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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诗歌的时空感

建安诗歌的时空感
         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短短四句：“前人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却被誉为千古绝唱。论者常常认为，那是因为诗中隐含着一种渴欲建功立业的雄心以及这种雄心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所遭受的沉重打击，因此此首诗表达出了所有中国文人的相同的心声。然而笔者认为，可以诉说出中国文人的共同心声的在浩如烟海的中国诗歌海洋里，可以找出千万首来，何以独有这一首却可以引起每一个读者的强烈共鸣呢。是不是，这首诗中蕴含了人类共同的感受，那即，在茫茫宇宙中，每一个生命个体，乃至有这每一个个体所组合起来的人类都只是一个孤独的过客。何谓宇宙，东汉的高诱在《淮南子·原道训》注中说:“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按照这种说法，“前人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揭示了生命个体在古往今来，即“宙”中的孤独；“天地之悠悠”则诉说着个体在四方上下即“宇”中的寂寥。宇宙浩渺，时空无限，而人这“天地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却如恒河里的一粒尘沙，显得那样的无足轻重。那么，人类的自我救赎之路究竟在那里？这困惑不仅是陈子昂的，也是古往今来的所有对自己的生命充满了关注的每一个人的。当然，在建安诗人那里，这种对于时空的感受更加的敏锐，而为了摆脱这种感受所给予生命的压迫，建安诗人们便如同神农氏尝百草一样，尝试着种种的自我救赎之道。
         建安诗人们当然更有理由深切地感受到时间上的紧促与空间上的逼仄。在建安时代，生命是那么脆弱的一件事情。战乱、瘟疫、以及颠沛流离的生活与诗人们的身与心的创伤，使诗人们大多短寿。曹操（155-220），是诗人群落间的高寿者，也不过是短短的六十五个春秋；曹丕（187-226），死时虚龄四十；曹植（192-232），死时虚龄四十一。再看看建安七子，孔融（153-208），年五十六时，因反对曹操专权被操借故杀害；阮瑀（159？-212），殁于病，殁时六十左右；建安二十二年，陈琳（155？-217）、刘桢（176？-217）、应玚（172？-217）、王粲（177-217），七子中四子同年而亡，其中陈刘应三人亡于疫，三人生年已不可确考，不过大致而言，陈琳活了六十岁左右，刘应二人均在四十岁左右，王粲亡于病，时年四十一岁；建安二十三，七子中的最后一个亡于病，他是徐干（171-218），寿四十八。建安三曹加七子，共十人，除曹操、孔融、阮瑀、陈琳四人出生较早，活了差不多六十年左右，余下六人，殁时都不过四十岁左右，正是年富春秋的壮年时节，便纷纷埋没随百草。而在他们有限的生命里，却又多坎坷，少安乐，常悒郁，寡欢畅，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是如何的一幅末世景象，那是“铠甲生虮虱，百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那是“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曹植《送应氏·其一》）那是“入门望爱子，妻妾向人悲。闻子不可见，日已潜光辉。孤坟在西北，常念君来迟。褰裳上墟丘，但见蒿与薇。白骨归黄泉，肌体乘尘飞。生时不识父，死后知我谁。”（孔融《杂诗二首·其二》）那是“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王粲《七哀诗·其一》）够了，这些诗句以足够为我们呈现出一种饿殍遍野，荆棘杂生，宫室尽毁，黎民多殁的人间地狱的景观。
于是，我们发现，在建安诗人的诗句中，对于时间的流逝是那么的敏感，仿佛自然中的每一根草木、每一滴露珠，乃至气候的乍暖微凉、细雨薄风都能让他们触发对于在阴暗的日夜里悄悄抹去的岁月的无穷嗟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是曹操在《短歌行》中的嗟叹；“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自顾非金石，咄唶令心悲。”是曹丕在《赠白马王彪》中的嗟叹；“翱翔戏长流，逍遥登高城。东望看畴野，回顾览园庭。嘉木凋绿叶，芳草纤红荣。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是陈琳在《游览二首·其二》中的嗟叹；“凉风动秋草，蟋蟀鸣相随。冽冽寒蝉吟，蝉吟抱枯枝。枯枝时飞扬，身体忽迁移。不悲身迁移，但惜岁月驰。”是徐干在《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诗》中的嗟叹。使我们惊奇的是在建安诗歌中“露”与“蒿”（或者可扩大为“草”）的意象的偏爱。前者如前面已提到过的曹操的“譬如朝露”与曹植的“去若朝露晞”，此外如曹植《浮萍篇》云：“日月不恒处，人生忽若寓。悲风来入怀，泪下如垂露。” 王粲《七哀诗》三首之二云：“白露沾衣襟，独夜不能寐。” 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四首》之三云：“明灯曜闰中，清风凄已寒。白露涂前庭，应门重其关。四节相推斥，岁月忽已殚。” 而关于“蒿”或者“草”的意象，诸如前面孔融《杂诗二首·其二》所云“孤坟在西北，常念君来迟。褰裳上墟丘，但见蒿与薇。”王粲《七哀诗·其一》中所云“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除了这些，此外当然还有很多，这里恕不一一列举。这自然是诗人们自由选择大自然中的与自己心境相贴合的意象的结果，然而实在也脱不开两首乐府古辞的影响，那便是《薤露》与《蒿里》。《薤露》云：“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早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蒿里》则云：“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 。《蒿里》、《薤露》，均是丧歌，崔豹《古今注》云：“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唏灭也。亦谓人死魂归蒿里。……至孝武时，李延年乃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挽歌。”“露”与“蒿”的意象是与死亡连接在一起的。这自然显示出建安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时时透露出来的死亡意识。也许，我们可以说曹操是一个例外，你看他写《薤露歌》：“惟汉二十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与《蒿里行》：“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於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偏偏将用丧歌的题目来写汉末的历史，曹操的本意，大约一方面是为了揭示汉末的时代是一个充满了死亡的时代，另一方面也是故意显示自己的通脱，仿佛一幅不把死亡放在心上的样子。但是，越是这样，似乎越能说明，死亡，在曹操的心中是一个结，这结自然伴随了他的一生，也许，他通过努力揭开了心中的这个结，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慨叹消解于建功立业与壮心豪情之中。然而，也许，他一生未必走得出死亡所预织的阴沉的网。
        如何消解这种时间的有限性与无法把握性，在那样一个时代，谁也无法保证自己能寿终正寝，不可预知的“鬼伯”不知何时就会来拜访诚惶诚恐的建安的诗人们，而这些诗人们，如同三国时代的政治家、军事家一样，有着超出其他时代的生命能量，如何在宇宙空间里尽可能的释放出这种能量，成为诗人们关注的焦点。尽管也有种种的差异，但大致有一种共同的选择，那即建功立业。而要实现建功立业，就免不了东征西战，走南闯北，于是，诗人们开始了一种以空间换时间的生存策略。于是，我们看到，诗人们或者出于被迫，或者出于自愿，或者出于实际，甚或出于想象，在诗歌中呈现出一种在空间上的忧郁或者悲壮的行走。曹操作为三国时代伟大的军事家，一生自然离不开在空间上的奔波，《苦寒行》写于曹操北征原是袁绍外甥、并州刺史，投降曹操后又背叛之的高干的途中，他写道：“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在北征途中，自然也充裕着艰难险阻，甚至曹操的心中也郁结着慷慨悲凉，但是，当曹公低吟“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曹公的的心中究竟是为悲哀所充塞，还是充满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冲出了有限之时空限制的生命获得了自由状态的欢愉，这自由使他能够打通古今，把握天地，他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周公，也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主苍茫大地之沉浮的王者，从而在这种想象中消解了途中的艰辛、奔波的劳苦，也消解了对于死亡的恐惧。而在他的另一首诗歌中，他不是把自己从茫茫宇宙抽离出来，成为一种带有虚幻想象和自慰色彩的主宰宇宙的力量，而是将自己与宇宙同化，将有限之个体生命融入无限之宇宙空间，从而在一种更高的层次上获得了生命的真正的自由。这一首诗歌便是《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如果说，曹操是在真正的地理空间上获得了生命的自由状态，那么，他的儿子曹植，这是在梦幻的地理空间上去开掘生存的意义。曹植在父死，兄称帝之后，一直受到曹丕的猜忌，对他屡加迫害，在风云变幻中建功立业的愿望成为南柯一梦；而在明帝曹睿继位后，他仍处于一种被软禁的状态，甚至在真实的地理空间上的随性的漫游都是一种奢望。于是，他开始了他的梦中的建功立业与游仙访神。他在《杂诗》中写道：“仆夫早严驾，吾行将远游。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可惜这梦很快就破灭了，“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尽管曹植一再表示“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但仍是不会有机会。（据《魏志·贾逵传》记载，太和二年，吴将周鲂谲诱曹休引军迎鲂，遭遇陆逊截击，全军覆没，辎重器械损失很多。故植有‘吴国为我仇’之句，而曹睿不愿假予兵权，遂有惜无方舟之叹。）建功立业的梦容易破碎，那么，便访神游仙吧，于是，我们看见，曹植在《游仙》中写道：“人生不满百，岁岁少欢娱。意欲奋六翮，排雾陵紫虚。蝉蜕同松乔，翻迹登鼎湖。翱翔九天上，驰辔远行游。东观扶桑曜，西临弱水流。北极玄天渚，南翔陟丹丘。”作者在想象里充斥于宇宙的每一处空间里。而在另一首《远游篇》里，作者便表现出了对于有限空间之超越，甚至也突破了时间的限制，“远游临四海，俯仰观洪波。大鱼若曲陵，承浪相经过。灵鳌戴方丈，神岳俨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戏其阿。琼蕊可疗饥，仰首吸朝霞。昆仑本吾宅，中州非我家。将归谒东父，一举超流沙。鼓翼舞时风，长啸激清歌。金石固易弊，日月同光华。齐年与天地，万乘安足多！”曹植在诗歌的写作中如同前辈屈原一样，欲以幻想脱离此浑浊之大地，但他也与屈原一样，宣判了这种幻想的虚幻性，并不能助他真正摆脱人生价值得不到实现的焦虑。曹植在《赠白马王彪》里清醒地宣布了对于唯一可以解救自己的“仙”的怀疑：“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 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 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
           可以说，在对待时间的问题上，建安诗人保持了一致的感受，一生的时间实在太短太短，转瞬即逝。而在对待空间的问题上，诗人之间的感受便有了一定的差异，即使是同一个诗人之间，在不同的情绪氛围里，对于空间的感受也不大相径庭的。为了实现他们建功立业的梦，他们当然希望能够跨越更为辽阔的区域，而站在更为广袤的大地上，也可以使他们暂时摆脱有限的逼迫，暂时获取一种超越自我和有限的自由的感觉。但在另外一些时候，他们又有一种强烈的对于异途的畏惧情绪，异乡在敏感的诗人们的笔下成为令人畏惧的地方。于是他们经常地回望旧乡，仿佛渴望回到母体一般，渴望一种象征着永远的安宁、祥和、温暖的梦里的故乡。曹操在《却东西门行》中吟道：“鸿雁出塞北，乃在无人乡。举翅万馀里，行止自成行。冬节食南稻，春日复北翔。田中有转蓬，随风远飘扬。长与故根绝，万岁不相当。奈何此征夫，安得驱四方! 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 神龙藏深泉,猛兽步高岗。狐死犹守丘，故乡安可忘？”曹操自然是写出了自己对于征戍士卒的体恤与伤悯，但其中，何尝没有自哀自伤之意。曹丕在《杂诗》中吟道：“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吴会非我乡，安得久留滞！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离开家乡的游子仿佛浮云一般，被风吹拂着，开始了自己漂泊不定的命运。曹植在《杂诗》中亦吟道：“悠悠远行客，去家千余里。出亦无所之，入亦无所止。浮云翳日光，悲风动地起。”离开了家乡，开始的便是居无定所、暗无天日、阴风匝地的悲惨生活。王粲离开长安到荆州去寻自己的异路，结果发现这里并不是自己的乐土，“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山冈有馀映，岩阿增重阴。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流波激清响，猴猿临岸吟。迅风拂裳袂，白露沾衣襟。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丝桐感人情，为我发悲音。羁旅无终极，忧思壮难任。”（王粲《七哀诗三首》其二）应玚也在《别诗二首》其一中吟道：“朝云浮四海，日暮归故山。行役怀旧土，悲思不能言。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时旋。”与“朝露”一样，“浮云”也成为建安诗人共同钟爱的一个意象。这大概是因为，一方面，浮云包含了一种高洁的理想，另一方面，浮云也显示出一种漂泊的状态，这大概与诗人们那种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而飘零于江湖之间的生命形态有着极为相似的地方。所谓“朝云浮四海，日暮归故山”，而倦游的游子们，在日暮的时候，又到哪里去寻自己的归宿。
           从上面的论述中，大概可以看出，建安诗人对于时间的感受，是一致的，那便是“人生苦短”，这种感受后来也成为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而对于空间的感受，诗人们一方面对远方，充满了向往，远方象征着他们的理想，另一方面，在飘泊远方的过程中，他们又用炽热的心，适时地回望旧乡土，这又触发了中国诗歌，特别是后来的唐诗的另外的两个重要的主题，分别是“远游”与“怀乡”。从建安诗人对于时空的感觉出发，孕育出了中国诗歌的三种重要的主题。而从这个意义上，回到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应该包含了恐惧（因为人生苦短）、失落（因为壮志难酬）与孤独（因为毫无归宿）三种特别强烈的情感，而这三种感情有那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酵母，可以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酝酿出纯美的酒，让人如痴如醉，如梦如幻。
                                                
                                             
               
                                                   2005年10月21日

参考资料
1．        袁行霈、罗宗强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选编：《中国文学史参考资料简编》（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        叶桂刚、王贵元主编：《中国古代乐府诗精品赏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
4．        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5．        俞绍初辑注：《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
6．        张蓉著：《魏晋南北朝文人诗中"露"的意象》，《山东大学学报》2005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