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墙式地脚线:周作人、郭沫若的做寿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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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和郭沫若小像

周作人和郭沫若，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继鲁迅之后，中国南北文坛上各树一帜的领军人物，文学大家。

1934年和1941年，在他们五十大寿时，各自上演了一场热闹非凡，精彩纷呈的做寿大戏。

先说周作人。

1934年1月，平静优雅地生活在北平八道湾11号的“知堂老人”周作人。这一年虚龄满五十。按照国人做寿“做虚不做实”的习惯，不甘寂寞的周作人暗自谋划着如何为自己做一次“五十大寿”。文人做寿，免不了从诗开头。于是，他费尽心思，足足用了两三天的功夫，写出两首“牛山体”七律自寿诗。其诗云：

(一)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二)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周作人登在《人间世》自寿诗手迹）

所谓“牛山体”，是指南朝时隐居在牛首山的志明和尚写的《牛山四十屁》打油诗。其诗直抒胸臆，如泼皮无赖，很有个性，最为周作人所欣赏。平心而论，周作人这两首“牛山体”自寿诗，看似自我调侃，玩世不恭，其实内里蕴藏着作者对时局的不满和嘲讽，寄沉痛于悠闲。我以为“半是儒家半释家”、“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这几句是这两首“自寿诗”的诗眼。前句阐述其对儒、释两家思想的巧妙且复杂的认同；后句抒发其乱世求隐的情怀。而和他唱和的文士名流，绝大多数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在和诗中表现了对周作人个人世界的深切理解，以及那一代知识分子在现实中的无奈、机智、幽默的情调。当然，其中不免有互相吹捧的成分。

不久，这两首自寿诗发表在周作人的好友林语堂的《人间世》杂志上。林语堂这时刚刚创办《人间世》。他以职业人的敏感看出这是炒作的大好材料。于是邀约一众文坛名流步韵酬唱，为周作人做寿。这些文坛名流是：蔡元培、胡适、林语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一时热闹非凡（另见影印附件）。林语堂那几期的《人间世》一时洛阳纸贵，大赚了一笔。

正当周作人和他的自由派文友，互相酬唱正欢的时候，南边的几位左翼青年作家看不下去了。他们认为值此国难当头，这帮休闲文人仅仅为了作寿，就如此大张旗鼓，互相吹捧，没完没了，实在太过分了！于是群起围剿痛批。周作人自然首当其冲，成为众矢之的。署名巴人（有学者考证，此巴人非真名为王任叔的巴人）和埜容（廖沫沙），以及胡风等先后发文写诗猛烈抨击、嘲讽周作人等，挖苦他们是“几个无聊的作家，洋服也妄称袈裟。大家拍马吹牛皮，直教兔龟笑蟹蛇”，“饱食谈狐兼谈鬼，群居终日品烟茶”“充了儒家充释家，乌纱未脱穿袈裟。既然非驴更非马，画虎不成又画蛇”。有趣的是，这几位左翼青年作家恰恰和鲁迅来往甚密，是鲁迅的崇拜者，有的还是鲁迅的私淑弟子，比如胡风。

以今天的眼光看，当年这桩文坛逸事，左翼作家对周作人等的尖锐批评，虽然不无道理；但挖苦太深，火力过猛，伤及对手身心。周作人一直到晚年，仍对此事耿耿于怀，大感冤屈。究其原因，是因为双方的年龄经历、知识结构存在差异；用今天的话说叫“代沟”。

总之，周作人的“五十自寿”以喜剧快活开始，却以自寻烦恼，自取其辱而终。从此以后，周作人开始走下坡路，从欲做“洞里蛇”隐居，一步一步迈向变节附逆的暗淡人生路，再也没有回过神来！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在上海的鲁迅，虽然早已与周作人“兄弟反目”，却在写给曹聚仁的私人信件中，表达了如下意见：“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实为公允之论。周作人晚年在回忆录里对鲁迅的这一态度十分感激：“对于我那不成东西的两首歪诗，他（鲁迅）却能公平的予以独自的判断，……是十分难得也是很可佩服的。”

再说郭沫若。

1941年11月，时住重庆的郭沫若恰逢其五十虚岁生日。他的这场五十大寿庆典大戏，其规模场面之盛大、空前，时间声势之长久、壮观，足以让周作人为之黯然失色（那时的周作人已经变节附逆，成了叛徒！）。那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一场从头到尾，由中共一手组织、操办的“政治”大戏！

早在郭沫若50大寿前，周恩来就当面对郭沫若说：“为你作寿， 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周恩来将这件事交给翰笙负责，并叮嘱必须建立一个广泛统一战线的筹备组织，由各方面的人参加筹备工作，一定要把这次庆祝活动搞成全国性的。为此，特以中共南方局的名义通电成都、昆明、桂林、延安以及香港等地党 组织，说明这次庆祝活动的意义、内容和方式，希望各地密切配合。经过 一番努力，很快约请了冯玉祥、沈钧儒、黄炎培、邓初民、翦伯赞、章伯钧、 罗隆基、侯外庐、王昆仑、屈武、黄琪翔以及孙科、邵力子、陈布雷、张治中、张道藩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四十名为庆祝活动的发起人，周恩来本人亦在列。

11月16日，郭沫若50岁生日这一天，《新华日报》首先揭开了庆祝活动的序幕：头版刊载了周恩来的专文《我要说的话》，第三、四版出了《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周年特刊》，载有 董必武、邓颖超、潘梓年、沈钧儒、沈尹默以及苏联大使潘友新等人的贺诗或贺词。计有贺词、贺信、诗歌、散文五十多篇，就连被誉为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的陈布雷也为郭沫若写诗贺寿。

周恩来贺词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

这一天，重庆两千多位社会名流及进步青年聚集在中山一路中苏文化协会，举行了郭沫若创作25周年及50大寿的庆祝纪念活动。郭沫若担任主任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所在地天官府7号(今8号)的小楼内更是红烛高照，由于来宾太多，祝寿的宴席摆到了走廊上。据史料记载，这一天，在延安、桂林、香港、新加坡等地，都举行了类似的庆祝活动。

最引人注目的，郭沫若在那次庆祝活动中，手持“巨笔”的照片；成了当天最抢眼的贺礼。这支有5尺多长、碗口般粗的“巨笔”，是当年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会”会长、日本作家鹿地亘特制的“寿礼”。

1941年的郭沫若，还是一个党外民主人士（注1）。党，以如此高的规格、大的场面为一个党外民主人士做寿，这在中共党史上，可谓空前绝后，绝无仅有，令人叹为观止！郭沫若对此是心领神会，感激涕零的。早在1936年（注2），郭沫若就向“党”表示：他愿意做党的喇叭。郭沫若这样说，也这样做了。在此后的四十年间，只要是党和领袖指示号召，无论对错，郭沫若总是第一个出来吹喇叭抬轿子，鼓动歌颂！

周作人和郭沫若，一个跌倒在右的道路上，成为中华民族的叛徒；一个迷失在左的道路上，失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他们的经历和结局都令人扼腕叹息！从他们身上，我们似乎看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尴尬与悲哀！

注1：据史料记载，郭沫若1928年东渡日本前已是中共党员。后来正式的说法是由周恩来安排去的。但也有人说郭实际上是脱党，是在革命最艰苦的时候对革命失去信心的表现。郭沫若重新入党是在1958年。

注2：见林林的《做党的喇叭—— 忆郭老在日本二三事》一文（《人民文学》1978年第7 期）

 （日本友人贺送郭沫若50大寿的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