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被掏空的感觉:[书余文字]民间思想家王康的俄罗斯精神及其他

          哲学思考三则
　　
　　1藏传佛教与荣格心理学
　　
　　我现在越来越感到讲真话的难处了。首先在于讲真话不能带来任何好处，相反会带来更多的个人伤害。这就是为什么文明社会中，敢讲真话的人，要么会陷入一种皇帝的新装的虚妄，要么会同苏格拉底喝毒药而死。当然，前者的真话与后者的真话会有所差异，也就是所谓民间俚语与抽象真理，这两者在表达真话的性质时，面对不同的智商人群，有时往往出现了混淆视听，真假不分的情况。因此真话在这样的局限性中，会形成一种异化。也许让人相信一句假话带来了明显的好处，比相信一句真理带来的虚幻幸福要容易得多。因此文人作家提倡讲真话，一向被指称为非法和禁区，从这里也可能看到我国在抽象的真理发现与创造上，实在是乏善可陈的。那怕是在研究帝王的床上功夫和天然中医道德方面，关于理性思维方面的创造与著述，也是不及于西方的某些宗教伦理和科学发现了。人们可以比较史，从中找到中华民族比欧美民族有更多的进步性，人类的文明史当然少不了中国的历史，所以西方也一直是承认东方历史的辉煌成就的，也没有人说中国历史是个愚民的历史。只是他们后来居上之后，所能轻视的可能是中国的当代史和当代人。因为他们不思进取，几千年所享用的一个帝制已经彻底腐烂了，儿皇帝都不会说真话了。
　　
　　 我们当然也有先进文化的，也就是在中国取得成功的西方共产主义理想，这仍然不是中国式的理想，中国式的理想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宣誓等。这里是否有假话和真话都是不能置疑的。因此这个区域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真理，被权威化起来。谁打破了这方面的权威，就会论为有罪。这好比西方的一部《圣经》，那也是不能随意进入个人颠覆的，是国家的道德化权威。不过，圣经所言的语言智慧，也十分的抽象和富于进取精神，更多的真话是建立在个人的自觉忏悔上，给予一个人的自由选择的更多空间，因此这种修性方式，培植了国民的自由潜性，而我们的《四书五经》，更多强调制性的是家族的尊卑秩序和顺从，不是个体心灵的创造性自我选择。因此在这种状态下的讲真话，都是大同一统和感性的。直觉更服从于某种权威性。因为权威构成讲真话就是庞大的谎言。因此讲真话变成了真实的谎言集体、谎言国家、谎言世界。这个世界让我们已经受用了好多年了，现在还在受用之中。因此讲权威、讲假话、讲空话、讲大话，仍然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底色。
　　
　　 我也是个一个讲很多假话的人，当然是“真实的谎言”或“善意的谎言”的承担，但也无法逃避心灵的最高审判。从小时候到现在，到底有多少真话是值得记忆的呢？如果不是从个人的忏悔出发，我还是没有勇气说出我的全部真相，即一个真实的自我。那些隐蔽有心灵深处的暗流、私欲、爱憎、软弱、耻辱、无奈、狂妄、和隐痛，这些都是在不能付诸讲真话的实践中，存于个人的思想的意志。一个人的思想是否有罪？讲出思想的真实是否有罪？讲出人性的弱点是否有罪？讲出人性的内心之恶是否有罪？当我们无视思想的时候，思想的真实却在生活中发生了。当我们醒来看到真实的荒诞时，那种荒诞却早已在头脑时发生过了。记忆是我们的敌人，却又是我们的朋友。而思想不仅仅是记忆，还是创造。人性的创造带来了人性的飞跃。一切现代生命现像，已经呈现出某种新新人类的特征。这时我们还来谈道德立国就是“皇帝的新装”，是谎言中的真实，但这真实却没有形成思想，而是体制。因此体制的压迫比心灵的压迫更甚，因为它被合法现实化了。正如万里长城，那是有形的的中国人的心理防范，但是心灵的冲突比长城走得更远。没有人能抵达。此谓思想有多远，路就有多远。任何外在的压制也无法让心灵的欲望屈服。讲出真话，是冲突破历史禁区的唯一出路。真话在面对体制权威时就是真理，那怕这句真话是恶的、耻的、脏的。
　　
　　 一生中到底讲了多少假话，这个已无法核实了，但在现实生活中，活着的人往往会在假话的处境里而不自知。这是人生的最大的悲吧？因为他从没有看清自已活着的真实，也就等于白活。也就是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诗人藏克家歌颂鲁迅是一个真实活着的真人。但他没有看清自已也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活着。这在面对体制时表现得更为明了。诗人是伪的。但伪的却可以活下来。活下来并无罪恶，但对于真话和真我却是罪恶，因为心灵从来不受假面具的制约，它永远处在公平的审判中。芸芸众生唉，草民百姓，我们有一百个理由为活着作证明。但是心灵的澄清，却无法区分人人平等。心灵的高贵不是每一个人能企及。这是上帝的安排和真理的赐恩。我对真实的灵魂深表敬畏与向往，正如我经常要想讲出自我的真话。这是一个多么难的过程。语言能描述自我的真相吗？在面对众多外在的力量中，心灵讲出真话如同炼狱。昨晚是老婆看我的这个博客，提出我讲了好多假话，犹其是对她的描述有太多的夸张成份，而且还提出侵害了她的隐私等等，给了我当头棒喝。她认为我的讲真话，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表现，没有顾及他人的感受和心理承受力，反而把讲真话的初衷，变成了人身的设防与攻击，与现实生活是无益的与人身无益，写这些东西暴露了自已的弱点，反而被他人利用和打败。老婆要求我立即停止这方面的写作。我想当年卢梭写《忏悔录》时，他付出了很多代价，受到四面的猜疑和攻击，值到现在还有人在质疑他的语言的真实性。
　　
　　 断断续续读了《藏传佛教与荣格心理学》。感到两者的文化对比，存在着个体沟通的可能性，但在面对体制权威时，这种沟通会打上虚妄的色彩。比如上星期在广州的世界佛学大会上，纪念唐朝玄奘法师，政府和佛教界联合搞了一个新的重走西天取经路，当然国王虽然没有亲自送行，但很多官员政客及商人，频频亮相，整个仪式商业操作太浓，官商结合和宗教结合，也使法师们讲出了太多的歌功颂德的虚妄之言，面对众多受难的心灵，法师们大讲太平盛世，类比唐朝，这是大假话了。而在前不久西方的教皇保罗亲自主持波兰圣教大会上，当然也有一些官员，但更多的是信徒虔诚诵经，并且一致谴责二战的极权主义和美国霸权、单边行动及核战争对人类的威胁，没有说出太平盛世的话。我觉得中国当下佛教界的堕落，也是一种人性虚妄的表现。人的心灵达到真理的世界，也是一种正义的过程，宗教修炼如作为个体的行动，也是这种发现和创造人性可能的努力。因此西方的基督与东方的佛禅，所面对的心灵提升在形式上会有所不同，但在抵达心灵的真实心境，创造个体生命的本真自我境界却是一致的。心灵只有直面个体的真实，才是抵达真我和幸福的努力。首先一步就是要有讲真话的直觉。必须明白真实的谎言仍然还是谎言。
　　
　　2上帝是否一种反物质呢？
　　
　　弃绝、觉悟、存在，这是从大乘佛教理念中，生命达至佛界的三个基本阶段。佛的真理性是人性有欲念，人性离不开欲望，否则无生命存在。而人性中生发的思想使欲念变得痛苦与烦恼，是人的根本的的特性。这一点在于区别动物性与人性的标志。因而佛的意识就是觉悟者、觉醒者的含义。通过思想上的觉悟和觉醒，将一种人生的由欲望所带来的痛苦，修性成为一种快乐知足的生存方法，由此解脱世俗的假面具，活到本真的自我境界，也就是无我的境界，无我中发现真我，这是就佛的哲学。一般常识中人，也就是以活着为基本欲求的人，是很难从中得到某种佛的启示的，大部分的信徒之于佛，也就是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为逃脱红尘中的种种个人恩怨，跑去信佛去了，不过弃绝红尘的人仍然是极少数。
　　
　　 我也是红尘中人，当读到更多的佛的思想时，观念是突然的开朗起来，但一遇到实在的生活中事，却又束手无策，不知如何面对。内心的痛苦也就愈来愈重，困惑反而让内心失去了更多的平衡，弄得不好就要发火，一发火就会产生冲突。看来，我还处在一种非觉悟的阶段。其实无论是佛教还是基督教，是神学还是人学，我认为都是一种心理和生理的反馈，是物质作用于精神或精神作于物质某种冲突。只不过前者将这种现像搞得非常的神秘莫测，让人难能接近。随着现代科学的作用，这种神秘也越来越呈现出真相。变成了心理学、生理学和生物遗传学。这也就是现代科学正在证明精神是否是一种物质？灵魂是否是一种物质的反物质存在？这就导致了上帝是存在的逻辑性推理，即上帝也是一种特殊性的物质力量，作用于这个宇宙之中，只是人终究无法看法它的存在真相，但能感受到他的力量存在。
　　
　　 如果精神就是上帝，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上帝，他人的上帝与我心中的上帝又肯定不同。因为感受的环境和心理机制，人人都不是一样的。当然也有基本相似的东西，那就是人性的普适性价值，如享受欲望的愉快或死亡的痛苦。这些个精神承担基本是一样的，但能把这样的一致性，提升为某种特殊性，即如有人从死亡中获得新生，有人从富裕中发现了痛苦，也有人从无欲里感受存在等，这些细微的差异，又是人性变得异常丰富多彩起来。人类的存在性，经常蒙蔽于某种外在的同一性而不被发觉。宗教或者科学，就是这种发觉人性内在存在性的表达，只是现在科学的发现比宗教手段，更能让现代人性获得某种精神发现的满足感。以至于现代人不再回到宗教的盲目性，而寄予了科学更伟大的权威。这种科学宗教观，是人类走向了认识自身的鼎盛时代。同时也给人性科学本身设置了更虚妄的陷井。这个隐藏于科学权威的陷井，也越来越让人类的种种自我，回到了宗教的诉求。自911之后，美国的基督徒又增加了不少，而且最保守的宗教权威人物还当上了民主总统。
　　
　　 上帝显然不是物质，不是某种人的力量，人还是回到普适性的生命价值观中来，人类需要的是心灵与物质的不同解释，而不是某种科学异化的平等权威，人不能越过上帝的敬畏。这是后现代宗教派对科学民主的直接抵制。但把科学神圣化和权威化，又使民主的平等理念，变成了一种精神娱乐符号和数码，看来这两种斗争与融合，是人类的基本宿命，即人的生命理想在于永恒的运动和解密过程中。诗学意义，比历史更永久这种说法，也只能是某个时期人类在科学解码的异化中，一种个人安慰而已。诗人创造历史的辉煌时代，就是宗教权威极其繁荣昌盛的时代，也是人性苦难神圣化的时代，现在这些诗人的呐喊与诅咒，已经成为生物物种灭绝报告上的统计分析。所有的宗教都沦为了原教旨主义的罪名。而只有美国的民主科学成为全人类的宗教。也就是全球化。谁反对美国就是反对上帝，反对人性和科学真理。布什将还没有消失的共产主义国家，说成是原教旨主义，是邪恶轴心。朝鲜、伊朗、黎巴嫩、巴勒斯坦、伊拉克、古巴、智利、阿根庭、中国。都是原教旨主义胜行的民族国家。
　　
　　 但直得怀疑的是中国的原教旨主义，在我看来是无中生有的，我们的民族并不迷恋宗教权威而是迷恋极权。自秦统一中国之后，这种东西一直是我们的精神基础。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宗教神权，这不是马克思的发明。我认为共产主义学说是犹太教的一种批判创新，它来于基督教的天国理想。只不过更突出了人性的科学作用。发挥了人性的极大。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农民起义的朴素情感，通过西方资产自由思想运动的启蒙，然后变成了本土的精神指导。但它在本质上还不是原教旨主义的。而是极权的。毛泽东思想就是极权的，而不是共产主义思想所带来的。这是所有非基督教国家思想其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特征。所谓原教旨主义，就是不承认宗教的科学性、创造性和批判性过程。原教旨就是相信本民族宗教是唯一的大神，是精神至上的大神，不是物质的上帝，而是人的上帝。这似乎又与美国的基督教义相同，上帝是唯一的，全世界只有一个，不存在美国以外还有一个上帝。看来上帝之争，还是强者说了算，弱者只有屈服。
　　
　　 不过美国人似乎并不喜欢承认弱者，上帝更爱反美的人民。据美国网友说，在美国永远是强者的天下，毛泽东在美国老百姓心目中，是第一大成功偶像，由一个农民变成了帝王，拉丹在美国人眼里，比关在关达那摩的被浮者更有尊严，中国的LHZ发轮功原教旨主义，在美国成为精神领袖，古巴卡斯特罗一小病就让全美国人坐立不安，兴奋异常，萨达姆在法庭上的愤愤然喊叫，让美国的自由民主更放异彩、、、对于美国人来说，上帝永远只爱那些想成为皇帝和总统的人，而不是相反，成为一个奴隶。这就是美国的上帝强大之处。美国的快乐就是把总统打下来，让自已再上去。
　　
　　 3民间思想家王康的俄罗斯精神
　　
　　昆得拉说生活在别处。他的别处多指为内心生活与实际现实处境相悖，总是发生许多错位的现像。比如意识形态下的捷克，诗人是被神所遗弃的，但在法国，神是被诗人所遗弃的，所以昆得拉就只有逃亡，可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他的逃亡是无终极意义的，也就是说他的逃避，反而限制了个体的存在，而神灵对此无法作出审判。中国文化说的是事与愿违，比如我每天想过乡下生活，回到那个贫穷的理想王国，过着自然的生活，但是如果是为了逃避城市现代化的压制，而灵魂渴望回到乡土下的童话，那是在自欺欺人的。但凡理想化的意识形态，多少都带有童话的特征，在这一点上我对文革的全盘否定，持某些保留的批判态度。看来东西方在关于人性的争论，只是文字表达的方式方法问题，而不是本质的差异。但就是这种文字形式的表达岐义，却也还是导致了心灵上对生命感受的不同反馈。这种不同反馈正是东西方如何解读基督教和儒教、及共产主义学说与民主自由科学理性等思想之关键依据。有个民间思想家王康，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讲授《俄罗斯精神》，一方面他过于强调了某种神性隐喻的东西，把东正教的犹太人血统文化血源，说成是培植了俄罗斯大知识分子的人类救世主意识，另一方面他又极大地否定了毛泽东对共产主义制度所建立的极权形态。俄罗斯的人类救世主情结，是否有天然的自然地理环境所决定，由亚细亚和欧罗巴的互相冲突所产生，当然是有一些道理的，事实上中国成吉思汗帝王扩张与罗马帝国扩张，对处于中西夹生地的俄罗斯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的，不难否认后来的毛泽东制定共产主义极权制度与斯大林的意识形态专制，就是其中的明显例证。
　　
　　 但是，毛泽东与斯大林仍然有着本质的区别，即毛明显带有农民苦难神性隐喻，他是农民革命的，以揭杆而起为首义，并非是工人阶级的自由运动。中国当时的无产阶级，其实还是农民或半农民的弱势群体，是被指称为人民的统治王道之祭品。因而毛泽东的革命性质仍然是王道的性质，同样的是列宁主义的产生，也是以占更多数的农民或半农民为解放的对像。只不过是一个是在城市取得成功，一个是在农村取得成功。这两个国家当时都不具备有工人的自觉民主自由运动的基础，但有神性革命的基础和条件。看一个国家的理性形态及其伟大传承，我想不能只看到理想浪漫的一面，从人性的存在意志及其思想智慧来讲，具有神权的自救意识与忏悔精神，或者以此引发的文学和艺术都是宏观的，也是决定性的集权的建立。这种东西是有少数英雄精英，以知识作为权力而对人性进行的改造和超越。这知识即权力的人类文明活动，在西方也是很明显的，不过西方知识把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即资本了，看不见的手其就是资本上帝。共产主义下的人性物化，与资本主义下的人性物化，都是人性被知识权力本身所异化的形式，只是文字的表达有所不同。而人的天然性自由或精神的思考，却不是群体的幸福，但被照耀了群体，强化了群体。看来西方现代的自由精神，即个体的自觉公民意识，才是文明社会的基础。一旦人类文明摧毁这个基础，就会出现更大的混战。王康先生大胆预言说，俄罗斯在二十年内会从新崛起，中国人更应当关注近邻俄罗斯的伟大传承。如果这种崛起是仍然是俄罗斯式的，我想那后果会非常的不安，也许在文学上艺术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民族的复活，但在人性上会陷入一场新的沉沦。至于中国的这种崛起，如果是俄罗斯式的，那也会再重蹈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因为对人性的审判，就是神性的审判。因知识分子所启蒙的人性救世主运动，不是公民的理性自觉，只有个体的存在自觉，才有可能扼制集权的人性暴力，才能回到自然的平等上来。中俄两国这种以知识即权力构造的启蒙革命是对自然平等观念的分解，欧美的人性资本改造，看来是人类最后的避难所了，也是人类的命运，人无法越过自身而进入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