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 第三编 第二十六章 三、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
   整顿的开端和突破口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的病情加重。1975年2月1日，周恩来主持有全体副总理出席和叶剑英、郭沫若列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由邓小平代替他主持国务院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2月2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情况。毛泽东圈阅了此信，邓小平开始主持国务院工作。这一决策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衷心拥护。
    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他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在主持召开的各种类型的会议上，明确而且坚定地提出进行整顿的要求。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和叶剑英、李先念等的配合下，邓小平果断地对被搞乱了的各条战线进行整顿，提出摆脱动乱、加快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一系列措施，进行了当时条件下所能进行的拨乱反正。
    根据毛泽东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邓小平首先提出要整顿军队。本来，整顿军队的要求，在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决定由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时就提出来了。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对林彪推行“突出政治”等形式主义的做法展开了批判，全面恢复军事训练，重建被撤销的军队院校，军队工作开始走上正轨。但是，“批林批孔”运动兴起后，“四人帮”竭力插手军队，煽动军队造**夺权，使军队建设又一次受到冲击和破坏。因此，重申毛泽东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是邓小平推动军队深入进行整顿的根据，也是他对全国工作进行整顿的开端。
    1975年1月19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不久的邓小平，在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上提出:军委只准备两项工作，第一是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其中一个大题目就是军队要整顿。第二是战备，要准备打仗，解决战略方针、装备等问题[1]。他指出了全年军队工作的重点，并对军队整顿作出部署。1月25日，邓小平出席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大会，作了《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他说: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可是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军队要整顿。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优良传统要恢复。他还说: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问题主要在干部。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原来喜欢搞派性的，要觉悟，要改正。今后军队干部的使用、提升，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重用坚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提出加强纪律性，首先要从我们北京的机关、部队做起。还有一些问题也要解决，如落实政策。最后，他说:现在是问题成堆。我们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2]。这次讲话，是邓小平为整顿军队发表的首次重要讲话。
    2月5日，党中央发出通知，取消1971年10月成立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由叶剑英主持工作。军队的整顿，拉开了全面整顿的序幕。
    接着，邓小平着力抓了对铁路部门的整顿。这是邓小平在经济领域进行整顿，扭转混乱局面的突破口。
    “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全面夺权后，铁路系统形成了长期对立的两派以至多派，派仗时起时伏，一直没有止息，正常的运输秩序遭到破坏。“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一些地方武斗再起，发生抢占铁路分局机务段、拦截车辆、抢劫公共财物等现象，造成铁路严重堵塞。1974年，全国铁路货运量只完成计划的92%，比1973年少运货物4339万吨。许多铁路局处于半瘫痪状态。列车运行因铁路堵塞而经常晚点。进入1975年，情况更加严重。1月份，客货列车正点率只有68.6%和70%。线路堵塞严重影响列车的正常运行，不仅影响到煤炭、电力的供应，还影响到钢铁、化肥等工业部门的生产。许多生产部门因铁路运输跟不上而频频告急。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的煤炭供应十分紧张，上海市的存煤经常仅有一个星期的周转量。不少企业停工停产。铁路运输不畅，还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市场供应。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四人帮”的“组阁”阴谋虽然遭到破产，但是他们利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继续制造动乱。他们在地方的帮派势力仍然拉山头，搞武斗，抢夺部队武器，冲击党政领导机关。1975年1月，徐州的帮派核心人物纠集一些人强占市委办公大楼，声称“不砸碎徐州市委这个乌龟壳决不罢休!”以致地处京沪、陇海两大铁路干线交汇点的徐州铁路分局，竟然连续20个月没有完成运输任务。
    邓小平审时度势，决定以铁路整顿作为扭转混乱局面的突破口。铁道部部长万里上任不到20天，邓小平就于1月28日、2月6日、2月11日几次约他汇报情况，研究解决铁路问题。在听到当时铁路问题严重，不少单位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时，邓小平指出:看来有几个问题要解决。第一，关于体制问题，应当实行铁路运输的集中统一领导，把权力集中到中央，铁道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第二，关于干部管理，由铁道部统一管理，调配使用，与地方脱钩。第三，关于运输生产，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保证安全正点。当汇报到派性问题很严重，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争取半年解决铁路问题时，邓小平强调:不行，不能拖，不能等，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坚决的措施，迅速扭转形势，改变面貌。他还要求铁道部为中央起草一份关于解决铁路问题的文件，并口授了文件的主要内容[3]。
     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落实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提出的各项任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前特别要把交通运输和煤炭、钢铁生产抓上去。这份文件首次引用了毛泽东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话。
    按照邓小平决定，2月25日至3月8日，党中央召开解决铁路运输问题的全国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3月5日，邓小平出席会议时，出人意料地不与大家握手，说:不拉手了，现在工业情况还不好!面对工业战线的领导干部，邓小平开宗明义地提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他批评一些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存在“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的思想，指出:“这是大错特错的。”他说:目前工业生产形势值得引起严重注意。去年一年，工业生产情况是不好的。今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生产再搞不好，势必影响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我们必须预见到这种形势，认真抓这个问题。谈到怎样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时，他说:“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关于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他提出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邓小平进一步谈到反对派性的问题，说:“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对闹派性的人要再教育。要反对闹派性的头头。”他强调:“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4]他还指出，现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不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各取所需，是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嘛。这同“唯生产力论”是两回事[5]。
    3月5日，党中央发出1975年第九号文件《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邓小平在审阅文件时写道:“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这个文件要求:全国铁路实行以铁道部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铁路的管理、运输的指挥、职工的调配、政治工作都由铁道部统一管起来；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确保运输安全正点。这份文件不仅是铁路整顿的纲领性文件，对其他领域的整顿也具有指导作用。
     为整顿铁路，万里提出了“安全正点，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当好先行”的要求。工业书记会议结束后，万里会同江苏省委负责人首先到了徐州市。徐州市大街小巷贴出了江苏省革命委员会通告，正告徐州市大搞打砸抢的极少数人，限在两天内退出强占的一切公用房屋、抢走的车辆和其他公共财物；策划和指挥上述破坏活动的为首分子，必须立即到公安机关检查交代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随后，对搞打砸抢的帮派核心人物采取了措施。
     接着，万里和江苏省、徐州市负责人来到以“乱”而著称全国的徐州铁路分局，分别召开了铁路分局党委会、全体职工大会、家属大会和各种座谈会，大张旗鼓地传达中央九号文件和工业书记会议精神。“到会人数之齐，秩序之好，震动之大，都是几年以来少有的”[6]。中央整顿铁路问题的决心很快便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一个贯彻中央九号文件的局面在徐州铁路分局和徐州市形成。徐州铁路分局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有效保障了运输的安全正点。仅半个月时间，徐州铁路分局生产开始好转。4月份提前三天完成了运输任务。徐州地区问题的解决，为整顿全国铁路提供了经验。
    徐州铁路整顿取得初步成效后，铁道部又将整顿的重点移至南昌、昆明、郑州等分局。到4月底，堵塞严重的几个铁路局的所辖路段全部疏通，全国20个铁路局中有19个超额完成计划。全国铁路日装车平均达到53700多车，比2月份多10000余车；煤炭日装车达到17800多车，五年来第一次完成生产计划。
    整顿陆续推开
    铁路整顿过程中，邓小平同时关注和筹划着整个工交系统面貌的改变。
    在铁路整顿初步取得成效的情况下，3月25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听取万里汇报铁道部和徐州铁路分局的情况，讨论怎样运用徐州经验推动整个工交战线的整顿。邓小平在作会议总结时指出:中央九号文件发下去之后，铁路运输迅速好转，对各行各业都有很大影响和推动。铁路部门的主要经验，就是只要放手发动群众，同派性进行坚决斗争，生产就能搞上去。他说:铁路一通，就暴露出冶金、电力等各行各业的问题。各部都要自己打算打算，怎样工作，怎样解决老大难问题。下一步的中心是要解决钢的问题[7]。这次会议肯定了铁路整顿的经验，同时对各工业部门的整顿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强调九号文件的精神，除了体制问题外，不仅适用于铁路工作，也适用于一切工业部门。
    在铁路整顿的带动下，其他方面的整顿陆续展开。工业部门通过贯彻中央九号文件精神，生产出现了你追我赶、蒸蒸日上的势头。成效比较明显的是经济薄弱环节之一的煤炭工业。1974年，全国欠产煤炭1700万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前后，国务院领导考虑到，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煤炭产量有更大增长，加强煤炭工业建设十分紧迫，因此，决定恢复已于1970年撤销的煤炭工业部，并任命徐今强为新成立的煤炭工业部部长。整顿开始后，煤炭工业抓整顿，批派性，重点解决两省四矿的问题(山东省的枣庄、肥城、新汶和江苏省的徐州)，涌现出一批采煤“红旗”单位，生产形势日渐好转。4月份，煤炭产量逐日上升。全国洗精煤平均日产量达到120500吨，创历史最高水平。统配煤平均日产754000吨，比计划超产19000吨。煤炭部领导对生产打“翻身仗”充满信心，决心不仅要完成当年计划，还要补足上年的欠产。
    钢铁生产与其他工业部门相比较，还是处在落后地位。
    1975年前四个月，全国钢铁生产没有完成任务，欠产钢195万吨，包头、武汉、鞍山、太原等钢铁公司欠产严重。为扭转钢铁生产现状，5月8日至29日，中央召开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十大钢铁企业[8]负责人和12个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以及冶金部等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了会议。5月21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讨论钢铁整顿的文件。他说:对钢铁生产，我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解决的条件也成熟了。各个行业都要支持。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敢不敢接受中央的支持，敢不敢按中央这次批示的要求去办。要找那些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有不怕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人进领导班子。他作了一个比喻: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一抓一大把。接着，他说:要敢字当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我们强调劳动生产率，强调科学技术，不能算作“唯生产力论”[9]。
    5月29日，邓小平出席钢铁工业座谈会。他在讲话中提出，解决钢铁问题，工作重点要放在四个问题上:第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要使领导班子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说了话大家都能听，都能指挥得动，都能领导起来。第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要敢字当头。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寸步不让，而且要有一个声势。第三，必须认真落实政策。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到牵连的人的问题。要特别注意那些老工人、技术骨干、老劳模，要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第四，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不严就建立不起来[10]。邓小平提出的四条措施，不仅是对钢铁工业的要求，也是整顿开始后紧抓不放并初见成效的四个关键问题。
    这次会上，邓小平还讲到一个重要观点。针对“四人帮”只讲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却不提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两条指示的情况，他首次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他说:“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他后来不止一次强调过“三项指示为纲”的思想。如同邓小平把实现四个现代化提到全党都要服从的大局的高度一样，把上述毛泽东的三项指示联在一起，特别是把后两项指示提到“纲”的高度，对经济发展给予“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重视，成为邓小平领导整顿的有力武器。
    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并批准下发了中共冶金工业部核心小组《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中央批示指出:“钢铁工业没有一个大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就会严重地影响战备，就会不利于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加强对钢铁工业的领导，对问题多的单位进行调查研究，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加以解决，不要久拖不决，贻误大局。
    为了切实把钢铁工业抓上去，中央从上到下加强了对钢铁部门的领导，对冶金部领导班子和一些问题多的大钢铁企业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和充实，对派性严重、经过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坚决调离。经过整顿，鞍山钢铁公司、武汉钢铁公司、太原钢铁公司等重点企业的生产形势开始好转。到6月份，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达到72400吨，超过全年2600万吨钢计划的平均日产水平，开始补还亏产部分。其他工业部门也开始了整顿，经济形势明显好转。
    在工交领域整顿的同时，财经整顿也开始启动。这是对铁路整顿和钢铁整顿起配合作用，从总体上扭转经济状况的重要方面。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一结束，新任财政部部长张劲夫就着手抓整顿财政的工作。财政部核心小组顶着“四人帮”的干扰，恢复、加强了财政部的各级机构。撤销了财政部军事管制委员会，把原财政部和人民银行总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销的司、局组织建制全部恢复起来。财政部税务局也予以整顿加强，恢复为税务总局，加强对全国税收的领导。财政部还从“五七”干校调回大批干部，作为加强财政管理的骨干。
    针对财政工作的混乱状况，财政部重申财经纪律，整顿财政工作秩序。1月1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工作和严格审查1974年财政收入的通知》，要求扭转财政收支的不正常情况，纠正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于2月下旬、3月上旬分别在北京、上海召开财政银行工作碰头会，要求财政银行部门的领导干部必须明确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目标，理直气壮地抓社会主义积累，努力做到收支平衡，略有节余。4月7日至19日，财政部召开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强调发挥税收作用，加强税收管理，严肃纳税纪律，坚决堵塞漏洞，维护国家财政收入。当年8月，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国务院要求，开始起草《关于整顿财政金融的意见》(简称“财政十条”)。针对“四人帮”等人把增加积累批判为“利润挂帅”，“财政十条”强调要划清社会主义积累同“利润挂帅”的界限，为国家创造和提供积累，努力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切实做好经济监督工作，建立经济核算制；规定对未能按期扭亏增盈的企业，财政不补贴，银行不贷款；要加强信贷管理，控制货币发行，严格财经纪律。
    财政整顿的开展，促使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又开始树立起社会主义要抓积累，企业要讲经济效益的观念，促使企业加强管理，尽快扭亏增盈。
    经过几个月的整顿，经济形势明显好转。7月17日，党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指出:3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5月和6月，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板、铁路货运量等，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
    国防科技的整顿也同时展开。1975年初，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中央军委工作后，明确将调整武器装备的发展目标和研制计划提了出来。当年3月，中央任命张爱萍为国防科委主任，加强了国防科技的领导力量，并批准了国家计委、国防科委等单位《关于发展我国卫星通信工程的报告》。张爱萍坚定地在国防科技战线开展了整顿工作。他对干部群众说:现在处在艰难的时期，每一个人都要挺身而出，担负起责任，排除一切阻力，把局面扭转过来!他主持选编毛泽东关于加强团结、克服派性、促进科研生产的语录，广泛印发，有力地遏制了派性势力。他奔走在国防科委的基层单位和试验点上，激励大家“抢时间”，一定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为完成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而奋斗。5月19日，邓小平出席中央军委第十三次常委会议，听取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工作汇报。针对七机部的派性问题，邓小平指出:不准再打“派仗”，凡是打“派仗”的，坚决按中央九号文件办。不管什么老虎屁股都要摸。他鼓励国防科委和七机部领导班子要勇敢地干工作，不要怕说错话。并说:只要你们大胆工作，错了我们负责。大字报一万张都不怕。凡继续闹派性的坚决调开。他还提出，在调整七机部各级领导班子时，要特别注意培养一批年轻的、有发展前途的科技人员，放到适当的领导岗位上，要注意保护这些人，使用这些人。要主动给科技人员创造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11]。在中央和军委的支持下，国防科委在整顿中果断清除了各种帮派组织，撤销了“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指挥部”、“运动办”、“帮促办”等临时机构，恢复了党的各级工作机构。连续严重混乱八年的国防科委，在几个月内科研、生产走上了正常轨道。
    1975年下半年，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连续取得成绩。7月26日，我国成功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0月27日，我国第十七次地下核试验爆炸成功；11月26日，我国成功发射返回式遥感人造地球卫星，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掌握回收卫星技术的国家；12月16日，我国又成功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一年里成功发射三颗人造地球卫星，这在中国航天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为了提高和改善部队现有装备，中央军委还对国防工业进行了整顿。4月2日至14日，邓小平用五个半天的时间出席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听取国防工业重点企业的汇报。这次会议强调，虽然军队减少人员、紧缩编制，但不能削弱部队战斗力，这就要解决装备问题。军委现在一手抓编制，一手抓装备，这两件事不是小事，都是大问题。军队的装备问题很多，质量不过关，性能落后，装备缺编，不配套，失修严重等。要缩短战线，精简型号，搞好常规武器发展规划，加强集中统一管理，狠抓科研。在听到国防工业一些“老大难”企业的派性还没有解决时，邓小平指出，问题的关键是看我们怎么抓。有的干部要调动，有的就是要撤掉。不管什么“派”都是错误的，一切“派”都要坚决排除。在听到军事装备维修存在问题时，邓小平强调:重生产不重维修，这个问题的解决不能再拖了，今天这样决定下来:第一，要重维修，宁可少生产一点，也要把维修问题解决好；第二，要搞一个维修保养的计划，海军、空军、装甲兵统一考虑，统一解决；第三，要按一定的比例生产零备件，没有零件配套就不能算完成生产计划。军事工业的科研也必须搞规划[12]。在国防工业进行整顿的过程中，对有关部门和400多个重点企业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进行了产品质量大检查，科研、生产秩序有所好转。
    铁路整顿、钢铁整顿、财经整顿、国防科技的整顿，扭转了这些部门的混乱状况，进一步明确了整顿的指导思想，丰富了整顿的措施。一批敢于斗争的干部和群众站到了反对派性、克服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前列，大胆地抓生产、抓业务，使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得以恢复，生产和经济出现了良好发展势头。
    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
    全面整顿成效显著，使广大干部群众看到了希望。但是，“四人帮”竭力阻挠整顿的进行。他们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宣传工具，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将各项整顿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把中央关于整顿铁路的决定说成是“搞复辟的纲领”。从3月起，江青、张春桥等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4月中旬，江青正式要求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主张就此问题进行思想“交锋”。在“四人帮”的指挥下，各地报刊发表不少反“经验主义”的文章。一时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亡党亡国的危险”等耸人听闻的言论扩散开来。
    4月18日，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了一个多月来江青、张春桥等大反“经验主义”的情况，明确表示他不同意“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说法。毛泽东表示赞同邓小平的意见。4月23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他还指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这显然是针对江青的。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4月27日开会，传达这个批示。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会上发言，用事实揭露和批评江青等1973年以来屡次伺机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的行径。针对“四人帮”发起的反“经验主义”的浪潮，邓小平指出: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这次会议结束后，江青等人攻击这次会议是对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围攻”。王洪文还写信给毛泽东，攻击邓小平、叶剑英等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说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等等。
    针对江青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行为，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反复强调坚持“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对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提出批评:“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他对江青等人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还批评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在“批林批孔”运动前后的错误进行批评。就江青等人对4月27日会议的指责，邓小平说:有人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还有人讲是“突然袭击”、是“围攻”。其实，40%也没有讲到，有没有20%也难讲。针对江青等人把周恩来、叶剑英在1973年11月中美会谈中的一些言论说成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擅自提出批“走后门”、1975年又突然搞反“经验主义”这三件事，邓小平向江青等人质问道:为什么钻出这三件事?倒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他说: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总括了历史经验，搞小圈子历来不好，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帮”值得警惕。吴德、李先念、陈锡联、叶剑英也先后发言，批评“四人帮”。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九年来，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江青等人，这是第一次。江青等人“沉默”地听批评，这也是第一次。当然，这只是他们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不得不采取的暂时姿态。
    不到一个月，江青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上交书面检查，对一年多来“四人帮”干的三件事，即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批林批孔批走后门的问题、当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问题，一一进行了检讨。她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
    这次会议后，王洪文不再主持中央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于6月下旬被派往浙江、上海“帮助工作”。经毛泽东同意，从1975年7月开始，中央的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由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到全面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使“四人帮”的势头受到遏制，为整顿工作在全国展开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