嫦娥 青春世界广场舞:《谈谈墓地,生命与爱情》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7:05:40
       《圣经》上说,你来自泥土,又必将回归泥土。
所以灵魂就选择了大地,所以坟墓最本色的位置即在泥石草木间。
那是生者和逝人会晤、交谈的地方。那是一个退出时间的人最让她(他)的亲者牵挂的地方。
那儿安静、简易,茂盛的是草,是自己悄悄生长的东西。那儿没有人生,只有睡眠。
那么多素不相识的人聚在一起,却不吵闹,不冲突。不管从前是什么,现在他们是婴儿,上帝的婴儿。他们像婴儿一样相爱,守着天国的纪律……他们没有肉体,只有灵魂。没有体积,只有气息。
--致亡灵


一本书中提到,在巴黎一处公墓里,有位旅人发现了件不可思议的事:一座坟前竟有两块碑石,分别刻有妻子和情人的两段献辞。旅人暗想,一个多么幸运的家伙!
他尤其称赞了那位妻子,对她的慷慨深为感叹。
我也不禁为这墓地的美打动了,为两个女子和一个男人的故事。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可能不止一次地爱上别人,也不止一次地被他人所爱,但谁又如此幸运地被两个彼此宽容、互不妒恨的人所理解和怀念呢?
倘若少了墓地,人类会不会觉得孤独而凄凉?灵魂毕竟是缥缈的,墓地则提供了一块可让生者触摸到逝者的地方,它客观、实在,有空间感和可觅性,这一定程度上抵御了死亡的寒冷和残酷?或许,在敏感的生者眼里,墓园远非冷却之地,生者可赋予它一切,给它新的呼吸、脚步、体温和思想……在那儿,人们和曾经深爱的人准时相遇,互诉衷肠,消弥思念之苦。
有位友人,二十几岁就走了。周年祭,他的女友,将一首诗焚在墓前——
暮风撩起世事的尘埃,远去了/
这是你离去后思念剥落的第一个夜晚/
这是你吐血后盛开的第一朵君子兰/
永远别说你真的死了/
只要她还活着,你深爱的人还活着/
只要她每年的这时候都来看你/
她会用自己的时间来喂养你/
她的血管,她的皮肤/
你无处不在地活着/
活在她深夜的梦呓和醒来的孤寂里 /
永远别说你死了/
一具女人的躯体/
过去居住过你 /
如今,还居住着你

是生者的情感让墓地升起了炊烟?中国人的烧纸,大概因了烟雾和灵魂皆有“缭绕”之感、形似神合、可融汇交合的缘故罢。但东方人对墓地的态度,显然不及欧洲那样深沉、浪漫而有力。
愈是宗教意绪强烈的民族,愈热爱和重视墓地,甚至视若家园的一部分。
我凝视过一些欧洲乡村墓地的照片,美极了。花草葱茏,光照和煦,与周围屋舍看上去那么匹配,一点不刺眼、不突兀,一点没有歧视的痕迹……难怪有人说,在欧洲,甚至在都市,墓园亦是恋人约会的浪漫去处。
我有点不明白,为何东方常把最恶劣的环境、把生命不愿涉足的地方留给墓地,留给那些无法选择的人。在传统的东方语境中,坟冢常给人落下“阴风、凄雨、黄沙、蒿草、狰狞、厉鬼”的印象,令人不寒而栗、恐避不及。
或许是不同的生命美学,尤其宗教意识缺席的缘故吧,墓地在东方视野里总处于边缘位置,归于被冷落、遗弃和“打入另册”的角落,大有“生命不得入内”的禁区之嫌……所以,东方墓地便多了缕孤苦,少了份温情与眷顾,显得落落寡合、神情凄凉,给人以萧瑟之感。同时,东方人尤其中国人,对墓地的访问少得可怜,大多清明时才偶尔被催促,去拔拔草、烧烧纸——连这也多出于对鬼魂的忧惧,受习俗所驱。
而在西方,情形就完全相反了,墓地和教堂、公园一样被视作生活领地的一部分,处于生态圈的正常位置。在他们心中,生死之间好象并无太大的隔膜,从生活的间隙中去一趟墓地,无须太远的路程、太大的心理障碍和灵魂负重,无须特殊的理由和民俗约定……仪式上也简单、随意得多。
西人对于墓地,不仅仅是尊重,甚至是热爱,他们给生死分配了同样的席位,同样的“居住”定义。 总之,墓地在东方文化中,是阴郁、沉疴和苦难的形象,在西方生活里,则温美、敞亮、生动得多。前者用以供奉,畏大于敬。后者力图亲近,意在厮守。


墓地,应成为人类生态中的一抹重要风景。
应以对生的态度对它,应最大限度给其以爱意和活性。一块好的墓地,看上去应和“家”一样,是适于居住的地方:干净、朴素、祥和,阳光、雨水、草木皆充足,符合生命的审美设计。因为它是灵魂永远栖息的地方,是生者寄存情感和记忆的所在,也是人世离天堂最近的宿营地。
我一直觉得,有些特殊职业,诸如“护林员”“灯塔人”“守墓者”等,较之其它生命身份,它们更具宗教感,更易养成善良、正直和诚实的品格。而且也只有这种品性的人来司职,才是恰当的,才适应这些角色。因为其工作内容太安静了,和大自然结合太紧密了,一个生命长期浸润在那样的环境中,与森林、虫鸣、溪水、海浪、月光——厮守,彼此依偎,互吮互吸,其灵魂必然兼容天地灵气,大自然的禀性和美质便露珠一样依附其体,无形中,生命便匹配了某种宗教品格和童话美德……
所以,在俄罗斯、欧洲的古典文学里,总会频频闪现一些富有人格魅力的“护林员”“守墓人”形象。原因恐在此罢。
著名作家茨威格有篇散文——《世间最美的坟墓》,描述他在俄国看到的一幅感人情景:“我在俄国所见景物中再没有比托尔斯泰墓更宏伟、更感人的了……顺着一条小道,穿过林间空地和灌丛,便到了墓前。它只是个长方形的土堆而已,无人守护,无人管理,只有几株大树……”托翁墓只是一方普普通通的土丘,没有碑,没有十字架,连姓名都省略了。这是托翁本人的心愿,据他的外孙女讲,墓旁那几株大树,是托翁小时候和哥哥亲手种的,当时他们听保姆说,一个人亲手种树的地方会变成幸福的所在……晚年的托翁某天突然想起了这事,便升起了一个念头,他嘱咐家人,将来自己要安息于那些树下。
茨威格叹道:“这个比谁都感到名声之累的伟人,就象偶尔被发现的流浪汉、不为人知的士兵一般不留姓名地被埋葬了。谁都可进入他的墓地,围在四周稀疏的栅栏是从不关闭的——保护列夫·托尔斯泰得以安息的,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唯有人们的敬意……风儿在树木间飒飒响着,阳光在坟头嬉戏……成千上万来此的人,没有谁有勇气,哪怕仅仅从这幽静的的土丘上摘一朵花作纪念。”
对有人来说,墓地就是他的一具精神体态、一副灵魂表情。托翁墓便和他的著作一样,为世间添了一份壮阔的人文景观。这个一生梦想当农民的人终于有了一间自己的“茅舍”,他休憩在亲手种植的荫凉里。
那荫凉,将随着光阴的飘移而愈发盛大。
世上有些墓地,虽巍峨,却缺乏自然感和生命性,法老的金字塔、中国的帝王陵,凸起的都太夸张、太坚硬,硕大的体积,捆着一团空荡荡的腐气,太具物质的膨胀力,太具侵略性和彰显欲望。总之,有一种疏远尘世的味道,虽威风凛凛,却远离了人间体息和泥土亲情,一点不像生命栖息的地儿,反倒给人落下个印象:那人的的确确熄灭了。

从生命美学的角度讲,我欣赏西方那种婚礼和殡仪——教堂、钟声、十字架、鲜花、誓言、祈祷、神甫……因为它格调庄重、清素,情感深沉、诚实;因为它对死亡的体贴和亲吻,因为它仪式中包含的神圣向度与寂静元素……
想起了身边的一些追悼会——热热闹闹的一群“乌合”,若非特殊的场景暗示,单看与会者的神情,想必你连仪式的性质都弄不清。假惺惺的寒暄,提线木偶式的鞠躬,千篇一律的讲稿有几句肺腑?尤其那些一天不知要赶多少场子的领导,仓促贴在面皮上的“悲痛”象纸罩一样破绽百出、四下漏风,纯粹闹剧,整一个雇佣军和戏班子。黑压压的阵容中,你找不到内心应有的庄重和寂静,只有窃窃私语的骚动、事不关己的冷漠……你替那幅没有表情的遗像冤屈,为那些无知无助的家属悲愤:为什么不拒绝?为什么不把这些“例行公事”的大员、不相干的戏客和“好奇先生”“嚼舌太太”拒之门外?即使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也一定不要来。
“死”本身是一种矗立,和“生”一样披覆尊严,它需要访问和垂怜,但拒绝轻薄和廉价的施舍。你须仰望,须心存虔诚和敬意,你脚步要轻,灵魂要诚实,要以生命的名义献上一份寂静、一柱心香……因为那个人,那个与你一样有着头颅、梦想、悲欢、家眷和不尽情思的逝者,你们都是生命,都有着惊人相似的生命共性。假如你实在做不到,无法献出这么多,那唯一的选择即远离,远离别人的不幸,免去打扰人家。一个没有悲痛感的人,对悲剧采取缺席的态度,也算是良知了。
我一直以为,葬礼应有极强的私人纯洁性,其驱动应来自情谊和爱。它拒绝喧嚣,应使用宗教礼仪,应排斥官方语言和公务色彩。人来到这,应彻底是受了心灵的委托,受了真情的邀请。否则,既对不起生命,也侮辱了我们未来的死。
我常常觉得,一个人对死的态度即对生的态度。一个不尊重死亡的人,其品行必然是低劣的。一个拿葬礼作游戏的群体,其生存精神必然是轻浮的。


读过徐晓女士一篇惊心动魄的文字:《永远的五月》。
它是我十年来读到的最感人的来自当代人的祭文——
“深秋,我终于为丈夫选定了块墓地。陵园位于北京的西山,背面是满山黄栌,四周是苍松和翠柏……同去的五六个朋友都认为这地方不错,我说:‘那就定了吧。’……我知道这不符合他的心愿,生前他曾表示安葬在一棵树下。那应该是一棵国槐,朴素而安祥,低垂着树冠,春天开着一串串型不卓味不香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色小花。如果我的居室在一座四合院,我一定会种上一棵国槐,把他安葬在树下,浇水、剪枝,一年年地看着他长得高大粗壮起来,直到我老,直到我死……然而……我在心里说:郿英,对不起……”
周郿英,一个把生命献给精神探索和良知事业的民间知识分子,一个拥有诸多美德而令所有结识他的朋友都为之骄傲的人。在同病魔抗争了四年后,1994年5月5日去世,年仅48岁。
朋友们把他的葬礼办成了一个告别会。既俭朴又隆重,哀乐是美国影片《基督最后的诱惑》的主题曲《带着这样的爱》,野花、松叶和绿草盖满了他的全身。他最后一次和大家在一起,告别之后,他将独自远行……”
这是我所知道的当代最美和最诚实的葬礼了。它安静,幼小,纯洁得象个童话,象一盏乡村油灯,围拢着最好的朋友。它安静得象一页纸,一张课桌,刻着最简短的话,它被友情擦得那样光亮,不含一丝尘垢……
在物欲横流、一切正变得可疑的时代,有几人如此幸运?
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妻子!这样的爱和声声呼唤!
著名作家史铁生代表大家致了悼词——
“他的喜悦和忧愁从来牵系于人间的正义和自由,因而他的心魂并不由于一个身影的消逝而离我们遥远……郿英,所有你的朋友,都不会忘记你那简陋而温暖的小屋,因其狭小我们的膝盖碰着膝盖,因其博大,那儿连通着几乎整个世界。在世界各地你的朋友,都因失去你,心存一块难以弥补的空缺,又因你的精神永在,而感激命运慷慨的馈赠。郿英,你的亲人和我们在一起,你幼小的儿子将慢慢知道他的父亲,以你为骄傲并成为你的骄傲。郿英,愿你安息。”
1999年,我读到的书里,有一本是廖亦武编的《沉沦的圣殿——七十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在那里,第356页,我看到了周郿英的坟照,和史铁生撰写的墓铭全文。我久久凝注那块白色碑石,它安静极了,安静得正直、高尚、年轻,俨然一副脸庞……猛然一记震颤,我觉出那照片中草和树影在动,有风,身体里有一股疾风倏地掠过,从脊背到胸腔,比时间还快。接下来那个空荡荡的下午,我什么也不做,一直在想那位妻子和儿子,想那首女人的《永远的五月》……
“又是春天,又是樱花盛开的季节……我会献上一个用白色的玫瑰和紫色的勿忘我扎成的花圈,然后默默地告诉他:郿英,我们的儿子将慢慢地知道你,他会以你为骄傲并将成为你的骄傲。郿英,在天在地,我们互不相忘!”
在中国,在当代,她的美,她的庄严和深情,超过了诗,超过了一切友谊和爱情的神话。


所以对《永远的五月》如此钟情,还有一个私人情结:“树葬”。
这是我私下的一个命名。一个人死了,我以为最好的方式便是葬于自家宅院的一棵树下,连坟、碑也不要……我一直以为,对生命和大自然来说,美的一个重要准则即“节约”。落叶归根,人也应象那些褪去绿色的叶子一样,尽快睡入泥土才是,任何外在的复杂都是一种烦恼——物质的浪费和精神的累赘。
人一旦成了一棵树,“死”也就转为一种生长,一种生生不已的存在。死即不再是一种毁灭,不再是可怕的终止和虚无。同时,人树相邻,日夜厮守,春华秋实亦能抚慰亲人的思念之苦,至少从精神上,抚摸一棵树和拥抱一具躯体是没大区别的。
想想吧,那些寂静无眠的时刻,那些雨滴石阶的深夜,听一棵茂盛大树浑厚的呼吸声……或深秋的一个傍晚,在地上拾起一片叶子,细细凝视那些叶脉,就象注视一个人手臂上的血管,就像注视爱人的一根发丝……
记得少时和儿伴们讨论来生做什么,别人都争当各种动物,我却莫名地表示:假若有来世,就生为一棵树……喜欢树,大概因为树带给一个孩子的礼物实在太丰盛了吧,樱桃、桑葚、槐花、蜂巢、松仁……那时我就隐约觉得:树和人的关系是最近最亲的,树是生命最好的搭档。有一年在乡下,我见过一株奇树:一棵粗壮的古柏,至少几百年树龄罢,树身围成一弧,中间竟怀着一株年轻的杨槐……当地还流传着一个“柏男槐女”的故事,大意是一对夫妻如何生离死别又转世相聚。
正是因为这些树的情结,我对徐晓女士的那声“对不起”深存一份感动和敬意。这是一个懂得死、懂得浪漫和怜惜、懂得生命之美的人,她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安置亲人的方式,虽然当代生存资源不支持她那份“树葬”的愿望,但她把心痛亮出来了,有一天,她定会履践它、兑现它,或由他们的儿子去承续。
假如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也希望有人能这样对我,能以这样的方式收藏我……将我埋于一棵树下,最好为一棵梧桐。
不过我是有一份忐忑的,那就是我的爱人。虽然渴望能被她永远收藏,渴望自己的灵魂能伴之左右——让那棵树守着我们的家,渴望爱人能在寂静的夜晚常去看望、抚摸那棵树……但我同时更觉出了一份痛:假如那时我们仍不算老,这意味着她将从此一个人熬过剩下的漫漫岁月,那棵树的存在,将使她无法再平静地开启新生活……

这是否公平?是否真符合我灵魂的想法?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什么样的幸福对之才是一种真实的幸福?才使之不致委屈生命?
如果她做不到,或者我不希望她做到,那么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到出生我的那个家,变成故乡的一棵树,变成父母身边的一棵树。
某个日子,假如她偶尔来到树下,我希望能看见她从我身上取走一片叶子……朋友也这样。
我唯一能赠予他们的,也只有树叶了。我要对他们说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