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速追杀2 在线观看:“中间化”——当代西欧政党的发展趋势 龚加成

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是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1960-19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正如中共中央党校王长江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各个政党的意识形态在没有消除相互对立的同时，开始由基本上是完全互相排斥向互相借鉴、吸收的方向发展。”如何认识当前西欧政党“中间化”的趋势，“中间化”的动力和原因是什么，它对当前西方政党政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正确认识和把握西欧政党这一现代化的发展动向，对我们深入全面的解剖当今世界政党政治，了解西方政治发展规律有着重要意义。

“中间化”的发展趋势

意识形态“中间化”趋势最明显的是作为中左政党的西欧社会党。在英国，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一直按照“第三条道路”的方式来指导民主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布赖尔指出，“第三条道路”之所以被称为第三条道路，恰恰就在于它是超越左与右的基础上所产生的一条新道路。“它是一种第三条道路，因为它坚固地超越了那种专注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生产者利益的旧左派，和那种把公共投资以及常常把‘社会’和集体事业概念当作邪恶而要消除的新右派。”吉登斯把第三条道路称作“断然的中间立场”。1999年，《欧洲：“第三条道路”/新中间派——布莱尔和施罗德的共同声明》的发表，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欧洲大陆国家社会党对“第三条道路”的迎合和认同。事实上，当今西欧社会党现代化的“第三条道路”模式多种多样，对自己所走的中间道路的具体称谓也不完全一致。

在德国，意识形态的中间化是自哥德斯堡纲领之后社会民主党发展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施罗德的所谓“新中间派政策”，实质上是英国工党鼓吹的“第三条道路”的德国版本，他鼓吹的“新中间派政策”的最大特点就是实用主义，即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淡化左右之争，以实用主义为圭臬。其政策主张主要有：经济政策方面，兼顾供给与需求；社会公正与效率方面，兼顾公正与效率；社会权利与义务方面，寻求权利与义务、权利与职责的平衡，强调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这一过程导致了它与基民盟和基社盟的趋同。

在法国，若斯潘提出的以“调节资本主义”为纲的“现代社会主义”新理论，这一理论具有明显的左翼色彩，其核心思想就是肯定国家在就业、社会公正和经济发展中的责任，针对新自由主义提出的道德重建和政治替代战略方案，在政治上呼吁法国左翼和进步力量的大联合。若斯潘领导的法国社会党努力推行“现代社会主义”，虽已取得不少效果，但在多方面的压力下，在实践上也不得不逐渐“中间化”。在政治文化上，传统的左右分野逐渐让位于多元化政治标准。

总之，“第三条道路”在欧洲乃至世界引发的广泛关注和争论，反映了社会党(包括社民党和工党)人对所走过的与资产阶级政党趋同的道路作出的一种集体反思。“第三条道路”的提出，是20世纪90年代左翼复兴的一个必然的理论后果，它所针对的既包括“传统左翼国家干预主义的政治模式”，也包括“新保守主义的思想意识和政抬模式”，它宣称要超越“左”与“右”，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中间化”。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右翼的党派也在走向中间化。如德国的“保守党”基民盟和基社盟。从基督教民主主义本身来看，其“中庸”色彩也是极其强烈的。中间化也是绿党的发展方向。部分国家的绿党与其他党派共同组阁参与执政后，正在改变着它们过激的观点和政策，更多地以妥协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左翼政党共产党也开始向中间靠拢。关于党的性质，西欧多数共产党宣称，今天的共产党已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还必须维护其它社会阶层，特别是工薪阶层的利益。

“中间化”的动力和原因

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导致了西欧社会阶级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传统工人阶级队伍大幅度缩小，中产阶层人数扩大，左右翼政党为争取这一庞大群体而相互竞争，是推动各党意识形态走向“中间化”的最主要力量。

西方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传统工人阶级急剧减少。西方国家是传统的工业化国家，产业工人阶级在整个社会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后期以来，在全球化和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西方传统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些传统的老工业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和服务行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越来越大。与此相联系，传统的产业工人数量正在不断下降。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中，产业工人的数量已经不足人口的10%。另一方面，社会的中间阶层的人数不断增加，形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谁赢得了中间阶层的支持，谁就赢得大选的胜利。

其次，数量可观的少数派群体不再参加投票，基本游离于政治过程之外。过去几年中发展最快的一个群体其实根本就不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由非选民组成的无党派团体。”

最后，人们价值观的改变，主要是表现为个人主义化趋势增强。吉登斯认为，这种价值观的变化，表现为人们不再用阶级界限或左翼——右翼之分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立场，自我表现和对有意义的工作的渴望取代了经济收入的最大化。在这种趋势下，西欧社会正在从一个鼓励团结互助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利己主义的社会。

社会阶级结构“中间化”的发展趋势，导致了各党派意识形态“中间化”的发展趋势。意识形态的中间化是各党派为壮大自身力量而做出的一种实用主义选择，这种变化的主要目的是争取占选民大多数的中间阶层的支持，以获取上台执政的目的。当今处于革新中的各种政党都在自动适应这种变化。它们通过弱化意识形态色彩，模糊阶级之间的界限，把目光集中在庞大的中产阶层。因为，以知识分子、高新技术人才为主的，包括企业主、经理、管理人员、医生、律师、教授、工程师等在内的庞大的“中间群体”，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它们都清楚：谁争取到了中间阶层的支持，就等于获得了大多数选民支持，也就可以实现上台执政的目标。社会和观念的变化意味着政党要取得成功，必须诉诸于新的选民。要争取中间力量，就必须要调整它们在一些问题上的传统的极端化的观点，向中间靠拢，以迎合中间阶层的需要。

此外，全球化及其引发的全球问题的出现，也是推动各政党意识形态走向“中间化”重要因素。在全球化背景下，所有负责任的政党，不管原来抱有什么样的政治见解和政治立场，都同样被迫去改善经济竞争条件。各政党在全球化条件下，为了使各自的投资和生产基地对于全球流动资本具有吸引力，都不得不采取同样的经济政策，如进一步强调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削减福利和实行私有化等。因而在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上，表示政治方向差别的余地已经无可挽回的消失了。

全球问题的出现，如核能、新的通讯技术、劳动关系的革新和灵活化、对自然界和环境的关心，文化多元化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新出现的，都不能纳入传统的左与右两极对立的框架之内，因为上述大部分问题在传统的左与右对立时期，还没有被提出来。对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方案，与传统的“右派”和“左派”取向模式根本无关。

“中间化”的意义和影响

正是在以上因素的作用下，党派意识形态“中间化”趋势日益加强，这一现象对西方民主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党派意识形态“中间化”，使得意识形态淡化，左右区分逐渐失去意义。西方政治思想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的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划分，逐渐失去意义和价值。正如迈尔所指出的那样，二战后，西方的左派和右派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了，二者之间在很多问题上的政治理解相互重合的领域越来越多，相互之间尖锐对立的观点越来越少。今天左派和右派“已同它们早期政治感染力极强的时候不一样，不再是两种相互排斥的经济、国家和社会的组织模式和战斗名称了”。

实际上，无论是左翼政党还是右翼政党都认为，过去代表各种派别的那些“大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概念，如“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已不再能确切地表示它们之间的差别。这种趋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两者都是维护议会制民主的。其次，两者都注重国家干预的作用。

第二，党派意识形态“中间化”，促进了西方政治实用主义的发展，政党政策趋同更加明显。这首先表现在“社会民主主义日益自由化，而自由主义日益社会民主主义化。”随着这一趋势的不断加强，所有看似区别重大的模式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共同之处，如对混合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多元化、代议制民主等皆是如此，它们的区别往往只是问题的轻重缓急不同，甚至只是术语不同。

第三，党派意识形态“中间化”，导致了整个西欧意识形态向右倾斜。各党派意识形态都在“中间化”，但这一“中间化”不是不偏不倚的，在总体趋势上，向右倾斜。

第四，党派意识形态“中间化”，各党面临着失去自己“身份特征”的危险，使得西欧政党政治逐渐走向衰落。政党政治危机不仅表现在大型政党的意识形态危机与纲领思想的混乱与趋同，而且表现为议会民主选举制度的危机。议会民主制危机的具体表现是选民的投票率普遍下降。近年来，西方媒体经常用“厌恶政治”、“厌恶政党”、“政党信任危机”、“民主制度危机”等概念描述选民的社会心态以及传统政党、整个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危机困境。这种危机现象由来已久。多年以来，拥有选举权的选民参加投票的比例不断下降，曾经垄断政坛地位稳固的大型政党的基本选民队伍不断萎缩，党员大量流失，各大党在选举中所获得的选票比例急剧下降。

近年来，西欧各国进行的各种民意调查结果更进一步宣示出制度信任危机的严重程度。1985年法国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结果表明，有四分之三接受调查的人表示信任警察，49%的人宣布表示信任总统，42%的人表示信任议会，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宣布自己信任政治家，18%的人信任政党，而还有68%的人声明自己对于政党持不信任态度。1990年在意大利20至29岁的青年中进行的民意调查，有40%的人对于现行政党是否真正有利于人们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表示怀疑。1991年底在意大利进行的另一次民意调查证实，只有7%的接受调查的人宣布自己信任现有政党，有50%以上的人认为，传统政党已经没有能力把国家从目前的制度危机和经济危机中解救出来。同时有46%的人认为，削减各党手中的权力可以有利于加强普通公民对于国家事务的参与。

尽管国内外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变化正在使西方国家的政党的自身政治身份、可信度和决策权力走向减弱，但我们依然不能简单假定政党会走向衰亡，因为政党的特权地位和许多功能仍继续存在。西方政党的确开始陷入危机，但是，这种危机所真正带来的将是政党自身(比如在美国)和整个政党体制(比如在西欧)的不断变化，但这并不影响政党作为现代民主制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和某种相对稳定政党格局的存在与延续。

(作者单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党制度研究中心/责编 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