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出世始末

     厦门日报专访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王强华（赵琳 摄）

     【人物名片】王强华，1933年出生。历任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民主与法制社总编辑，现为中国报业协会副主席、常务书记。

     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横空出世。

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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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的春天，桃花红，杨柳绿。与改革开放有着直接因果关系、并即将召开的北京奥运会，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人们嘴里呵出来的都是喜气。

      春在枝头闹，75岁的王强华却陷入了沉思。春天总叫他多思，春天总叫他不由自主地回到1978年。

      1978年的春天迟迟不肯降临。“四人帮”粉碎了，可两道枷锁又箍住了人们的思想，那就是当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提出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直接目的就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不许为“天安门事件”等大量冤假错案平反，而更广泛的含义，则是神化毛泽东。

      刚刚复苏的激情与思考，再次被重重压抑。而压抑有多重，对未来的渴望就有多迫切。

      一场矛头直指“两个凡是”，日后被誉为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在酝酿。只等历史隧道端口的那道闪电！

      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横空出世！这篇刊登于《光明日报》头版、长6338字的历史雄文迅速点燃了真理标准大讨论。据不完全统计，到1978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发表的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有650篇之多，以燎原之势形成了以理论界为主力，波及全国，影响各界，人人关注的讨论热潮。这不止是一场理论问题的讨论，更是一场政治问题的讨论，从8月到11月，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军区负责人先后表态，公开讲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是最早表示公开支持的省委书记之一。

      “大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与理论基础，“两个凡是”受到坚决批判。时至今日，十一届三中全会传出的声音还振聋发聩，“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大讨论”之后，“解放思想”对于中国人而言不再只是一个书面上的词汇。解放思想带来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成果又反证了解放思想的正确性与必要性。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引发“大讨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被称为当代中国第一份思想解放的宣言书。可在北京期间，我们没能见到亲自主持修改、果断决定发表这份宣言书的《光明日报》原总编辑杨西光，他已逝世十几年了。当不止一次地听到了人们追念他在非常时期的非凡表现时，我们除了对他的政治勇气与理论勇气心存深深敬意外，又多了几分亲切，因为他在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前，曾担任福建省委宣传部长。

      王强华也老了，但他举老迈之身编写的《引发真理标准讨论文章问世纪实》一书很快就要出版了。作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编辑，他深感“这前前后后不是一两篇文章就能说清的，非得写一部书才说得明白”。

      “引发”一词，生动注释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大讨论”的作用，王强华对这两个字的理解是：“‘引’字，左边一张弓、右边一根弦；‘发’字，指射出去。引发，即，拉满弓，准备射出去。”

胡福明（左）到北京改稿时，与编辑王强华合影

      十易其稿，历时一个多月

      厦门日报记者：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下简称《实》文），其稿件最初来源，有人说是《光明日报》约稿来的，也有人说是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的自由来稿，而事实呢？

      王强华：《实》文的初稿是我约的，但必须承认一点的是，我并没有给胡福明出具体题目，而是圈定了一个范围，就是要从理论上拨乱反正、深入批判“四人帮”。

      那是1977年7月，南京地区理论界正在南京召开“深入揭批‘四人帮’，划清理论是非”的理论研讨会。这样的讨论会在当时是很少的，报社派我到南京去参加这个理论会，主要任务是，采写新闻和为本报的理论部《哲学》专刊组稿。

      在会上，我注意到南京大学青年教师胡福明的发言，他认为，“文革”中批判的“唯生产力论”其实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批“唯生产力论”就是批判马克思主义，这在“两个凡是”仍支配理论界的当时，提出这个观点是得冒一定风险的。主办方因为他的发言引起激烈反驳甚至中途休会。由此，我认为他是比较有勇气的，也是思想比较解放的，是较为理想的组稿人选，就约了他写稿。后来，胡福明寄来了两篇稿子，其中一篇就是《实》文的初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尽管理论色彩较重，引证马列原著较多，显得过于纯理论，但它毕竟提出了一个在当时重大而敏感的问题——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和真理标准的问题，批判了林彪、“四人帮”鼓吹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符合我们组稿的基本要求，不失是一篇好文章。

      我在删去了一些“纯”理论的段落之后，于1978年1月14日签字发排在《哲学》专刊上。

      厦门日报记者：可为什么见报以后是在《光明日报》头版呢？       王强华：我把刊登了《实》文的《哲学》专刊的清样送给时任《光明日报》总编的杨西光审阅。与平时不同的是，五六千字的文章，杨西光足足看了一两个小时。他做出了重要决定：第一，把文章移到头版发，“这样的文章放在《哲学》专刊上发，太可惜了”；第二，文章还得认真修改，加强理论联系实际。于是，文章被暂时撤了下来，进入了十易其稿的修改阶段，历时一个多月。 

    “唯一”让主题更鲜明

      厦门日报记者：《实》文的修改是由杨西光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共同主持完成的。修改过程中的关节点在哪儿呢？

      王强华：1978年4月13日，胡福明到北京开会，杨西光很迫切，叫我找来胡福明一起开会，讨论改稿事宜。此时，杨西光也从他的一位得意门生那儿获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也正在写同一主题的文章，于是也把孙长江请来开会。这次会议很重要，标志着一种转折，因为在会上，杨西光主要确立了两点，一是稿件要重在批评“两个凡是”，二是增加“唯一”二字，正式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只是在文内；标题的“唯一”二字是以后修改中加上去的。

      厦门日报记者：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唯一标准”的观点已人所共知，但历史资料显示，《实》文发表后，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领导同志对“唯一标准”的提法非常反感。这说明了，“唯一标准”的提出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而这又反证了提出者的历史贡献。谁是提出者？

      王强华：作者胡福明的原稿和他本人的历次改稿，有“唯一标准”的意思，如“只有”、“只能”，但实事求是地说，没有“唯一标准”的提法，他在第一部分中说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提法，以后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唯一标准”的提法是《光明日报》4月20日改稿中增加的那一部分第一次提出的，那也是根据杨西光在4月13日开会时的指示精神增加的。4月23日、24日改稿中，不仅文内“唯一标准”的部分基本保留了，而且把标题也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文章的主题更加鲜明、突出。而据我的记忆，把标题改为“唯一标准”是当时《光明日报》哲学组编辑张义德的建议。《光明日报》曾用急件把改样专送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供他们修改时参考，那时，改样的标题已有“唯一”二字。

      其实，在《实》文发表之前，《人民日报》就发表过一篇署名张成的《标准只有一个》的文章，明确提出了这个观点。只不过，这篇文章比较短，处理得不很突出，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它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

      反对“两个凡是”有背景

      厦门日报记者：当时，提出“两个凡是”的华国锋还在国家主席的任上，行文就直截了当地说“两个凡是”的不是吗？还是用了曲笔？

      王强华：曾经很直截了当地批评，最明显的就是1978年4月20日的那次修改，行文直奔主题：“他们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这里的“他们”指的毛泽东等革命导师。后来杨西光考虑到提出“两个凡是”的是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同志，文章中两处直接点出“凡是”不宜，于是，在两三天后的一次修改稿中，特别把这两句话改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讲过的一切言论都是真理，也不认为自己作出的所有结论都不能改变”。

      这两处“凡是”的增添和删除，说明一个问题：以杨西光为代表的《光明日报》的同志和作者已经明确意识到，尽管《实》文论证的是实践与理论（真理）的关系，但实际上是通过理论的形态反对“两个凡是”，并想在文章中点出来，但最后没有这么做。

      厦门日报记者：《实》文的现实意义很强，其中主要原因就是反对“两个凡是”。实话实说，当年，一开始，您或作者是否具备了这样的见识与胆略？

      王强华：我们必须从当年的实际出发来认识和剖析这种现象。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今天的人们已普遍认识到“两个凡是”的严重错误，甚至觉得它是可笑的。可是在31年前，即1977年，那时粉碎“四人帮”还不到一年。原中央主要领导提出“两个凡是”，以他当年的位置，以及人们当年思想解放的程度，那时能有多少人，特别是普通的人们有那么高的觉悟、那么大的胆量，能一眼洞穿并批判“两个凡是”呢？只有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最早发现了这个问题，但出于当年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们不可能向一般同志作宣传，只是在会见个别党内高级领导干部时指出，我想，杨西光可能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感受到了。

      《实》文的初稿中没有明确批判“两个凡是”，而我本人一开始也没有加上去，作者可能有这种意识，而我是在十易其稿的过程中不断明确的。

      引发全国性大讨论的根源

      厦门日报记者：《实》文发表后，受到了来自“上边”的巨大压力。是什么力量使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引发了波及全国、影响各界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呢？

      王强华：“两个凡是”实际上是坚持毛主席晚年在“文革”中的错误，同时也为了阻止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复出，而这样做将把中国引向歧路。《实》文发表，以理论的形态反对“两个凡是”，等于是为推倒“两个凡是”和解决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复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突破口，于是就发生了只有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可能发生并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猛烈抨击这篇文章，企图扼杀这场讨论；而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极力支持并高度评价这篇文章，发起和推动了这场讨论，二者展开了大规模的思想较量。矛盾和斗争公开化了，全国各地乃至各大军区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先后对这场讨论包括引发讨论的《实》文的观点表态，支持这场讨论。这样做，既公开申明了他们坚定地站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边，反对提出“两个凡是”的领导人，又不违反党纪国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正是在这样明朗化的政治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召开的，从而为顺利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重大政治问题，创造了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

      厦门日报记者：30年后，自我评价一下您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中所起的作用？

      王强华：任何突出个人的做法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不敢说自己有什么贡献，我只是尽到了一位编辑的责任。早在1984年，当《实》文的作者问题发生争论时，杨西光同志就给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文献与研究》写过一篇短文，再次强调这篇文章及其引发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在邓小平同志完整准确地认识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反对‘两个凡是’的思想指导下，以及胡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党的历史问题推动下，针对当时思想路线斗争实际而展开的。”

      尽管中国新闻界在这一历史事件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在邓小平同志支持《实》文，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

      为何由《理论动态》先发表

      厦门日报记者：令人费解的是，《实》文的首发并不是在《光明日报》上，而是提前一天发表于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有人说，那是因为在当年的形势下杨西光不敢发表，是真的吗？

      王强华：这是有悖事实和逻辑的。 当时，杨西光考虑，这篇文章只有一家发表形不成大气候，需要有其他新闻单位的呼应。为此，他曾和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几家新闻媒体的负责人商量，请他们转载。他们也表示支持。但按老规矩，往往是《光明日报》转发上述几家，如今倒过来，有点出格，就希望这稿子能不能有个权威人物审阅。于是，大家想到了胡耀邦同志，胡耀邦曾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他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的态度，包括杨西光等人都知道。可胡耀邦后又任中组部长，直接送他审，又不对口。大家想到了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那时，胡耀邦还兼副校长，《理论动态》的每篇稿子都由他审阅。把《实》文转给《理论动态》，不就是顺理成章地把稿件送胡耀邦审了吗？再说，中央党校的吴江、孙长江也都参与了稿件的修改，所以，先提供给《理论动态》发表也是媒体之间的互相合作，合乎常情。

      据说，吴江向胡耀邦汇报后，胡耀邦同意。

      《理论动态》于1978年5月10日发表，文末注明“《光明日报》社供稿，本刊作了些修改。”第二天，《光明日报》在头版登出，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自此，各主要报纸更经常地采用这种署名方式，发表重要评论，以加强其权威性。这种署名也进入了新闻学教科书，成为新闻评论的一种。

      新华社5月11日当晚将此文向全国新闻界发了通稿。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各省市自治区党报陆续转载。

     （本组图由 王强华提供）（记者 年月 赵琳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