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客厅阳台过门石效果图: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唱和风波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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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唱和拾趣
(2011-03-24 22: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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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间其中意，且到寒宅吃苦茶。
诗的大意说周作人前世为出家和尚，今世却是人世间的居士，已到孔子所说的“知天命”之年，就避开在新文化运动中冲锋陷阵的锋芒，闲来无事就在街头听人谈鬼，窗下画蛇，玩骨董，种胡麻，若问这是为什么，请到寒舍一面品尝苦茶，一面听我细说缘由吧。此诗表现了周作人五十虚龄已意志消退，完全是一副与世无争闲雅淡适的样子了，再也看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换地斗天的斗士形象。诗中的首联还概括了一个家族中流传的典故。据说在周作人出生的那天晚上，一个族叔外出到半夜才回来，走近堂内的门时，他似乎看见一个白胡子老头站在那里，而周作人恰在此时降生，所以周作人常说自己是“老人转世”。但其家族中的人却以讹传讹，将“白胡老人”说成是“老和尚”了，因此后来周作人在其《知堂回想录》中说：“我做的那首打油诗，普通被称为‘五十自寿诗’的七律，其首联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即是这个典故。”
又过了两天，旧历15日（公历是16日）才是周作人真正的生日，他在家设五桌酒席宴请亲友，当日，他又用13日做的诗的原韵写了一首：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周作人在第一首诗后加了个后序说：“二十三年十三日偶作五十自寿诗，仿牛山志明和和尚体。录呈巨渊兄一笑。”所谓“牛山体”是指仿南朝志明和尚的《牛山四十屁》诗的风格写成的。诗写成后，周作人抄了许多份赠送给友人。第一首后所加小序中说的“巨渊”即赵巨渊，也是他的朋友。赵巨渊把周作人抄赠给他的打油诗寄给了上海的《现代》月刊杂志，其编者施蜇存和杜衡也是周作人的朋友，因此就在2月1日出版的《现代》月刊第4卷第4期上影印刊载出来，并改题为《五十诞辰自咏诗稿》，署名知堂，他们还专门做了题为《周作人五十诞辰之祝贺》的专版。除此诗外，还有周作人和他家人的合影，甚至把他五十寿宴的请帖都影印了出来，可见重视程度之高。
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一发表，立刻引起了许多文人的唱和追捧，可说掀起了一股小小的热潮。它的始作俑者毫无疑问应该是林语堂。此时林语堂在上海筹办小品文半月刊《人世间》，自任主编，于是借题发挥，大做文章。他特意邀请了很多文人写诗唱和，并在4月5日出版的《人间世》创刊号上刊出《发刊词》，接着即刊出周作人两首诗合并抄录的影印件，周作人又特为自己的这两首诗重新拟定了题目为《偶作打油诗二首》。在同期《人间世》上跟周作人一起发表的是刘半农、沈尹默和林语堂的诗，都有唱和的手迹影印刊出。刘半农的诗题为《新年自咏次知堂老人韵》，共有4首诗：
咬清声韵替分家，爆出为袈擦长裟。
算罢音程昏若豕，画成浪线曲如蛇。
常还不尽文章债，欲避无从事务麻。
最是安闲临睡顷，一支烟卷一杯茶。
吃肉无多亦恋家，至今不想著袈裟。
时嘲老旦四哥马，未饱名肴一套蛇。
猛忆结婚头戴顶，旋遭大故体披麻。
有时回到乡间去，白粥油条胜早茶。
只缘险韵押袈裟，乱说居家与出家。
薄技敢夸马胜狗，深谋难免足加蛇。
儿能口叫八爷令，妻有眉心一点麻。
书匠生涯喝白水，每年招考吃回茶。
落发何须更出家，浴衣也好当袈裟。
才低怕见一筐蟹，手笨难敲七寸蛇。
不敢冒充为普鲁，实因初未见桑麻。
铁观音好无缘喝，且喝便宜龙井茶。
沈尹默竟然一下和了七首，放了卫星。前四首中的前两首诗题为《和岂明五十自寿打油诗韵》，后两首又加诗题《自咏二首用裟韵》，后三首则题为《南归车中无聊再和裟韵诗三首》。其诗为：
多重袍子当袈裟，五时平头算出家。
懒去降龙兼伏虎，闲看绾蚓与纾蛇。
先生随喜栽桃李，博士偏劳拾芝麻。
等是闲言休更说，且来上寿一杯茶。
昨遇半老博士，云相约和袈裟字头破用，因更和一首。
制礼周公本一家，重袍今可简称裟。
喜谈未必喜扪虱，好饮何曾好画蛇。
老去常常啖甘蔗，长生顿顿饪胡麻。
知堂究是难知者，苦雨无端又苦茶。
自咏二首用裟韵
论文不过半行家，若做和尚定著裟。
反正无从点林翰，端底何必揣沙麻。
图中老虎全成狗，壁上长弓尽变蛇。
睁眼何妨也瞎说，苦茶以上更无茶。
无茶苦茶，日本语也。
莫怪人家怪自家，乌纱羡了羡袈裟。
似曾相识拦门犬，无可奈何当地蛇。
鼻好厌闻名士臭，眼明喜见美人麻。
北来一事有胜理，享受知堂泡好茶。
吾乡一悭吝富人，客来待遇有差等，寻常只呼茶，所谓现成茶。稍异者呼泡茶，上客至好则呼泡好茶矣。知堂一切平等，人人皆有好茶吃，然知其为好茶者，余其一也。呵呵。
南归车中无聊，再和裟韵，得三首
无从说起国和家，何以了之袈也裟。
三笑良缘溪畔虎，一生妙悟草间蛇。
唐诗端合称黄娟，宋纸无由写白麻。
好事之徒终好事，开门七件尚须茶。
牛有牢兮豕有家，一群和尚有袈裟。
乐居杜老东西屋，莫羡欧公大小蛇。
解道人生等蒲柳，休从世事论芝麻。
回黄转绿原无定，白水前身是酽茶。
学诗早岁诵千家，险韵居然敢押裟。
吟囊耸肩嘲病鹤，阵中对手认长蛇。
知堂春意几枝豆（知堂斋中有红豆数种），
半老风怀一点麻（半老有余妻一点麻之句）。
谑及诸公知罪过，甘心罚饮熟汤茶。
林语堂的和诗题为《和京兆布衣八道湾居士岂明老人五秩诗原韵》，也是发表在《人间世》创刊号上的：
京兆绍兴同是家，布衣袖阔代袈裟。
祗恋什刹海中蟹，胡说八道湾里蛇。
织就语丝文似锦，吟成苦雨意如麻。
别来但喜君无恙，徒恨未能共话茶。
或谓八道湾蛇固有，而什刹海无蟹，奈何。然什刹海有蚓，吾其恋蚓乎？语堂
接下来林语堂又在《人间世》的第二、第三期上连续发表了钱玄同、胡适、蔡元培、沈兼士等人的唱和诗，也极为有趣。这些和诗是：
钱玄同的和诗题为《也是自嘲，也和知堂原韵》：
但乐无家不出家，不皈佛教没袈裟。
腐心桐选诛邪鬼，切齿纲伦斩毒蛇。
读史敢言无舜禹，谈音尚欲析遮麻。
寒霄凛冽怀三友，蜜桔酥糖普洱茶。
又有一首《再和知堂》：
要是咱们都出家，穿袈是你我穿裟。
大嚼白菜盘中肉，饱吃洋葱鼎内蛇。
世说专谈陈酉靺，藤阴爱记烂芝麻。
羊羹蛋饼同消化，不怕失眠尽喝茶。
胡适也同时吟唱了两首和诗，不过一首为七言律诗《和苦茶先生打油诗》，另一首则是五言的，这也是所有和诗中唯一的一首五言诗，足见关系之随便。胡适的七言诗是：
先生在家像出家，虽然弗着啥袈裟。
能从骨董寻人味，不惯拳头打死蛇。
吃肉应防嚼朋友，打油莫待种芝麻。
想来爱惜绍兴酒，邀客高斋吃苦茶。
五言的名《再和苦茶先生，聊自嘲也以》
老夫不出家，也不着袈裟。
人间专打鬼，臂上爱蟠蛇。
不敢充油默，都缘怕肉麻。
能干大碗酒，不品小钟茶。
胡适在此诗下自注云：“昨诗写吾兄文雅，个诗写一个流氓的俗气。”
平时很少与周作人有交往而时又远在上海的蔡元培得到林语堂的邀和诗信后，也不甘落后，竟然先后作诗三首寄给周作人。其前二首是《和知堂老人五十自寿》：
何分袍子与袈裟，天下原来是一家。
不管乘轩缘好鹤，休因惹草却惊蛇。
扪心得失勤拈豆，入市婆娑懒绩麻（君自言到厂甸数次矣）。
园地仍归君自己，可能亲掇雨前茶（君曾著《自己的园地》）。
厂甸摊头卖饼家（君再厂甸购戴子高《论语注》），肯将儒服换袈裟。
赏音莫泥骊黄马，佐斗宁参内外蛇。
好祝南山寿维石，谁歌北虏乱如麻。
春秋自有太平世，且咬馍馍且品茶。
5月5日，蔡元培又写有《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寿韵》七律一首，发表于《人间世》第三期上，其诗是：
新年儿女便当家，不让沙弥袈了裟。
鬼脸遮颜徒吓狗，龙灯画足似添蛇。
六幺轮掷思赢豆，教语蝉联号绩麻。
乐事追怀非苦语，容吾一样吃甜茶。
蔡元培原诗稿首联下注云：“吾乡小孩子留发一圈，不剃其中边者，谓之沙弥。《癸巳存稿》三《精其神》八采引经了筵、陈了正等语，谓此自一种文理。”
颔联下注云：“吾乡小孩子选炒蚕豆6枚，于一面去壳少许谓之黄，以完好一面谓之黑。二人以上抡掷之，黄多者赢。亦仍以豆为筹码。”
颈联下注云：“以成语首字与其他本字相同联句，如甲说：‘大学之道’，乙接说：‘道不远人’，丙接说：‘人之初’等谓之绩麻。”
尾联下注云：“吾乡有‘吃甜茶讲苦话’语。”
蔡元培在这首诗中吟咏了故乡绍兴的四种习俗，趣味盎然。
周作人的北大同事沈兼士在《人间世》第二期上也发表了一首和诗：
错被人呼小学家，莫教俗字写袈裟。
有山姓氏讹成魏，无虫人称本是蛇。
端透而今变知澈，鱼模自古属歌麻。
眼前一例君须记，荼苦由来即苦茶。
和岂明打油诗寄上一首，聊塞雅望。语堂兄
需要说明的是，此诗在《人间世》刊出的手迹影印件上署名“朱兼士”，但在目录上却印为“沈兼士”，而且据文献记载和各种名人录等工具书所示，并未有“朱兼士”其人。据悉与周作人、林语堂等圈内人交往的人，也只有沈兼士并无朱兼士。而沈兼士自书诗作中肯定是误写为“朱兼士”却被影印刊登出来，成为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
从正面唱和追捧周作人“五十自寿诗”的情形大致如此。
当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与众多名人的唱和追捧诗在《现代》、《人间世》上发表之后，在文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周作人等意志消退、沉湎于听谈鬼、学画蛇等琐事的逍遥之态，引起了一些较为年轻的文坛新秀的强烈不满。于是又有许多文化人开始批判、讽刺、挖苦周作人及其唱和追捧者。
最早进行批评讽刺的是廖沫沙，他以“埜容”的笔名在当年4月14日《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人间何世？》的文章，首先将发表周作人闲适诗的《人间世》揪出示众。他在文章中尖刻地说：“揭开封面，就是一副16寸放大肖像，我还以为是错买了一本摩登讣闻呢？细看下款，才知道这是所谓京兆布衣知堂先生周作人近影，并非名公巨人的遗像。那后副还有影印的遗墨一般的亲笔题诗……”
接下来妙的是作者也用周作人原诗韵和了一首，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也是第一首按周作人原诗韵和其诗刺其人的“和诗”：
先生何事爱僧家？把笔题诗韵押裟。
不赶热场孤似鹤，自甘凉血懒如蛇。
选将笑话供人笑，怕惹麻烦爱肉麻。
误尽苍生欲谁责？清谈娓娓一杯茶。
这是用周作人原诗韵讽刺他的第一首和诗，语言诙谐，意趣天成。然后笔锋一转，直刺《人间世》提倡小品文远离文坛斗争的超现实态度，犀利泼辣，凌厉风发：
按《发刊词》“包括一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的范围，逐篇读下去，却始终只见“苍蝇”，不见“宇宙”。莫非又和近来的《论语》相似，俏批埋煞了正经，肉麻当作有趣；压根儿语堂先生要提倡的是“苍蝇之微”，而不是“宇宙之大”么？
语堂先生提倡的“幽默”，已经是一切都不出所料，“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鲁迅：《论语一年》）而据说包括一切的《人间世》，现在却只看见几只“苍蝇”。前者的“一笑”，与后者的“苍蝇”，实在是二而一者也。这种东西，倘说它不是吗啡红丸，但也并不是什么清心补脑之物吧。这是一。
据说十四年来，中国创作小说的佳作，是由小品文训练而来。这话，我不知底细，因为我不是创作小说的。但长于小品文的京兆布衣知堂先生周作人为什么至今不见有小说行世？而另一善写小品文和杂感的鲁迅，在写《狂人日记》、《孔乙己》以前，又曾写过怎样的小品文字呢？倘说，那是另有原因，那就是代小品文夸张盗名，倘说确有其事，那就是发刊者违心欺世。这是二。个人的玩物丧志，轻描淡写，这就是小品文。西方文学有闲的自由的个人主义，和东方文学筋疲骨软，毫无气力的骚人名士主义，合而为小品文，合而为语堂先生所提倡的小品文，所主编的《人间世》。
4月16日，林语堂又在《自由谈》上发表了《论以白眼看苍蝇之辈》对埜容给予回击。林语堂直言埜容是“苍蝇之辈”，“盖埜容虽写来却是白话，其深恶小品文之方巾气与前反对白话维持道统之文无别。”“埜容君好谈的是世道，是人心，然世道人心若不从微处人手谈起，亦每每谈得昏头昏脑，不知所云。”针对埜容文中提到的鲁迅、周作人的异同，林语堂又辩称“埜容论周作人虽善作小品，却未能写小说，鲁迅写成小说佳作之前亦未写杂感小品，冀以说明吾说‘创作小说佳作由小品文训练而来’”的非理性，完全是“新八股”、“新道学”的喧嚣。
在4月16日、17日的《自由谈》上还刊出了胡风的《过去的幽灵》，他在文中质问周作人说：“周先生现在自己所谈的鬼，听人家谈的鬼，是不是当年他翻译的时候，叫我们防备的幽灵呢？昔日热烈地叫人防备，现在却促膝而谈之，不晓得是鬼们昔日虽然可恶而现在可爱起来了呢，还是因为昔日虽然像现在的批评家似的‘浮躁’，而现在的八道湾居士却功成圆满，就是对于小鬼也一视同仁了？”这是因为在1924年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到中国来访问时，在演说中讲到在你们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里面都还住着一个“过去的幽灵”，时时会跑出来鼓励你们照它的意思去做逆历史潮流的事。这篇演讲就是由周作人翻译的，译文名字也叫《过去的幽灵》。胡风在文中还指出，如果是在《四库全书》的什么集子里发现有周作人写的这类“炉火纯青”的七律，拍案叫绝是当然的。可周作人却是写出过为诗底解放而斗争的《小河》、翻译过《过去的幽灵》等的斗士，现在变成了“街头终日听谈鬼”的消闲优游之士，岂不可怪？可惜？
当时胡适曾收到一个署名“巴人”的广西作者寄给他的五首用周作人诗韵写成的唱和诗，却是讥讽周作人及跟着追捧他的唱和者。这些诗当时也并没有发表，诗题下写有“最好，看完了才笑！！！”的警语，五首各有题目，出语尖利，直刺对方：
第一首：刺彼辈自捧或互捧也
几个无聊的作家，洋服也妄充袈裟。
大家拍马吹牛屁，直教兔龟笑蟹蛇。
《语丝》丢尽几多丑，《论语》刊来更肉麻。
饱食谈狐兼说鬼，“群居终日”品烟茶。
第二首：刺从旧诗阵营打出来的所谓新诗人复作旧诗也
失意东家捧西家，脱了洋服穿袈裟。
自愧新诗终类狗，旧诗再作更画蛇。
痣留虽感美中恨，痣拔却添满面麻。
运到屁文香四海，运穷淡水也当茶。
第三首：刺周作人冒充儒释丑态也
充了儒家充释家，乌纱未脱穿袈裟。
既然非驴更非马，画虎不成又画蛇。
出丑藩间乞祭酒，遮羞拍岸拾芝麻。
救死充饥棒锤饭，卫生止渴玻璃茶。
此首诗第5句下作者有原注：“齐人‘卒之东郭藩间之祭者，乞其余’而食，归而‘骄其妻妾’，‘谓所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见《孟子》）。”第6句下原注有“系描写旗人摆穷臭架子，见《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7句下有原注曰：“棒锤饭，甲乙饥甚，相与计议如此如此。甲适某馆用餐，乙伺其将毕，趋前骂曰：‘哪里未找遍？你原来逃在这里，快还钱来！’便当头一棒。甲乘机逃脱，乙紧追出店。同样，乙亦得饱餐焉。”第8句下亦有原注云：“‘玻璃茶’即白开水，谓其透明如玻璃也。本因价较茶廉甚，只须一文钱，而固矫谓比茶卫生些，实即穷措大之经济学妙用。故人多说之曰卫生茶。‘棒锤饭’、‘玻璃茶’两故事，下流社会颇流行。”
第四首：刺疑古玄同也
谁谓玄同疑古家，分明破裤当袈裟。
秃头原是小和尚，乃竟误为乌棒蛇。
不疑今来偏疑古，硬疑季康是李麻。
坐着团屎不知臭，却疑清尿是清茶。
第五首：刺刘半农博士也
半料博士半农家，半袭洋服半袈裟。
半通文出半通手，半类画虎半画蛇。
介绍不曾半遮掩，半通面红半肉麻。
半罐枪手几个大，骗得博士半罐茶。
在本诗第3句下有原注云：“博士论文半通不通”，第5句下有原注曰：“请问口口先生便知其中味。”“口口”处二字被挖去，“口口”为谁已不能确知。第7句下有两个原注：“半罐枪手”下注云：“半罐水，指喻人之半通也。”“几个大”下原注云：“北平土话，谓值几个大铜子也。”
这五首诗将周作人及其唱和追捧者讽刺了个遍。因为当时没有公开发表，所以也就不为多数人所知，当然也就无人去反击这位远在广西并非王任叔之笔名的“巴人”了。
由于曹聚仁1934年4月24日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周作人先生的自寿诗——孔融到陶渊明的路》，文章较隐诲，实际是采取了中庸立场，他说，“诗是好的，批评也是对的。”他认为周作人的谈狐说鬼是“‘浮躁凌厉’而‘思想消沉’，旁人眼里，当然恍如隔世了”，“周作人先生备历世变，甘于韬藏，以隐士生活自全，盖势所不得不然。周先生十余年间思想的变迁，正是从孔融到陶渊明二百年间思想变迁的缩影。我们读了自寿诗，更可以明白了。”在社会上正掀起猛烈抨击周作人自寿诗及其唱和诗的风潮中，曹聚仁的文章无异于消防队，因此深得林语堂的赏识，说“其恰我心”。所以仅隔两天于4月26日，林语堂就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周作人诗读法》的文章，申述由曹文引起的感慨：“此诗自是如此看法，寄沉痛于幽闭，但世间俗人太多，外间颇多訾议，听之可也。唯怪不应将此诗发表，放在伧夫竖子眼前耳。长沮桀溺乃世间热血人……”林语堂说他已将这些意思写信告诉了周作人，他还解释辩称：“热极矣，而无如何，则不得不归于冷耳。极热必极冷，此乘桴之所以叹也。”林语堂此处将周作人比作周游列国传道却得不到理解因而想“乘投浮于海”的孔子，又是抬得太高了。更加上他在文章开头的一段话火气太大，又歪曲地攻击了一些人，由此又引发了从周作人自寿诗辩难中岔生出的新一轮论争。也极有趣，且与周作人自寿诗的风波密切相关，在此也披露出来以供读者品赏。
林语堂在《周作人诗读法》开头说：“近日有人登龙未就，在《人言周刊》、《十日谈》、《矛盾月刊》、《中华日报》及《自由谈》化名投稿，系统地攻击《人间世》，如野狐谈佛，癞鳖谈仙，不欲致辩。”这些话首先引起了《人言周刊》的编者郭明、谢云翼的不满发难。在28日《自由谈》刊出一封《来函照登》，就是直接驳斥上引林语堂那段话的：
编辑先生：
《自由谈》近日载林语堂一文，涉及蔽刊，因答一书，寄请在《自由谈》看出，以明是非，不胜感激！
语堂足下：
今天在《自由谈》上得读大作《周作人诗读法》，涉及拙编《人言周刊》：谓《人言》与其他刊物对尊编《人间世》亦曾做系统的攻击。披诵之余，诚有令人不能已于言者。
《人言》与足下之关系亦唯足下知之最深：前次足下《论语》所刊启事，同人固不愿多所哓舌；今番关于《人间世》各方虽不无评质，然《人言》却未置一辞，在足下或以愤懑之余，指鹿为马，而在同人却凭空生出是非来，实为始料所不及。
足下提倡小品文，是乃各人嗜好，同人等当然无话可说；但平心而论，“十四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唯一之成功，小品文之成功是也……”一段文字，究竟不无有“癞痢头儿子自己好”之嫌。足下倡导“幽默”允宜超脱不羁，但近来尊作徒见懑盛之气，倡幽默者果应如是耶？
大小品文不过文学上一种体裁，固无提倡或打倒之必要，争辩解释，在同人看来，本来太觉“天真”！
足下为文学努力，不胜钦佩，但见仁见智，各有不同。方今政潮所趋，崇尚XX，足下谈国事时，亦常以……而鄙弃之，特观最近足下论调，竟有欲行文学的独裁之趋势，不禁使人愕然。叨在知己。谨此附陈，如有未尽之处，而须指教者，若其范围仅限于个人意见不同，而与大局无关者，自以约期面谈为妙。否则笔墨之间，徒留痕迹，转贻人以“登龙有术”之讥，想亦为足下所不取也。书不尽意，即颂著祺。
林语堂本来是《人言周刊》的同人，可是刚刚声明脱离关系。郭、谢在这封信中不愠不火，直刺林语堂的疼处，针针见血。林语堂所宣扬的小品文是现代文学唯一成功的范例是没有人认同的，以此点切入，可谓抓到了关键，击中要害也。同一天，《自由谈》还开始连载林语堂的《方巾气研究》，仍然是借周作人诗倡导小品文，攻击“载道派”。4月30日，《自由谈》又刊出林语堂回应郭明、谢云翼信的答复信：
烈文兄：今日见郭明、谢云翼二先生与弟函，用意破坏私人感情，谨达数语，以释疑惑。此后如有诚意批评《人间世》内容或编法之文，不妨发表，弟亦必接受。若徒作意气话头，殊觉无谓。
郭明、云翼先生：
阅悉本日《自由谈》所登致弟尊函，虽知二位忙人，未必有暇亲拟此信，然此信之发表，欲使汝我破坏感情甚明。弟前文只谓“有人登龙未就，在《人言周刊》、《十日谈》、《矛盾月刊》、《中华日报》、《自由谈》化名投稿，系统的攻击《人间世》”，而来函认为弟谓“《人言》……亦曾做系统的攻击”，正欲使个人避开锋头而使汝我交恶也。且欲使《十日谈》关系轻，使《人言》关系重，此法亦妙矣。是亦幻龙新术，岂但所谓精研之登龙术而已。此君共有七篇文稿，攻击弟个人（最近一篇《谈决》登在今日收到之第27期《十日谈》），故谓之“系统的”。只须效文素臣正眼一觑，照出其为俗物，而非龙，使现原性，一切平安大吉。弟决不受其欺愚而对二位发生误会，而先生亦幸无坐听一言论机关变为私人发泄意气撒伪龙尿之地。函中语辩不完，故不辩。
顺便说明，弟始终推许《人言》而鄙夷《十日谈》。日前退出《人言》编辑委员会而必须在启事上声明者，乃因尔时弟已决定主编《人间世》，不欲外间以我为跑街婆也。
此信后未署明日期，但信中所说第27期《十日谈》出版于4月30日，林语堂信应写于4月30日之后为合理，不应是4月30日，因为刊物出版之日与读者到手之时有个邮寄时间差的问题。可林语堂的复信在《申报·自由谈》4月30日已刊出，这又说明此信最迟应写于4月30日。但当时写的信可能在当日的报纸上刊出吗？如能刊出，速度之快可谓奇迹！
林语堂信中说“未必有暇亲拟此信”的话，又招来了郭明、谢云翼的指斥，他们又写了《再致林语堂书》，刊登在5月12日出版的《人言》第13期上：
语堂足下：
顷在《自由谈》得读尊函，备承推许，感幸何拟。而于在《人言》有无人化名攻击《人间世》一点，未得足下一言，表示遗憾。
《人言》创刊不久，足下即登启事脱离编辑委员会，而仅居撰述者之地位，但弟等始终仍根据当日同人议定之计划进行，只为大众说话，不作私人之争，对于《人间世》更未作任何批评，过去各期俱在，足下当可复按。细读足下所作《周作人诗读法》一文，首列《人言》，纵《人言》本身不为“系统的攻击”，仿佛意思之间，已将“一言论机关变为私人发泄意气之地”，弟等身为编辑，为《人言》本身信誉计，为《人言》编辑责任计，自不得不有所声言。
足下学问，素所钦佩，爱之维深，不觉言之维切，故前书后段，不无劝告之语，此乃当时以不了解之辞，出诸知我者之口，迹近无中生有，是以言辞之间，似不免稍形兴奋耳！顾弟等初衷，实未有牺牲数年来朝夕过从的深谊之意，足下明达，当知下怀。至足下以谓前书弟等“未必有暇亲拟”，则又不然。弟等纵非有闲之人，然《人言》编务，责无旁贷，决不致忙得连一封信，都要请人代写，若以为更有第三者借“此信之发表，欲使汝我破坏感情”，想系我兄猜度之辞，非事实也。即颂著祺。
至此《人言》的郭明、谢云翼偃旗息鼓，收兵回营。可斜刺里又杀出章克标的一彪人马，他在5月3日的《自由谈》上也刊出了一封信，直击林语堂：
烈文兄：
读今日《自由谈》林语堂先生一信，无法缄默，因寄数言。语堂目标所指，完全在我，现已揭开黑幕，谅无所避，不能不辩。前在沪曾闻传言，语堂策划对我下总攻击，但自问未有开罪该人之处，不敢置信，而今竟成事实，令人莫解究竟。我来硖石看灯已四五日，连天霪雨，延未举行，昨始放晴，兴会稍佳，乃于数百里外，被拉入是非旋涡，殊出意外。语堂谓我于《人言》、《十日谈》、《矛盾月刊》、《中华日报》及《自由谈》化名系统地攻击《人间世》，不知有何证据？《矛盾月刊》上《论小品随笔之类》一文是我作，而其他各文便非我作不可之理由何在？语堂如无强有力之真凭实据以证明其他各文确为我所作者，应不能逃避其有虚拟捏造诬载陷害之恶意。语堂何以生此恶毒之心，我现在不能明了，待看完花灯后，当返沪推究其故，阐明其真意之所在，以表白于天下。语堂如能自省，人性发现，天良激动，必能翻其恶意倾害之毒念，则应有知过必改之勇，痛自忏悔，向公众道歉可耳。信请照登，因欲兼示语堂，予以自新之路也，草草不二。
章克标出版过《文坛登龙术》一书，引起文坛轰动。此书是章克标揭露文坛上一些人的丑行，但却常常被误解为推销他自己的“文坛登龙术”了，此为他始料不及。因此林语堂在《周作人诗读法》中开头所说的“近来有人登龙未就”，自然就与章克标联系上了。又因为在林语堂致郭明、谢云翼的信中，说“是亦幻龙新术，岂但所谓精研之登龙术而已。此君共有七篇文稿，攻击弟个人（最近一篇《谈决》登在今日收到之第27期《十日谈》），故谓之‘系统的’）。”此处所指也使人感觉非章克标莫属。章克标也非省油之灯，据实给予辩驳自在情理之中。那么林语堂又为什么借读周作人诗之法，单单又指斥章克标呢？这是因为此段时间里章克标写了不少文章评论小品文和杂文，计有《人言周刊》上的《杂文的风行》、《为杂文辩护》等，指出杂文的兴起是应运而生，新起的小品文是无法代替杂文的，虽然它们大同而小异，但各有不同的职司。在1934年4月30日出版的《十日谈》第27期上有《谈诀》一文，文中讽刺了“好谈小品文”的人，但因没有直接点出林语堂，又署名为“四方”，因此章克标才理直气壮地反驳说：“语堂如无强有力之真凭实据以证明其他各文确为我所作者，应不能逃避其有虚拟捏造诬栽陷害之恶意。”
第27期《十日谈·吸烟室里》，还有署名“社员”的两段话，那是直接讽刺挖苦林语堂的：
一段是：
四月十四日《申报·自由谈》上载有署名埜容的《人间何世？》一文，对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痛下攻击，说得体无完肤，其中顶倒霉的，要算岂明老人。因为《人间世》封面用了个黑框子，被说成是摩登讣文，而周作人的一副肖像，恰载在第一面。周氏打油诗，幸为五十自寿，否则殆矣。
另一段是：
林语堂应浙江省官设同览会之招游杭徽一带，在杭市官界招待会上，斤斤以和《人言》无关辩，自谓所说不能是人言，语甚滑稽。但林博士何以要如此说，则诚令人不解，因《人言》创刊时，博士也曾参与其间也。
这“社员”究竟是谁？林语堂大概总以为就是章克标吧，可他可能一时也拿不出确凿证据来下断语，所以也就有意顺水推舟虚晃一枪而收兵了。事实上林语堂早在4月30日答郭明、谢云翼的公开信中早已埋下伏线说“如是意气话头”，不予理睬。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没过几天，郭明又在《人言周刊》第12期上刊出的《自己笔记》中的《小品文》一节议论到所谓“意气之争”说，林语堂“深怕此场论战，又将弄得头破血流。”郭明说埜容文章的指向还只是“表面的”，而林语堂的所谓有人“化名投稿，系统的攻击《人间世》等语，似有所指，此中恐有误会；语堂固非好事之徒，何必自寻烦恼？”文中又进一步申明争议并非“意气之争”。
《申报·自由谈》5月中旬又刊出署名“痰迷”的两首和周作人自寿诗的诗，题目叫《“请教先生‘两’首诗”》，诗前有小序：
知堂老人，五十自寿有诗。海内名流，纷纷奉和。独以某公“拂地裤缘疑病马”一联，可谓奇绝。此外，“茶苦由来即苦茶”，亦可算见道之言。迷亦好诗，借韵奉林先生两首，以博一粲。
“学匪”先生亦世家，搅将泥土上僧裟。
竖子昔教惊唳鹤，叭儿今已化腾蛇。
闲看海派多如水，见说人间乱似麻。
桃李正开春正好，不妨花底漫煎茶。
“幽默”如君颇“大家”，漫吹烟雾绕缁裟。
人间原有多鼷鼠，夫于由来恶懒蛇。
小品纵多蜗篆壁，大音无奈甲弹麻。
高丘正苦无余子，又起风波一盏茶。
《申报·自由谈》上由周作人自寿诗引起的关于小品文的论争至此戛然而停。但这是没有结论的“坐而论道”，谁也没有说服谁，好像谁也没有一定要说服谁。
过了许多时日之后，著名作家许杰撰写了《周作人论》，在引述了双方的主要论点之后，他作了总结式的评说：
周作人的这首五十自寿诗，自然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了。我们读了这首诗之后，我们除了了解他的陶渊明式的隐士的风度以外，其余还能想起一些什么来呢？我们在他的诗中，能够找出一些时代的意义、社会的画影来吗？我们读了这首诗以后，如果不说是现代的文人所作的，你会想到这首诗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了东三省以后，再以大炮威胁着北京城的年头，曾经主张北京城永不驻兵作为永久的文化城的教授们所作的吗？你以为他这样悠闲地生活着——听谈鬼、学画蛇、玩骨董、种胡麻，甚至于吃苦茶的生活，还有一丝一毫的物质的牵累吗？那些可怜的教授们的生活除了精神上受到压迫不得自由不说以外，如因为内战，因为外侮，以至军阀们把学校经费拿去充当军费，害得教授们几个月领不到薪水之类的事，能够在他们的感怀诗中发现出一丝一毫的痕迹吗？
上面引文可见陶明志编、1934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周作人论》一书第34页至第35页。文中稍有笔误，如开头“周作人的这首五十自寿诗”应为两首而非一首，此不掩瑜。许杰从时代的大背景上去否定周作人自寿诗及其众多追捧的和诗，真是痛快淋漓横扫千军。可惜这种评论不多，似仅此一见。
周作人写五十自寿诗之时，鲁迅与之失和已十余年。对于和诗引起的风波，鲁迅看在眼里记在心中，虽没有公开发表文章谈及自己的观点与看法，但在1934年4月30日与5月6日致曹聚仁和杨霁云二人的信里谈到了自己对和诗风波的看法：
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做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有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见《鲁迅书信集》上卷534页）
我们试看撰稿人名单，中国在事实上确有这许多作者存在，现在都网罗在《人间世》中，借此看看他们的文章，思想，也未尝无用。只三期便已证明，所谓大家，大抵徒有其名，实则空洞，其作品且不及无名小卒，如《申报》本埠附刊或《业余周刊》中之作者。至于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不隐诲，已为一般读者所不僚，加以吹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见《鲁迅书信集》上卷第537至538页）
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在持续了三个多月“五十自寿诗”唱和风波中，周作人极典型地采取了此种态度。但他并非不介意，而是一直耿耿于怀，直到1936年6月周作人才在《谈鬼论》中将这种心态全锅端了出来：
三年前我偶然写了两首打油诗，有一联云，“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有些老实的朋友见之哗然，以为此刻现在不去奉令喝道，却来谈鬼的故事，岂非没落之尤乎？这话说得似乎也有几分道理，可是也不能算对。盖诗原非招供，而敝诗又是打油诗也，滑稽之言，不能用了单纯的头脑去求解释。所谓鬼者焉知不是鬼话，所谓蛇者或者乃是蛇足，都可以讲得过去，若一一如字直说，那么真是一天十二小时站在街头听《聊斋》，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坐在南窗下临《十七帖》，这种解释难免为姚首源所评为痴叔矣。
这是三年多后周作人对自寿诗风波的一个正面回应，文中所谓的“奉令喝道”明明是在攻击左翼文坛的，这中间当然也包括了鲁迅在内。但在30年后周作人在写《知堂回想录》时，大概是迫于当时形势，他做了言不由衷的改变：“‘五十自寿诗’在《人间世》上发表之后，便招来许多批评攻击。林语堂赶紧写文章辩护，说什么寄沉痛于悠闲，这其实是没有什么可辩护的：本来是打油诗，乃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挨骂正当然。批评最为适当的，乃是鲁迅的两封信……”在另一处又说：“对于我那不成东西的两首歪诗，他却能在我们‘失和’十年之后，批评态度还是一贯，鲁迅平日主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会对任何人有什么情面，所以他这种态度是十分难得也是很可敬佩的。”对和诗风波的真实思想看法，在周作人于1964年3月6日写的《八十自寿诗》中表露得最为充分。这天他饮酒微醉，胆大气粗，又涂鸦八句，亦是打油诗，谓《八十自寿诗》：
可笑老翁垂八十，行为端的似童痴。
剧怜独脚思山父，幻作青毡羡野狸。
对话有时装鬼脸，谐谈犹喜撒胡荽。
低头只顾贪游戏，忘却斜阳上土堆。
之后，周作人又对此诗作了长篇说明，在说明中又对当年讽刺他在“五十自寿诗”中意志消沉的人进行了抨击，可谓“至老心不死”也。他的这一长篇说明引述如下：
此诗系仿陆放翁书适诗而作，首二句即袭用其语。山父与狸均为日本民俗学中事物。山父乃山魈之属，一目独足，能知人意。有箍桶匠冬日在屋外工作，忽见山父站在面前，大惊，心想这莫非山父耶？山父即知之，曰：“你想这莫非山父吗？”又想能知心中事这就糟了。山父亦即知道了，照样说了出来，其人窘甚，不知所措。又此时手中所持箍桶的竹片因手滑脱，正打在山父的脸上，山父乃大骇，曰：“心里没有想却会干出来，人这东西真是危险，如在此地说不定要吃怎样的亏。”赶快地逃回山中去了。老狸能幻化屋宇，广容八席，色甚青新。或有食淡巴菰者遗烟蒂其上，乃忽啧啧作声遽尔消灭，云此乃其肾囊伸张所幻化也。近译希腊路吉阿诺斯对话中多讽刺诙谐之作，甚有趣味。出语不端谨，古时称撒园荽，因俗信播芫荽时须口作猥亵语，种始繁衍云。
前作所谓自寿诗，甚招来各方抨击，自讨苦吃，今已多吃了一万天的茶饭，经验较多，岂敢再蹈覆辙乎?偶因酒醉，胆大气粗，胡诌一首，但不发表好了，录示二三友人，聊作纪念。末联亦是实话，玩耍过日，不知老之将至，无暇汲汲顾影也。
这首《八十自寿诗》及所作后记说明才真正真实地反映了周作人的内心心态。这当然是后话，表过不提。
实际上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唱和风波并没有因《申报·自由谈》的争论文章停刊而完全平息。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周作人拒绝南下留在北平出任伪职之事浮出水面后，一些有正义感的爱国作家顺手牵羊用其诗韵作诗讽刺声讨之。最早是唐弢在看到周作人出席由日本人操纵控制下于1938年2月9日召开的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后，就用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韵吟诗两首以刺之：
万劫灰余犹恋家，错将和服作袈裟。
炎丘史笑裈中虱，叛国人嗟袖底蛇。
寂寞古城春似水，低徊旧事雨如麻。
生涯此日垂垂老，又玷清名一盏茶。
万语千言都为家，舞来长袖胜袈裟。
更生文化夸功狗，老去衣冠数嫩蛇；
北国英雄犹沥血，中原士子欲披麻。
而今苏武亦虏臣，汉室何曾薄苦茶？
无独有偶，到1941年，周作人更屈膝降日，出任伪职，沦为民族败类。著名左派文化人、共产党员楼适夷以《闻某老人荣任督办戏和其旧作》为题，亦赋打油诗二首以讥之：
(一)
娘的管他怎国家，穿将奴服充袈裟。
低头日日拜倭鬼，哓舌年年本毒蛇。
老去无端发热昏，从来有意学痹麻。
何妨且过督办瘾，横竖无茶又苦茶。
(二)
半为浑家半自家，本来和服似袈裟。
生性原属墙头草，诱惑难禁树底蛇。
为羡老头挣大票，未妨吹拍肉如麻。
堪念最是废名子，仍否官斋拜苦茶。
这四首诗都是在周作人沦为民族败类的日本汉奸之后由著名作家依其旧诗原韵而创作的，分别是在4年和7年之后，也可谓文坛上的奇闻。
这四首诗不仅内容充实，而且构思巧妙，用词贴切，格律娴熟，嬉笑怒骂，谑而不虐。寓义愤于诗句之内，寄声讨在名声之外，确是不可多得之佳作。
唐弢中的“裈中虱”、“袖底蛇”、“夸功狗”、“数嫩蛇”，楼适夷诗中的“倭鬼”、“墙头草”、“树底蛇”等讽刺周作人卖身投靠的汉奸丑行，尽皆生动形象，入木三分。尤为有趣的是，二人不约而同用了“和服作袈裟”与“和服似袈裟”来刺之，可谓诗人所见略同，不谋而合。也可见周作人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自寿诗”中表现的意志消沉非“一时意气”，可否说这已为日后的降敌作了铺垫呢？我看是可以这样说的。唐、楼二人之诗共同揭示“和服作袈裟”、“和服似袈裟”就是这情景的诗化语言艺术的概括。
周作人“五十自寿诗”的唱和风波断断续续前后绵延长达30年，它并非仅仅是文坛上诗之唱和的孤立事件。看似漫不经心芥豆之微的两首打油诗的唱和风波，其实是反映了当时文坛上左翼文人和右翼文人的生存斗争，它所折射出的时代文化前进的波涛风雷，是不可等闲视之的。特别是到了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候”之际，自寿诗的始作俑者周作人堕为日本汉奸，成了人们不齿的民族败类。左翼文人拾其旧韵凝为诗句给予致命打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宜致其要害，和诗风波之末却成了最强有力的时代号角，令所有变身投靠倭寇者战栗，这不能不说是这场唱和诗风波带来的意外收获，是抗战之幸、民族之幸、中国之幸。
至于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多次为其五十自寿诗及其唱和追捧的假意悔己真心反攻已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