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荷娜罗曼史韩剧网:台湾经济的困局与未来末篇--失败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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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voyager_ho  2008/07/10 21:47

这是《台湾经济的困局与未来》的末篇,首先我要为各位读者的等待表示诚挚歉意,主要是为了忙考试。有鉴于最近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和台湾消费券热潮,加上有越来越多的大陆朋友对台湾经济发出越来越多的疑问,配合自己这半年以来的思考,我决定在这个系列的末篇对所有问题做一个总整理,不但要让大陆朋友能对台湾经济有更深入的认识,也试图为台湾朋友指出一条全新的思考道路,只因为这块土地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家乡。

溯源台湾经济,我们必须回头看甲午战争后的台湾。

台湾刚落到日本手里的时候是惨赔的,甚至连日本派驻到台湾的警察行李内都能找到木匠工具,理由是随时能转行。日本是个赤贫国家,在《中日两国的近代工业化道路》里我介绍日本为备战和工业化所作的一切努力,他们需要超限度的投入一切资源进行工业化。日本没有任何殖民地的统治经验,日本国内甚至有“把台湾见好卖出”的声音。但日本政府认为英国可以井井有条的统治殖民地,卖掉台湾等于证明日本人天生就比英国人愚劣,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台湾卖掉。

摆在日本眼前的台湾人吸食鸦片问题却急迫需要处理,这时出现“断禁”(立刻禁止)和“渐禁”两种论点。“渐禁论”的提出者是后藤新平,他认为鸦片专卖制度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可以充实台湾总督的财政,另外日本并吞台湾的动机不是对台湾人民一视同仁或施行善政,而是使台湾成为日本南进扩张的跳板。日本并不想为台湾花太多钱,后藤新平的论点正中日本政府下怀。他很快随着提拔他的长官儿玉源太郎前来台湾,出任卫生顾问。有鉴于后藤新平在工作上的出色表现,他升任民政长官,代行总督职务。他认为:“殖民地行政计划,在目前科学进步之下,必须根据生物学的原则。也就是要发展农业、工业、卫生、教育、交通、警察。如果以上各项能够完成,我们就可以在生存竞争中获得保全及胜利。”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日本总督府彻底而深入的调查台湾全貌,也同时为殖民统治奠定基础。日本总督府随后提出了“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发展口号,农业的核心是糖、米,和最重要的鸦片,因为这是一切初始资金的来源。

1900年日本总督经由调查得知台湾约有近17万人吸食鸦片,1901年随即设立“专卖局”(垄断的卡特尔),并由专卖局制造课负责鸦片的制造。为了更进一步网罗吸食者及增加鸦片收入,总督府规定吸食者要有医生的诊断书及领有特许牌,另外大幅提高鸦片税。总督府共发出了二十五万张烟牌,不过这不包括秘密吸食者。美国记者斯诺(Snow)1930年曾来台湾采访,他注意到台湾的鸦片问题,并且认为日本总督府对禁毒的态度是可疑的,因为登记的鸦片吸食者只占全部吸食者的一部份,而没有登记的吸食者可能超过数倍以上。事实上,一张执照可以扩大到持有者的所有亲戚朋友。让我们观察一下鸦片占日本总督府的财政收入比例:1896-1904年占财政收入的30.3%;1905-1915年为14.4%;1914-1920年为13.1%;1921-1931年为5.7%,我们可以看到鸦片是如何拯救了日本总督府的初期财政,这一切是以台湾人的痛苦为代价。

从上面数字我们也注意到1905年开始下降到只有14.4%,原因是台湾的糖业为日本总督府开拓了新财源。1901年日本农学博士新渡户稻造发表《台湾糖业改良意见书》,日本总督府立即设立糖务局以执行糖业政策,同时设置甘蔗试验所。改良甘蔗品种、改善栽培法、兴建灌溉设施、扩大蔗园面积、改良制糖方法、确保各糖厂原料供应、取消蔗糖出口税,日本总督府用一切办法鼓励食糖出口。为了垄断台湾的食糖利益,日本首先大力支持三井物产等日本企业垄断糖业,把糖的交货地点从台湾南部的安平和打狗移往产地,再把茶的集散市场从厦门移至台北,从而彻底打击台湾人原本的糖业交易制度,同时将原在台湾的欧美制糖势力及洋行完全驱逐或并吞。

日本也不放过恭顺的台湾四大家族:王雪农、陈中和、林本源、辜显荣(开台北城门放日军进城)所建立的新式制糖厂,在1907-1920年毫无例外全被日本企业并吞。其它中小型制糖厂皆为三大财阀并吞。到了1930年代,日本制糖业的三大财阀:三井物产、三菱商事、藤山财团,在资本上占台湾制糖业总资本的87%,生产量的83%。在完成台湾糖业的垄断后,又共同在生产、贩卖、销售上合作,更进一步利用在东京的糖业联合会来操纵市场,并获得独占的超高额利润。

日本三大财阀因此资金更加雄厚,以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发展关系企业,兼营土地开发、水利灌溉、铁路运输、海上运输、酒精制造、纸浆制造、食品加工、制盐、乳业、化学工业等、扩大其独占的经济范围,终于达成更为广泛的企业垄断。这就是我在《工业革命与发达国家》里所提到的英国殖民史的二十世纪版本。

在日本总督府的统治及日本资本的侵略下,台湾糖业变成日本资本倾注开发的首要对象。甘蔗种植面积占总耕地的19%;蔗农占台湾总户口15%;产糖量140万公吨,是日本统治前的50倍;产糖总值占工业总产值的48%;砂糖输出占总出口的43%。台湾成为世界第三大产糖地,仅次于古巴与爪哇。二战中甚至为日本军机供给乙醇(酒精)以作为燃料。今天的风行巴西的环保燃料乙醇汽油其实只是二战时期的技术衍生而已。

接下来我们看稻米。工业化带来的结果是城市化人口的提高,日本本土在城市化提高后,底层人民对白米的消耗量也与日俱增,日本开始进口稻米。基于肥水不落外人田,台湾气候比日本本土更适合农业发展,日本总督府必须完成来自本土新交付的任务。1925年日本农业专家矶永吉(后为台湾大学教授)在台湾成功培育出适合日本人口味的“蓬莱米”为开始,日本总督府透过支配水利系统以达到支配台湾的农业生产,例如规定“以地上生产物为原料的制造业者也有加入水利组合的资格”,从而使日本的制糖企业也有支配水利的权利,加上直接控制水利系统管理者的人事任命,再配合行政手段:建设水利工程来增加灌溉面积、设立农事试验场来改良品种、施行米谷查验、改进肥料、设立农业仓库以改进流通、驱逐害虫、推广一年二获米作等。蓬莱米的种植迅速遍布于全岛且产量大增,当然其中大部份被运往日本。让台湾人种米,但吃不到米,这是日本总督府完成任务的不二手段。我的外曾祖父和家人当时每日以红薯充饥,自己辛苦种的米只能偷藏一点起来吃,这就是广大台湾人民的生活写真集,李登辉等人的怀念旧时光全是狗屁。“海角七号”的男主角对女主角说“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日本女人为何要留下来吃台湾红薯,她当然要走,不回日本吃白米才是真正的大蠢蛋。

在日本总督府的“努力”下,1917年的财政收入已变成1904年的4.5倍,台湾成为日本的摇钱树。统治日本的武士们证明“如果做就能成”的信念不仅可以用在日本的大炼钢运动,还可以用在对外战争、殖产兴业、甚至是殖民地的建立与开拓。发财靠自己,天道会酬勤,日本打算更进一步发展台湾各种产业。

电力是工业之母,第七代日本总督明石元二郎建立“台湾电力株式会社”,兴建日月潭水力发电厂,在1934年7月完成日月潭发电所和大甲溪发电所。日本总督府所辖的企业全方面的涵盖台湾各种产业和产品,列举如下:

化工:台湾电化(氨);旭电化工业高雄工厂(苏打);高砂化学工业、台湾有机合成化学、台湾化学工业(硫铵);台湾肥料(化学肥料);台湾窒素肥料(氮肥);台湾护膜(橡胶)。

金属:日本铝业高雄工厂(铝);东邦金属精炼(含镍铣铁);高雄制铁(铣铁)。

纺织:台湾制麻(麻);帝国纤维;台湾纺织。

电机:东京芝浦电气(东芝)松山工厂。

矿产:金瓜石矿山(金矿);大丰炭矿(煤);竹东油田、冻仔脚油田(石油)。

食品:拓洋水产、台湾畜产兴业(渔业、畜牧、食品加工、食品冷冻)。

这些产业让台湾成为世界上唯一的“相对工业化”殖民地,但工业化的理由并不是为了台湾人,而是为了支持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这些产业增强了日本的侵略能力,为中国人带来“血与泪”的悲痛,台湾人也是其中缺乏自知之明的受害者。后藤新平在台湾的“治安扫荡”使得至少一万台湾人死于非命,而他在台湾的大调查让日本政府大开眼界,日俄战争后日本的明治天皇随即谕令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这个“殖民会社”的首任总裁就是后藤新平!伴随日本总督府在台湾的鸦片专卖和制造,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和黑龙会(二战期间的日本黑道组织)在中国东北如法炮制“台湾经验”。他们是日本军队最大也最重要的后勤支持团体,举凡物资搜刮、走私鸦片、拐卖妇女、情报搜集、目标暗杀、印假钞,无恶不作是家常便饭的例行公事。他们甚至纵容台湾坏分子在中国贩卖毒品,作案范围遍及全中国。为“提振士气”,日本诱骗和强迫大量妇女成为日军慰安妇,她们的际遇极为悲惨,台湾人也不能幸免。台湾男性原住民成为高砂挺进队,在赤道的丛林里作战到尸骨无存为止;台湾男性汉族成为比日本军犬还不如的军夫,死亡只被计算为“物资消耗”。如YST所说的,二次大战中的台湾人是站错边的,当日本总督府打算在台湾征兵的时候,当时近600万的台湾总人口,有425921人向日本总督府提出申请,表示自己愿成为“日军”。

1945年9月3日,经历了无比惨重的牺牲和奋斗,中国终于迎来了日本的无条件投降。10月25日,国民党接收在台的日本全部资产,只具备“浅碟子般行政经验”与仍然是“半封建的行政架构”的条件和身份,国民党硬着头皮开始为箭在弦上的国共内战做准备,台湾的糖和米成为国民党内战经济的不沉航空母舰。因此这时的台湾还是被剥削的,加上二战中美军大轰炸所带来的破坏,台湾人的日子并不比大陆人好多少,受过日军训练的台湾兵甚至以国军的身份投入内战。

经历日本统治的台湾再度回归中国,可殖民地上的那些列强代理人是最难处理的,他们是宗主国用以控制殖民地的利器。今天的香港、非洲、东南亚、印度全是如此,1945年的台湾更不可能例外。这些台湾买办是日本统治下的既得利益者,只因为他们跟日本的帝国主义有着你侬我侬的同盟关系。日本战败和国共内战所造成的短暂权力真空,使他们顺势成为不知轻重的领导者。国民党自身的缺陷,搭配动荡的时代,外加外国势力的煽风点火,二二八事件就在台湾这个小舞台上开演了。追求民主是场面话,自身利益才是真心话,但那些利益难道不是建立在台湾人被日本人剥削的基础上吗?缺乏宏大的历史视野,看不到整个东亚被日本侵略和剥削的史实,只求自我生存,是台湾本土统治集团距今68年前就曾犯下的错误,至今尚未有改变的迹象,对跟随他们的台湾百姓而言更是悲哀。

经历大陆上数十年“血与火”的历练,蒋介石看到了工业化的重要性。蒋介石的私人日记里透露对中国共产党部分理念的赞同,内战的失败更使他做了彻底而深刻的反省。无法完成的大陆“二五减租”变成坚决执行的台湾“三七五减租”,接下来要“耕者有其田”,反抗者一律坚决镇压,台湾“精英”的生存惯性使得土地改革很顺利。以日本留下的“糖与米”做基础,把接收而来的日本企业和大陆撤退来台的企业做一个整并,全盘接受国民党的中央领导,台湾正式进入“党国资本主义”的时代,台湾官方名称为“三民主义”。

何谓党国资本主义?我引用台湾学者林忠正和陈师孟等六人在1991年所著的《解构党国资本主义》里的一段话作为介绍:台湾所号称的“三民主义经济”制度,既不是被批评为资本家乐园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是被批评为大政府式的“统制经济”制度。它实在是一种举世无双的混血怪胎,具有一些极端危险的病变基因,是当年孙文提倡三民主义时所未能预料、也未能防范的。这个劣质体制的结构,由外到里可以细细剥离为四层:(1)最外面是“自由经济”外套,容许市场运作与私人经济活动,但政府往往随心所欲、或明或暗地做选择性的干预限制;(2)里面穿的是“资本主义”内衣,与输诚的大资本家与外国大财团暧昧勾结,对其它弱势阶级与基层团体则除非有所利用,否则少有理睬;(3)脱去衣物的装扮,里面长着“国家主义”的身躯,政府不只是对民间经济活动管手管脚,本身更利用经济社会的压倒性构成份子,实质上大规模从事各类经济活动,使政府预算与公营事业预算俱皆庞大臃肿,较诸社会主义国家亦不多让;(4)最严重的是,台湾经济体制在以上层层遮掩之下,却包藏了一个“极权主义”一党专政的祸心,所有政府藉管制法规所垄断的市场特权、或是藉经济理由所创设的事业单位,都难逃被执政党工具化的命运,以致政府高度掌控经济发展方向与大量介入经济活动的好处,与其说是反哺“全民共享”的民主理念,不如说是养肥一党之私的陈仓便道,甚至国库与党库之间的利益输送,都在“党国一体”的口号下,被不当地合理化。虽说台湾四十多年来国民所得成长快速,但只要与执政党所囊括的政治、经济、社会资源相较,就可以清楚认识执政党多年作威作福的法西斯心态与无孔不入的剥削事实。

上面这段话完美阐述台湾经济的核心本质,“党国资本主义”是今日台湾政治闹剧的一切根源,除了名字不同以外,它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中国大陆的国有企业依然是今日经济的重要组成力量。

党国资本主义是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来台后,展现“奇迹似的复苏”最重要的原因。国民党不是世界首创这种体制的组织,这个体制来自日本,它在日本被称为“经团联”。今天日本市值前1300大的公司,组合成的一个整体就叫“经团联”,它肩负日本产业界的横向合作和纵向分工,也被称为“民僚”。在经济学上把垄断集团称为卡特尔(Cartel),是英美两国欲除之而后快的首要目标。二战结束后的德国与日本在盟国列管下,各自经济组织里的产业卡特尔几乎都被迫解散和重组,只因这些产业卡特尔在德日两国有系统的培育下,展现支持德日挑战老牌殖民主义英美法三国的实力,最后发动世界大战企图重建世界新秩序。

德日两国是战败了,但打破世界资源垄断却是成功的,今后德日可以用自身的高质量工业品抢占世界市场。“世界的市场是我们的”,德日两国有系统的培养基干产业是他们能战后复苏的根本原因。德国为建造军舰开发的ST52特种钢,战后被全世界造船界广泛采购。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有独门的钢铁冶炼技术,买到齐全的原材料,就能加工出口换汇,不但让本国人民就业,还能建造军事武器保卫自身。为了生产特种钢所开发的酸性平炉和碱性平炉也能发挥作用,出口获得的利润可以折抵研发的投入,并以此为基础,把资源投入本国的装备制造业,生产更新更好的产品,从而提高本国的整体工业技术水准。德国蔡司光学生产的高级测量仪器可以支持科学研究,还可以成为绝佳的相机镜头,生产这些产品的技术本质并无太大差别,它们只是用不同的产品面貌出现而已。不光德国,日本住友金属生产的无缝钢管也是很好的范例。在石油疯涨的年代,海上钻探石油成为必要手段,住友金属的无缝钢管成为海上钻井的必需品。石油高涨却不一定影响自己的获利,甚至成为全新的机会,只因为自己有独门技术。

这就是工业发展的良性循环,核心是技术开发。每经过一轮的产品和工业周期循环,产业竞争力就更上一层楼,国家竞争力自然也大幅提升,这个循环完全是良性的。德国日本成为二战结束后发展最好的国家秘密就在此。金融只是工业循环的血液,货币只是市场交易的手段,并不是核心。需要国际硬货币的理由在于需要购买工业技术,而世界列强只愿意用自己的货币交易。你不如我,所以你用我的货币结算,至于我的货币发行多少,和你无关。如同YST所说的,金融创新并不会产生全新的利润,要让经济发展良好,需要理工人才对工业技术矢志不渝的投入,研究更好的光学玻璃和更强的无缝钢管。法律人才营造良好的交易秩序;金融人才安排合理的资金投入;建筑人才规划优美的居住环境;美工人才设计人性化的产品外观;综艺人才表演幽默的娱乐节目,每个领域分工合作,人民自然安居乐业,生活自然幸福美满,这样的环境还可以吸引落后地区的人才前来定居,除了贡献他们的长才,还能补充本国的优秀脑力。所有领域的结合,就是国家竞争力,站在这些现象的后面,就是大学的研究力。

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波特的著作《波特看日本竞争力》(大陆书名:《日本还有竞争力吗?》)认为:日本的大型科学研究需要政府进行协调,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但我个人以旁观者的角度,从技术研发来看,日本并没有走错路,也没有迟疑,日本很清楚技术研发的重要性,不用管英美两国用何种体制研发,只要日本能开发出自己的技术就可以了。二战的战败使日本很清楚自身不如人的地方。邓小平的“黑猫白猫”是日本早就在做的事情,负责具体事务的就是经团联。

以1970年代发明的FM集成电路(VLSI)为开端,工业生产进入全新的时代。因为集成电路使生产自动化称为可能,人类首次有能力建造全自动化的生产工厂,只要建立中央控制室,就能监督每一个生产环节的进度和生产量。原本的大批量和单一产品生产模式可以变成小批量和多种产品的生产模式,日本视芯片为“产业之米”,因为产业需要营养才能长大,芯片是营养丰富的产业补品。工业机器人和芯片的结合可以提升人均生产力,促进产业升级,弥补日本因日渐成长的工资所失去的优势,还可提升产品的精确度,至于工人们有全新的任务:成为经验丰富的技师或维修员。教育则转向程序语言编写或者产品设计,由此日本转变为一个服务业的国家,但服务业却是依托在制造业之上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经济演变成服务业占更大比例的过程,这个发展的结果有前提条件,背景是日本在东亚所进行的雁行理论分工,台湾、东南亚、中国各自肩负着不同的部门任务,因此日本本土的服务业得以持续发展,这才是产业升级的良性过程。“武士们”进化成“社长们”,他们为日本新时代的工业革命制定了正确的发展道路。

1949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首次有机会在台湾推动属于自己的工业化,日本总督为国民党完成很多基础工作,剩下的工作是解放佃农。二二八的镇压和土地改革使国民党成为台湾的本土统治集团的世仇。经历“血与火”的国民党迫于世界形势需要工业化振作自己,但起点比明治维新的日本更低,还得应付庞大军事开支和难民问题,靠着大陆带来的少量黄金,国民党暂时稳住军心。

万事起头难,蒋介石发布义务教育的法令,用公职安排部分来台的难民;发布军令,用凤山整训解决国军的山头派系;发布戒严令,用军法维持社会秩序。“糖与米”成为台湾的工业化火车头,用农工业剪刀差和肥料交换的方式把农业所得引导到纺织工业(英国最早的工业),同时提高关税,保护市场,扶持台湾的本土企业,义务教育则为台湾未来的产业发展做好基础。1960年台湾的百姓生活已有改善,但是台湾的整体经济面貌还是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党员们”在蒋介石的领导下,遵循专业官僚的指挥,继续为“反攻大陆”的大业而努力,党国资本主义让人看到初步成效。

1960年欧美国家出现第一波劳力密集的产业外移趋势。台湾的技术官僚尹仲容和严家淦认为这是一个机会,1966年在高雄成立加工出口区,可以看作是大陆今天遍地“经济技术开发区”的1.0版本。为表示对经济建设的支持和授权,蒋介石让严家淦出任副总统和行政院长。加工让台湾变成美日两国的配角(刷盘子),但也让台湾第一次有能力累积外汇,而不再是殖民地时代供养日本的经济奴隶。电器、纺织、塑料等轻工业开始发展,许多台湾家庭的“客厅即工厂”,用小作坊的形式参与加工出口。此景如同今日的珠三角、浙江和福建的部分地区。

1973年的世界石油危机使发达国家陷入经济不景气,加上退出联合国,种种原因使台湾经济陷入危机,迫使台湾进行第一次产业升级。这个产业升级的核心是重化工业和造船,外加高速公路及铁路电气化。与共产国家强行上马重化工业不同的是,台湾选择农业-轻工业-重化工业三部曲这条道路。没有饥荒的原因是台湾的“糖与米”,而且处于英美刺刀保护之下,这是台湾可以用三部曲展开工业化的最根本原因,也是台湾经验的核心内容。

1979年台湾政府把机械、电子、电机、运输工具列为“策略性工业”。在党国资本主义模式下,台湾快速发展。不可小看制定这些目标的国民党“外省党员们”,他们确实掌握工业化背后的核心秘密,昔日的颠沛流离和战火历练让他们全力以赴。1980年,台湾创立新竹科学园区,也是今日大陆高新技术开发区的1.0版,使台湾首次能跻身世界IT革命浪潮,即使它最后成为一个技术密集的加工出口区,但这个对1950年的农业台湾来说,已是非常光彩的成绩。它是今日台湾经济成长的最大动力,也是维持今日台湾中产阶级的最重要支柱。

党国资本主义是如何具体发展这些产业的?资本从哪里来?

国民党首先成立中央财政委员会(财委会),下辖中央投资和光华投资。这两个单位是党营事业的财政发动机,台湾最早的新兴电子就是100%财委会持股,于1970年创立。这很容易理解,因为IT革命是全新的概念,台湾没人有能力大胆冒进,只能由国民党出资1.8亿台币。国民党的冒险下注是正确的,1980年联华电子成立,总资本26.25亿台币:交通银行7.2%、台湾经济部6.5%、光华投资4.9%、私人投资合计2%,技术人员来自台湾经济部所属的工业技术研究院。这次多了私人参与,但如果没有初始的冒险下注,能吸引私人资本吗?台湾、中国大陆、日本这些后进经济体如果没有这种官方主导的参与行为,只能永远落后。

工业生产需要的配套产业,工业气体、钢铁、生物技术开发中心、纺织工业研究中心、电机制造等不胜枚举。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技术的含量也随之增大,这还需要教育部门编辑合适的教材以便有系统的培养人才,需要整个政府的横向合作和纵向分工,更需要制定适当的经济政策以便保护国内市场。中国大陆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与台湾的国立编译馆都肩负着这个任务。国民党成为台湾的经团联,共产党则成为大陆的经团联。中国共产党独立面对美苏冷战的军事对峙与外交的风云莫测,需要直接上马自己的重化工业以支持自己的军事武装,这是无奈之下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到海峡两岸除了工业化顺序不同,一个大中国,一个小省份,工业化精神则几无二致。

投资不见得成功,失败所在多有,国民党的投资有失败的,但是贪污却很罕见。蒋介石很清楚吏治是如何让他失去“大好河山”,靠着威权独裁和军法治罪,国民党总体上能让台湾的工业化平稳过渡,从1950到1988年,国民党的两位蒋总统用38年努力使台湾全体人民享受工业化带来的好处,不再“男为奴、女为娼”,被当作“殖民补充”的日本“皇民”,台湾经济在党国资本主义的模式下甚至开始进军原本只属于发达国家的高附加价值产业:汽车。1986年,台湾的裕隆汽车成功制造出飞羚101型汽车,如同今天中国大陆的吉利,底盘和引擎都是引进的,但其它都是台湾自产的,改进版的102型汽车甚至有出口荷兰的记录。最后因为缺乏商业策略和成本因素黯然败退。

为什么裕隆汽车失败了?1985年台湾政府实施《六年汽车工业发展方案》,内容包括降低关税和国产率等,裕隆失去能了成长茁壮的机会。政府的错误随时能改正,可是更大的阻力来自日本。日本经团联的成员包含日本汽车制造商,为了维护日本产业的世界利益,日本厂商团结一致的对抗裕隆。今天的裕隆汽车只是一家汽车经销服务站。它只能靠更灵活的手段把自身资本进行国际化运用,美其名为海外扩张,实际上跟投资银行没两样,赚钱只剩下金融赌博。与此同时,它的员工必须面对生活中更多不确定的因素,包括失业。

丰田汽车能登上世界第一的宝座,靠得不只是自己的技术研发,还包括国家级别的商业打击,日本在台湾实现了“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我们可以看到成也经团联,败也经团联,裕隆当时如果能得到国民党的密集支持,今天会是不同的光景。瑞典的Volvo汽车在1927年生产自己的第一辆车时,还没有现今如此高效率的物流系统和生产能力,他们有时间可以在几乎空白的国内外市场自由发展。瑞典人口不到1000万,但他们拥有两家世界级汽车制造商:Volvo和Saab,原因是发展时间充裕。

我们再一次看到工业化后进国家为了推展自己的工业化,在整个过程中需要巨大的投入与努力,才能拥有自己的空间。但只要道路选择正确,加上耐心等待,一定会丰收。台湾裕隆、日本丰田、瑞典Volvo为我们提供汽车发展不同的教训。

在航空工业,蒋经国领导下的国民党制造出属于自己的教练机:AT-3。就如同日本的“大岛型”高炉一样,虽然发动机是美制的,但它为台湾的航空人才培育实现零的突破,并且为后来的IDF作出巨大贡献。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转变台湾历史方向的重要人物李登辉就任总统。这个外号“岩里政男”的男人曾是日军的高射炮部队军官。他上台时,国民党这个经团联工业体系依然运作正常,但还是由外省人主导,李登辉迫切需要集中权力到他手里,来稳定内心的不安全感,民主化是最好的道路,因为占人口过半的福佬人一定会掩护他摆脱这个被动局面。

政治运动需要金钱,兼职工是靠不住的,李登辉需要自己的全职人马来对抗所谓的“外来政权”,但此时的他却是这个“外来政权”的领袖。在李登辉的授意下,国民党内部成立“集思会”。金钱的掌柜则是刘泰英,身为党主席的李登辉让他掌控国民党的金库,开始用各种管道扶持外部的民进党,台湾的民主肥皂剧开始上演了,年复一年越来越高潮,等到1996年的台湾总统直选,解放军甚至以发射导弹的方式参与这场盛会,美军的航空母舰也参演,一时之间举世瞩目。能走到总统直选这一步,李登辉可谓散尽国民党家财,股票能卖的卖,能民营化的就民营化,“国库通党库”的战略格局,让他在民主化过渡阶段里的所作所为,跟大开绿灯没什么两样。美军的航空母舰不是免费的,台美之间的各种政治游说都需要金钱打理,再加上各种政治选举的竞选开支,这一切最终都转嫁给国民党这个台湾的经团联头上。

为了发展“盟友”,李登辉想起日本。“台日合作”需要一些更特殊的良好气氛。要营造这样的气氛,李登辉需要改变1950年来台湾人对日本的历史观。于是“日据时代”成为“日治时代”;“台湾光复”变成“日本终战”,一切都不新奇,花样还能更多。台湾的福佬精英对日本的五体投地,还有种种让大陆人无法理解的行为,包括参拜靖国神社,除了要掩盖他们曾身为汉奸的史实,另外一个理由是彻底垄断台湾的“经团联”,把台湾的经济成果搜刮到自己口袋里。由于1950年的国民党需要稳定的秩序以推动工业化,这是一笔至今没有清算的帐。1970年代欧洲学生运动的一个重点,是反思自己父母那一辈人在二战时期屈服于纳粹淫威,因此转变为叛逆的世代。在国民党的戒严统治下,学生运动只能以保钓(钓鱼台)运动的狭窄范围出现。保钓是爱国的,但1990年3月发生的台湾野百合学生运动,却只是一场政治秀而已,这些所谓“学运世代”有相当数量的人成为李登辉的外围盟友,为肢解国民党而全心全力。

跟清朝面对列强侵略一样,国民党这个经济发动机在一波又一波的五鬼搬运下,逐渐无法承担推动台湾工业化的使命与责任,工业化需要的集团式横向合作和纵向分工变得越来越不可能。虽然台湾的晶圆代工和相关电子业发展的越来越好,但经济瓶颈开始出现。首先是利润率降低到只有15%以下,而欧美日高科技产业的利润率却有40%,这还是台湾政府以租税优惠和优先银行贷款作为变相补贴手段才实现的成绩;国防采购预算的88%专门用来购买美制武器,台湾的国军将领甚至变相成为美国的说客,认为美国货可靠性能好,能满足军事的高标准要求。这些国防开支在台湾追求民主化的过程中,因为两岸关系日益剑拔弩张而变得越来越必要,只因为要应付来自中国的威胁与挑战。为了保持台湾军事上的战术攻势,即使排挤教育和社会救助预算也要打落牙齿或血吞。世界先进武器“没有我不敢买,只有你不敢卖”。在“爱台湾”政治赛局中,国军恨不得一夕之间变成沙漠风暴中的美军,佣金回扣种种非法行为横行,“贪生怕死速进此门,升官发财请来此处”成为国军军官今日的真实写照。二战国军战力最强的是美械师,过了几十年的今天,国军为了维持战力需要更多的美械来组装美械师,但对岸的解放军却已经拥有自己全套的军事武器。

台湾民主化是以消灭国民党为代价的。不管发达国家的专家如何劝说国民党台湾没有钢铁市场,进口品可以替代。经历战火历练的“外省党员们”却无论如何也要建立台湾的“中国钢铁”,只因为他们明白工业化的重要性。岁月催人老,曾经的精英技术官僚已逐渐凋零,他们的接班人是透过民主化政治洗礼的“本省政客们”,“本土VS.外来”是台湾政治闹剧的核心价值,这两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之下,台湾根本没有环境培育自己的工业技术。电子业发展的越蓬勃,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就越大。要生产高科技产品不难,需要的也不是技术,“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不管DRAM或者面板,其实只要会打算盘就行,设备可以租,原料可以买,自由贸易很方便。

芯片的主要原料是硅(Si),需要开发出硅生长炉来制造多晶硅,然后用其它的设备把多晶硅拉长,变成单晶硅,这中间需要很多知识来保持产品的纯度。等8吋晶圆或12吋晶圆成型后,需要激光切割,这还是需要技术开发。切割完的芯片需要研磨,需要精密的研磨机械,这样才能开始生产计算机里的CPU。

世界芯片原料(silicon wafer)的最大供货商是日本住友化学。台湾芯片行业越是成长,日本住友化学就赚越多钱。同样是石油化学公司,住友化学可以做,台湾塑料却不能做,原因还是没有技术。日本经团联所属的各产业可以提供全套生产设备,但是台湾的国民党体系却深陷民主化的浪潮中。“汉奸们”进化成“政客们”,他们为台湾新时代的工业革命设下无法突破的玻璃屋顶。

由IT革命主导的工业革命需要更多的理工人才投入技术开发,举凡材料、机械、程序语言、通信、电子等,每个领域都在渴求人力。中国大陆的人才培育是非常扎实的,从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学生教材,到大陆学生在国际比赛中的成绩,我们很容易看出来这点。今年中国大陆有1000万人去考大学,65%的人选择理工科。这是历史给台湾产业界的一个机会,台湾产业界有希望在技术开发上投入更多。但台湾的政治气氛却不容许这种尝试,台湾选择“戒急用忍”。学法律的台湾本土集团妄想以法律来阻碍大陆的技术开发,搞不清楚自身任务的正是这些“本土政客们”。在“外省党员们”的领导下,台北推动一次都市更新,也就是今天台北的信义计划区,这是台湾版的高速增长。但中国大陆的北京为了奥运,朝阳、海淀、丰台各区的基建计划足以抵上3个信义计划区,如果再加上全大陆各城市的大规模建设,我们说大陆有500个信义计划区的规模也不夸张。正是这些建设带来的“中国特需”热潮,使得台湾经济的马脚暂时没有露出来,但台湾还是戒急用忍,等到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立刻原形毕露而且愁云惨雾。

台湾无法筹集必要的资本进行自我改造,因为台湾把一切资源都投入民主化。爱台N项建设是最新的版本,核心不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质量,而是拯救地方失业,并为将来的选举做好准备,这是台湾政治精英的主流意识。台湾不满足当“三民主义的中国模范省”,台湾要当“民主直选的世界模范生”,这才是台湾打拼的方式。民主不杀工业,工业却因民主而死。八年后再次上台的国民党,已经完成旧瓶装新酒的质变量变,变的更爱台湾,自然也不可能完成振兴台湾经济的任务。

今天的台湾经济遇到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根本不是偶然,资金不再能有效率的投入技术开发,市场在列强胁迫和“一边一国”的基调下全盘开放,于是台湾有了瘦肉精的美国猪肉;一瓶160元台币的台湾米酒,还有稻米炸弹客。至于日本进口的毒米果自然不能大张旗鼓的调查,只能选择性的炒作大陆的三聚氰胺。

公道放两旁,民主摆中间;若为两国论,一切皆可抛,台湾要争取在一切国际场合上以台湾的身份露脸,展现台湾独立自主的真实面貌,管它WTO还是什么WHO,反正绝对不能OUT。其实拒绝加入WTO就能展现台湾独立自主的真实面貌,但不了解国际现实的台湾人认为加入国际组织才能展现“台湾人民站起来了”,台湾无法接受这种“落后”的选择。

民进党的“党员们”对党国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强力的,他们正确指出其中“极端危险的病变基因”,但是他们无法摆脱自身的狭隘历史视野,他们只能成为“本土政客们”,最后成为自己当初发现的“极端危险的病变基因”,并且以民主化的手段瓦解了台湾的工业技术体系。不但如此,他们甚至使“党国资本主义”变成“权贵资本主义”。台湾电视史上唯一毫无周末区别,随时插播,而且已连播3个月的电视剧,就是由陈水扁家族主演的“赤贫”,其中的官商勾结和利益输送远非精彩所能形容。它反映了台湾今天“就业老大难”的情形,产业只剩微利,当官才是发财的不二法门。台湾经济从推动民主化的第一天起,就在吃“外省党员们”辛苦存下的老本。

台湾经济还有救吗?我认为办法是有的,道路虽然崎岖,但前途是光明的。只是我估计台湾无法接受。眼下的台湾只有两个选择:体面的用一国两制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出兵钓鱼台。

一国两制的好处是可以保存台湾最后的一点尊严,这里就不多说了。我要说明的是:为什么出兵钓鱼台是一个选择?

挪威有世界上非常好的社会福利,政府没有负债,不止女人可以休1年的带薪产假,男人也可以休1年的带薪产假,因此挪威的人口并没有出现严重的老化现象,它的生活质量使它可以吸引人才,这一切是因为北海油田。挪威的石油基金也被称为退休基金,总值有3500亿美元,靠着特殊的决策体制和人道主义,挪威石油基金成为挪威人民的生活保证。

我们知道钓鱼台附近海域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不管开采出石油还是天然气,台湾产业所需要的资源和资金都能因此得利。这也是为什么日本想方设法要侵占钓鱼台的最根本原因。如果台湾能建立自己的石油基金,2300亿美元分给2300万人就是每人1万美元,相比之下,消费卷的110美元根本只能塞牙缝。要就玩大的!

台湾经济不只有民主化的干扰,还有严重的人口老化问题。孩子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金融保险体制,在经济条件恶化下,没有任何外部资金补充,小孩越来越少,台湾的大学在面临倒店的情况下才开始讨论大陆学生入学,由此我们就能看到这些“学术精英们”的眼界是如何辽阔了。位处工业后发集团的台湾经济自废武功,没有钓鱼台的资源根本不可能解决台湾的人口老化。台湾经济每经过一轮选举和爱台建设,国民党对工业技术的支持就越弱,台湾经济就越差,最后出现今天的困局。台湾人口每经过一个世代循环数量越来越少,在素质没有显著提升的情况下,对经济的影响不言而喻。

台湾经济为什么还没完全崩溃?因为有大陆的贸易输血。贸易输血是大陆避免台湾出现经济崩溃的不得已手段。如果台湾经济崩溃,代表大陆将提前面对美日的摊牌,稳定才能发展,这才是中国需要的。

大陆目前依然是党国资本主义体制,能进行全方位的产业发展,每经过一个周期循环,使得国家综合实力得到相应的增强。台湾人看到能不酸溜溜的吗?

失去技术开发能力的台湾是没有未来的,会有今天的经济困局是台湾人对政治民主化的咎由自取。台湾经济的大萧条才刚开始,远不到衰退高峰,距离结束更遥遥无期。为什么很多国家民主化却没有富强?因为他们没搞清楚一个核心观念:

是不是民主体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持续独立自主的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