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六通知：正式掀起文革狂潮

《红旗》杂志刊登《五一六通知》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发起性标志，是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因发表日期而习称《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被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定为“左”倾错误的纲领，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奠定了基础。
 
　　在上海《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扩大为文艺、史学、哲学各界全面“揭盖子”。翌年2月3日，北京市长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拟定《二月提纲》，试图将已经开展的批判运动约束于学术范围之内。但遭到毛泽东的强烈不满，并决定撤销《二月提纲》。康生指定王力起草发给全党的通知，原文仅一句话，即：“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毛泽东认为“《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于是指定陈伯达另行起草。康生更认为光有《通知》还不够，应该搞一个附件，即《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因此成立了起草小组，成员包括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陈亚丁，组长为陈伯达。
 
　　1966年4月16日至2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准备发动文革。与此同时，起草小组聚集上海锦江饭店后楼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讨论、修改《通知》及其附件。起草小组写完一稿，即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派人急送杭州，经毛泽东修改后再由张春桥转起草小组。由于陈伯达、康生要出席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起草小组由江青实际领导。
 
　　1966年5月4日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此前的解散北京市委和中宣部的工作，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宣部长陆定一、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定为“阴谋反党集团”。5月16日，会议通过了《通知》，即习称《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列举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指责《二月提纲》及其作者“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
 
　　《五一六通知》为文革确定了一套理论、路线和方针。它认定，党内、国内的政治形势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所以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他们进行批判，“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领导权”。
 
　　《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中央政治局常委。其后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规定它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本质上是剥夺了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权力。其组成为：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五一六通知》的意义在于它为文革确定了理论、路线和方针，而且从组织上也为文革的发动做好了准备。《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的领衔人物后来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班底。从这个意义上说，《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展开。

1962年10月1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

刘少奇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被打倒的中共高官，其他人除周恩来外后来也无一幸免 
　　之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其间，毛泽东于8月5日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使得这次会议从8月7日开始转为集中批判刘少奇。8月8日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文件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把被他们篡夺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十六条》还提出要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要用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的形式，坚决地、勇敢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进攻。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继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对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全面发动。这两次会议先后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再加上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表明中共中央的集体领导体制已经被实质废除，代之以毛泽东的个人领导。这三份文献把政治斗争矛头指向所谓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从此中国正式进入文化大革命运动。
 
　　在文革第一阶段，毛泽东依靠中央文革小组，发动造反派夺取地方政府和党组织的领导权。典型的如1967年1月份，由张春桥、姚文元策划，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夺取了上海市党政领导权，此即“一月革命”。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向上海各造反团体发了贺电。此后，全国掀起夺权高潮，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口号下，打、砸、抢、抄、抓和武斗事件层出不穷，“天下大乱”的局面形成。

“一月革命”后，全国掀起夺权高潮，“天下大乱”局面迅速形成

“山河一片红”是当时流行的标语

　　毛泽东发动夺权运动借助的是红卫兵的造反力量。从1966年8月至11月26日，毛泽东八次接见一千一百多万“红卫兵”。在“保卫毛主席”和“反修防修”口号鼓动下，红卫兵冲向文化团体、教育机构、党政机关，冲向社会各个领域，对他们认定的“封、资、修”事物进行大破坏；对他们认定的“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采取批斗、抄家、殴打和侮辱等种种手段加以迫害，致使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领导的现存党政体系陷于瘫痪，各级党政官员作为“走资派”、“牛鬼蛇神”等被打倒，甚至从肉体上被消灭。
 
　　1967年2月14日和16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共元老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发起抗争，试图纠正文革的错误，此即“二月逆流”。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则连夜整理出一份材料《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由江青安排向毛泽东作了汇报。2月18日，毛泽东召集会议，严厉批评谭震林等人，指责他们是搞复辟、搞翻案。谭震林等人遂遭多次批斗。此后，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停止了活动，林彪集团因此又控制了中央和军委的很大一部分权力。
 
　　文革的第一阶段，以1969年4月在北京秘密召开的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为结束。大会通过了新党章，取消了党员的权利，肯定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且将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标志着刘少奇集团已被剪除，林彪集团掌握了最大的政治权力。此后，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矛盾扩大，文革进入第二阶段。

《人民日报》刊登《五一六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