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带我去唱歌歌词:武当地名的由来及武当道教的起源与演变

 □ 潘彦文

    武当，这个两千三百多年前繁衍产生的文化符号，至今已沉淀为华中道教旅游圣地--武当山，形成了传承千古的武当文明。1994年，武当山古建筑群被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命名为世界文化遗产。然而，武当地名缘何而来，武当山名何时出现，武当道教何时产生，是值得人们关注的问题。

    这里，让我们走进历史的深处，去考究武当文明的源流。

    武当地名因秦楚纷争而产生

    我国从上古时代开始，山川地名称谓的产生有其独特的规律。山以形名、山以地名、山以事名、山以人名。反之，地以事名、地以山名、地以形名、地以物名、地以人名等。如陕西省的西岳华山，又名太华山，因其群峰大都是裸露的白色花岗岩山体，远远望去如花瓣开放，所以名华山 （“华”通“花”）。因人而得名的文化名山有河北省隆尧县西的尧山，相传尧始封于此。以建置地名而得名的山川也不少，如随州的郧山（今大洪山），因其地古有郧国而得名。武当山也是因其地域原有武当县的建置而得名。

    关于武当山名的出处，历来有三种观点：一是神仙说。元代道士刘道明撰的《武当福地总真集》云：武当山，乾兑发原，盘亘万里，回旋若地轴天关之象，地势雄伟，非玄武不足以当，因名之曰武当。二是武当音近“巫丹”而得名。即武当在 “巫山”与“丹水”之间，连缀为“巫丹”谐音而衍为武当。三是“以武挡敌”说。春秋战国时期，武当山地区是楚国抵挡秦国的前线，“武当”与秦之“武关”一样有 “以武挡敌的含义”。武当地名的来历，前两说实为谬论，第三说事由可信，而说春秋战国时即有武当山名则无依据。

    根据历史文献考证，武当应是春秋战国时楚国设的武当县。它与春秋时期楚灭今天湖北省竹山县和郧县境内的庸、麇古方国，以及与秦国的南侵有直接的联系。公元前616年，楚派潘崇和成大心灭掉麇国，迁麇族于长江以南。公元前613年，楚国发生了特大饥荒。这时居住在汉水堵河流域的“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今湖北枝江市境）将伐楚”。楚庄王听了大臣蒍贾的计谋，先进攻主敌庸国。最后在秦国、巴国的帮助下，一举灭掉了庸国。按照西晋大经学家、军事家杜预“楚灭国，皆以为县”的论定，楚灭庸后，在庸都设了上庸县（今竹山县上庸镇）。到了战国时期、又分别设立了武陵县、钖县、武当县，还在今天陕西省安康市一带设立了汉中郡。

    武当县最早出现于文献是在 《汉书·地理志》上，武当县属荆州南阳郡管辖，武当确有“以武挡敌”之意。西汉建立初期，除少数郡县外，一般郡县建置都是延用秦置，而秦朝统一后的郡县也大多延用春秋战国时期的地名建置。因此，武当地名应该是战国时秦楚摩擦的产物。战国初期秦国已经越过了秦岭在今天的汉中地区筑建有南郑城，在今天的陕西丹凤县与商南县交界处设武关，武关是秦国御楚的边关。楚国在春秋时期灭庸、麇、绞等小国后占领了汉水中上游地区。对于南侵的秦国来看，楚国处于守势。随着秦设武关的出现，楚在离武关不远的汉水边设立了武当县，取“以武挡秦”之意。武当县治旧址在今天湖北丹江口市均县镇汉江边的关门岩西，因丹江口水库的建设，现在已被水淹没。这里也是后来的均州、均县治所。公元前312年，秦楚丹阳大战，楚军大败，秦国侵占了楚国汉中及上庸六县。秦朝一般延用战国时期的郡县建置，因此，武当这一名词当时自然也来自于秦楚汉丹流域的纷争之中了。

    武当：源自建置 后为山名

    武当山名的出现，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是《后汉书·朱穆传》。朱穆为东汉南阳郡人，桓帝时曾任侍御史和尚书。朱穆学识渊博，初举孝廉，对《易经》颇有研究，也信奉道教。其传曰：“时同郡赵康叔盛者，隐于武当山，清静不仕，以经传教授。穆时年五十，乃奉书称弟子。”此文给人们透露了两条信息，一是在东汉桓帝初期就已有了武当山名，二是在东汉中叶武当山已有进山修道的隐士。

    武当山的得名应出于东汉王朝的建立和道教的兴起。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是南阳舂陵人（今湖北枣阳），他建都洛阳，将南阳（古称宛）作为南都。武当山初名嵾山，嵾是形容山势参差不齐的专词。武当山主峰相距武当县旧治（今丹江口市均县镇）仅40多公里。天气晴朗时，从均县镇（原武当县旧治）向东南遥遥望去，武当山群峰如一堵巨大的屏风，横亘突兀于群山之中。武当山在没有道士隐居之前，山深人稀，当地人望之巍峨，遂称之为嵾山。到了东汉时期，由于都城定于洛阳，又在宛（今河南南阳）设南都，王朝政治文化中心移于洛宛一带。道教实际上也是社会政治的产物，当一些有识之士感到人生失意时便产生了隐居遁世的思想。因此，东汉时期道家思想兴起后，一些人便就近寻找一些风景优美的深山去炼丹修道，寄托人生。东汉时的武当县距南都南阳仅100多公里，距京都洛阳300多公里。知名隐士的到来，因嵾山在武当县境内，外人便把嵾山称之武当山。道家把“太和”看成“道”的演变形式，认为“天地生于太和，太和生于虚冥”（严遵《道德真经指归》），因此嵾山也称为太和山。

    从以上我们可以认定，武当这一名词，因春秋战国时期秦楚纷争而产生，成为楚国边境地区的县名。到了东汉时期同时也成为山名，建置与山名并存。后来因为武当山道教文化的发达使武当山名掩压住了武当作为郡县的建置名。到了北宋初期，《太平寰宇记》的作者乐史还提出了武当县因武当山而得名的观点。

 武当道教的起源与演变

    关于武当道教的起源与演变，我们从历史文献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发展历程。

    （东汉时期）→

    我国道教的演变与兴起出现于东汉时期，武当山道教也因时而生。这时期的修道之士，都以隐遁山林修炼为人生最高境界。武当山在东汉时期因距京都洛阳和南都南阳不远，且山深林密，便成为隐居遁世者首选之地。道家隐士虽以老子为道祖，但东汉时期的道教与老子之道有很大差异。这时期遁逸到山林的隐士多以铸鼎炼丹、推测灾异、祈福禳灾、传经授道为己任，观天地阴阳、论五行六合。当时的隐者，居住的大都是 “结茅于石室”，以依岩傍穴为栖身处。

    文献记载，第一位到武当山修道的隐士名戴孟。他得道后周游名山，日行七百里，汉明帝巡游武当诸峰时，落帽于武当山峰之上，后人谓之落帽峰。落帽峰位于今天的中笔峰和天柱峰之间。也是在东汉明帝时期（58-75年），步戴孟后尘，马明生、阴长生、叶济等相继来到武当山修道。阴长生是汉光武帝阴皇后的族裔，邓人（今河南新野）。阴长生不好功名富贵，潜身隐居、专于道术，闻有马明生在武当山隐仙岩得度世法，就进入太和山中拜其为师，马明生授其《太清金液神丹经》真传。这时，南阳郡武当县境的嵾山完成了从嵾山到仙室、太和山和武当山的演变。至今，武当山五龙宫旁还遗存有马明生、阴长生炼丹池遗址。

    （两晋南北朝）→

    两晋南北朝时，武当山道教迎来了它初步繁荣时期。南北朝的史籍记载了当时武当山道家云集的盛况，这也得益于两晋时期武当山先后迎来的几位道家名流，即两晋时期的尹轨和东晋时期的谢允。东晋时期的道教理论家、医学家、炼丹家葛洪 （约281--341年）所著的 《神仙传》记载： “尹轨者，字公度，太原人也，博学五经，尤明天文星气，河洛谶讳，无不精微，晚乃学道，常服黄精华，日三合，计年数百岁……后到太和山中仙去也。”今天的武当山五龙宫一带，还有尹轨炼丹修行的痕迹。尹轨道术博杂，既明天文星象，又精谶讳之学，还能炼丹药作符箓为世人治病辟邪，在武当山升仙后 “领杜阳宫太和真人，今为紫虚阳光道德箓真师”。从道家门派划分，尹轨在武当山仙去与道教上清派有一定联系，后被道家楼观派奉为宗师，在我国道教史上具有较高地位。谢允是生活在两晋交替年间的武当道士。综合晋西戎主簿戴祚 《甄异传》、北魏郦道元 《水经注》以及明代方升 《大岳志略》等古籍记载：谢允字道通，历阳人 （今安徽和县），少年时英毅、历仕罗邑宰，博览群书。晋咸和中，谢允上表辞官，西上武当山，至襄阳 （今湖北襄樊），见一道士对他说： “我师孟盛子 （戴孟）对我说 ‘如有西上欲见我者，可以与他俱来’。难道就是先生吗？”因此，谢允跟随道士来到武当山。孟盛子先生坐于石上，给谢允传授了炼神冲虚之道。于是，谢允结茅于石室，不数年得冲寂之妙，能飞行绝壁，自号曰谢罗山，最后在武当山升仙而去。

    此外，两晋南北朝时期还有许多著名道士，如太和真人山世远、徐子平、刘虬、孙怀道等，均曾经在武当山修道。他们或攻读《黄庭经》，或辟谷服气，或采药治病，或炼丹延年，使武当道教丰富多彩，为后来武当道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朝）→

    唐朝时期，李唐王朝崇奉老子，尊奉老子为其祖先，因此道教的地位得到提高。武当山民间道家这时就有了设五龙祈福消灾的方术。唐太宗贞观年间，均州刺史姚简奉旨到武当山祷雨有应，唐太宗命令就地建成五龙祠，这是武当山有史以来由国家建的第一个道观。唐太宗、代宗时期，武当山建有“太乙”、“延昌”等庙宇。晚唐昭宗乾宁三年（896年），在武当山又敕建了 “武当山神武威公新庙”。唐末杜光庭（850--933年）编著的《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中，武当山被列为七十二福地中的第九福地。这表明武当山在唐代已成为道教名山。唐代著名的道士孙思邈、姚简、陶幼安等曾在武当修炼隐居过。

    （五代）→

    五代时期，武当山接纳了一位高士陈抟。《宋史·陈抟传》等史籍记载：陈抟，字图南，自号扶摇子，安徽亳州人，自幼聪悟，读经史百家之言，一见成诵。后唐长兴（930-933年）年间，举进士不第，遂不求禄仕，以山水为乐。自言曾经遇到孙君仿、獐皮二位处士对他说“武当山九室岩可以隐居，”陈抟便来到了武当山栖身隐居，在武当山“因服气辟谷历二十余年”。陈抟在在武当山研读《易经》，手不释卷，著有《指玄篇》八十一章，谈养生延年和还丹之事；还著有 《三峰寓言》、《高阳集》、《钓潭集》、《九室还丹诗》等著作。五代末，陈抟从武当山移居华山云台观，后又到少华山石室居住。在华山修炼期间，陈抟通过对《易经》的研究，又著《无极图》（刻于华山石壁）和《先天图》，认为万物一体，其学说经后来的周敦颐、邵雍加以推演，成为宋代理学的组成部分。在华山隐居期间，陈抟还受到后周世宗柴荣和宋太宗赵光义的召见，宋太宗还下诏赐其号为希夷先生，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奇人。今天武当山桃源峰东尚存陈希夷“诵经台”遗址。

    （两宋）→

    两宋时期是武当山真武神信仰兴起和武当道教形成的时期。真武本称玄武。玄武为中国古代神灵“四象”（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之一，是道教的护法神。玄武在宋代成为武当道教供奉的主神。玄武即玄天上帝。北宋第三位皇帝真宗赵恒，非常信奉鬼神天道，把自己景德年号专门改为带有神秘色彩的 “大中祥符”年号，这期间开始信奉玄武神。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因避圣祖赵玄朗讳，将玄武改称真武，因此也号称北方真武将军。北宋京师开封初营建有真武祠，行伍士卒多奉信。《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天禧二年（1018年）闰四月，皇城司奏言有醴泉出真武祠侧，疫病者饮之多愈。宋真宗命令就地建了祥源观，并封真武号为 “镇天真武灵应佑圣真君”。宋真宗时期，《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经》、《太上说真武本传妙经》、《真武启圣纪》等道书中，称真武为净乐国太子，入武当山修道四十二年，得道后成功飞升，玉帝闻其勇猛，敕镇北方。北宋道经认为武当山是真武神的发源圣地。宋代《图经》称“今五龙观即其隐处”。有了宫观，才能有神像供奉的场所。宋宣和年间（1119-1125年），众道士在武当山建紫霄宫奉祀真武，宋徽宗给以“敕额文据”。这一时期，武当山道士还修建了王母宫、紫虚宫、紫极宫、大顶天柱山峰石殿及铜亭等宫观近二十处，大部分宫观集中在紫霄宫和五龙观附近。

    元朝重视武当道教也是以崇拜玄武神开始。据有关碑铭、典籍记载，元朝正式建立前，蒙古国大汗忽必烈为神化自己的统治，奉祀玄武。元朝建立后的诸帝也信奉玄武并重视对武当道教的扶持，武当山宫观因朝廷的重视不断涌现，其建筑布局基本根据真武修道神话设计，并结合了自然景观布局。据元代文献记载，武当山当时已有 “山列九宫八观”，加上堂、庵、岩庙道院等共70余处。其中著名的南岩 （真庆宫）石殿为张守清所创建，至今高悬于紫霄岩绝壁之上。元代武当道教规模空前，因此产生了许多有关武当山的史志文献。五龙宫道士刘道明为宣传记载武当山水风物、玄帝及道家灵迹，撰成《武当福地总真集》三卷。后来的著名道士张守清及其弟子编纂了 《玄天上帝启圣录》（八卷）、 《玄天上帝启圣灵异录》、 《启圣嘉庆图》等道经志书。武当道教因此而远播海内。元代末年，武当山宫观庙庵又大部分“毁于兵燹”。

    （明朝）→

    明朝是武当道教的鼎盛时期。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洪武二年（1369年），撤武当县并入均州，均州治原武当县（今丹口市均县镇汉江边）旧址，使用了两千多年的武当县名从此结束，完成了它建置文化的使命。

    明朝一建国就奉祀真武神。明代碑刻记载：“太祖皇帝平定天下，兵戈所向，神阴佑为多”。因此，朱元璋定都金陵（南京）后，就在鸡鸣山建真武庙。朱元璋对武当道士也比较重视，洪武十八年（1385年），特授武当道士丘玄清为嘉议大夫、太常寺卿。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遣高道召请武当道士张三丰。

    真正把真武神奉为明皇室主要保护神的还是明成祖朱棣。朱棣是朱元璋第四子，封为燕王就藩北平，因靖难之役夺了他侄子建文帝的位。据明代史书记载，燕王起兵祭纛时，朱棣在博通儒道的和尚姚广孝参谋下，他仗剑披发，佯作真武附身，为夺位制造“君权神授”的舆论。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朱棣率军进入南京，即皇帝位。七月，遣神乐观提点周原初“祭北极真武之神”。永乐初年，武当道士李素希贡献榔梅，朱棣亲自召见，赏赐甚厚。以后，朱棣颁行赞颂玄天上帝的 《御制大明玄教乐章》，今全国道士演奏；遣官大修武当山和北京等处玄帝宫观庙宇；命道士修纂《道藏》，并收入《大明玄天上帝瑞应图录》及御制碑文于其中，宣扬真武是皇室保护神，并把武当宫观树立为“朝廷家庙”。

    明代是武当道教及其宫观建设的鼎盛时期。成祖朱棣以藩王入继大统，声称得武当山真武大帝保佑。为了感恩及政治需要，明成祖永乐九年（1411年）派工部侍郎郭进，永乐十年又派亲信勋戚张信、沐昕等督率军民丁夫三十余万人，动用湖广、陕西、河南、四川等六省十二年中应徼国家的全部税赋用于武当山建设，大规模修建武当山宫观，前后历时十四年，在均州（今丹江口市）境内的武当山建成了一个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道教建筑群，共修葺兴建宫观庵堂祠庙等400余处，房屋共计20000余间。明世宗嘉靖三十年（1552年），世宗拨内帑银十一万两重修各宫观，亲自题“治世玄岳”匾额，建巨大石坊一座。“治世玄岳”石坊经历了500年的风雨沧桑，至今仍屹立于武当山古神道东端。

    随着道观楼宇的大量兴建，武当道教也受到明皇室的极度推崇。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成祖命正一真人张守清及道录司从全国各地选拔400名“至诚敬谨”的高道到武当山焚帛修道，朝廷授以度牒，给以廪食布匹。明宣宗宣德三年（1428年），宣宗准许武当山各道收养徒弟，“听令各道童在山修行”。到了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全山道士、道童达到2400多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提督太监王佐奏称“各宫道士多者五六百人，少者亦不下三四百余”。由此可推测嘉靖时期武当山各宫观道士将有四五千人。明皇室为供养道士，专门拨田地佃户，办纳“斋粮”。明皇室还制造大量神器、经书斋送武当山各宫观。

    明皇室把武当山宫观当作皇室家庙，皇室直接管理武当山道教。从宣德十年（1435年）至崇祯十四年（1641年），皇室共派遣30余名宦官提督到武当山，提督品级大都在四品以上。因为明皇室对武当道教的特别重视，这一时期的武当道教荟萃全国十余个流派，成为全国道教活动中心。

    明代形成的武当山古建筑群，构思宏阔，以天柱峰金顶为主体，以道家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为理念，将数百座大小宫观楼宇分布于方圆数百里的武当群山中。人文景观依山就势，自然天成，最后形成了武当山九宫、八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的规模宏大的道教建筑群，堪称世界宗教建筑史上的奇迹。到了清朝和民国期间，由于武当山一带长期兵荒马乱，宫观多次遭兵火，武当道教由此走向衰落。

    （近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国家文物部门对武当山道教建筑进行了抢救性地修复，对金顶、紫霄、南岩、复真观等十多处重点宫观进行修葺。1994年，武当山古建筑群被联合教科文卫组织命名为世界文化遗产。今天的武当山，已成为全国著名的道教文化旅游圣地。每年的游客数百万计。武当文明最终定格在武当道教文化耀眼的光芒之中，成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