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形螺母 creo:实力派阎锡山

       当时，山西处于北洋军阀势力的觊觎之中，阎锡山周旋于袁世凯、黎元洪、曹锟、吴佩孚、段祺瑞、张作霖等人之间，“备受风云险恶之苦”，但他能够因势得保，不断扩张实力，一度统治晋、察、绥及平津地区多年，终为中国地方实力派之强人，能够跟冯玉祥、李宗仁、蒋介石等后起豪杰争雄，甚至一度问鼎中原。
       阎锡山执掌山西军政大权38年，被称作“山西王”当之无愧，至今有论者称其为山西现代转型以来最好的地方长官之一，连蒋介石都曾向他致意。蒋介石有一次在国民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过去，我们学苏联、学美国、学德国，都失败了，还不如阎锡山在山西有办法，我们今后要学阎锡山。”

       1930年，美国《时代》杂志也发现了阎锡山的价值：“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锡山处在军阀的包围之中。尽管目前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阎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技术、防御部队……”
       这个年轻的实力派虽然是同盟会的老会员，也是国民党人，但在北中国那样一个强人林立的地方，他也曾拥护袁世凯称帝，解散省内的革命团体……但他很快吸取教训，奉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至1924年，他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河南、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1919年胡适陪同杜威到太原，1934年潘光旦走在正太铁路（石家庄至太原）上，都曾留下赞美之辞。

      阎锡山在山西推行国民义务教育，他说：国民学校的功课，就是学打算盘、写信、记账的本事，有4年功夫就毕业；稍有钱的，再上高等学校；实在穷的，也可自谋生活。这就是求知识的第一要事。1916年，山西每万人中有小学生290名，居各省之首。从1924年起，山西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在80%以上。到1937年，山西有55所中学、17所师范学校、6所大学。教育家黄炎培在《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中说：民国初年山西学校、学生数量的增长“速而最稳”。

      更有创意的是阎锡山的农村政策。从1917年起，他在山西搞起了“编村”、“村治”等基层民主制度。在他看来，实行民主和人民的素质没有必然联系，因为是非曲直在人心中是几近本能的东西。

     上世纪20年代，阎锡山又提出“田由公授”的主张，因为他深知土地问题是农业国家的命脉。战乱与动荡使农民大多破产，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大地主手里，如此趋势，“必然激起土地所有者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土地使用者终岁劳动，不得一饱”。他的对策是将土地收归村有，而不是“国有”，希望在实行土地分配时同村人相互理解，手续也简便易行。可以说，他的基层治理和土地集体所有的政策影响到后来的中国。对改良的乡村建设派和革命的国共党人来说，阎锡山都堪称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先驱之一。
        蒋介石以外，阎锡山，这个现代中国的政要也留下了大量的日记，但他的日记特点是多记理少记事。这本身也说明他的思考精进勇猛。“不慎于初，必悔于终”，“跳出陷阱，始可以入坦途”，“柄不在手，转不由己”，“物质过乏则朽志，物质过量则放志”……
       有人嘲笑他的做法是“用不同的语言来重复前人智慧”，却很少有人认可他“誓为人类抱不平”的情怀。他的爱国、爱省、爱乡，绝非出于权宜，而是有一种至诚在里面。他为乡村学校捐钱不遗余力；抗战爆发，他又以继母陈秀卿的名义，将父亲的遗产87万元捐给前线；他还摒除党派之见起用共产党人，放手让薄一波发展壮大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使当时的山西成为陕北之外的又一个抗日中心……
       跟民国初年的政界明星相比，阎锡山显然是一个小字辈，根基不厚。故有史料说他在袁世凯面前紧张得要命，他也确实一度对强权派俯首听命。但他风云际会，抓住了时势，也成全了时势。他的同学程潜说，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时成绩平常，土气十足。谁知回国后，瞬间驰名全国，是日本留学生回国后在政坛上表现最为辉煌的人物”。

       不仅如此，后来，阎锡山以一省之力敢跟蒋介石平起平坐。乃至在一些后世的论者看来，蒋介石能统一全国，阎锡山的“功劳”最大，因为他的互不得罪，使蒋赢得了各个击破的空间。事实上，阎锡山跟张学良一样明白，兵力再强，无政治理论也是不能成功的，蒋毕竟有孙中山传下来的“三民主义”，有现代革命精神。

      因此，阎锡山不惧强人，反而有着难得的雅量。1934年，他给蒋介石写信，帮蒋出主意，说了很多个人感悟。对当时的“异端邪说”，如共产主义，阎锡山也能够吸收其长。他组织的理论研究会可以谈共产主义，成员可以看马列主义书籍，有的人甚至在家里翻译《资本论》。当时有两个研究者被指为“托派理论”代言人，对此，他则说得很干脆：“托派的说法，咱也听听。”

      对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的现代庸俗哲学，阎锡山的应对是平实的。他同意按劳分配的原则，在日记中，他一直歌颂劳动，认为劳动创造收入。他的两个儿子阎志敏、阎志惠去美国创业，阎锡山告诫他们说：“我在山西时，你祖父说，早知道你如今要负一省的责任，我一定让你背几回炭，掏几回厕所，你才知道生活的困难和工作的艰苦，处理民事才有标准。你们生长在衙门里，不知道生活的困难，没碰过钉子，没挨过骂，完全同平民的生活环境脱离了，这可以说是你们进步的一大障碍，也是你们前途上的一大损失。”他送给两个儿子16个字：“轻财重义，讷言敏行，俭己厚人，恭己恕人。”

       阎锡山受的是旧式教育，儒家传统影响了他的一生，这是一个局限，也未尝不是一笔财富。在列强环伺里能够自立自强，绝非昏庸浅陋的遗老遗少可以胜任。阎锡山确实有中国的根，他的讲话中随处可见四书五经的句子，他反复强调，“井田的经济制度，传贤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他因此表达出一个中国本位的、进取的现代人格。

      已经有大量的文字在谈论阎锡山的不足。比如说他的迷信、封建意识、算计等。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或许会对阎锡山抱以同情。如他自喻“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当时，在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三股势力的交错下，他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当时的山西能最大限度地吸引人才，因为他“知人善任”、“赏罚严明”、“先求诸己而后求诸人”。
    在阎锡山的精神世界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谨慎和忧患意识。阎锡山少年时经历过世态炎凉。十几岁时，父亲阎书堂开的钱铺倒闭，欠下一屁股债，父子两人只好外出躲债。那时的阎锡山还叫万喜子，曾提着盒子走街串巷，遇人小声问：“买饼子吗？”发达后，还有人编派了俏皮话：“万喜子卖饼子——不敢吆喝。”
       忧患伴随了阎锡山一生，他始终在强人和强势政治面前讨生活。从袁世凯、蒋介石，到日本人，他都应付过来，而且化压力为修身财富。这种忧患也许让他显得迷信，比如他的内室设有香堂，常找算命的来问祸福。抗战前有一次，蒋介石要来山西，为在哪里迎接，阎锡山可是费了一番心思：在运城，就是“运成”；最后选在了介休——让蒋介石“休”了才好呢。
    他的忧患和谨慎也让他一度失去理智。在国共决战之际，阎锡山特地招待美国驻太原的新闻记者。桌上摆着500颗毒药，门外停着一口棺材，对记者说：“咱阎某决心死守太原，如果失败，咱就和咱的干部们饮此毒药，同归于尽。”还令侍从给他物色一个日本人，随身带枪，事到临头将他打死——“这个任务非日本人不能完成，你们是无勇气下手的。”

      不过，大体说来，阎锡山仍是理性的。他的忧患使他在革命年代里活得踏实，活得精彩。在其部下和同僚眼中，他是一位儒雅之将。曾任国民党党内要职的刘健群回忆：“阎先生绝不会有狂笑的时候，他像一位道学老夫子，炉火纯青，无一丝一毫浮躁的火气……”
    在经过一个世纪的革命思潮冲撞之后，中国人大多认同了改良的方式，认同了“中道”。可以说，阎锡山是一个先知先行者。
考察阎锡山的一生，他是有根柢之人。史学家曾概括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化关键词，有“心碎”、“嫉羡”等，因为中西文明的融汇如此不平等，在西方的强势冲击下，中国从道德、器物到文章都相形见绌……连孙中山都曾激愤地说：“我中国近代文明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
      但阎锡山作为一省大员，却没有这种“时代病灶”。他知道中国社会落后的情形，也独特地理解着中国文化。1924年，到太原访问的印度诗人泰戈尔问阎锡山：“东方文化是什么？”阎锡山回答：“是中。”泰戈尔又问：“什么是‘中’”？阎锡山说：“有‘种子’的鸡蛋，那‘种子’即是‘中’；宇宙、造化都把握了这个‘中’。”泰戈尔问：“我们此行经过上海、天津、北京，为什么见不到一点中道文化的痕迹？”阎锡山说：“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了，你们想要找，去乡间还可以找到一点。”
     1960年，阎锡山病逝。他生前就挑选了墓地，墓前有个巨大的“中”字，象征着其人生哲学——“发于仁，归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