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君

　　                                                                                                作者：黄宗羲
　　【原文】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1)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2)，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3)，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4)，非导源于小儒乎！ 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5)，而毅宗之语公主，亦曰：“若何为生我家(6)！”痛哉斯言！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乎！ 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注释】
　　(1)许由、务光：传说中的高士。唐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认为是对自己的侮辱，就隐居箕山中。商汤让天下于务光，务光负石投水而死。 (2)“汉高”句：《史记˙高祖本纪》载汉高祖刘邦登帝位后，曾对其父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其兄刘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 (3)伯夷、叔齐无稽之事：《史记˙伯夷列传》载他俩反对武王伐纣，天下归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 (4)废孟子不立：《孟子˙尽心下》中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话，明太祖朱元璋见而下诏废除祭祀孟子。 (5)“昔人”句：《南史˙王敬则传》载南朝宋顺帝刘准被逼出宫，曾发愿：“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 (6)“而毅宗”三句：毅宗，明崇祯帝，南明初谥思宗，后改毅宗，李自成军攻入北京后，他叹息公主不该生在帝王家，以剑砍长平公主，断左臂，然后自缢。
　　【译文】 人类社会开始之后，人都是自私的，也是自利的。社会上对公众有利的事却无人兴办它，对公众有害的事也无人去除掉它。有这样一个人出来，他不以自己一人的利益作为利益，却让天下人得到他的利益；不以自己一人的祸患作为祸患，却让天下人免受他的祸患。那个人的勤苦辛劳，必定是天下人的千万倍。拿出千万倍的勤苦辛劳，而自己却又不享受利益，这必然不是天下常人之情所愿意的。所以古时的君主，考虑后而不愿就位的，是许由、务光等人；就位而又离位的，是尧、舜等人；起先不愿就位而最终却未能离位的，是大禹了。难道说古代人有什么不同吗？喜好安逸，厌恶劳动，也像常人情况一样啊。 　　后代做人君的却不是这样了。他们认为天下的利害大权都出于自己，我将天下的利益都归于自己，将天下的祸患都归于别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让天下的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将自己的大私作为天下的公利。开始时对此还觉得惭愧，时间久了也就心安理得了，将天下看作是广大的产业，把它传给子孙，享受无穷。正如汉高祖所说的“我的产业所达到的成就，与二哥相比，究竟谁多呢？”他的追逐利益的心情，不知不觉已流露于言辞了。
　　这没有其他原因，古时将天下看成是主，将君主看作是客，凡是君主一世所经营的，都是为了天下人。现在将君主看作主，将天下看作是客，凡是天下没有一地能够得到安宁的，正是在于为君主啊。因而当他未得到天下时，使天下的人民肝脑涂地，使天下的子女离散，以增多自己一个人的产业，对此并不感到悲惨，还说：“我本来就是为子孙创业呀。”当他已得到天下后，就敲诈剥夺天下人的骨髓，离散天下人的子女，以供奉自己一人的荒淫享乐，把这视作理所当然，说：“这些都是我的产业的利息呀。”既然这样，作为天下最大的祸害，只是君主而已！当初假使没有君主，人们都能得到自己的东西，人们都能得到自己的利益。唉！难道设立君主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的吗？
　　古时候天下的人都爱戴他们的君主，把他比作父亲，拟作青天，实在是不算过分。如今天下的人都怨恨他们的君主，将他看成仇敌一样，称他为“独夫”，本来就是他应该得到的结果。但小儒死守旧义，认为君臣间的关系存在于天地之间，难以逃脱，甚至像夏桀、殷纣那样残暴，竟还说商汤、周武王不应杀他们，而编造流传伯夷、叔齐的无从查考之事，把千千万万老百姓的死，看成与老鼠的死没有什么两样。难道天地这样大，却在千千万万的百姓之中，只偏爱君主的一人一姓吗？所以说周武王是圣人啊，孟子的话，是圣人的言论啊。后代那些想要凭着他像父亲一般、像老天一般的空名，禁止别人窥测君位的君主，都感到孟子的话对自己不利，直到废除孟子配祀孔子的地位，这难道不是来源于小儒吗？
　　虽是这样，如果后代做君主的，果真能保住这产业，把它永远传下去，也不怪他将天下当作私有了。既然将它看作产业，旁人想得到产业的念头，有谁不像自己呢？于是用绳捆紧，用锁加固，但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并不能战胜天下要得到它的众多的人。远的不过几代，近的就在自身，他们血肉的崩溃，就应在子孙的身上了。过去南朝宋顺帝愿以后世世代代都不要投生到帝王家中，而明毅宗对公主所讲的话，也说：“你为什么要生在我家！”这话真可痛惜啊！回想他们祖上创业之时，志在占据天下的雄心，哪有不垂头沮丧的呢？因此明白作君主的职责，那么唐尧、虞舜的时代，人人都能推让君位，许由、务光也并非超尘绝俗的人；不明了作君的职责，那么就连市井之间，人人都想得到君位，许由、务光因而绝迹于后世而听不到了。虽然君主的职分难以明了，但用片刻的荒淫享乐，不值得换取无穷的悲哀，即使是愚蠢的人也能明白这一道理的。【意注】

《原君》是《明夷待访录》的第一篇，也是全书主旨所在，“原”，推原其本，“原君”意思就是推论为君之道。文章的主题是阐述君主的职责在于为天下人兴利、释害，批判君主以天下为私的种种罪恶。

既为“原君”，则须从本源上考察君主的产生，文章第一段就分析了这个问题。那么，君主是怎样产生的呢？文章首先确立了一个前提：“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也就是说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这并不是一个道德的判断，而是说每个人都有获取个人利益，求得生存的权利，这里表现出黄宗羲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但是，“人各自私”，“人各自利”，又是一盘散沙的局面，那么面对一些公共的事情，该如何处理呢？作者认为君主正是在此种情形下应运而生的：“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这里点出了两层意思：一是君主产生的原因是顺应时势，凭自己的辛劳赢得了大家的拥戴；二是君主天然的职责在于为天下人兴利除害。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职责，所以古时候做君主是很辛苦的，“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人都是好逸恶劳的，可是“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可见，做君主是要有一些牺牲精神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古人对于君主，有经过思量而不愿意就位的，有就了位而又放弃的，有起初不肯就位可到底推辞不掉的。这是古人对于君位的态度，为下面叙述后世之君做了铺垫。

那么“后之为人君者”怎样呢？由于掌握了“天下利害之权”，所以不再“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代之以“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也不再是“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代之以“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这样君主完全丧失了自己天然的职责，“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并且把天下当做财产留给自己的子孙，以一己一家之私，剥夺了天下人的生存权利，使他们“不敢自私，不敢自利”。汉高祖刘邦所夸耀的“某业所就，孰与仲多”正是“后之为君者”对待君位态度的鲜明写照。

通过“古人之君”与“后之为人君者”的对比，作者得出结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关键就在于“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主所终生筹划办理的一切，都是为了普天下人；而后世的君主则“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结果使得天下因为君主的原因出现种种不安宁。接着作者从“未得天下”和“既得天下”两个方面阐述了君主以己为主，侵扰天下的罪恶。在没有得到天下的时候，为了君主个人的产业，“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丝毫不感到内疚，反而拿“为子孙创业”来掩饰自己的罪恶。在得到天下之后，为了自己的享乐，仍然是“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甚至视其为自己产业的利息，是自己应得的。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然而，在君主专制的思想体系中，这一切被视为理所当然，毋庸置疑。于是殿堂上称扬的是皇帝的宽厚仁慈，史书上歌颂的是君主的丰功伟绩，乡野中流传的是帝王的风流韵事，在专制思想的毒害下，很少有人发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质问，也很少有人去关注帝王登基路上的累累白骨。黄宗羲拨开了笼罩在帝王头上的光环，发现了后世君主的贪婪和罪恶，直斥“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是一句振聋发聩的呐喊，也是对帝王专制的大胆揭露，在他所处的政治环境中，能够发出这样的斥责是难能可贵的。到这里，作者的情绪随着对比和揭露逐渐高涨起来，在痛斥君主为“天下之大害”后，作者发出了哀叹：“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联系上面一句作者的假设，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的潜台词是：如果设立君主要以干扰百姓的正常生活为代价，那这样的君主不如不要。这里他表现出一种废除君主专制的思想倾向。

如果说上面的部分主要是痛陈君主的罪恶的话，那么下面一段则是对粉饰君主的小儒们的痛斥。作者仍然以古今对比开始，指出君主有怎样的作为，就会从百姓那里获得怎样的对待。“古人之君”为天下兴利除害，那么百姓就会“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后之为人君者”以天下为个人私产，荼毒天下百姓，那么百姓就会“怨恶其君，视之如寇雠，名之为独夫”。从人情来讲，这都是很正常的态度；但是从封建的纲常来看，却是大逆不道的，自然也是为小儒们所不容的。他们墨守忠君的腐朽观念，无视百姓们“崩溃之血肉”，口口声称“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不容毁弃的，并以此否定商汤、周武王伐桀、纣的行为。黄宗羲对此表明了愤懑和鄙弃的态度，从“小儒”“规规焉”“犹”“妄传”“曾”等几个字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出来。基于此，作者大声疾呼：“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实际上，作者批判的矛头不仅指向浅陋的小儒们，更把矛头指向了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封建纲常观念，这就表现出明显的反抗和批判精神。接下来，作者指出小儒们那些愚忠的观点实际上也迎合了君主的需要，因为他们可以借用这些空名防止他人伺机夺取君位，所以虽然在作者看来，讨伐商纣的武王是位圣人，孟子肯定武王伐纣的言论也是圣人的言论，但因为这些言论不利于君主的统治，孟子这位儒家圣人在孔庙中的配享地位一度遭到了毁弃，这实际上都是导源于小儒们的浅陋和愚昧。

                                                                                                            *内容摘自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