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支爱情二:张乐天：几十年来中国老百姓是怎么过日子的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主任张乐天
张乐天：底层视角的现代史
一直以来，历史研究似乎都笼罩在宏大叙事和官方话语之下，来自民间的声音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而这显然不是真实历史的全部。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主任张乐天说，历史的动因存在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只有走向田野与民间，了解民众的普通生活细节，才可能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也不要多说话，那些材料实实在在地告诉你这几十年来中国的老百姓是怎么过日子的”。
当下学界似乎存在着一种民间的研究转向，能否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张乐天：我从对历史的重新思考谈起。我为什么到民间去做？很多人认为，你不理解中央领袖的行为方式，就无法理解解放后的历史。我们现在写的大部分历史都是从上层出发写的，什么时间中央有一个什么决策，然后在这个决策的推动下发生了什么，即使下面发生了问题，也是说中央针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新的什么东西。这样的写作路数背后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来自上层的领袖的决策决定了整个共和国的发展进程。几乎绝大多数的历史都是这样的视角。我认为这样的视角完全是对中国的误读。我现在提出整体历史观。我不否认重要人物、英雄在其中起的作用，但是我始终觉得，要理解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历史过程，应该从千万老百姓的创造性实践中去发现历史的可能走向。于是我们就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第一，为什么要从老百姓的创造性实践去看？第二，如果这样看的话，那么我们把英雄放在何处，把领导决策的作用放在何处呢？
在老百姓中作这样的调查，不同于英雄史观，不同于只看报纸，我们有两大优势。第一，下去了可以“去遮蔽”。我们对历史的理解被很多东西所遮蔽，而其中最主要的遮蔽就是胜利者话语的主导。我们的历史是赢者通吃的历史，所以解放以后领袖的话语、意识形态遮蔽着我们，某种程度上说领袖的话语和意识形态如此深入到我们的基层，很多日常话语都构成了一种遮蔽的方式。比如，一说要研究解放后的历史，就说要去看领袖的著作、决策，这已经成为某种日常的意识，而这往往构成了对真实存在的遮蔽。唯有到民间去、到底层去，才能去掉这种遮蔽，找到历史的真实动因。第二，不到底层中去，就无法体验到在底层的社会创造性实践中可能存在的那种张力，以及这种张力所代表的历史走向。因此，唯有到民间中去才可以找到历史的动力机制。我举个例子。看1960年我们的报纸，还有1959年的庐山会议，主导的声音都是人民公社一片好的言论，甚至当时一般干部去公社里，都会说人民公社好的，你怎么能够体察到实际上人民公社当中已经存在了非常大的问题。早上说人民公社好，晚上因为肚子饿得不行偷偷地去拿米煮了吃。到处都号称大丰收，严重违反了农业生产的基本规则。你不到下面去，你是感受不到这种制度是难以为继的。怎么会突然饿死那么多人？你觉得不可思议。还有，比如说“四清”和“文革”，说起来都是毛主席发动的，你不到基层中去，你就不会了解，为什么毛主席一发动就会有那么多人响应。一到下面去看，原因就很清楚了。
看解放后的历史，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干群关系还是比较好的，后来瞎搞出三年饥荒，饿肚子的都是贫下中农，领导干部还有的吃，他们甚至还用打人的方式去推行命令。所以，三年困难时期，由于整个的方针制度突破了底线而导致了灾难，灾难导致了一种来自下面巨大力量的反弹。实际上1961年的所谓倒退就是对英雄史观的最大的讽刺。如果说领袖什么都可以支配的话，那为什么合作化会搞不下去？实际上，只有在底层你才能真正体会到，后来“四清”是能够搞得起来的。原因就是1960年饿死人特别严重的时候，干部还可以开小灶。我在底层的访谈中就听到，有干部烧了一块肉吃，吃完了把骨头丢在地上，农民爬到地上去捡。你想他今天还这么去回忆，心中对那个时代的仇恨有多深。如果没有场景的变化，这种矛盾也许就这么长期地存在下去了，占支配地位的还是干部，因为干部掌握着权力，但是后来场景发生了变化，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即我们的克里斯玛权威的领袖出来一号召，下面的人觉得干部很坏，就出来批斗了。如果没有之前的历史基础，领袖号召也是没有用的。包括改革开放也应该追溯到人民公社。
很多政策从底层突破（譬如小岗村），而很多时候存在着上情下不达（譬如大跃进），能否请您谈谈这方面的例子？
张乐天：如果说到小岗村的话，我想，即使我当时所在的浙江海宁，人民公社走到后期，其中就存在着一股脱离公社的力量，其内部充满着冲突。所以，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只有在基层社会中你才能明白，改革开放这件事情并不是因为某个领导人说了一句话，而是因为基层社会中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张力。我在那个地方，会觉得生产是好的，社会也是稳定的，但是就让人感觉到人民公社维持下去很难，让人感到干部们都不想干了。就像一个传统的大家庭，家长们都不想干了，维持下去太累，太累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人民公社中的每一个小家庭都追求着自己家庭的利益，农民们没有都变成集体主义者，他们会挖集体的墙脚。1970年代后期人民公社的最终垮台不应该从公社内部找原因，假如说外部没有一点点机会，假如城市也是一片荒凉，那人民公社里的人即便要发财，也无处可去，也只能在里面。正是因为城市资本存在着吸引农村劳动力的可能性，城市才有一种空间提供了让农民发财、让小岗村这样难以生存的村民可以生存下去的可能性，所以这就是一个宏观的动因。话说回来，小岗村的故事就是千千万万个人民公社存在的内部张力的一种反映。事实上，小岗村的事情根本不稀奇，太多了，把土地分给大家种并不难。我们海宁没有把土地一年四季都分给大家种，而是季节性地分给大家种，年年都在做。小岗村就是分的时间比较长。其实安徽在制度的控制上应该比我们这里更严，所以他们把土地分给农民种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我们这边有几个生产队常年把土地分给农民的，有的不一定分给小家庭，而是分给三五个家庭。
所以小岗村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反映着1970年代后期人民公社内部存在着两种可能的历史走向，假如没有小岗村，小岗村所代表的历史走向或迟或早会反映出来。它最后会胜利，并不是因为某个领导人的关系，而是因为这种走向代表着要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解放出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经济要给城市资本以更大的发展机会，城市资本需要农村的劳动力。当然历史发展到某一个点上，像小岗村那些人，他们个人的特点会影响到历史的走向，因此如果说历史走向有其必然性的话，那么正是无数的偶然性为那个必然性打开了道路。那个小岗村牵头的人胆子特别大，又正好碰到万里；万里也正好在某次视察中看到农村是这么苦，有了同情心；万里又正好碰到邓小平。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如果不是碰到万里，这帮人抓进去，消息再一封锁，就没有这个被全世界都知道的小岗村了。我们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这种事情发生得很多。在偶然性背后，历史有其必然的动向，而只有在民间你才能看到这个必然的动向。说实在的，当时的改革开放我是很清楚的，我就是公社中带着巨大的冲动想脱离公社的人之一。我们那里甚至民兵连长都曾经策划偷渡香港。你想想看，公社内部有这样一批人，他们的创造性的实践是不断地脱离公社，那公社怎么维持得下去呢？我们在下面就看得到这种力量。想去学知识，想去打工，想去赚钱，甚至到城市扫垃圾都没有关系，就这么简单。不在底层，是看不到这种历史趋向的，你只会以为这是领导人英明。实际上，如果没有来自底层的历史的动因，谁都起不了作用。所以，看到这种深层的根据，才是我们理解历史必须要做的功课。这个功课在哪里做？就在民间，在老百姓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