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恐怖剑三同人:松博伊：对“绝对敌人的存在”和“亲情至上”观念的思考

松博伊：对“绝对敌人的存在”和“亲情至上”观念的思考

发布时间:2012-01-12 17:2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除去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就是人的观点认识也在变化。由于开放，由于信息革命（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迅猛发展，使人们重新知道了历史，知道了世界（尤其是美国）。一部分人开始重新思考从主流媒体和学校教育所接受的“知识”，重新确立自己对问题的看法，重新掌握新的认识问题的方法。但这个转变主要并不是从主流宣传媒体得来的，也不是从大中小学的课堂上得来的，而是通过个人主动的探索。正因为不是通过“正式”的教育通道，所以也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思想观念并没有发生转变。这样，转变了的和没转变的两部分人在精神世界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现象只要是有心人就不难从现在的各种媒体中看出来，而且不仅在互联网，就是在传统的报刊杂志和正规的课堂上也都可以看出端倪。当今五十岁以上的人，对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很清楚；而三、四十岁的人对现代科技掌握得更好，对现实的世界了解更多。按普通逻辑来讲，转变为新思想的人应当站“压倒性”多数，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又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大问题。

个人持有的看问题的方法和观点很可能汇集成社会的思想潮流，从而影响社会的实际进程，应当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每个人的头脑最初都是一张“白纸”，很多人都想去“涂写”，时间长了，“涂写”在上面的内容就会“固化”，很难改写。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改革前和延续至今所宣传的内容有一个根本没有发生变化的主体就是“绝对敌人的存在”。只要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对下面一些话语一定是耳熟能详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人类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这些对人类历史和社会的认知似乎没有人感到它的荒谬，没有人感到这些话语几乎对社会每一个人都造成了伤害，这种认知使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这种“绝对敌人的存在”似乎可以在现实中找到一些根据，例如你生活中可能被偷，被抢，也有可能遭到欺诈、绑架等等。只要仔细分析一下，这些都是偶然发生的，并不和我们对社会认识的观点有什么直接联系。其防范主要靠自己，靠社会的法律和公正，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茫茫人海中，不可能去事先识别“坏人”，我们只能认定周围的人也是和我一样生活的普通人。而将“绝对敌人的存在”作为看问题的基础，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是从“学习”中得来，是从“舆论”、“教师”的引导下建立起来的，今天这里谈一下这种“认知”为什么是荒谬的，它给社会中的每个人带来了什么后果，人们又为什么接受这种观点。

英国著名政治学家丘吉尔说过一句名言，这就是：“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大英帝国的利益”（大意如此）。这虽然是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人与人发生剧烈冲突才会有“敌”、“友”的问题，“敌人”和“朋友”都是一种动态的、暂时的。例如发生土匪抢劫，以土匪和他的“线人”为“敌方”；被抢和阻止抢劫的为“我方（友方）”。敌国打进来了，例如抗日战争期间，抵抗和反对入侵的为“友”。这些对具体实际现象分清“敌、友”是简单明了的事情，而且也是暂时性的，冲突一旦解决，敌、友的界限也随之“模糊”或者消失。中美在抗战时是盟友，在朝鲜半岛是“敌、我”，而今天是相互尊重又有争吵的两个世界上重要国家。今天的人类社会大部分时间都是处于“和平”时期，一个人需要必须分清“敌我”的时候几乎应当是没有的。“绝对敌人的存在”实在是不存在的问题。

由于人性的弱点，给人们头脑中“植入”“绝对敌人的存在”并不是困难的事情，只要抛出一个说不清道不明，含含糊糊的“词语”作为“敌人”就可以了，“阶级敌人”就是最典型的。“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后，国人就分成“敌”、“我”两方，大打出手，出现惨烈的三年国内战争后还不休止，人整人的各种运动接连不断。“敌方”的内容不断变化，使得相当多的国人几乎一生都在为站在哪一边，依附于谁而奔波。一个没有说清楚的观点，一个“话语”，在上世纪演出了一幕幕悲剧。这种挑起人之间对立的“观点”至今难以消除，其原因就是相当多的人都接受了“绝对敌人的存在”的观点。几乎当时所有国人卷入到了这个人与人相争（所谓的阶级斗争）的对峙中，站在某一方“摇旗呐喊”过。时间长了，自觉不自觉要为“绝对敌人的存在”辩护，认为这是真理。一张白纸被涂抹成乱七八糟，要清理干净是不容易的。但为了自己能真正站起来，能在可能发生的冲突中真正分清“敌”、“我”，我们必须有澄清历史的勇气，恢复思考能力。

这种“存在绝对敌人”的认知带来了对“暴力强权”的认可，有敌人存在，当然我们就要“强”，否则就会被消灭，天下只有一条真理：“胜者为王”。全国大中小城市，凡有点文化气息的地方，赞誉强权代表——“皇帝”（一代天骄）的诗词几乎无处不在，无论是高级饭店，还是经常开政治会议的场所，还是街头卖字画的贫穷小贩都少不了这首词。这种现象已经不仅仅属于美学鉴赏的范畴，这里透出的是对“暴力”的向往、羡慕和依附，是人性中残存兽性的借尸还魂。尤其是一些标榜为“爱国者”的人更是对此赞誉不绝，但从没有想过这首词里最被欣赏的恰是亡中国“可汗”的祖辈。一个不讲任何理由，直接领着人马烧杀掠夺的成吉思汗成了人们普遍欣赏的对象，这是一种什么思维呢？是一种什么情感呢？不就是对“野蛮”的肯定吗？不就是对强盗的赞誉吗？无论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还是从欧美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都对“暴力”处理社会问题进行了谴责，有了“天之大道”，有了社会的伦理，有了依靠“契约”处理问题的民主方式。今天的蒙古是东北亚最贫穷国家（不包括北朝鲜），这是不是成吉思汗留下的真正遗产呢？二战中拥有最强力量的德、日军国不是都战败了吗？崇尚“强力”的观点对人精神造成的伤害是严重的，它让人们放弃了思维，成了没有是非观念，依附权势的思想懒汉。在社会出现问题时，只想依附强权，自己不知道如何处理，要则手忙脚乱，错误频出；要则采用“武力”激化矛盾，给社会（包括对自己）造成伤害。

“绝对敌人的存在”和“亲情至上”是两个相互依存的概念，世上有了“敌人”，最简单区分方法就是按亲疏的远近，这种观念是原始和低级的。人和动物一样，有天生保护后代的本能，这种血缘关系是绝对的，是生物一代代繁衍不息的基础，除此“亲情”并不是天然重要的。实际上我们仔细考察一下生物界，越是同类所需要的资源就越“一致”，所以争夺越激烈。看动物世界的电视片，讲到鸟类在孵出一窝小鸟之后，常常会有几只弱一点的因抢吃不到食物无法生存，从出生就体会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而这夺取它生命的恰恰是“同胞”。我们再看看历史，所有战争不都是人类之间的杀戮吗？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为争夺皇位而在兄弟之间，甚至父子之间相残。在百姓的现实生活中，兄弟姊妹们为争“遗产”闹得不亦乐乎，最终诉诸法律的案子不是比比皆是吗？在对国民性的评价中，善于“窝里斗”常常是重要的一条。而且在法律中，多数国家也都把没有血缘关系的配偶定为最亲近者。“亲情至上”是缺少逻辑道理的。在思维方式上，在判断是非上，人们接受这种理念，可能是无知带来的愚昧，也可能是“懒惰”而不愿意分析思考复杂的现实问题。

我们不能否定，在历史、在现实中，靠亲缘关系凝聚一家人、一个村落、一个部族、一个民族也是常见的现象，但这“凝聚起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可以说全是为了对资源的争夺，为了物质生存的需求。一种情况是少数人到了“新地方”，需要团结；另一种情况是争夺激烈化，没有什么“理”可讲，“胜者为王”。在对物质资源的争斗上，最终是以个人生存为目的，这是符合生物生存规律的，此时“亲情”位置也要以是否对个人有利来定。而重要的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采用非暴力的方法来解决对资源的争夺，使资源的配置趋于和平方式。例如市场经济的建立，法律、契约等文书的签订，都是为了用非暴力的形式来解决资源争夺上的矛盾。“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用于人类社会，不过是为人类野蛮行径辩护。这种“胜者为王”的现象，自然资源谁抢到就是谁的，在今天的世界里只能是局部的，越来越被人们唾弃的现象。今后为了自然资源的战争是否会没有，我们不敢轻信，但人们的确是在朝这方面努力，这将是未来社会发展潮流。

有了“亲情至上”的思维基础，也就有了狭隘民族主义大行其道的基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看法是典型的。这些不符合“道理”的看法，常常使我们在具体问题采取错误行动，结果很可能造成对自己、对民族、对国家的实质性伤害。历史上最典型的是义和团运动的兴起，盲目的排外造成大量人员的伤亡，引起外国的入侵，最终是割地赔款了事。这是历史上国民愚昧的一次大暴露，但不是最后一次。今天世界进入了“地球村”的时代，但这种愚昧思想依然在不少人心中起作用。最近爆出了北大校长周其凤认为美国教育一塌糊涂，而中国教育很成功的话语，一时引起舆论界哗然。作为留学美国，科学院院士，最著名大学校长，不会不了解中美两国的教育。所以这样说是固有狭隘民族偏见使然，一是为了迎合民众，而更多是个人思维方式的表露。一个堂堂北大校长如此，可以想到狭隘民族主义的思维方式是很有市场的。“亲情至上”的意识很容易导致对法治的破坏，引起争斗。社会出现矛盾冲突，我们应当首先想到的是“法”，靠条文契约来解决问题。而“亲情至上”是以我划线，按亲疏远近来决定解决问题的行动，轻视社会的正义，否定人类社会是有是非曲直的，背后依然是对武力的迷信。

这种“亲情至上”的观点各民族多多少少都是存在的，这就构成了人类社会中的民族矛盾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中国历史上疆界不停地变化，尤其北部区域民族纠纷不断，很少听到有谈判，签订条约，并能遵守一段时间的历史记载。客观原因可以追溯到地理科技不发达，无法准确记录疆界问题；另一方面是野蛮的“胜者为王”思维的作祟，不相信人们还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今天世界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不少人依然抱残守缺，迷信武力，不仅将被邻国所不齿，也同样造成对本国民众的伤害。这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维在汉族人和朝鲜族中比较“盛”行，要克服真不是容易的事情。相比较美国由于没有历史负担，本身是外来人组成，在这方面比较淡薄。每次美国与他国发生战争，都有美国人出来反对自己的政府，这在中国、朝鲜是不可想象的。也因为这个原因，很多国家愿意与美国结盟，甚至将国家安全完全依赖美国，这是一个很值得中国人思考的问题。这里绝不是仅仅因为美国强大，其他国家是为了“抱粗腿”那么简单。最近中国和邻国就海域划界问题成了新闻热点，如果国人坚持民族主义至上，迷信武力，不认为天下还有超民族的“道义”，真不知后果如何。

我们以不合逻辑的观念去看历史，用不讲道理的观点去解释历史，就会无原则赞扬历史上的暴力行为，歪曲历史真相，其结果就是使民众愚昧，思想陷于迷茫。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这潮流就是人世间的矛盾要靠理智、和平的“天之大道”来解决。社会的稳定，民众生活的安定，靠的是正义得以伸张，靠的是法治有序，靠的是民众理智分析问题的能力。国家强盛不是靠“船坚炮利”，而是民众的思维素质。随着历史脉络的逐渐被理清，对上世纪历史上发生的暴力革命人们开始有了清楚的认识，但这远远不够。我这里提出的“绝对敌人的存在”和“亲情至上”的思维定势是值得思考的，它们是解放思想上的“暗礁”。

（附）：“绝对敌人”这一概念受到赵汀阳先生所著《每个人的政治》中的<精神政治的四大发明>一文的启发，他在该文中写道：“基督教主张的心灵管理、宣传、群众和绝对敌人，所有这些发明都是为了再造心灵。宗教在今天的世俗社会已不再具有统治地位，但社会的各个方面已经在模仿宗教的政治模式上走得太远了。宗教把思想论辩变成话语斗争和政治宣传，把生活方式变成政治问题，把知识问题变成权力问题，把观念变成了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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