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州哪里收购手表:高华：如何认识毛泽东时代？

原载于《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

1

“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有着内容和时间大致限定的概念，即毛泽东的思想统领和型塑社会面貌的时代，它所处的时间阶段应是自1949年到1976年，有些学者认为还可以延伸到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以前，因为在毛泽东去世后的1976年到1978年，我们的国家在总的格局方面还是延续毛泽东时代的那些最重要的特征的。

把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视为“毛泽东时代”的起点是合乎历史逻辑的，因为从那时起，我们的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就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之广泛和剧烈，已把“毛泽东时代”和之前、之后的时代区别开来。但是，在“毛泽东时代”和“过去”及“现在”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历史的长时段因素还在对历史的进程发挥着深刻的影响。我们所处的当下，是从“毛泽东时代”而来的，那个时代的结构、传统、思想、风俗、文化情趣并没有在一夜之间成为过去，它们和80年代后出现的新因素互相交融，构成了当下斑斓的画面。它的有形和无形的留存，仍有着深刻的影响，它们和今天有着“同时代性”。

但是能否把1942—1976年的革命美术称之为“毛泽东时代美术”，我个人认为是有问题的。很显然，在1942—1949年间，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毛泽东对中国的文学艺术，包括对美术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那种影响主要集中在解放区或根据地，直到1949年，毛泽东的思想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才成为全国的中心思想和制度。如果定义为“毛泽东革命美术（1942—1976）”，那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2

毛泽东时代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世界两大阵营冷战的格局下，中国的新国家、新制度的创立，中国出现了新的面貌：民族独立国家地位的确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展开，全社会的高度组织化，高度意识形态化，普通民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全社会共同意识、共同价值观的建立等等。

新国家、新制度、新社会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产物，促成革命的成功因素在当代史上继续发挥重大的影响，成为建国、治国的“依赖路径”，有力地塑造着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面貌。我认为，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有三个因素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第一，军事化的作用及其影响。众所周知，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共产党长期领导武装斗争胜利的结果。从建国初开始，社会的组织化加速进行，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军事化的风格和精神气质也逐渐浓厚，这大大改变了20世纪初以来，由于受列强侵略而造成的民气低落、精神低迷的状态。50年代初，国家进入建设时期，从苏联引进的经济管理体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帮助中国建立起初步工业化的基础，中国的计划管理模式事实上已具有“理性计划经济”的特征，但是过去革命时代的经验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57年后，军事化或类军事化的思维和管理方法在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中全面恢复，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达到高潮。乌托邦主义伴之以高度的组织化和军事化的政治措施，用行政命令解决一切问题的惯性，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60年代初，军事化动员模式在工业管理领域一度后退，但很快又卷土重来，并向其它领域全面渗透。受到意识形态支持的集中划一的思维和方法成为这一时期政治文化的显著特点，以至“唯军事至上”在“文革”初期达到巓峰。在战争年代运用高度集中统一的军事化方法达成革命目标是顺理成章的，在从军事时期到和平时期的过渡阶段，继续沿用军事化方法和手段进行快速动员，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进入长期和平建设阶段后，迟迟未能建立起以法律为中心，体现共性和个性相协调的现代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培育现代公民文化就缺少了基石，这必然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带来消极影响。

第二，农民和知识分子在新国家中的角色。1949年，在农村进行了多年武装斗争的革命者进入城市，他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就是如何与城市融合，与知识分子结合，这是建设国家，发展教育、科学、文化的关键。但正如陆定一所说的，解决这个课题对于党和知识分子来说，都是有困难的，因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党的干部并不熟悉城市，而知识分子对革命也不了解①。在中共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农民是当之无愧的革命的主力军，被广泛动员的农民不仅构成了革命军队的主体，而且在建国初期党的队伍中也占了绝大的比重。到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党员组成中，工人成分所占比重仍极小。以工人党员最多的东北三省为例，在90万产业工人中，党员只有16508人，占工人的1.8%，到1949年12月，农民出身的党员有340.1万人，占党员比重75.8%，文盲共309.6万人，占党员比重的69%②。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的狭隘性和保守性被遮盖了，而只是被限定在“小生产自发性”上面，这就造成一种现象：一方面，是壁垒分明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民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提高，甚至有相当数量的农民无法维持温饱；另一方面，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农民思维，农民习气又受到高度推崇，而与城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等阶层则因其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被认定是旧阶级、旧思想的载体，被无休止地要求纯化思想，在这种认识下，新老知识分子都受到不应有的批判和排斥，其作用在长时期内难以正常发挥。

第三，毛泽东的领导因素。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性因素之一是毛泽东的领导，革命的胜利使毛泽东获得极高的威望，他成为了革命与革命道德的象征和最高体现，事实上，其权威地位具有不受制约的至高无上性。在这种状况下，领袖的自律和智慧成为政策纠错的惟一条件。遗憾的是，50年代中后期以后，一方面是他的专断性急剧发展；另一方面，他又高度自信代表人民的意愿，于是，在他的不可违逆的意志和昂扬的理想主义精神气质面前，任何形式的政策纠错机制都无法真正建立。

列宁说，靠广大工农的热情、冲击和英勇精神，可以解决革命的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但这个优点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最危险的缺点了。我们总是向后看，以为这同样可以解决经济任务。但错误也正在这里，因为情况改变了，……不能企图用昨天的办法来解决今天的任务”③。1949年革命的胜利既是革命的到达点，也是建设的出发点，革命者所面临的环境和任务都变了，经济建设为第一要务，为此需要对过去的传统进行转换。和平时期的经济社会管理方式和战时状态下组织形式有着巨大的差异，需要有新思路和新方法，乌托邦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决策过程中的随意性和浪漫主义，在追求理想主义的美好未来时，过去熟悉的记忆和经验不断被唤醒和复制，于是，延续过往的传统，就成为应对现实和未来的不二法门，如此就很难在治国理念和组织形式上向现代公共管理转变。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促成成功的因素在新的时空条件下有可能成为障碍性的因素，而这种转化的迟滞一定会给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带来消极的影响。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人的认识水平的限制，这个转变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完成。

3

如何认识毛泽东时代？近年来思想界的争论颇为活跃，一些学者高度评价50年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乃至“文化大革命”皆有其重要的正面价值④。而另有一些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种“全控主义”的结构和体制⑤。我认为对这个历史阶段的研究，应充分考虑国际冷战格局对中国的影响，从中国的历史背景和从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出发，着眼于考察“新制度与新国家的创立及民众对此的参与，反映和互动”，同时，也应注意考察“历史的延续性”在毛泽东时代的表现和作用的问题。

这次“毛泽东时代美术”的研讨会从广州出发，再到延安，这两个城市，一个是“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一个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圣地”，无形中暗合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不同类型及其异同点的问题。

观察毛泽东时代，离不开1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中国的大背景，这一百年的中国的基本主题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和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造。这两大主题在20世纪有不同的回应方式，简言之，一条就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这是激进的面向社会底层的社会改造路径；另一条就是孙中山的“国民革命”，这是主要面向社会中间阶层的渐进改造的路径，两者都追求建立一个现代民族独立国家。关注它们的本质差异其实还可以兼容另一个视角，这就是“延续性的视角”⑥：

1，追求“现代化”，并试图把“民族性”融入现代化；

2，都着力加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3，都在谋求一种“最好的”治理中国的制度或管理形式，传统的思想及制度资源与外来因素融为一体，都被运用其中；

4，都重视意识形态叙述，希望以此整合社会意识，渴求出现一个能带领民众使民族走向复兴的“英雄”，为达到此目标，在历史素材和人民期盼的基础上，积极建构“英雄创世纪”的社会记忆工程；

5，都在做动员组织民众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军事化趋势不断增强等等。

如果我们能够追问、考察这些“延续性”的命题，使之成为一个和“断裂性”命题相对应的视角，再来探究这个命题和毛泽东时代社会变动的关系，或许我们在观察毛泽东时代时就会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从而看到一些过去被我们所遮蔽的一些重大的现象。

例如：过去我们理解和认识的毛泽东时代的大众生活是具有相当的“同质性”的，简言之，就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代表老百姓叙述和描绘的“翻身”、“劳动”、“幸福”、“斗争”、“走社会主义的道理”这样几个基本的主题，现在看来，对这些主题的反映是过分简单化的，有些主题甚至是和民众的思想和生活没有关系的。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与感受对我们认识过往历史是极为重要的，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状态，应永远在我们关怀的视野之内，我们的研究者和艺术家虽然不断“深入生活”,但是对这个问题以往是有所忽略的。当然对毛泽东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记忆和感受，也许永远不会有统一的看法，正是在这种差异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历史的复杂性。当我们真正倾听普通百姓时，我们才可能对过往的历史，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因为他们组成我们社会的最大多数，他们所处的地位、环境更能使我们了解到毛泽东时代历史的多重侧面。

①《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2页。

②赵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243页。

③《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45页。

④参见韩德强《50年，30年和20年》载《士伯咨询网》网站；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载《读书》，1996年第3期；高默波：《书写历史：高家村》，载《读书》，2001年，第1期。

⑤萧功秦：《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8—69页。

⑥美国柯伟林教授在《认识20世纪中国》一文中将“疆域统一”、“统治中国”、“工业化”等视为20世纪中国的基本趋势。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2001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