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道德模范颁奖晚会:李永忠：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致苏联最后溃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10:14:51
苏联“议行监合一”的政治权力结构和等级授职制的选人用人体制，是导致这一悲剧出现的两大根本性原因。高度集权的畸形权力结构，是苏联的先天不足：“用等级授职来代替普选制”，是苏联的后天不良。于是，“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使其虽有刚性却非常脆弱；缺少普选的权力来源，使其便捷听话却不大合法。这两大弊端未能通过积极稳妥的政治体制改革试点来进行解决。于是，执政74年的苏共解散、苏联解体
2011年12月18日，俄罗斯数万民众在莫斯科示威抗议，对所谓选举舞弊和俄罗斯总理普京表示抗议，这是苏联解体以来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反政府运动。
1991年12月25日，飘扬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上空69年的镰刀锤子旗缓缓降下，曾经的世界超级大国苏联成为历史名词。这个诞生于危难之时的政权，能在二战中打败强大的轴心国同盟，第一个把人类送上太空，却在一夜之间倒下。没有人组织游行反对，人民静悄悄地送别了这个政权。曾经的超级大国为何落到这样一个境地？这个解体过程中有哪些特别值得我们反思的细节？本报就此专访了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教授。李永忠认为，苏联“议行监合一”的政治权力结构和等级授职制的选人用人体制，是导致这一悲剧出现的两大根本性原因。高度集权的畸形权力结构，是苏联的先天不足：“用等级授职来代替普选制”，是苏联的后天不良。于是，“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使其虽有刚性却非常脆弱；缺少普选的权力来源，使其便捷听话却不大合法。这两大弊端未能通过积极稳妥的政治体制改革试点来进行解决。于是，执政74年的苏共解散、苏联解体。
权力结构落后是解体根本原因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认为苏联的政治权力结构不是我们常说的“议行合一”，而是“议行监合一”，是一种单边性的权力结构。那么这种权力结构有什么特点呢？
李永忠：苏联政治结构所谓的议行监合一，是把立法、行政、监督三种不同的权力合为一体。它虽然来源于1871年72天的巴黎公社战时状态下的“议行合一”的权力结构，但斯大林后来又坚持把监督权也放进中央委员会，形成“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大致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是权力过为集中。它把决策、执行、监督合在一起，就势必造成权力集中在一个机关———党委。权力层层集中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加速度。就是越往执政的后期，权力集中的程度就越严重。最高领导人掌权的时间越长，权力集中到他手中的程度越高。如此权力就会完全集中于个人，最后成为绝对权力。绝对权力垄断最后导致溃败。甚至到了戈尔巴乔夫搞政治改革的时候，也是继续这条道路。他解散大量的机构，实行超级总统制。总统集议行监三权一体，凌驾于所有机构之上，成为超级总统。他本想通过集中权力搞改革，但却走到老路上来了。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倾向于腐败。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导致了苏联最后的溃败。
南都：为什么在苏联长达近70年的时间里一直维持这样一种简陋的政体？
李永忠：首先是战时状态对权力结构的客观需要，苏联建国初的战时状态需要权力的高度集中。这是一种客观的需要。战争状态你要讲民主，一般很难对付讲集权的力量。第二点是，苏联的后发赶超战略的必然要求，苏联制定的赶超战略很大程度上把赶上发达国家类比为军事竞争，又需要集中权力。第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主观要求。集权的结构，使苏联获得了辉煌的经济上的成功。无论在科技方面，还是在重工业方面，都可以和美国接近，某些方面还超过了美国。但同时，集中力量办大事，也会办蠢事，办错事，甚至办坏事，肃反，大清洗都是典型的例子，解散苏共，解体苏联，是最确凿的证明。最后一个关键原因，最高领导人的个人需求。掌握权力，就会有瘾，就像喝酒、抽烟、吸毒一样。权力集中在个人手上，就会有很多的乐趣。久而久之，就会有瘾，就舍不得再变更它了。而且喜欢权力越集中越好。权力本身在我看来有三性。第一是独占性；第二是扩张性；第三是排他性。谁掌握权力，权力自带就有三性。
南都：是否可以说这种权力结构是牺牲人的自由和发展而一味追求“物”的现代化模式，而这种模式最终运行失灵。
李永忠：可以这样说。苏联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也不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失败。而是苏联采用的极其封建落后的权力结构的失败。这种权力结构无法与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相适应，所以说，它成了生产力发展的一个严重的桎梏。同时，这种权力产生的两极分化的严重性，也使它成为老百姓绝对不愿意再忍受的一种权力结构。因此它的解体，它的剧变，共产党人不惋惜它，几乎没有共产党人上街游行，抗议苏联解体。因为这种落后封建的权力结构运行的成本高昂，要牺牲大量的人的自由。久而久之就缺乏创造力，故而生产力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很难发展。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它用牺牲人的自由，来保障物的发展，物的现代化，而不是人的自由发展的现代化。也失掉了人们对政权，对权力结构的信心和信念。
体制弊病使“新思维”无力回天
南都：苏共的最后几个领导人中，戈尔巴乔夫是最有改革意愿的一个。但他的改革最终失败，你认为他改革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李永忠：戈尔巴乔夫在我看来，是苏联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和等级授权授职制这样的权力结构在运行了近70年后，所能够选出的最优秀，最有能力的领导人了，虽然他的能力远远比不上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但是苏联积重难返、大势已去，他已经应对不了。首先，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先天不足。战时体制下的权力结构其基因是不好的，这种权力结构就是这样一个周期。第二，后天不幸。马克思本来有句名言，等级授职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精神的。但是苏联多年执政时期里都仍然采取等级授职制来代替普选，因此他们根本性违背公社精神。而这种等级授职制的逻辑类似武大郎开店，层层任免，层层矮化。勃列日涅夫18年维稳，积重难返。到了戈尔巴乔夫已经没有时间和空间来实施改革了，已经无力回天了。第三点是缺乏改革共识。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感觉到改革是必须的，但是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大家不管泰坦尼克号沉不沉，你改什么呢？船沉只是没有救命工具的人倒霉，他们这些有了救生工具的人照样可以富起来，照样可以保证不会低于以前的待遇。当时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谁会关心改革呢？改革还会丢掉现有的东西。改革还会让分赃出现危险。所以谁都不同意改。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不了共识。
南都：苏东剧变的时候，执政几十年的共产党在选举中纷纷败北，相当一部分的学者认为，失败就在于共产党选举能力很低下，如果当时苏共集中力量搞选举就垮不了，你怎么看？
李永忠：这个问题苏共内部也有反思，久加诺夫，雷日科夫就认为是戈尔巴乔夫的搞选举搞坏了苏联。其实他们并没有看到深层次的问题。是权力结构搞坏了。这种权力结构，一不能容纳快速发展的生产力；二不能再容纳更优秀的人才放到更重要的岗位上去；三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党群关系严重疏远。现在没有一个独裁专制的政府还能长期在比较高水平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情况下继续执政。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权力结构可以短时间超速发展，但是不能持久保持。不选也完蛋，选也完蛋。还有需要指出，第一，即便苏共集中力量搞选举，它也未必能赢得选战。第二，即便苏共选战胜利了，它也必须改变权力结构才能长期执政。今年是苏联解体20年。他们现在的领导人比过去的领导人要年轻得多，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在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里，老共产党员没有一个能在大选中获胜的。即或参加选举，也要表态自己绝不走回头路。
南都：今年出现了阿拉伯那些偶然事件，导致一系列政权倒台。有点像20年前的苏东剧变。是否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权，很容易就因为一个偶然事件，而发生政权更迭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李永忠：在中国有句俗话，“钱聚人散，钱散人聚”。一个老财主，如果他把钱仅仅攥在自己手里，他不分给给他做文书的、打工的、记账的，那么对不起，钱是归他了，人心散了。他把钱散了，人心就能够聚了。换一个字，权力也这样。如果权力不分解，过分集中，人就会散。如果权力分解了，人就会聚。所以权力分解，既有利于制衡，同时也有利于民主的发展。无论是阿拉伯也好，还是苏东剧变也好，它都是一种集权体制在某个点上的偶然性事件造成的连锁反应。它是哪根链条断，不清楚，但一断了，类似的链条就都会断。它在什么地方断，什么时间点上断，是偶然的，但是呢，只要一断，这个倒掉的多米诺骨牌就是压倒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骆驼不是因为这一根稻草压垮的，它这个权力结构早就不堪重负了。
缺乏共识的改革失败贻害至今
南都：苏联末期有很多现象值得反思，比如叶利钦在1987年苏共中央全会上突然发难向苏共中央要权力地位。被拒绝之后，叶利钦反而在民众那里得到拥护，认为他是受了迫害，是英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李永忠：其实叶利钦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人。但是，有这样几个值得注意的数据，一个是，苏联解体前，苏联社科院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85%的人认为苏共代表官僚代表机关干部，而不代表工人农民。第二个是当时苏联的《真理报》为了加强主流媒体的主流地位和主流引导作用，依靠公费订阅发行上千万，但是没有什么人知道《真理报》当天新闻是什么。第三个数据，在苏联解体前，有420万党员退党。我以为，以叶利钦这样的人物，他会明白苏共大势已去。所以当他公开要权要地位要不到的时候，他就走极端，开始扮演一种反潮流的英雄的角色。苏共的大势已去了，只需要反潮流，就能获得民众的拥护。在苏联的老底都被揭出来的情况下，他成为最先揭老底的反潮流的英雄。这就是所谓塔西佗陷阱。当某一政权失掉民心的时候，失去公信力的时候，政权所制定的政策，无论好还是不好，都会得罪人。所公布的信息，无论是真，无论是假，都已经没有人信。所任命的干部，无论是廉洁的，还是贪腐的，都会有人骂。叶利钦早就看到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已经进入了塔西佗陷阱。最后一根稻草已经足以把骆驼压垮甚至压死的情况下，他开始反潮流了。所以说，在当时被称为英雄行为。
南都：你提到退党，还有个现象，苏联末期工人农民和拿退休金的人退党比例远远高过官僚群体，而苏联解体的普通人损失最大，官僚阶层收益最大。
李永忠：这可以借用元代张养浩的一句元曲，“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样一个权力结构是一个专制政体，无论他们兴亡，最苦的都是处于权力的最底端的老百姓。他们无法看到将来的发展趋势，只能凭感觉，讨厌这个政权，我讨厌这个政党。普通的农庄农民他要退党，他觉得这个党没给我带来任何利益，还要挨骂，我何苦要背这个骂名呢。因此他们退党。但是呢，能够从这个党捞到好处的人，只要这个党的血和肉还没有分完，他不会轻易离开的。就像在非洲我们常看见的秃鹫，不把尸体上的肉吃完它绝对不会离开的，最后只剩白骨一堆，蚂蚁来吞噬骨头的时候它才会走的。所以你才会发现，退党的都是那些权力最底层的人，真的是在权力中高层的人，他一般不会去退党的。当然也包括一些决心和这个党一起共存亡的有信念的人，他也不会退党。经过长期执政，有信念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因此呢，通过苏联退党的人可以看得很清楚，有利益的不会退党，有信仰的人也不会退党。那种没有利益，怕挨骂名，或者是有的感觉到有危险，才会退党。
南都：似乎是这样一种趋势，改革成了分家，分家成了分赃，当时苏联就无法避免这种趋势吗？
李永忠：我个人认为，当时苏联的既得利益势力他们希望出现剧变。只有亡党亡国才能使他们的分赃分家合法化，不然的话，这些东西就不能合法。垮了，上一个朝代分的赃，是没有办法用本朝代的法律，用现有的俄罗斯的法律去清算的。而弱势群体呢，以为通过这种剧变能够改善、改变自己的不利地位，但没想到，他们那些想法却被人利用了。而戈尔巴乔夫想改革，却大势已去，无法逆转。他后来明白这一点了，当他宣布建议苏共解散的时候，没人抗议，没人反对，没人上街。所以说，他实际上还有1500多万党员啊，这说明大势已去，不可逆转。
南都：你提到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非但没有改掉“议行监合一”的政治体制，反而将这种体制改造成超级总统制，后来叶利钦、普京都继承了这套体制，甚至于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也继承了这套体制，又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苏联之前的问题，这是否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一个直接结果？
李永忠：戈尔巴乔夫找不到改革动力的时候，想到用公开性和透明、民主来改革旧体制和旧的权力结构，但他却落入了高度集权的窠臼。当然这也是一个规律了，对于一个专制的体制，通常来说，很难用民主的体制来改革它。通常只能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去摧毁他。这种落入窠臼既是三权合一，权力结构的悲哀，也是用等级授职制长期代替普选制的悲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必须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想用民主的力量来摧毁专制的统治，通常是不容易的。戈尔巴乔夫采取的超级总统制，一看就非常可笑。你的理念是要讲公开是要讲民主，但是你在权力的最高形式上你又必须采用超级总统。你把苏维埃立法机关的权力都给压倒了，就总统身边的几个人来作决策，来做监督。看起来能收一时之效，但是和改革目标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这种超级总统制，戈尔巴乔夫有了萌芽，叶利钦完全继承并发展。到现在普京、纳扎尔巴耶夫还继续行使，问题还在继续出现。这就是他们改革的悲哀。
□南都评论记者李靖云 实习生李宇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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