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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来自经验的权力(2)

　　中产者的拥护

　　除了底层拥护者之外，于建嵘还有大量的中产阶层拥护者。

　　刘警慧是一家网络公司的副总，她说在做随手送书下乡之前，并不知道于建嵘的名字。只听说过有这么个老头，对上访人群帮助很大。正好她们网站有大批图书想送下乡，结果听说了这老头正在组织随手送书下乡，她们一家三口就报名了。“第一次去的是河北农村，带了500本书，结果那位接收者就把我震动了。”那是个村里的会计，中年人，不开口说话就是普通农民，一开口，马上就感动了她。“说得非常有条理，讲述了他对书本的热爱，也讲述了村里如何缺乏书籍，不是因为贫困，而是因为没有养成买书的习惯。他想做的是慢慢改变村里的这一习惯，要培养孩子们开始热爱书。”

　　这个普通的农村人给刘警慧以很深刻的印象。她觉得于建嵘是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情她都无所谓，只要你送出去的大量书中的一本书，能到一个农村孩子的手中，感动这个孩子，这件事情也没白做。“这就成为我参加他组织活动的一个原动力。”她说自己会更加负责自己的收书送书活动，“大学英语、考研教材这些我就不要，还会通知捐赠者，你们下次送一些农村孩子真正需要的书来。”

　　刘警慧对随手救助街头流浪者也有了浓厚兴趣，尽管知道了警察会劝阻志愿者们的活动，但是她还是想去参加，这源于自己的成长史。边说她边流下眼泪，原来她母亲为了1976年父亲因反革命罪被逮捕也上访过，这种上访人群流浪街头的境遇，触动了她心里最软弱的一块。

　　于建嵘的微博行动都带有这种特征：参与者普遍不抱有大目标，他们习惯用一两句话来解释自己的行动。“哪怕只发给一两个人被子，哪怕只救出了一两个流浪儿童，哪怕只让一个孩子看见书，那么我们行动也值得了。”不能不说，于建嵘的鼓动已经深入到他们的理论之中。

　　李长青律师是另外一个例子。他是残疾人，一只胳膊在幼年的事故中失去，农村孩子通过自学考试终于成为北京的律师。天然就对于建嵘的理论有好感，他告诉我，在认识于建嵘之前，他也帮一些农民做过维权的案子，可是总觉得这种事情是没有尽头的，太多，“忙不过来”。折腾时间长，可是收益不大。“法律上有句术语，叫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可是在微博上发现于建嵘之后，他的想法改变了。“职业使命感会强很多。”这种使命感在他去听了一次于建嵘在北京大学的课程之后更强了。于建嵘的课程唤起了他的理想的冲动。“一个律师要是不为房子，而是为理想去工作，是多美好的事情。”他很快承接了于建嵘身边一些无助者的法律援助工作，在他看来，这种利他的行为，可以使自己得到最大的升华。

　　于建嵘自己不需要这种升华。他反复告诉我，千万别把自己崇高化，别端着架子，在微博上你就是流氓，要不就吃亏了。“那么多被方舟子骂的人都因为端着架子，不敢回击，所以就吃瘪了。我呢？马上回击，他也就没话了。”

　　来自经验的权力

　　这种气质，多大程度上来自于建嵘的童年生活？他说几乎是全部来自于此。他的父亲本来是个参加了早期游击战争的老革命，可是“文革”刚开始，就被揪了出来，当做土匪打倒了。除了父亲被留在当地批斗之外，全家人跟随着母亲在永州农村下放，在农村，连随身的被子都被偷走，母亲不得已带着他们返回县城，又被赶回农村，再返回再驱赶，就在这种流离失所的生活中，他明白了，中国底层的黑户要生存是多么不容易。

　　在需要户口的年代，他们几个孩子和母亲在城市里当黑户，比农民还苦，母亲在粮站拉车，把落在地上的米捡回来，这是于建嵘印象深刻的“垃圾米”；第一天上学，母亲央求人用旧口袋染黑给他做了衣服，因为出不起钱，所以找了一个盲人裁缝，把口袋也缝错了。可是那是他最好的衣服，结果却更可悲：因为上学碰见了邻居孩子，那孩子是班长，她的母亲是唱样板戏的，一看见于建嵘进校门，就号召同学把他拉走，因为他是周围闻名的黑户，他哭着拉着桌子，衣服被撕扯烂了，这就是他的第一天学校生活。“你受过苦，你就知道穷人的滋味。”他说。

　　也因为这种受苦，使他养成了好斗而且能斗争的性格。“我时常对自己说，最坏结果就是我再回到恶劣环境中，再恶劣也不会比那时候更恶劣吧。”他分析说，受苦者往往养成两种性格，一种是胆小怕事，害怕重回恶劣环境；另外一种则是好勇斗狠，因为知道回去也没什么大不了，他说自己正是后者。

　　因为有这些苦难做基点，所以他之后的行动都格外冒险。他从湖南师范大学毕业后当了党报记者，不久就下海成为律师，还去过海南淘金，不过这些都不是他所选择的生活，1997年，作为访问学者他认识了华中师范大学的徐勇教授，徐所研究的“三农问题”和“社会稳定”一下子触动了他。徐勇说：“他的那种解决问题的精神很像湖南人，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气质，行动者的角色一直大于他学者的角色。”当时“三农问题”正热，于建嵘调查的是湖南农村的税收征收问题，包括由此带来的乡村政治研究，这种研究使他“解决问题”的气质更浓厚了。

　　他经常夹着包，漫游在衡山的乡镇，先结识一个乡村小饭馆的老板，再叫他去召集老百姓，两三年就这么一次次漫游湖南乡村，他获得的农民的信任，包括他对农村问题的认识肯定比一般学者要多很多。他的朋友们都觉得，于建嵘最大的长处，在于他能明白农民的智慧。侯志辉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宋庄有两兄弟，和于建嵘关系良好，整天在他这里骂制度，骂管理者，可是到了社区需要志愿者去维持治安的时候，两兄弟马上去了。于建嵘笑他们为什么这么快就屈服于制度了？两兄弟说：我骂归骂，制度是改变不了的。于建嵘哈哈大笑，说这就是农民的智慧。他说老百姓真比谁都明白，不把老百姓欺负太狠，中国就不会有问题，这也成为他去各地给领导干部讲维稳时候肯定要讲的经典案例。

　　他的博士论文《岳村政治》讲的是中国农村基层的政治变革，他表示将长期关注这个村庄，是为了寻求学术的灵魂和学者的良心。

　　徐勇回忆：这是他与一般人不同的地方，不仅能认识问题，还能提出解决方案。学者型知识分子一般会与当事人保持距离，可是于建嵘相反，他很冲动，很善于去鼓动民众。

　　这种鼓动危险吗？我问于建嵘。当他随手一个微博就能带起几万人的转发，就能在短短几天内赢得大量捐款，就能发起一群人走上街头去做各种行动的时候。他显然对这些问题都成竹在胸：一点也不危险。这是权威，而不是权力。权力意味着他能控制群众，而权威则仅仅意味着他有影响力。“影响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不能说错话。群众很容易抛弃他们的领袖，今天跟随着你，明天就反水了。所以你的每一句话，每一次行动都不能出错。”

　　在微博之外，于建嵘还写小说。他有一篇以第一人称写作的小说叫《我的流氓父亲》，一直不太为人所知，那里面的于建嵘展现的情感其实更复杂：父亲早年参加革命，可与此同时，父亲又真是一个地道的底层流氓，在不断被打倒又官复原职的过程中，父亲更换着身边的女性。这个父亲的形象，相比起那些简单的微博上的判断，显然引人深思得多。（感谢实习记者邱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