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版流星花园第二部:邢小群：我所了解的胡乔木——郑惠访谈录———爱思想：学习型社会领航者

邢小群：我所了解的胡乔木——郑惠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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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小群
郑惠，原名刘观恩，1928年生于湖南武冈县，1947年入北京大学。曾任中共中央党研究室副主任，参加过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中共《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文件的起草，是中共高层重要的笔杆子。1997年创办《百年潮》，该杂志以敢于直言，披露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为特色，受到国内外读者好评。但也遭到左派忌恨，他们向高层告状得逞，郑惠于2000年被迫辞去《百年潮》社长职务。2002年夏季发现肝癌，已到晚期，2003年2月23日逝世于北京。 ( http://www.aisixiang.com )
笔者在郑惠先生住院后与他商议，将他与胡乔木的交往以口述历史的形式记录下来。这个计划未及完成，郑公已经仙逝。谨以此文表达笔者的哀思，并与友人合送挽联如下： ( http://www.aisixiang.com )
半生俯首做嫁衣，文牍等身书生累；晚年捐躯新启蒙，青史流芳百年潮。
（2002年8月23日）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胡乔木（之一）
在胡乔木领导下工作
邢：您同意搞口述史，太好了。咱们就先谈您所了解的胡乔木吧。
郑：我对他很尊敬，但我还是服从真理！他做得不对的地方，我们还是要说的。
邢：他是历史人物，是共产党内重要人物，不是一般的人物，您谈他是对历史负责。
郑：是的。这不是个人恩怨问题。 应该说，他对我是很爱护的。
邢：李锐先生说，您谈胡乔木很重要。尤其是对七八年以后的胡乔木研究，您应该是权威了。
郑：其实也说不上。乔木这个人不怎么说话。他心里有什么并不和下面的人多说的。并不像有些领导同志那样能坦率地与下面人交谈。如胡绳同志，就能坦率地讲讲他自己，讲他的一生，讲得很详细。但乔木就从来不讲，他有些莫测高深，你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所以，我也不是很了解他。这个人还是值得研究的。只是现在有些材料还没有公开。他在一些会上的发言还没有收集起来。很多人还在坚决地维护着他。 ( http://www.aisixiang.com )
我就从“文革”后期，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以后说起吧。“文革”前，我与乔木同志没有太多接触。他在中宣部当副部长时，我只是中宣部一个普通的年轻干部。1975年，我还在石家庄干校时，据说，小平同志在这年年初同胡乔木说要成立一个顾问班子，当时还不叫研究室。大约到了1975年的6月份，就正式提出成立一个政策研究室。成立这么一个新机构，就要调集一些人。这个研究室领导层的同志有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他们形成一个顾问班子并分工负责；在七人领导小组下面，又从《红旗》杂志、中宣部、党校调来一些同志。这个研究室分两摊子工作：一个摊子是整理毛主席的著作、文章、作品，一篇篇整理好让毛主席过目、确定，为以后出毛选五卷做准备，这摊子人里有龚育之。还有一个摊子，是专门对当前思想文化界做调查研究，反映问题，提供意见。我是从红旗杂志的干校直接调来的，就在这个摊子中。实际上大家心里明白，我们的工作就是和“四人帮”搞的那些“左”的东西对着干。我记得，1975年7月份，我们就调到中南海来上班了。当时中央调人，当然是雷厉风行。这段时间工作很紧张，小平同志交给的任务也很多。 ( http://www.aisixiang.com )
两摊子事都让乔木同志掌握，整理好的毛主席文章，要一篇篇念给领导层的同志们听。每次读毛主席的文章，小平同志都到中南海的庆云堂来，一边听读，一边他还插插话，有时还把从毛主席那里听到情况和意见传达给大家。那时七人领导小组的人，有时都来，有时谁有事就不来，一个星期，一两次。而后，他们也将小平同志的讲话向我们下面的人传达传达。 ( http://www.aisixiang.com )
我们分理论组、国际组、文化组。我在理论组，组长是王子野。王子野人很不错。我们一个组就三四个人。还有滕文生……等。 ( http://www.aisixiang.com )
做了几件震动较大的事
1975年7、8、9三个月，我们做了几件震动较大的事：
一是“科学院的汇报提纲”。胡耀邦一到科学院，就整顿科学院，把科学院造反派搞的那些东西翻了过来，重新建立规章制度，提高科学家的地位和待遇，并组织人起草了一个科学院的汇报提纲。这个提纲经过小平同志看过，送给了毛主席。快要通过时，一批邓，就停下来了。 ( http://www.aisixiang.com )
邢：这是你们研究室搞的吗？
郑：提纲先是科学院的人搞的，然后交给乔木做最后修改，乔木就把胡绳、吴冷西、龚育之招集到一起搞这个东西。 ( http://www.aisixiang.com )
还有一件大事，是搞了个“工业二十条”。针对当时工业战线的混乱情况，我们请计委的同志起草了一个规章制度。那时工厂不是很混乱吗？这些规章制度与“四人帮”搞的“反对管卡压”是针锋相对的。 ( http://www.aisixiang.com )
在文艺方面，张天民的《创业》受到“四人帮”的阻扰不让发行上演，我们就通过编剧张天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经过邓小平，又捅到毛主席那里。 ( http://www.aisixiang.com )
邢：这件事，是张天民写了送到你们这里，还是你们策划的？
郑：还是有策划。我们这里的人有意识地找到文艺界各方面人士，调查文艺问题。大家公认《创业》在当时是不错的电影，结果让“四人帮”批了一通。于是通过文艺界的人让张天民给主席写信，由我们这里往上送。而后有了主席那个重要批示。 ( http://www.aisixiang.com )
我们还策划举办了“冼星海与聂耳音乐会。”冼星海的夫人不在北京，在南方。我们想尽办法把她接到北京，让她给毛主席写信，请毛主席同意举办“冼星海与聂耳音乐会”，以此来纪念他们。 ( http://www.aisixiang.com )
邢：您知道研究室中具体是由谁来办这些事的吗？
郑：有个同志为此写了书，有记载。咱们可以查一下。
我当时还做了这么一件事。报纸过去一提到双百方针，总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但我翻报纸时，发现在谈这段话时，已经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我又专门注意翻了一些报纸，一连好多天的报纸都没有。我就汇报给王子野。王子野认为这是大事情，于光远也认为是大事情。于是我们就动手查了那段时期好几个月的报纸，都没有。说明“四人帮”已经公开不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只提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后来，我们就写了一个材料呈给毛主席。弄得“四人帮”很紧张，专门发了一个通知，说以后对这段话一定要提全。（哈哈）“四人帮”也感觉到我们这些人厉害，老找他们的茬子。毛主席这时也在想调整文艺政策，一连发了几个指示，对《创业》、对姚雪垠的《李自成》，对出《鲁迅全集》。鲁迅全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出，也是我们找到周海婴，让他给毛主席写了信，通过邓小平递上去。毛主席对出鲁迅全集还是比较重视的。 ( http://www.aisixiang.com )
当时文艺界的同志，都知道，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文艺政策不满意，邓小平正在整顿铁路，整顿钢铁，文艺呢，不叫整顿，叫调整。有了这种舆论，就有人开始攻击文化部的部长于会泳。李春光当时是文化部研究室的人吧？写了一篇很大的文章，把于会泳批得体无完肤。文章写得非常好，很有说服力，有气势，也有才气。我们政研室拿到以后，乔木大加称赞。专门打印，让我们每人有一份，他说文章写成这样，就算是很不错了。乔木让我们学习李春光的文章。文革结束前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对着“四人帮”。文革结束后有些问题就涉及到毛了，邓力群还找李春光谈过，他们私交不错，但据说也有了分歧。 ( http://www.aisixiang.com )
这一连串的事，搞得四人帮很恼火。政策研究室成了他们的死对头。那时，我们很愿意和四人帮的势力斗一斗，我觉得很兴奋。但是，一方面也感到形势很严峻，“四人帮”的势力很大。 ( http://www.aisixiang.com )
我们还想办一个刊物《思想战线》，放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社会科学院的前身）。那时学部划归我们政策研究室管。七人领导小组，指定胡绳管学部。我和郑必坚作为与学部的联络人。我们常去他们那里坐一坐，聊一聊，《思想战线》编辑部的同志也愿意我们多走动把上面的精神传达给他们。希望这个刊物办出来有些权威性。 ( http://www.aisixia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