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三七秀破虏怎么获得:农业文明兴起于东方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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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农业文明兴起于东方概述概述 文明发生的内在逻辑是人的因素对自然的介入。在第一个人工石器工具诞生之前，世界上的一切可以说都是自然的，包括“人类”本身在内，也完全属于自然。当第一个人工石器诞生后，世界便开始不完全属于自然了，因为人在制造工具时赋予它以人文因素，这石器便属于文化范畴了。如果我们不那么严格划分“文明”与“文化”的界限，当第一个人工石器工具诞生的时候，也就有了“文明”的萌芽。所以，本书在讲文明的起源时，首先要讲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与艺术。但这种文化建立在狩猎采集的基础上，并没有坚实的经济和社会的基础，因此真正的人类文明的建立还要呼唤新的变革，这个革命终于在公元前年之际发生了，这就是人类学家常说的“农业革命”。由于种植和畜牧都要受环境、气候和条件的限制，文明在它诞生之际就显示出多样性来。几千年来，文明的兴衰和冲突、传播和融合，波涛起伏、连绵不绝，对此可能会做出许多现实的和历史的解释，但追根溯源，皆缘于文明的这种多样性。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及其特征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及其特征 自能人诞生以后，人类总共已存在了大约万年，其中 的时间都用在自身的进化上。在此期间，人类的体质经历了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四个阶段，但总的来看都还处于形成过程中。由于体质和智力水平的限制，当时人类所使用的工具都还是石制的，且其制作方法主要采用打制法，在学术上被称为“旧石器时代”。但石制工具的出现意义重大，当第一件石器工具被制造出来之时，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就发生了，因为它在物质中注入了精神的因素，在自然中注入了人文因素。 工具的石器性质是与人类当时的进化水平和生活方式一致的。在由猿转化为人的过程中，由于人类还没有完全脱离动物界，也由于人类所具有的智力水平还较低，其生活资料主要靠狩猎和采集来提供，其食物构成主要是野生动、植物。据人类学家研究，在周口店“北京猿人”的遗物中，至少可以清理出种动物的遗骨；而原始人遗址中，虽然由于植物容易腐烂难以留下，但各地原始人食用过的植物亦不下几十种。这可从人类学家对当今生活于南非的孔桑人的食物的研究得到佐证，据说孔桑人所知道的可食植物不下种。人类学家相信，虽然各地原始人遗址中清理出的遗存以动物居多，但大多数原始人的生存更多依赖于采集，而不是狩猎。当然，原始人的生活方式因各地环境和条件而异。虽然同属石器工具，但随着人类体质的不断进化，人类因分布而引起的环境的改变，以及人类因智力提高所形成的应付环境能力的增强，制造石器的原料、质量和目的都有所不同，从而体现出不同的文化韵味。 “能人”作为“能干的人”，首先就是他们会制造工具。其早期代表是发现于肯尼亚图卡纳湖东岸科比福拉地区的编号为 的遗址，其年代至少在万年以前，或许还要长久一些。因为在该遗址中发现过一些砍砸器、刮削器和边缘锋利的石片，那显然是人工打制的产物。但能人石器文化的主要代表，是存在于万万年前的奥杜韦文化，它首先发现于坦桑尼亚。这个文化的典型石器是砍砸器，其数量占全部石器的，砍砸器有拳头大小，以卵形砾石为原料制成，所以也称“砾石文化”。其主要制作方法，是用一块石头打击另一块石头，因而还比较粗糙，难于对它们进行分类。但当时的打击方法已非一种，既有单面打击的也有双面打击的，其型制已可分出盘状器、多面体、刮削器，甚至原始手斧等。可见，这些原始人在制造这些工具时，已对其功能和作用有所考虑。 当能人进化到直立人后，石器制作中的文化因素就更为明显和丰富，其典型表现是阿舍利文化。这个遗址年发现于法国的圣阿舍利，其地质年代在更新世中期，距今约万万年。手斧虽然不是最早出现于阿舍利，但手斧是阿舍利文化的主要特点。与奥杜韦文化粗糙的砍砸器一样，阿舍利文化中的手斧是一种有聚合刃口的工具，即其两边的刃口聚合在一点上，说明其制造者事先必须想到制品的形状，不能随便敲打而成。该遗址的手斧尺寸各异，从几英寸的卵形手斧到１英尺多长的不等，可用于挖掘根茎、加工木头、宰杀猎物、刮兽皮等，其功用是多样的。人类学家发现，手斧与直立人的发展过程相始终，从万年前一直延续到万年前。这一点在奥杜韦文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该文化可分为四个地层，万年到万年前，在每个地层都发现了手斧。但手斧在世界各地直立人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非一样，在阿舍利文化中手斧特别突出，但在中国蓝田猿人、北京猿人中和东南亚、中欧某些地区以及不列颠，砍砸器则比手斧重要得多；在英国东部，还发现了包括数以百计的砍砸器、石片、石核而没有手斧的直立人遗址。如年代大约为万年前的伦敦附近的克拉克顿遗址，就是如此。不过，无论在何地，从奥杜韦峡谷到泰晤士河流域及印度半岛，其手斧形状都十分相似，并且均为直立人所有。 在大约万万年前，人类由直立人进化为早期智人，其石器文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而以法国莫斯特文化为典型，其遗址发现于多尔多涅地区的莫斯特洞穴，是古代尼安德特人的遗存。与以往各类文化不一样，莫斯特石器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类型上，都更为复杂和先进，其特点有三：其一，预先准备好的石核技术，即“勒瓦卢瓦”和盘状石核的生产方法是先按标准尺寸打成毛坯，再进一步加工成别的工具的；其二，出现了以前没有的“复合工具”，即用几个部分组合而成的产品，如矛头、矛杆和将它们捆在一起的绳组成的矛，有了细致修整的尖状器和刮削器；其三，埋葬习俗、宗教信仰的起源，如在尼安德特人遗址中不仅发现了墓穴，而且还在墓葬旁边发现了完整的熊的骨架，说明当时人类已有了某种死后去向的迷信或宗教观念的萌芽。 万万年前，是人类加速进化的时期，早期智人演化为晚期智人，即完全形成的人或现代人。与此同时，由于智力的提高，石器文化也达到新的高度，使旧石器文化达于顶点。其主要特征是石叶工具占据首要地位，出现标枪、长矛、骨针、鱼叉、枪矛等新工具，骨制品明显增多，还产生了绘画、雕刻等艺术品。石叶工具虽也以石片打制而成，但长度是宽度的至少两倍以上，石器的两个达几成平行。存在于万万年之间的梭鲁特期的桂叶形石器，其器壁之簿几乎呈透明之状。以兽骨、鹿骨、象牙制成的工具或武器，其特点是规格大小变化自如，由于骨质坚韧不易折损断裂，还可根据需要刻成不同形状，与其他构件连结或拆开，构成“复合工具”。如鱼叉、枪矛等。这不仅增加了工具的品种和类型，也提高了工具和武器的功能和作用，以致有人估计石叶工具的利用率，高出能人的砾石工具多倍。这是不难想象的。顾名思义，“旧石器文化”是以石器为主，但也有木制、骨制和陶制工具。另外还要加上火的使用，火也是一种工具。树木作为工具自古猿起就已有使用，在由猿到人的整个演变中不能没有它。旧石器时代早期使用的木制工具在东南亚的适宜环境中被保存下来，旧石器时代晚期发明的弓箭，就更不用提了。骨器在石器时代到来之前就已存在，达特在对南方左猿使用的工具进行研究后发现，长骨的羚羊角就被南方古猿修理后用作打击工具，且重现率很高。火的使用不晚于直立人，使用火的最早遗迹发现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其灰烬厚达几层共几米。在匈牙利的韦尔特斯泽勒斯，也发现了原始人使用火的灰烬。陶器是伴随着火的使用而诞生的，在捷克多尔尼维斯托尼发现的窑坑和烧制的人和动物陶像，存在于万年之前，说明人类此时已有了制陶技术的开始。 旧石器时代文化，并不仅仅限于上述石器工具等的制造，还表现在雕刻和绘画上。早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在匈牙利塔塔发掘出的莫斯特文化中，就发现过一块约万年前的猛犸象牙板，被雕刻成舌形椭圆状，被认为是供佩戴的随身护符，表明一定的审美意识的出现。但雕刻和绘画的真正产生，还是在旧石器时期的晚期，其主要表现是大批岩壁雕像和洞穴壁画的出现，这类雕刻和绘圆遍布于从乌拉尔到大西洋的广大地区，有壁画的洞穴在法国就不下处，其中心在法国和西班牙。乳房小、体态丰满的女性小雕像，是这个时期雕刻艺术的典型形象，研究者把它们比附于希腊文化中的“维纳斯”，一般认为这是母系社会的象征。但这个时期造型艺术的最高表现，不是岩壁雕像而是洞穴壁画，重要遗址有法国的拉斯科克斯洞和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洞。这类壁画各有千秋，但所画题材都是野牛、野马，以及其他早已绝灭的猛妈、毛犀等动物。据勒鲁依古朗对法国个洞穴壁画的研究，野牛、野马几乎占绘画动物的一半，且往往是野牛位于洞穴中央处的主要壁面，而野马则遍见于其他各处，布局呈现出某种规律。他猜测，这既与原始人可能萌发的世界阴阳两极的思维有关，也与当时社会以女性为中心的结构有关，是旧石器时代宗教信仰仅有的残留。 但作为原始艺术，它们表现的主要形象是牛、马等动物而不是人、植物，即使几十匹马、牛画在一起也是单个排列，说明它们还不存在构图和情节，只不过是当时某种宗教活动的“道具”，与日后人类“美化生活”的艺术品不可相提并论。总之，虽然它们标志着艺术的诞生，但在性质上还是原始的。氏族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氏族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 由猿到人的转变，木仅伴随着文化和艺术的产生，还导致了氏族制度的形成。因为人本是社会的动物，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其社会性，而氏族制度便是人类第一个正式的社会组织形式。它是由类人猿的群体转化而来的。和任何灵长目动物一样，类人猿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群体，性关系是维系其群体组织的纽带。对黑猩猩和大猩猩的生态学研究表明，类人猿群体的结构是极易变动的，某些个体可以自由地脱离一个群体并同样自由地加入另一个群体，造成了群体数量和组成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并不是坏事，流动促进了生物基因的自由重组，为生物的继续进化准备了条件。 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人们以为灵长类虽然存在群居生活，但这种群居生活的秩序极其有限。近来的研究改变了这种看法，因为这些研究发现调节灵长目群居关系的因素至少有两个：一是母兽与幼兽的相互吸引力；二是单性个体的相互吸引力。因此，人们断定，猿群内部存在许多调节机制，它们的群居生活并非是无序的。尽管类人猿的群体变动很大，但种群的数量一般保持在至个个体之间，仍有一定稳定性。 但并不是所有灵长类动物都是人类的祖先，人类的祖先只来自灵长类中的人科动物，而目前学者们比较能肯定的这类人科动物就是南方古猿。为什么这类人科动物能从灵长类中分化出来，并最终逐步进化为人类呢？据学者们研究，使人科动物与其近亲分开的进化方面的变化，集中在以下三个系统：运动系统，双足直立姿势及潜在的更大灵活性；（２）智能系统，语言、技术和复杂的社会和文化方面交往的进化，后者包括相互依赖、互惠的期待和义务这些现象；（３）社会再生产系统，动情期的抑制、排卵的隐蔽，以及配偶长期结合趋势的发展，所以男性被卷入供养其配偶和后代的事务之中。人类学家认为，正是上述第三个系统，特别是人科动物结成配偶并长时期互相紧密结合，最终发展为核心家庭。因为人类是由群婚制走向对偶婚的，而氏族又是建立在群婚制基础上的，说明人科动物的社会再生产系统的进化，乃是人类氏族制度起源和演变的条件。但这方面的证据，在南方古猿的遗址中很少，说明当时还不存在氏族或氏族制度，因为至今尚未发现古猿的大规模集中的文化遗存。当古猿进化到能人阶段后，即人属的最早成员出现后，原始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形式便开始悄悄发生变化，并在文化遗存中找到了证据。在肯尼亚图卡纳湖东岸，即编号为的遗址中，发掘出大约万年以前的，包括砍砸器、刮削器在内的一组石器，以及大约块属于至少脊椎动物的骨头和工具，它很可能是能人群体生活的旁证。由玛丽利基在奥杜韦峡谷发现的“东非人”遗址，第一层的年代大约在万 万年前，包括了古猿和能人的大量遗存，在平方米的范围内，清理出件遗物和骨头。这些遗存集中在一条长宽约米的地带。有人推测，它很可能是一个古代狩猎一采集者的“营地”。能人具有什么样的社会组织？至今还不能从考古资料中找到明确答案。但我们知道，多数灵长类动物的确是存在社会性的，如前所述母兽和幼兽之间存在着亲和力。因此，从少数巳发掘的能人的“营地”可以猜测，能人是倾向于群居的。典型的狩猎一采集者群，是一个大约由人或若干个家庭构成的群体，但能人还不是典型的狩猎一采集者群，因而还不能按典型的狩猪一采集者群的方式生活。 万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是氏族制度形成的关键时期。因为这时人类的进化已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不仅运动系统已发展到完全能直立行走，而且在智能系统方面有很大进步，其脑容量达毫升，这使人类的活动范围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手斧和火的普遍使用，使原始人获得了新的征服自然和获取生活资料的能力。与这个时期有关的遗址中大量兽骨被发现。在周口店的遗址内，清理出了至少种不同的动物遗骨，而在西班牙的安布罗那遗址中，也有只被肢解的大象的遗存，它不仅反映了狩猎在当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也说明一种典型的“狩猎采集”经济形式正在原始人中趋于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原始人的生活和活动，不能不采取某种有组织的形式。根据人类学家对现今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部落进行的田野调查而获得的民族学资料可知，人类第一个“社会组织形式”应当是血缘家族，因为“血缘”乃是制约人类相互关系的最基本的纽带。而血缘家族的主要特点，就是在族群内实行群婚，只按辈分设立限制，即同辈之间皆可通婚，而长辈与子辈之间不可通婚，从而排除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通婚。这种婚姻制度，既要求族群生活相对集中，又要求在族群之内设立一定限制。在已发现的这类遗址中，最为典型的遗址有以下四个：第一个是法国特拉阿马大约万年前的一系列椭圆形棚屋，这类棚屋一般由 米长、米宽的浅穴构成，在其中一端有入口。在清理这些坑穴时，发现了不少直径大约７厘米的柱子，是用作建造墙壁之用的，柱子基部用一排石头加固，一些棚屋中央有火塘，屋内有大量野牛、牡鹿、象和小啮齿动物的骨骼，在地上还有铺放兽皮的痕迹。这些棚屋显然是人类群居，然而又有所规范的住所。第二个是切尔内什在德涅斯特河谷莫洛多瓦１号村落遗址的第四层发现的保存完好的多炉灶固定住宅的遗址。此处发现的炉灶住宅平均面积为平方米。第三个是年在法国拉费纳西山洞发现的尼安德特人的墓葬，近年来的进一步发掘表明，此洞可能曾被专门作墓地之用，而当时人类的生活住所都在别处，但墓地是由十几处墓坑和若干墓墩组成的。这些墓葬，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人类群居但又有所隔离的生活方式，是这种生活方式在另一个世界的体现。第四个是年发现的中国周口店的“北京人”遗址，从人骨化石中清理出属于具男女老幼的个体，除了种哺乳动物的遗骨外，洞穴中还发现了朴树籽的遗存。它不仅说明“北京人”已进入狩猎一采集生活时代，而且已存在某种有一定秩序的社会组织形式，否则这么多的人能长期住在同一个洞穴内，是难以想象的。当然，既要以群体形式居住在一起，又要对这种群体生活加以限制，是要以相当复杂的思维能力作为前提的，甚至还要通过语言把这种思想传达给旁人，否则可能难以形成习惯。这可以从尼安德特人墓葬的发现得到证明。在这些墓葬中发现的花粉、红土、陪葬等遗存，特别是在俄国中亚的铁西克塔什山洞发现的在死者身边排列着几对山羊骨的事实，不仅意味着宗教观念在人类思考中的萌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现实生活中社会秩序的反映。特别是莫斯特人的这样大的公共住宅的存在，应该与母系氏族公社有关，因为它要求仔细规定男女性别之间的关系（禁止乱伦），要求确定一种年龄范畴转向另一种年龄范畴的情况。对法国佩切德拉塞和孔比格内那尔山洞的莫斯特文化遗址的清理发现，其遗址的石器可划分出数十套各具特色的套，其中每一套可能都是一个各自独立的部落的代表。总之，这些都可以看作当时人类由原始群向氏族发展的旁证。 但在旧石器时代中期，氏族制度显然还处于萌芽阶段，而不可能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因为在莫斯特文化中还未发现明显的女性崇拜的遗迹，而女性崇拜或生殖文化是母系氏族存在的主要标志。在原始的条件下，在各原始群的竞争中，一个种群要战胜其他种群，而不被其他种群所消灭，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组成联盟，扩大本种群的力量，争取数量上的优势。而实现联盟的方式，不外乎建立经济上的或血缘上的联系这两条渠道。但纯粹出于经济原则的联盟只能发生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而原始群当时还处于狩猎一采集时代，不可能存在以一定生产为前提的经济活动，因此这种联盟最初只能通过联姻来实现。为了使联盟获得稳定，联姻就必须制度化，具体表现即禁止“族内婚”，而以“族外婚”取而代之，但仍属母系。到了万至万年前，当石器时代进入晚期时，一系列妇女雕像的出现，既是人类进化的必然结果，也是氏族制度形成的标志。农业革命：人类最终摆脱野蛮走向文明的转折点农业革命：人类最终摆脱野蛮走向文明的转折点 在大约距今万年，即公元前年左右，最后一个冰期结束，气候渐趋变暖。这时，在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就是由狩猎和采集时代过渡到定居和农业时代，这一转折在历史上称为“农业革命”。在生产力方面，为农业革命提供动力的是旧石器向新石器的过渡、磨光石器和陶器出现。石器经过磨制，器形变得更加准确、合用、锋利，还可重复磨制并保持锋利，这为以后的农耕准备了劳动工具。陶器既可用来盛物，也可用来浇水，也是发展农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新石器是在巴勒斯坦纳吐芬 发现的石镰、长柄锯齿镰、磨盘、皿、杵等。 但农业革命到来的主要标志不是上述新石器的出现，因为这些新石器并不能直接导致农业和畜牧业的兴起。农业革命到来的主要标志：首先是作物栽培的开始，其次是野生动物的家养；三是人类由动荡不定的生活方式转向定居。在此之前，人们的食物来源靠的是狩猎和采集，其生活要以野生植物和动物提供的多少为转移，不可能太稳定。而作物的栽培和动物的养殖，意味着人类开始用自己生产的食品来代替自然提供的野生食物，从而结束了狩猎和采集时代，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农业时代。 不过，什么野生植物可以栽培，什么野生动物可以饲养，人类对此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人类学家在巴勒斯坦纳吐芬遗址中发现的谷物遗存都是大麦、小麦之类的野生品种，而发现的农具如石镰、磨盘和皿、杵等都是用于收割的，说明当时人类虽然还未真正开始其作物种植，但已把可供选择的植物食品来源集中到某些野生品种上。无独有偶，在肉类食品来源的选择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在属于纳吐芬文化的贝哈遗址中，野山羊骨几乎占了全部兽骨的，说明当时人类狩猎活动已把目光集中于某些野生动物。它表明，农业革命并不是突然到来的，人类对作物和动物品种有一个认识和选择过程，这个过程即农业和畜牧业发生的过程。据测定，上述纳吐芬文化存在的时间，从公元前１万年持续到公元前，是目前发现的与农业和畜牧业起源有关的最早遗址。可见，农业文明的首发之地是在西亚。 这一论点在历史的发展中获得了有力的支持。有人在属于公元前年的两河流域撒威切米抄尼达遗址的大量兽骨中，发现了少量家养绵羊的骨头，还在同时期近东的其他遗址兽骨中发现了大量属于一岁左右的雄性幼羊的骨头，甚至还在属于公元前年的甘吉达勒遗址中，在一块泥砖上发现了山羊留下的蹄印，而该遗址中的兽骨是山羊骨，它们都是畜牧业在西亚兴起的证据。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和地区，对野生作物的人工栽培也已开始。如在幼发拉底河畔叙利亚境内的穆勒贝特，发现了一个属于公元前年左右的村落，而在该遗址中却出土了大量原来只在内陆丘陵山区生长的野生小麦的遗存，但在这个占地约英亩的村落附近，却未找到从事农业耕作的确凿证据。说明这些谷物种子是人们从山区带到这里并予以撒播的，虽然当时还未培育出真正的农作物，但作物种植的观念和实践却已开始了。客观存在表明，西亚也是作物栽培即农业的正式发源地。 作物栽培和动物养殖在最初大多是偶然发生的，因而很可能是分别进行的。但谷物和肉类作为人类的两种基本食品来源，是很难把它们分开的，所以在真正的农业定居地二者总是相伴而行的。在已发现的属于公元前年以后的遗址中，这种农业和畜牧业并存的事实已可看得很清楚，特别是位于西亚的这类遗址尤为明显，因为从公元前年起这一地区迅速走进农业时代，其典型是贾尔莫。贾尔莫位于伊拉克东北部的扎格罗斯山麓，属于大约公元前前年的遗址，可以看作是两河流域农业文明的代表，它由焙干的泥土盖成的栋房子组成。在这个遗址的沉积物中，既发现了大量“单粒”和“二粒”大麦、小麦和其他农作物的种子，也发现了大量绵羊和山羊的遗骨，但其中只有几个野生动物的骨头，工具组合包括石镰、磨石和其他耕作用工具。其经济的特点是：农业耕作过程已包括从种到收的各个阶段；肉食来源已主要取自家养而非狩猎；动植物都已出现了人工培育的品种。可见，当时人类虽然还进行狩猎，但农业和畜牧业已占据主要地位，并已成为人类生活的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农业属生长性产业，要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它要求有相对稳定的环境和条件。因此，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兴起，人类便逐步由动荡不定的狩猎一采集生活转入定居生活，于是，村落乃至城市随之而起。上述贾尔莫就是早期农业村落的典型，栋房屋大致可供一个氏族居住，这一建筑群由小巷和庭院分开，呈长方形的庭院被分为数间，大房间作居室而小房用作贮藏，屋内的土灶透露出浓厚的生活气息，而大量出土的山羊骨头和作物种子，以及后期出现的斜纹彩陶，体现着当时经济的形态和性质。贾尔莫只有约人，既不是当地最早的农业村落，也不是当时最大的农业村落。 为什么农业革命会在公元前年左右首先发生于两河流域？学术界至今未找到一个非常圆满的解释。世纪年代以前，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曾提出“绿洲说”，认为最后一个冰期后西亚渐趋干燥，于是人类和动物向草木旺盛的绿洲集中，促成人、兽、草三者的接近而引发了农业和畜牧业，位于约旦河谷的耶利哥城的兴起，被看成是这一解释的证据。但伊拉克东北部贾尔莫村庄遗址的发现动摇了这一解说，因为这个著名村社位于扎格罗斯山区而不是河谷绿洲。为此，布雷伍德提出了所谓“核心地带说”，认为农业起源于大麦、小麦等野生祖本生长地的山区，贾尔莫所在的扎格罗斯山区就是这样的野生祖本作物发源地。后来又有人提出所谓“边缘地带说”，认为原始人的祖居地到一定时候生产和人口会达到某种平衡或饱和，因此必须让一部分人迁移到别的地区去开辟新的天地，同时也就把某些作物和技术搬了过去，在那里文化积累起着重要作用。学者们常常把这几种学说对立起来，其实它们可能都包含着部分真理，又都不能独立完整地解释农业在西亚起源的全部现象。因为偶然因素常常在其中起作用，在多数情况下是各种因素互动的结果。西亚是亚、欧、非三大洲的交汇之处，各种有利因素较容易在这里集中，西亚成为人类文明的首发之地，应该说是容易理解的。农业革命的发生，农业和畜牧业的兴起，对人类最终摆脱野蛮状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农业，包括畜牧业，是人类的第一个生产活动，其目的是要利用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生产维持人类生活必需但又不能完全由自然提供的产品。它一方面标志着人类迈出了支配自然的决定性步骤；另一方面推动了人类自身在各方面的进化。在支配自然方面，人类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优化了作物品种，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并通过种植冬季和夏季作 据研究，公元前年时，玉术棒子只有小拇指一般大，其长不过厘米，而经过三四千年的培育、优化选择，玉米棒已增大了一倍。小麦也是如此，其麦粒的宽度和厚度，在公元前前年间增加近一倍。物以及贮藏的办法，保证一年四季食品供应的稳定。营养丰富的熟食对帮助消化和防止疾病尤为重要。因生产劳动而日益增强的社会关系，推动了语言乃至文字的产生。 整个人类文明可以说都是伴随着农业而生的。从务农中获得的第一项经验，或者说为务农首先要注意的事，是要了解和遵守季节时令，这导致了最早的天文历法的产生，科学很可能就是从这里开始萌芽的。这以后才谈得上植物学、动物学、生物学，以及数学、医学和药学问题。但所有这些要形成一定的形态，要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至于技术上的发明则来得要早些，许多东西在由狩猎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之际就出现了。例如，陶器最初是用来打水、煮食和贮粮的，因此陶器常常总是紧随着农业的兴起而来。在公元前年的甘吉达勒的遗址中已有了陶器，在公元前前年的穆勒贝特遗址中发掘出５件陶制容器，在贾尔莫遗址中，甚至有了斜纹彩陶的出土（公元前 年以后）。与陶器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还有纺织、木船和轮车等，它们的发明标志着机械制造技术的诞生，不仅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成果，也导致了航海和军事的演变。 农业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更大。由于定居生活方式的确立，自旧石器中后期形成的氏族制度得以巩固和发展。氏族的演变和发展，一般以两种形式出现：由于实行族外婚，一个氏族往往和相邻的一个或几个氏族建立紧密的联系，组成为一个部落或部落联盟；或者随着人口的繁衍增长，一些子族便从原来的母氏族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又一个“大氏族”或胞族。如果我们把人口约 名左右的贾尔莫视作典型的氏族居住地，那么像拥有居民的耶利哥显然就超出了氏族的范围。这个农业村落遗址可以清楚地划分出两个文化层：被命名为的文化层属于公元前前年的文化，由数以百计的圆形房屋组成，村落四周围以高约４米、厚约３米的石墙；被命名为的文化层属于公元前前年的文化，此时圆形房屋由方形房屋取代，而且出现了前一个文化层所没有的文化遗存，如用头骨涂泥、眼窝嵌有贝壳的人头雕像等。耶利哥很可能是某个胞族或部落的居住地。 如前所述，族外婚、图腾和氏族制度是三位一体同时发生的，在农业和畜牧业兴起后氏族制度得到巩固和发展，无论是由氏族内部发生分化而组成的胞族，还是在氏族之外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联合成部落，均可以看作是这种氏族制度巩固和发展的结果。因此它只能使婚姻制度远离族内婚而不是回到族内婚，从而使人类进一步摆脱以往的野蛮状态，或动物状态。 所以我们说，农业革命是人类最终摆脱野蛮走向文明的转折点。亚欧农业带从狩猎世界中脱颖而出亚欧农业带从狩猎世界中脱颖而出 在万年前，各大洲几乎都已留下了人类的足迹，并先后进入了狩猎一采集时代，只是社会进化的程度不同而已。但随着新石器时代的到来，特别在两河流域率先发生农业革命之后，亚欧许多地区先后发生农业革命，并大致在北回归线到北纬度之间十几个纬度的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从东亚至西欧的农业地带。由于发展迅速，这个地带很快从狩猎和采集世界中脱颖而出，成为人类文明的核心地带，此后的亚欧历史乃至整个世界史，都或多或少与之有关。农业革命首先发生于两河流域，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两河流域刚好处于亚欧农业带的中间，非常有利于农业文明的传播。尽管我们并不认为，世界各地农业文明的兴起都是从两河流域传播而来。 两河流域的农业文明，对东方的影响当时至多只及于扎格罗斯山脉，以及它东部的伊朗高原。与之毗邻的印度次大陆，由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的过渡，发生于大约公元前年之后不久。旧石器文化的代表，是属于万年前的苏安文化，它散布于今巴基斯坦北部的苏安河流域；而新石器文化则发现于印度伊朗交界之地，因该地区年降雨量不足英寸并全部集中于冬季，其文化以干旱农业和畜牧业为主要特点，家养绵羊、山羊和公牛，但使用石制和骨制工具。一般认为，它们是印度土著达罗毗荼人所创，但也包括超过兴都库什山或喜玛拉雅山，从中亚或东亚来的移民，还有并非达罗毗荼人的矮黑人和原始澳语人。这些人在俾路支居住，其房屋都是用泥砖建造的。由于印度农业文明最早发现于印度一伊朗交界之地，人们有理由怀疑它是西亚文明传播的产物，但它究竟是怎样传播的，至今仍是一个谜。 中国是独立的农业文明起源的中心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年以前。中国地域辽阔，其农业文化明显地显示出南北两种不同类型：北部以旱作农业为主，南部以水稻种植为主。在北部，经花粉分析证明，在大约公元前前年之间，曾有一个温暖气候持续时期，使这片地区成了中国农业理想的发源地。在河南仰韶发掘出的遗址，是中国北方农业起源的典型代表，但这种文化并不仅仅限于河南地区，而是遍及黄河中游的广大地区，西到甘肃洮河流域，东达河北中部。创造了仰韶文化的居民，已由狩猎一采集生活转为定居生活，使用包括石斧、石锄和石磨在内的工具，耐旱的粟是他们的主要种植物，同时还饲养猪和狗之类的动物，仰韶人已能利用野生麻类来织布，尽管这种平纹布还十分粗糙。在仰韶文化中，还发现了种类颇多的彩陶，有的陶器上还有类似文字的简单刻画，被认为是中国原始文字的遗。在浙江境内长江南岸发掘出的河姆渡遗址，则是中国南方农业文明起源的典型代表，它包括从公元前至前 年之间的四个文化层。在这个遗址中清理出的遗存，包括大量的稻谷、瓶状葫芦以及为数众多的野生植物食物，以及家养的水牛、猪和狗的骨头，还有骨锄和绳纹黑陶。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遗存样品，都是在潮湿湖岸上的木质建筑中取出的，其中有榫接完好的建筑用木板，可见它已不是最原始的民居了。 在东南亚，考古学家找到了另一个农业文明中心，最具代表性的是泰国东北部的仙人洞遗址，其最早的文化层形成于万年以前。在这个文化遗层中，考古学家切斯特戈尔曼辨认出大量野生植物种子，包括杏仁、槟榔、扁豆、葫芦、荸荠、胡椒及黄瓜，此外还有至少８个薯类的品种。研究表明，公元前年后，仙人洞的物质文化发生了明显变化，当地的居民们开始使用斧、陶器和石刀，这些石刀非常类似于后来印度尼西亚用于稻谷栽培的工具。有人推测，这意味着在该遗址附近，应存在谷类栽培。在呵帕侬蒂发掘出的一个村落遗址，只比仙人洞遗址约晚 年，但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农业村社，出土了大量稻谷品种和其他农业资料。比此遗址再晚约年的能诺遗址，更在其出土的陶罐上发现了稻谷印迹，如果不是农作物的栽培已相当普遍，收获的稻谷和陶器的制作不会这样密切，以致把它的痕迹印在了未烧的陶坯上。 如果说东方的几个农业中心基本上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话，那么西方的农业文明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一般认为，两河流域的谷物栽培和动物驯化，在公元前 年后的某个时间，已沿着西南方向传播到尼罗河流域。虽然至今还找不到具体的证据，但这种可能性只是不存在，因为在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之间，在地理上自古就和西奈半岛相连。从考古资料看，在公元前万年前后，在埃斯那和其他地方就建立过较大的居住地，其平均面积达平方米，甚至在此之前当地人就利用过野生禾本植物，但作物的真正种植和动物家养还是在公元前年以后。无论如何，到公元前年左右，尼罗河流域已散布着数千个大大小小的村落，虽然这些村落大多只不过是临时芦苇棚，这里的居民仍然过着捕捞和猎取鳄鱼、河马的生活，但他们已开始栽种小麦和大麦，饲养绵羊和山羊。在一座始建于公元前年的居住地，发掘出陶器、石斧、石刀，贮藏在罐子、篮子和土坑里的谷粒，以及狗、牛、羊和猪的遗骨。它表明，这时的尼罗河流域，农业文明已相当繁盛。 在两河流域的西北方向，第一个农业和畜牧业的兴盛之地是安纳托利亚，这里在公元前年已出现了分散的农业村落。据英国考古学家梅腊尔特的研究，位于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的哈西拉尔是一个建立于大约公元前年的农业村落，在居民搬走前形成了七种居住状态，其居住地有庭院、火塘、炉灶，长方形房子内的墙曾经被粉刷过。它的居民使用篮子和皮革容器，已开始栽培大麦和小麦，也吃某些野生草本植物的种子，但除狗之外尚未发现他们驯化其他动物的证据。与此略有不同的是距哈西拉尔东边公里的加特尔胡育克，其年代比哈西拉尔约晚几百年，是一座由许多水泥砖房组成的村落或城镇，但这些房子是连成一片的，且入口开在顶部。从这个遗址中，发现了许多描绘妇女和公牛的绘画，还发现了许多妇女生儿育女的小雕像，表明这个村落的主人正处于母系氏族制的发达阶段，但似乎比一般的氏族社会结构要稳定成熟。 欧洲食物生产的最早证据，来自希腊色萨利的阿格萨一马古拉。这是一个濒临爱琴海的古老村庄，大约建立于公元前年之前，其居民已开始栽培小麦和大麦，也有了养殖绵羊、牛和猪的可能。著名的弗朗奇兹里洞穴位于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希腊境内，几千年来一直被与爱琴海群岛交往密切的农民占据着，他们也已开始畜养牛和猪一类的动物。位于巴尔干半岛西北的多瑙河流域在公元前年时已建立起为数很多的农业材落，这些多瑙河人建立的房子呈长方形，一般用木材和茅草搭建。多瑙河人巳普遍进入农业和畜牧业阶段，不仅栽培大麦、小麦和亚麻等作物，也大量养殖牛、猪及绵羊等动物，他们制作的陶器以螺旋纹或波浪纹装饰，形成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文化。但多瑙河文化并不限于多瑙河流域，其文化向北延伸至荷兰南部，向东则扩至维斯杜拉河和德涅斯特河。在波兰奥尔沙尼察发掘的一个遗址，其居室长达米，房内很可能是由几户人家同住的。从多瑙河再往西便是法兰西和不列颠，这是西欧的核心地区，它地处地中海的北岸。这一地区的农业文明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年，其典型代表是法国南部的哈森遗址，以及瑞士湖畔的村社，当时的农民大多种植大麦、小麦、豆类和亚麻，这和欧洲常见的情况并无不同。所不同者在他们的陶器和墓葬，他们的陶器上饰纹是用扇贝壳压印而成的，而墓葬则多用巨石建造。尤其是这类巨石合家流传甚广，在科西嘉岛、马耳他岛、地中海西部、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均有发现，形成独特的“巨石文化”。这种“巨石文化”，人们最初以为它起源于公元前年时的地中海东部，是由来自爱琴海的移民传入西班牙等地的，但后来在法国和英格兰发现的“巨石文化”遗址，其时间远在公元前年以前，说明它很可能是西欧人的一种古老传统。它可能是人类生命连续性的永久象征，也可能是人们世世代代拥有土地的象征。果真如此，它也应当属于农业文明的一部分。我们知道，农业村社在英国建立的时间，至少可以推至公元前年以前。 从上面的记载和叙述可知，亚欧大陆的农耕文明可以分为三大类型：（１）麦作型，它的主要标志是大麦、小麦、豌豆、箩卜、芥末等作物的栽培以及绵羊、山羊等牲畜的驯化家养。这一类型的农耕形成于具有地中海式气候的所谓东方“肥沃新月地带”，其起源最迟不超过公元前年，可能更早。（２）根栽型，它的主要标志是甘薯、马铃薯之类作物的栽培。这一类型的农耕形成于东南亚，后经印度传入非洲并渡海传入大洋洲，但在它的故乡被杂谷栽培和稻作农耕所代替。（３）杂谷型，其主要标志是高粱、玉米、谷子、黍子、稗子等麦子、水稻之外的谷类 草本作物的栽培。它遍及从苏丹、东非至印度中部的广大地区，它属于夏作作物。与此相适应，这三类农耕所使用的工具也很不相同。耕作制度的改进与原始公社的演变耕作制度的改进与原始公社的演变农业是人类诞生以来所创立的第一大产业，在它逐步从采集和狩猎业中分离出来的过程中，人类经济和社会管理的结构和组织也发生了变化。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农村公社取代家族公社和氏族公社，成为农业诞生以后的主要经济活动和社会管理组织。 公社是原始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组织形式，其主要特征是生活资料和物品分配的公有制，但它的形式要随经济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农村公社的前身是家族公社，而家族公社的前身是氏族公社。氏族公社曾经兼备经济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它起源于采集和狩猎经济，与比较发达的旧石器文化相联系。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种植业和饲养业的兴起，氏族公社的一些分支获得了作为独立经济组织的能力和资格，而成为家族公杜。但在真正的农业兴起之前，无论是氏族公社还是家族公社，主要执行的还是社会管理的职能，而不是经济管理的职能，因为当时的经济活动还是很有限的。 但是，当种植业和饲养业发展成真正的农业和畜牧业时，原始公社的结构和职能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先的氏族公社和家族公社便被农村公社所取代了。农村公社与家族公社或氏族公社之主要区别在于，它首先是建立在一定的土地的基础上的，其次才是建立在产品分配的基础上的，因为土地是发展农业的首要的和决定的条件。而在采集和狩猎时代，人类还过着动荡不定的游猎生活，虽然人类为了生存也需要有一定的空间，但却不把土地视作决定性的条件。不仅不能把土地视作决定性的条件，有时反而还要尽力摆脱土地或环境的限制。因此，农村公社是地域性的而非血缘性的。 但农业和畜牧业本身的兴起也有一个过程，大体经历了由火耕、锄耕到犁耕等阶段。与火耕和锄耕农业相联系的，还是处于游耕向定居转变的父系家族公社，实际上仍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只是到了犁耕阶段，或者至少到锄耕阶段的后期，以土地为中心的地域性公社即“农村公社”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来。因为在刀耕火种的阶段，农业还非常粗放和落后，对地力的破坏也相当严重，耕作者一般每年烧砍、播种和收获一次，第二年就不得不易地耕种。凯撒《高卢战记》中的日耳曼人，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中的印第安人，都有年年换地易居的记载。我国独龙族所说的“削姻朗”，怒族所说的“火山地”，黎族所说的“山栏地”，实际上都是火耕地。在游耕农业条件下，由于耕作采用刀耕火种的方式即所谓“生荒耕作制”，人们必须年年换地易居而处于逐年迁徙状态之中。 锄的发明或引进是人类由游耕转入定居的前提。由于有了锄，就可以翻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作物生长的条件，并使土地利用年限延长至三五年，甚至七八年，谓之“熟荒耕作制”。例如，我国的佤族使用锄头后，一块地可耕种、收获二三年或四五年；而怒族的“阔辽地”即俗称的“手挖地”，最长连续耕种七八年。这样，从前处于游耕状态的（父系）家族公社，就可以在若干年或更长的时间内定居下来，等到地力衰竭后再易地而居。当锄耕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在这种“熟荒耕作制”的基础上形成“休耕制”，耕地可以轮种轮休而耕作者的定居地却能相对固定。这时，游耕农业便完全转为定居农业。 在由游耕农业转变为定居农业的过程中，原始公社的组织形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表明，这个过程正是农村公社形成的过程，它的直接结果就是原始农村公社，或称“早期村社”。这是因为，处于游耕中的家族公社虽然是以氏族为单位迁徙的，但按当时的婚姻制度即“族外婚”的习俗，这种迁徙一般有一两个通婚氏族同行。它们每到一地按氏族定居，每个家族公社建一座大屋或一群毗连的小屋，几个家族公社构成一个自然村，同时迁来的氏族则在附近建起一个相同的自然村。据记载，近代尚存的保加利亚山区的家庭公社，就仍沿用“胞族社” 这一名称，正说明其起源于两个通婚的氏族。这种新建立的自然村就是农村公社的雏形或早期公社。在这种公社中基本的经济单位是家族公社，因此土地虽然是为氏族所有的，但实际的占有权属家族公社，实行公有共耕制，个人尚无私有财产。但祭祀和婚嫁则由氏族主持。 在“早期村社”阶段，婚姻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由于定居和村社已成雏形，长期同居已成为可能，以往女子定期回本氏族的习俗渐趋松弛，婚配对象也渐趋单一，于是对偶婚就走到了最后阶段，转而形成专偶婚。专偶婚作为个体婚的萌芽，它要求独立居室并进而要求分灶，于是便在以往的母系家族和游耕农人的父系家族大屋中产生了从未见过的同一大屋中分屋分灶的现象，以往的（父系）家族公社因此便逐步由家庭公社所取代。当然，这种转变并非绝对不可逆转，演变的速度也会有快有慢，由于战争和灾荒引发的举族迁徙，甚至还可能打乱本不太巩固的定居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转变中的部落就会演变为“半游牧”部落，即使在某地定居下来后，也会继续实行刀耕火种、年年易居，像塔西佗在日耳曼人中发现的那样。 开始时，居室独立并不一定造成分灶，共产共食制依然如故，但经过一些时间的生活实践和经验积累，专偶家庭分灶就具有了不可逆转的性质。而一旦分灶成为不可改变的趋势，主要食品按家庭分配就有了必要，同时小居室中就开始有了小灶和储粮小窖，于是以前的分室大屋共灶共食制就开始解体，由共食制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变为分食制。与此相联系，在生产组织形式上，以往的共耕制也便缓慢地经伙耕制演变为私耕制。因为，随着锄耕农业的发展，人数大大缩小（从减至人）的小家庭，逐步获得了独立从事生产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从前那种大规模的集体共耕制就失去了必要性，于是耕地在分给各小家庭公社后就由各家庭公社共同所有而先由几个个体家庭伙耕，即实行共有伙耕制；随后，在各个小家庭公社内，当一些家庭的家长利用自己有利地位多占地、占好地并使自己的小家庭在分配中得利时，一些有经济实力的富户便成长起来，家庭公社便取代家族公社成为独立的经济单位，以往的公耕制便最终发展为私耕制。家庭公社取代家族公社、私耕制取代共耕制的过程，一方面是原始人中的社会经济活动，逐步摆脱以往的血缘关系束缚的过程，另一方面则是按地域重组社会经济关系的过程，其结果是形成以土地为中心的农村公社。而农村公社一旦最终形成，其基本的经营单位或经济单位便不再是原先的家族公社，更不是早先的氏族公社，而是个体家庭了。经营单位转给家庭后，虽然作为个体的家庭的经济实力增强了，但因为其实力分散在整体上却被削弱了，不得不在社会上服从于村社的统一管理。由于村社是在非血缘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以自然村为基础即在地域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样就在原来的氏族的权力之外产生了一种新的权力，但这主要是一种经济权力。至于个人或家人则仍与宗族和家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仍是以血缘为纽带。因此，宗族作为家族公社的残存形式，家族作为家庭公社的残存形式，在农村公社形成后还会长期存在，轻易不会消失。 在农业兴起的过程中，由氏族公社经家族公社到农村公社的转变，得到了考古学的有力证明。发现于伊拉克境内的贾尔莫遗址，有余座由通道相隔、有院子的房屋组成，大屋内分成几个小房间，且中间有粘土围成的炉灶，显然是一座有分室无分灶的家族公社遗址。位于巴勒斯坦的耶利哥，虽然方型大屋内有墙隔成的小房间，但炉灶却位于大屋的庭院内，似乎也是分室而不分灶的，属于家族公社遗址。坐落于胡勒湖畔的马拉哈，由个大小圆屋组成，但分成几个由若干圆屋构成的房屋群，说明它是一个较大的家族公社。在中国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有的以一两座大房子为中心，围绕着一二十座中小房屋的村落，也有一处聚落是有２至５个此类房屋群构成的，说明当时家族公社已处于繁盛期。在河南汤阴白营遗址中，发掘出余间排成行的圆屋，且这些房间各有炉灶，表明农村公社这时已发展到成熟阶段，其基础已是个体家庭了。农村公社：人类社会走向多亲化发展的起点农村公社：人类社会走向多样化发展的起点 在农业文明兴起之际，农业和畜牧业本是同步发生的，但二者的重要性从一开始在各地就不平衡。在像贾尔莫这样的农业发源地，既发现了大小麦的种子也发现了大量绵羊和山羊的遗骨，农业和畜牧业几乎并驾齐驱。但在甘吉达勒的遗址中只发现了山羊的遗骨却不见谷物，而在耶利哥虽然有大小麦而兽骨则全属野生。这种不平衡，由于地区适应性的要求和专业化的发展，一些村落侧重于农业而另一些村落则侧重于畜牧，并最终使农业从畜牧业中分化出来。 手工业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制陶、纺织、建筑和冶金为代表，它最初也是和农业结合在一起的，手工匠人开始也是亦工亦农的。考古学家发现，属于公元前年时的甘吉达勒遗址中已有了陶器，属于公元前前年的穆勒贝特遗存中也已有了陶器，但这类陶器不仅粗糙而且有气孔，显然不是出自专门陶工之手。然而，农业生产的发展、社会经济活动的扩大以及人类生活对各类器具需求的增加，以往那种单调而简陋的手工制品就不适应了，于是一种单独的专业作坊便应运而生，而这时农业生产也有剩余产品来供养这类脱产人员。专业手工作坊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来临，它在西亚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年之前，以位于巴勒斯坦的贝达遗址 为典型。 农业与畜牧业、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使交换在经济上成为必要，因为不同产品分属于不同生产者，一方若不准备用强力夺取另一方的产品就只能通过交换，于是产生了人类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在新石器时代，西亚最著名的交换例子就是黑曜石贸易。考古学家在安纳托利亚的恰塔尔休于、沙尼达尔、贾尔莫以及阿里库什都发现了相当发达的黑曙石工具和用具制造。但现已查明，黑曜石是一种火山岩，主要产生于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凡湖、安那托利亚西部的阿西戈尔，它们距沙尼达尔、贾尔莫、阿里库什在公里以上。这一事实只能这样来解释：当时在沙尼达尔、贾尔莫、阿里库什与黑曙石产地之间，存在着相当频繁的物资交换，否则黑曜石不会飞越千里来到它的加工地。太平洋诸岛之间的拉皮塔陶器贸易可以看作是新石器时代贸易的另一个范例，这种独特的陶器最初发现于圣克鲁斯群岛，是用粘土和贝壳掺和烧制而成。但后来散布于新赫布里底、斐济、汤加及萨摩亚，它们和原产地之间的距离在公里以上，说明这些岛屿之间交流在当时十分频繁。 交换以生产力的提高、剩余产品的出现为必要的和直接的前提和条件。在生产力方面，在公元前前年间两河流域已有了水利灌溉和犁耕，虽然石器仍在生产工具中占主导地位，但已有了铜的冶炼并在工具和武器制造中使用；在中国甘肃东乡林家遗址也出土了锡青铜刀，时间在公元前年和前 年之交，属仰韶文化晚期。而年在陕西姜家遗址中发现的铜片，经碳十四法测定年代为公元前年纪前期，可见冶铜术的发明在中国还要早。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使产品在满足人们必要的生活资料之外有了剩余，这就为交换准备了前提和条件。但交换一旦实施，对一种新的观念即私有观念的形成不可能不发生影响，因为交换是以承认对方对产品的所有权为前提的。 对财产的私有观念由于以下种种因素的作用而逐渐强化，并最终导致了私有制度的形成。首先，交换不仅意味着对对方产品所有权的承认，也不断地刺激着人们对物品的需求欲和占有欲，并逐步地把货币（最初是海贝和金属等）引入交换领域，最终成为瓦解原始公社的基础即原始共产主义的有利因素；其次，随着交换的发展和扩大，人们对财产的积累和占有不仅在数量和品种上越来越多，而且逐渐地由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如土地、牲畜、作坊等，从而在根本上动摇了农村公社的根基；第三，当对物品的积累和占有由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以后，对劳动力的需求便迫使一些人以不同方式包括抢夺和战争的方式获取并占有另一部分人并把他们置于从属的地位，于是便导致了奴隶制；第四，由于原始共产主义条件下人们是平等的，在农村公社建立时各个家庭在土地的占有和使用上享有平等的权利，因此对他人的人身占有一般来说也伴随着对土地的掠夺，这决定了奴隶制必然演变成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换言之，农村公社成了人类由无阶级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的母体。奴隶制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剥削制度，从此就有了主人与奴隶的区别，即阶级的划分。 最初的奴隶可能来自农村公社内部，但对奴隶的需求扩大之后，奴隶的来源便主要靠部落之间的战争掠夺了，因为奴隶制在内部会受到氏族制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以往的氏族民主制由于氏族和部落之间的战事频繁，便逐渐演变为军事民主制。军事民主制作为一种过渡性政治组织形式，它由民众大会、贵族和长老议事会、军事首领组成，军事首领一般由议事会提名、民众大会选举任命，军事首领的决策也须获得议事会和民众大会的同意。但由于战争的特殊性，军事首领逐渐获得了军事上的个人决断权，并进而拥有了政治上的权威。在战争的次数和规模还有限时，军事首领的权位既不是终身的也不是世袭的；当战争越来越频繁而规模也越来越大，特别是把掠夺从人员扩大到财物和领土时，军事首领的权力便越来越稳定，以致最终转化为终身制或世袭制。这时，国家机器便逐渐独立于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机构之外出现在人类历史上。 由于当时的文明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之上，国家、公社和个人三者与土地的关系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各文明的历史发展的路线和特点，从而显示出多样性来。在希腊和罗马，由于居民的住宅集中于城市，耕地表现为城市的领土，而由家庭组成的公社首先是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战争的需要使奴隶制获得了充分的发展，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农民个体私有制得以巩固，但农村公社却迅速消失。在中国这样的亚细亚地区，由于财产大部分是通过手工业和农业的结合而创造出来的，农村公社的结构较为稳定；但由于灌溉农业发展和管理水利等的需要，使部落酋长的权力加强而演变为专制君主，于是原始公社的土地公有制便演变为国有制，造成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局面，而农村公社作为土地管理的机构却长期被保留下来。在北欧，日耳曼人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各个家庭住在森林之中，彼此相隔很远的距离，公社只存在于公社成员每次集会的形式中，在那里大多数人是自由土地私有者，他们虽然经常将战俘变为自己的奴隶，但却不容易将本公社的个体农民变为奴隶，因此奴隶制在这个民族中从来没有占据统治地位。所有这些对这些地区以后历史发展的路线和奴隶制发展的程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于农业的文明首先兴起于东方：两河流域与苏美尔文明基于农业的文明首先兴起于东方： 两河流域与苏美尔文明 这里所说的“东方”在英文中叫做，指地中海东岸“各地”，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基于农业的人类文明首先就是从这里兴起的。更确切一点说，是首先从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流域兴起的。这个新兴的文明称为“苏美尔文明”。它从公元前年至前年，绵延达年。 这个文明的创造者是苏美尔人。古巴比伦历史家贝洛苏斯曾通过神话了解到苏美尔。据他说，苏美尔人是在欧内斯率领下“从波斯湾中”来到当地的。但其老家究竟在哪里？目前有好几种看法：伊朗、里海、阿富汗或印度，尚无定论。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与后面的阿卡德人、古巴比伦人、亚述人等均不相同，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考古证明，苏美尔人身材矮小壮实，鼻子高而直，前额微向后倾，眼则略微斜向下。男人多蓄须，女人着套装。据《苏美尔年表》推断，早在万余年前，其祖先已开始在此定居，埃利都是其最早的立国之地。其中自然包含着许多传说的成分。 对埃利都城的考古证明，埃利都文化在上千年中从未间断，在该城一座神庙的地下留下了多达层的建筑层，最底的一层建筑于公元前年左右，而神庙一般是一个城邦的中心。苏美尔文明的发展很快，其集中的表现就是城邦的数量迅速增加，到公元前年时，现在已知并发掘了的城邦就有乌尔、乌鲁克、拉格什、尼普尔、基什、捷姆迭特那色等。其中，尼普尔、基什和乌尔的历史，可以分别追溯到公元前、前和前 年。有些城邦建立的确切时间不详，其走向繁荣的时间也有先后，如埃利都之后乌鲁克较繁荣，乌鲁克之后是捷姆迭特那色比较繁荣，捷姆迭特那色之后则是拉格什等。但这些城邦显然长期并存，相互征战。从史诗《吉尔伽美什与阿伽》看得很清楚，苏美尔文明由于各城邦之间的战争和城邦内部的矛盾，在公元前年后面临很大危机，尽管后来出现了乌鲁卡基那在拉格什的改革，也难以使之起死回生。至公元前年后，当萨尔贡一世（约公元前前）统治的阿卡德强大起来后，苏美尔文化便走向衰落了。 苏美尔人还未来得及建立起自己的统一国家，直至公元前 年时各城邦都还是相互独立的。但在此期间，苏美尔各城邦的王权在逐渐加强，开始由军事民主制向氏族贵族君主制过渡。根据《苏美尔王表》所说，王权在余万年前后降于埃利都，虽然埃刮都后来为洪水所淹灭，但洪水后王权再次从天降于基什、乌鲁克。现在我们所能查到的国王的确切名字，在基什是恩麦巴拉吉西，在乌鲁克是吉尔伽美什 ，在乌尔是麦什卡技门杜格，在拉伽什是恩克赫格尔。王权从祭祀中成长起来，宗教是王权的工具，起初国王只不过是酋长兼祭司，逐渐地国王就有了专庙，并凌驾于其他祭司之上，所以国王在苏美尔语中称“帕特西” ，即“祭司之王”。正因为如此，早期苏美尔的法律作为规范社会和治理国家的依据，都是以他们崇拜的神的名义发布的。 苏美尔诸城邦的兴起，以农业为其基础和动力。两河流域本是世界农业文明的发样之地，在公元前年时已进入了农村公社繁盛时期，早于世界各地大约两三千年。所以，苏美尔诸城邦的形成有三大特点：（１）在很长一个时间内只有中小市镇而无首邑；（２）与中心市镇并存着更多的小镇和村社；（３）在很长一个时间内它们在政治上不存在隶属关系，这为亚当斯和尼森的研究所证实。亚当斯和尼森按一定标准把由农村到城邦的发展过程分为四级：农村（公顷）、小镇（公顷）、中心市镇（公顷以上）和首邑，结果得出了乌鲁克城邦形成时期各级城镇发展的情况，并列表如下： 资料来源：亚当斯和尼森：《乌鲁克的农材》，年英文版，第页。见朱龙华著：《世界历史》（上古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版。）值得注意的是，在苏美尔文献中，有大量关于国王购买土地的记载，如拉格什国王恩格伽尔（约公元前年）留下的一块石板铭文记载，他购买土地８起块计达公顷。它说明，在苏美尔，国王并不是整个土地的所有者，农村公社才是土地的真正所有者，因而也是整个城邦的基础。 苏美尔的社会结构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关于苏美尔城邦的社会结构，乌鲁卡基那铭文为我们提供了最为可靠的证据，因为乌鲁卡基那是拉格什国王，其铭文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且这篇铭文保存完好。这篇铭文首先提到的就是“拉格什之王乌鲁卡基那”，并说他拥有“在三万六千人中的权力”，并恢复了这个王国的“原有秩序”。其次它提到“僧侣”，铭文赋予僧侣许多特权，但又规定“僧侣必须对粮食长官交纳土地税”，可见僧侣在国王管辖之下。此外，铭文还谈到“公民”与“奴隶”和“债务奴役”的对立，说乌鲁卡基那曾在城中宣布命令，“使拉格什公民从债务奴役”等情况中“解放出来”。奴隶在拉格什社会中的地位最低，当时参加祭祀或葬礼的歌手可得块面包，而奴隶一年的报酬只有６块黑面包。由此可知，在苏美尔的社会结构中，至少包括四个不同的阶级或阶层：一是奴隶主贵族，包括国王、贵族和祭司；二是公社农民和城市公民，包括城市“手工业者”；三是失去公民身份的自由民即依附民，包括因债务而处于“奴役”地位的人；四是处于最底层的“奴隶”，他们分属于王室、神庙和私人。值得注意的是，铭文中一再提到“帕特西的奴隶”，说明国王也是奴隶主在苏美尔文献中，女奴称“吉姆”，意思是“从山地来的妇女”；而男奴称为“乌鲁”，意思是因“劫掠而得”。可见奴隶制在苏美尔的形成，不仅是对外战争的结果，也包括着社会内部矛盾的原因。据估计，当时拉格什人 朱寰、王建吉：《世界上古中世纪史教学参考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口约万，其中奴隶人口约有万，为该城邦总人口的 ，其比重不小。 苏美尔文明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文明，对人类文明作出了独特的贡献。由于农耕对时令的严格要求，苏美尔人十分注意对天文的观察，在公元前年左右就制定了自己的历法，以月的盈亏把两次新月出现的间隔作为一月，每月 天或天，一年为个月，其中个月各为天，另６个月各为天，一年共天；由于和阴历差天，苏美尔人又以太阳运行为准设置闰月，一年一闰或一年两闰或一年三闰，虽然不太准确但巳注意到日月运行的差异和规律。苏美尔人在数学上不仅掌握了四则运算，了解分数和求平方根、立方根的公式，而且发明了独特的六十进位法，即以６为基数每进一位，成为后来把圆周分为度、每小时分为分钟、每分钟分为秒等计算法的起源，并成功地把它运用于数学和天文方面的计算。 苏美尔人的艺术成就集中体现在建筑和雕刻上。建筑以塔庙为典型代表，这种形式的起源可追溯到埃利都时期，在乌鲁克文化时期已趋于完善，每座神庙均层叠高耸，成为各城市中最引人瞩目的标志。建于乌尔第三王朝的大塔庙，底层长宽米和 米，塔身分为四级，有梯道直通顶层。此塔所用砖块各层都不一样，最底层为黑砖以代表阴间，第二层为红砖以代表人世，第三层为青砖以代表天堂，最顶层为白砖以代表太阳。此塔遗址至今犹存。在乌鲁克时期，苏美尔人发明了一种印章，作为一种标记压印于瓶罐、箱框、门窗等的封泥上，以证明该物为某人所有，是私有制发展的产物。此印章呈圆柱或圆筒形，在柱面镌刻有多种凹纹图案，如神话人物、徽记、文字符号之类，以表明主人的姓氏、身份、地位等，因此印章一般采用名贵石料为原料，有的石料如青金石甚至来自阿富汗。由于形状特殊，雕刻精致，成为苏美尔文化中的珍品。 苏美尔人最重要的贡献是楔形文字的发明。它最初也是以图形出现的，原是原始陶器上的图画和符号。在基什附近奥海朱尔丘发现的铭文石板，两面所刻也是这类图画符号和线形记号，属于公元前年的遗物，它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字。后来，人们使用文字的地方越来越多，就把文字改刻在用当地粘土制成的泥板上，并用苇笔作为书写的常用工具，因苇笔刻成的线条头重脚轻，原来的象形文字就演变成楔形文字。这些文字因同字异音和同音异字很多，后来为了便于分辨读写，人们将一些字专作类别符号而不发音，这些字就变成为类似汉语的“部首”。再往后，为了在泥板上压写方便，原来的曲线改为直线，长划改为由几笔连接的短划，字序也由最初的自上至下书写，改为从左向右书写并将直立的姿势改为横卧。据统计，这种楔形文字符号共约个，而常使用的大约有个，且每个符号有多种字义。为了保存，后来人们用火将泥版烧制，迄今已发掘的泥版有数万件。这些泥版文字，涉及当时的法规、讼事、遗嘱，但大量的属于账目、契约、收据、书信之类，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 苏美尔人的文字，后来由阿卡德人和巴比伦人继承和发展，在亚述帝国时期成为国际通用的文字，并由楔形文字演变为表音和符号文字。反映公元前年代历史的第一部苏美尔人的史诗《吉尔伽美什与阿伽》，就是用这种楔形文字写在泥板上的，该史诗形成于公元前年代前期。它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史诗。印度河流域与哈拉巴文明印度河流域与哈拉巴文明 从两河流域往东，另一个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原生型文明，在历史中称为“印度河文明”，因这一文明最早发现于哈拉巴，也称“哈拉巴文明”。这一文明顾名思义，发源于印度河流域，位于南亚次大陆的核心地区的西北边陲，所以其文化遗址今天已不在印度境内，而在巴基斯坦境内。但在历史上，这两个国家文明的起源是同源的。 在年以前，人们只知道雅利安人和吠陀文明，以为它就是印度最古老的文明，而雅利安人是外来的。年，考古学家宣布，在印度河流域发现了巨大的城市遗址，其文化大约兴起于公元前年，公元前年纪中后期进入繁盛时期，最晚在公元前年后不久结束，这就把印度的文明史提前了 年。此后，考古学家又在印度河中下游和西部沿海发现大小城镇遗址余处，其范围从西边的伊朗边境至东边的德里，从喜马拉雅山麓到南部的阿拉伯海，总面积达万平方公里。到目前为止，这一古文明的代表性遗址有两个：一个是哈拉巴，它位于北部旁遮普印度河主要支流拉维河畔；另一个是摩亨约达罗，它位于南部信德境内的印度河畔。此外，还有一些小遗址，如卡利班根、洛塔尔、苏尔戈德，均在今印度境内。 这一文明虽以哈拉巴命名，但保存最为完整的还是摩亨约达罗。此城占地约万平方米，人口约为万万，其规模在当时是少见的。全城明显由东西两大区构成，西区是卫城或城堡，东区则属居民区，风格和水准殊异，但均有城墙护卫。“卫城”全用窑砖砌成，不仅有高墙护卫，还有深壕环绕，且在道旁建有塔楼，这又有别于民区。卫城的重要建筑为“大浴池”，大浴池以东不足米的地方有一贵霜时期建立的卒塔婆，其底下可能是一个寺庙的遗迹。在大浴池和卒塔婆之间，有一长米、宽米的建筑遗迹，中间是一个平方米的庭院，三面有许多房间与之相依，由于在此发现了楼梯的遗迹，估计二楼曾经还有房间。此地不是“高等祭司”的宅邸，就是一所“祭司学校”。与大浴池并排的是十来个大谷仓，总面积为平方米，已发现实心砖石砌墩座个，以每行９墩分三行排列，各行之间留有１米宽的过道。卫城内另一巨大建筑的遗址，其占地已超过平方米，上有个巨大窑砖砌成的方柱，这些柱子分为四排，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会议厅”。 “大浴池”的构成尤为引人注目。它位于卫城北部中央，是一个南北走向的遗迹，池长米、宽米、深米，用窑砖密缝紧砌而成，池底和四壁使用涂了胶泥的灰泥板，四壁另加一层沥青以防渗漏。大浴池呈长方形，南北两头各有一台阶，人们可以沿台阶而下。浴池由一个专门的大水井供水，用过的水可顺西南角的排水沟放出。浴池四周都有走廊，走廊旁边有８个专用小浴室，有通道与走廊相接，各房间亦有上下水道。至于大浴池是用于世俗目的，还是兼有宗教用途，学者们至今说法不一，不过从附近发现寺庙遗迹看，它很可能与宗教仪式有关，是供祭司贵族净身沐浴的。在古代，教俗本是纠缠不清、难分难解的，因此并不奇怪。哈拉巴的规模和结构，与摩亨约达罗几乎完全一样。约万平方米，人口约万万，全城由卫城和居民区构成，但在许多细节上又有所不同：其西部有部分城墙以土坯砖砌成，而外墙却是用烧砖加固。在一些地方，墙高出周围地面米左右，里面则是７米高的土砖垒成的平台，然后在平台上再造建筑物。它的建在城墙外的塔楼与摩亨约达罗城也不同，不是圆形而是矩形。哈拉巴的谷仓已发现的有来座，但不像摩亨约达罗那样建在卫城之内，而是建在城墙之外。还有，在哈拉巴谷仓附近，发现有一些冶金炉和工人的工棚，而在摩亨约达罗却未见有如此的记载。 有意思的是，在今印度境内发现的众多遗址的布局与结构也与上述两城十分类似。例如，位于拉贾斯坦的卡利班根，也有与哈拉巴和摩亨约达罗一样的设计模式：“卫城”在西，“下城”在东，城堡由７米厚的土坯砖墙围绕，并每隔一段有一个防卫塔楼。又如，位于古吉拉特的苏尔戈达德，也由一座城堡和下城组成，且也是前者在西而后者在东，整个城市由高达米的城墙围绕。但位于坎贝湾的洛塔尔却与上述几个城址很不相同，它更像一个海港城市，虽然它也有自己的城堡和城墙，有一个总面积达平方米的仓库，但它有一个其他所有遗址没有的船坞：长 米，宽米。它表明，还在这一文明兴起之际，它的创造者就已卷入印度洋的竞争了。 哈拉巴文明或印度河文明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哈拉巴和摩亨约达罗那城堡内外巨大的谷仓有力地述说着这一文明产生的背景和性质。从生产力来看，这些文明的创造者还处于铜石并用时代，在已发掘的遗址中发现了发达的青铜冶金业，发现有青铜或铜制的斧、镰、锯、凿、剑、刀、矛、箭，以及少量的金、银制品。另外，还发现了大量石制的刀、罐、秤锤等。从生产关系来看，显然已有了私有制的存在和贫富的分化。在摩亨约达罗的下城，即位于东部的居民区，富裕之家往往楼房数层，下层作厨房和盥洗间，上层用作寝室；而普通居民，一般只有一间陋室，更无上下水道的设施。从哈拉巴那些成排的工棚来推测，奴隶的使用已不是个别现象。这个文明的创造者，不仅生产小麦、大麦、瓜果、椰枣、棉花等，而且还饲养狗、马、猪、牛及大象和骆驼，在制陶、编织和造船、雕刻等方面也拥有很高的技艺。从已发现的数量不少的巨大谷仓看，当时的农业生产已达到相当大的规模，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家庭已有了剩余产品。被驯养的牲畜品种繁多，仅牛就有两个品种：一种是称为“泽布”的驼背牛，另一种是称为“乌鲁斯”的平背牛。 考古学家在哈拉巴等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红色陶器，这些陶器是用磨细和耐火的粘土作原料制造的。陶器上有些用黑颜料画着多种花卉、飞鸟、动物、人物图案，在一陶器上绘的是一幅给羊羔喂奶的雌山羊，旁边还有一只走动的母鸡；而另一件陶器上绘着一个左肩扛着两件大网的男人，说明家庭副业和渔业相当发达。哈拉巴文化中有一种赤陶小雕像，雕塑着短角公牛、人物头像、妇女形象，工艺具有很强的写实性。有一个被称为“舞女”的青铜小雕像，她身材苗条、右手叉腰，左手上戴着余只手镯，加上那项链和椭圆大花饰，反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生活和艺术。最值得关注的工艺是当时的一种雕刻印章。这种印章一般用皇石作材料，每方至毫米见方，其铭文属象形文字，目前已辨认出近个符号。这些铭文，一般按从右到左方式书写，但每换一行书写方式就变换一次方向，说明其文明已进入了很高的阶段。但由于至今未释读成功，不能了解这些文字反映的社会内容。雕刻物中还有一种是砝码，它通常以燧石为原料制成立方体，按直到的级数制作。而丈量的尺用象牙或贝壳制成，以英寸为１尺，以 英寸为“腕尺”。 从哈拉巴等遗址所反映的情况看，当时印度已存在明显的阶级分化，但没有发现像两河流域乌尔第一王朝那样的王陵，也没有特别富丽堂皇的宫殿遗址，摩亨约达罗米长的大厅显然可能是一个公共场所，但却不像是一座王宫的遗迹。在哈拉巴文化中，发现了单薄的长矛，矛头一戳就弯，但至今未发现金属剑，箭头是石头而不是青铜，石斧和刀是工具而不是武器，说明这一文明中的暴力机构是薄弱的。尤其是，这一文明虽然统一性很强，但直到印度河文明发展到末期，哈拉巴和摩亨约达罗两城市也没有多大变化，陶器、工具类型和印章及文字也没有任何变化。所有这些都说明，古印度河文明尚未达到它的繁盛阶段，王权可能已经出现了，但是软弱的，这很可能是它走向衰落的内在原因。黄河流域：华夏多元一体文明的诞生地黄河流域：华夏多元一体文明的诞生地中华文明的诞生，以夏朝的建立为标志，因此可称为“华夏文明”，其诞生地为中国的中原，亦即黄河中游，时间是公元前 世纪。 不过，华夏文明虽然诞生于中原，其起源却是多元的。这是因为，在中国，由旧石器向新石器的转变，并不仅仅发生于中原。到公元前年，当新石器时代中期到来时，根据考古学提供的资料，以农业为主的文化遗址就不限于中原。例如，在黄河流域，有老官台文化、磁山文化、斐李岗文化、后李文化；在长江流域，有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在辽河流域，有兴隆洼文化，等等。且各地文化均有自己的特色，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农业中心。黄河流域以种植粟类作物为主，而长江流域以稻作农业为主，差异很大。这时虽然尚不见文明因素出现，但已为多元文明的起源准备了物质基础。 大约到公元前年至前年，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进入晚期，中华文明的因素经历了一个由孕育到萌生的过程。在其孕育阶段，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在黄河流域有仰韶文化（半坡期）、北辛大汶口文化（早期）；在长江流域有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在辽河流域则有红山文化（早期）等。一方面，在这些文化中，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已经出现，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有了较多的剩余，甚至私有制的现象也已出现，作为记事的刻画符号广泛采用，只是今天的人们难于弄懂；另一方面，这时的社会尚未真正发生分化，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组织仍是社会的细胞，平等和民主仍是人们祟尚的最高原则，这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聚落遗址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但经过近两千年的发展，仰韶文化由半坡期发展到庙底沟期，大汉口文化由早期发展到晚期，大溪文化发展为屈家岭文化，马家浜文化发展为崧泽文化，而红山文化也由早期发展到晚期。这时，不仅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进一步扩大，甚至手工业内部也有了新的分工，制玉和金属冶铸成为新兴的生产部门，储藏粮食的窑穴的增多表明财富积累加快了，氏族公墓中大型墓葬与小型墓葬的对比更加鲜明，在红山文化晚期出现了坛、庙、家等礼制建筑，在屈家岭文化中发掘出城堡式建筑。所有这些都表明，一种新的因素，即文明的因素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终于产生了。这一时期，可以称为中华文明的“萌芽时期”或“曙光时期”。 公元前年之后，在大约一千来年的时间里，中华文明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这种进展以山东的龙山文化为代表，但又不仅限于山东地区。属于“龙山时代”的文化，还有黄河流域的齐家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长江流域的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等，遍及河南、陕西、山东、河北、湖北、江苏、辽宁、甘肃、内蒙。“城堡”的大量发掘是这一考古学文化的一大特色，最大的湖北石家河古城面积达万平方米，其他如山东龙山城子崖为万平方米，河南辉县孟庄古城为万平方米，山东丁公古城为万平方米，其规模都相当宏大。城堡作为政治中心，它的广泛出现意味着酋邦的初兴。龙山文化的另一大特色是大型礼仪性建筑的兴建。这类建筑目前在中原尚未发现，但在良渚文化中已不只一处，如上海的福泉山、余杭的反山，以及反山西面不远的汇观山和反山东南的大观山果园。其中，大观山果园是一座土台子，东西长约米，南北宽约米，总面积约万平方米的遗址，且土台子上还有三座小土台子。考古学家在土台子上发现了红烧土，说明三座小土台子上原建有房子，它原是一座祭坛遗址。专家认为，这样大规模的礼制建筑，其意义决不亚于城堡的出现。大量玉器的制作和使用是龙山文化的第三大特色，其中以琮和壁最为突出，为什么这时琮和壁如此突出？《周礼大宗伯》曰：“以苍天璧礼天，以黄琮礼地。”这说明，这时大量玉器特别是琮、壁的制作是与大型礼仪性建筑的出现相配合的，均是贵族祭司权力提升的表现。龙山文化中的最大成就是文字的发明和应用，虽然在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就发现过许多类似图画的刻画，但因均属单个发现尚无法判断它们是否为表意又表音的文字。而这次在山东邹平丁公山遗址中，在一块陶片上发现了包括５行字的陶文，虽然其含义目前尚无一致看法，但肯定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古的文字，是中华文明诞生的重要标志。虽然在龙山文化中，尚难判断社会结构的演变情况，但龙山文化显示了由原始社会向国家制度演变的许多过渡性特征。 进入公元前世纪以后，中华文明的兴起进入了决定性阶段，其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为“二里头文化”。这一考古学文化，因最早发现于河南偃师县城西南约９公里的二里头遗址而命名。但属于这一考古学文化的遗址在全国许多地方多有发现，形成中原、山东苏北、北方和甘、青四大文化区。年发现的二里头遗址，面积达万平方米，其文化可以明显分为四期。到目前为止，在二里头遗址尚未发现文字遗存，但已发现的青铜器很多，包括青铜工具刀、锥、锯、锛、凿、鱼沟，青铜武器戈、戚、镞和青铜容器爵、、、鼎、等，而且发现了冶铸青铜器的作坊遗址，说明生产力发展的水准高于龙山文化。大型宫殿建筑是二里头文化中最重要的发现。据考古发掘报告，二里头遗址中心部位存在多座宫殿建筑基址，已对两座基址进行了发掘，其中一号基址为一大型夯土台基，东西长约米、南北宽约米，总面积１万平方米。其殿堂位于台基中部偏北，东西长约米，南北宽约米。从存在檐柱和挑檐柱构造看，此殿屋顶可能是四坡出檐式，规模和结构相当宏伟，显然是最高统治者活动之所在。位于二号宫殿以北不远的墓葬，仅墓口就东西长米、南北宽，且发现了陶龙头、漆皮、蚌饰片以及置于一红漆木匣内的狗骨架，被认为是王墓无疑，与上述宫殿遗址是呼应的。这样，上述所说的专门青铜武器，当是已存在国家机器的支柱常备军的证据。据有关文献推算，夏代约始于公元前前世纪，而二里头一期文化的碳十四测定年代不超出公元前世纪，且其分布范围与文献记载夏族活动地域基本一致。因此二里头文化很可能就是夏文化，尽管目前尚未找到直接证明二里头类型族属的文字。 无论将来能否找到有关的文字证据，从地域和时间的吻合看，二里头文化都可以构成夏王朝建立的基础。《史记夏本纪》记载，夏原是一部落联盟的名字，由夏后氏、有扈氏等个姒姓氏族部落组成，该族兴起于崇山，建都于阳城。在伊水和洛水两岸“有夏之居”，洛水与伊水的交汇处，即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所在地。但古书另有两说：一说，禹曾都于安邑、平阳，此地在今山西南部，西周初年仍被称为夏墟；另一说，夏后相曾都于帝丘，而帝丘位于今河南与河北、山东的交界处。但仍是以中原为中心。按《竹书纪年》，夏王朝自禹至桀，前后共君，历时 年。从历史发展上看，夏的立国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用世袭制取代禅让制，即古书上说的“启代益作后”，启是夏禹的儿子；二是制定刑法以治理国家，即《左传》所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三是划公田为私田以征收贡赋，即《孟子滕文公》所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换言之，如果说在尧舜禹时还属氏族制度的话，那么自启执政始夏就在经济政治和立法上，变成一个贵族君主制的国家了。国家是文明的概括，夏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建立应是华夏文明兴起的标志。 《论语宪问》说：“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说明夏王朝是以农立国的。但这个“农”已不再是“天下为公”时代的集体耕作者，而是耕种着大约亩私田的小农了。中国的农业似乎自古就很发达，从《论语泰伯》所说禹“尽力乎沟恤”来看，从夏王朝起就已很注重水利和灌溉了，这和西亚是类似的。农耕最重要的是掌握时令，中国古代如此发达的农业不可能不重视这一点，春秋战国时就流行的历书《夏小正》，从其名称看可能就起源于夏朝。 自夏王朝建立以来，经商周而秦汉，中华的版图由中原扩大到江南、长城内外，终于在秦汉时一统天下，但从其文明起源看却是多元的，可谓“多元一体”。不过，这种一体化的过程为什么仍是以“中原文化”为中心来统一呢？其原因有三：首先，中原优越的地理位置客观上有利于吸收各方文化的优点。如山东龙山文化中鼎、豆、壶、、壶、陶礼器，良渚文化中的琮、璧、等玉器及玉琮上的兽面纹，都溶入了二里头文化并成为它的重要特征；其次，中原文化居中的地理位置，使之面临来自多方的矛盾冲突乃至战争，为此二里头人必须加强自己的组织和力量，这在组织上就表现为王权的集中，在军事上就表现为戈、戚等专门青铜武器的发明；第三，据文献记载，尧、舜、禹时代中原地区洪水泛滥成灾，治洪的需要促进了组织的日益严密和绝对权威的形成，成为国家机器及其管理职能演变的动力。作为夏王朝缔造者的禹，如果不是因为他治水有功是不可能将权力传子，以确立王位世袭制的。 关于夏朝，有些人把它列入传说时代，其实世界各文明均有自己的传说时代，但有关夏朝的历史并不只是传说，也有大量文字记载。《史记夏本纪》说：自禹至桀，君、世，且有名有姓。《大戴礼记少间篇》说：“禹崩十七世，有末孙桀。”《国语周语》说：“孔甲乱夏，四世而陨。”均与《史记》相合。钱穆认为：“自汤以前先公，正与自禹以下年世相当。史记所载商先王公已有甲骨文为证，史记载夏事，自可不必证而信。”此言极是。尼罗河流域与古埃及文明 从两河流域往西，第一个值得一提的古代文明是古埃及文明。这个文明兴起于公元前年代，经历了两度分裂三度统一，断断续续达年。其历史可列表如下： 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为了了解古埃及文明兴起的原因和特点，首先必须了解尼罗河。作为世界四大河流之一，尼罗河位于非洲东北部，南北走向。它发源于乌干达，经苏丹、埃及注入地中海，全长公里。主流称白尼罗河，在喀土穆与源于参见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年。埃塞俄比亚的青尼罗河汇合。此河有两大特点：每年均有泛滥并且准时，总是７月开始涨水，月达到高潮，月必退水；但水量差别不大，泛滥而不成灾。这给古埃及人掌握尼罗河的规律，利用尼罗河流域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尼罗河环境过于特殊，东有西奈沙漠而西临利比亚沙漠，河谷两岸仅剩下至公里的流域，整个流域婉如一条丝带，仅河口三角洲宽阔一点。 世纪年代以来，在阿斯旺地区的库班尼雅、伊斯纳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属于公元前前万年旧石器文化遗址，从已发现的野生大麦以及石磨、石等农具遗物和遗存看，当时已处于新石器时代的边缘，有了农业的萌芽。但与埃及古文明的兴起直接相联系的却不是库班尼雅等文化而是拜里达等文化，而在这些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小麦、大麦、绵羊、山羊等动植物的遗存，从品种上看均来自西亚地区，显然是经巴勒斯坦、西奈半岛引入的。这就向世人解答了这样一个历史之谜：为何古埃及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几乎是同时起步的？ 与古埃及文明兴起有关的文化有三：拜里达文化（约公元前 前）、阿姆拉（涅伽达）文化（约公元前前）、格尔塞（涅伽达）文化（约公元前前）。在拜里达文化中发现了铜刀、铜锥和薄壁陶艺，说明当时埃及已迈入铜石并用时代。到阿姆拉文化时，已在埃及中部形成了一个重要经济文化中心，即涅伽达。此城遗址有两个不同的文化层，其第一个文化层已挖掘出一个城堡遗址。相当于涅伽达期的格尔塞文化形成时期，与涅伽达并存的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希拉康波里，且在涅伽达衰落后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成为下埃及的首府。据考证，当时尼罗河流域共有这类城镇个，上、下埃及各有个和个。在历史上，这些城镇在希腊语中被称为“诺姆”，但在古埃及象形文字中类似中文的“田”字，不过中间不是一个而是好几个“十”，其首领称为“阿德西米尔”，原意为“河渠的管理者”，其职位可世袭，拥有行政、军事、司法和宗教等权力。现存希拉康波里国王的“蝎王权标头”，上刻他主持开渠仪式和武功业绩的浮雕，正是这种王权及其内涵的证明。可见，这些“诺姆”已不是纯粹的城镇，同时还控制着一定的地域，应是奴隶制小城邦，而它的首领已上升为国王，其权力是在管理水利工程中形成的。 与蝎王有关的雕刻在内容上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蝎王手持木锄立于水边和随从扬箕运土、奴隶在田间劳动的情景，说明王权的扩大与水利有关；另一方面，在蝎王头像上方，还有一系列举着联邦标志即旗帜（尽管受到损毁还残存七面）的人物，这说明其王权的增强与征服有关。但从蝎王头戴王冠仅为白冠这一点看，蝎王至多只统一了整个上埃及，因为白冠当时是上埃及的象征。而到他的继承者那尔迈就不同了，根据一块雕刻精致的石板所反映的情况看，那尔迈已成为统一的埃及王国的国王。因为他正面的王冠是代表上埃及的白冠，而背面的王冠则是代表下埃及的红冠，红白王冠集于一身，这是第一次。在这块石板两面，都刻有以鲇鱼和凿子符号表示的王名，其读音即“那尔迈”，亦即美尼斯。在埃及史上，他统治的王国被称为“第一王朝”，它是古埃及文明兴起的标志。据推算，古埃及统一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年。至第三代国王阿哈，埃及的统一大业又获长足进展，他首次采用王冠、王衔双重体制，即王冠用红白双冠而王衔则用树、蜂双标，分别代表上下埃及，并最终定都于孟斐斯。“阿哈”意为斗士，无疑也是一位南征北战的国王，可见统一的确立并非易事。 统一王国的建立促进了埃及经济的发展。从第三王朝起，铜制工具的使用日益普遍，以石材、木材、金银为原料的工艺、纺织和造船等手工业空前繁荣，黎巴嫩的木材、塞浦路斯的铜、努比亚的黄金、阿拉伯的香料、东非的象牙在对外贸易中源源运回埃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王权越来越具有专制的性质，国王集军、政、财、神诸权于一身，不仅一切高级官吏包括宰相均由法老指定，且各州州长也完全听命于法老，法老还拥有最高审判权，常派亲信审理中央和地方要案。在法老面前，文武百官皆须匍匐敬仰，并以亲吻法老的靴子为荣，甚至被法老打一巴掌也记入墓志铭。法老的陵墓以前本是其死后的住所，而今却成了登天成神的阶梯。这在有关古王国的《帕勒摩碑铭》和《金字塔铭文》中均有明确记载。正因为如此，古埃及王国虽在第六和第十二王朝以后，两度衰落、两度分裂，但最终还是得以重新统一，并保持了自己独特的文明。 古埃及文明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如果把古埃及社会比作一座金字塔，那么高居于塔尖的是法老和王室成员，然后依次应是：贵族大官和祭司阶层；中小官吏、下级祭司、医师、建筑师、书吏、管家、中下级年官等；而处于最底层的则是广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奴隶。前几个阶层概念和定义比较清楚，人们对此不会有什么疑义，但农民、手工业者和奴隶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当时埃及农民的主要成分应是占有公社份地但须缴纳赋税的自耕农，但也包括已丧失了土地并沦为佃户、雇农或农奴的人，在文献中他们分别被称为“尼苏提乌”和“麦尔特”或“勒麦特”。在手工业者中，技艺较高的可以领取工资并建立自己的家庭，但一般手工业者常常受雇于王室和贵族的作坊而处于依附地位，与依附农“麦尔特”类似。至于奴隶，战争和征服肯定是一个重要来源。《帕勒摩碑铭》所说斯尼弗鲁远征尼西人获男女俘虏人，就是掠夺奴隶的一个实例。但并不是所有奴隶都来自战争征服，埃及社会本身内部的变迁也是奴隶的重要来源，如农民因破产无法还债而沦为奴者无计其数，是为“债务奴隶”。中小奴隶主阶层在历史上是一个不断变动的阶层，因而在不同时期其称呼也不相同，在中王国时期它称“涅捷斯”，在新王国时期则称“涅木呼”，均是指非贵族出身却拥有奴隶的人。 金字塔是古埃及文明的象征，其起源可追溯到早期王朝的“马斯塔巴”型陵墓，而这种陵墓是右埃及人因视“死后甚于生前”而形成的厚葬之风的产物。最初的马斯塔巴墓已包括地下和地上两类结构，地上墓室呈长方形的殿堂状，后分两步演进成后来的金字塔：第一步，在土墩上加盖数层，并依次减小而成阶梯状；第二步，把阶梯之间填平，使整体成四角尖锥形，这两步分别完成于第三王朝的乔赛尔王和斯尼弗鲁王统治时期。现存的最大的金字塔是第四王朝胡夫王的金字塔，它高达米，底边长米，由万块石料建成，每块石料重达吨，估计万人轮流参加劳动，也得年才能完工。之所以说金字塔是占埃及文明的象征，首先因为它是埃及王权强大的体现；其次它反映了国王登天成神的信仰；第三它是依靠大量奴隶劳动建立起来的；第四它是古埃及人民智慧的结晶。据研究，胡夫金字塔，四边底线误差不出厘米，与米的总长度比较，误差在 之内；基底四个直角误差最大不过分秒，四边方位同准确的东西南北方位误差也只在分秒和分秒之间。 文字是古埃及文明的伟大创造，它古老而自成体系。古埃及文字也是从图画文字发展起来的，最早见于涅伽达期文化，包括陶器、印章、牙雕上的刻画。如涅伽达号墓出土的一块陶片上，有一幅被称作“鸟栖园屋图”，其实就是最早的图画符号，它表示的是国王头衔，它属于公元前前年的遗物。古埃及象形文字在策一、第二王朝已形成体系，到古王国时期便达到典范化并得到广泛使用，著名的《帕勒摩碑铭》即作于古王国末年。古埃及文字有三种字体：碑铭体；（２）僧侣体；（３）人民体。其书写顺序可自左至右，也可自右而左，还可以自上而下，从两边向中间写，使文字有对称之美。因图形符号中有人物和动物，其面孔向哪一边，字就从哪一边开始写，字序并不难辨认。古埃及文字有三种符号：意符、声符和字符。“意符”有的表物，如圆圈中一点表示“太阳”；有的表示行，如鸟展双翅表示“飞”；有的表意，如权仗表示“统治”。“声符”表示辅音，分为“双辅音”、“单辅音”，前者共有个，后者共有 个，是字母的最早的萌芽。由于古埃及人不知把标声字母按语言相连，他们用标声字母写出语词的声音后，还要加上不读音的“定符”来指示意义。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把意符和声符掺杂书写，形成半表音文字，而未达于拼音化。“定符”不读音，也无独立意义，与声符结合，才能表示指定的意义，近似汉字的“部首”。如三片叶子，既表示“植物”，也表示“蔬莱”、“药草”、“干草”等。 古埃及在科学上的重大贡献是天文学。由于尼罗河水的涨落很准时，对古埃及天文学的产生非常有利。两次涨潮时间的间隔便是一年，古埃及人把它定为天，因河水涨落不可能绝对准确，还有些误差。后来，古埃及人终于找到了计算年份的更准确的标志，这就是天狼星在天空出现的时间，因为它和太阳同时在清晨升起的日子总是与尼罗河水新涨的时间一致，并把这个周期定为又天，这与回归年仅相差天。与古埃及文明密切有关的是纸草。它是一种长在沼泽地带的植物，类似人们非常熟悉的芦苇。为了便于书写，古埃及人把纸草心从纵面劈成小条，然后把这些小条紧紧接着排在光滑的木板上加以挤压，再放到太阳光下晒干，就成了一张张很长的黄纸。古埃及人把纸草粘成一个个长条，然后把它们卷起来，就成了供书写用的纸草卷。第十八王朝时留下的一份有关医学的《埃培尔斯纸草卷》，全卷长米，上载件药方。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东方文明的画传 从两河流域往西，另一个重要的古代文明是克里特迈锡尼文明。这个文明存在于大约公元前前年，晚于苏美尔和古埃及文明，但早于欧洲其他任何古文明，是迄今发现的欧洲最古老的文明。因克里特和迈锡尼地处爱琴海，并集中反映了爱琴文化的特点，又称为“爱琴文明”。 克里特文明的创造者是当地的原住民。在古文献中他们被称为皮拉斯基人、卡里亚人、勒结人，与西亚和埃及人联系较多，属所谓“地中海民族”。而迈锡尼文明的创造者属印欧语族，其老家原在多瑙河、顿河一带，是在公元前年左右才移居希腊的。这些移民，包括亚该亚人、爱奥尼亚人、多利亚人、伊奥尼亚人，自称是神明希伦的后代，因而获得了“希腊人”的称号。 在年以前，克里特和迈锡尼文明曾出现于古希腊神话传说中。传说曾提到，克里特的贤玉米诺斯本是天神宙斯与人间美女欧罗巴之子，但其妻却生了一个牛头人身的怪物，于是专建一迷宫供其居住，并让雅典年年贡七对童男童女供食用，迫使雅典王子提秀斯偷入迷宫将此怪杀死。迈锡尼见于有关特洛伊战争的故事，传说当时希腊联军的统帅便是迈锡尼王阿伽门农，因此迈锡尼当时可能已是一个强大的城邦。因是传说，学术界历来未敢相信。但这种状况，终于在年开始被打破。这一年，克里特商人兼业余考古学者的谢里曼 ，在小亚细亚东岸的希萨立克进行了发掘，并认定此地就是历史上特洛伊的所在地。年，他又对迈锡尼遗址进行了发掘，证实了史诗中有关“迈锡尼富于黄金”的传说。更重要的是，希腊考古学家卡洛凯里洛斯终于在年在克里特找到了传说中的米诺斯迷宫。这个被遗忘的古文明，于是大白于天下。 爱琴海有个以上的海岛，其中克里特岛最大，它东西长 公里而南北宽却只有至公里，有如一艘长船横列于希腊与北非之间。克里特文明的兴起并不突然，早在公元前年这里就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到公元前年这里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石瓶、印章、匕首金外饰都很精美，在克里特东部还出现了大型形建筑，印章是为确认物品私有而雕刻的，说明当时克里特社会巳出现了贫富的分化，跨入了文明的门槛。但克里特文明的真正兴起，是在公元前前年间，其标志就是宫殿的突起，已经发掘出宫殿的城市有克诺索斯、费斯托斯、马里亚、古尔尼亚、菲拉卡斯特罗、札克罗等，各地宫殿建筑的布局和风格都很一致，其中以位于北部的克诺索斯最为宏大。宫殿建筑是王权强大的象征，大量宫殿的出现说明当时在该岛已出现了众多的奴隶制小王国，并以克诺索斯为中心逐渐实现了统一。据研究，首都克诺索斯当时人口达万，被称为“米诺斯王宫”的迷宫是一组围绕中央庭院的多层楼房建筑群，各类房间在间以上，总面积达万平方米。它不仅是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还有库房、作坊、存放经济档案的办公室和征税机关，因而也是经济中心。它表明，克里特的米诺斯王朝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是以王宫为中心组织起来的，被称为“王宫制度”，可视作欧洲城邦的起源。 以王宫为标志的克里特文化，按其历史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前王宫时期（约公元前年代）、古王宫时期（约公元前 前、新王宫时期（约公元前前）和后王宫时期（约公元前前）。新王宫时期克里特文明进入繁荣期，此时米诺斯王朝不仅统治着克里特，而且还包括基克拉迪斯群岛。米诺斯的殖民地和商站遍及整个爱琴海，其势力达于罗德斯岛、米利都、迈锡尼、雅典、底比斯及利巴技群岛。在埃及第十八王朝宰相列瑟米拉墓中，有一幅壁画表现的是充里特使节奉献文物的场面，上有“海中诸岛及克夫提乌大君和平抵达”的题词。据猜测，“克夫提乌”即克里特，可见克里特与埃及交往之深。希罗多德在《历史》中称米诺斯为海上统治者，“征服了许多土地”。鼎盛时期的克诺索斯总人口在万以上，可能是当时地中海区域最大的城市。克诺索斯和爱琴地区的不少地名如科林斯、哈利卡纳苏斯等一样，都以为词尾，这种词尾均不为后来的希腊所有，可见克里特文明是本地人所创造。公元前年左右，一些操希腊语的人由北而南占领了克诺索斯，克里特文明突然衰落。 如前所述，占领克诺索斯的人自称是神明希伦的后代，于公元前年左右才移居希腊半岛，原是住在多瑙河、顿河一带的游牧民族。他们带来了克里特人没有的东西：两匹马拉的轻型战车。这些新来的印欧语族人分为网部分：其中较早的一批讲原始爱奥尼亚方言，定居于以雅典为中心的中希腊一带；较后的一批人主要讲亚该亚方言和伊奥尼亚方言，前者主要分布于伯罗奔尼撒，后者则定居于北部希腊。迈锡尼人即亚该亚人显然比克里特人落后，当米诺斯文明已进入它的繁盛时期之时，迈锡尼人才在克里特的直接影响下，于公元前年建立起自己的王国。米诺斯王宫是开放型的，四周不设城墙望楼，而迈锡尼王宫却是带有围墙的城堡，它居高临下监视着脚下的平原，显然是为支撑王位而修建的。迈锡尼的国王称“瓦纳卡”，权力遍及军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还负责制定宗教日程、监督宗教仪式等等。处于第二位的人物称“拉瓦凯塔”，他是“武装的人”的首领，即军队的实际指挥官。 迈锡尼文明以公元前年为界标，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此以前被称为“竖井墓王朝”；在此之后，则被称为“圆墓王朝”。竖井墓把墓室置于地下数米处，陪葬品最初主要为青铜武器，以后多为金面具、金额带、金角杯、金指环、金印章等，有时一个墓葬内的金银葬品就多达件。到目前为止，这类墓葬在城堡内外只发现两处，许多墓形成一个圆圈：称为墓圈墓圈从竖进墓中发现的大量克里特产品以及来自埃及、小亚等地产品来看，当时迈锡尼王公、贵族显然处于克里特文明的强大影响之下。但年以后，迈锡尼的墓葬制式突然由竖井式改为圆顶，且风格变得非常豪华：墓顶高米，墓门高米，门内过道所用石盖重达吨，其规模大大超过克里特类似工程，显示了迈锡尼王权的强大与自信。到公元前 年，迈锡尼人终于入主克诺索斯王宫，并迎来了迈锡尼文明的鼎盛期。这时的迈锡尼城堡几经扩建达于极盛，其城墙以巨石环山而建，高达８米，墙厚５米，城堡大门有双狮拱卫。王宫建在城堡内的最高处，中央大厅被置于对称布局的首位，内设神灶、宝座。这与米诺斯王宫大不相同。 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明显差异，但从整体上看它们还是统一的，其集中的表现就是它的文字。克里特 迈锡尼文字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象形文字、线形文字、线形文字。其中，象形文字是线形文字的直接前身，线形文字是克里特人使用的，线形文字是迈锡尼人使用的。从已掌握的资料得知，迈锡尼人入主克诺索斯王官后，曾借用米诺斯的线文符号记载迈锡尼语言，线文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者都有大量泥版文书出土。但从文字字形本身的发展看，线文的符号和米诺斯的线文Ａ是一脉相传的，都有表示音节的符号个，只是线文Ｂ常用的符号已缩减到个且拼音倾向更为明显，这属于文字发展的规律，并不奇怪。虽然线文Ａ尚未释读成功，但线文Ｂ早在年就由英国学者文特里斯释读成功，从而揭开了爱琴文明之谜。 线文Ｂ所记录的材料大多是王宫库藏和各地贡物，因此大多是经济文书，对了解迈锡尼社会经济极为宝贵。这些经济文书涉及畜牧业、农业，以谷物为单位的地租，拨给各业的原料和产品定单，闲置和被占用的劳动力、国王、贵族和个人拥有的奴隶，王宫向个人和集体征收的捐税，巳交纳和有待收取的财物，以及军队的编制、指挥和活动，估计祭神时供品的定额，等等。虽然都是经济文书，好在不仅在迈锡尼有发现，在派罗斯及其他许多地方亦有泥版文书出土，因而大大丰富了关于迈锡尼文明的知识。从这些泥版文书提供的资料看，农村公社的传统依然存在，这表现在“克托那”即份地制的存在上。尽管这种份地已划分为“私有份地”即“基提迈那克托那”和“村社共有”即“科克迈那克托那”两种形式，但土地私有制已在迈锡尼社会中确立。如派罗斯一块泥版提到某处土地占有情况：国王占 单位，将军占单位，农村贵族三人共占单位，而普通农民则不足单位。据估计，当时单位约合一公顷，可见农民土地被剥夺之重。奴隶制也已经形成，有人从派罗斯泥版文书列举的人中识别出奴隶人左右，即奴隶占总人口的 ；奴隶分为国王或宫廷和私人奴隶，如有一个奴隶主拥有各类奴隶达名。总而言之，克里特和迈锡尼社会还是一个过渡形态的社会。 与近东和埃及相比，国家体制在形成过程中，对于调节克里特迈锡尼农业、水利和灌溉工程的需要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显。但近东和古埃及文明对克里特迈锡尼文明的影响之深远并不仅仅体现在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中，如宙斯之妻在传说中原是来自亚洲腓尼基的国王之女等。实际上，克里特所用的黄金、象牙、皂石印章及昂贵的首饰、石瓶等可能都来自埃及。克诺索斯王宫有一个“象形文字档案库”，已知这种象形文字约使用于古王宫中后期，有实体和线体两种书写法。据估计，所用符号达个，其中有些符号也可能是袭用了埃及的象形文字。此外，在克里特一迈锡尼文明中，从王宫结构到艺术风格都打上了东方文化的烙印。虽然东方文化的影响在迈锡尼文明中比在克里特文明中少，但东方文明的西传乃是不争的事实。近农业带游 牧民族的兴起之一：闪米特人和印欧语族 如前所述，在新石器时代到来时，农业和畜牧业本是同时发生的。但由于地理条件和降雨量的不同，一些民族便从植物的种植发展到农耕，而另一些民族便从动物的驯化发展到游牧，从而有了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之分。 在亚欧大陆，适合农耕的地带偏南，从中国的长江和黄河流域，经印度的印度河和恒河、西亚、中亚的伊朗、阿富汗和安纳托利亚、地中海南北两岸和乌克兰，到西欧尽头的不列颠，宛如一个长弧形的地带。苏美尔文明、印度河文明、华夏文明、古埃及和米诺斯迈锡尼文明等古文明的兴起，都是以农业为基础的，都没有越出亚欧农业带的范围。 但在这个农业带以北，东起西伯利亚，经中国东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直到欧洲中部，由于雨水很少，人们难于成功种植，只能以游牧为主以利用那里的草原资源，这就形成了一个与农业带并行的游牧带。但游牧带和农业带接壤的地区，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因为许多高原和沙漠常常穿插于两者之间。如在里海之北的伏尔加河和顿河流域是重要的粮食产地，而位于农业带的阿拉伯半岛和西奈半岛却是浩瀚的沙漠，于农业很不利。所以，似乎是起源于农业带的闪米特人并未成为地道的农业民族，而到处漂泊不定。 闪米特人，即历史上的“闪族”，原称或。据《圣经》记载，闪或闪米特是挪亚的儿子。《旧约全书创世纪》云：“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创世纪》又说：“闪的儿子是以拦、亚述、亚法撒、路德、亚兰。亚兰的儿子是乌斯、户勒、基帖、玛施。亚法撒生沙拉；沙拉生希伯”。还说：“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直到西发东边的山，闪的子孙，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创世纪》所说的闪米特人的居住地，就是以今天的巴勒斯坦、以色列为中心的近东地区。闪米特人的分支很多，不少在世界历史上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希克索斯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希伯来人及腓尼基人。他们最初活动于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地区，然后分期分批从这里出发向四处游动，把活动范围扩大到周围的广大地区，从地中海到底格里斯河、从托罗斯山脉到亚丁湾，其历史就是由接连不断的迁徙浪潮构成的。在这种迁徙过程中，最初用驴作运输工具，在公元前年前后又驯养了骆驼。当城市兴起后，闪米特人来到城郊，与城市居民形成一种共生关系，对文明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以致后来闪米特人成了“犹太人”或“希伯来人”的代名词。闪米特人是第一个对亚欧农业文明产生冲击的游牧民族，早在公元前和前年代之交就有了活动，公元前世纪已十分活跃了。 希克索斯人是闪米特人的一支，但它们究竟兴起于何时尚不清楚。只知道他们原居住于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在埃及语中有“牧人王”之意。由于在希克索斯语言和文化中有印欧语的残迹，他们之中也可能有印欧人的成分。一些史料谈到，希克索斯人“无情地焚毁城市”，可见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还比较落后。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公元前世纪到来之时，希克索斯人已逐渐强大起来，并拥有了战马和马拉的战车，说明他们十分注意吸收别的民族的长处。因为当地，包括文明产生较早的两河流域，最初只知有驴而不知有马，马的驯养是由亚欧草原上的游牧人首开先河的。 除了希克索斯人外，还有几个重要的族群，其起源可能与闪米特人有关，他们是腓尼基人、阿拉米人和希伯来人，甚至巴比伦人和亚述人也有某种闪米特背景。其中，腓尼基人尤其值得注意。希罗多德说他们的祖先来自波斯湾，但他们的老家可能就是在地中海东岸，因为“腓尼基”是希腊人为其取的名字，其原意是指地中海沿岸的一种棕榈树。不论其起源如何，腓尼基人很早就已定居于所谓“腓尼基海”，是一条长公里、宽仅公里，位于叙利亚与地中海之间的狭长地带，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年代之前。他们以海为生，从事航海和畜牧业，从非洲带回象牙，从西班牙带回银；他们同时也种植作物，生产和制造各式玻璃和金属器皿、花瓶、武器、饰物、珠宝及紫色染料。他们已经从游牧生活转向定居和航海。阿拉米人最初定居于叙利亚、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后以大马土革为根据地。希伯来人则以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为主要出发点。 但闪米特人并不是真正的游牧民族，他们生活在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地带，这里并没有广阔无垠的草原，所以他们游动但并不放牧。第一个真正以游牧为主并对农业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族群应是印欧人。这个族群发源于里海地区，以畜牧为主但也从事少量耕作，因此一旦发现更为理想的地方，他们就会驾起牛车举族迁徙。公元前年至前年间，印欧各族已分布在从多瑙河到奥克苏斯河和贾哈特斯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并以这片广阔地区为根据地向更广阔的地方扩散。其出击方向：一是向西，直指小亚、希腊；二是向南，直指伊朗高原；三是向东，直指印度半岛。作为游牧民族，印欧语族在经济和文化上要比亚欧农业带的农业民族落后，但他们有两样东西是当时的农业民族所没有的：一是战马，二是战车。在此之前，只有苏美尔人拥有战车，那大约是在公元前至前世纪。但当时战车的轮子是实心的，并且是由驯驴来拉的，因此非常笨重，行动很慢。而印欧人的战车采用的是辐轮，并且是由马拉的。到后来，又发明了马勒和驾具，马便由一般的畜力变成战马，这样印欧人就创建了一个新的军种：骑兵。但印欧人只是一个总称，以后在世界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印欧人并不称印欧人，而是叫赫梯人、多得亚人、迦喜特人和雅利安人。 雅利安人显然是印欧语族中最重要的一个分支，也是其历史为人们了解最多的一支，因为它留下了他们民族的史诗《吠陀》。据记载，雅利安人之乡原在里海地区，以游牧和劫掠为生，在公元前年以前已拥有了战车，学会了使用弓箭、战斧、长矛。公元前年以后，雅利安人从老家出发，沿印度河向东到达恒河，开始转入定居农耕。当时还处于氏族部落联盟阶段，“国王”受武士议会的监督，而每个部落的酋长又受部落议会的限制，各村社则由族长会议管理，土地以村社为单位在有选举权的家族之间分配，土地不得出售但可以直接由男性继承。雅利安人禁止与外族人通婚，但同族内近亲亦不得通婚，男人在雅利安人中享有无上特权，允许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 ，在梵语中有“高贵的”之意。 印欧语族的另一个重要分支是波斯人。古波斯人称为“波斯”（），其定居地位于波斯湾东岸，这里多山少水，夏季炎热干燥而冬季寒冷。但波斯人的老家却不在波斯，而是在俄罗斯的南部，与雅利安人可能有亲属关系。在纳克什鲁斯泰姆的一石碑上，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曾称自己是“一个波斯人，一个波斯人的儿子，雅利安人的后裔。”可见，波斯人确属印欧语族。据说，波斯人是古代近东各民族中最英俊的，他们大多身材匀称。体格健壮，有希腊人一样挺直的鼻子，既威武又不失优雅。波斯人认为，人体除脸以外，其余各部分都不应暴露，因此平常总是全身披挂。作为游牧民族的波斯人，从俄国南部迁居伊朗高原后转向农耕。成书于公元前前世纪的波斯经典《阿维斯塔》，在讲述波斯人的伟大先知查拉图士特拉时，谈到他的身上带有其守护神的血液，而这个守护神的血液先进入一株哈玛草中，然后随哈玛草汁进入一个正在献祭的祭司身体，并在与一贵族少女结合之后就生下了他们的先知。哈玛草为我们提供了波斯人的游牧背景。 与印欧语族有关的还有几个重要分支，这就是米底人、赫梯人、迹喜特人和多利亚人。米底人最初游牧于博卡鲁和撒马尔罕一带，大约于公元前年左右南下，最后抵达波斯地区。赫梯人并不是单纯的印欧语族人，他们实际上是印欧人与哈梯人同化的产物。哈梯人原是农耕民族，原住小亚东部利斯河中上游，而印欧人是在公元前年代初才移入的，主要讲尼西语。多利亚人是印欧人的一支，但他们的发祥地在何处目前尚不清楚，只知道他们在公元前年左右，亚该亚人前后移入希腊本土。至于迦喜特人，人们所知更少，只知他们发迹于扎格罗斯山脉，其祖先是印欧语族人，但他们是什么时候来到扎格罗斯山脉的则说不清。近农业带牧民族的兴起之二：塞族人、月氏人、匈奴人、鲜卑人及中国北方诸族在印欧人之东，在从南俄革原至中国北方的辽阔草原上，活跃着难以数计的游牧部落，他们东奔西突、征战厮杀、时隐时现，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其中重要的有这样几支：塞族人、月氏人、匈奴人、鲜卑人。 塞族人（）生活于南俄和中亚之间的草原，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称为“斯基泰人”（），而在古波斯语中被称为“萨迦人”（），在中国史籍中则称为“塞种人”，其中活动于顿河以东的分支却被称为“萨尔马泰人”。对塞族人的语言分析表明，塞人是伊朗种人，属于印一伊种或雅利安种，更大范围讲属印欧语族人。塞族人是一支尚未摆脱原始状态的游牧民族，大约兴起于公元前年代之内。据古作家说，被称为“萨尔马泰人”的塞族人，还有较为浓厚的母系氏族的残余，如女子从事战争、男子听命于女子等，并在有关萨尔马泰女人的墓葬中发掘出武器。萨尔马泰人的文化与斯基泰人相似，但他们和波斯、希腊的来往不多，显然比他们更落后。大约从公元前４世纪起，萨尔马泰人不断向西出击，进入多瑙河以西的草原地带，同时也不断向里海以北的地区进击，一时影响很大。但塞人从未建立起自己的强大国家，只不过是北方草原上匆匆来去的过客。 在塞族之东，在河西走廊一带，生活着另一支重要的游牧民族，这就是月氏人。这是中国北方的古老民族之一，商代时就已出现于那一带了，公元前３至前２世纪他们游牧于敦煌与祁连之间，一般随畜迁徙，逐水草而居。据记载，月氏人强盛之时，曾拥兵一二十万，能作战士者只能是家庭中的壮劳力，因此族人总数当在此数的二至三倍以上，即二三十万左右。月氏人强盛之时的势力在匈奴之上，以致单于冒顿幼时竟为人质于月氏，后伺机逃回。冒顿立为单于后，遂派大兵进击月氏，至公元前年即汉文帝前元六年前后，月氏终为冒顿之子所败。被打败的月氏人，大部西迁至今伊犁河上游，并挤走原在当地驻牧的塞族人而居，但不久自己又被乌孙所逐。于是，月氏人不得不再度西迁至水，即今中亚的阿姆河流域，并征服当地之大夏人，族势更旺。 匈奴（）是中国北部的古老民族。初兴于黄河河套地区及阴山，即今中国内蒙古狼山、大青山一带，长期过着游牧式生活，尤善骑射。直到公元前３世纪，在中国编年史上方有记载，最初称为“荤粥”，或被列入“胡人”之内，还曾被叫做“严犹”。后逐步南下，至周赧王初年，即大约公元前年左右，其势力已抵达秦、赵、燕三国边境。秦始皇（公元前前）统一六国后，派蒙恬率军万北击匈奴，此时匈奴人开始向北退却。公元前年，蒙恬收河套以南地区，在此设置 县，还迁几万户汉人到河套定居。同时，为阻止匈奴的骚扰，保护中原农业区域，秦汉修复和连接燕、赵、秦三国长城，形成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秦二世而亡，匈奴人得以复归故地，汉初其首领冒顿单于，以其“控弦之士”余万，先后东平东胡、西逐月氏、北服丁零、南并楼烦，终使“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至此，匈奴所辖之地，由南面的阴山到北部的贝加尔湖，从东方的辽河至西部的葱岭，横越整个蒙古高原，成为当时北方最大的游牧民族。 当时，匈奴人虽主要从事畜牧业，但在某些地方也有少量农业，在生产中开始使用铁器，并在骑兵队伍中装备铁马具、铁武器。奴隶制已在社会经济关系中发生，其法律明文规定，“坐盗者没入其家”，在作战时“得人以为奴婢”。匈奴贵族死后，“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十百人”。为了治理其部族，匈奴统治者在一些地方建起城堡，从而形成了一些分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公元前年冒顿杀父继位、自立单于，又将整个部族分为中、左、右三部。其中，中部是整个部族的核心，由冒顿亲自管辖，左、右两部分居于东方和西方，分别由左右屠耆王（左右贤王）掌管。各屠耆王之下依次设谷蠡王、大将、大都尉、大当户、骨都侯等，各领一定战骑和领地，且均贯以左右之别。这样，匈奴人便以战争为中心被严密地组织起来，而其游牧方式也就带上了更加浓厚的军事征服的色彩。匈奴人当时是那样强大，以致汉初统治者也不得不采纳娄敬“和亲”的政策，取“家人子”为公主与匈奴好，用娄敬的话来说：“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外孙为单于。” 匈奴人也拥有自己的富于特色的艺术。以用青铜制成的、上面饰有程式化动物纹的带状的或其他形态的饰片、马具或装备上的座架、钩和饰钉，或者是以末端刻有牝鹿形状的棍棒为代表。这种艺术，在国际学术界，常被称为“鄂尔多斯艺术”，此名起源于生活于鄂尔多斯的一个部落。与这种艺术有关的遗物，最为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班固：《汉书娄敬传》。著名的发现是位于外蒙库仑附近的一位匈奴王子的坟墓，从墓中出土了表现草原艺术的青铜器和毛织品，其年代属于公元２年。但从滦平和宣化出土的鄂尔多斯青铜器看，其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３世纪初，或公元前４世纪末。不过，有人从公元前年的中国“战国艺术”中发现了鄂尔多斯艺术的风格和影响，说明鄂尔多斯艺术的产生可能更早。 与此同时，在匈奴人之东，一个新的游牧部落逐渐强大起来，这就是鲜卑。此族原居于鲜卑山，在今内蒙科尔沁右翼中族西境。原是北方东胡的一支系，以游牧狩猎为生，使用铁兵器，而善骑射。西汉初年，单于冒顿发兵东胡，大败东胡而降伏鲜卑。元狩四年（前），汉武帝打败匈奴后，将乌桓等迁至塞外上谷等郡，鲜卑人乃趁机南迁至乌桓故地（今西拉木伦河流域），不过当时仍隶属于匈奴，并经常随匈奴军骚扰汉疆北境。如前所述，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之后，东汉王朝曾联络鲜卑合击北匈奴，此后鲜卑一度归附汉廷。至公元世纪中叶，即东汉王朝末年，当檀石槐（？）被鲜卑各部推为大人，乃组成一强大军事和政治联盟，并在今山西阳高县西北的弹汉山建立牙账，东奔西突尽据匈奴故地，其疆域东起辽东西至敦煌，南北亦有余里，拥兵余万，极一时之盛。史书上说：鲜卑“兵利马疾，过于匈奴”，年年侵扰幽、并、凉边境。 除了上述几个重要民族之外，当时活动于中国北方的重要部族还有以下几支： （１）羯。原匈奴之一支。据晋书记载，匈奴入居塞内者共 种，最后一种称“力羯”，即五胡之中的“羯”，历史上也称“石勒”。因长期隶属于匈奴，亦称“胡揭”。羯人高鼻深目多须，拜“胡天”即火教之神，有火葬习俗。 （２）氐。原作羝。氏人多髯，因被嘲笑为“中央高，两头低”。氏人初居于青海、甘肃，以及关中和益州等地，仇池杨氐是氐人中最强大的一支。在历史上，氏人曾建“前秦”、“后凉”、“仇池”等国。均是小王国，不脱部落遗风。 （３）羌。商周之际，羌人出现于中国西北，分布于西海（青海）一带。据《后汉书西羌传》，羌人无弋爱佥被秦人拘为奴，逃回本族后被推为“豪”，他及其子孙得以世代为酋长。羌人原以射猎为主，爱佥时又兼事耕作，长期“不立君臣”。 （４）乌桓。秦汉之际，乌桓兴起于西拉木伦河以北的乌桓山。乌桓人“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也种植些耐寒的和东墙。已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但族人各自“畜牧营户，不相徭役”，尚未发生阶级分化。近农业带游牧民族的兴起之三：突厥人、蒙古人和女真人 ５至９世纪之间，在北方游牧区兴起了三个重要的游牧民族：一个是突厥；另一个是蒙古；第三个是女真。与以往各游牧民族不一样，这三大游牧民族都获得了空前发展，并都在这种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了庞大的帝国，给世界历史以巨大影响。 （１）突厥人。突厥人初兴于叶尼塞河上游的支流阿辅水和剑水之间，以游牧狩猎为生，以狼为图腾。后迁至高昌（今吐鲁番）的北山，学会冶铁技术并以冶铁著名，５世纪中叶柔然征服高昌后，被迫迁居金山（即阿尔泰山）南麓，一度沦为“锻奴”。金山形似兜鍪（一种古代战盔），俗称“突厥”，因此得名。 ６世纪中叶，突厥人逐步摆脱柔然的控制，大力发展锻冶手工业，又加强与西域和西魏的边市，使力量日益壮大。年，首领土门部众击败铁勒诸部，收其众５万余户。年春，又发兵柔然并大败之，遂以漠北为中心建立突厥汗国，自称“伊利可汗”。次年初，土门卒，其子科罗代位，可不久科罗亦死，由其弟燕都掌权，号木杆可汗。木杆可汗在位年（），占柔然、破哒、逐契丹、并契骨，建汗庭于都斤山即今鄂尔浑河上游的杭爱山。其领地，东起辽海，西至西海，南自漠北，北抵北海，东西在万里以上，南北亦有五六千里。 这时的突厥，畜牧业兴旺，锻冶手工业发达，官制、刑法、税法齐备，并已有了自己的文字。这是一个等级制国家，在最高统治者可汗下，设叶护、特勒等等官职，实行严密控制。而且，为了统治辽阔的疆域，又在各个地区分设许多可汗，但均由大汗封命。突厥法律规定，凡反叛、杀人者死，伤人者以女或马赔偿，偷盗者十倍偿还。被征服族人进行反抗或本族人违犯刑律，均得降为奴隶。年，乘北齐、北周对峙之机，突厥引兵出塞，纵兵大掠，使晋阳以北多里，人畜无遗。至年，突厥被一分为二：东突厥由波罗可汗掌管，西突厥由达头可汗统治。此后东突厥虽强盛一时，但已改变不了势力日衰的总趋势。（２）蒙古人。蒙古人原是室韦部落的一支。８世纪之前，室韦部落兴起于额尔古纳河流域，即东北亚最大的河流黑龙江的上游。约８世纪左右，室韦部落开始西迁，抵达达克鲁伦河、鄂嫩河和土拉河发源地的肯特山一带，逐步散布于西起三河之源、东至呼伦贝尔的辽阔草原。室韦部落当时分为好几支，如岭西室韦、蒙室韦、黄头室韦、山北室韦等，蒙古人原属“蒙室韦”，只是当时一个部落的名称。“蒙古”一语，初见于唐代汉籍，当时即称“蒙室韦”，因是“蒙古”的同音译名，至两宋、辽、金之际仍有余种译法，如“萌古”、“朦肯”、“蒙古里”，等等。９至世纪，室韦部落进一步分化、发展，在今蒙古草原及其周围涌现出很多的部落，其中有蒙部、克烈部、塔塔儿部、蔑儿仑部、斡亦刺部、翁吉刺部、汪古部，等等。此时的蒙古仍只是一个部落的名称。 蒙古人“以黑车白账为家”，过着游牧兼狩猎的生活，以肉《北史突厥传》。和奶制品为主要食物。放牧的牲畜品种齐全，有马也有牛、羊等，马的品种虽然瘦小，但耐饥寒、善奔走，成为蒙古人重要的交通和作战工具。手工业亦有所发展，除用毛皮做衣、用羊毛制毯而外，还能用木、铁制造各种工具和武器，只是产品比较粗糙。直到世纪之前，蒙古人还处于氏族和部落阶段，游牧时一般以“古列延”即氏族为单位，其居住地由各户的毡帐围成一圈，氏族部落的首领居于中央，已由群婚过渡到族外婚。有时也直接把掠夺的外族妇女作妻子，丈夫死后妻子可改嫁，但不能脱离男方氏族，由于男子较少，多妻制较流行。这说明，当时已由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 世纪左右，蒙古的社会经济获得迅速发展，有的部落如汪古部落巳开始务农。与“汉地”毗邻的一些部落，如塔塔儿、翁吉刺等部落常常以自己的马匹、皮毛在互市中换取内地的绢帛、铁器，深受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与此同时，畏吾儿人使用的文字，也在族际之间的交往中，从西部传入与之相邻的乃蛮部。蒙古社会内部贫富的分化日益明显，社会被划分成贵族、牧民和奴隶三大阶层。贵族称“那颜”（官人）、“必勒格”（智者）或“薛禅”（贤者），他们都拥有大量畜群和牧地，并控制着一批由“那可儿”（亲兵）组成的武装，为争夺财富和地位“相互攻伐”、“天下扰攘”。普通牧民被称为“哈刺出”（黑头），为避战乱不得不寻求大贵族的庇护，并连年向自己的主人纳贡、服役，最终沦为贵族的依附民。牧民除因战争被俘而成为奴隶外，有的还因无力还债或交换关系沦为奴隶，不过奴隶在蒙古人中主要供贵族家内使用，而不是用于生产，但奴隶的下一代可获自由。蒙古贵族们为了争夺财富和领地，在各氏族和部落之间不断挑起战争，在战争中一些弱小部落被吞并、消灭，同时也有一些部落因征服和合并而强大起来。以铁木真为“大汗”的蒙古国，就是在这种征战中诞生的。 蒙古人的战术是从匈奴、突厥人那里学来的，也是一种“游牧战术”，但却把它发展到极至。作战时，先派出一些探子去观察敌人，但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不让敌人有任何察觉。一旦发起攻击，便从两翼包抄、拦截敌军，靠着他们那支高度灵活的骑兵给敌人一种从天而降、草木皆兵的感觉，令对手还未交锋已仓皇失措。有时他们佯装退却，将敌人引入迷途，使其远离自己的阵地，一旦进入他们的伏击圈，就乱箭齐发将其射死。蒙古人有句名言：“白天以老狼般的警觉注视，夜间以乌鸦般的眼睛注视，战时像猎鹰般扑向敌人。” （３）女真人。这个时期，在蒙古人之东，与蒙古人几乎同时兴起的一个游牧民族是女真人。女真，一作“女直”，亦译“朱里真”、“朱儿扯特”、“珠申”等，最早见于五代汉籍。但女真人的起源，可追溯到唐时的黑水。自五六世纪起，即居住于今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及长白山麓，以狩猎为生。８至９世纪，女真人附属于粟末族所建的渤海国。年，渤海国为辽所灭。 辽灭渤海国后，将女真人分为“熟女真”和“生女真”两部分．把其中汉化较深的数千家豪右即熟女真迁往辽阳以南地区，并编入辽的户籍。未汉化的生女真，则仍留在粟末江之北、宁江州之东，不编入辽的户籍。当时生女真“地方千余里，户口十余万”。这余万户分属于个部落，散居于流域和山谷。各部落以雄豪为酋长，但各部落居民的户数不等，大者数千户，小者仅千户。尚未脱离原始风貌。 世纪初，绥可为女真完颜部酋长时，该部落正居住于按出虎水一带。此地“土多林木，田宜麻谷”，完颜部不仅种植五谷，而且还刳木为器、制造舟车、修建屋宇，甚至已开始烧炭炼《三朝北盟会编》卷３，“女真占肃慎国”条。铁。由于铁器的使用，生产力和战斗力有所提高，同时也增强了完颜部在女真各部中的地位。世纪中叶，石鲁及其儿子乌古乃为酋长时，对部落民“以条教为治”，发动对居于青岭和白山之间的部落的战争，借助契丹贵族的力量打击依兰以东的五国部，征服粟江以外呼兰河流域各部落，又降服东南纶石烈等部落，终使完颜部“基业始大”。以此为基础，完颜部酋长的势力逐渐凌驾各部落酋长之上，终在年统领女真各部，正式建立女真国即金国，国王便是来自完颜部的阿骨打。 据完颜部不成文法，和世纪之交，女真人当时已开始向阶级社会过渡。其法律规定，凡犯杀人和劫掠罪的，除本人要处死刑外，还要“没其家资”并以其家人为奴。而当时因负债而出卖妻子或直接以妻子偿债者其数量不在少数，说明债奴制也巳存在了。女真建国后，其势力和疆域都有进一步扩大，在明代分为海西、建州、野人三部，后来的满族就是以建州女真为核心发展起来的。远农业带游牧民族的兴起：斯拉夫人、日耳曼人和非洲游牧民 游牧民族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靠近亚欧农业带的；另一种则远离亚欧农业带的。前一节所讲述的三组游牧民族属于前者，本节谈的斯拉夫人、日耳曼人和非洲游牧民则属后者。这里所说的“非洲”主要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１）斯拉夫人。斯拉夫人兴起于公元前几个世纪，但其起源可追溯到公元前的若干世纪，当时斯拉夫人比较分散，并无比较 年，考古学者在黑龙江阿城县五道岭、道平岭等地发现十多处金初采矿和冶铁遗址，其中许多地方还发现了炼铁炉遗址。 《金史世纪》。明显的固定地点。现在比较清楚的是，大约在２世纪以前，部落大流动把斯拉夫人推到多瑙河中、下游。据成书于至世纪的《初始编年史》的记载，大约从２世纪起受到沃尔赫人即罗马人的侵袭，斯拉夫人开始从多瑙河向各地迁徙。其中，一些人来到维斯瓦河流域，后被称为波兰人；另一些人来到第聂伯河流域，被称为波利安人。 不过，从多瑙河、第聂伯河来的斯拉夫人并不是从多瑙河直接到这里来的。据瓦奥克柳切夫斯基研究，实际上他们不断地更换牧地，从公元２世纪到７世纪，在喀尔巴阡山脉作了长期的停留，然后才从这里散布到俄罗斯各地以致最终建立起俄罗斯第一个国家基辅罗斯。因此，这位历史家断言：“喀尔巴阡山是斯拉夫人共同的老家。” ６至７世纪期间，居住在喀尔巴阡山的斯拉夫人不断遭到阿瓦尔人的入侵，其妇女更是遭到阿瓦尔人的残酷折磨，如令斯拉夫女人代替马给入侵者拉车。为抵抗东罗马人的侵略，斯拉夫人结成了军事联盟，而在这个联盟中起主要作用的就是波利安人，波利安人的酋长成了这个联盟的“最高的王”。世纪年代，阿拉伯人马苏迪写的地理著作《黄金草地》记载了这个军事联盟的历史，他在书中把这个居于统治地位的部落称做“沃林人”。而在俄罗斯古文献《初始编年史》中，沃林人即杜列伯人，也就是斯拉夫人。６世纪以后，由于内部纷争，这个军事联盟逐渐解体，分成一个个单独的部落，并开始向东欧平原迁徙，占领了从第聂伯河至奥得河之间的地区，同时由游牧民族转变为半牧半农的民族。这一带原为哥特人占领，４世纪末西进的匈奴人打败了哥特人，并把他们驱逐到更远的西部，从而为斯拉夫人留下了地盘。这些人与各地原来散居的斯拉夫人汇合，逐渐形成东、西、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卷），商务印书馆，年版，第页。南三支斯拉夫人：西斯拉夫人居于德斯特河上游和维斯瓦河之间，南斯拉夫人散布于整个巴尔干半岛，东斯拉夫人则把第聂伯河上游当做自己的前进基地。他们在７至９世纪建立了一系列斯拉夫王国，如萨英公国、保加尔公国、大摩拉维亚、波兰、基辅和诺夫哥罗德，等等。 从年起，诺夫哥罗德首领奥列格，先后占领基辅及周围各小公国，并以基辅为中心建立起“罗斯”国家，从此罗斯的最高统治者称“大公”，各公国的王公在统一的大公国形成后便成为地方性的“总督”，并要向中央政府缴纳“贡赋”。贡赋一般以兽皮等实物充当，但后来也包括了犁税或木犁税，当时每把木犁缴税什里雅格。维护大公统治的主要支柱是大公的“亲兵队”，亲兵又分成高级、低级两部分：高级亲兵由王公的武士和大贵族组成，低级亲兵由年轻武士和少年队员构成。大公的国务委员会称为“杜马”，就是由高级亲兵即大贵族和城市长官组成的，“城市长官”之所以成为杜马的成员，是因为他们同时指挥着亲兵队。这个社会是由这样一些阶层构成的：亲兵队、城市商人、农民和奴隶。但奴隶在这个社会中并不很严重，社会的大多数还是拥有一定土地的农户。因此，斯拉夫人没有经过典型的奴隶制社会阶段。 关于古罗斯人的历史和文化，主要体现在两部文献中：一是《初始编年史》，它由三部分组成：《往年纪事》、《罗斯接受基督教的传说》和《基辅佩切尔斯基寺院编年史》；二是《罗斯法典》。这两部文献记载了古罗斯人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和制度。 （２）日耳曼人。日耳曼人是来自北欧的游牧民族，第一个已知的日耳曼部落发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年。但他们自己不叫“日耳曼人”而叫“德意志人”，“日耳曼人”是凯尔特人和罗马人对他们的称呼。大约从公元前年起，可能由于当地人口过剩的缘故，日耳曼人开始离开他们的故土南下。于是，日耳曼人被分为三大支：西支、南支、北支。 西支即条顿人。他们首先到达易北河和莱茵河，公元前年左右到达美因河，年后散布于德意志南部各地。上莱因的阿勒曼龙人和士瓦本人，中下莱茵的法兰克人，威悉河和易北河及哈尔茨山区的萨克森人，以及萨克森以南的图林根人，均属条顿人。日耳曼人的东支，包括汪达尔人、马可曼尼人、哥特人等，于公元前前年间渡过波罗的海，溯维斯瓦河而上到达喀尔巴阡山脉，然后又于２世纪抵达黑海。汪达尔人最后定居于西里西亚，马可曼尼人最后定居于波希米亚，哥特人到达黑海后再分为东西两支，其中东哥特人在４世纪建立起庞大王国，其统治范围一度扩及从黑海到波罗的海的地区。日耳曼人的北支，即后来的诺尔斯人（）或诺曼人，最初仍留在故地斯堪的纳维亚，但８世纪后也纷纷渡海南下。其中一些人在征服斯拉夫人和芬兰人后，于年定居于基辅并在那里建立起罗斯公国，（罗斯人）就是当时被征服者对入侵者的称呼，是基辅罗斯大公国的前身。另一些人于８世纪侵入英格兰，９世纪在诺曼底建立据点，然后从诺曼底进入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于 世纪建立起强大王国。 尽管日耳曼人的分布如此之广，但在历史上其生活和活动，始终在维斯瓦河、莱茵河、多瑙河与波罗的海之间。这是一片面积广袤的原始森林，其间杂以众多的平原、沼泽和水乡，从气候、土壤和地理上看毫无吸引力，因此，日耳曼人只能以户或几户为单位散居于此。人口较多、有十几户或二十几户的村落很少，各村落之间相距较远，相隔以森林。日耳曼人在公元前后，即从斯堪的纳维亚南下以后，便过着一种既不完全是游牧、也不完全是定居、随时准备迁徙的生活，因此他们没有形成居住中心，也没有教堂或庙宇，唯一类似于市镇的建筑物是建有围墙的营房（）。日耳曼人的房屋是一种木结构长屋，一般有平方米左右，一部分住人，另一部分养畜。由于男人要狩猎、畜牧、作战，耕作大部分留给了妇女、儿童和老人。 公元前后，日耳曼人还处于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期，其基本的社会形式是克兰（），由克兰发展为部落而部落又分裂出新的克兰，因此血缘关系还起着重要作用。虽然经常有许多小王国兴起，但不过昙花一现而已。土地归克兰或部落所有，每年的耕作和收获在家族或克兰之间分配，虽然个体耕作和个人财产还有发展，但公共土地和牧场（）一直存在。奴隶虽然已经产生，但一般领种主人的土地并拥有自己的房屋和家庭，同时向主人交纳谷物、衣服、牲畜等。日耳曼人除游牧和耕作外，还兼营简单工商业，甚至已开始使用铁器，还发明了带铁头的“夫拉矛”（），但却没有自己的货币，而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只有和罗马人交换时除外。 日耳曼人实行军事民主制，实权掌握在氏族贵族议事会之手，但遇有重大事件和战事须由民众大会决定，氏族首领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建立了只听命于他的“亲兵队”，它由青壮年组成，专事作战和防卫而不事生产，渐渐地发展成为一特权阶层。据塔西佗记载，“当一个人到达能使用兵器的年龄，就在人民大会上由一位酋帅、或本人的父亲或亲属给这个青年装备一面盾和一支矛”。可见，当时日耳曼人的社会是建立在军事组织基础之上的。 （３）非洲游牧民。在世界历史上，讲到游牧民族，人们常常只想到亚欧农业带以北的那些民族，很少想到亚欧农业带以南也存在过游牧民族。因在撒哈拉以南，亦属远农业带游牧民族。 从地理上看，非洲有在南北回归线之间，赤道横穿非洲中部，赤道两侧是大片的热带森林。而在这片热带森林的两侧，便是广阔的热带草原，南侧的草原尤为肥美，这里除稀疏地分布着波巴布树而外，生活着羚羊、斑马、犀牛、长颈鹿等多种动物。在南部非洲，热带森林和热带草原的分界线是刚果河，从这里往南，热带森林就让位给草原。南部非洲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比较大的有科伊桑人、班图人和布干达人，他们游牧但也从事锄耕，可称之为游耕民族。 科伊桑人是非洲大陆自古以来的基本人种，是东非和南非广大地区的最早居民。其最早的发源地在东非大湖地区，他们的肤色为黑色但略带黄色，从一开始就过着狩猎和采集的原始生活。当班图人强大起来后，科伊桑人在班图人的挤压下，不得不一边战斗一边撤退，一直迁徙到非洲大陆的南端，即今南非开普省境内。考古学家发现，在南非一些山脉的峭壁上，至今还残留着他们与班图人交战的画面。尽管科伊桑人早已由游牧转为游耕，但欧洲人仍把他们称为“布须曼人”（即“丛林中人”）和“霍屯督人”（即“愚蠢的人”），前者指在丛林中以狩猎为主的科伊桑人，后者指草原上以游牧为主的科伊桑人。 班图人发源于喀麦隆高原的西侧，即今尼日利亚和喀麦隆的交界地，后迁移到刚果河与赞比西河之间的分水岭地带。由于冶铁技术和锄耕农业的发展带来的人口增长，和北方苏丹尼格罗人不断南下的威胁，从１世纪起斑图人开始了长达年之久的大迁徙。其中一路向西刚果和安哥拉一带，向东的一支则迁到了东非沿岸，向南的一支经过赞比西河而至南非。在漫长的大迁徙过程中，其中一些氏族和部落不断独立出来，在新的环境下形成新的族群，建立过大小多个国家。今日赤道以南非洲居民的 ，可能都属班图人及其支系。班图人在大迁徙过程中走一步停一步，逐步地由游猎民族发展成以农牧业为主兼事狩猎的民族。 据传说，布干达人的祖先是巴契维希人，而巴契维希人的祖先是巴希马人，巴希马人原是游牧民族，视牲畜为他们的主要财富，发源于北方某地，最后定居于维多利亚湖谷地。他们后来显然受到班图人的巨大影响，并接受了班图人使用的语言，因为他们居住的这个地方后来被称为“乌干达”，“乌”乃是一个班图语前缀，是国家、土地的意思，“乌干达”即干达人之地。神话时代和庙宇文化：祭司和权威的形成 在文明产生时期，人类文化的主要特征是祭祀活动的频繁和庙宇文化的繁荣，其精神和观念基础是神话和传说，而其社会支柱便是祭司阶层。从某种程度上说，作为文明概括的国家及王权的形成也与祭祀活动有密切的关系，权威最初就是在祭祀活动中形成的，国王原是最大的祭司。《礼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文字主要就是用来记载神谕和其他祭礼活动的。 在此以前，人类崇拜的对象是图腾，图腾是异化的代表大自然的神秘莫测的主宰，其思想基础是直观的感觉，因此图腾崇拜常常与交感巫术相联系。当人类逐渐认识到自然的独立性时，便开始把大自然想象成有着某种独立意志的人格神，想象或具有人的感性特征的超人形象，于是对神的崇拜就取代了对图腾的崇拜。因此，在神话时代，最初出现的神灵均为自然力的化身。例如，在两河流域，阿努是天神，莫利尔是地神，马尔杜克是雷雨之神；在古埃及文明中，阿蒙是太阳神，骚特是月亮神，塞特是黑暗神；在古印度河文明中，毗湿奴是太阳神，库什是月亮神，山塔什（一音“特拉”）是司暴风雨之神；在华夏古文明中，人们崇拜的有掌管日月星辰的“天帝”，也有代表社稷、五岳的“地示”，还有代表先王先公先祖先妣的“人鬼”；在希腊神话中，有代表河神的俄刻阿诺斯，也有代表大地之母的盖亚，还有代表宇宙的乌刺诺斯。人们所崇拜的神有几个特点：第一，它们都是自然力的化身；第二，这些自然现象在人类生活中有重要的作用；第三，当时人们对这些自然的奥秘缺乏了解。因此，当时人类对这些神的观念是二重的：一方面把神抬到主宰一切的高度而加以崇拜，另一方面这些神在人们心目中又常常是形象诡异、面目狰狞的。 由于“神”是自然、人间、天宇的主宰，对神的祭祀活动成为古文明形成时期人类一切活动中最重要的活动，用《礼记祭统》的话来说就是一切“莫重于祭”。因此，在所有古文明形成时期，在当时人们留给后人的所有文物遗址中，最突出也最重要的建筑是用于祭祀的祭坛。例如，苏美尔最古老的城市是埃利都，其最重要的建筑就是它的神庙，这个神庙的建筑前后持续千余年，在地下留下了多达层的建筑层，祭供神像的大厅长米、宽米。在以哈拉巴命名的古印度文明中，虽然未发掘出高大突出的神庙，但摩亨约达罗城堡中最突出的建筑设备是被推测可能是供祭师净身之用的“大浴池”。年在中国浙江余杭反山发掘出的一处属于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龙山时代的祭坛遗址，东西长约米，南北宽约米，其规模之大令人惊诧。在克里特文明中，克诺索斯王宫内、处于突出的中央庭院是王宫中最大的庭院（长约米、宽约米），其西楼既有国王的办公处，也有许多神龛神坛和专门的祭仪大厅，可见祭祀的重要。至于美洲印第安文明中，玛雅文明中最庄严雄伟的建筑物是金字塔，如奇钦伊查有名的“库库尔坎”金字塔，便是一种专供祭祀的祭坛。所以，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庙宇文化的繁荣是古文明兴起时期的重要标志，也是各古文明的重要内容。 凡大祭，有两件大事为要：一是要定人，二是要立制。定人，就是要选定祭祀活动的主持人即祭司，祭司担负着在神与人之间进行联系的重任。祭司一方面向人们传达神灵的旨意，另一方面又把人们的祈愿转告冥冥中的神灵。久而久之，在频繁的祭祀活动中，祭司作为一个拥有特殊身分和职责的集团，就被赋予了超出于一般人的权威，而成为人类社会中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的一个特权阶层。立制，就是确定各种祭祀活动的权威性、严肃性和有序进行。在摩亨约达罗城堡遗址中发现的“大浴池”，如果果真是供祭司祭祀前净身之用的话，那么从“大浴池”建造的规模和水准来看，古代对有关祭祀的礼制是非常重视的。中国专门记载古代各种礼制的《礼记》中，有关祭祀的礼制的篇幅有三：祭法篇、祭义篇、祭统篇。对祭坛的设置、祭祀的时间及各种注意事项，均有详细的规定。各古文明中有关祭祀的仪制类似。因此，大体可以说，历史上最早的制度是礼制，而礼制中最重要的制度是祭祀制度。 在历史上，最大的祭祀活动通常是由氏族、部落或国家的首领来主持的，因此国王原是最大的祭司。甚至可以说，国王之所以为国王，首先由于他是宗教领袖，他首先是通过转达神的意旨而获得权威的。例如，在苏美尔各城邦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城邦最初的统治者通常称为“恩希”，恩希同时就是掌握城市神庙的祭司。国王起初是借助主持祭祀活动，即借助神灵来树立自己的权威，为了巩固和增强自己的权威和权力，进而便产生了把自己也变成神的思想。所以古埃及第三王朝乔塞尔在建造金字塔时，就把原来的马斯塔巴形变成了尖锥形，以便自己死后由此登天入云成为拉神。以后，国王干脆就把自己说成是神或神的儿子，如克里特米诺斯王在传说中，就是天神宙斯与人间美女欧罗巴所生之子，以便国王可以直接代表神的意旨行事，就像汉谟拉比在制定法典、武王在伐纣时所做的那样。前者在一个碑文中曾说，《汉谟拉比法典》是在“阿努和贝尔授予我治理苏美尔和阿尔德之权时”制定的。武王伐纣时在《泰誓》中也说，“今商王受，弗敬上天”，“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由此看来，历史上最早的政体和体制，都是政权和神圣合一的。詹乔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写道： “当我们指出古代国王通常也是祭司的时候，还远 未详尽阐明其官职的宗教方面的内容。在那些年代里， 笼罩在国王身上的神性决非是空洞的言词，而是一种坚 定的信仰。在很多情况下，国王不只是被当作祭司，即作为人与神之间的联系人而受到尊崇，而是被当作神灵。他能降福给他的居民和崇拜者，这种赐福被认为是凡人力所不及的，只有向超人或神灵祈求并供献祭品才能获得。因而国王们又经常被期望着能赐与国家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等等。这种期望，必然使现代人感到奇怪，但对早期人类来说，这是一种十分自然的思想方式。”与此相联系，这个时期的文学和艺术，许多也打上了神话和宗教的色彩。世界上第一部史诗是苏美尔人创作的《吉尔伽美什与阿伽》，形成于公元前年代前期，它反映的是乌鲁克王吉尔伽美什的故事。它是史诗而不是神话，自始至终是历史的。但大量的文学和艺术产品，都深受神话和宗教的影响。一个约公元前年的古埃及的作者，在被称为《阿美涅莫佩的智慧》的诗篇中写道：“宁要上天所赐一口，不爱他人盗粮千斛；宁可穷但得神喜悦，不可富却成守财奴。”形成更早年代的《沉船水手的故事》的作者，把自己的脱险完全归功于神的搭救：“啊，神啊，出于你的意愿我逃离故国亡命此地，现在求你让我重返故土。”苏美尔古地亚王用类似的诗句来颂扬位伽什城的保护神巴欧女神：“啊，女神，创建拉伽什城的圣母，在你的庇护下，你的子民富庶强盛。”这个时期的医学、天文学和几何学，也与宗教活动有着密切关系。如制作木乃伊的需要导致古埃及解剖学的产生。为了确定农时同时也为了确定举行宗教仪式的日期，推动了天文学和最初的历法的产生，甚至地图的绘制也与宗教有关，如埃及的地图均以天国为终点，因为人们关心死后继续走完通向天国的旅程。 促成文字发明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在古代惟一拥有知识、使用文字的却是祭司阶级，许多文字的发明都与祭祀活动有詹乔弗雷泽：《金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年版，第页。关，并用来记述占卜的结果。例如，作为世界古老文字之一的甲骨文，就是用来记述占问之事和吉凶情况并供日后检查是否灵验而刻在甲骨上的。而它包括的内容却广及天时、年代、祭祀、征伐及天灾、人祸、疾病等等。小结本篇所讲的几大古文明，如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哈拉巴文明、华夏文明及爱琴文明，有一个突出的和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文明，并为以后各大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原型和母体。因此，这些文明都是原生型文明。最能体现和区分这些原生型文明的是文字，古埃及的文字分碑铭体、僧侣体和人民体，它不同于苏美尔人发明的楔形文字（或钉头字）。克里特迈锡尼的文字有象形的，但更有线形的而且分为两种，自然更不同于古埃及的文字。中国的文字，从仰韶时代陶片上的刻符到在山东邹平丁公山发现的龙山时代的土陶文，再到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文，既不同于古希腊的线形文，也不同于苏美尔人的钉头字。至于印度最早的文字和玛雅人的文字，至今尚未释读成功，更不同于上述所有古文字。这只能说明，这些古文字和它们所代表的整个文明一样，最初是在完全独立的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虽然它们产生和发展的时间也不同，有先有后。因此，可以进一步说，人类各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第二编 蛮族入侵与文化交流概述 从公元前约年起，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史实是北方游牧世界对亚欧农业带的断断续续的入侵，并由此形成三次较大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流的浪潮。在“蛮族”冲击下，个别古代原生形文明灭亡了，但大多数古代原生形文明获得了更新，形成一批又一批派生和再生形式的文明，并产生了一系列更加强大的帝制国家。这些帝国无论是由本族建立的还是由异族建立的，都是以原有的农耕文化为主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并都直接或间接受到异质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有好也有坏，但从这种文化交流中所获大于所失。正因为如此，人类文明从经济到政治、从制度到文化、从物质到精神，在这个时期都比以往的原生形文明更加成熟。在经济上，农业和手工业空前发展；政治上，国家体制日益完善；制度上，立法和监察制度各成系统；文化上，文学和艺术都空前繁荣；物质上，衣、食、住、行都极大丰富；而在精神上，则形成了三大世界性宗教，即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一个起着近似宗教作用的儒家思想（或称儒教），在宗教 伦理价值上都自成体系，并分别影响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精神生活，塑造着人类各大文明体系的基本面貌和特点，使之具有不同的文化性状和本质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大宗教和儒家思想及其价值体系的形成，是人类各文明成熟的主要标志。蛮族入侵与文化交流 在上一篇，我们讲述了农业文明如何率先兴起于东方，尤其是五个原生型古文明兴起的历史和特点，以及若干情况。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那些游牧民族的兴起在时间上要晚于农业文明的兴起，且各游牧民族出现于历史舞台时间也是有先有后的。这些游牧民族好比演员，总是把某个山区当作自己的化妆室，而把茫茫的大草原当作舞台，当他们一个接一个梳妆打扮好了以后，依次走出化妆室进入大草原，上演他们的历史剧。只不过，他们演出的历史剧大部分都是武戏而不是文戏。这是由游牧民族的性格和特点决定的。 农业民族从事的是种植经济，它要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因此其生产和生活方式相对稳定，甚至世世代代也离不开土地。同时，农作物的生长受季节变化的制约，农业耕作虽然劳动繁重但又很有规律。农业属于自然经济，以家为本但兼营手工业和小商品，因而带有很大的自给自足的性质。《帝王世纪击壤之歌》说，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形象地概括了农业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特点。与此相反，游牧民族却要以水草的好坏为转移，逐水草而居，因而其生活带有很大的流动性。为了适应这种流动性，游牧民族必须学会并具有两种优良品质：一是骁勇强悍，二是善于骑射。而这两种品质相结合，就产生了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的一个新兵种：骑兵。骑兵成为以后游牧民族与农业世界对抗的有力工具。正如《史记匈奴列传》所云：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以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游牧民族对农业世界的多次入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比较大的有三次，但在这三次大冲击的前后还有它的序幕和尾声。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冲击的序幕，是由属于印欧进入安纳托利亚和希腊半岛拉开的，但是他们最初并没有对这些地区原有的农业文明构成威胁。游牧文化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冲击始于公元前世纪，入侵者主要就是印欧语族的游牧民，结果除古埃及文明和华夏文明外，米诺斯文明、苏美尔文明和哈拉巴文明均被灭亡了，但同时也促成了巴比伦、希腊古典文明的兴起和印度文明的更新。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冲击始于公元前２世纪，入侵者主要就是来自中国北部阴山和祁连山的匈奴人，其结果是促成了秦汉帝国、萨珊王朝、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印度笈多王朝的衰落，同时在这些旧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大唐帝国、阿拉伯帝国、拜占庭帝国，并间接导致了基督教文明在西欧的兴起。游牧民族第三次对农耕文明的大冲击始于世纪，这次大冲击主要来自蒙古人和突厥人。但这次大冲击与以往的历次大冲击不一样，它不仅没有直接导致众多主要文明的灭亡，反而在西方促进了西方基督教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在东方则造成了元朝对中国的统治。蒙古帝国的瓦解已耗尽游牧民族最后一点气力，以后再也无力重新组织新的对农耕世界的冲击了，后来虽然还发生过满族人入主中国的事件，但那已是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所带来的冲击的尾声了。 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冲击，在历史学中常常被指称为“蛮族入侵”，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形式。首先，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相比，虽然较为落后，但并不是所有游牧民族都处于“野蛮”状态。他们大多仍处于氏族和部落发展阶段，但不少游牧民族已有一定程度的文明，有的已开始由游牧转为定居并从事一定耕作，有的在手工艺方面已达到相当水平并开始使用铁，有的已出现了国家形式的萌芽并拥有了自己的文字。所以，当游牧民族侵入农耕世界后，也多多少少把游牧民族的文化和技术传给了农耕民族。事实上，后来印度的古典文明和希腊的古典文明，都是由入侵的印欧语族创造的。其次，农耕民族在文明程度上高于游牧民族，但比起游牧民族来过于文静柔弱、缺乏活力。为了抵御游牧民族的不断侵袭，许多农耕民族不得对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体制进行改革，甚至借鉴入侵的游牧民族的某些技艺，从而使自己更加强大起来。中国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公元前年在国中实行“胡服骑射”，成为关东各国中除齐国之外的最大强国，以至于公元前年一度大败秦兵，就是一例。它说明，对异质文化的吸收有助于农耕民族提高自身的文明水准，增强抵御外来不良文化侵扰的能力。第三，文化的力量比武器的力量大千百倍，在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和影响中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对文明民族的武力征服最终会被文明民族的文化所征服。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农耕经济对游牧民族的影响。由于这种影响，在每一次游牧民族的大冲击之后农业文明的空间都获得了扩大。如前所述，最初的亚欧农业带仅限于北回归线至北纬度左右的狭长地带，游牧民族的第一次大冲击使之扩展了个纬度，达到了多瑙河—高加索—药杀水（今锡尔河）—天山山脉—线，第二次大冲击又使之向南北扩大了共约个纬度，向北扩展到易北河、黑海、里海一线，而向南则扩展到孟加拉湾。第三次大冲击之后，游牧世界明显更加缩小，以致到最后收缩为一些孤立的地区，并演变成半农半牧的民族，和农业民族的区别越来越小。 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交流，其情况和影响有三：一种情况是一般化，二者之间虽有某些接触，但均不很深，难于产生重大的结果或影响；另一种情况是，力量对比悬殊过大，以致一个被另一个吃掉或消灭，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影响。但两者之间的交流如果超出一般交流的范围，又未能造成一个被另一个吃掉的后果，而是通过交流产生了新品种，就可称之为“杂交”了。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是如此。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三次大冲击，在亚欧大陆演出一出又一出悲剧或喜剧，引发了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兴衰更迭，但也由此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庞大无比的帝国，其中有不少是超出地区范围的世界性帝国。但有形的帝国没有一个存留下来，而在这种各种文化之间的冲击、交流和碰撞中形成的几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并非宗教的儒教——却各自影响着成千上万人的生活、行为、伦理、道德，并经种种磨难而仍能长存于世，成为比有形帝国更长命的无形帝国，原因就在于它们是在文化杂交中形成的，是留存于心的伦理价值体系。希克索斯人的入侵与古埃及文明的中断 古埃及文明在它的中期曾十分繁荣。第十二王朝的创立者阿门涅姆赫一世被称为“一位像查理大帝一样的强人”，他把埃及的首都从孟斐斯迁至底比斯，大大地加强了对上埃及的控制。这位国王在一篇碑文中自我夸耀说：“由于我，尼罗河和两岸河谷，风调雨顺。在我当政年代，没有人饿，没有人渴。因为我，人民安居乐业。”据历史家研究，他的话并非全属虚妄。在第十二王朝统治期间，埃及人一次又一次地驱逐了入侵的努比亚人，并修建了从尼罗河到红海的运河，塞努斯里特三世曾带领他们远征巴勒斯坦。 但衰落往往是紧随着繁荣而来的。中王国本是在长达年的混乱后建立起来的，大规模的奴隶和贫民的暴动和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奴隶和贫民与奴隶主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 在中王国时期，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奴隶的使用更为普遍和扩大，为此以掠夺为目的对外战争频仍，以致叙利亚奴成为奴隶的通称。阿门涅姆赫一世告诫儿子说：“臣属一个也不可信任，危险的人到处都是”，“不要相信什么兄弟，不要相信什么朋友”，“因为在这乱世，人人不可信赖”。他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就在他在位期间就发生了诸侯的叛乱，叛乱的领导者就是他一手提拔的两个部下。 第十二王朝末年，埃及法老政权再趋衰微，其突出表现就是地方割据的再起。第十二王朝后，新建的第十三王朝虽然仍以底比斯为都，但已不具备统一全国的实力，只能盘踞于南方一隅，苟延残喘。而新起的第十四王朝，则不再以底比斯为国家的政治中心，而是以尼罗河河口三角洲为基地，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地方小朝廷。与此同时，奴隶和贫民的暴动再起，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可谓前所未有，这在《伊浦味陈词》中可找到有力的证据。伊浦味是一贵族阶级的代表，整个陈词充满了责族对奴隶和贫民的仇视，有人认为陈词反映的是第一中间期，即中王国以前奴隶和贫民起义的情况，但该纸草卷发现于萨卡拉墓地，从字体和书法看是写于新王国后期，其文辞用语带有很强的纪实性，所述事实与写作者不应相隔太久。因此，我们认为它所反映的正是新的混乱时期的史实。 陈词提到“三角洲”、“北国”，一个提到的具体地名“伊布赫特”，据考证大约在尼罗河第二瀑布以北，也在下埃及。因此，陈词所说的暴动和起义很可能发生于下埃及。但暴动发生后，显然巳由地方性起义变成为全国性的，以致“污秽遍于全国”，国都“在顷刻之间遭毁”。起义的最大后果是法制的破坏，“审判厅”已变成为任意出入的场所，“档案库”被起义者抢劫，官吏被打死而公文被拿走。在失去了法制后，奴隶成了自己的主人，“女奴隶越来越擅长自己说话了”。于是“最好的田地已落在匪徒之手，庶人已变成珍宝的所有者”，而“贵人饥饿而陷入绝望”，甚至不得不去做“推手磨的工作”。以至那些书吏也“无事可做”了。这份陈词的作者惊呼：“以前所预言的事，现在都实现了。” 内政的混乱、奴隶的暴动以及国力的衰落，为外族的入侵提供了机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原住于巴勒斯坦、叙利亚的希克索斯人乘虚而入并在埃及找到了立足之地。如前所述，希克索斯人是闪米特人的一支，但从其语言中留下的印欧语言和文化的残迹看，这支族人中也掺杂了西亚甚至中亚游牧民族的成分。他们当时还处于游牧部落阶段，在经济和文化上比较落后。但他们已使用了马拉的轻型战车，即两轮战车，而这是当时已处于先进地区的埃及人所没有的，这给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战争提供了优势。他们进入埃及之后，采用逐步渗透的办法，终于占据了尼罗河三角洲，以致控制了整个下埃及。约从公元前年起，希克索斯人乃自立王朝，先后建立起第十五、十六王朝，而以三角洲东部的阿瓦里斯为都，从而使埃及人自己的政统第一次被打断。这和第一中间期有些不同，第一中间期虽然出现了大规模的混乱，但第七至十王朝的建立者都是埃及人，而第十五、十六王朝的建立者则是外族人，所以我们说它标志着埃及政统的“中断”。 希克索斯人建立的政权不仅控制了三角洲和下埃及，也最终使上埃及臣服于它，只有地方各州仍保留着自己的政权。关于希克索斯人的入侵及其影响，在《伊浦味陈词》中也有所反映，只是以往的研究者只注意到它所反映的奴隶和贫民起义的情况，而不太注意它所反映的外族入侵的情况。例如，陈词说：“国境变成沙漠，各州被洗劫一空，蛮人从外面进埃及了。”过去由于认定它反映的是国内奴隶起义，该文献的俄译者把“蛮人”解释为“奴隶”，但为什么说“蛮人”是从外面进入埃及的呢？这本来是 引自林志纯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伊浦味陈词”，商务印书馆，年版，第页。不合逻辑的，如果把它解释为蛮族入侵，就合情合理了。明白了这一点，陈词下面的话也就易解了：“那全部三角洲，它已不再是有防卫了……要使得不至处处都成为侵入的路径，我们又有何计可施？蛮人对于三角洲的工作，已经熟悉了。”当然，由于文献并没有直接说明“蛮人”为何许人，我们的解释还只能算推测，算一家之言，待以后考察。但有一点很清楚，迄今为止史家只提到第一中间期有奴隶起义，却极少提到有外族入侵（特别是大规模入侵），这和陈词所谈到的史实是不符的。 但希克索斯人对埃及的统治不可能长久，一是本来各州还保留着埃及人的政权，二是希克索斯人“残酷地对待一切本地居民”。所以，当雅赫摩斯一世领导的驱逐希克索斯人的斗争起来后，显然得到了广大埃及人民群众的支持，并终于在公元前 年重新建立起统一王朝：第十八王朝。而且，从雅赫摩斯一世起，前后有四位国王均发动过对外战争，先后征服努比亚、巴勒斯坦、叙利亚，从而把古老的埃及王国变成为帝国。为了巩固帝国的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的体制，在阿蒙霍特普四世（公元前前）在位期间，他提出只祟拜太阳神而废止原有的多神祟拜，以抑制神权而提升王权。因国王本人的名字与被封闭的阿蒙神庙的名字相同，乃易名为“埃赫那吞”，意为“阿吞之光”，故这次宗教改革，史称“埃赫那吞改革”。一神教思想的提出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是埃及统一的文化形态形成的标志，其影响是深远的。 埃及文明的一些重要成果都形成于新王国时期，特别是第十八王朝时期。这个时期留下的医书《埃培尔斯纸草卷》涉及解剖、生理、病理等学，所载药方达件。它认为：“脉管是从心脏分向人体的每一部位的”，“医生秘诀的根本，就是心脏运动的知识”。这个时期创作的《阿吞颂诗》，语言炽热而不失纯朴，有很强的感染力和文学价值。石刻铭文《图特摩斯三世年代记》长达行以上，详细记载了一代国王转战南北的史实，是一篇难得的编年体史著。底比斯阿蒙神庙经几代扩建，其面积达 平方米，其圆形大五柱就有根，根中央大柱直径 米、高达米，是现存的古代最大石柱。至于它在数学、几何、天文等学方面的进步，以及雕刻、绘画、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就更多了。但这个帝国从第二十一王朝起开始分裂，形成底比斯、塔尼斯两个首都。此后各王朝除第二十八至三十王朝为埃及人所建外，其余几乎都是由外族人包括利比亚人、努比亚人、亚述人、波斯人、希腊人建立的，古埃及历经朝终为外族人所亡。但古埃及灭亡的根本原因在内不在外，其根源可追踪到埃及人“死后胜于生前”的观念和习俗。为此历代国王大兴土木建造金字塔坟墓，不仅耗尽了它的几乎全部财富，而且使奴隶制在埃及实行得极为彻底。古埃及文明远离亚欧农业带，几乎是在封闭状态下发生和发展的，其文明对异质文明缺乏抵抗和包容能力。希克索斯人来而复去，未见对这个古文明留下任何重大影响，在赶走希克索斯人之后建立的帝国，以对外征服掩盖了国内早已存在的重重矛盾，可以说又耗尽了它最后一点国力。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伟大的古文明的灭亡当是不难理解的。赫梯、腓尼基和希伯来 在古埃及和巴比伦之间，曾经兴起过三个重耍文明：赫梯、腓尼基和希伯来。它们从北部的小亚细亚到南部的加沙依次排开，不断遭受附近其他文明的侵袭，但也对它们周围的文明发生影响，在历史上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尤其是希伯来文明，其影响和它的地理比起来，正好成反比。 印欧人与哈梯人的融合，以及统一的赫梯民族的形成，显然为这个民族在小亚细亚的崛起提供了活力。早在公元前年代初，赫梯人就学会了开矿、冶金技术，并与周围许多地区有商业往来。亚述人还在赫梯境内设立商站和据点，这些对赫梯原始社会的瓦解，和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都有很大助力。在大约公元前 年，赫梯人先后建立起一系列奴隶制小国，并在相互征战中逐渐形成以哈图斯为中心的统一国家，遂崛起于小亚细亚。至公元前世纪后期，为了巩固和加强王权，赫梯王铁列平制定王位继承法，确立长子优先的原则，同时规定无长子时由次子继位，这就既巩固了王权又确保了家族的统治。赫梯在西亚的势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公元前年竞举攻陷巴比伦，灭其第王朝。之后，虽然在埃及新王国走向帝国，并入侵叙利亚、巴勒斯坦时，赫梯相形见绌、一度臣服于它，但赫梯仍是当时西亚和埃及的最大威胁。公元前世纪，赫梯已控制小亚东部，并将势力渗入叙利亚及巴勒斯坦。赫梯的强盛，除它有着游牧民族的传统、使用战车和骑兵赋予它在军事上的机动性外，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最早使用铁的国家之一，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公元前世纪末和前世纪制定的《赫梯法典》，共条，不仅相当完整地规定了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一些条款还涉及对外关系和对外国人的事务，其内容之丰富、法制之完备仅次于《汉谟拉比法典》，有的地方更有过之。法典多处将“公社”和“家庭”、“村落”并提（第条），规定公社成员负有“鲁采”（公共服役）和“萨含”（军事）义务，说明氏族公社的残余还大量存在。但法典关于土地买卖和不得侵犯他人财产的大量规定表明，私有制已经确立并已是赫梯社会的经济基础。赫梯社会中，阶级和阶层极为复杂，被分为王公、贵族、大屋、祭司、商人、农民、战士、奴隶，等等。但和汉谟拉比法典一样，“自由民”和“奴隶”的划分也是赫梯谈得最多，因而也是该社会最基本的划分，说明赫梯文明是建立在奴隶制之上的。赫梯人在文化上有诸多成就，他们用楔形文字来记述印欧语言，同时仍保留了哈梯人原始的图画文字的痕迹，在铭刻和印章中使用象形文字，并有借用埃及象形文字的痕迹。赫梯人在建筑艺术方面亦有特色，尤其善用石料装饰门面，古都哈图斯以巨石砌城墙，城门两侧各有一座石雕雄狮，王宫大门也有类似神兽守门，在古代各文明中独具风格。至今，在拍林一家私人博物馆中，还藏有来自赫梯的一头精致的黑色石牛、一座赫梯三面神神像和一具狮身人面像。亚述、波斯、中国的守门石狮可能就是源于赫梯。公元前世纪初，赫梯与埃及交战于叙利亚，从此元气大伤，后为亚述所灭。 公元前前世纪，当埃及与赫梯均已衰落而亚述帝国尚未兴起之际，腓尼基是活跃于地中海东岸的重要民族。这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大约在公元前至年代之交，就跨入人类文明的门坎，在地中海东岸以港口为中心形成一个个奴隶制城邦，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西顿、推罗、毕布勒、乌加里特。这些城市虽然占有一定领土，但其经济主要是建立在商业的基础上的，因腓尼基的东边有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只有大海才是他们唯一的也是广阔的出路。正因为如此，这些城邦的贵族、奴隶主大多是商业奴隶主，城邦的国王、官吏和城邦会议的成员也都出自商业奴隶主或从他们中间选出。腓尼基商人的足迹遍及地中海、非洲沿岸，远及西班牙和英格兰，在那里留下了大批商业殖民地，如塞浦路斯、梅利他（马耳他）、迦太基、加的斯，等等。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记载过腓尼基人环航非洲的传说：“于是腓尼基人便从红海出发而航行到南海上面去，而在秋天到来的时候，他们不管航行到利比亚的什么地方，都要上岸并在那里播种，并在那里一直等到收获的时候，然后，在收割谷物以后，他们再继续航行”。公元前年代中期，埃及由王国演变为帝国，控制着腓尼基毕布勒及以南各邦；而北部的乌加里特，在公元前和世纪，则处于日益强大的赫梯影响之下。尽管如 林志纯：《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两务印书馆，年，第页。此，由于商业的活跃和财富的积累，腓尼基各城邦以雄厚的经济为基础，都在相当程度上保住了自己的半独立地位，从而为以后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公元前９世纪时，在国王希拉姆一世（公元前前）领导下，推罗发展成腓尼基最强大的城邦，曾远征塞浦路斯和非洲，并把毕布勒和西顿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使腓尼基进入鼎盛时期。《旧约全以西结书》称赞推罗说：“你由海上运出货物，就使国民充足；你以许多资财、货物，使地上的君王丰富。”另一文献说，到色卡里亚（约公元前年）统治时，推罗“街上堆银堆土”。但这个时期腓尼基的最大成就是完成了字母文字即腓尼基字母的创造工作，字母即拼音符号的使用在埃及象形文和巴比伦楔形文中均已存在，但均未能将其彻底发展而简化成单一的拼音符号，而腓尼基人完成了这一工作。大约在公元前年代中期，乌加里特人采用楔形文字符号，制定出一套共字的字母，而毕布勒人则利用埃及文字中已有一定简化的西奈字体，创造了一套仅个字的字母。这套字母虽然只有辅音而无元音，但它已为西方拼音文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已知最早使用腓尼基字母的证据是出土于毕布勒的埃赫伦王石棺铭文，其年代约在公元前年左右。 在巴勒斯坦这个“流着乳与蜜的地方”，住着几千年来闪米特人的后裔，在公元前世纪时正处于从部落联盟向奴隶制国家过渡的时期，在北方和南方分别建立了以色列和犹太国家。据记载，从生产和工艺看，当时这里已从青铜时代过渡到铁器时代，农业中已有了铁制铧、犁的使用，而且可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铧犁的地方之一。这里出产的谷物、常用来换取腓尼基的木材、黄金及埃及的工艺品，还有非洲来的檀香、象牙。私有制已经出现，奴隶的使用也很普遍。《旧约全书出使埃及记》上说：“你若买希伯来人作奴仆，他必须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因这一带不仅出产大麦、小麦、玉米，还盛产葡萄、橄槛、枣及无花果。由”；若奴隶不愿离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公元前世纪后期，为了结束民族内部的争斗和抵抗外来的压力，经各个部落在部落会议上抽签选举，来自以色列的扫罗（公元前前）被推为这个民族的第一位国王。不久，扫罗死，大卫与扫罗之子争夺王位，后大卫战胜扫罗之子为王，终建成统一的以色列一犹太国（公元前前），并定都耶路撒冷。到大卫之子所罗门统治时，在外交上采取与埃及、腓尼基等交好的方针，使之在政治上巩固、经济上繁荣，以色列犹太国遂成为当时西亚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乃在耶路撒冷城东部建王宫和圣殿即以色列民族的神庙，永留青史。所罗门死后，这个国家再度分裂为南北两部，以色列奉耶罗安为王，另立新都撒马利亚，犹太仍以耶路撒冷城为都。公元前年，亚述王萨尔贡二世陷撒马利亚而灭以色列，掳去人。公元前年，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摧毁耶路撒冷并洗劫其圣殿，犹太举族成为“巴比伦之囚”。到公元前年波斯灭新巴比伦后，才将其送回巴勒斯坦，并重建耶路撒冷。以色列—犹太人所用语言为希伯来话，它和腓尼基人使用的字母类似但亦有自己的特色，因此一般把以色列—犹太人的历史和文化统称为“希伯来文明”。它虽然不是最古老的文明，但却是一个自成体系且影响很大的文明，其集中的表现就是犹太教。与大多数古老民族一样，以色列—犹太人最初亦是多神的信奉者，包括耶和华、巴力神和亚斯他采神。考古学家发现公元前９世纪时米兹帕古城，就有一个供奉耶和华的神庙和一个供奉巴力神的神庙。但以色列被灭，仅犹太国尚存之际，苦苦挣扎的犹太人开始把耶和华奉为最高天神——上帝，希望它能拯救作为“选民”的以色列人，并开始有人以“先知”的身份在群众中宣传这种信仰和教义。后来这些传教活动和教义被不断积累和整理，遂形成一个自成体系的宗教即犹太教的经典，称为《旧约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