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上花开诗词:东亚共同体与中日合作

内容提要：东亚共同体势在必行，对推进东亚和平发展与好合作有重要意义。目前，东亚地区既有推进东亚共同体发展的有利因素，也有阻碍东亚共同体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中日是东亚的两个大国，在东亚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中日两国共同努力，东亚共同体才能够顺利地建立和发展起来。因此，中日两国应该总结2006年前未能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的教训，采取切实行动，加强合作，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

关键词：东亚共同体，中日合作，共同推进

一、东亚共同体的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大趋势下，国际性区域经济合作和国际性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新潮流。东亚共同体作为东亚地区的一体化组织，目前虽然尚处于酝酿和提议阶段，还没有确定的目标模式，最终建立也还需要很长的时日，但根据欧盟和东盟的经验，东亚共同体不仅势在必行，而且对推进东亚的和平发展与友好合作也有重要的意义。

1.进一步提高东亚的国际地位

东亚是世界三大经济中心之一，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20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出现了日本奇迹、亚洲“四小龙”奇迹、东南亚奇迹和中国奇迹，统称为东亚奇迹。目前，东亚地区总人口超过21亿，占世界的30%以上。2009年，GDP总额约为12.67万亿美元，占世界的21.1%，2010年将达到12.89万亿美元，将超过欧元区国家的12.7万亿美元，到2014年还将达到17.34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7.42万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东亚GDP将占世界的1/3以上，而欧盟和美国都将下降到20%左右。以此为背景，建立东亚共同体必将进一步提高东亚的国际地位。

2.改变东亚一体化落后的局面

尽管东亚是世界三大经济中心之一，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但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的世界经济区域化一体化潮流中，东亚一体化却一直落后于西欧和北美。以欧共体的发展为标志，西欧一体化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特别是欧盟成立以后，各成员国让渡了部分国家主权，欧盟已发展为一个超国家的国际组织，欧洲的经济一体化、政治一体化、安全一体化以及人员相互往来的自由化都因此而不断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北美一体化虽然一直落后于西欧，但以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建立为标志，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经济一体化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以此为基础，美国还一直想把自由贸易扩大到南美，建立南北美统一的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当然，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进展并不顺利，不断地遇到了困难，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了挫折。尽管如此，美洲三十多个国家一直也没有放弃既定的目标，从1994年开始一直在进行谈判与协商。相比之下，东亚地区的双边自由贸易在新世纪以来虽然后来居上，出现了迅速发展的新局面，区域内合作也形成了10+3机制、三个10+1机制以及10+6机制，但总体说来，东亚一体化还处于酝酿和构想的阶段，还没有进入实质性的发展阶段。换言之，无论是东亚共同体，还是作为其基础和前提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目前还都不过是作为东亚各国的一个共同目标而提出来的，各国也都不过是以向前看的姿态表示了积极支持的态度而已。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而区域一体化是走向全球一体化的过渡，是全球化的一个必经过程和发展阶段。因此，东亚无论如何也要抓紧改变一体化落后的局面，而建立东亚共同体则有助于改变东亚一体化落后的局面。

3.推进中国与东亚各国的和平发展与共同繁荣

从地理位置看，中国首先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从当前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看，无论从对外贸易方面看，还是从招商引资方面看，东亚对中国都是最为重要的地区。2008年，中国向东亚出口占出口总额的27.8%，超过向北美出口的20.7%和向欧盟出口的20.0%，从东亚进口占进口总额的40.2%，大大超过从北美进口的3.9%和从欧盟进口的10.0%。当年，中国来自新加坡的投资44.35亿美元、来自日本的投资36.52亿美元，来自韩国的投资31.35亿美元，都超过了来自美国投资的29.44亿美元，仅次于来自香港投资的410.36亿美元和来自英属维尔京群岛的159.54亿美元。由于东亚对中国的重要性，东亚共同体不仅能为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而且还使中国具备了灵活参与并影响东亚共同体进程的主动权。换言之，伴随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既能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来推进东亚共同体向实现东亚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又能通过推进东亚共同体进一步增强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实现周边和平与周边安全，从而为中国与东亚各国的和平发展与共同繁荣创造有利的条件，开辟宽广的道路。

4.实现东亚和谐新途径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建设和谐世界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根据欧盟制定《欧洲联盟条约》和《欧盟宪章》等条约和章程的经验，以及东盟制定《东盟成立宣言》、《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东盟宪章》等条约和章程的经验，东亚各国要建立东亚共同体，也必然要制定相应的条约和章程。欧盟和东盟所制定的上述条约和章程，不仅在推进欧洲和东南亚的一体化方面发挥了制度性作用，而且在维持欧洲、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推进欧洲各国、东南亚各国的和平发展、协调发展和共同发展方面，也都发挥了重要的制度性作用。

东亚各国经过努力，只要在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以后继续建立东亚共同体，并制定《东亚共同体成立宣言》、《东亚共同体条约》、《东亚共同体宪章》等，就能全面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政治安全一体化、社会文化一体化的进程，从而在推进东亚和平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东亚和谐社会的建设。换言之，东亚共同体是实现东亚和谐的新途径。

二、东亚共同体的有利因素

1.东亚区域内相互依存关系加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以区域内贸易和相互投资的扩大为基础，各国间的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强，已经在实际上形成了实实在在的东亚经济圈。2008年，东盟十国与中日韩合计的区域内贸易比率为45.7%，比2000年的41.7%提高了4个百分点。东亚的这一区域内贸易比率虽然尚低于欧盟的65.6%，却已超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的39.7%。今后，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运营以及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东亚区域内贸易的比重还必将进一步提高，东亚各国的相互依存关系也必将进一步加强。

2.东亚各国双边自由贸易发展

新世纪以来，以缔结FTA为中心，东亚双边自由贸易出现了迅速发展的新局面。目前，中日韩三国已分别与东盟缔结生效了FTA，其中，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展最快，2010年1月1日已经全面建成。其次，中日韩三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的FTA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其中，中国-新西兰FTA和韩国-印度FTA已经正式生效，中国-澳大利亚FTA、日本-澳大利亚FTA、韩国-澳大利亚FTA、日本-印度FTA和韩国-新西兰FTA正在谈判，中国-印度FTA正在进行协商与研究。就中日韩三国之间的FTA而言，中日韩FTA和中韩FTA正在进行共同研究，日韩FTA正在进行谈判，中日FTA正在酝酿。就中日韩三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FTA而言，日本先后与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文莱、印度尼西亚、越南缔结生效了FTA，中国和韩国也分别与新加坡缔结生效了FTA。另外，东盟除分别与中日韩三国缔结生效了FTA以外，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的FTA都已签署了协定，2010年内都将正式生效。

双边自由贸易是区域内和多边自由贸易的过渡和桥梁。因此，如果不考虑今后新参加的成员，那么以上述双边自由贸易的发展为基础，东亚自由贸易区条件必将越来越成熟，快可在2015年前后见分晓，慢也可在2020年前后见分晓。

3.东亚合作机制的形成与完善

经过亚洲金融危机，东亚各国越来越认识到了区域内经济合作的重要性。东亚金融危机本来是由与美国关系密切的投机基金兴风作浪所引起的，然而美国和IMF在危机期间的援助却很不充分，条件也很苛刻。相比之下，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使东盟各国和韩国避免了沉重打击，日本也通过“新宫泽构想”提供了30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由此，东亚各国在克服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加强了相互信任，为东亚合作创造了有利的气氛。1997年12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同时出席在吉隆坡召开的东盟首脑会议，正式开始了东亚“10+3”对话，形成了“10+3”对话机制。10+3对话机制的形成和完善，对推进东亚合作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的提出以及东亚峰会的召开，都是10+3对话机制不断发挥作用的结果。

其次，中日韩三国领导人自1997年12月开始参加在吉隆坡召开的东盟首脑会议以来，都分别与东盟领导人会谈，形成了三个“10+1”对话机制，即中国-东盟领导人对话机制、日本-东盟领导人对话机制和韩国-东盟领导人对话机制。三个10+1对话机制的形成和完善，对推动中国-东盟合作、日本-东盟合作、韩国-东盟合作，都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东盟FTA、日本-东盟EPA（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韩国-东盟FTA的缔结与三个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发展，都是三个10+1对话机制分别发挥作用的结果。

另外，1999年11月28日，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马尼拉出席第三次10+3会议期间共同出席非正式早餐会，由此形成了中日韩领导人在10+3会议期间的对话机制。为进一步加强中日韩合作，2008年12月13日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在日本福冈召开，这是三国第一次单独召开的领导人会议，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了中日韩对话机制，开启了中日韩合作的新纪元。2009年10月10日在北京举行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2010年5月29-30日在韩国济州岛举行的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又分别达成新共识，把中日韩合作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其中，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通过《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再次宣告三国将秉承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坚持不懈地推动三国关系朝着睦邻互信、全面合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方向前进。5月30日，中日韩领导人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宣布三国将加强合作，共同推进东亚一体化进程。

4.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的进展

在东亚峰会的成员国中，中日韩、东盟先六国、越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是APEC成员，占21个APEC成员的一半以上。根据《茂物宣言》，亚太地区将在2020年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其中，发达成员将在2010年前、发展中成员将在2020年前分别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从目前情况看，上述目标虽然未必按期实现，但每年一度的APEC领导人会议都按照既定的目标，努力推动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以亚太自由贸易的发展为基础，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2008年6月8日提出了亚太远景设想，提议在2020年前建立覆盖整个亚太地区的“亚太共同体”，成员包括美国、日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本地区其他国家。陆克文总理的建议很快得到了一些国家的呼应。2009年10月30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访问澳大利亚与陆克文总理会谈后发表《中澳联合声明》，表示中国欢迎澳大利亚提出的“亚太共同体”倡议。

2009年11月12日，APEC部长会议重申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长期目标；11月14日，APEC领导人会议发表声明，重申建立涵盖所有成员的自由贸易区，呼吁21个成员继续应对挑战，为亚太自由贸易区添砖加瓦。胡锦涛主席在会议讲话时也表示，中国积极推进区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支持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1]。

中日韩、东盟先六国、越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是APEC的成员，这些国家在APEC框架下推进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与在东亚峰会框架下推进东亚贸易自由化是一致的。因此，APEC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也就成为直接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的促进因素。换言之，上述国家在APEC框架下推动亚太共同体的共同努力，将有利于东亚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

三、东亚共同体的不确定因素

1.东亚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东西方对立的冷战格局结束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两大主流，东亚基本上保持了和平与发展的局面。尽管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亚并不太平，先后爆发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上世纪70年代以后，东亚虽然基本上保持了和平与发展的局面，但一直存在着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历史上的积怨和矛盾。日本经明治维新实现“富国强兵”以后，走上了以武力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先后发动了日清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给东亚各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留下了巨大的创伤。战后以来，日本政府虽然多次就战争问题向东亚各国道歉，表示了反省的态度，但由于军国主义残余和右翼势力的影响，日本政府的道歉和反省总是敷衍了事，一直没有深刻认罪的态度，多次在历史问题上伤害东亚各国人民的感情，引起东亚各国人民的愤怒和不满。特别是小泉在执政期间一再参拜靖国神社，更使中日、韩日关系笼罩了冰冷的气氛。这种历史上的积怨和矛盾，无疑是东亚共同体的最主要障碍。

（2）现实利益的冲突与矛盾。东亚各国不仅在社会制度、经济体制以及历史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方面有所不同，而且在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发展道路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东亚各国不仅在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等方面明显不同，而且在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方面也都追求各自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东亚各国的相互关系中，就不时出现各种现实利益的冲突与矛盾。另外，由于历史的原因，东亚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朝鲜半岛存在着南北分裂的问题，中国存在着台湾问题，日俄之间存在着北方领土问题，中日之间存在着钓鱼岛归属和东海划界的问题，日韩之间存在着日本方面称之为“竹岛”、韩国方面称之为“独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围绕中国的南海，中国与东南亚有关国家之间存在着领海争议的问题。上述问题都是一触即发的敏感问题，经常因为各种因素的引发而激化，是影响东亚共同体的主要障碍之一。

（3）来自区域外干扰因素的影响。美国虽然不是东亚国家，但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国家，却一直奉行强权政治的逻辑，千方百计地维护其在东亚的利益，经常插手和干预东亚事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看，在东西方对立和美苏争霸的冷战时代，美国不仅利用日本和韩国以及东南亚各国对苏联和中国实行封锁和包围，而且直接发动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挑起了台湾海峡冲突，给东亚留下了许多不好解决的后遗症。冷战结束以后，美国虽然提防日本对其经济霸权的挑战，一度把日本视为其经济上的敌国，但面临中国崛起，美国却一直把中国视为其在东亚乃至世界上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以此为背景，美国对东亚各国的态度亲疏有别，战略上有打有拉。其中，日本仍然是美国在东亚最主要的盟国，韩国和东盟都是美国积极争取和利用的对象。对于中国，美国采取了既利用、又遏制的双重战略，并千方百计地诱导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向西方化、美国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东亚各国为了各自的利益，也都高度重视美国的作用，在相互关系中都打“美国牌”。尤其是日本，多年来一直明确地把日美关系作为其外交的基轴，并宣称依赖美国的“核保护”，防御所谓的来自东亚其他国家的“威胁”。这种来自区域外的干扰因素，不仅是造成以往东亚不和谐的主要因素，对今后的东亚共同体发展也将继续产生不利的影响。

2.东亚共同体的出发点和范围

根据历次10+3领导人会议所达成的共识，东亚自由贸易区的范围是东盟十国和中日韩三国。因此，如果在10+3的基础上即在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建立东亚共同体，则东亚共同体的范围就应该与东亚自由贸易区保持一致，即由东盟十国和中日韩三国组成东亚共同体。另外，根据日本设想过的东亚自由贸易区以及中国大陆与台湾的ECFA（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以及“大中国经济圈”的发展趋势，还有可能包括中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

相比之下，如果在东亚峰会的基础上建立东亚共同体，则其成员就应该是东亚峰会成员国。按“东亚展望小组”2001年提出的研究报告，东亚峰会的初衷是为了推进东亚区域合作，最终目标也是建立东亚共同体。不过，按当时的设想，东亚峰会的成员是东盟十国和中日韩三国，并逐渐以东亚峰会形式取代10+3领导人会议。然而，日本从小泉首相2002年1月访问东盟五国提出 “小泉构想”开始，就一直主张建立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东亚共同体，其后又主张印度也参加东亚共同体。日本经济产业省2006年4月提出的“东亚EPA构想”，也是要建立由16国组成的东亚共同体。2009年9月，日本新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也主张以10+6为基础建立东亚共同体。对于日本当初极力主张区域外国家参加东亚峰会，东盟国家一直心存疑虑。2005年12月3日，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在会见日本《读卖新闻》记者时说，日本希望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甚至是美国也参加进来，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说是东亚了[2]。另外，马哈蒂尔对澳大利亚参加东亚峰会也非常警惕。当年12月7日，马哈蒂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担心东亚峰会可能因澳大利亚的出现以及日本的亲美政策而陷入混乱，他说：我们不能把日本的立场视为对东亚有利，日本的政策更多的是反映其与美国牢固的同盟关系；创立东亚峰会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对抗美国在亚洲一些不得人心的政策，而澳大利亚扮演的是“美国代理人”角色[3]。正因为如此，所以2006年8月当日本在10+3部长会议上提出“东亚EPA构想”时，东盟并没有表示支持，而是根据中国的建议，继续研究东亚共同体的出发点，在比较10+3和东亚峰会两个出发点的基础上，选择对东盟有利的方案。其后直到现在，东盟也没有拿定最后的主意。

3.东亚领导权之争

中国和日本是东亚的两个大国，对东亚区域经济、区域政治和区域安全有着巨大影响力，在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面临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发展的历史潮流，中日两国应该以双边合作促进区域合作，在区域合作中解决双边矛盾，共同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的进程。因此，中国无意争夺东亚领导权，一再表示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作用，对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区域外国家参加东亚峰会也持欢迎和支持的态度。但是，日本争当“盟主”心切，冷战思维严重，唯恐中国影响扩大，不时摆出了与中国争夺东亚经济联合主导权的态势。在东亚峰会和东亚共同体方面，日本也试图通过扩大的东亚一体化，吸收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为核心成员，或借助日澳新三国的所谓“发达国家同质性”，或依靠日印两国的“共同价值观”，来牵制中国，削弱中国的影响力。

4.中日自由贸易和中日韩自由贸易进展迟缓

可以说，没有中日两国的自由贸易，就没有东亚的自由贸易，也就没有东亚共同体。然而，对于中国政府主动建议的中日FTA，日本政府却采取了冷落和回避的态度。对于中日韩FTA，日本政府当初也一直没有采取积极推进的态度，致使三国间的共同研究迟迟未能取得进展。结果，在东亚峰会的16个成员国中，日本唯独不与中国谈判和缔结FTA。这意味着日本政府只是在口头上重视中日关系，承认中日合作对东亚合作的重要性，但实际上却没有把中国视为与日本经济上关系密切、政治上关系友好的国家。

5.日本农业保护主义的影响

农业没有国际竞争力一直是日本贸易自由化的软肋。为保护国内农业，日本政府多年来一直实行农业保护政策，在乌拉圭回合和多哈回合的农业谈判中一直反对大幅度削减农产品关税，在FTA/EPA谈判中也一直回避农业自由化，把大米、小麦等主要农产品列为特殊产品，尽量推迟自由化的时间表。然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国之一，在WTO农业谈判中一直主张大幅度削减农产品关税，与日本反对大幅度削减农产品关税的立场针锋相对，印度在WTO谈判中也极力要求发达国家取消农业补贴。正因为如此，所以日本一直也难以推进日澳EPA的谈判进程。不仅如此，澳大利亚还曾经因为对日本拒绝开放农产品市场不满而拒绝或中断过日澳EPA谈判。另外，由于日本在WTO农业谈判中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立场针锋相对，日本-新西兰FTA至今也未能提上两国贸易自由化的议事日程，日本在与印度EPA谈判中也面临着开放农产品市场的压力。总之，日澳EPA、日新FTA、日印EPA的进展都不顺利，日本利用三国牵制中国的企图不仅不会得逞，反而有可能自食其果，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四、中日合作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

中日是东亚的两个大国，在东亚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中日两国共同努力，东亚共同体才能够顺利地建立和发展起来。然而，在自民党执政特别是在小泉执政府间，由于日本蓄意争夺东亚领导权，在双边自由贸易方面排斥和孤立中国，中日政治关系冷淡，中日两国一直未能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4]。2009年9月日本民主党新政府成立后，对内政外交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对外关系方面的重要改革，可说是在重新定义日美同盟关系争取“对等同盟关系”的同时，发展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与东亚各国的关系，推进东亚共同体。以此为背景，自鸠山首相在2009年9月21日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按照欧盟模式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以来，日本政府多次表示愿与中国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受到了中国的欢迎，出现了中日合作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的新局面。菅直人就任日本首相后，也说他将把鸠山由纪夫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具体化，并表示，希望加强日本与中、韩两国的关系[5]。以此为基础，中日两国应该总结经验教训，在下述方面切实行动，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

1.确保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日本作为一个曾经侵略过东亚国家的国家，给东亚各国以及日本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的苦难。然而，与德国深刻反省纳粹罪行，真正与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和好不同，日本对侵略战争的认识和反省都没有达到东亚各国特别是中韩两国满意的程度。不仅如此，日本的一些政客特别是前首相小泉一再参拜靖国神社，一些右翼势力也经常在台湾问题上挑起事端，屡屡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不满。为此，胡锦涛主席在纽约会见鸠山首相时再次强调，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慎重妥善处理这两大问题，是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关键所在，中方希望日方恪守承诺，从中日关系大局出发，慎重妥善处理有关重大问题。[6]值得欢迎的是，鸠山首相2009年8月11日在东京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民主党上台，将正确处理历史认识问题，将尊重“村山谈话”精神，并说如果他当上首相，将不会去参拜靖国神社，还会要求阁僚在这一问题上自我约束。[7]另外，鸠山10月15日在新加坡发表亚洲政策演说时承认，日本给很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莫大的损害与苦难，并说这虽然是六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但现在还不能说已经达成了真正的和解。[8]以此为契机，日本政府应该持之以恒，言必信、行必果，真正为中日和好、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气氛，确保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2.彻底摈弃争夺东亚共同体领导权的冷战思维

日本作为东亚经济大国，在贸易、投资和政府开发援助方面都起到了推动东亚经济发展的作用，这是应该肯定和鼓励的。日本也应该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努力，为东亚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然而，自2001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走在了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前面以后，日本就一直担心会失去东亚经济联合的主导权。对此，尽管中国一再表示不争夺东亚经济合作的领导权，日本政府却不时摆出了与中国争夺领导权的架势，一再声称要在东亚经济联合中发挥主导作用。其主要表现，就是小泉政府不仅一直不与中国讨论东亚共同体，而且一直回避中日FTA，对中日韩FTA也态度消极，在其倡导的东亚共同体的16个成员国中，唯有中国被其排除在日本的FTA/EPA对象之外。这意味着小泉政府在FTA/EPA战略中采取了排斥和孤立中国的政策，冷战思维一直挥之不去。现在，日本政府既然采取了与中国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的积极姿态，就应该汲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彻底摈弃争夺东亚共同体领导权的冷战思维。

 3.全面推进中日合作

中日合作不仅有利于改善中日关系，实现中日两国的和平发展，对于推进东亚共同体也至关重要。为此，根据胡锦涛主席在纽约会见鸠山首相时就发展中日关系所提出的具体意见[9]，中日两国要从下述四个方面着手，进一步推进中日合作：第一，两国领导人继续利用多种场合保持接触，加强政府、政党、议会等各领域对话和交流，增强相互信任；第二，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充分发挥经济高层对话等机制的作用，加强能源、环境、低碳技术、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高技术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经贸合作迈上更高水平；第三，开展人文交流，不断创新交流形式，建立和完善相关机制，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第四，在亚洲一体化进程中加强对话、沟通和协调，携手推进东亚地区贸易、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共同推动亚洲一体化建设不断迈出实质性步伐。

4.把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提升为中日战略伙伴关系

2006年10月以来，经过中日两国领导人的“破冰之旅”、“迎春之旅”和“暖春之旅”，双方建立起了战略互惠关系，双边关系日趋融洽和友好。根据2007年4月13日发表的《中日联合新闻公报》，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内涵是：第一，相互支持和平发展，增进政治互信，第二，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第三，加强防务对话与交流，共同致力于维护地区稳定；第四，加强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第五，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及全球性课题。日本民主党政府建立后，也多次表示要积极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2010年4月12日，鸠山首相在纽约与胡锦涛主席会见时表示，日本诚挚希望发展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希望加强两国高层往来，丰富两国关系内涵[10]。

与小泉执政期间“政冷”的中日关系相比，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可说是中日关系的历史性进步，对推进中日合作、发展中日友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利益基础上的合作，还不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合作。因此，战略互惠关系下的中日关系的密切程度还不够，不仅远不能与日美同盟关系下的日美关系相比，而且也不能与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的其他两国间关系相比。在日本倡导的东亚共同体的16个成员国中，日本与东盟、韩国、澳大利亚、印度都已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东盟、韩国、印度也已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战略伙伴关系也在双方的意向之中。另外，就中日韩三国关系而言，第一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已经发表了《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表《中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又强调进一步发展三国伙伴关系，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表《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其目的也是推进三国发展更为密切的伙伴关系。鉴于东亚共同体不外乎是从制度上确立东亚各国基于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战略伙伴关系，因此，应根据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和推进东亚共同体的需要，适时地把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提升为中日战略伙伴关系。

5.共同推进东亚自由贸易区

根据欧盟和东盟的经验，东亚自由贸易有助于推进东亚经济合作，实现区东亚经济一体化，是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基础和必由之路。因此，中日两国都在积极推进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不过，中国一直主张以10+3为基础缔结EAFTA（东亚自由贸易协定），而日本在第一次东亚峰会后则一直主张以10+6为基础缔结CEPEA（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尽管如此，中国并不反对东亚峰会推进CEPEA的进程，而是积极参与CEPEA共同研究并与各方达成了一些共识。日本虽然一直主张建立16国参加的东亚共同体，但也不反对以10+3领导人会议推进EAFTA的进程，在第十一次10+3领导人会议（2007年11月）发表《第二份东亚合作联合声明》中，日本也同意把10+3进程作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主渠道。以此为基础，只要中日两国对EAFTA和CEPEA都采取积极参与的态度，并顺其自然，哪个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区能先建立起来就先建立哪个，就有利于中日合作，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

6.共同推进中日韩FTA

中日韩FTA不仅有助于推进中日韩三国与东北亚的经济合作，而且有助于推进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的发展。然而，自中国在2003年主动建议中日韩FTA以来，因小泉政府态度消极，三国间联合研究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直到2007年1月举行的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三国领导人才开始注意到三国学术部门关于中日韩FTA联合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其后经过一年多的共同努力，在2009年10月举行的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国领导人终于就尽快启动中日韩FTA官产学联合研究达成共识。2010年5月6-7日，中日韩FTA官产学共同研究首次会议在首尔举行，三方就各自的FTA政策和相互间的经贸关系进行了初步的讨论和交流。5月30日，在韩国济州岛举行的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宣布三国将努力在2012年之前完成中日韩FTA官产学共同研究，寻求三国对有关问题的共识，为将来谈判建立三国自由贸易区提供务实性的参考。以此为契机，在中日韩投资协定可望在年内达成协议的基础上，三国政府、产业和学术界都要积极参与和推进中日韩FTA联合研究，争取早日达成共识，开启谈判。

7.共同推进中日FTA

如前所述，小泉政府对中日FTA一直采取冷落和回避的态度，一直把中国排斥在其签署FTA/EPA的对象之外，既没有按照其选择FTA/EPA谈判对象的标准真正把中国视为政治上友好经济上关系密切的国家，也没有真正把中日FTA视为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的有利因素，这曾经是当初中日两国未能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的重要原因之一。自安倍政府以来，日本政府对中日FTA表示了向前看的积极姿态，鸠山首相在其亚洲政策演说中也说日本今后“除加快与韩国、印度、澳大利亚之间的EPA谈判以外，与其他国家也要探讨开展EPA谈判的可能性”[11]。目前，中韩FTA共同研究已经结束，双方下一步将就各自关心的问题进一步交换意见，为早日启动谈判创造条件[12]，日韩两国也一直在努力争取重开日韩FTA谈判。因此，在中日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的新形势下，日本政府应该尽快放弃在FTA/EPA方面排斥和孤立中国的错误政策，重新审视中日FTA的地位和作用，尽快把中日FTA提上日程，使中日FTA成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象征，成为中日战略伙伴关系的推进器，成为中日两国共同推进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的实际行动和具体步骤。

[1] 新华社：胡锦涛在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2009年11月15日。

[2] [日]吉形佑司：马哈蒂尔担忧区域外国家参加东亚峰会，读卖新闻, 2005年12月4日。

[3] 冯武勇：地区大国东亚峰会总动员，日野心勃勃大打外交战，新华网2006年12月10日。

[4] 刘昌黎：中日合作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东北亚论坛，2010年2期。

[5] 李宗泽：菅直人任内或推动落实东亚共同体，环球网，2010年6月4日。

[6] 新华社：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纽约会见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新华网，2009年9月22日。

[7] 刘赞：鸠山表示如果上台将进一步发展日中关系，新华网，2009年8月12日。

[8] [日]首相官邸：鸠山首相的亚洲政策演说，走向亚洲的新相互关系——实现东亚共同体构想》，2009年10月15日。

[9] 新华社：胡锦涛主席会见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新华网，2010年4月13日。

[10] 新华社：胡锦涛主席会见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新华网，2010年4月13日。

[11] [日]首相官邸：鸠山首相的亚洲政策演说,走向亚洲的新相互关系——实现东亚共同体构想，2009年10月15日。

[12] 中国商务部新闻办公室：中韩两国结束自贸区官产学联合研究，2010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