雉子班者但美绣颈锦臆，歌天马者惟叙骄驰乱蹋。其间有如刘猛、李余辈，赋《出门行》不言离别，《将进酒》乃叙烈女事，用古题不用古义，知此意者盖鲜矣。然使得其声，则义之同异又不足道也。自永嘉之乱，礼乐日微日替。暨隋平陈，得其一二，则乐府之清商也。文帝听而善之曰：“此华夏正声也。”乃置清商府，博采旧章，以为乐之所本在此。自隋之后，复无正声。至唐，能合于管弦者，《明君》、《杨叛儿》、《骁壶》、《春歌》、《秋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夜》八曲而已，不几于亡乎？臣谨考摭古今，编系节奏，庶正声不坠于地矣。(同上《正声序论》)

　　右十二操，韩愈取十操，以为文王、周公、孔子、曾子、伯奇、犊牧子所作，则圣贤之事也，故取之。《水仙》、《怀陵》二操，皆伯牙所作，则工技之为也，故削之。呜呼！寻声徇迹，不识其所由者如此。九流之学皆有义，所述者无非圣贤之事，然而君子不取焉者为多。诬言饰事，以实其意，所贵乎儒者为能通今古，审是非，胸中了然异端邪说，无得而惑也。退之平日所以自待为如何？所以作十操以贻训后世者为如何？臣有以知其为邪说异端所袭，愚师瞽史所移也。琴操所言者何尝有是事。琴之始也，有声无辞，但善音之人，欲写其幽怀隐思，而无所凭依，故取古之人悲忧不遇之事，而以命操。或有其人而无其事，或有其事又非其人，或得古人之影响又从而滋蔓之。君子之所取者，但取其声而已，取其声之义，而非取其事之义。君子之于世多不遇，小人之于世多得志。故君子之于琴瑟，取其声而写所寓焉，岂尚于事辞哉？若以事辞为尚，则自有六经，圣人所说之言，而何取于工伎所志之事哉？琴工之为是说者，亦不敢凿空以厚诬于人，但借古人姓名而引其所寓耳。何独琴哉，百家九流，皆有如此，惟儒家开大道，纪实事，为天下后世所取正也。……(同上《琴操五十七曲》)

　　按今之乐，有《伊州》、《凉州》、《甘州》、《渭州》之类，皆西地也。又按隋炀帝所定九部夷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居》之类，皆西夷也。观诗之雅颂，亦自西周始，凡是清歌妙舞，未有不从西出者。八音之音，以金为主，五方之乐，惟西是承，虽曰人为，亦莫非禀五行之精气而然。(同上《都邑三十四曲》)

　　仲尼所以为乐者，在诗而已。汉儒不知声歌之所在，而以义理求诗，别撰乐诗以合乐。殊不知乐以诗为本，诗以雅颂为正，仲尼识雅颂之旨，然后取三百篇以正乐。乐为声也，不为义也。汉儒谓雅乐之声世在太乐，乐工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以臣所见，正不然。有声斯有义，与其达义不达声，无宁达声不达义。若为乐工者，不识铿锵鼓舞，但能言其义可乎？谭河安能止渴，画饼岂可充饥？无用之言，圣人所不取。或曰：郊祀，大事也，神事也；燕飨，常事也，人事也，旧乐章莫不先郊祀而后燕飨，今所采乐府，反以郊祀为后，何也？曰：积风而雅，积雅而颂，犹积小而大，积卑而高也。所积之序如此，史家编次失古意矣，安得不为之釐正乎！(同上《祀飨正声序论》)

　　臣谨按：古诗风雅皆无序，惟颂有序者，以风雅者所采之诗也，不得其始，兼所用之时，随其事宜，亦无定着。或于一篇之中，但取一二句以见意而已，不必序也。颂者系乎所作而独用之庙乐，不可用于郊天、柴望，不可用于讲武，所以蔡邕独断惟载颂序以为祀典，而风雅本无序也。自齐、鲁、韩、毛四家之说起，各为风雅之序。度其初意，只欲放颂诗之序而为之，其实不知风雅无用于序。有序，适足以惑颂声也。今观汉武十九章《郊祀歌》，即诗可见者则无序，非凭诗可见者必言所作之始，可谓得古颂诗之意矣。风雅之诗，皆不得其始，其间有得于《甘棠》之美召伯，《常棣》之思周公，岂无一二，以用之不系于其始，不必序也。乐府之诗，亦皆不得其始，其间有得于采桑之女子，渡河之狂夫，岂无一二，亦以用之不系于其始，不必序焉。观颂诗与郊祀之诗，皆言所作之始，风雅诗与乐府所采之诗，不言其始之作，则可以知汉人之迹，近于三代，故诗章相袭，自然相应如此。后之人则远矣。按《郊祀》十九章，皆因一时之盛事为可歌也，而作是诗，各有其名，然后随其所用，故其诗可采。魏晋则不然，但即事而歌，如夕牲之时则有《夕牲歌》，降神之时则有《降神歌》，既无伟绩之可陈，又无题命之可纪，故其诗不可得而采。如随庙立舞，酌献登歌，各逐时代，而匪流通，亦不可得而援也。惟梁武帝本周《九夏》之名，以作十二雅，庶可备编采之后。(同上《班固东都五诗》)

　　有宗庙之乐，有天地之乐，有君臣之乐。尊亲异制，不可以不分；幽明异位，不可以无别。按汉叔孙通始定庙乐，有降神、纳俎、登歌、荐裸等曲。武帝始定郊祀之乐，有十九章之歌。明帝始定黄门鼓吹之乐，天子所以宴群臣也。呜呼！风、雅、颂三者不同声，天地、宗庙、君臣三者不同礼，自汉之失，合雅而风，合颂而雅，其乐已失，而其礼犹存。至梁武十二曲成，则郊庙明堂三朝之礼，展转用之天地，宗庙君臣之事，同其事矣，此礼之所以亡也。虽曰本周《九夏》而为《十二雅》，然《九夏》自是乐奏，亦如《九渊》、《九茎》，可以播之丝竹，有谱无辞，而非雅颂之流也。(同上《梁武帝雅歌十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