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书法:毛泽东晚年的最大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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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的最大心结？

据相关资料记载，1973年初，毛泽东决定重新启用“文革”中已被打倒的邓小平之后，曾随手写下了“三多一少”这四个字，并向身边工作人员解释说：周恩来应多休息，邓小平应多工作，王洪文应多学习，江青应少说话。可以说，这“三多一少”也是当年毛泽东为稳定中国政局的最大心愿。（8月7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人说的“三多一少”，是当时历史背景下的最大心愿，更是他晚年的最大心结。

文革后期，毛泽东身边能用的人手已经不多了。以上提到的这四个人，可以说是毛泽东最依赖、也最让他内心纠结的四个人。只所以说纠结，这是因为：一是周总理已患大病，但是毛泽东这时不能没有总理的辅佐，他非常希望耄耋之年，周恩来仍能健康地相辅左右；二是邓小平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是继承总理位置的最佳人选，此时，让邓小平多做一点工作，是从长计议的考虑；三是王洪文，本来对他寄以厚望，但却是恨铁不成钢；四是江青，直接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积怨甚深，今后若能保持低调，尚可明哲保身。可以说，这四个人的表现，是当年毛泽东的最大心结。并且越纠结越紧，成了晚年毛泽东最大的缺憾。

文革后期，中国的政局进入了一个艰难的微妙时期。王洪文，这个扶不起来的阿斗，难负毛泽东重用。中共十大以后，王洪文曾主持过一段中央日常工作。但他这根空心茅竹，根本不是做国家栋梁的材料，不具备一个中共中央副主席应当具备的治国安邦的基本素质。别看他在上海滩“冲冲杀杀”，可是在一个泱泱大国负责人的位置上，便成了“银样蜡枪头”。不久，毛泽东仍然让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但是，此时的周恩来，已是病入膏肓 ，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毛泽东下定决心，再次对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委以重任。

1973年12月，毛泽东在同中央政治局几位同志谈话中说：现在请来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我想在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不要这个头衔，那就当总参谋长吧。

这样，在毛泽东的亲自提议下，邓小平被赋予更大的重任，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同时还任国务院副总理。这使邓小平同时集中央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于一身，重新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然而，此时的中央内部，总理病重，王洪文无能，江青干政，小平受多方牵制，很难施展才能，所以才有了毛泽东提出的“三多一少”这个指示。遗憾的是，他所期望的“三多一少”在这四个人中一个也没有做到。所不同的是，前两位是无法做到，后两位却是不愿做到。

周恩来难休息，“四人帮”变本加厉对他实施精神摧残。

1972年初，周恩来患了膀胱癌。手术后，周恩来需绝对休息。然而，当时正处林彪事件后不久，大量党和国家以及军队的工作，需要周恩来直接处理，虽然当时“四人帮”已成气候，但外交、政务和军务的大事，毛泽东还是要靠周亲自办理，容不得他有丝毫的懈怠。

邓小平复出，周恩来很高兴：他清楚邓小平的才干，他更了解邓小平的施政方略，他在一次接见外宾的时候曾说：“现在，副总理(指邓小平)已全面负起责任来了，我的主要任务是休息。

可是，邓小平出来工作，不但没减轻周的工作压力，反而在精神上给他带来了更大的负担。江青等人对邓小平的安排可谓是恨之入骨，他们对毛泽东无可奈何，而周恩来、邓小平却是他们发泄怨恨的对象。于是，借“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无限上纲地向毛泽东打小报告，告黑状；特别是在中美会谈中，说周恩来犯了投降主义，诸多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周恩来的身上，不知情的毛泽东一度对周恩来产生了不满。

周恩来一生行事谨慎，特别是在政治上更没有丝毫的瑕疵，所以他特别注意思想上始终与毛泽东保持高度一致。“四人帮”就利用周恩来的这一品德对其进行精神上的摧残。作为一个年逾古稀的高龄老人，在病魔和繁重工作以及无谓的精神损耗的多重打压下，周恩来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不断加重。

邓小平工作处处受阻，“四人帮”百般刁难。

邓小平复出后，国家处于百废待举的地步：军队要整顿、铁路要整顿、教育要整顿。可每一项整顿都遭到了“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他们还以邓小平同意放映《创业》、《海霞》等电影攻击邓小平是“黑线回潮”。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可以说周恩来是江青一伙的眼中钉，邓小平是江青一伙的肉中刺。只是由于有毛泽东的支持，江青一伙一时无法扳倒邓小平。

伟大的人物都是个性鲜明，“性格决定命运”不仅适用于凡人百姓，也适用于伟人。与周恩来性格不同的是，邓小平“棉里藏针”（毛泽东语）的性格直接影响了本人的政治命运。在复出工作一段时间后，毛泽东看出中国的革命事业需要邓小平，但是，在对待文革的态度上，他要让邓有个政治表态度。

毛泽东在一次由邓小平陪同他会见外宾后将邓小平留了下来，并明确交代邓小平说，由你主持一个政治局会议，把“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做一下。令毛泽东失望的是，邓小平具有和他相同的性格：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是绝不让步的。他明确地回答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的结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样，毛泽东对邓小平彻底失望了，当场就对邓小平说，那别的事你就不要管了，就负责外交事务吧。就这样，邓小平也就没有多少工作可做了。

王洪文草包空皮囊，吃喝玩乐无心学习。

毛泽东曾对王洪文寄以厚望，刻意培养。1972年就让王洪文进中南海边工作边学习，更准确地说，是进行“实习”。“十大”毛泽东对王洪文的一系列安排是：十大主席团成员，位置仅排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十大选举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是周恩来等人；十大召开时，由王洪文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十大召开后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擢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位置仅列在毛泽东、周恩来两位都已重病缠身的开国元勋之后，须知，王洪文是小毛泽东42岁的人。

如果在旧社会，王洪文这种人，就是一个上海滩上的一个混混。只不过是在文革期间靠“打砸抢”走了政治大运。这人一没文化，二没资历，三没思想，毛泽东让他学习，实际上也是看出了他的致命弱点。而他，那有潜心学习读书的心思，在钓鱼台，他除了钓鱼就是打猎，整日花天酒地，很快就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伙“文革”新贵们打得火热。毛泽东发觉后多次对他批评教育，他却不思悔改。实际上他只是“四人帮”里的一个政治玩偶，指派他到长沙告周总理的状，就说明了他是一个没脑子的人。

江青干政，到处招摇

江青一伙尽管飞扬跋扈，自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毛泽东始终没把他们当成一盘菜，在政治游戏中，他们只算是“平衡”权力的一个临时的砝码。毛泽东心中有数，认为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始终不肯把主持中央党、政、军工作的实际权力交给他们。

在“文革”中，江青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人物，其政治欲望，让她几乎丧失理智。她公开叫嚣“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在那段时间里，毛泽东对江青是不满意的，但他毕竟是八十多岁的老人，有些事处理得已经不再是得心应手了。比如他曾对身边人说：“叫总理把江青赶出政治局!”当然，没人把这话传给总理，总理也不会去这样做，江青这样的人，让她少说话或者不说话，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万万不可能的。

文革后期，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周恩来、邓小平、王洪文和江青，是毛泽东身边举足轻重的四个人物，所以，晚年的毛泽东对其提出“三多一少”的要求，足以反映出当时毛泽东的心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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