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翁亭记中的古今异义:高俅与苏轼的渊源

水浒传中把林冲逼上梁山的高俅高太尉，是苏轼苏东坡的书童。据说他后来一直对苏知恩图报，对于南宋后苏家的兴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高俅被“小苏学士”苏轼推荐给驸马都太尉王诜，后因为善于踢球，被端王看中。不久端王当了皇帝（宋徽宗），高俅跟着发迹。

但是这么一个重要人物，《宋史》中居然没有传。根据史料的零星记载，知道他确实是宋徽宗的“幸臣”，罪名主要是“败坏军政”——因为他主管军事，却没能阻止金兵入侵。但他没有被列入“宣和六贼”中，可能与蔡京、童贯等相比还不算大奸大恶。并且史书上并没说高俅善于踢球。因善于踢球而受宋徽宗知遇的是李邦彦。把高俅说成“善踢球”，有可能是沾了他名字中“俅”的光，经过联想，就把李邦彦的本事移植到他身上了。

按三苏排名，“小苏学士”应该指苏轼的弟弟苏辙，但是据南宋人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高俅本东坡小史”的记载看，这个“小苏学士”却是苏轼。《挥麈后录》中说：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从翰林侍读学士“出帅”——实际上是被贬到中山府，曾把高俅推荐给曾布。据学者考证，王明清的外祖父是曾纡，而曾纡就是曾布的儿子。王明清记载外公家的事情，应该比较可信。不过曾布可能知道高俅的人品，“以使令已多辞之”，谢绝了苏轼的好意。于是苏轼才把高俅推荐给了他的朋友小王都太尉王诜。

据王明清说：高俅在苏东坡那里当的是“小史”，也就是仆役的意思。据我看，既然说高俅“笔札颇工”，那就绝不是只管伺候笔墨纸砚的“书童”，很可能是个“书记”，也就是秘书的身份。像苏东坡那样的文豪，即便用不着高俅帮他“起草文书”，大概用他抄抄写写总是免不了的。他推荐高俅也是临走前帮他找个糊口的差事。如此看来，历史上宋徽宗宠信高俅，导致误国，和苏轼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王诜是宋神宗的妹夫，端王（徽宗）的姑夫，《宋史》中说，王诜虽然是堂堂驸马，但却是一个招蜂引蝶之辈，冷落蜀国长公主。公主后来郁郁而死，气得神宗在公主葬后立刻将王诜贬谪。不过王诜却是一个丹青书法的好手，徽宗在潜邸时，就常与之切磋，关系很好。元符三年（1100年），高俅的人生因为一次偶然事件而发生了重大转折，这就是与端王赵佶的相识。《挥麈后录》中说，王诜与赵佶在等候上朝时期相遇，赵佶忘了带篦子刀，于是向王诜借了一个，修理了一下鬓角。赵佶用后对王诜说：“这篦子刀的样式非常新颖可爱”。王诜回道：“我最近做了两个，还有一个没用过，稍后就派人给你送去。”晚上，王诜就派高俅到端王府去送篦子刀。碰巧，赵佶正在园中踢毬，高俅便站在一旁看，露出不以为然之色。或许是赵佶注意到了这个小厮的神情，便问道：“你也会踢吗？”高俅倒也年轻气盛，回答说能。于是二人对踢，高俅拿出全身本领，将毬踢得如鳔胶粘在身上一般，甚合赵佶的口味。赵佶大喜，当即派人传话给王诜：“谢谢你给的蓖刀，连同派来的人，我一起收下了。”,高俅于是变成了端王赵佶的亲信。

更为凑巧的是，不久皇帝宋哲宗驾崩，端王幸运地被太后选中继位，成了大宋皇帝。而高俅这个搭上末班车的潜邸“旧臣”，也鸿运当头，一下子从一个闲散王爷的玩伴儿，一跃进入了大宋王朝的官场。并且在官场中青云直上。宋王朝在仕进制度上采用“扬文抑武”的政策，不过这是针对权力和威望而言的，武臣的俸禄和品级实际并不低。但既然文臣的地位占先，对其的要求也就比武臣高得多。有宋一朝，担任县令以上的文官基本上都具有三考出身的进士资格，对于像高俅这般的闲杂人等，要想要挤入文官圈子是不现实的。而武臣体系相对望低权小但用人的资格方面比较低，升迁的伸缩性也大。对于高俅这类人物来说，显然是步入仕途的捷径。不过宋朝的武官任用也有制度，没有边功，就不得为三衙的长官。徽宗为提拔高俅可谓煞费苦心，先让高俅下放到基层，托给守卫边境的大将刘仲武，以此来“镀金”，为以后升迁打下基础。《宋南渡十将传》卷一“刘錡传”中说：先是高俅尝为端王邸官属，上即位，欲显擢之。旧法，非有边功，不得为三衙。时（刘）仲武为边帅，上以俅属之，俅竞以边功至殿帅。”

高俅立过何种边功？史无记载，但是刘仲武在崇宁三年（1104年）约十月，吐蕃赵怀德等叛宋的事变中，指挥得当获得大胜而使赵怀德等复降。有学者认为可能当时高俅也参加了以上战役。《挥麈后录》说高俅“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高俅升迁的资本很可能出于在刘仲武军中的经历。

高俅不是寻常之辈，在为官弄权上还是有些手段的，所以能居高位数十年而不倒。首先他乖巧善佞，对上司尤其是皇帝徽宗百般讨好，迎合徽宗志大才疏，好名贪功的心理。同时这个人还有一个好处，对有恩于他的故人不忘报答。除了他与刘仲武家保持密切关系外，对他原来的主人苏轼一家也颇为照顾。一些野史上记载他“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恤甚勤。”因此他的这些作为也获得朝中一些人的好评。

但是高俅贪欲很重，有学者指出，靖康年间，政治风云变向，有大臣上书揭露了高俅恃宠营私的罪行。高俅将军营的地皮建成私宅，这还不算，而且把禁军当作私役，不管训练，专管为他营私出力。于是军队“纪律废弛”、“军政不修”，成为“人不知兵，无一可用”的无用摆设，以至当国家危急，面临虎狼之师金军的进攻，开封城内几十万的禁军很快瓦解，其罪是难容的。

靖康元年徽宗得知金军渡过黄河后，便连夜仓皇逃往东南避难。《靖康要录》记载徽宗南逃到了泗州，童贯、高俅各带领若干胜捷兵和禁军也赶到与之汇合，一时间又组成了一个徽宗的亲信小班子。但是徽宗的宠臣们却为了邀宠而争风吃醋，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在到达泗州后不久，童贯便与高俅发生冲突。童贯扈从徽宗等人继续南下，而把高俅留在了泗州，名为“控扼淮津”，高俅于是以生病为由，回到了开封。史书上说，当时随从皇帝的童贯、梁师成一伙人都被连坐杀死，童贯被处死并枭首于开封，蔡攸也被钦宗下旨处死。恰恰是因为高俅提前离开了江南，没有参与当时徽宗集团与钦宗集团的斗争，反而使他得到了一个比童贯、蔡攸等人幸运得多的下场。恶人未必全有恶报，这也能算是历史留下的遗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