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红字的发票怎么做账:为何解放战争时国军中将高树勋起义被国民党宣扬

本文摘自《党史文汇》2010年07期 作者：郭春霞 原题为：民主建国军“叛乱”事件始末

民主建国军的由来

1945年10月24日至11月2日，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在邯郸地区歼灭沿平汉铁路北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第三十军、第四十军大部，共三万余人。在这次邯郸战役中，经过我党的积极争取和不懈努力，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审时度势，在邯郸率领新八军和河北民军一万多人火线起义。这一起义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当时不但给了国民党以沉重打击，也对其他国民党军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高树勋率部起义后，首先面临着的就是改编问题。11月4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因为汪精卫曾用过和平建国军名义，故高部应改用人民建国军或民主建国军或其他名称或仍用新八军旧名均可。请与高树勋商量酌定，高宣言宜早发表。”

经过刘、邓与高树勋等起义人员研究，认为毛泽东起的名字很好，决定将起义部队改称“民主建国军”。同时，遵照毛泽东的意见，高树勋与其他起义将领最终以通电的形式向全国发表了起义宣言。

看到高树勋的起义通电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高树勋专门发来了贺电。太行、太岳、晋绥、冀鲁豫、冀南以及山东等军区也都纷纷发来贺电，对高树勋部起义表示欢迎和祝贺。

1945年11月10日，民主建国军成立大会在太行山麓的武安县伯延镇隆重举行。参加大会的军民有两万多人。会议宣读了中央军委命令，任命高树勋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王定南为总政治部主任、范龙章为第一军军长、乔明礼为第二军军长。命令宣读完毕后，高树勋亲自率领全军将士宣誓就职。大会结束后，群众表演了高跷、旱船、秧歌等节目助兴。晋冀鲁豫军区文工团也到民主建国军驻地演出了《白毛女》《血泪仇》《兄妹开荒》等节目，起义官兵深受教育，他们真正感受到了回到亲人怀抱后的幸福，庆贺自己的新生。

高树勋也沉浸在无比兴奋之中，当天他就郑重地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请求。1945年11月13日，由邓小平、薄一波介绍，经中共中央批准，高树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所谓的民主建国军“叛乱”

民主建国军成立后，随即进行了严格的整训。为了把民主建国军建设成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晋冀鲁豫军区派去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到军中帮助建立政治工作系统，开展了民主运动，组织了赴延安参观团，成立了建国学校和干训团，培养了大批骨干，部队在逐步向人民军队转变。但是，由于这支部队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最早的一支起义部队，我党派往改编的干部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再加上一些干部政策水平较低，没有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去真诚团结，耐心教育，帮助提高起义人员的思想水平，以使大家逐渐接受共产党的主张，而是采取“左”的关门主义态度，争取下级排斥上级，鼓动士兵反对军官。所以，他们与起义军官的关系闹得极不融洽。加上一些政工人员品质不好，弄虚作假以邀功请赏，渐渐把事情推向了极端，结果导致了所谓“叛乱”事件的发生。

事情发生在1946年底，当时因为部队供给困难，允许部队搞一些长途贩运，主要经营布匹及日用品。一名保卫干部在集市上看见民主建国军的一位连长向一个商人举三个指头，就说他是向特务发暗号，就把他拘捕了。后严刑逼供，屈打成招，供出了一批“通敌”人员，其中涉及到民主建国军一些营、团干部和更高层的领导。刚开始时涉及的人不多，范围不大，这些人被陆续送到设在潞城的神泉村训练班审讯，随着逼供的规模越来越大，有的人在严刑下开始胡说，又供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高，搅得民主建国军内谣言四起，官兵人心惶惶。凑巧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民主建国军总部王庄驻地，确有国民党来人策反，而且是高树勋原来的马师长从西安派人带信给他，让他“弃暗投明”。高树勋将信送给军区首长，然后把送信人看守起来。没想到，此人半夜逃跑了。因此，有人怀疑是高树勋有意把送信人放跑的。接着，军区个别领导指定当时给高树勋当副司令的邢肇棠，每天跟着高树勋，进行监视。后来，随着国民党加紧策反活动，气氛越来越紧张。在复杂局面之下，军区一个负责同志下了结论说：“郝鹏举(徐州警备司令，先起义又叛变)叛变了，我们对高树勋要先下手为强，打主动仗。”

1947年6月14日清晨，民主建国军总部各部、处正在按照政治学习计划，学习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总司令高树勋的住宅方向忽然响起枪声，原来是政工人员带领一个团去抓高树勋。当时大家都很紧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时，高树勋正在院子里散步，思考：中央军委要晋冀鲁豫军区部队把大别山作为突击方向，他已把主要精神传达到民主建国军各部队。广大官兵也摩拳擦掌，积极备战，准备在刘、邓首长指挥下，南下参战一显身手。高树勋正反复考虑部队南下中的一些问题，突然听得外面响起“噼噼啪啪”的枪声。民主建国军警卫团因不了解情况，与前来抓高树勋的部队发生了枪战。几分钟后，警卫团听到民主建国军政治部领导喊话，便停止了射击。抓人的部队直奔高树勋的住宅而来。

高树勋听到枪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赶紧从院子里跑到会客室去打电话，摇了半天没声音，知道电话线已被切断。院子里的卫队听到了外面的喊声，都掏出枪来，准备还击，高树勋命令：“不许开枪，谁也不许开枪！”卫队这才把枪都放了下来。

枪声离得如此近，高树勋的女儿高继芳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吓呆了，坐在炕上一动不动，几乎哭出来。这时高树勋进来叫她蹲下，怕射进来的子弹打着女儿。高继芳刚蹲下，一群八路军战士端着枪冲进了院子，命令高树勋和夫人到后院去。高树勋回到后院屋里，不放心女儿，对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说：“我的女儿高继芳在前院屋里蹲着，让她也进来吧。”

那个干部迟疑了一下，让一个战士叫人。战士来到前院把高继芳带到会客室。这时会客室门口站着荷枪实弹的战士。里面，高树勋和夫人各坐在一把椅子上。高继芳看看父母，一声没响，找了一把椅子也坐下。就这样，三个人默默无语地从早晨7点多一直坐到晚上六七点钟。在这期间，高树勋向站岗的战士要信纸、信封，说要写信。不一会儿，一个干部送来了纸和笔。高树勋一会儿写了几封信，信的内容大体相同，是写给上级领导人和政治部主任张力之的。每封信上都写有“我海枯石烂心不变，要革命到底”的字样。这样，他一会儿一封，也不知到底写了多少封，每写好一封就扔到门口地下。过了一会儿，这些信被战士送走了。

约到晚上6时，政治部主任张力之的爱人石磊来了，她说张力之病了，不能来。问过话后，知道他们还没有吃饭，于是她通知厨房做饭。吃过饭，高树勋的女儿高继芳提出要回学校，石磊马上同意，找了一辆木轮车把她送回了学校。

次日，高树勋夫妇被押到军区驻地，继续审查。抓捕高树勋的政工人员在给军区的报告中夸大其词：“经战斗，解除了高树勋的武装。”

晋冀鲁豫军区很快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回电说：高树勋邯郸起义有功，必须保证他的人身安全。这样，总算把高树勋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保了下来。

这期间，尤其荒唐的是，曾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国民党军队，策动高树勋部起义的共产党员王定南，也被突然扣押起来，五花大绑地被送到神泉训练班，逼他承认“参与高树勋暴动”。王定南坚决不承认，审问人员说他不老实，将他吊打、背铐56天。王定南一口咬定没有此事，还高声说：“我要向党中央申诉！”因为他态度“顽固”，便一直被关押，直到1953年才从北京监狱中放出来。

这个案子风声很大，迅速传遍了各解放区，大家称之为“六一四”事件。国民党趁机借这个事件大肆宣传，说什么“这就是叛变的下场”。

召开纪念大会为民主建国军平反

“六一四”事件之所以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

当时，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失败后，改为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先后侵占延安等地，表面上一时得手。在华中起义的郝鹏举部叛变，再次投靠了国民党，旋被新四军消灭。报纸虽发表过《旧军队必须脱胎换骨》的社论，向民主建国军敲起了警钟，但民主建国军政治工作负责人的极“左”关门主义，逼供得出的假口供，以及部队中出现的某些偶然现象，一旦与“叛乱”联系起来，互相“印证”，就无法在短时间弄明白事实真相，使改造旧军队的工作陷入迷魂阵。另外，此时正值晋冀鲁豫主力部队集中，准备渡黄河南进。假情报说，高树勋部正是打算利用晋冀鲁豫根据地腹地空虚的机会发动叛乱。从当时的形势看，对一些人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是必要的，但不分青红皂白，把近千名排以上干部关押审讯，并搞逼供，显然是错误的。

在神泉训练班里，审问人员让有关人员学习他们编写的《抢救失足者手册》，强迫他们承认参加了高树勋组织的叛变，采取吊打、诱供等恶劣手段，搞了很多假口供，冤枉了很多人。

过了几个月，晋冀鲁豫军区重新派了一些人对民主建国军“叛乱”事件进行调查，结果不了了之。半年多后，高树勋终于解脱，开始参加工作。所幸的是，邯郸起义的第二号人物、民主建国军第二军军长乔明礼(原河北民军总指挥)幸免，原因是他的第二军在河北民军时期就与八路军联系密切，起义后部队改造得也较好，因此在“六一四”事件中没有涉及。

高树勋虽然在这次事件中得以解脱，建国以后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并长期担任河北省副省长职务。但对民主建国军的这一所谓“叛乱”事件，历史却始终没有定论。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拨乱反正，民主建国军的问题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1983年，在高树勋率部起义38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决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召开纪念大会，以这种方式给予平反。当年曾经参加处理民主建国军问题的薄一波，专门给大会发来了贺信，全文如下：

对召开这次具重要意义的纪念会，我不能前来参加，深表歉意。

在国民党反动派试图派兵北上，侵吞抗战果实，向我华北解放区进行挑战的时刻，高树勋将军于1945年10月30日率所部新八军起义，口号是要民主、要和平，为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给国民党部队指出了一条出路，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倡议下，开展了学习高树勋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

由高树勋将军率领组建的民主建国军，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立下了卓越的功勋；建国后，他们又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继续作出了贡献。

在纪念邯郸起义三十八周年的时候，让我们高呼：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民主建国军英雄们，永垂不朽！

让我们高呼：发扬邯郸起义的革命精神，为祖国四化建设做出新贡献！

在此，我向高树勋将军及已故的范龙章、乔明礼、陈明韶、田树青等将领致以深切的悼念，并对他们的家属致以亲切的慰问。

薄一波

1983年10月30日

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接见《第二野战军战史》撰写组的同志，在谈到邯郸起义时，深情地说：“上党战役之后，随后就是平汉战役，我们打平汉战役比打上党战役还困难。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他的功劳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样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3000人。这个政治仗，我们下的本钱也不小。高树勋受汤恩伯指挥的时候，就同我们有联系。由于关系比较久，所以我们是派参谋长李达亲自到马头镇他的司令部去做工作的。这件事你们好多人可能不知道。同李达一起去的还有王定南，当时是我们的联络员，我见过他多次。我们确实知道高树勋倾向起义，但在犹豫当中。那时国民党要吃掉西北军，有这个矛盾。李达、王定南一到那里，看见所有的汽车、马车都是头向南，准备撤退的。他们见面后，一谈就合拍了，高树勋决定起义，并且第二天就实行起义，把部队开向西北面的解放区。起义的第二天，伯承就到马头镇去看望高树勋。这样，马法五就惊慌了，命令他的两个军南撤。结果，我们在南面，在漳河北岸，把敌人截住了，又打了一个胜仗……”

邓小平给高树勋和民主建国军做了最后的历史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