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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龍劄記》“章句”之解讀

梁祖萍

內容提要黃侃先生《文心雕龍劄記》揭示了“章句”的幾個不同涵義。章句既是閱讀古書時、離章斷句的符號，又是漢代學者注釋文本的一種體例，也是作為語言單位的章句，《文心雕龍·章句》中的章句乃語言單位。章句在漢語學術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既是從事學術研究的基礎，又是閱讀古書的基礎，還在佈局謀篇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關鍵字《文心雕龍》；《文心雕龍劄記》；章句；黃侃 

　黃侃先生的《文心雕龍劄記》既對《文心雕龍》的文本進行解讀，發掘和闡明了《文心雕龍》的立論之本，體會和索求了文本的本意，也有其精到的、富有啟發意義的理論闡發，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正如周勳初先生所評：“《文心雕龍劄記》一書乃是清末明初三大文學流派紛爭湧現出來的一部名著。季剛先生繼承了《文選》派的傳統，吸收了朴學派的成果，在批判桐城派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了自己的學說”[1]《文心雕龍劄記》。從問世以來此劄記一直是《文心雕龍》研究者的必讀書目之一。在《文心雕龍劄記》中，“章句”論是其他篇目的基礎，充分體現了樸學家重視語言文字的特點，為我們研究中國古代的作品提供了一個視角。本文對黃侃先生的《文心雕龍劄記》“章句”篇的思想從三個方面進行解讀闡釋，以期求教于前輩和專家。

　　一、論“章句”的三重涵義

　　我們認為，黃季剛先生對章句的多重涵義進行瞭解讀：

　　(一) “章句”的最初涵義。也即“章句”的第一種涵義：作為閱讀古書時離章斷句的符號。

　　釋“章”。黃侃先生的《文心雕龍劄記》“章句”在解釋“章”之前先釋“”。他解釋說：“《說文》：，有所絕止，而識之也。施於聲音，則語有所稽，宜謂之；施于篇籍，則文有所介，宜謂之；數言連貫，其辭已究，亦可以謂之。假借為讀，所謂句讀之讀也，凡一言之停駐者用之。或作句投，或作句豆，或變作句度，其始皆但作耳”。指出“”是行文中間的停頓，“句讀”的“讀”是“”的假借字。

　　那麼，“”和“章”的關係又是如何呢?黃侃先生解釋為“”從聲以變則為章。我們可以這樣理解黃侃先生的解釋，“”古韻屬章紐侯韻，“章”古韻屬章紐陽韻，可旁對轉。《說文·音部》：“章：樂竟為一章。從音從十”。對於《說文》的解釋，黃侃先生《文心雕龍劄記》進一步闡釋為“言樂竟者，古但以章為施於聲音之名，而後世則泛以施之篇籍”。

　　呂思勉先生解釋“章”的涵義也是據《說文》的釋義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引而申之，則凡陳義已終，說事已具者，皆得謂之為章。”[2]7

　　釋“句”。《說文》：，鉤識也。……句：曲也。又鉤，曲也。足見“句”與“鉤”同義。段玉裁注：“凡章句之句，亦取稽留可鉤乙之意。”這裡所謂“鉤乙”，就是在語言該停頓的地方，鉤劃一個類似“乙”狀的符號，表示句子的停頓，其作用相當於今天的標點符號。正如黃侃先生解釋“章句”的“句”：“句之語原於，《說文》，鉤識也。……是亦所以為識別，與同意。……聲轉為曲。……又轉為句。《說文》曰：句，曲也。句之名，秦漢以來眾儒為訓詁者乃有之，此由諷誦經文，於此小，正用鉤識之義。”

　　關於“句、讀、章、言”，黃侃先生總結為：“總之，句、讀、章、言四名，其初但以目聲勢，從其終竟稱之則為章，從其小有停駐言之則為句、為曲、為讀、為言。降後乃以稱文之詞義完具者為一句，結連數句為一章。或謂句讀二者之分，凡語意已完為句，語意未完語氣可停者為讀，此說無征于古”。明確指出“章”“句”的概念古今是發生了變化。所以，呂思勉先生“章句論”稱“章句之朔，則今之符號之類耳”[2]，也即此意。

　　總之，“章”有終止之義，“句”有停頓之義，兩者都是書面語言表達的單位，都是講句子間的停頓。從結構上說，“章”是終止、結尾的意思，“句”是打一個鉤，表示停頓；從語義上說，“章”有顯明義，“句"表示總體裡頭的一個部分，與局、曲同源。

　　(二) “章句”的第二種涵義，是作為漢代學者注釋體例的章句。“章句”的另一個涵義是自漢代學者開始的，是古書分章析句的一種注釋體式。因為“章句”由章句的最初涵義擴大到對古籍的研究。

　　呂思勉先生解釋“章句”從其本義成為注釋體式的原因是很具有參考價值的：“去古漸遠，語法漸變；經籍之義，非複僅加符號所能明，乃不得不益之以說。類乎傳注之章句，由是而興。”[2]8此處“章句”的涵義，是指串講句意，即漢代學者注釋古書的新體式。

　　《後漢書》卷74《徐防傳》雲：“《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以章句為書名，始於西漢。為了便於閱讀，古人把流傳下來的無句讀、無章節的古書，用句讀分章(此處的章，即今天的段落)加以注釋，這就是從解析經文角度所說的“章句”。

　　黃侃先生在《文心雕龍劄記》“章句——辨漢師章句之體”部分分析說：“章句本專施於《詩》，其後離析眾書文句者，亦有章句，《易》有施孟、梁丘章句，《書》有歐陽、大小夏侯章句。《春秋》則有《公羊》、《谷梁》章句，《左氏》尹更始章句，班固、賈逵則作《離騷經》章句。”他批評了末流的章句之體繁瑣令人生厭的弊病，推崇經傳保存下來章句如《毛傳》、趙岐的《孟子章句》、王逸的《楚辭章句》等，他讚賞東漢之章句皆“雅暢簡易”，認為西漢今文“有諸師之煩”。漢代章句，有今文經派和古文經派之分，因為師承的不同，都會為各自的學說加以辨說，所以，黃侃先生說“漢師句讀經文，今古文或殊，前後師或殊，所以違異，必加辨說之辭。……故知家法有時而殊，離經彼此不異”。再加上後世的義疏、考證之作亦可謂汗牛充棟，需要加以明辨，因此，黃侃先生從章句的注釋體式說明古籍在流傳、保存和研究中存在的種種複雜現象，語重心長地指出：“今謂探古籍，必自分析章句始”。

　　陸宗達先生在黃侃先生的基礎上對漢代章句作為注釋體式解釋得更加通俗易懂，他以毛亨的《詩經故訓傳》、趙岐的《孟子章句》為例，分析了章句作為注釋體式的主要特點：“漢代注釋家解釋古書，往往在解釋詞義之外，再串講文章大意，他們把這種解說方法叫‘章句’，……‘章句’的體例就是串講，串講的作用是使文章的章節文意更加顯明，句讀分析更加清楚。”[3]陸宗達先生肯定毛亨《詩經詁訓傳》章句學的體例，並稱其是章句學的典範。作為注釋古書的體式，章和句的涵義這時已有了明顯的區別。以趙歧的《孟子章句》為例，趙歧生於漢代末年，他的《孟子章句》是對兩漢的訓詁實踐的一個總結，《孟子章句》按文意分章，每章有若干句，每章的結尾，都有一個“章旨”，概括全章旨意，相當於今天一篇文章的段意。

　　(三) “章句”的第三種涵義：作為語言單位的章句。漢語中的字、句、章、篇是四個語言運用的單位，劉勰的《章句》篇“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是以字(詞)、句、章、篇為研究範圍，劉勰的《章句》篇“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主要突出了“章句”在“篇”中的重要地位。

　　黃侃先生《劄記》“章句”篇的“章句”即與劉勰的“章句”是同一個概念。劉勰在《文心雕龍·章句》篇中“章者，明也”的涵義，黃侃先生的解釋是“舍人言章者明也，此以聲為訓，用後起之義傅麗之也。”因為章，古韻屬章紐陽韻，明古韻屬明紐陽韻，此為聲訓，章、彰、著是同源詞，都訓為明義，即明顯之義，所以，黃侃先生把“章者，明也”解釋為聲訓，也就是說，黃侃先生認為劉勰《文心雕龍·章句》的“章”已經是指語言單位，是後起之義。

　　如何理解黃侃先生釋此句：“句者，局也。此亦以聲為訓，用後起之義傅麗之也。”[4]“局”的本義是什麼呢?王甯先生在《訓詁與訓詁學》中有《談“局”的本義》[5]一文，對“局”進行了全面的考釋。得出結論，“局”的本義是“行棋”。王甯先生考證出“局”或“曲”由“棋盤”、“行棋”之義引申而有“法則”、“規律”之義。“局”字與“句”、“區”同源。“局”引申又有“限制”義。由此可知，在《章句》中，“句者，局也”，局有局限的意思。也是指行文中間的句子的停頓。這樣可以理解黃侃先生認為劉勰釋“句者，局也”是用後起之義傅麗的原因，《文心雕龍·章句》的“句”是指語言單位。

　　二、“章句”的重要作用

　　在《文心雕龍劄記》“章句”篇中，黃侃先生開宗明義闡述了章句的重要意義：“結連二字以上而成句，結連二句以上而成章，凡為文辭，未有不辨章句而能工者；凡覽篇籍，未有不通章句而能識其義者；故一切文辭學術，皆以章句為始基。”黃先生極為肯定地指出章句在寫作、閱讀及從事學術研究三個方面的重要性。他批評了視章句為繁瑣哲學而欲尋找工巧之途的弊病，同時，也說明寫文章並非僅僅懂得章句就能代替一切，但捨棄章句，不具備語言文字的基本知識，更無捷徑可走；所以，黃侃先生強調：“所惡乎章句之學者，為其煩言碎辭，無當於大體也。若夫文章之事，固非一章句而即能工巧，然而捨棄章句，亦更無趨於工巧之途。規矩以馭方員，雖刻眾形，未有於規矩之外者也；章句以馭事義，雖牢籠萬態，未有出於章句之外者也”。章句是從事學術研究的基礎，也就是說，有關中國古代的一切文化知識、學問，都應該從這裡開始。

　　(一) 基於漢語自身的特點，章句是從事學術研究的基礎。漢語的主要特點，其一是主要依靠虛詞和詞序構成句子；其二是漢語是非形態語言。由於漢語是非形態語言，因此，句中各詞之間的語法規則的簡易性對理解句子的意義影響較小，而難點在於理解句中各詞的詞義，所以古人的意識是在“小學”(文字、聲韻、訓詁)多下功夫以達到解釋詞義的目的，而不是多去研究語法；黃侃先生進一步指出實際上漢語在客觀的語言實際中，存在著造句之術，存在著規律性的東西，即“共循之途轍”，但為什麼古代訓詁學發達而語法薄弱呢?黃侃先生給予明確的解釋：“前人未暇言者，則以積字成句，一字之義果明，則數字之義亦必無不明，是以中土但有訓詁之書，初無文法之作，所謂振本知末，通一萬畢，非有闕略也。為文章者，雖無文法之書，而亦能暗於理合者，則以師範古書，俱之相習，能古人之文義者，未有不能自正其文義者”。黃侃先生在此關注到了漢語尤其是文言文書面語言的以上特點。對此，張志公先生也有類似的觀點：“漢語是一種非形態語言，各級語言單位的組合不靠形態變化這個手段，而是靠語義、邏輯事理、約定俗成。”[6]對於漢語來說，句子是由片語成的，首先要解釋詞義，才能講明句意，章是由大大小小的句子構成，只有明確了詞義，才能溝通理解句子之間的關係，順理成章，“章總一義”[4]，“章句”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而章句與訓詁的關係也是密不可分的，我們由此可以來理解黃侃先生的“學問文章皆由章句訓詁起”這句話的涵義。

　　(二) “章句”是古書閱讀的基礎。章句在閱讀、研究古籍中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章句是做學問的基礎，而“句讀又是章句的基礎”[7]，句讀是閱讀古書的基本功，是解釋語言的一個重要內容。《禮記·學記》：“一年視離經辨志”，讀古文如果對文意理解不透，就難以作出準確的句讀。

　　要準確理解文意，要以“章句”為基礎，關於古人句讀的依據，黃侃先生在《章句》篇的《劄記》中專列一題“論句讀有系於音節與系于文義之異”有精闢的論述，黃侃先生指出了“聲氣之句讀”和“文法之句讀”的區別：“文章與語言本同一物，語言而以吟詠出之，則為詩歌。凡人語言聲度不得過長，過長則不便於喉吻，雖詞義未完，而詞氣不妨稽止，驗之恒習，固有然矣。文以載言，故文中句讀，亦有時據詞氣之便而為節奏，不盡關於文義”。他指出古人論句讀有以音節為依據的，有以意義完備為依據的特點。關於詩歌的分句，黃侃先生認為，詩歌也是有文法的，有的詩需要幾個句子才能完成一個語法結構，要顧及詩的韻律和詩的句法的標點，不能僅僅拘泥于文法，他說：“世人或拘執文法，強作分析，以為意具而後成句，意不具則為讀，不悟詩之分句，但取聲氣可稽，不問義完與否”。他舉《詩經·關雎》等有韻之文批評了在欣賞和研究詩歌時局限於語法規則強作分析的不切實際的作法。他在閱讀古籍中，還認識到以聲氣為句者，不僅見於詩歌。《劄記》曰：“詩歌既然，無韻之文亦爾。”他列舉了《左傳》等有關文章的例子來說明；他根據文言文的特點，強調劃分句子應該從兩方面考慮：注意音節的停頓和句子的完整。他指出讀古書時有“目治”和“口治”的不同，“學者目治之時，宜知文法之句讀，口治之時，宜知音節之句讀”。

　　古代文獻沒有標點，因此，首先要斷句，在辨句的方法上，黃侃先生是尊古的。他認為：“《荀子·正名》篇之釋名辭辨說，蓋正名之術，實通一切文章，固知析句之法，古人言之已，後有述者，莫能上也”。黃侃先生不贊成有人視《馬氏文通》以“葛拉瑪”(語法)之術馭中國之文是不師古，他說“不悟七音之理，字母之法，壹皆得之異域”，“七音”、“字母”皆來自外國，均被學者所認可，他積極評價了《馬氏文通》的貢獻，但他與《馬氏文通》關於句子的理解是不同的，他在《文心雕龍劄記》中有《陳辨句簡捷之術》一節專門闡明什麼叫古漢語的句子。

　　黃侃先生諳熟經書，對閱讀古籍時明修辭對理解文意也有精闢的論述。閱讀、研究古代文獻時要準確理解文意和某些句子的結構，明確句子的意義和語氣及古人行文中詞言表達的情狀，需要分析古人表達的體例，所以，明修辭也是章句的基礎。黃侃先生在長期的閱讀和研究古籍中，接觸了大量的語言材料，認為讀古書如果不明修辭，容易產生誤解且難曉文意，要正確理解文意，應該通曉古書中的文句異例。

　　黃侃先生說：“古書文句駁犖奇亻亥者眾，不悉其例，不能得其義恉，言文法者，於此又有所未暇也。幸顧王、俞諸君，有成書在，茲刪取其要，分為五科，科有細目，舉舊文以明之，皆辨審文句之事”。黃侃先生講在語言的使用中，常有“文與恒用者殊特”的現象，他因此特別重視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從顧炎武、王念孫、王引之、俞樾等前人的著作中，總結歸納出5科31個條目進行辨析，其中大部分屬於修辭學範圍的，如“倒文”，黃侃先生列為“句中倒字、倒字葉韻、倒句、倒序”四條，都屬於調整詞序便於修辭表達的，詞序是漢語的重要修辭手段。在“變文”中的條目“用字錯綜”“互文見義”都屬修辭學的範圍，如：“互文見義”舉出“《禮記·文王世子》篇：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鄭曰：上言父子孫，此言兄弟，互相備也”來說明。黃侃先生認為：“文法書雖工言排列組織之法，而于舊文有所不能施用。”要重視古漢語的“文句異例”，文法的規則不能完全適用於文言文書面語，尤其是周秦兩漢的書，套用現今的語法規則去讀周秦兩漢的書，往往會造成對句意的誤解，為此，他用了一個很形象的比喻“猶執山野之夫，而與言甘泉建章之巨麗也”。

　　(三) 章句在謀篇佈局中的意義和作用

　　　在閱讀、研究古籍時要從章句入手，寫作時章句的安排不能忽視，古人安章造句的方法對於我們釋讀、深入研究古代作品同樣富有啟示，所以黃侃先生結合劉勰的觀點談到了安章之總術。

　　劉勰的《文心雕龍·章句》強調了章句在謀篇佈局中的關鍵作用。劉勰《章句》篇雲：“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說文》曰：“本，木下曰本”，由草木的根，引申為事物的起始、根源。那麼，劉勰在這裡的“本”是指什麼呢?是指“章”、“句”、“字”是本，還是“篇”是本，學者從不同的研究視角做出了相反的詮釋，我們暫且不論在《文心雕龍》其他篇章中的“本”、“末”的具體所指，但《章句》篇中劉勰的本意應該是章、字、句是構成文章的基礎，劉勰認為，字是句的基礎，句是章的基礎，章是篇的基礎。篇名為“章句”，相對於“篇”和“章”而言，在《章句》篇中，“篇”、“章”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對於“篇”和“章”的區別，黃侃先生在《文心雕龍劄記》曾予以明晰的辨析：“以一篇所載多章皆同一義，由是謂文義首尾相應為一篇，而後世或即以章為篇，則又違其本義。”他列舉了《詩經》《老子》等篇章不相混的例子，如舉《詩經》中的例子說：“案《詩》三百篇，有一篇但一章者，有一篇累十六章者，此則篇章不容相混也”。其解釋使人一目了然，篇、章是不同的語言單位。黃侃先生認為後世篇章相混的原因是：“自雜文猥盛，而後篇章之名相亂”。

　　由此看來，要“振本”，就需要研究章法，所以，劉勰《章句》在明確了字、句、章、篇的關係之後，指出“章句”的重要性，“裁文匠筆，篇有大小；離章合句，調有緩急”，在實際語言的運用中，文章是以篇為單位的，篇的長短依據作者所要表達的思想感情和內容，而章句的安排，語調的緩急問題，要根據思想感情和具體內容的不同而定，沒有一定的準則，但章句在一篇文章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對於分章造句的要求，劉勰認為“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為用；章總一義，須意窮而成體”。“體”是指一個段落。每章總束一義，必須情理完整，而在一篇文章中，應該取同一義者合成一章。這在《附會》篇有更詳細的論述。

　　對於“章句”的安排，劉勰認為：“尋詩人擬喻，雖斷章取義，然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啟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脈注，跗萼相銜，首尾一體”。劉勰用“跗萼相銜”形象而生動地比喻章、句之間各有次第，自成條理，從而達到前後照應、首尾一體的效果。

　　劉勰強調章句要有順序“是以搜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順序，斯固情趣之旨歸，文筆之同致也”。指出句子忌諱文辭顛倒，安排段落貴在講次序，這是抒情述志的要領，文、筆寫作的共同要求。

　　黃侃先生《文心雕龍劄記》專列“安章之總術”，強調了章句在謀篇佈局中的重要意義，並指出，劉勰關於“章句”的組織安排應與《熔裁》《附會》放在一起來看，再參考陸機的《文賦》，方可全面瞭解“安章之總術”，黃侃先生引用陸機《文賦》“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于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和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來說明問題。他認為，陸機的“安章之術”雖簡，但包含了《附會》《熔裁》《章句》三篇的內容。陸機在《文賦》中指出安排段落時一定要防止前後矛盾、文辭內容不一致、邏輯混亂等弊端，一定要剪裁得當，不能有絲毫的馬虎，為此，陸機用了兩個比喻，“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謂作文之時考練辭句之上下稱兩，舍之去之，在於細小之間，然後著之于文。如果經過銓衡，需要裁定，就應當以恰當與否作為準繩。

　　黃侃先生在《劄記》中總結說：“案此文所言安章之法，要於句必比敘，義必關聯。句必比敘，則浮詞無所容；義必關聯，則雜意不能羼。章者，合句而成，凡句必須成辭，集數字以成辭，字與字必相比敘也，集數句以成章，則句與句亦必相比敘也；字與字比敘，而一句之義明，句與句比敘，而一章之義明，知安章之理無殊乎造句，則章法無紊亂之慮矣。”可謂是對劉勰《章句》篇的“章句”安排之法的概括。

　　黃侃先生在劉勰的基礎上概括出安排章句的最好方法是：“安章之術，以句比敘，義必關聯為歸，命意於筆先，所以立其准，刪修于成後，所以期其晚。”最後達到“首尾周密，表裡一體”的效果。對古人章法的學習對於我們研讀古代作品大有裨益。

　　三、與“章句”有關的兩個重要問題

　　(一) 句中字數和句末用韻

　　句中字數和句末用韻是分章造句的重要環節，也是我們瞭解古人語言藝術的一個重要方面，黃侃先生作為一位小學家，在文學上講求學有本源，他學識淵博，又有豐富的文學創作經驗，他反復研究過《文選》，對歷代文學作品均有涉獵，因此，對於詩文中的句中字數和句末用韻的使用情況，比劉勰更多地涉及了文學史上典型的作品並發表了獨到的見解。

　　劉勰所生活的六朝時期是駢文最繁盛的時期，駢文由成熟而日臻完美，其句型逐漸歸於以四六為主的範式，講求辭藻、聲律、對偶、用典。《文心雕龍》是駢體文，並且偶對工整、文辭精練，後世無人不認同其為駢文典範，劉勰用駢文來寫作不僅僅是受到當時文風的影響，也和漢語的特點和民族習慣有關。在《章句》篇中，劉勰主張四六句式“若夫章句無常，而字有條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在這裡，“無常”與“有條”相偶。劉勰強調四字句緊密而不急促，六字句較長但並不鬆弛，有時可變成三字句或五字句，那是要根據需要權衡採用，此段論述成為學者推斷梁時文字已多用四六的依據之一。如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四六》“考《文心雕龍·章句篇》有雲：‘筆句無常，而字有常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則梁時文筆已多用四字、六字矣。”[8]足見劉勰《章句》篇的影響。有韻之文，句的字數，劉勰論析了兩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和雜言產生的時代和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認為詩人的情感隨時代的發展而變化，各種字數不同的詩篇也就應運而生。

　　黃侃先生《文心雕龍劄記》“章句”篇認為劉勰關於句中字數的論述，是兼有文筆兩種文體，無韻之文，一般沒有固定的字數，而劉勰強調四六字，是拘於當時流行的駢文的文體特點。黃侃先生對刻意出新的一些文學現象進行了批評，指出文學史上有些作家反對“四六句式”以“古文”自居的極端作法並不可取：“自四六體成，反之者變為古文，有意參差其句法，於是句讀之長，有古所未有者，此又不足以譏四六也”。並舉曾鞏《南齊書序》作為無韻之文的例子，歐陽修《祭尹師魯文》、蘇軾《祭歐陽文忠公文》作為有韻之文的例子，說明其句法的奇長不足稱讚。黃侃先生認為句法的長短取其“聲氣”：“夫文之句讀，隨乎語言，或長或短，取其適於聲氣，拘執四六者固非，有意為長句者亦未足範也”。最後，黃侃先生指出劉勰關於詩歌“句中字數”是有依據的，源于《文章流別論》“若夫有韻之文，句中字數，則彥和此篇所說，大要本于摯虞”。

　　關於句末用韻。韻是詩詞格律的基本要素之一，適當的韻腳，將使詩歌緊湊和諧、聲情並茂。對於詩賦用韻，劉勰《章句》的觀點是：換韻的目的是為了調節辭氣、避免單調，“若改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賈誼、枚乘用了兩個韻就轉韻，劉歆、桓譚的賦，用了一百句還是不轉韻，也是各有各的用意。劉勰主張用韻和轉韻應當折中，“然兩韻輒易，則聲韻微躁，百句不遷，則唇吻告勞”，兩韻一轉，顯得急促，百句不轉，念起來會感到疲勞，折中用韻，能夠保證自己的作品不出毛病。紀昀在《文心雕龍輯注》中曾稱讚劉勰此段論押韻特精。

　　　陸機的《文賦》在研究創作時，已經認識到音韻的美，“暨音聲之反覆運算，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無常，固崎錡而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若沒有掌握用韻規律，寫出的文章便會聲律不齊、有勞唇吻。沈約在《謝靈運傳論》也談到句中調和音節的重要性，“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奚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在此劉勰提倡“折之中和”，但究竟以幾韻幾句為宜，他並沒有說明，範文瀾先生在給《文心雕龍·章句》作注時，據《章句》篇中所提到的魏武、陸雲論賦的線索和具體作品多方考證，得出結論，推知“彥和所謂折之中和，是四韻乃轉也。”[9]

　　黃侃先生《文心雕龍劄記》十分贊成劉勰對於句末用韻的探討：“其雲折之中和，庶保無咎者，蓋以四句一轉則太驟，百句不遷則太繁，因宜適變，隨時遷移，使口吻調利，聲調均停，斯則至精之論也”。但他進一步指出，韻腳貴在調劑，不能千篇一律，這些關於音律配合的探索和見解，對於研究漢語的特點和研究作品的語言表達效果有重要作用。

　　(二) 虛詞在章句中的作用

　　既然漢語主要依靠詞序和虛詞構成句子，巧妙地運用虛詞，可以使句子更加連貫照應，文章的組織更加嚴密。吳訥《文章辨體》引《諸儒總論作文法》“詩文助辭”對“語助”的重要性和積極作用有著深刻的認識：“文有助辭，猶禮之有儐，樂之有相也。禮無儐則不行，樂無相則不諧，文無助則不順”。[10]1283劉勰當時已經認識到了虛詞的重要性：“據事似閑，在用實切。巧者回運，彌縫文體，將令數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劉勰強調，善於運用虛字，將使數句之外用上一個虛字就會得到助益。如果虛詞運用不當，就會造成“一字之失，一句為之蹉跎”。因此，虛詞在黃侃先生的“章句”論中也成了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劉勰在《章句》篇的最後論述了虛詞及其虛詞的用法，劉勰首先總結了《詩經》和《楚辭》用“兮”字的特點，是在句中加入“兮”字，作為“語助餘聲”，但對於文意沒有什麼幫助。劉勰從虛詞的語法功能和句中位置出發，把虛詞分為“發端之首唱”“劄句之舊體”“送末之常科”三類，這是劉勰對虛詞研究的巨大貢獻。

　　《文心雕龍·章句》虛詞觀及對後世虛詞研究的發展有啟發意義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劉知幾的《史通》基本沿用劉勰的觀點，《史通·浮詞》“夫人樞機之發，不窮，必有徐音足句為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10]1284馬建忠在《馬氏文通》中列“虛字”為“介字”、“連字”、“助字”、“歎字”，和《文心雕龍·章句》的分類沒有本質的區別，馬建忠在給“介字”、“連字”、“助字”下定義時，曾一再提到《文心雕龍·章句》，很明顯，汲取了劉勰的觀點。

　　駢文作為駢四儷六的文章，注重對偶，往往用實詞砌成整句，文氣易滯，所以劉勰給予虛詞以恰當的評價，強調虛詞的妙用，顯示出了他的真知灼見，如孫德謙所言《六朝麗指·論虛字》：“作駢文而全用排偶，文氣易致窒塞。即對句之中，亦當少加虛字，使之動宕”。[9]1287黃侃先生對劉勰關於虛詞的認識給予高度的評價，並較為詳細地闡述了他對虛詞的認識，他探討了虛詞的來源，批評了“語詞”(指虛詞)多無本字的觀點，“夫言語詞無本字，則不知義之所出；言語辭無實義，則不知義之所施”。所以，他依據《說文》及有關傳注之言，參閱王念孫、王引之及俞樾等書，對67個虛詞進行了考證和詮釋，他打破了對虛詞進行孤立研究的傳統方法，他不僅看到了不同類虛詞的區別，也注意到了虛詞之間的聯繫，指出：“凡古籍常用之詞，類多通假，惟聲音轉化無定，如得其經脈，則秩序不亂，非夫拘滯于常文者所能悟解也。”他列舉了五條關於文言虛詞的研究意見，值得我們在虛詞研究和閱讀古籍時注意。

　　儘管“文學”的含義隨著時代的變化和需求帶有不確定性，從最初廣義的文學含義即文章和博學，到專指有文采的緣情性作品，再至文學的現代含義，“文學是一種語言性的藝術，是運用富有文采的語言去表情達意的藝術樣式”[11]。但文學對語言有著休戚與共的依賴關係，語言文字是傳情達意的工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研究中國的古代文學作品也有必要從“文本”出發，從漢語自身的特點和實際出發，以“章句”即有關語言文字的基礎知識和運用語言文字的基本技能為根本，做出盡可能接近古人原意的解釋，或以此為基礎闡發，以避免空疏之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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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