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龟白眼病初期怎么治:邓小平和他的五个子女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邓小平一家的全家福。左起：邓楠、邓林、卓琳、邓小平、邓榕、邓朴方、邓质方。

　　“首长”和“脚掌”

　　邓小平有五个子女。 

　　长女邓林出生在１９４１年９月。当时正是日本侵略军对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根据地最艰苦的时期。军情紧迫邓小平夫妇无法带着孩子率兵打仗就在邓林出生后的第七天把她送到了老乡家。 

　　两年以后当邓小平夫妇找到那位老乡再次见到邓林时她已经奄奄一息。营养不良和多种不知名的疾病使得她连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了任凭苍蝇在小脸上飞来飞去。邓小平夫妇心疼孩子可他们依然无法把她带在身边不得不把她送进了延安保育院。４岁时邓林口腔里长了瘤子连开几次刀再大些又得了十二指肠溃疡内分泌也出了问题…… 

　　解放战争胜利后从上海到四川再到北京邓小平千方百计为邓林寻医治病。邓林的病情比较复杂特别是嘴里长的瘤子开过刀又长出新的瘤子。邓小平费了许多周折使邓林得到了有效的治疗。此后虽然邓林的身体仍不能和同龄人相比但却能以基本正常的体魄面对生活建立家庭承担责任作出成绩。邓林说我知道这一切是爸爸、妈妈给予我的。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邓小平长子邓朴方、二女儿邓楠相继出生。邓小平率领部队打到哪里卓琳就带着孩子们把家安在哪里。 

　　解放后不久小女儿邓榕和小儿子邓质方在重庆出生。 

　　１９５２年全家老小跟随邓小平一同来到北京。在从重庆到北京的飞机上女儿邓楠问他“在四川的时候人家叫你首长那到了北京以后你是什么呀”他风趣地回答说“脚掌。”这就是邓小平他从来不跟孩子讲自己的地位孩子们也不知道父亲的官有多大。

　　邓小平对孩子从不娇惯。三个大孩子上小学全是上寄宿学校每星期自己乘公共汽车往返于远在郊区的学校和中南海的家。上中学都是骑自行车。

　　“文化大革命”之前因为家里孩子比较多经济上不太宽裕几个孩子穿得都很朴素。往往都是下面的孩子穿上面孩子的旧衣服。衣服破了就打个补丁然后再接着穿。 

　　邓小平每学期期末都要看孩子们的记分册每个孩子的情况他都了解优点、缺点、性格、特长他心中都有数。

　　邓小平的女儿邓楠回忆说父亲教育孩子从不说教不讲大道理都是在潜移默化中。比如管我们学习就学期末看你的记分册而且看老师的评语。对我来讲为了学期末给他看记分册我就得努力学习好、表现好。他看了多是表扬但对我们来说为了这一次就得努力这就是压力。我们家孩子都学习好包括孙子孙女。另外他不过分看重课本而是希望我们知识广泛。他带我们出去总拿着地图告诉我们往返路线到什么地方了。所以我们家的孩子地理学得都好。他平常看各种演出都带着我们因此我们家的孩子知识面比较宽爱好广泛什么都能说上一点。另外他干事非常认真遇到不清楚的字、词就查《辞海》、字典。我们从小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帮他查字典这也就培养了我们爱查字典、查《词源》、查《辞海》、查《康熙字典》的习惯。我们很小就学会了拼音都是他教的。 

　　只是具体事情邓小平从来不管放手让夫人卓琳教育孩子们。邓小平信任卓琳相信她带出来的孩子都是好的。他们两个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非常和谐、默契。 

　　卓琳曾经对他们的五个孩子说“你们五个都成才都有自己的谋生手段你们在工作岗位上能够兢兢业业、力所能及地作出成绩来妈妈高兴爸爸也高兴！” 

　　邓小平夫妇希望孩子们都能成为有知识、有文化、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孩子们小的时候每个星期天卓琳都会为他们安排一些有趣的活动参观、郊游、看电影……她还经常带着孩子们一起浇花、种菜教女孩子们打毛衣培养他们的劳动观念和生活自理能力。

　　邓小平喜欢打桥牌卓琳就自己先找人请教学会了以后再教孩子们。邓家的五个子女都学会了打桥牌但只有邓朴方和邓楠打得最好多年来一直是邓小平的好搭档。 

　　卓琳还特别注意从小给孩子们灌输科学知识。孩子们平时上学是住校每到周末回家吃完饭后她就要孩子们围着餐桌坐在一起给他们讲授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诸如什么核裂变呀、连锁反应呀什么的。尽管毛毛（邓榕）和飞飞(邓质方)年纪小听不懂也得坐在那儿听！孩子们一边听一边插嘴议论有时还会争论不休。因此那张餐桌几十年来成了邓小平家的“自由论坛”。也许因为母亲曾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的原因结果五个孩子中邓朴方、邓楠和邓质方三人也都相继选择了物理这门专业而且考上的也都是北大物理系。 

　　邓小平夫妇都不是那种善于高谈阔论的人。他们对子女的教育也不是表面化和理论化的他们是用自己的言行、品格用自己一生的经历和爱心来影响子女们。 

　　１９７０年１月远在山西插队的１８岁的飞飞获准探望在江西的父母。在家中飞飞与在陕北高原插队先期回家的毛毛滔滔不绝地说起社会上那些所谓“造反”、“闹革命”的乱七八糟、无法无天的事。邓小平一直没吭声待姐弟俩侃完了终于歇口气时他认真而又严肃地说了一句“你们该知道你们说的都是一些很坏的议论！” 

　　平凡而伟大的父爱情怀

　　虽然邓小平很少用语言表达感情但家人的事情他都装在心里。 

　　“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夫妇被遣送到江西劳动改造。工资停发了每月只发基本生活费。邓小平惦记着孩子们每个月都要从伙食费中抠出钱来补贴孩子们的生活还要给他们准备到江西探亲的火车票钱。为了能多节省一点钱他和妻子卓琳、继母夏伯根就尽量节俭地过日子不添衣服少吃肉有时馊了的饭菜也舍不得倒掉。肉只在儿女在的时候吃儿女不在就尽量不吃。 

　　茶叶太贵了邓小平就不喝了。酒只买江西本地出产的便宜的酒而且只在劳动回来的午饭时喝一小杯。烟抽了几十年一下子戒不了就减量。每月最多买一条控制在三四天抽一包。上午去工厂一根不抽午后和晚上抽几根。有时一根烟一次不抽完留下半截下次再抽。 

　　除了节流三位老人还想办法开源——在院子里“开荒”种菜。买些菜籽儿种上丝瓜、辣椒、大葱、豆角、西红柿。另外他们还养了许多只鸡既有鸡蛋吃又可以吃鸡肉。 

　　在谪居江西的日子邓小平写了很多的信。在信中他叙述了自己的生活讲了他的孩子们。一向只重大事的他不厌其烦地写些家庭生活琐事体现了一个父亲深深的爱子之心。 

　　１９６８年８月邓小平的大儿子当时还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的邓朴方因不堪造反派对他的虐待与凌辱跳楼以示抗议造成了胸椎压缩性骨折。这个情况当时被隔离审查的邓小平夫妇直到第二年夏天才知道。

　　得知儿子瘫痪做父亲的心情难以平静。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请组织上帮助安排以使邓朴方得到进一步的治疗。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此信作了批示在中办主任汪东兴的协调下邓朴方得以住进了解放军三〇一医院。 

　　１９７０年２月９日邓小平在给汪东兴的信中写道 

　　“１２月上旬我的小女儿毛毛回来了。１月初我的小儿子飞飞也回来了(他们即将回到劳动的地方去)。我们同他们两年多不见一旦相聚其乐可知。本来我们曾希望两个大的孩子(邓林和邓楠)也回来聚一下她们没有请准假。好在她们回来的机会是有的。” 

　　１９７０年９月１３日邓小平在给汪东兴的信中又一次提到了儿女们的事

　　“我和卓琳的情形同过去告诉你的完全一样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晚上读书、学习、看报、听广播还做些家务劳动。除了去工厂外未出院门一步。每天上工厂有干部黄同志跟同。我们的生活日用由黄同志和一战士帮助所以没有什么困难。劳动成了我们最大的一种需要虽然在盛暑我们也坚持到工厂。在自己院里还种了点蔬菜。我们对外没有别的来往只同几个小孩通信。在医院的大儿子邓朴方据说治疗方面有一点进步现在能自己小便勉强能大便了。这使我们很高兴。他的生活由中央办公厅直接照顾(据说每月３０元伙食２５元外还有５元零用很好了)。大女儿邓林仍在河北宣化他们学校还在搞运动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分配。如果分配工作的时候我们夫妇仍希望你能给以帮助。其他几个孩子都在农村劳动一个在山西忻县一个在陕北富县一个在汉中宁强县。” 

　　１９７０年９月邓小平突然接到通知说组织上认为邓朴方病情有所好转决定出院由一护理人员送来南昌同他们一块儿生活。 

　　这个消息对他来说太突然了。儿子病情究竟好转到什么程度、是否还需要继续治疗、送到这里他们有无能力照顾等使他惶惑不安。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写信给汪东兴向中央求助。 

　　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１７日邓小平给汪东兴的信 

　　“从邓林那里得知邓朴方治疗确有进步已可以自己小便虽还很困难但勉强可以自己大便。但是据我们揣想他下半身还是完全瘫痪的一切行动还要人搬动不会好得这样快。如果邓朴方还是瘫痪的行动必须有人帮助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现在是三个老人我的继母七十几岁了我６７岁了。卓琳虽只有５５岁病很多身体还不如我们高血压较严重心脏病也在发展。我们是没有能力照顾他(朴方)的。更严重的是我们深切地期望邓朴方能够治好。现在病情既有好转如可继续治疗下去必能渐见大效。所以我们恳切地希望他能在现在的医院里继续治疗下去。以我们现在的条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要求你的帮助要求党的帮助。” 

　　从信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当时焦虑的心情。如果儿子真来江西不但他们三位老人无力照顾儿子唯一获得治疗的权利也将丧失。不是处于此种万般无奈的境地邓小平是不会张口向人求助的。 

　　几个月后邓朴方还是被赶出三〇一医院送进北京社会救济院。得知此消息后邓小平毫不犹豫立即提笔再次给汪东兴写信。 

　　“东兴同志又为我的大儿子邓朴方的事麻烦你。邓朴方现在的情形我的妹妹邓先群最近去看了他把情形写信告诉了我们。现将她的来信附上不赘。我们上次给你写信希望邓朴方能够继续治疗。现在既然无法继续治疗清河疗养院的条件又是如此我们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丢下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块生活较好。当然把他接回来我们三个老人在护理上是有困难的因为他上床下床都要人帮助搬动的。如果组织上能批准我们有一个人帮助我们买买东西做些杂务同时护理一下邓朴方那我们是非常感激的。如果组织上认为这个要求不合理那我们夫妇也愿意自己照料邓朴方因为这是我们不应回避的事情。不管领导上是否批准有一人帮助我们我们决心请求组织上照上次的决定派人把邓朴方送来南昌恳请领导批准。如果领导上批准请早点告诉我们以便我们好作准备免得临时仓促。静候你的指示。” 

　　邓小平的一片爱子之心跃然纸上。 

　　“因为我们的事连累了孩子们，今后我们要对他们好些” 

　　历尽周折１９７１年夏天邓朴方终于获准到了江西。 

　　邓朴方到江西后邓小平担负起了最重的工作每天帮助邓朴方翻身、擦澡。卓琳干最脏的活倒屎倒尿换洗弄脏了的垫布。为了怕邓朴方长褥疮和蹭破皮肤邓小平夫妇每天一次或数次为他擦身洗澡还搽上粉以保持干净和干燥。 

　　说起这段经历邓朴方感慨万千“父亲并不说什么。但是他为我做的每件事情都非常认真细致。他过去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导人做大事很认真。现在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做这种小事也非常认真。这时候我就会感到心里酸酸的……” 

　　邓朴方在家里整日躺在他的木板床上每日只能看看书听听广播。他原来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高才生不但学习好还特别会动手会做无线电和各种电机方面的活儿。看着他２７岁的大好年华一身的学问和技能却只有瘫痪在床终日闲居邓小平心有所思。 

　　一天在工厂邓小平问修造厂的陶排长“厂里有没有电机方面的工作”

　　陶排长很奇怪老邓在厂里干活一般只是来时和大家招呼一下然后就拿着锉刀全心全意一丝不苟地在钳工台上锉东西从来不多言语。今天老邓主动提问一定有什么事情不过这个小厂里的确没有电机方面的工作。

　　邓小平又问“有没有无线电方面的活或者修理收音机方面的事情可干” 

　　陶排长问“老邓你打听这些东西要干什么呀”邓小平告诉陶排长儿子邓朴方在家里闲着他会做一些机电和无线电的活儿能给他找点事情干就好了。陶排长听后明白了。和老邓相处这么长时间大家都已很有感情他真想帮上这个忙但厂里实在没有这方面的工作。 

　　邓小平不甘心又问陶排长“厂里没有这方面的活就算了。你们家有没有收音机呀如果坏了可以让他修修。有点事做总比整天躺在床上闷着好。”

　　老邓这样为儿子操心令陶排长非常感动但他只能告诉老邓“不瞒你说我家只有四五十元收入小孩有四个最大的才读小学还有老人生活蛮难的哪里有钱去买收音机呀！” 

　　听了此话邓小平不再言语了。不是因为没帮儿子找到活干而是这个普通工人的一席话引起了他的感慨。建设社会主义到现在已经２０多年了一个工人家庭连一台收音机都买不起。作为一个前领导人他感到痛心。

　　１９７２年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和小儿子飞飞被分别安排进江西医科大学和江西理工大学学习令邓小平和家人喜出望外。４月２２日他再次提笔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 

　　“东兴同志好久没有写信了。由于主席和你的帮助毛毛和飞飞进学校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毛毛进南京医科大学飞飞进南昌理工科大学学校选拔通知二十天前就到了……两个孩子得到这样的照顾我们只能对主席和党表示由衷的感激！我们的情形一切照旧不过我的继母三天后就要去天津帮助我的妹妹生产和带小孩她七十几了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几年来在我们家里很劳累所以我们劝她去天津一时期比较松动一点。她走后两个孩子上学了家里就剩下我和卓琳照顾一个残废的大儿子。因此我暂时不能去工厂劳动必得在家里做事(卓琳身体也不好)。我们想请一个人来帮助做做饭特别帮助照顾残废人已向领导提出据说找人不易工资较高(３０元以上)且看找的结果如何。没有别的就怕我和卓琳有一人生病就难办了。我的大儿子邓朴方接回近一年了。一年来的观察他的腰身以下虽然完全没有知觉(大小便也不自由)但机能似乎并未完全消失。据说在医院诊断时也对此存疑并曾有施行大手术、打开看看的拟议后因送到救济院而未果。我们总希望还能有一次医治的机会如果有可能再送回医院治疗或施行手术。对此我实在不好意思向党提出。” 

　　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说从小到大几乎没见到父亲写过信。可在那个特殊的岁月为了大女儿的婚姻问题为了大儿子的治病问题为了小女儿和小儿子上学的问题他多次给毛泽东写信能为儿女们想到的、做到的他都竭尽全力去做了。“父亲写信往往都是为家庭的‘琐事’。父亲这个人向来行事简约。在工作中讲话不写讲稿写报告也总是言简意赅从不赘言。在生活中我们从小到大从未见过父亲写信就连与他相濡以沫３０多年的妈妈也从未见过他因家事写信。而在‘文革’中间在家庭处于困境之时在他的家人子女需要得到关怀和帮助时作为一家之长为了让孩子治病为了让孩子上学为了孩子的工作他会一反一贯的作风一次又一次地拿起笔一封又一封地写信而且是不厌其烦地写信。‘文革’中他总是觉得家人和孩子们是因为他才受到这么多的委屈和不幸他总想尽他的能力尽一切可能为家人和孩子们多做点事。他从不要求孩子们为他做什么他付出了对家人子女的全部的爱却不要求任何回报。这是人世间最朴素的爱。估算一下‘文革’十年中父亲所写的信比他一生中其他８０年的统统加起来还要多得多。”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对卓琳说“因为我们的事连累了孩子们今后我们要对他们好些。” 

　　１９８４年８月２２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毛写的一篇文章——《在江西的日子里》深情地记述了邓小平在江西的生活。这是他送给爸爸８０寿辰的生日礼物。邓小平很高兴亲笔在这张报纸上作了批示写得真实。 

　　１９７３年邓小平和家人回到了北京又有了家。 

　　历尽磨难重新相聚喜悦的心情难以言表。当初分手时家里只有五个子女、三位老人。归来时孩子们都已成双成对而且有了孙子辈——眠眠。家庭生活又恢复了正常孩子们相继有了工作邓朴方的身体也得到进一步的治疗邓小平的心里非常高兴。 

　　在孩子们的婚姻问题上邓小平很尊重孩子们自己的选择。他对夫人卓琳讲我信任他们。所以他们选择什么人就是什么人。 

　　邓林说我各方面条件不是太好人又比较老实所以我父亲可能很担心我的婚姻问题。

　　邓榕说当时只有我二姐结了婚。我父亲非常担心因为他的问题他的子女受到牵连。当时除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子女是全国最“黑”的黑帮子弟。(对于)我们这种人别人都不敢轻易接触。我父亲很担心我们的婚姻问题。我当时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我爱人贺平我父亲由衷地高兴。我母亲也非常高兴。实际上当时我和贺平只是通了两封信。贺平当时路过我们家在我们家住了两天我父亲觉得这个女婿不错。我回来以后他一拍大腿用四川话跟我说好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当时弄得我有点……我说我们还没有定呢你怎么就定了。可见他当时那种欣喜的心情。 

　　邓小平对孩子们的唯一限制就是每家只能生一个孩子。他说你们生一个孩子我管如果你们生第二个孩子我就不管了。 

　　邓榕说作为邓小平的子女我们觉得非常幸福非常幸运。我们真的从他身上汲取了很多精神财富汲取了很多的营养。这些是令我们终生受益的。

　　(据《纵横》文／武市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