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胶治前列腺炎吗:[近代风云]毛泽东在北京（续）

   第一章 毛泽东赴京“赶考”
刘少奇赴苏“取经” (5)
　　 王先金 编著
　　
　　 毛泽东搬进中南海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在勤政殿召开，推选出由21人组成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
　　 从这一天起，毛泽东偶尔会因在城里工作得太晚，无法返回他住得很惬意的香山双清别墅，便在中南海里的菊香书屋囫囵一觉。
　　 毛泽东暂栖身的房子，是当时周恩来正住着的紫云轩。后来毛泽东长期定居的，就是这幢房子。周恩来搬出紫云轩，就住进了与之相对称为南房的松寿斋，又称西花厅。
　　 毛泽东虽然偶尔在中南海栖身，但只要处理净手头工作后时间还不算晚，就尽量不留宿中南海。毛泽东之所以如此，是嫌在中南海找的人太多，没法静心思考一些重大的问题。
　　 两头奔波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可毛泽东此时还顾不上这个。然而，当第一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正式打报告，又一再敦请中共中央迁入中南海，要把中南海当做长久的办公处和居所时，毛泽东的考虑复杂了起来。
　　 “我不搬，我不做皇帝！这个叶剑英真固执。”比叶剑英更固执的毛泽东，在叶剑英的一次催问后，有点儿不高兴地对周恩来说道。
　　搬不搬进中南海之所以和皇帝拉上了关系，是因为中南海旧称西苑，属皇家的禁苑。
　　位于故宫西侧的中南海，一半以上的面积被中海和南海两个湖泊占据，加上北面的湖泊北海、什刹海，在北京这个缺少水源的城市中心，划出一串南北向的大片水域。之所以称之为“海”，是当时蒙古人将水称为“海”。
　　中南海,最初是辽代皇帝兴建的游玩之地。经元、明、清历代扩建完善，湖边亭台楼阁错落有致，成为皇家林园。清代，许多盛大的典礼和宴请都在这里举行，使中南海成为实质上的政治中心。
　　 明代嘉靖皇帝，在乾清宫遭宫女勒杀险些丧命后，总对紫禁皇城疑心生暗鬼，便搬入了西苑，开了皇帝长住西苑的先河。清代以后，林阴水傍的西苑几经营修，更显旖旎秀美，自康熙后，清王朝将许多典礼移至此举行，康、乾两帝还时而流连短栖。慈禧太后在其所谓“撤帘归政”后，多数时间在西苑颐养。戊戌变法期间她发动政变，就是把她的侄儿光绪皇帝召到西苑仪銮殿大加训斥后囚于瀛台的。庚子事变平息，慈禧西狩返京，她仍挟持侄儿在西苑理政栖止。
　　辛亥革命后，那位给清王朝送了终，又想自己坐龙椅温皇帝梦的袁世凯，也是在这西苑中南海里，逼迫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同意宣统颁诏退位，既而又上演了“洪宪王朝”从登基到废止的83天滑稽戏。
　　从1900年八国联军入驻中南海到新中国成立前，整整49年间，军阀、国民党、日伪政府先后入主中南海，各派势力若昙花一现。政权交替间隙，中南海还曾被作为公园开放。
　　 想到中南海，那桩桩前朝旧事，便会历历浮于深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脑际。夺取政权，改造中国，是毛泽东从参与创建政党的那一天即清晰的目标。毛泽东早有所想，“不夺取政权，要共产党干什么？”因此，对在取得政权后，如何走出中国历代帝王、农民起义领袖都无法摆脱的由盛而衰、改朝换代的怪圈，在其尚未取得政权时就有所思索，还写下了具有前瞻性的《新民主主义论》。
　　 1945年，作为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的黄炎培，在延安访问时，就向毛泽东发出过类似的疑问：“余60年过眼，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勃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初时聚精会神，继而惰性发作，渐渐竭蹶。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没有能跳出这一周期率的，中共诸君可有良策否？”毛泽东当即答以我们必能跳出这一周期率，并简述相应措施。
　　 到胜利在望之际，他向全党推荐郭沫若所著《甲申三百年祭》，要大家看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是如何因骄致败的；从他在发出向北平进发号令的同时，就提出这是去“赶考”，退回来就失败了，希望考个好成绩，都可以感觉到毛泽东对封建王朝、农民政权跳不出的颓败周期率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所以，当中共领袖、中共核心机关突然有可能和皇宫禁苑发生关系时，毛泽东的第一个反应就说“不”，是极正常的。
　　北京和平解放后，中南海成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所在地。
　　最后，毛泽东是否搬进中南海一事，被摆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桌面上，终以少数服从多数决议，毛泽东和部分中央直属机关搬进中南海。
　　毛泽东顾及大局，还是搬进了中南海，在丰泽园这个以往皇帝每年春天举行“演耕”的院落居住。“演耕”是皇帝在祭天地前，模仿耕地劳作的仪式。康熙年间，丰泽园有稻田10亩,毛泽东入住后，园子里还有一块菜地，他常在办公、读书疲倦之余，料理一下地里的菜豆。
　　周恩来则住在西花厅。西花厅曾是清朝摄政王府西花园的后半部分，地处中南海西岸紫光阁西边。周恩来搬入时，这里地面潮湿，墙壁泛黑，身边的工作人员担心周恩来的身体，建议进行维修，周恩来认为“正常维修还是必须的，这些房屋都是国家财产，不能损坏”，但要尽量节约。
　　
　　7月1日，中直修建办事处成立，主任是范离，顾问是梁思成。中直修建处的主要任务是：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修缮新接管的房屋，购置办公家具、交通工具及各种实施，同时为中央机关筹建新楼、礼堂和生活用房。
　　第一施工所的工程绝大多数在中南海里面，也兼管紧靠在红墙外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住所。
　　中共中央部分机关和党的领袖进入中南海以后，办公、住宿用房，都是利用这里原有的旧殿堂、楼阁和房屋，这些都是年久失修的老建筑，要使用必须先加修葺。
　　第一施工所负责的第一个工程，是在中南海东墙外的陈云住所。此住所曾经是李宗仁在北平时的住房，当年有个代号叫“161”，后来做了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幼儿园。那套房子因多年没修，房顶漏雨得很厉害，因此必须进行大修，把房顶全拆了重做。
　　毛泽东接受了搬进中南海的决定，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夕，毛泽东由香山双清别墅移居菊香书屋。从此毛泽东就一直在中南海定居。
　　 毛泽东一动，中共其他几位领袖及部分中央机构，也开始了从香山到中南海的大搬迁。
　　 跟着毛泽东进中南海跟得最紧的，是他从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时就带着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以及尚在进行的解放战争中须臾不能离开的中央军委机关、中央宣传部机关。
　　 进中南海进得匆匆忙忙，为了不影响工作，哪处房子不用大动干戈，稍加拾掇就能办公或住居，就先进入再说。稍好一点的房子，整齐一点的院落，就作为开会、办公室用；比较残破，散乱无序和犄角旮旯的房子，就先凑合着住宿栖身。
　　 在含合堂西、菊香书屋北面有一处院落，其中的西房和两层楼的北房，是机要室办公室。
　　 在机要室南的两三个院落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的办公室。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的第一任主任是师哲。师哲任主任期间，除了周恩来的秘书外，所有给中共中央几位书记当大秘书的如江青、田家英、王光美、何均、陈友群等人，都在政治秘书室挂个名，每月都要到秘书室开会一次，研究工作互通情况。那时对政治秘书室的工作，田家英直接过问和具体负责得最多。
　　 进驻中南海的中央军委，将办公地点选在了春耦斋的居仁堂。与之巧合的是，在中国共产党人接手之前，此地亦是旧政府的军事要地。许多房门口还挂着诸如“作战室”、“情报室”之类的牌子。中央军委的到来，保持了这里戎武的气氛。
　　 和中央军委前后脚搬进中南海办公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作为这个机关的领导，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凯丰、邵荃麟、林默涵以及张际春等，都先后住进了中南海。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的办公处，主要分布在怀仁堂西边的庆云堂的几个院落中。
　　 除了中央军委和中央宣传部进住中南海，统战部甚至比毛泽东还早就住进了中南海。
　　 这些都说明了毛泽东那时很重视一手抓军事，一手抓宣传，还重视抓统战。
　　毛泽东和江青在菊香书屋院子里有各自的住房，但都没有卫生间，洗漱、解手等很不方便。毛泽东身边负责内卫的李银桥、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处长罗道让，都曾建议加修卫生间，但毛泽东一直没有同意。因而此次加修卫生间，是趁毛泽东离京的机会进行的。
　　第一施工所在菊香书屋院子里，共修建了两个卫生间，毛泽东、江青各用各的。
　　做完了菊香书屋的工程，下一个工程是对林彪在南草场的住所进行修葺。那时林彪还没有正式调到北京工作，他住的南草场住所，是两进的院子。根据林彪秘书夏桐的要求，对林彪南草场住所作了重新规划设计，对院内一侧五间旧平房，进行了改造修建，以作为工作人员办公和住用房。
　　1951年夏天对春耦斋进行了修葺和改造。春耦斋位于丰泽园主体建筑的西北、静谷的正北偏东，建于清乾隆年间。1949年中共领袖和中央部分机关进入中南海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居住的住所，都在离春耦斋不远的丰泽园一带。
　　春耦斋原来是清代皇帝举行演耕礼时的休息之所，中共领袖和中央部分机关搬进中南海后，春耦斋被用作周末舞会的场地。后来，在舞会后，又增加了放映电影，偶尔也用来开一些中小型的会议。
　　春耦斋的工程进行期间，正好毛泽东、刘少奇都在家，他俩一个住在春耦斋的东边，一个住在春耦斋的西边。毛泽东晚上办公，白天休息；刘少奇白天办公，晚上休息，都不能打扰。这可难坏了施工人员，最后他们决定还是晚上干，以确保毛泽东的休息。
　　与怀仁堂工程同时进行的是西楼工程。西楼是一个小建筑群，包括甲、乙、丙、丁四座楼和一座小会议楼，其中甲楼是刘少奇办公及其全家的住宿楼；乙楼是朱德办公及其全家人的住宿楼；丙楼和丁楼原本准备用作各大区书记来京开会时的办公、住宿，后来因为利用率太低，加之用房紧张，这两栋楼改为中央办公厅的办公楼了。办公厅主任是杨尚昆。
　　西楼的工程结束后，接着开始了菊香书屋的走廊改造工程。
　　菊香书屋院子里的走廊原是明廊，北房和南房之间有东西两个配廊连接，没有封闭。毛泽东的卧室和工作室的房间是不通的，要从外面的走廊走。毛泽东有时不穿外衣就从这边的房间去那边的房间。在春暖之前、秋凉以后，只穿睡衣经过没有封闭的走廊，很容易受凉。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早就提议把院子里的走廊重新拆修加高，并封闭起来。可是毛泽东一直不同意，身边的工作人员向他解释说，房子实在是太旧了，长时间没做过整体修理，房顶渗漏，柱子的漆都脱落了，这样将加快古建筑物的损毁，必须进行适当地修理，才有利于古建筑的保护。毛泽东这才不反对了。
　　菊香书屋的改造工和是1958年中南海内的最大工程，当时取了代号叫“06工程”。工程虽说比较大，但实际上菊香书屋院子的格局基本没有变。院内所有房屋的房顶全扒掉了，将墙增加了高度，做了通风道，然后重新做了房顶。房屋外的走廊也全部拓宽了。房间的地也都改成了硬木地板。
　　改造中特别重要的一项，是将毛泽东居住的房屋的窗户都扩大了，做了双层的钢窗。这样一来，房间里的阳光更充足了，视野开阔，也敞亮多了。
　　毛泽东住在这样的房间里心情好像特别好，对这样敞亮的房间相当喜欢。
　　
　　毛泽东和党中央入驻中南海，除了对已经非常破旧的中南海做一些必要的修缮和装饰，中南海里一直没有大的布置，很多砖墙仍保留着20世纪初的外貌，上面什么装饰都没有。新华门的影壁也还是袁世凯修建时的样子，深灰色的砖壁，中间有一个椭圆形图案，四个角上刻着花纹。
　　1961年的一天，毛泽东和汪东兴乘坐苏联赠送的“吉斯”防弹车经过新华门，毛泽东对汪东兴说：“门口的影壁是不是考虑给它用起来？”汪东兴说：“好!就写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另外还可以写上‘艰苦朴素’。”毛泽东问汪东兴：“写我的话好吗？”汪东兴说：“这是我们党的宗旨，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点点头，表示同意。随后，汪东兴安排中共中央警卫局的工作人员周启才和武建华两人负责此事。
　　不久，在中南海新华门和中南海东门的影壁上便出现了毛泽东体的“为人民服务”和“艰苦朴素”的几个大字。
　　1966年以后，毛泽东住的地方是靠近中南海西门的游泳池。游泳池的房子是木质构，年久失修，又受邢台地震的影响，墙体开裂，显得简陋不堪。周恩来和汪东兴商量说主席一背子没享过福，决定在中南海外面为毛泽东建造一处住所，就是现在的“官园少年儿童活动中心”。这件事毛泽东起初并不知情。房子盖好后，工作人员报告毛泽东，说官园有一个新的住处，请他去看一看。毛泽东不表态。连续讲了几次，毛泽东还是没有表态。工作人员总想动员他，他们都希望主席能有一个更舒适、更安全的住处，同时也想改善一下自己的居住条件。在游泳池，吴旭君、吴连登等工作人员住在游泳池更衣室里，每间更衣只有七八平方米，阴暗而狭小。搬到官园，工作人员也能够换一个相对好的环境。
　　一次，毛泽东和工作人员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工作人员又一次提起官园的新住所。毛泽东说：“你们叫我去，我就去。”大家听了都很高兴。马上通知，主席要到官园去了。当车开到长安街时，毛泽东突然说：“你们把我送进中南海，你们去。”从此以后，谁也不再提官园的事了。
　　
　　中南海从南至北划分为甲、乙、丙三个区，每个区都在分界处的路口上设立了岗哨，乙区的人可以随便到丙区，但是不能随便到甲区。
　　最初，甲区为中共中央办公厅所在地，乙区为中宣部所在地。后来中宣部迁出中南海，这些院落成为一些新搬到中南海居住的领导人的住宅，如邓小平、陈毅、董必武、王稼祥等，他们与此地的老住户李富春、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等，都属于乙区的居民。
　　住在甲区的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德怀。此外，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田家英，卫士长李银桥也住在甲区。办公厅副主任兼警卫局长汪东兴住在中南海东岸西苑门内划归乙区的飞地“东八所”。
　　住在丙区的有周恩来、李先念、林伯渠等。维持甲乙区的划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为了照顾毛泽东夜间工作白天休息的习惯，确保毛泽东、刘少奇等主要领导人的安全，所采取的一种安全措施。白天，岗亭的栏杆在路口，禁止所有车辆通行，以避免车辆行驶声打扰毛泽东睡眠。到了夜间，这里敞开路口，放行车辆。
　　中南海主要的景致大多在甲区，每逢周末晚饭后7点多钟，位于甲区的两个娱乐场所允许乙区的人们光顾。这两个场所，一个是春藕斋，一个是西楼餐厅。
　　春藕斋位于颐年堂旁边，是周末舞会的场地，偶尔也放电影。西楼餐厅原本是为领导人就餐而盖起来的一个特灶食堂，五六十年代，每逢周末或节假日的晚上，西楼餐厅经常放映电影，又成了兼职的电影厅。
　　中南海的另一个公众娱乐场所，是游泳池。它有两部分，北面是露天池，南面是室内游泳池。对中南海居民开放的，只有露天游泳池。室内游泳池一般只供毛泽东、刘少奇等少数领导人使用。
　　有一次，罗瑞卿和杨尚昆一起来了。他们两位是游泳老手，只在深水区游。罗瑞卿手上还戴着一块表，当时国内戴防水表游泳的人极少，所以很显眼。
　　50年代和60年代初，中南海的生活氛围基本是祥和、清静的，但有时清静到了过于严肃的程度，使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常有一种无可名状的寂寞之感。

　　第一章 毛泽东赴京“赶考”

　　刘少奇赴苏“取经” (6)

　　 王先金 编著

　　

　　 刘少奇秘密访苏

　　

　　1949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刘少奇出访苏联。由于新中国尚未成立，这次访苏只能是秘密的。

　　6月20日，王稼祥随同刘少奇从清华园车站乘专车离开北平前往莫斯科。随团同行的有代表团秘书师哲、邓力群、戈宝权等人。6月22日，途经沈阳，高岗和俄语翻译徐介藩上车。刘少奇此次莫斯科之行主要是当面向斯大林报告中国革命的形势、新政协会议、中央政府的筹建准备工作以及中苏关系问题，特别是通报新中国的外交问题。

　　 6月29日，中国代表团被请到斯大林的孔策沃夏令别墅。站在别墅门前迎接客人的，为首的是斯大林，随后是苏共政治局委员们。宾主互相握手、互致问候，斯大林问到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刘少奇转达了毛泽东对斯大林的问候。然后斯大林设宴招待代表团。双方边吃边谈，无拘无束，愉快而自然，宴会持续了将近4个小时。宴会后接着交谈，直到深夜。

　　斯大林及其他苏共领导人与刘少奇进行了5次会谈。在会谈中，斯大林问刘少奇：“国民党政府实际上已经瘫痪，不复存在，你们打算何时宣布成立中央政府？”刘少奇答：“我们打算在1950年1月1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不要太着急，我们当年在瑞金曾成立过中央苏维埃，但因条件不成熟而没起多大作用。”斯大林不赞成：“那时候和现在的情况不同，我们的经验是无政府的时间不能太长了，党不能代替政府，否则帝国主义会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甚至联合干涉。帝国主义一旦干涉，那就被动了，你们要防止。”刘少奇问：“新中国成立后是否能在国际上得到承认？”斯大林用最明确的语言表示：“我们坚决支持。”

　　 斯大林说：打算给新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年息1％，每年6千万，5年贷完，中国10年偿清。他说毛泽东打来电话说1％的利息太低了。“我们给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贷款利息都是2％，考虑中国还在打仗，所以优惠点。如果你们愿意高一点，我们也接受。”

　　 斯大林还说可以帮助我们排除海里的雷。

　　 斯大林说，解放新疆不宜推迟。不要过高估计马步芳的力量，用炮兵对骑兵是很容易打的。你们要是愿意，我们可给你们40架歼击机，歼灭这股骑兵。

　　 刘少奇说，中共中央正在往下发文件，指示各级干部要为苏联专家创造良好条件，使他们任何人不要感到委屈。

　　 斯大林说：“我们也在起草类似的文件，发给我们的专家要他们不要委屈了中国专家。”

　　 后来双方又谈了三四次，每次花去四五个小时。

　　

　　 在会谈中，斯大林特别向刘少奇解释，为什么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要随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迁到广州，他说：“我们是想看看国民党的动态。”

　　 斯大林和刘少奇还谈到了“正确党”这一提法。“七大”时，毛泽东正式提出了“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话迅速传到了斯大林耳中。

　　 苏联人对“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是没有疑义的，但对“正确的党”这一提法就想反驳，却又反驳不出来。原来“正确的”这个词，俄文意思是“对的”、“不错”，他们接受不了。斯大林对刘少奇提出这个问题，说他们经过一番仔细的思索和推敲，终于认为用这个词来肯定党是准确的。斯大林开诚布公地谈这个问题，说明他对刘少奇是推心置腹的。

　　 这次访问，刘少奇同斯大林会谈了5次，每次都是根据刘少奇的建议、意思和要求进行的。斯大林不主动提出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对刘少奇的每一句话，他都聚精会神地倾听，不时表示同意或赞赏，细心体察刘少奇的语意和心情，他对刘少奇是信任和尊重的。师哲认为，如果同随后毛泽东的访苏做比较，斯大林对毛泽东更多的是尊敬，甚至是敬畏，而对刘少奇则是感情上的亲昵。

　　 在第四次会谈结束时，斯大林提出，在下次聚会时，他准备请中国方面的女同志参加。他说：“听说在莫斯科住着两位中国女同志，从我们这方面说，这两位女同志我们都愿意邀请。但怎样更合适、更恰当，请你们自己决定。”

　　 这两位女同志是指江青和朱仲丽（王稼祥夫人）。江青住在疗养院内，林莉为她担任翻译。王稼祥很聪明，他没让朱仲丽参加聚会。

　　 7月27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新建的二楼上举行宴会，招待代表团及江青。

　　 那天，江青表现反常，她十分拘谨，一言不发，原来是刘少奇事先和她打过招呼，让她不要多讲话。她为了准备向斯大林的祝酒词，和林莉讨论了一整天。

　　 忽然，斯大林起立，离开了座位，走到宴会厅的另一角。这时，马林科夫、贝利亚等劝江青向斯大林敬一杯酒。江青立刻表示同意，接受了这个建议。江青在祝酒词中说：“斯大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斯大林对这句话很感兴趣，说他还是第一次听说“我的健康是你们的幸福”。

　　 过了一会儿，斯大林举起酒杯说：“今天，你们称我们为老大哥，但愿弟弟能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不仅是我们大家的愿望，而且也是合乎发展规律的，后来者居上。请大家举杯，为弟弟超过老大哥，加速进步而干杯！”

　　刘少奇说：“兄长总是兄长，老弟还是老弟，我们永远向兄长学习！”他拒不接受敬酒。

　　 1949.6 刘少奇(中)、高岗(右)、王稼祥在莫斯科

　　 这时大家都有些惊奇，苏联同志异口同声地围上来劝饮......推来让去，刘少奇始终没有接受这杯祝酒。

　　 会谈继续进行。刘少奇谈到关于打倒国民党的问题时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叛变，我们毫无准备，受了很大挫折、失败。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我们的头脑清醒了。所以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叛变，我们是有准备的。”

　　 斯大林说：“这是敌人教训了我们。”接着，他突然说：“在你们进行斗争中，我们是不是扰乱过或妨害了你们呢？”

　　 刘少奇回答：“没有。毛泽东可以不去重庆，有恩来就够了，但是毛泽东到重庆后结果是很好的。使我们立即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斯大林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因为1945年8月他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认为，如果中国内战爆发，将导致中华民族的毁灭。历史的发展与斯大林的意见相反。他感到内疚和不安。

　　这是斯大林主动地向中共代表团公开做自我批评，中共代表团对此感到有点意外。

　　7月30日，刘少奇、王稼祥拜访刚刚出任苏联外交部部长的维辛斯基，时间长达3个小时。66岁的维辛斯基就外交部的组织机构、工作方式方法、驻外大使馆领事馆的组织情况和职能、外交干部的培养使用以及外交斗争中的主要经验等问题向刘、王“面授机宜”。

　　 8月下旬，刘少奇回到北京后，立即向毛泽东主席详细地汇报了苏联之行。随后又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了一次。中央领导人对斯大林做的自我批评印象深刻，无不为之感动，受到鼓舞。

　　

　　

　　毛泽东亲到车站迎接宋庆龄

　　

　　　　　　　　　　　　　　　 毛泽东、周恩来、张治中在车站等候宋庆龄

　　 不久，向淞沪进军的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和第十兵团，以钳形攻势攻克了吴淞口，装备精良的汤恩伯部队被包围就歼。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解放了。

　　 这时，毛泽东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在上海的宋庆龄。正当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结束的一天6月19日，毛泽东派邓颖超赴上海，带去了他的亲笔信，表达了他对宋庆龄的“仰望之诚”，“建设大计，亟待商筹”，希望她“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以如期召开政协会议。

　　渡江成功，南京国民党政权南逃，并即将彻底垮台，中国将暂时出现一个无政府状态。毛泽东认为这种局面要尽快结束，政治协商会议有迅速召开之必要。8月间，消息传来，宋庆龄将出发北上，毛泽东高兴地称赞邓颖超的上海之行，板着手指计算着她们到北平的时间。

　　1949年8月28日下午16点，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到北平车站欢迎宋庆龄。

　　当天很早毛泽东就和周围的工作人员打了招呼，要去前门火车站迎接宋庆龄，让给他准备衣服。吃过午饭，毛泽东换上那套平时不常穿的浅色中山装，尽管到前门火车站的路途并不太远，但是他还是催促着提前出发，结果于下午5时45分就到了。陪同者除中共领导人之外，李济深、何香凝、廖承志、郭沫若、柳亚子都在场。

　　 当日下午16时，宋庆龄在邓颖超和廖梦醒的陪同下，乘专车由上海到达北平，毛泽东率领一批中央领导人和民主人士亲自到车站迎接。这是他进入北平以来首次亲自出迎来北平的贵宾(再一次就是迎接程潜)。

　　 为了筹划开国大业，7月间，中共中央派刘少奇、王稼祥、高岗等秘密赴苏联同斯大林和苏共中央会谈。建国的主要问题是得到国际的承认，资本主义国家固然不会很快承认，而社会主义国家也无多大把握。在会谈中，刘少奇对斯大林说，从国内的条件看，我们打算在1950年1月1日成立中央政府。斯大林提醒刘少奇要警惕。国家不可以长期无政府，否则国外可能利用这个机会干涉，甚至联合干涉，那样就被动了。刘少奇深表赞同，及时向国内转达了斯大林的意见。

　　 这样，中共中央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各界代表反复磋商。加速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步伐，一致决定，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提前到1949年10月1日。

　　

　　

　　 国民党特务搞暗杀

　　

　　 消息传出，台湾国民党十分震惊的同时，密令隐藏在北平的特务组织要不惜一切代价进行破坏。

　　 后来的前门饭店，当年叫亚洲饭店，预先来京准备参加开国大典的各方代表就住在这里，台湾国民党当局得知这一情况后，密令潜伏在北平的特务吴瑞金潜进饭店进行暗杀破坏。

　　 9月24日天刚亮，吴瑞金化装成一个送菜有农民来到饭店。吴瑞金对执勤哨兵说，菜是前一天饭店采购员王强叫送来的。就在哨兵准备叫他进去时，吴瑞金却露出了破绽他抬头擦汗时露出的手臂又白又胖，根本不像农民。警卫哨兵立即将他带到值班室进行审讯。吴瑞金身份暴露，企图服毒自杀，被执勤战士制服，从他身上搜出了定时炸弹。

　　 蒋介石得知后，将毛人凤找来大骂一顿，并责令他不惜一切代价，10月1日要听到天安门的爆炸声。经过考虑，毛人凤决定用第二套方案，那就是敌特四处开花搞暗杀。

　　 一日，公安一师二团排长刘拴虎像往常一样，装扮成市民在附近游动。刘拴虎在延安时就是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具有丰富的警卫经验。夜幕降临，地下的一个烟头引起他的注意，他拾起来一看，烟是飞马牌香烟。当时这种烟不是一般人能吸的，他从烟头的位置四处望去，这是一片视野极为开阔的地方。他又仔细地观察了留在这里的皮鞋印，顿时感到：皮鞋、烟头，肯定有一个不大寻常的人到这里来。他警觉起来。此后他每天都到这里来转转。第五天，他预感到的情况出现了，一个头戴礼帽的人出现在刘拴虎的视野内，那个人正在记着什么。刘拴虎接近过去，发现那人正在画路线图，便上前查问。那人见暴露了，便掏出匕首，几个回合，刘拴虎将那人擒获。

　　 经审查，他叫王以才，是国民党国防二厅华北督察二组北平情报组的特务，他的任务就是绘制地图，准备10月1日这一天爆炸毛泽东的车队......

　　

　　

　　

 

作者：王先金　回复日期：2009-09-15　18:01:19　 回复 

　　第一章 毛泽东赴京“赶考”

　　刘少奇赴苏“取经” (7)

　　 王先金 编著

　　

　　 附录(1)：朱其慧以联选郎 熊希龄割须求爱

　　 （神童娶美女 白发配红颜）

　　

　　 朱其慧以联选郎

　　

　　 熊希龄，字秉三，湖南省沅洲府凤凰村人，1870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曾任民国第一任总理。

　　 熊希龄从小总明过人，曾有“湖南神童”之称。16岁考取秀才之后赴沅洲府书院深造。当时沅洲府的太守是江苏省宝山人，叫朱其懿，兼任书院院长和主讲。朱太守十分爱才。他有一个胞妹叫朱其慧，才貌双全，自幼有“宝山才女”之誉，随兄来书院求读，与希龄同学。朱其慧擅长诗词歌赋，非一般人所及。那时正是二八芳龄。朱太守见男生中有不少品貌兼优的少年，顿生为妹择佳婿之念。征得妹妹的同意后，决定拟联征对选郎，上联曰：“养数盘花，操春秋消息。”

　　 征婚联用红纸贴出，全院男生震动不已。一个个欢欣如狂，绞尽脑汁，想获取美貌佳人，可是都未博得其慧一笑。熊希龄本一心只想读书，以图飞黄腾达，但见了此情，觉得有失男儿尊严，于是来个无心插柳，随手写出下联：“凿一池水，窥天地盈虚。”

　　 朱太守见罢拍案叫绝：“竟有如此奇才，难得难得。”当晚将妹妹叫到书房，问她意下如何？朱其慧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说：“此人才华出众，前途无量。”“如此看来，你同意了？”“小妹年幼，婚姻大事由兄作主便是。”朱太守遂将妹妹嫁给了熊希龄。

　　 婚前的一个月夜，希龄携其慧到沅溪畔漫步，对她说：“我本不敢高攀，却柳已成荫，只怕贤妹失望。”其慧马上答话：“仁兄之才，小妹早已心中有数，愿与君同尝甘苦，就像这溪水永不回头。”

　　 熊希龄得此佳偶，自然兴奋无比，学习更加用功，次年中举，到京城会试，成为清末少有的进士。不久官及总理。

　　 熊希龄与朱其慧，感情甚佳，相敬如宾，家庭生活非常融洽，被世人传为美谈。

　　 朱其慧的美貌，不知怎地传入京中袁府，贪得无度的袁世凯听到了，就起歹意，在称帝之前，下了一道手令：“兹特任中卿前内阁总理熊希龄贤配妇本朱氏为宫中女臣官，赞襄后德，掌令宫规，诸葛家之女，礼法异于常人，富郑公之妻，进退视为国妇。”熊希龄将“命令”拿给妻子阅读，以试探的口吻问她：“贤妻你以为如何？”朱其慧即用笔写道：“贱内本一乡女，当今任以宫廷职掌，焉能谙新国礼节，予夫妇蛰居山林，不闻朝事，今日所获，岂非天外飞来，有负尊意。”下面落款：“熊希龄”。熊希龄凝视爱妻，更觉可爱。

　　 谁知，红颜女子命薄，她为能希龄生下三胎之后，一病倒床，不久因脑溢血而逝世。熊希龄失去爱妻，悲痛万分，整日精神恍惚。为怀念爱妻，蓄长须，持手杖，以洁身自爱，鳏居多年，不再续弦。一心办慈幼事业。

　　

　　

　　 熊希龄割须求爱

　　

　　 熊希龄失爱妻后，朋友上门为他续弦者络绎不绝，可总难动他那垂老之心。唯有毛彦文女士使他动了真情。“割须求爱”，白发得红颜，一时传为奇谈。

　　 毛彦文，乳名月仙，号毛海伦，1896年出生于浙江江山县，小熊希龄26岁。

　　 毛彦文的父亲毛华东或许是出于工商业活动的需要，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将她许配给徽州面业大亨方家小老板为媳。当毛彦文得知此事时，即与以公费考取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生的表兄朱群毅、同学毛复敏、王亦民商讨对策。结果是一致决定反对这件封建包办婚姻，但不宜作声张，以稳定父母心情，并避免在商业活动中蒙受经济损失。直到结婚期到时，毛彦文亦按时回家。等到男方迎亲花轿临门，人多事杂之际，她趁机出走，密藏他处，以逃婚抗拒。面对僵局，毛家只得赔偿方家的一切损失。事后，毛彦文与表兄朱君毅订婚。

　　 毛彦文毕业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讲习所。因品学兼优，且长得漂亮，因而有“女师校花”之称。

　　 当毛彦文在杭州女师毕业时，其表兄已已赴美国留学。表兄妹俩虽远隔重洋，却信誓旦旦，山盟海誓：“心坚如江郎山之石，情长如须女泉之水。”永结为好。

　　 1919年毛彦文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外语科，当转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时，巧遇熊希龄之女熊芷，与之同班学习，彼此间关系密切。毛彦文善于社交，频频投入社会活动，并出任中国女权运动同盟会浙江支会临时主席。

　　 1923年，朱君毅由美获取博士学位归国，出任南京东南大学教授。他对毛彦文的社会交际有所不满，同时经人介绍，另谋新爱，双方达成协议：一、表兄妹限于血缘关系，不宜结婚。今后以正常的亲戚兄妹关系相称。二、由朱给毛四千元作为精神损失费，分五年付清。三、前所订婚约，即日起作废。

　　 毛彦文经两次婚变刺激后，重新对自己作了调整，将一切烦恼抛弃，一心学习，考取美国密雪根大学教育系。

　　1931年6月，毛彦文留美得教育硕士回国，受聘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并兼任复旦大学教育系主任。表兄朱君毅将她介绍给留美回国任东南大学教授的吴宓。吴宓深深地爱上了毛彦文，他在给她的信中说：“予生平所遇之女子，实际上爱之最深且切者，则为你一人耳。”

　　吴宓与朱君毅是清华及留美时的同窗好友，回国后，又同在东南大学执教。留美期间，吴宓常从朱君毅处见到毛彦文致朱的信件、诗文，对这位美丽聪慧的女子印象深刻。正是由于毛彦文的牵线搭桥，1921年，吴宓与陈心一结婚。

　　吴宓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朱毛分道扬镳之时，他就向毛彦文发起了爱情攻势。为了追求毛彦文，吴宓提出和陈心一离婚。而这时吴宓和陈心一已经有了三个女儿。最后，陈心一无法忍受吴宓情感上的背叛，答应与其离婚。

　　吴宓对毛彦文的追求愈演愈烈，成了一场爱情的马拉松。吴宓的锲而不舍，最终打动了美人芳心。可是，当毛彦文心仪于他，准备谈论婚嫁时，吴宓又患得患失起来。

　　1931年3月，吴宓赴巴黎进行学术交流。他拍电报到美，令毛彦文放弃学业，迅速赶往巴黎与他完婚，否则就分手。毛彦文来到巴黎，吴宓又不想结婚了，改为订婚。

　　吴宓与毛彦文从欧洲归来，两人商定，四个月后在青岛结婚。结果又是不了了之。

　　 在此期间，毛彦文在老同学熊芷的盛情邀请下，赴北平熊家作客。参见了著名教育家、慈善家、时任中央赈务委员会委员、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熊希龄亲手创建的香山慈幼院，对该院规模之大、设施之全、生活之善、前景之美，表示惊讶与叹服。她亲眼看到香山慈幼院的宏伟事业，又目睹熊先生为人处事、学识气度，她感到心悦诚服，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毛彦文多次到正在办慈善学院的熊府去玩。毛彦文和熊希龄妻子朱其慧的侄女朱曦也是朋友，她到熊家，受到熊希龄的热情接待。他们谈时局，谈诗文，毛彦文对熊希龄非常钦佩。朱其慧去世，毛彦文为之惋惜之余，对熊希龄的鳏居深表不安。大概朱曦在一旁看出她的心意，极力从中斡旋，熊希龄考虑到慈幼事业亦须后继有人，又见彦文美貌可爱，于是向毛彦文写了求婚信。

　　 由于吴宓的背叛，毛彦文一气之下，闪电般嫁给了熊希龄。只是婚前向熊提出了一个要求，必须剃须丢杖。熊希龄当即答应。两人于1935年2月9日，在上海结成终生伉丽，当时熊希龄66岁，毛彦文39岁。此时，熊希龄非常高兴，脱口而出一支定曲云：

　　 “世事蹉回首，觉年年饱经忧患，病容消瘦。我欲寻求新生命，惟有精神奋斗。渐转运，春回枯柳。楼外江山如此好，有神针细把鸳鸯绣。黄歇浦，共携手。”

　　 “求凤乐谱新声奏，敢跨云老菜郭，隐耕箕帚。教育生涯共偕老，幼吾幼及人之幼，更不止家族浓厚。五百婴儿勤护念，众摇篮在需慈母，天作全，得佳偶。”

　　 结婚时，一个年近古稀，一个刚过“不惑”，可他们婚后非常美满。

　　 结婚那天，上海名流，济济一堂，朋友送联：“以近古稀之年，奏凤求凰之曲，九九月成，恰好三三行满；探朱其慧之慧，睹毛彦文之文，双双如愿，谁云六六无能。”“灰心未已，茅塞顿开。”“凤凰于飞，祥兆熊梦；琴瑟静好，乐谱毛诗。”

　　 婚后，这对老夫少妻，恩爱无比，爱情上是夫妻，事业上是志同道合、同舟共济的战友。毛彦文继承熊希龄的事业，协助他主持慈幼院工作。继而又出任中国妇女红十字会会长。

　　 毛彦文在结婚前夕，曾致函在南京任教的吴宓，问他能不能来上海，吴宓借故没有赴约。事后毛彦文遂赋于归诗。吴宓伤感，作诗二首：

　　 一

　　 渐能至理窥人天，离合悲欢各有缘。

　　 侍女吹笙引凤去，花开花落自有年。

　　

　　 二

　　 殉道殉情对帝天，深心微笑了尘缘。

　　 闭门自我编诗话，梅蕊空轩似去年。

　　

　　 1937年12月，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沦陷。熊希龄和毛彦文转道香港绕广州到湖南，料理香山慈幼院迁址并设立湖南芷江和广西柳州两个分院事宜。在18日抵达香港时，熊希龄突发脑病，于25日病逝于香港。毛彦文一时肝肠欲断。

　　 此后，毛彦文含泪撰写了《熊秉三先生遗像遗墨事略》，详细地介绍了熊希龄的一生。

　　 1992年4月在熊希龄去世55年后，毛彦文给熊希龄写了一篇长达近二千字的祭文。

　　 熊希龄去世后，毛彦文一直未嫁，1949年离开大陆去台湾。1999年10月3日，毛彦文病逝家中，享年102岁。

　　

　　

　　 吴宓再次追求毛彦文

　　

　　 毛彦文和熊希龄结婚两年后即成了遗孀，这又引起了吴宓的幻想。吴宓就是带着这个幻想来到昆明的。

　　 1940年，关麟征率第九集团军驻守滇边，刚来时，他住在昆明崇仁街庾园。

　　 吴宓时住玉龙堆联大宿舍。吴宓一方面对毛彦文仍未死心，同时与在昆明的两位女性有密切联系，一位是已离婚的贵州女诗人卢雪梅，一为某外资公司职员“琰”。吴宓心情矛盾，优柔寡断。那毛彦文态度坚决，根本不考虑与吴宓恢复联系，吴寄去的信被退回。正在此时，关麟征去玉龙堆访吴宓未遇，次日吴去庾园回访。他们相谈甚欢，并在关麟征那里吃了晚饭。关麟征很关心吴宓追求毛彦文的事，想出力助帮助他与毛彦文结合。关麟征是学军事打仗的，谈论别人的婚恋也像分析战局一般。他得出的结论是：吴宓三年来对毛彦文的追求，始终是冷淡的将宓推开，只恐沾染受损，绝无丝毫为宓设想之意。因此，吴宓再继续追求毛彦文，必无结果，吴应另寻佳偶。

　　 一位将军和一位学者，坐在崇仁街庾园客厅里，议论数千里外的一位上海寡妇及应采取之对策，也真像是一幅漫画。末了，关麟征又说到另外两位女性：“与雪梅结婚不合适；与琰谈恋爱也难成功。都应当放弃。多才而个性强的女子，实乏情感......娶妻以河北女子为最好，（关前年所娶之妻即为河北人）因为北方女子柔而多情。”最后，他劝吴宓另作打算。

　　 关麟征任云南省警备总司令时，在蒋介石授意下镇压昆明学生运动，制造了震惊国内外的“一二．一”惨案，全国各地人民强烈要求严征凶手，迫使蒋介石不得不用“停职候处”的名义将关麟征和李宗黄调离昆明。但半年后关麟征又当上了陆军军官学校的教育长、校长，1949年8月更当上了陆军总司令。后来闲居香港，1980年病死。

　　

　　 全国解放前夕，毛彦文因病去美国就医，后出任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1962年退休，晚年定居台北。她在1971年出版的回忆录《往事》中这样说吴宓：“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而兼有几分浪漫气息。”又说吴宓“脑中似乎有一幻想的女子”，“不幸他离婚后将这种理想错放在”了她的身上。

　　 北平解放后，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其他首长暂住香山，毛泽东就住在香山熊希龄的“双清别墅”处理国事。

　　 新中国成立后，香山慈幼院由人民政府接管。

　　

　　

　　 毛彦文与胡适的交往

　　

　　 1989年2月，毛彦文的自传《往事》一书作为非卖品在台北印行。此时毛女士已93岁高龄。在此书的前言中，她说起写作此自传的缘起，特别提到胡适的影响。

　　 “耳际响起20余年前胡适之先生的声音，有一天他对我说：‘彦文，你应该写自传了。’我说：‘我的自传给谁看？’‘给我看。’胡先生这样回答。”

　　 胡适与熊希龄本是老朋友。1921年10月9日，胡适在游香山园时，适逢香山慈幼院周年纪念大会，他应熊希龄之邀发表演说。此时的熊夫人朱其慧为胡适的好友朱经农的姑母。1922年4月2日，胡适与朱经农同到香山，住进了熊希龄的双清别墅。胡适在与熊希龄交谈后，劝熊氏作年谱或自传。

　　 有趣的是，胡适没有启发出熊希龄的自传，倒使熊的续弦毛彦文在晚年出了自传。据《往事》所述：1920年夏，毛彦文考取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外文系，毛子水先生为该系教师（胡适荐毛子水先生为英文班国文教员），毛彦文与毛子水是同乡。她年轻好奇，盼能瞻仰名满中外的胡适之先生的风采，那时胡适是北京大学教授。于是她再三请求毛子水先生介绍。有一天毛子水带毛彦文去胡适家谒见胡氏夫妇，他介绍说：“她是毛彦文，我的侄女。”毛彦文脱口而出说：“怎么你做起我的叔叔来了？我们又不同宗祠。”胡先生哈哈大笑说：“子水，毛小姐当面否认你是她叔叔，很天真。”从此毛彦文与胡适有了交往。1929年秋，经马寅初、胡适的推荐和帮助，毛彦文得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奖学金赴美。

　　 1947年12月25日为熊希龄逝世10周年，《华北日报》、天津《大公报》、《益世报》等均出特刊。胡适之、林宰平、叶景揆、沈从文、朱经农等名人皆有纪念文章，其中胡适的文章，是毛彦文让沈从文约写的。毛彦文本人也有一篇十分沉痛的作品。她的纪念文章曾请胡适修改。文内提及“世态炎凉，先夫一手提拔起来的某显要人物，往时对先生恭敬趋奉，视如执父，迨他去世后，即不通讯息......”胡适对毛彦文说：“彦文，至诚文字不能改，不过我把你提及某君一段删掉了，人已去世，何必得罪人？明眼人一看便知道指的是谁。”

　　 1949年春，胡适自上海赴美。临行前他曾到上海毛彦文家告别。随之毛彦文也到了美国。1951年，毛彦文在纽约治左肩肿瘤时，胡适为她介绍哥伦比亚大学附属医院的外科主任给她主刀。

　　 当胡适1958年回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毛彦文于1961年2月4日，和罗家伦夫人、梅贻琦夫人，由查良钊陪同，到南港参观胡适的新居，并进行了友好的交谈。所以在1962年2月24日，胡适因心脏病发作去世时，毛彦文不禁泪下沾襟！

　　

　　

　　 参见《文摘旬刊》1998.10.2 《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的两次奇婚》

　　 原载《良友》1998.9 柯 云文 (1998.09.08)

　　 参见《作家文摘》1998.8.5 《熊希龄与毛彦文的婚事风韵》

　　 原载《世纪》1998年第4期 严 肃文 (1998.11.09)

　　 参见《作家文摘》2001.12.11 《胡适与毛彦文》

　　 原载《人物》2001年第11期 沈卫威/文 (2002.11.05)

　　 参见《作家文摘》2004.5.21 《吴宓与关麟征》

　　 原载《西南联大．昆明记忆》 余 斌/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10出版

　　 (2004.05.26)

　　参见《文摘旬刊》2008.8.15《才女毛彦文的婚恋传奇》

　　原载《周末》2008.7.31 (2008.09.05)

　　

　　

　　

　　

 

作者：王先金　回复日期：2009-09-16　17:38:42　 回复 

　　

　　

　　

　　第一章 毛泽东赴京“赶考”

　　

　　刘少奇赴苏“取经” (8)

　　

　　 王先金 编著

　　

　　

　　

　　 附录(2)：8341部队 毛泽东的红色“御林军”

　　

　　 建国以后，在我军诸多部队番号中，8341可以说是最出名的，它在社会上的各种议论和传闻也是最多的，这些议论和传闻使得8341部队显得神秘以致离奇，甚至8341这几个数字也弄得人们“浮想联翩”。事实上，8341部队不过是新中国成立后组建起来的一支保卫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特殊部队，只是由于其工作性质的极其保密性而在外界看来有些神秘罢了。不过，由于这支部队在“文革”中的表现，以及在粉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中所发挥的作用，确实使得“8341”名传遐迩，人们对其的议论与猜想也并非是没有来由的。笔者曾在8341部队生活、工作（1969年12月至1981年12月），了解和经历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8341部队初建时只有1000多人，主要任务是保卫五大领袖。“文革”期间不断扩大达8000多人，警卫范围也大大增加。

　　

　　 8341部队是中共中央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身边的一支警卫部队。8341是它的对外番号，对内叫中共中央警卫团。它是1953年以中央警卫师一团为基础组建起来的，当年6月9日在中南海正式成立。首任团长是张耀祠，政委是杨德中，张宏任副团长兼团司令部参谋长，王化宇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连龙为政治部副主任。

　　

　　 8341初建时只有lOOO多人，主要任务是保卫五大领袖——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归公安部第九局领导。当时的公安部部长是罗瑞卿，九局局长是汪东兴，副局长是张耀祠。“文革”开始以后，8341部队改由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汪东兴具体负责领导、指挥。1969年我入伍时，部队人员已达8000左右，辖7个大队、36个中队。

　　

　　 8341初建时警卫单位或目标较为集中，主要有玉泉山；新六所、中南海等地，后来扩大到北戴河、天安门、人民大会堂、钓鱼台等。“文革”期间由于种种原因警卫范围更是大大地增加了，又多了昌平农场、北京植物园、花园村、东官房等地。

　　

　　 1969年我入伍时，我们的警卫对象主要是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林彪以及其他政治局委员。那时，8341部队人数已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九一三”事件后，针对林彪一伙企图用飞机轰炸中南海、钓鱼台的阴谋活动，又成立了第八大队，即机炮大队，布置在中南海周围以确保其上空的安全，但时间不长就撤销了。

　　

　　 8341部队的警卫工作组织相当严密，部队主要领导都有分工，毛泽东的警卫工作由汪东兴、张耀祠具体负责，警卫大队是一大队，中南海甲区的警卫部队是一大队的一中队；林彪的警卫工作由副团长张宏负责，警卫大队是二大队，警卫中队是二大队的一中队；周恩来因住在中南海，警卫大队也是一大队，警卫中队是一大队的三中队，由杨德中负责。其他政治局常委也都有具体警卫大队和中队及负责人。当时一大队负责中南海及周围地区，二大队负责毛家湾及周围地区，四大队负责玉泉山及周围的警卫，七大队负责北戴河中央首长疗养地及周围地区，五大队负责钓鱼台及周围地区，其他几个大队是机动大队。此外，每个警卫区又具体分为外围和内围，内围又分甲、乙、丙区。甲区的人可以自由出入乙、丙区，但乙、丙区的人不能随便出入甲区。

　　

　　 上世纪70年代到过北京的人都知道或看到人民大会堂周围拉着线绳，有警卫站岗，行人是不能进入警卫区的。中南海的红墙外也有固定哨和游动哨，当然还有便衣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除门口有哨兵外，门里还有警卫区，外人、生人是根本就进不去的。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住地周围及生活区还有多道门卫，无关人员，包括8341部队的一些领导干部不经批准和同意也根本不允许出入，这是严格规定的。8341的干部战士因工作需要出入中南海，哨兵认识的可以放行，不认识的要和所在连队进行联系，确保无误的情况下才能放行。

　　

　　“文革”中“三支两军”的表现和在粉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中的作用让8341部队出了名。

　　

　　 8341部队之所以有名，主要是部队特殊的工作环境和特殊的工作性质决定的。8341部队的主要警卫、服务目标是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等地，这些场所是毛泽东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生活、工作的场所，一般人不能出入，因此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这同时也增加了人们对8341部队的好奇。特别是在那个年代，毛泽东在全国人民心中有着崇高的威望，作为一支毛泽东非常关心、信任，并在他身边生活和工作的部队，这种特殊性必然会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但我认为，“8341”引起世人的强烈关注，主要还是缘于“文革”中的“三支两军”和在粉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中所起作用的影响。“文革”中，全军部队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都参加了支“左”工作，8341部队也没例外，先后到北大、清华、新华社、北京针织总厂、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单位进行支“左”。由于8341部队的干部战士直接来自毛泽东身边，所以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具有重大社会影响，成为当时全军支“左”部队学习和效仿的榜样，8341在支“左”中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毛泽东及党中央的声音。由此，8341部队在“文革”中逐渐广为人知。

　　

　　 而在粉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8341部队坚定地站在党中央一边，一举抓捕了“四人帮”极其死党，所起的作用更令世人瞩目。特别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在北京市举行的盛大庆祝活动中，8341部队同北京市各界群众、各部队一样上街庆祝了三天，在整个庆祝队伍中8341部队的大旗最引人注目。而通常来讲，一般的庆祝活动8341部队是不参加的，“8341”的大旗更是不亮的；另一方面，除国庆等节日阅兵外部队是不允许全副武装上街的。但这次庆祝，8341部队是全副武装上的街，这就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瞩目。8341部队的庆祝队伍受到了路两旁群众热烈的鼓掌欢迎，有人甚至喊出了“8341万岁!”的口号，其场面就像迎接凯旋的英雄一样。

　　

　　 我觉得这些都使8341部队得以声名远扬，世人瞩目。

　　

　　 林彪对8341部队即恨又怕，身为国防部长却无权指挥8341，叶群多次讲8341对林副主席不忠。

　　

　　 “九一三”事件后，社会上有人说8341是林彪的部队，这是大错特错的。林彪是当时写在党章里的毛主席的接班人，他的警卫、生活供应、后勤服务等都是由8341部队的二大队600多人为其提供。可林彪虽然身为国防部长，他的黄吴李邱“四大金刚”执掌着海陆空兵权，但他们却无权指挥8341部队。8341部队的指挥权和主要领导的任用权在毛泽东手里，因此他们对8341部队怕得要命恨得要死。叶群就多次讲过8341部队不可靠，对林副主席不忠。8341成为林彪一伙发动反革命政变、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谋杀毛泽东的最大障碍。当时为林彪警卫的二大队队长叫姜作寿，副大队长叫于仁堂。二大队的一中队是林彪的警卫中队，队长叫肖启明。

　　

　　 大家都知道，林彪是1971年9月13日晚仓惶出逃的。他之所以仓惶逃跑，是因为他的阴谋被8341部队的首长知道了，并迅速地报告了毛主席、周总理。那天晚上，林彪他们在前边跑，8341部队的人就在后边追，肖启明中队长还向林彪逃跑的车开了枪。但由于吉普车跑不过林彪坐的保险红旗车，所以没有追上。这方面的情况姜作寿大队长、肖启明中队长都曾写过文章详细叙述过，他们都亲身经历了事件的全过程。给林彪开车的司机是国防部的人姓杨，他是林彪的死党，也一同摔死在了温都尔汗。在整个林彪事件中，8341的干部战士没有一个受到牵连。

　　

　　 林彪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计划在上海毛主席接见王维国时，让王维国谋害毛主席，但是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这是因为8341部队的警卫工作做得好，不给王维国得逞的机会，确保了毛主席的安全，为党为人民立了大功。

　　

　　 但林彪事件发生后，我们部队的部分干部和战士转业或复员回到家乡，却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有些人说他们是在部队犯了错误，把8341部队说成是林彪的部队，把给林彪站岗放哨的战士说成是历史的罪人，使这部分干部战士蒙受了不白之冤。其实，林彪事件与8341部队的干部战士没有任何关系。负责林彪的安全保卫是因为林当时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军队的副统帅、毛主席的法定接班人，完全是组织的安排、是工作的需要，与个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至于把8341部队说成是林彪的部队那就更错了。恰恰相反，林彪不但不信任8341部队，而且最恨8341部队。他千方百计地拉拢、插手8341部队的事情，但总不能得逞，所以他和他的儿子林立果才成立了“联合舰队”，企图谋害毛主席，抢班夺权。

　　

　　 8341部队与其他部队相比还是有很多不同的，除了保密纪律十分严格外，对部队人员素质的要求也很高、很严。

　　

　　 由于警卫对象特殊，责任重大，因此8341部队与其他部队相比还是有很多不同的。

　　

　　 首先就是8341的组织纪律十分严格，除了与其他部队同样的一些纪律要求外，最大的特点就是严格的保密制度，新兵一入伍就要进行保密教育，使每个警卫战土都能自觉地遵守部队的保密制度，做到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可以说我们做警卫工作，是七分保密三分警卫，象中央首长的车辆、电话、行动方向、时间、地点、食物供应以及内部的警卫布署、武器装备等都要求严格保密。

　　

　　 其次是对部队人员素质的要求很高、很严，其中有这样几条：在政治上要无限忠于毛主席和党中央，立场坚定，历史清白，我参军时这是最基本条件——祖孙三代和直系亲属必须都是贫下中农，没有任何一点历史问题；形象要好，相貌英俊、五官端正、身体健康，这好理解，毕竟执行的是特殊的警卫工作；文化素质要求初中以上毕业，这在六七十年代也算是高要求了。

　　

　　 再就是8341部队是双层领导体制。从军队序例上说，8341部队归总参谋部直属，后勤供应、武器装备归军方；而其党务方面归中央办公厅，是中央办公厅下面的一个直属单位，一切党务活动、政治学习等由中央办公厅组织指导。因此包括总参谋长，甚至国防部长林彪在内都不管8341部队的具体事务。8341部队的主要领导任用都要经过毛主席亲自批准同意，别人无权任命。一次，江青向汪东兴提议让迟群（原是8341部队政治部一名干部，“文革”中去清华、北大支“左”，后来投靠了“四人帮”）当8341政委。汪东兴说：“迟群不能当政委，如果要他去当政委，必须报告毛主席同意。”后来汪东兴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当即反问道：“迟群怎么能当政委呢?!”把江青的提议顶了回去。8341主要干部的任用、指挥掌握在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手里，这是8341部队的最大特点。

　　

　　 在生活待遇上，8341部队的干部战士与其他部队一样。我入伍时每月津贴是6元，第二年7元，第三年8元，第四年10元，第五年15元，同全军津贴标准一样。如果说有点不一样的话，那就是刚刚试行的确良军装时，首先是在8341部队试穿的，然后才逐渐在全军配发。由于8341部队的一些岗哨位置比较重要，哨兵的穿戴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问题，而是代表着一个国家、军队的形象。所以给这些重要岗位的哨兵配发了呢子军装和皮鞋，但下岗后就得脱掉，属公用品，就如工作服一样。

　　

　　 在政治待遇上，8341部队还是有一些特殊的。比如毛主席去逝后，8341部队的干部战士可以全体去瞻仰遗容，而其他部队只能派代表。另外，国家或北京市一些部门搞活动，如体育比赛、文艺演出、参观展览等，8341部队的票或名额就比较多，座位也比较好，有点高看一眼的意思。当然，8341部队复转人员的安排，各地方领导也相对比较重视。

　　

　　 毛泽东称“8341部队是一支好部队”，他曾亲自给部队的干部战士讲课，还亲自为部队撰写了“出差守则”。

　　

　　 由于834l的特殊地位，“四人帮”千方百计想往8341部队安插死党，但都没有得逞。有一次，江青跑到中南海毛主席住地游泳池边对毛主席说：“8341部队是跟林彪的，靠不住。”毛主席没好气地批驳说：“8341部队是跟林彪的，林彪为什么要搞大小舰队呢?有8341部队就够了么。林彪逃跑，8341部队一个也没有被带走嘛！8341部队是一支好部队!”

　　

　　 由此可见，毛主席对8341部队是特别信任和关心的。事实也是这样，1969年以前，每当8341部队的新兵入伍毛主席都要亲自接见，而别的部队就没有这个殊荣。五十年代，在毛主席的号召下，8341部队开展了群众性的文化学习热潮，毛主席亲自给警卫战士讲课、批改作业；六十年代部队开展了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活动；七十年代开展了学习马列主义防止上陈伯达、林彪一类假马克思主义当的活动。

　　

　　 毛主席给8341部队三项任务，他说：“今后你们就是三项工作，一项是警卫工作；一项是学习，学文化；再加一项调查工作，一方面回家去看看，一方面搞调查，以看家为名做调查工作。你们为中央做点事，我通过你们和群众接触，你们要把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真实地反映上来。但是可不要说是给毛主席做警卫工作的，是毛主席派来的。”还说，“你们对人要尊重，要尊重父母，尊重老百姓，尊重区干部，不要摆架子。”毛主席就是要通过警卫战士回家探亲的机会，进行调查研究，来了解全国的情况。他还亲自为8341部队撰写了“出差守则”：“一、保密——不要说这里的情况；二、态度——不要摆架子；三、宣传——解释建设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的好处；四、警惕——不要上反革命分子的当；五、调查——生产、征购、合作社生活、对工作人员的意见。”每当新兵入伍，部队首长都要首先进行这五条要求的教育，特别是保密的教育。

　　

　　 毛主席不仅在政治上、学习上关心我们8341，生活上也是特别关心。1970年，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访问我国时，给毛主席送来一些芒果，张耀祠团长怕放坏了便对张玉凤说：“你向毛主席报告一下，是否给他在北京的孩子送去一些?”毛主席却说：“不要给他们，给大师傅、你们和警卫战士吃吧，你们比我的儿女更好。”由于人多，我们后勤部门每人分到一个。当大家听说是毛主席送给我们的芒果时，都非常激动。为了不忘毛主席对我们警卫战土的关心，我把这个芒果核一直保存到现在。还有一次，金日成来我国访问送给毛主席一些苹果和梨，毛主席也把这些水果送给了我们警卫战土，我分到一个梨。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当时我国的彩电生产能力和普及率都是很低的，毛主席就把田中首相送的彩电转送给了我们8341，我们单位也分到一台，直到我1981年12月转业时这台彩电还在用着。

　　

　　 8341部队有自己的小工厂和农场，毛主席接见外宾时屋中的那个大地灯就是小工厂生产的，玉泉山农场种的稻子特别好吃

　　

　　 根据毛主席著名的“五七指示”指示精神，8341部队还曾办过小工厂及农场。小工厂是由汪东兴亲自主持办起来的，他的大女儿汪延群任副厂长，厂长是刘世才、教导员是刘志锋。这个小工厂主要任务是为中央首长、部队机关及连队服务，同时也生产部分工业品，如中国援外飞机上用的包装箱、原子工业上用的法提、电子工业上用的真空泵、农业上用的脱壳机、建筑上用的液压千斤顶、民用的信封机等。我们的产品质量很好，有的还销往了国外。

　　

　　 8341的这个小工厂汪东兴非常关心，多次视察指导。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粉碎“四人帮”前夕，即1976年10月5日，他给我们讲了话，要求我们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办好工厂，更好地为首长和部队服务。

　　

　　 这个小工厂从3个人起步，最后发展到80多人，20多个工种，50多台机床设备。在这个小工厂里培养出不少的钳工、车工、铣工、磨工、机床维修工、电工等，许多人回到地方后都有了用武之地。我在这个工厂开始学开铣床，提干后做了技术方面的工作。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首长及部队的有些用品，到社会上去做不利于保密，所以就由我们自己来干。为了保证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需要，我们多次通宵达旦、保质保量地及时完成任务。看过电影里或照片上毛主席接见外宾时屋中的那个大地灯吧，那就是我们克服重重困难，为毛主席制做的。我们也为周总理等其他中央首长制做过许多生活用品。

　　

　　 “文革”中，8341部队接收了几个农场，如昌平农场、北京西郊的巨山农场等。巨山农场是中央首长的食品供应地，但时间不长就又交出去了。而真正属于8341部队的农场实际上只有一个，就是玉泉山农场，在北京西郊的玉泉山旁。这个农场“文革”前8341部队驻有一个骑兵中队，养了一些军马，因为有的中央领导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对马有一定的感情，喜欢在工作之余骑骑马，作为一种爱好和休闲方式。后来骑兵中队被取消了，但农场却被保留下来了。这个农场主要种些稻子、青菜及养猪、养鸡等，一部分供应中央首长用，一部分用于改善干部战士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玉泉山农场种稻子的水既不是河水，也不是井水。而是从玉泉山里流出来的山泉水，特别好吃，但产量不高。而在同样的地，同样的种，但用别的水，种出的稻子就另一种味道。因为玉泉山的水质好，没有任何污染。据我的农场战友讲，他们种的稻子，是不使用任何农药的。

　　

　　 8341是总参谋部绐中央警卫团的一个序列编号，文革后期番号一度改变，部队规模也从团扩编为师 。

　　

　　 8341部队这个番号是怎么来的，一直是社会上津津乐道的传闻，有不少版本。有的说是毛主席进京前在香山抽签时一个老道给的数字，但并没有解释具体含义，所以毛主席把他身边的警卫部队就叫8341，后来毛主席活了83岁、执政41年，说这是老道早给算出来的；还一种说法说秋收起义后，毛主席有一把汉阳造的步枪，编号是8341，所以后来毛主席就把他的警卫部队编号定为8341。事实上，我听张耀祠团长说，8341这个代号就是总参谋部给中央警卫团的一个军队序列编号，毛主席根本就没有访问老道一说，社会上关于8341番号的其他传闻也是没有根据的。

　　

　　

　　

　　

　　

　　

　　

　　

　　

　　 参阅资料

　　

　　

　　

　　 　　　参见《......》 　　　 (1994.11.29记 1997.4.13修改)

　　

　　 参见《文摘旬刊》1998.10.2 《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的两次奇婚》

　　

　　 原载《良友》1998.9 柯 云文 (1998.09.08)

　　

　　 参见何满宗：《胡耀邦与真龙天子》

　　

　　 原载《传奇集粹》（纪实文学专号） (1989.10.24记 1998.09.17)

　　

　　 参见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

　　

　　 周同宝：《谋划开国大的人们》 载《名人传记》1989.10

　　

　　 (1989.12.10记 1998.09.18)

　　

　　 参见《作家文摘》1999.1.26 《冲击毛主席住地的“香山事件”》

　　

　　 原载《我做毛泽东卫士十三年》李家骥回忆杨庆旺整理 (1999.01.30)

　　

　　 参见《作家文摘》1999.2.2《毛泽东初进北平》

　　

　　 原载赵桂来著《从宝塔山到中南海高富有记忆中的一代伟人》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 (1999.02.08)

　　

　　 参见《作家文摘》1999.3.16 《毛主席遇险青龙桥》

　　

　　 原载《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李家骥、杨庆旺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11月出版 (1999.03.20)

　　

　　 参见《作家文摘》2001.6.12 《记忆中的中南海》

　　

　　 原载《法制与新闻》2001年第6期 王 凡/文 (2001.07.31)

　　

　　 参见《文摘旬刊》2002.9.13 《细微之处见精神叶子龙谈毛泽东日常小事》

　　

　　 原载《天津老年时报》2002.8.27 廖毅文/文 (2002.09.19)

　　

　　 参见《文摘旬刊》2003.9.12 《毛泽东和他的八三四一》

　　

　　 原载《党史文苑》2003.4期 顾保孜/文 (2003.09.20)

　　

　　 参见《作家文摘》2003.9.23 《毛泽东何时搬进中南海》

　　

　　 原载《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王凡、东平/著

　　

　　 作家出版社2003.9出版 (2003.10.24)

　　

　　 参见《作家文摘》2004.1.2 《毛泽东进北平拒开欢迎会》

　　

　　 原载《从西柏坡到中南海红墙秘事》舒 云/著

　　

　　 长征出版社2003.8 出版 (2004.01.14)

　　

　　 参见《作家文摘》2004.6.25 《周恩来批评柳亚子牢骚太盛》

　　

　　 原载《炎黄春秋》2004.6 孙有光/文 (2004.06.29)

　　

　　 参见《作家文摘》2004.11.23 《开国大典内卫秘闻》

　　

　　 原载《中华儿女》2004年第10期 孙国/文 (2005.04.10)

　　

　　 参见《作家文摘》2005.11.15 《师哲回忆：刘少奇秘密访苏》

　　

　　 原载《毛泽东的翻译师哲眼中的高层人物》师哲口述、师秋朗整理

　　

　　 (2005.11.18)

　　

　　 参见《文摘旬刊》2006.5.19 《中南海里的工程》

　　

　　 原载《党史博览》2006.3 王凡/文 (2006.05.24)

　　

　　　　　　参见《作家文摘》2006.8.4 《中南海再掀开放话题》

　　

　　　　　　原载《新世纪周刊》2006年第22期 王骞/文 (2006.08.09)

　　

　　 参见《作家文摘》2006.9.12 《毛泽东：未曾公开的轶事》

　　

　　 原载《新世纪周刊》2006年第26期 欧阳海燕 陈焱/文 (2006.09.19)

　　

　　 参见《作家文摘》2006.9.22 《在中南海搞“装修”》

　　

　　 原载《解放日报》2006.9.1 王凡 东平/文 (2006.09.28)

　　

　　 参见《作家文摘》2006.9.29 《建国：共和国的政治理想》王恺/文

　　

　　 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34期 (2006.10.02)

　　

　　参见《作家文摘》2007.12.14《五六十年代的中南海生活》

　　

　　原载《周末》2007.11.15 陈晓农/文 (2007.12.24)

　　

　　《进京“赶考”记》秦立海/文 《云南老年报》2009.6.26

　　

　　 原载《文史精华》2009年第4期 (2009.07.25)

　　

　　

　　

　　

 

作者：王先金　回复日期：2009-09-17　17:41:45　 回复 

　　

　　

　　

　　

　　

　　 第二章 开 国 大 典(1)

　　

　　 王先金 编著

　　

　　 酝酿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国共两党内战的爆发，导致了第三势力的重新组合：国民党中的反蒋人士，组成了以李济深为首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中的青年党、民社党及一部分社会贤达，参加了国民党政权召开的国民大会；其余党派则采取了抵制的态度，并进一步受到国民党的压迫。民主同盟于1947年被当局宣布为“非法”。于是迫使部分第三势力党派逐渐放弃中间路线，选择了与中共合作。这些党派后来被称为“民主党派”。

　　

　　随着国民党的军事失利，中国的政局开始重新洗牌。关于未来的政权组成，中共与苏联曾有所切磋。

　　

　　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退出政治舞台了，这样将会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斯大林于1948年4月20日复电说：中国各在野党，代表着中国居民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从而扩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础，孤立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代理人。应当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后建立的中国政府，就其政策而言，还是民族革命的，即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目前还难以预料这将持续多长时间，至少在胜利后会是这样。

　　

　　斯大林的话，决定了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政治格局。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其中第五条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第二天，即5月1日晚间，毛泽东又秘密致信在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民主同盟代主席沈钧儒，商讨成立政协的具体事宜。

　　

　　在五一口号发出三个月后的1948年8月1日，周恩来致电香港分局及潘汉年，提出严厉批评。

　　

　　因为周恩来从各种渠道得知：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香港、上海及各地民主党派均热烈响应。但是，香港分局5月14日只将5月5日民主党派的两份通电约略告知中央，在中央催问下，迟至7月中旬才将全文报告，而且没有转报其他通电及宣言。

　　

　　周恩来气愤：这就使得中央对此事的回答，延搁几乎三个月!不仅耽误工作进展，还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猜疑。

　　

　　潘汉年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很早就活跃在中国政治斗争的中心与高层，他同时负责统战工作与情报工作，一明一暗的工作都卓有成效。何以忽视新政协大事？

　　

　　其实，潘汉年处于民主人士汇聚的香港，对民主党派的态度更有切实的休会。

　　

　　那时，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关于政治协商会议的看法还远未统一。

　　

　　关于新政协开会的时间。

　　

　　沈钧儒认为：迅速召开可以鼓舞解放军发展，加速敌人的动摇崩溃。谭平山也同意，认为“双十节”召开最好。马叙伦认为“双十节”太快，可于1949年元旦召开。

　　

　　郭沫若起初说现在讨论开会时间还早，后来又说，无论如何，召开新政协已是时候。茅盾则认为：开会的时间要考虑诸多因素，恐怕不是香港这里能决定的。

　　

　　关于新政协召开地点。

　　

　　定在解放区没有分歧，争论的焦点是在关外还是在关内。

　　

　　王绍鏊认为：在关内召开，可以避免有人会说新政协有国际背景，是傀儡。

　　

　　李济深认为：还是拿下平津以后，在平津召开最好。

　　

　　关于新政协代表的产生。

　　

　　李济深认为：新政协的范围要扩大到蒋介石下面的拥护新政协的各种力量。

　　

　　谭平山认为：李济深的宽大主义甚有问题。

　　

　　李达章也认为：把许多蒋介石的反对派看成革命力量，是太宽大了。

　　

　　马叙伦认为：对这些人可以个别争取，不要集团争取，更不可把新政协作为酬酢的工具。

　　

　　内部讨论不决，外间就有传言：李济深总是主张推迟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大概是另有打算!

　　

　　当时风传，历史上数次倒蒋的桂系，正在谋求取而代之。如果，李济深与李宗仁联手倒蒋，岂不可以把国民党中央政权一锅端？

　　

　　那样，在中国的解放事业中，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就会立下头功!

　　

　　一时间，香港流言纷传，李济深是联共还是联桂，似乎成了问题……

　　

　　这个阶段，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也有微妙的地方。

　　

　　关于新政协由何方召开的问题：有人主张由中共召开，有人主张由各党派委托中共召开，也有人主张各党派联合召开。

　　

　　民社党领导人张君劢还说：若要他张君劢参加新政协，中共必须放弃土改!

　　

　　1948年初，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发表《告中国人民书》，鼓吹“曾受教育的知识分子要组织新党”，“支持政府谋求和平的努力”。3月，北平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提倡“不偏不倚”。6月，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司徒雷登表示：苏联愿意改善美苏关系，并研究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这时张治中就说：“运用美苏关系解决国共问题，无异于漫漫长夜中透出一线曙光!”

　　

　　反对国民党的民主人士看到世界两强如此倾向，不禁又担心中共的前途。国民党走向衰亡，共产党难以兴盛，那么，就只有找第三条路了……

　　

　　香港有些人酝酿：给美国总统上书，要杜鲁门支持中国的“第三势力”!

　　

　　面对以上局面，有人犹豫，有人观望，有人韬晦，有人待价……

　　

　　这种情况，要潘汉年在电报中怎么说得清楚!

　　

　　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1949年1月21日，民主党派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人发表声明，首次公开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但民主党派中部份人士仍有所保留：民盟常委张东荪向毛泽东提出一套“新型民主”主张，在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也持不同观点；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常委陈铭枢提出：“任何一个参加革命的阶级，仍旧应该保持他们本身的利益和立场，这些自由权利及政治地位，在友党方面，必须真诚地尊重与承认”。

　　

　　最后还是在解放军拿下平津后，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时机、地点都成熟了，中共中央决定1949年9月在北平召开。

　　

　　 1949年毛泽东与新政协委员合影

　　

　　

　　

　　

　　

　　

　　

　　

　　

　　

　　

　　

　　

　　

　　

　　

　　

　　

　　

　　

　　

　　

　　

　　

　　

　　

　　

　　

　　

　　

　　

　　

　　

　　

　　

　　

　　

　　

　　

　　

　　

　　 新政治协商会议在怀仁堂开会

　　

　　

　　

　　 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直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会场正面，政协会徽高悬；会徽的两侧，分别挂着人民领袖毛泽东和革命先驱孙中山的画像。

　　

　　1949年9月21日，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出席新政协的662名代表中，共产党员约占44%，党外人士占56%，其中工农和各界的无党派代表约占26%，各民主党派的成员约占30%。

　　

　　会议先由周恩来报告大会筹备经过，通过89人的主席团名单，朱德为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幕，请毛泽东致开幕词。

　　

　　 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地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在论及国防建设时，毛泽东说：“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接着刘少奇、宋庆龄、何香凝、高岗、陈毅、黄炎培、李立三、赛福鼎、张润、程潜、司徒美堂等依次发了言。

　　

　　 有人认为，讲演词以宋庆龄的最为生动，可惜她不会说普通话，用一口道地的上海话念出来，就没有劲了。宋庆龄讲话时，正雷雨大作，电灯忽灭，但不久就亮了。

　　

　　 徐铸成在日记中记着：“今日大会开幕时，忽雷电交加，大雨如注。散会步出，已满天星斗矣。”

　　

　　9月26日，周恩来在六国饭店召集座谈会，参加的数十人都是“长老”，讨论新中国的国名问题。周恩来首先发言说，有关议案屡经小组讨论，大致上已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名称下加括弧简称“中华民国”，每次会议都有人表示似乎累赘，当初之所以写入这一条，主要是为了表示不忘辛亥革命创始的功绩。究竟如何定名方好，他受毛主席之命，特约各位长老到这里讨论。张元济发言赞成删去，何香凝起而抗议，邵力子和黄炎培则折衷其说，谓可暂留。其他如陈叔通、陈嘉庚、马寅初、徐特立、周善培等都主张删，沈钧儒则说去掉这四个字并无忽视辛亥革命的意思，于是周恩来就拿他的话作为结论。

　　

　　 1949年周恩来在新政协筹备会上发言

　　

　　 1949年9月27日，在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第六次大会上，出席会议的623人代表有25人发言，其中有中共要求其发言者，如李任仁；有自己要求发言者，如罗隆基、刘清扬等。尤其是刘清扬，有人低声笑说：“清扬如得不到这次发言的机会，将死不瞑目也。”罗隆基在旧政协时代为最出风头之人物，此次政协主席团没有他的名字，有人认为，因为他对美帝一向存有幻想，对苏联素来具有成见。但他为政客出身，颇能活动，听说他曾与张东荪相约，分别谒见周恩来，互相推荐。今天罗隆基能登台发言，可见共产党已准备给他相当照顾了。

　　

　　 等到25个代表发言后，大会进入政协组织法、中央政府组织法、首都、国歌、国旗等的讨论。最后一致举手通过表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并自当天起正式改北平为北京。

　　

　　 9月29日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是起临时宪法作用的纲领。《共同纲领》的序言中写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

　　

　　 9月30日，政协举行第八次全会，选举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委员。

　　

　　 全国政协委员的选举，只是将经过各单位协商通过的名单整体提付表决。因为全国政协委员有180人之多，若以无记名联记法投票，则开票手续至繁，为时间所不许。有人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名单中有章士钊，此人为多数代表不喜欢，若不以整个名单付表决，他必定落选。章士钊湖南长沙人，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反对封建帝制，但又出任过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还做过国民党政府的参政员。1949年，章士钊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在和谈破裂后留住北京，他和毛泽东的私交甚笃。

　　

　　 至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选举，则以无记名联记法投票，如代表不愿选某人，可在候选人的姓名下打叉。

　　

　　 最后通过的会议《宣言》，郑重地写道：“全国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

　　

　　 在这一天的闭幕式中，朱德致闭幕词说：“我们全体一致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这次政协会议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

　　

　　

　　

　　1949年9月30日下午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闭幕时，与会全体代表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典礼上，毛泽东宣讲了由周恩来撰写的纪念碑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自由，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后来，纪念碑的下面碑文用的是毛泽东手书，背面碑文则由周恩来书写。周恩来除了全文书写了上述毛泽东宣讲的碑文外，还在碑的右侧写上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几个大字，在碑的左侧写上了“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立”。

　　

　　

　　

　　

　　

　　 对邀请国民党高级将领参加新政协的问题，在当时的一些共产党员和部分民主人士中，是有抵触情绪的。当时流行着一句话：“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

　　

　　 对此，毛泽东在西柏坡的时候就开始向全党吹风。1949年1月，毛泽东对秘密来访的米高扬意味深长地谈起联合政府的组成，他着重地说：

　　

　　 “我们中国共产党有一条成功的经验，那就是在各个时期一贯实行统一战线。我们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在这个政府担任要职的，很多不是我们南征北战的共产党的有功将领，而是那些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长期与我们合作做出了贡献的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中间，有国民党左派，有著名的民主党派领袖，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有华侨资本家。少数民族中也有各类人物。因此，可以说，我们民主联合政府的组成，与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组成形式有很大的不同......”

　　

　　 毛泽东这话是说给斯大林听的，也是说给全党干部听的。他还针对中共历史上的“左”倾关门主义，风趣地说：“先对蔡廷锴吐口水，再同他握手，那是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握手，是孤家寡人政策。”

　　

　　 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在审查各省主席的名单时，皱起了眉头：“共产党员太多了，加上几个资产阶级进去。开国伊始，打江山的将领自然是国家的栋梁，但光依靠他们还不够，还得广泛吸收治国高手，建国能人。”

　　

　　 周恩来还亲自指示薄一波，向党的高级干部讲统一战线问题，做大家的思想工作。

　　

　　 薄一波说：“请大家重温一下党史，过去我们党曾有统一战线的决定，我们照着做，但没有形成。直到今天准备开政协会议，党的统一战线才实现，这是值得我们庆幸的。政协会议的成立，就是要把蒋介石孤立到剩他一个人，这是我们的成功。如果不把敌人孤立起来，我们就不会胜利。因为蒋介石今天只剩他一个人了，我们走到哪里，哪里就胜利。但我们还要谨慎小心，勿骄勿躁......同志们看，不但国民党左派倾向我们，就连资本家和蒋介石的将军们还有他的幕僚们都倾向了我们，这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我们有300万党员，干巴巴的就能胜利吗？这是件大事......”

　　

　　 薄一波又说，在进城之初，他对请傅作义吃饭，心里也老大不痛快，后来转变了思想。他说：“今天把所有向我们起义的人员安排进北平饭店，是合乎大多数人利益的。因为有许多我们起不了的作用，他们能起。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把25万军队交出来，人民没有遭受损失。你们能不能起这个作用呢？我是起不了这个作用的。今天绥远起义，是傅作义走了一趟起了作用，我们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张治中发了一个电报，新疆陶峙岳的兵团起义了，我们也起不了这个作用。”

　　

　　 政协会议开会期间，接待政协代表的规格是相当高的，工作人员的生活标准当然不能与之相比，工作人员中也有说怪话的了，如“老革命不如新革命”之类。对此，刘少奇在党组会上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如真的忘了自己是共产党员而热衷于攀比生活待遇，那就不够共产党员资格了。”

　　

　　 这年9月，陈毅到北平参加政协会议，他的住处被安排在北平饭店。一下车，他就忙着会客去了。警卫员先来到下榻的北平饭店，见是一间陈设华丽的大客房，十分高兴。可是，他刚刚收拾完毕，陈毅进门来，劈头便说：“小鬼，收拾东西，搬家，搬家！”

　　

　　 “搬哪去？”警卫员不解地问。

　　

　　 “搬进中南海。那可是皇帝老子住过的地方。”陈毅打趣地说。

　　

　　 进中南海，车子拐了几个弯，最后在一排陈旧的小平房前面停了下来。

　　

　　 警卫员一面铺床，一面禁不住问道：“首长，您把您的那间客房让给哪位首长住了？”

　　

　　 陈毅正在洗脚，漫不经心地说：“让给傅作义了。”

　　

　　 “他是哪个野战军的首长？”

　　

　　 “他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是参加政协会议的，没有地方住了。”

　　

　　 “什么？怎能把房子让给他？”

　　

　　 “你这个蠢人！”陈毅憋着笑骂道，“他光荣起义，使北平得以解放，贡献比你大了！人家在国民党里住惯了高楼洋房，现在叫他睡平房，他会觉得共产党对他不起，心里不舒坦嘛！我陈毅就不同了，不住大饭店住平房，不睡弹簧床睡板床，就是拿捆稻草睡地下，我也一样打呼噜，一样工作，一样干革命嘛！要不算啥子共产党员嘛！”

　　

　　 后来，陈毅还代表上海市，赠送给傅作义将军两辆名牌小轿车。

　　

　　 让房、赠车两件事传出以后，在部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开国大典以后，陈毅回到上海，办公桌上已经堆了厚厚的一沓信。其中有几封内容大同小异，都是对优待傅作义想不通。在一次干部会上说：“同志们！你们知道不知道，傅先生到电台讲了半小时话，长沙那边起义了两个军！为我们减少了很大的伤亡......我把北京饭店让给你住，再送你十部小汽车，谁能起义两个军？！同志，你怎么忘了自己是个共产党员？......”

　　

　　 陈毅的火气出完了，又心平气和地说：“我们是共产党员嘛，要有太平洋那样宽广胸怀和气量啊，不要长一副周瑜的细肚肠呀！依我看，要想把中国的事办好，还是那句老话，团结的朋友越多，就越有希望。”

　　

　　

　　

　　

　　

　　

 

作者：bearyuu　回复日期：2009-09-17　20:11:07　 回复 

　　狗屁不通！

 

作者：王先金　回复日期：2009-09-18　22:29:48　 回复 

　　

　　

　　

　　 第二章 开国大典 (2)

　　

　　 王先金 编著

　　

　　

　　

　　 新中国定都北京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最早选定的举行新中国建国大典的地方，既不是古都北平，也不是南京、西安，而是著名的“东方莫斯科”哈尔滨。

　　

　　 哈尔滨是当时中国东北最大的商品市场和物资集散地，也是中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一直是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所在地，为东北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考虑到哈尔滨是当时最安全的大城市，与苏联最近，便于取得苏联的支援和帮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特地批准哈尔滨为特别市，非常重视这块风水宝地，准备在这里建立新中国。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时的注意力虽然向着东北倾斜，但是哈尔滨毕竟远隔千山万水，转移过去很不容易，中间需要一个中转地，于是选定了华北的避暑胜地承德，准备把承德作为党中央的临时所在地。

　　

　　 在辽沈战役前夕，东北野战军林彪和罗荣桓曾就党中央迁往东北之事去电请示，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毛泽东回电说：“中央必须留在关内，我亦暂不能离开。”

　　

　　 虽然毛泽东和党中央到东北哈尔滨之事暂时放下，但是党中央迁往哈尔滨的准备工作还在加紧进行。

　　

　　 就在这时，东北战局发生剧烈变化，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疯狂地向东北增兵，抢占交通要道。毛泽东果断决定，党中央不能迁往承德，中央军委命令，把中央先行警备团就地改编，隶属于冀察热辽军区。

　　

　　 1948年4月30日，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新政协会议的各项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当时国民党政府仍然占领着半壁河山，要把那些著名人士接到大连再转往哈尔滨，共商建国大事，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毛泽东、周恩来亲自设想过几种接送方案。经过几番周折，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等三批民主人士先后经香港安全到达哈尔滨。

　　

　　 黄炎培等第四批民主人士1949年3月14日从香港出发，这时北平、天津已经解放，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中共中央决定新政协会议改在北平召开，黄炎培等于3月25日到达北平。

　　

　　 1949年元旦刚过，毛泽东在西柏坡他的土墙泥顶的寻常农舍里，指挥三大战役取得辉煌胜利的同时，也不断考虑着新中国的建都问题。随着三大战役即将取得胜利，毛泽东认为不必再远征哈尔滨宣布新中国诞生了，但把新中国的首都建在哪里，他还没有考虑好。

　　

　　 一天，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欣喜异常，他觉得有了可以很好地商量这个重要问题的人了。

　　

　　 毛泽东认为王稼祥是中共数得上的苏联问题专家，可谓是个有才能的红色外交家。

　　

　　 毛泽东说：“稼祥呀，我现在总在考虑，今后我军作战，夺取敌人的大城市已成为重要的目的，我主张能和平解决的尽量和平解决，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呀。”

　　

　　 王稼祥说：“主席考虑得很对，和平解放大城市，意义很重大，不仅能迅速瓦解国民党政权，而且能保护工商业，为我们建国后经济建设作准备。”

　　

　　 毛泽东此时正在考虑北平和平解放问题，于是他将大手一挥，提出深层次的问题：“还有一层意义，就是避免中国人流更多的血，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事业流的血实在太多了......好了，今天我们先不讲这个问题，我正有一件大事要向你请教呢，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的胜利，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在何处？历史上，历朝把京都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要不就是南京、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合适呢？中央虽有考虑，但还没有最后定下来。”

　　

　　 王稼祥对此也有所考虑，此时正好把自己的想法全盘托出，他说：“是不是定在北平？”

　　

　　 王稼祥的想法正与毛泽东不谋而合，毛泽东笑笑说：“噢，谈谈你的理由。”

　　

　　 王稼祥说：“现在的国民党首都，虽然自古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是只要翻开历史书就会知道，凡建都金陵的王朝，都是短命的。这样讲，带有历史宿命的色彩，我们是共产党人，当然不相信这一套。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看，这是很大缺陷，我们定都当然不能选在南京。”

　　

　　 毛泽东表示赞许并又提出问题说：“西安如何呢？”王稼祥说：“西安的缺陷是太偏西，现在不是秦汉隋唐时代了，今天中国经济重心是在沿海和江南，由此看，西安也不合适。”

　　

　　 毛泽东又提到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曾经做过多朝都城的开封、洛阳应在考虑之列，王稼祥从经济和交通角度发表意见说：“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因中原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能够改变的，加之交通和黄河的水患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

　　

　　 毛泽东很欣赏王稼祥的学识和胆略，他又兴致勃勃地问道：“稼祥，你认为最合适的建都地点在哪里？”

　　

　　 王稼祥说：“我认为，新中国首都最理想的地点是北平。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命脉之所在。同时，它靠近苏、蒙，与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国界长而无战事之忧，虽然离海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战略上十分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致京师震动。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500年的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意接受。考虑到这些有利条件，我的意见，我们政府的首都，应选在北平。”

　　

　　 毛泽东听完王稼祥这番宏论，非常高兴。他一边抽着烟，一边笑着说：“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来，我们的首都，就定在北平了。蒋介石政权的基础是官僚资本，因此他定都南京。我们的政权基础是人民群众，因此我们定都北平。不过，北平现在还在傅作义之手哩。”

　　

　　 王稼祥欢欣鼓舞地说：“我们的胜利，比预想的要快，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进入北平的。”

　　

　　 毛泽东说：“是啊，我们很快就要进入北平了，我希望能够和平进入北平，最好北平不要打。”

　　

　　 1949年3月5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豪情满怀地宣布：新中国将定都北平！

　　

　　

　　

　　

　　

　　 为新中国定国名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

　　

　　 金碧辉煌的中南海勤政殿里，高朋满座，笑语飞扬，讨论、决定新中国建国大纲。全国23个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134名杰出代表济济一堂，为设计新中国的光辉形象献计献策。在讨论国家称号和时候，会场更是热烈非常。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无党派负责人郭沫若、产业界代表陈叔通及海外华侨代表陈喜庚等与代表们共商大计，认真地听取了代表的建议，他们认为国号乃一国最光辉形象的集中体现，在把国家的称号起得既响亮、简明又要有新义。为了慎重从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将“中华人民民主国”、“中华联邦民主国”、“中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等十几个国号名称交给代表们反复讨论。

　　

　　 毛泽东在致辞时，最后他呼了三个口号。其中一个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在历时五天的会议中，没有人对国名提出不同看法。直到最后一天讨论最后一份文件时，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张奚若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质疑。

　　

　　 张奚若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中华代表中华民族；人民代表现在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和国代表我们的国体。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他说的简明深刻的道理折服了众代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听后连连点头。

　　

　　 爱国民主人士张奚若(1889-1973)陕西朝邑(今大荔)韦林镇仓西村人。原名耘，字亦农，号熙若，后改奚若。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黄炎培和张志让两位先生提出的意见被整理成书面报告，打印了30份，分送新政协筹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和各组长。他们的意见是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他们认为，民主与共和无并列之必要。

　　

　　 这个意见与张奚若先生的意见大同小异。第四小组把关于国名的意见归纳了三种名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董必武在关于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经过及其基本内容的报告中说：“关于组织法草案的总纲，国家名称问题，本来过去写文章或讲演，许多人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其实最早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的是任弼时。早在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在谈到当时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时就提出了。他说：“如果我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好好引导他们，给予适当的教育和改造，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是可以为着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服务的。”

　　

　　 政协代表提案第四案是由马叙伦、陈叔通、郭沫若、沙千里、沈雁冰、谭平山、梁希、许德珩、吴耀宗提出来的。

　　

　　 该提案为提议统一新中国国名，取消共同纲领和组织法中简称中华民国，另由政府以法令规定。提案请大会公决。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要正式开会了。政协代表报到处分设在勤政殿、怀仁堂等几处地方。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16人，候补代表2人。陈云是第一个来报到的，之后，刘少奇、周恩来等代表都先后来报到签名，首席代表毛泽东是最后一位报到的。

　　

　　 9月17日上午，议事科的副科长迟先达通知报到处工作人员小孙：“今晚7时毛主席来勤政殿开会，同时就来报到。有摄影记者拍照，你要做好准备。”于是工作人员孙小礼忙着挑选最好的毛笔、最好的砚台、最好的墨，她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毛主席在前两行写字，而后面三行已经写满了名字，这样拍出来是不是不大好看？她问迟副科长怎么办？他想了一下，要她给他一张未用过的签到纸，他沿着第三行的竖道把纸折叠起来，盖在已签满了名字的后三行，这样，乍一看，就像一张新的签到纸了。孙小礼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毛主席大笔一挥，把字写到盖在上面的白纸上，岂不糟糕啦！”迟副科长笑着对她说：“这就是你的事了，你必须对毛主席讲清楚，只能把字写在前两行之内。”

　　

　　 那天晚上，许多人已先来到勤政殿，毛泽东一进门就被他们围住了，一一与毛泽东握手问好，过了好一会儿，毛泽东来到报到处，这时四周灯光齐亮，好几个照相机镜头已对准毛泽东。待他一坐下来，工作人员小孙就大声地说：“毛主席，请你在第一行写党派名称：中国共产党，在第二行写名字，请不要写到第三行里去。”毛泽东诧异地问：“什么，到底要我怎么写？”小孙又大声地重说了一遍，最后又补了一句：“就是只在这两行之内写，不要写到上面这张纸上。”毛泽东笑了笑，像是看穿了他们所做的手脚，说：“好吧，我照你说的写。”他在第一行内写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二行内写了“毛泽东”。然后他放下笔起身离开，周围的人也同时散去。

　　

　　 9月20日，宋庆龄由管易文陪着来到怀仁堂门口的报到处来签到了，她用钢笔很工整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9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宋庆龄到政协报到的照片，站在签到桌旁的工作人员孙小礼和惕华荆也被照在相片上。

　　

　　 1949年9月25日深夜，司徒美堂收到一封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邀请的午宴请柬。上面写道：“9月26日上午11时半在东郊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务请出席。”二三十位七十老翁接到了同样的请柬。

　　

　　 周恩来作为东道主，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请来赴宴的，除三几个人外，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我们国家有句古话，叫做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专门听取长者的发言。”

　　

　　 接着，周恩来提出了国名问题。他说：“各位在讨论三大文件时，都看见了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关于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地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第一位发言的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他说：“由于中国老百姓落后，感情上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他又补充说，“政协会议三年一届，三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

　　

　　 紧接着，何香凝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成果，那是用许多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第三位发言者是辛亥革命后归隐了38年的生平不写民国国号的前清进士周致祥。他说：“我反对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的、群众对它没有好感的名称，20多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这时，从美国回来的华侨领袖司徒美堂站起来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绝对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22年来(从蒋介石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台至建国前)更是给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五年之后才改？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作‘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持反对用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接着，马寅初、张澜、陈叔通、陈嘉庚等发言，都表示拥护司徒美堂的意见。

　　

　　 周恩来最后说：“我要把这些意见综合送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做出最后决定。”

　　

　　 随后在政协一次会议陆续通过的大会文件，就去掉了“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国名统一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9月27日，张奚若提出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获得高票通过，并正式写进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作者：0o9527o0　回复日期：2009-09-19　15:47:13　 回复 

　　好文章，期待下文

 

作者：江南龙　回复日期：2009-09-19　17:12:49　 回复 

　　实文放是妙文

 

作者：王先金　回复日期：2009-09-20　17:45:30　 回复 

　　

　　

　　

　　 第二章 开国大典 (4)

　　

　　 王先金 编著

　　

　　

　　

　　 天安门悬挂毛主席画像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开国典礼筹委会。大典筹备会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用血肉铺就了新中国诞生的道路，胜利来之不易。这是可喜可贺、普天同庆的盛事。举行盛大的庆典，在庄严、隆重、热烈、喜庆，大典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一主题。人民的心中有一杆秤，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悬挂主席像正是人们的愿望。

　　

　　 装修天安门的工作交给了当时的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真正落实工作的是宣传部所属的文工团舞美队，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天安门两侧的墙上，要写上两幅巨大的庄重醒目的横幅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这是新闻署署长胡乔木拟定的。而画毛泽东画像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由徐悲鸿任院长的国立艺专（即后来的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讲师、画家周令钊身上。任务之所以交给周令钊，是因为早在1949年4月20日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的国共和谈中，布置会场的周老师画的一幅毛主席戴八角帽的油画就悬挂在会议室内，得到中央领导的一致好评。

　　

　　 戴八角帽的画像是天安门悬挂的第一幅毛泽东的画像。接到任务的湖南平江籍画家周令钊彻夜难眠，他和妻子陈若菊认真地以革命浪漫主义的手法用画笔形象地把毛主席的思维精神表达出来。这幅像是在天安门城楼上东山墙下完成的，工人们为此搭起了三层高的脚手架。时年30岁的周令钊和几位油漆工人站在高架子上绘制毛主席巨幅画像：毛主席头戴八角帽，身穿粗呢子制服，脸部稍仰，洋溢出慈祥的笑容。

　　

　　 在画像即将完成的一天，一向以严谨的军容风纪著称的大典筹委会副主任聂荣臻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隔着老远，聂荣臻发出了赞叹：“蛮像的，可以！”走到近处，聂荣臻发觉主席画像的衣领是开着的，他叮嘱周令钊要把主席的风纪扣扣好，周令钊立即动手修改，扣好了主席的衣领。

　　

　　 9月30日夜晚，画像提前挂在城楼正中央。这天晚上，周恩来来到天安门审查，一眼发现了问题：画下沿有一行毛泽东的手体字：“为人民服务。”周恩来着了急：“毛主席怎么会那么不谦虚呢？在挂像下面写自己的名字？”一时间，在场的人们忙搭手脚架，开聚光灯，画家挥动刷子抹掉了白边黑字，涂成中山装的颜色，又加上了一只扣子，看上去天衣无缝了。

　　

　　 一年过后，年轻的共和国迎来了首届国庆典礼，中央决定天安门城楼的大红灯笼重新制作，国徽也第一次高高地悬挂，共和国成立了，不能再用战争年代的照片了，毛泽东画像也要脱下戎装，以新的形象展现在人民面前了。这时中央有关领导从全国美术院校召集了30多人进京画马、恩、列、斯、毛、刘、周等领袖画像。在肖像展中，著名画家张振仕凭借实力，顺利通过了中宣部、文化部、出版总署的审查。从那时起，张振仕和学生金石担任了11年主席画像的绘制工作。以后，绘制毛主席像的任务落在了王国栋老人身上，他一画也是12年。第四代毛主席画像人是葛小光。

　　

　　 “文革”前毛主席画像固定每年“五一”、“十一”各挂十天左右，在“文革”期间改为天天挂，并且一直沿用了下来。现在人们所看到的毛泽东画像6米多高，5米多宽，重达1吨。由于它挂在室外，一年下来，颜色会发生变化。因此，每年10月1日的前一天晚上，都要进行一次更换。毛泽东那安祥的面容、深邃的洞悉一切的目光，依旧注视着我们，注视着共和国的今天和明天！

　　

　　

　　

　　

　　

　　 定新中国的国徽

　　

　　

　　

　　在征集国旗和国歌的同时，开展了征集国徽的工作。到8月20日止，共收到应征稿件112件，图案900幅。经评选委员会逐幅审议，没有一幅被选上。怎么办呢?急中生智的周恩来，突然想到了清华大学营建系和中央美术学院，他特地请来了这两个单位的负责人梁思成和张仃，当面交代了设计国徽图案的任务，请他们二人牵头，各组织一支由第一流的专家组成国徽图案设计小组，并进行对手赛。周恩来还当面交代：“国徽的设 计应当注意到中国的特征、人民政权的特征，形式要庄严富丽、向上、挺拔、明亮。”

　　

　　 两位专家回校后立即组织人投入设计工作。10月23日，清华大学梁思成小组首先拿出了国徽设计图案。不久，中央美术学院张仃小组也拿出了设计方案。两个方案经过非常认真的审阅，觉得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周恩来把重新设计国徽图案的重任交给了梁思成小组。在梁思成小组设计国徽图案的过程中，已经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经常抽时间到现场亲自指导他们设计：天安门应当放在国徽中轴线上的圆心，才能左右对称，才能显示出我们民族百折不挠的轩昂气概，国徽底色着红色，天安门及五星、麦穗着金色才更显庄严典雅、富丽堂皇；国徽要象征化、图案化和程式化，便于雕塑、作证章，作钢印及印刷制图，要美丽大方醒目，要有民族特点，不能与其他国家的国徽相雷同等。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梁思成小组设计的国徽图案及文字说明。7月，清华大学营建系教授高庄接受了制作国徽石膏模型的光荣任务。国徽石膏模型集中突出了我国立国本质和社会结构的特点，因而在8月18日获得了全国政协国徽审查小组的一致通过。铸造新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的重任交给了沈阳第一机床厂19号铸造车间的铸造班长焦百顺。根据设计要求，国徽的质地为铜铝合金，由于铜铝二者熔点不同，火候极难掌握。他们组成攻关小组，经过多次的摸索总结，终于攻下了一道道技术难关，提前20天铸造出了10枚分别为1000毫米、600毫米及400毫米的3种规格的金属国徽。1951年，天安门城楼上挂上了直径1000毫米的金属国徽。

　　

　　

　　

　　

　　

　　 刻 国 印

　　

　　

　　

　　 新中国诞生前夕，全国政协筹备会作出了一项重要决议：要为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制作一枚大印。这么重要的一枚国印找谁镌刻呢?周恩来想起了多才多艺的陈叔通，特请他物色一位治印名家来完成。陈叔通受托后，专程到上海和杭州，找到治印名师王福庵，王老先生推荐了自己的得意门生顿力夫。顿力夫接受镌刻国印的任务非常激动。他找来了最好的材料，一刀一刀地专心镌刻着。经过几天几夜的努力奋战，一枚刀刀纯正、字字苍劲、整体丰满圆润、雄奇厚重的国印终于提前完成了。陈叔通把国印交给周恩来，周恩来仔细端详后，高兴得连连称道：“刻得好，刻得好!不知道国印出自哪位治印名家之手?”陈叔通将顿力夫的情况向周恩来作了介绍，介绍完后，他感叹地说：“一个卖苦力的竟成了治印名家，真不容易呀!特别是镌刻这枚大国印，不但看到了十分精湛的技艺，更看到了一位苦力无限热爱新中国的深情厚意。”周恩来说：“说得好，说得好!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正是由这千千万万苦力者拓凿而成的吗?”

　　

　　

　　

　　 到了2001年，开国大印，何人刻制，有了新的说法：

　　

　　1949年6月，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副秘书长齐燕铭为国印的策划、研制工作，付出了很多的精力。对书法还算精通的齐燕铭，自小就生长在北京，对琉璃厂治印行业颇为熟悉。他邀请张樾丞、顿立夫、唐醉石和魏长青等治印大师到北京饭店相聚，座谈治国印之事。在众多治印高手中只有张樾丞会刻铜印，于是大家一致推举张樾丞刻制国印。

　　

　　张樾丞，1881年12月出生在河北省新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只读过几年村塾，略通文墨，但他天分很高，在书法上可说是无师自通，写得一手好字。1895年14岁的张樾丞来到北京，在琉璃厂益元斋刻字铺当学徒。4年后18岁的张樾丞正式出师，开业治印，店号同古堂。曾给宣统皇帝镌刻过八方印，一时名声大噪。

　　

　　张樾丞接受治制开国国印任务后，便回家翻资料、找印谱，认真画出了四张印样，是隶、宋、汉篆、秦篆四种字体，文字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

　　

　　据张樾丞的孙子张国维介绍，他的祖父曾经给许多名人、政要刻印。不过给新中国刻开国大印责任重大，当时张樾丞的内心非常激动。经过几天几夜的设计，张樾丞从摞得老高的设计方案中，精选出来四个稿样，交送给齐燕铭。齐燕铭又将稿样呈送周恩来审定，周恩来把它直接送给毛泽东看。最后，毛泽东从四个稿样中，选定了宋体字印鉴的方案，刻制材料则定为铜料。

　　

　　当齐燕铭高兴地告诉张樾丞，毛泽东主席已经选定了宋体字样，张樾丞激动万分，不住地点头，连声说“好极了！好极了！”送走齐燕铭后，他对家人和伙计们说：“毛泽东这个人真了不起，历朝历代的国印都是篆书字体，他却选定为宋体。宋体字好哇，老百姓都能看得懂。共产党心里果然是念着老百姓的。”

　　

　　印鉴刻好之际，一般都需要盖个印样试看，可国家大印岂能随便试盖？按照要求，张樾丞在大印的四角保留了四个小桩角，这样，国印便无法盖了。等正式交印那天，只需当面磨平四个柱角，大印便可启用。几天后，一枚长宽各三寸半的新中国开国大印刻制完毕，就可呈交中央人民政府启用。８月底，中央办公厅监印官员和几名工作人员来同古堂取印时，付高额酬金给张樾丞，张樾丞死活不肯收，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只好把钱带了回去。

　　

　　如今，新中国开国大印陈列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属国家一级保护文物。

　　

　　 张樾丞刻制国印为什么长期不为人知晓呢？据张维国说，其原因很多，主要原因是他祖父张樾丞为人谨慎，刻制国印的秘密除了让自己的两个儿子略知一二外，其他人一概不知。1961年1月15日，一代篆刻大师张樾丞病逝家中，走过了80年人生之路。

　　

　　

　　 注：《开国大典(3)选国旗定国歌》这里不让发表，可到“凤凰网”或“和讯网”上观看。上网后输入“东方红丛书”就可找到。

　　

　　

　　

　　

　　

　　

 

作者：王先金　回复日期：2009-09-21　17:13:26　 回复 

　　

　　

　　 第二章 开国大典 (5)

　　

　　 王先金 编著

　　

　　

　　

　　开国大典 三十万人游行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49年“七一”后的几天，开国大典筹备工作就开始进行。

　　

　　 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拟定的开国大典包括三项内容：

　　

　　

　　

　　一、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

　　

　　 二、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

　　

　　 三、举行人民群众游行活动。

　　

　　 筹委会认为，新中国的开国大典，这三项内容都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三者之中，阅兵式怎样举行，尤其是阅兵式在什么地方举行，决定着整个开国大典怎样进行的问题。

　　

　　 阅兵式怎么搞和在哪里搞的问题，成为筹备开国大典的中心问题。

　　

　　 开国大典筹委会成立不久，就设立了阅兵指挥机构。

　　

　　 作为开国大典一个重要项目的阅兵仪式，是我军历史上最盛大最庄严的一次庆典。朱德总司令任阅兵总司令，聂荣臻代总参谋长任阅兵总指挥；副总指挥由杨成武、唐延杰（华北军区参谋长）、唐永健（华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刘仁（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肖明（北京市总工会主席）、肖松（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等担任。下设阅兵指挥所，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任主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杰任副主任。

　　

　　 杨成武与唐延杰走上特殊岗位后，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首先主持起草“阅兵典礼方案”。

　　

　　 《阅兵典礼方案》拟出后，1949年7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负责阅兵事宜的有关人员。他们听取了聂荣臻有关阅兵仪式的基本设想和杨成武关于阅兵方案主要内容的汇报。当时在座的中央领导人先后都讲了话。毛泽东说：“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一定要搞好，不许搞坏。”经过讨论，《阅兵典礼方案》顺利通过了。

　　

　　 刘伯承司令员早年留学苏联，知悉莫斯科红场阅兵的情况。他对杨成武谈了有关的细节后，通俗而又具有概括性地说：“阅兵无非就是展示一种特定内容的礼仪，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搞好了，目的也就达到了。归根到底一句话：马粪外面光!”说得大家都笑了。

　　

　　聂荣臻很周到地指导了阅兵的筹备工作。在谈到防空问题时，他下了一道极为严格的命令：万一遇到敌机空袭时，要原地不动，保持阵营，保持队形!

　　

　　然而，开国大典阅兵的地点选在哪里？这个问题却让开国领袖们颇费脑筋。

　　

　　 1949年8月的一天，华北军区的几位将领来到周恩来办公室，将他们经过反复论证的两套阅兵方案交给周恩来。

　　

　　 第一套方案：地点选在市中心天安门广场；

　　

　　 第二套方案：阅兵地点在市郊区西苑机场。

　　

　　 阅兵地点放在天安门广场，有利条件是显而易见的：地处北平市中心，届时领袖、军队和群众水乳交融，开国大典可以搞得轰轰烈烈，特别是天安门城楼就是现成的阅兵台，不必费太多的力气，就可以让全体政协代表到天安门城楼检阅。并且，天安门周围街道四通八达，容易集中和疏散。

　　

　　 但是，在天安门广场阅兵，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影响城市交通，当时长安街不够宽阔，只能横排通过步兵十二路纵队、骑兵三路纵队和装甲车二路纵队。

　　

　　 西苑机场的优势在于，它有宽阔的机场跑道，没有阻碍交通的后顾之忧。而且在当年3月25日，华北军区为了欢迎党中央、毛主席进入北平，成功地举行过由一万余人观看的阅兵式。其缺陷是那里没有检阅台，如果要搭建天安门城楼那样气势雄壮的检阅台，所费工程之大、投资钱财之多，在当时都是很难办到的。其次，机场距市区有很长一段距离，数十万群众要参加大典，往返都不方便......

　　

　　 距离开国大典的时间只有一个月了！周恩来的思维重心落在天安门上。

　　

　　 经过反复权衡，周恩来终于写下了意见：

　　

　　 “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

　　

　　 日期在政府成立之日闭幕后。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由聂（荣臻）担任，阅兵司令请朱德同志担任。”

　　

　　 毛泽东、朱德和刘少奇都同意在天安门前举行开国大典。

　　

　　 北京市喜庆的气氛一天比一天浓厚。古老的新华门张灯结彩，红旗招展，门前欢声笑语不断。

　　

　　

　　

　　 1949年9月30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第一届全体会议进行选举。选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一人：毛泽东；副主席六人：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委员为陈毅、周恩来等56人。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到会的有44人，有12人未能出席这次会议。

　　

　　聂荣臻因担任阅兵总指挥，正在天安门城楼前忙着作最后检查。叶剑英在赣南等待接收广州，林彪在湘南（一说在武汉），彭德怀在河西走廊，都在前线指挥作战；西北局习仲勋在西安、华东局饶漱石在上海、山东分局康生在济南、中南局邓子恢在武汉、东北局林枫在沈阳，他们因主持各地区工作，未能与会。另外徐向前因病正在青岛休养，龙云已从昆明到了香港，救国会代表李达章还滞留在待解放的四川，也未能与会。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也未出席开国大典。原来他自4月12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时病倒后，一直在玉泉山休养。

　　

　　

　　

　　1949年10月1日，这个辉煌的划时代的日子来临了。开国大典将于下午三时正式开始。三十日午夜，各部队开始入城集结。

　　

　　下午1 点30分，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员李家骥提着简单的饭菜来到北房的过厅，把饭菜摆好。毛泽东的生活规律和普通人不一样。一般人夜间睡觉，白天工作，而他却夜间工作，白天睡觉。

　　

　　警卫员刚放好饭菜，毛泽东走过来了。他躺了几个小时，看来精神很好。毛泽东穿上了礼服，这套礼服料是黄色的，美国出产的将校呢，是李银桥和李家骥专门为毛泽东参加开国大典而请北京服装专家王子清给做的。毛泽东穿上这套新衣服更加威风凛凛，气宇轩昂。不过，他身上虽然外面套一身新礼服，而里面仍然是那件补了多次的衬衣。 　 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全家福

　　

　　毛泽东不到10分钟，就吃完了他的这顿“早餐”。碗筷一放，兴冲冲地就朝办公室走去。快到2点钟，他来到了勤政殿。

　　

　　这时，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人提前到会。毛泽东利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主持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他在会上宣布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本届政府领导名单，而后各位政府领导宣誓就职。整个会议气氛严肃而又热烈，会后互相交谈。交谈中，毛泽东风趣地说：“我们打了几十年的疲劳战，打出来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值得的。”

　　

　　大约相互谈了几分钟，周恩来站起来说：“时间到了，请大家起身参加大典。”

　　

　　下午2点50分，以毛泽东为首的国家领导人分别在勤政殿门口上车驶向天安门。

　　

　　 北京这天的天气，早晨有微雨，午饭后渐渐晴了。

　　

　　 为什么开国大典要到下午3时才开始呢？这是考虑到防空问题。因为当时成都、广州、重庆还有国民党的飞机停留着，他们的飞机有个作战半径问题，如果时间早了，它轰炸以后可以返回去；选为下午三点钟，它要轰炸天黑之前就回不去了，从而可以确保阅兵的正常进行。所以中央决定开国大典到下午三时开始。

　　

　　 据悉，当时国民党拥有的美制B24轰炸机主要集中在舟山群岛。也是离北京最近的机场。B24轰炸机时速488公里，能装载4吨炸弹，航程3380公里。而舟山群岛距北京的直线距离是1230公里，也就是说，从那里起飞的B24，飞到北京要两个半小时，飞回去也要两个半小时，已是晚上8点钟了，那时的飞机，晚上着陆不安全，所以国民党不敢出动飞机来北京轰炸。

　　

　　以我们当时战机的数量、飞行和作战水平，确保开国大典的空中安全，确有点冒险。但党中央、毛主席有这样的魄力决定举行大典，大家就要全力以赴，尽自己的所能。

　　

　　1949年1月下旬，北平和平解放后，北平航空接收组改名为北平市军管会航空小组，完成对傅作义部空军的改编、接收任务后，又改为航空处，属华北军区建制，方华任处长，李裕是航空处航空科科长。

　　

　　8月15日，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政委薄一波在向党中央报告拟定的国庆阅兵情况时，都没有提到空军受检阅的问题，只是在末尾加了一句：“此次阅兵没有空军飞行部队参加，只有几架运输机散发传单。”8月下旬，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在听取关于北平安全工作的汇报后，突然向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提了一个问题：你们能不能组织一个飞行队？通过天安门，接受新中国领导人的检阅？常乾坤回答：可以组织一个小队，大队组织不起来。聂荣臻说：一个小队也行。

　　

　　此时，距离10月1日的开国大典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

　　

　　 飞机编队参加阅兵的任务由华北军区航空处组织实施，他们还要担负大典进行中的空中警戒。作为一名空中警戒的地面指挥员，李裕又顺理成章地成为开国大典阅兵飞机编队的地面指挥员。

　　

　　 他们制定了一整套的拦截作战方案，划了好几道线，情报线、警戒线、起飞线、拦截线，敌机从哪条航线进犯，我们的飞机在什么地方起飞，在哪条防线拦截都有部署。

　　

　　 指挥受阅飞行的地面指挥室，就设在王府井南口对面的华北航空大楼内，这里能对天安门上空检阅的航线一览无余。

　　

　　 在这个指挥所里共有三位关键人物：一位是苏联专家，叫阿符谢耶维奇，是来帮助中国组建正规空军的苏军中将，也是这次受阅飞行的顾问；一位叫杨劲夫，是东北航校的工作人员，曾在国民党空军从事通讯工作，俄文比较好，担任翻译；还有一位就是李裕，负责检阅飞行的航行指挥及突发战斗的地面指挥。

　　

　　为了应付在开国大典举行之际国民党可能进行空袭，检阅总指挥部和航空处方面拟订了防御方案。防空部队如何布置、首长如何保护、游行队伍如何疏散等等，都考虑得非常具体。

　　

　　南苑飞行中队的首要任务是负责北平的防空安全，如果在受阅时，北平受到敌机的偷袭怎么办？经过反复研究和推敲，航空局作战教育处长方槐向聂荣臻提交了一个连担任飞行阅兵顾问的苏联专家都十分震惊的“带弹受阅飞行”预案。

　　

　　按照世界阅兵的惯例，为安全起见，阅兵时候任何兵种都不能携带实弹，飞机就更不用说了。况且受检阅的飞机机种很杂、性能很不稳定，危险系数很大。“带弹飞行”无疑是一件十分危险而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一方案得到了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的认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聂荣臻亲自来到南苑机场挑选了带弹的飞机和飞行员。

　　

　　9月下旬，朱德、周恩来一起来到南苑机场看望了全体受阅飞行人员，在充分肯定南苑空军中队工作的同时，朱德不无遗憾地说，要是再能有几架飞机，声势更大一些，就更好了。

　　

　　为了充分显示军威，在无飞机可增的情况下，周恩来又主持军委航空局重新修订了受阅飞行方案。周恩来和大家商量，能不能让飞机循环飞行？大家感觉这个想法很有道理，在前面的三个分队P-51飞机速度非常快，它可以达到每小时703公里的飞行速度，转场、绕一圈完全没有问题的。最后想出一个大胆的方案：速度快的9架P-51战斗机飞过之后，绕一个圈再接到飞行编队末尾速度较慢的PT-19型教练机和L-5型联络机的后面，第二次通过天安门。

　　

　　

　　

　　 10月1日凌晨5时，天安门整个广场，城楼下，金水桥后，东西观礼台，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广场向南到前门箭楼，红墙中间的松树林地带，全部警戒，封锁各路口，禁止任何车辆行人经过。

　　

　　 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之中来到警卫工作第一线。对天安门城楼上下，凡是毛主席所要经过的或停留的地方，他都详细地一一过问。比如城楼中间休息厅，毛泽东要坐的沙发，他都要试坐一下，看稳不稳，还翻看沙发垫下有无异物；看看从休息处走到检阅台前所站的位置是否平稳；扬声器的高低都要试一试。毛泽东将要沿着天安门城楼上行走的路线是否平坦，周恩来都要一步一步走过去。他还亲自到城楼东北角临时搭起的男女厕所去看看，要警卫在厕所里准备一些檀香，到时候把它点着，放几盘清水、一些肥皂、毛巾等。

　　

　　 当周恩来看到金水桥后边新搭起的两座观礼台时，问陪同他检查的大队长吕展和骆骥：“这两座观礼台搭好后，试验了没有?人上满了稳不稳?牢固不牢固?”吕展回答：“保证牢固。”骢骥接着说：“搭好后警卫师古远兴参谋长拉来一个营，登上每个观礼台做上下跳动十分钟的试验，很牢固。”周总理点点头说：“好!好!做事就要这样认真!”

　　

　　 10月1日下午三时之前，天安门的城楼上十分宁静，下午二时的中南海内，开始举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正、副主席宣誓就职。并选出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兼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兼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

　　

　　 毛泽东宣誓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后，坐上小车直奔天安门城楼，开国大典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时，秘书叶子龙突然发现给毛泽东别在胸前的烫金红绸条找不到了。

　　

　　 每位登上天安门的政府领导和政协代表胸前都别有一个红绸条，印刷上名字。毛泽东和六位副主席的红绸条是用金粉印上去的。这红绸条就是代表证。现在找不到了，这可怎么办?

　　

　　 叶子龙找到钟灵。钟灵也顾不上许多，跳上一辆吉普车返回中南海他的工作间，手写了“毛泽东”三个仿宋字。忙乱中也没有忘记给这三个字喷上金粉，等不及墨干就冲向汽车。

　　

　　 下午两点多钟，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车子先后开进天安门广场后边的停车场，接着是宋庆龄、李济深、黄炎培、张澜、沈钧儒、林伯渠、董必武、赛福鼎、郭沫若等的车子依次停下，大家互相致意握手。周恩来总理引导大家一起由天安门城楼西边人行道走上城楼。

　　

　　 毛泽东一步一步地迈在那古老的台阶上。整个城楼洋溢着说笑声，气氛非常融洽。

　　

　　 从开国大典纪录片中，可以看到，冷不丁从后面赶上一个穿着军装的小伙子，交给叶子龙一个小绸条。叶子龙急忙上前帮助毛泽东把绸条别好。

　　

　　 三十万军民集聚于天安门广场。人群和旗帜、彩绸、鲜花、灯饰汇成了锦绣的海洋。三十万颗心都在迎候同一时刻。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主持开国大典

　　

　　 下午2时左右，电台播音员齐越和丁一岚就已经站在了城楼西侧的话筒前。这个位置既能看见天安门广场全景，也能看到西长安街，更能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同志登上天安门，从离他们只有几步远的西侧直到天安门城楼正中的全过程。

　　

　　 三时整，开国盛典开始。当由200人组成的军乐队奏出气势磅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时，毛泽东走到城楼检阅台中央，齐越立即对着话筒播出：“各位听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就要开始了，现在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

　　

　　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掌声雷动。

　　

　　 毛泽东和党、国家领导人从城楼左侧上来时，摄影记者侯波就开始拍照了，她一边拍一边往后退，还要不断地调整焦距和光圈，拍完一卷，就得赶紧换，恐怕误了重要的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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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先金　回复日期：2009-09-22　17:06:38　 回复 

　　

　　

　　

　　 第二章 开国大典 (6)

　　

　　 王先金 编著

　　

　　

　　

　　

　　

　　 周总理落落大方，指挥得有条不紊，既让人感到气氛紧张，他又不失稳重和儒雅。毛主席是个情感型的人，一遇到群众集会的场面就容易激动。他一边走一边向群众挥手，两只手不停地挥动，他胸脯起伏得很快，说话的声音也有点变调，偶尔与周围的宋庆龄、刘少奇等人交谈几句，自豪与神圣的情绪溢于言表。他的脸上不时闪现着微笑，微微隆起的腹部显出他的风度和魅力。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已健步登上了天安门!顿时掌声雷动，欢声如潮。“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响彻长空。毛泽东边和有关人员点头示意边走到主席台，他的表情庄严又愉快，红光满面。

　　

　　下午3点整，林伯渠宣布开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就位。大典开始。

　　

　　按事先规定的程序：一是国家主席宣读政府公告，宣告新中国成立；二是升国旗放礼炮奏乐；三是阅兵式；四是游行；是观看礼花。

　　

　　 毛泽东向前走了一步，对着麦克风庄严地宣布：“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个声音通过电波传遍了中国，震撼了全世界。毛泽东又说道：“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顿时，广场上30万群众欢呼雀跃，掌声雷鸣。

　　

　　广场上的人群一次次发出“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毛泽东则在城楼上、在播音器中呼喊“同志们万岁！”回答他们，楼上楼下一呼一应。

　　

　　毛泽东宣读政府公告：“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幸赖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援助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现在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已获得解放。在此基础之上，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集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最后他说，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公告的最后部分是：“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的讲话不断被欢呼声打断。

　　

　　

　　

　　 开国大典正在有序地进行着，劳动人民文化宫一侧入口处，警卫突然发现一位风姿翩翩的中年女士旁若无人地直往里闯。她既未配戴观礼证，也无代表证，警卫毫不客气地将她截住盘问起来。哪知此人不仅不接受盘问，反而责备起警卫来。

　　

　　 “你有什么权力问我，我是中南海办公室主任，要到主席那里去。”来人就是江青，可警卫并不认识她。

　　

　　 江青见哨兵不让她进，就和哨兵吵起来，警卫连忙向上汇报，说有一个女人在入口处吵闹着要上天安门城楼找毛主席，北平纠察总队一大队副政委骆骥急忙赶过去，心里一愣，这不是主席夫人吗？当然，江青并不认识骆骥。骆骥向警卫问明情况后，觉得事情有些麻烦，连忙向开国大典警卫工作总指挥、公安部长罗瑞卿汇报。罗瑞卿听完，想都没想，回答很干脆：“照章办事！”

　　

　　 罗部长的话很快传到入口处，警卫再也不理会江青，把她晾在一边。江青无奈，只得悻悻而去。

　　

　　

　　

　　 摄影记者侯波要拍毛泽东讲话的镜头，因毛泽东站在天安门的前廊上，离前面的护栏不远，他要想拍到毛泽东的正面像，就得把身体尽可能地往外伸，甚至要把身体伸到护栏外面。毛泽东对着麦克风讲话时，侯波的快门按下了，可是就在这时，她感到身体一晃，差点掉下去，幸亏有人扶了她一下。当她想拍一个带有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的侧身镜头时，她努力往后缩着身子，但还是取不到角度。正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有人抓住她的衣角说：“你放心大胆地取景，我抓住你。”她终于取到了一个好角度，按下了快门，她收回过身体一看，抓住她衣角的人竟然是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她说：“要小心，别摔着!”侯波立刻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同时又对周总理充满了感激之情。　　　　　　　　　　　 　　　　　　 毛泽东升起新中国第一面国旗

　　

　　 大会秘书长林伯渠继续说：“奏国歌。请毛主席升国旗。”此刻，毛泽东神情庄重，两眼射出神圣的光芒，他大步走到升旗按钮前，用力地按动了电钮，望着五星红旗在激扬有力的国歌声中徐徐上升。女播音员丁一岚激动地对听众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自把她升起。”她的嗓音嘹亮清脆，回荡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大会的三十万人都整齐肃立致敬，注视着那庄严而美丽的五星红旗徐徐上升。那面巨大的国旗缓缓地被蓝天搂到怀里，定格在22.5米的白色旗杆上，迎风飘扬。

　　

　　 人民中国的第一面国旗，系着几亿中国人民的心啊！丁一岚的声音更加激昂了，她幸福欢悦地告诉听众：“国旗已升到旗杆的尖顶，开始在首都的晴空迎风招展，她象征着中国的历史已经走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的祖国五星红旗将永远飘扬在人民祖国的大地上。”

　　

　　 天安门广场30万群众再次高声欢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欢呼声汇合着毛泽东气势磅礴的声音，通过广播响遍全中国和全世界......

　　

　　 “轰”“轰”“轰”“......”54尊礼炮齐发28响，天摇地动，声震环宇，宣告了旧中国的死亡，人民的新中国将永远屹立在地球的东方。

　　

　　在升国旗的同时，奏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鸣礼炮。

　　

　　 礼炮声一落，少先队员放飞的5000只和平鸽冲向兰天，天安门广场一片宁静。

　　

　　 开国大典由54门礼炮放了二十八响，这是毛泽东规定的。这个不循规蹈矩的人，不知道也懒得知道国外最高的礼仪是二十一响。后来，国内外许多人对毛泽东的“二十八”提出了许多疑问，作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统称为《毛泽东与“28”之迷》。

　　

　　 为什么新中国开国大典要鸣28响?为什么要用54门礼炮?

　　

　　 有的外国记者猜想28响代表了28位开国元勋，有的认为是“毛泽东”三个字(繁体字)的笔画，有的甚至联想到易经......

　　

　　 实际上二十八响，最准确的解释是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英勇奋斗了28年。

　　

　　 至于54门礼炮象征着什么，最流行的说法是代表当时已知的中国54个民族(后来查清中国共有56个民族)，也有人认为是代表政协54个民主党派，但当时有人指出政协只有45个单位，却又无法解释。

　　

　　 开国大典当天上午，聂荣臻总指挥来检查礼炮队准备工作时，曾说：“54门礼炮代表政协各大小民主党派，28响代表中国共产党28年，意义非常重大......”

　　

　　 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只有45个单位，但另外还有参加政协会议的第五类代表，就是特别邀请人士。75名特邀代表分成9个方面(也有说是分成9个组)，45加9 正好是54。因此，政协会议开幕时鸣礼炮54响和开国大典的54门礼炮都代表参加政协的54个单位。它象征着中国人民空前的大团结。

　　

　　 在开国大典的前一天，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了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开国大典时的天安门广场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碑文由周恩来书写后镌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升旗之后，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林伯渠秘书长宣布阅兵开始。

　　

　　 下午3点35分，当《解放军进行曲》奏起时，朱德总司令戎装整肃，走下天安门城楼，乘敞篷汽车通过金水桥，迎候在桥南的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即致军礼并报告：“受阅的陆海空军代表均已准备完毕，请总司令检阅！”

　　

　　 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老百姓》、《保卫胜利果实》等乐曲的鸣奏声中，朱德总司令由聂荣臻总指挥同车陪同，乘阅兵车先后检阅了在东长安街的海军代表方队、陆军的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和西长安街的骑兵师。朱总司令一路向指战员们问候：“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啦!”指战员齐声响亮地回答：“祝总司令健康！”

　　

　　 车子从东单折回，沿东长安街返回金水桥。

　　

　　 接着，朱总司令重登天安门城楼，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

　　

　　 军队检阅完毕，接着便是分列式游行。

　　

　　 分列式的第一序列，是代表年轻的人民海军的水兵分队，一百五十多人身着崭新的水兵服，以“八·一”军旗为前导，由东向西行进。　　　　　　　　　　　　　　　　开国大典时的天安门

　　

　　 紧接着是多兵种的陆军代表部队。步兵师以3个建制步兵团和临时编组的冲锋枪、轻机枪、通信、重机枪、轻重迫击炮、战防炮、山炮各一个营的阵容接受检阅。战士们踏着《八路军进行曲》的节奏，雄纠纠地走过来了。在《军队进行曲》和《坦克进行曲》的伴奏声中，炮兵师、战车师的队伍也相继隆隆地开过来。战车师包括摩托化步兵团，轻、中型坦克团各一个，这支钢铁的队伍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反攻中建立起来的。

　　

　　 就在此时，周恩来总理把手指向东方天空：“快看，飞机过来了!”

　　

　　 人民空军的飞机分别以三机和双机编队，由东向西呼啸着从天安门上空掠过。霎时，广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万众齐仰天空。城楼之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望着轰鸣而过的机群，挥手致意，脸上都是愉快的笑容。毛泽东笑得合不拢嘴，他用右手遮着射向前额的阳光，仰头向东方天空了望。

　　

　　 朱德总司令说：“我们这些大炮、坦克、飞机，都要感谢蒋委员长的功劳啊!”周总理说：“委员长是个好运输大队长!”刘少奇说：“他跑到台湾去了，现在失业啦!”

　　

　　 当时外电报导称：中共空军以野马式P51战斗机为主，一共出动了二十六架飞机参加大典。其实当时只有十七架飞机参加检阅，飞机全是从国民党空军那里缴获过来或起义归来的，飞行员大部分是从国民党空军刚起义几个月的新战士。当人民第一次见到自己的飞机群时，其兴奋、激动、亲昵、神往之情，是难以言状的，谁又不想多瞧几眼呢?当机群刚刚通过天安门上空，大会总指挥部就在电话里命令民航处处长江油：“根据要求，再组织一次飞机通过天安门上空。”江油立即下令：“9架P-51再通过天安门一次。”9架P-51由大队纵队改变为大队9机“品”字队形，加快速度由城西折向北郊上空，再由东向西第二次通过天安门上空。当时机队中两架战斗机是带弹受阅，这在世界阅兵史上是绝对禁止的。

　　

　　 这个由战斗、轰炸、运输、通信、教练等机种组成的混合编队，它的规模虽然很小，却代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诞生。

　　

　　 机影还未完全消失，激越的《骑兵进行曲》引出了壮观的骑兵师队伍。三个骑兵团过后，紧接着便是一个挽拽野炮的炮兵营。整个骑兵师共1978匹战马，以六路纵队前进。各梯队军马的毛色与装具整齐划一，或全红，或全白，或全黑，骑手们身着草绿色军服，握枪挎刀，威风凛凛。 　　　　　　开国大典，3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

　　

　　紧跟在解放军的骑兵部队、民兵方队、身背无线电的民兵通信方队后边的，是以钢铁工人和纺织女工为领队的群众游行队伍。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2000人组成的学生方队，他们一边打着腰鼓，边走边舞。最后一个方队是北京体育学院的男女运动健儿。

　　

　　这时的毛泽东笑容满面，神采奕奕，和游行群众目光相对，表情、动作配合协调，就像两个人在跟前交流一样。毛泽东时而挥手时而鼓掌。当工人群众队伍过来时，毛泽东面对工人的热烈欢呼，通过播音器高呼：“工人同志们万岁!”当农民群众队伍过来时，他又高呼“农民同志们万岁!”而当广场上的群众听到毛泽东的声音时，更加热烈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声浪一阵高过一阵。

　　

　　大约下午5点时，在其他领导人劝说下，毛泽东来到大厅里准备休息一下，警卫李家骥马上把水递过去。毛泽东喝了两口便对身边的叶子龙说：“请程潜来谈谈。”

　　

　　“主席，游行群众不走，要见您啊!”毛泽东和程潜还没说几句话，周恩来进来为难地说。

　　

　　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吧，到群众中，疲劳也得去啊!”

　　

　　毛泽东熄灭手中的烟头，向程潜抱歉地笑笑，又回到了天安门城楼。游行群众看到了毛主席，又是一阵欢呼，而后才慢慢地移动。

　　

　　快到下午6点时，毛泽东还到大厅休息过一次。但是没有几分钟，外面又向毛泽东告急说：“主席快回去，广场上的群众乱了!”……

　　

　　 检阅式和分列式共用了两个多小时。

　　

　　 这时不知是谁说了一句：“这样的庆祝活动，今后每年可以搞一次。”毛泽东说：“唉!要节约哟!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怎么样?”

　　

　　大家正说着，20多万欢腾的群众游行队伍，高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向金水桥东西华表前涌过来。毛泽东亦离开检阅台，右手举起帽子，走向城楼东边又走回西边，一边走一边挥动着帽子，向广场和观礼台上的人们示意致谢，并高呼“人民万岁!人民万岁!”

　　

　　大概晚上8时左右，阅兵总指挥聂荣臻下达命令：“现在开始放礼花!”施放礼花的6个点立即把早就准备好的礼花送上天空。

　　

　　五颜六色的礼花，千姿百态。加上礼花腾空的炮声、火花爆炸声，交织在一起，非常动人，如百鸟齐鸣，百花争艳。

　　

　　直至晚上九时一刻，30万人参加的开国大典胜利结束。

　　

　　

　　

　　 在开国大典上，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出现了一个曾被八路军从日寇刺刀下救出来的长辫子姑娘，情不自禁地越过警戒线，扑上去热吻了阅兵行列中的一位陌生军官。手疾眼快的摄影记者立即拍下了这个感人的镜头。当这张照片见报后，那位阅兵时受吻的年轻军官解放军驻京某部团长冯建刚的心灵震颤了，这是共和国人民对子弟兵的最深情谊。冯团长当时风华正茂，魁梧英俊，未曾婚配，他多么想跟这位素不相识的姑娘交个朋友啊。遗憾的是，照片只摄下了长辫子的背影，无法看到激情姑娘的面孔。

　　

　　 当摄影记者向广大读者透露了英雄团长的内心夙愿后，姑娘们雪片般的求爱信飞到了部队。许多年轻美貌的姑娘还亲自登门自荐：“长辫子就是我。”然而，每当冯团长问及亲吻时他说过什么话时，所有自荐的姑娘没有一个能答得出来。冯团长笑笑摇摇头，姑娘们一个个都失望地离去......

　　

　　 一天，那位曾经给英雄团长拍照片的热心摄影记者，领来一位相貌端庄的长辫子姑娘，热情地向冯团长介绍说：“她叫李萍儿，是京郊村庄的妇联主任，她刚才找到报社又找到了我，她说：‘请转告英雄团长别费心思找了，照片上吻他的姑娘就是我。’她还说：‘我是村姑，配不上英雄团长。’是我硬拉他来与你见面的。”

　　

　　 冯建刚多次被冒认上当，对前来者十分戒备，他问李萍儿：“您吻我时，我对您说些什么？”李萍儿虽然感受到了羞辱，仍然眼含泪水如实说：“您当时一脸严肃，什么都没有说。”说罢，双手捂着面颊，哭着跑了出了冯团长的办公室。冯团长万分激动地喊起来：“是她！就是她！”立即去追赶李萍儿......

　　

　　 冯团长与李萍儿结婚了，到了他们年逾古稀，可他们的爱情却不老，像一首美妙的诗，永远为后人传颂。

　　

　　

　　

　　 入夜，火树银花，载歌载舞，首都北京的军民在尽情地欢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夜晚。

　　

　　 当天，开国大典结束后，韩叙受命前往苏、美、英、法等国驻北平“总领馆”，递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声明。

　　

　　 晚上，隆重地举行了国宴，又称“开国第一宴”。

　　

　　 筹备“开国第一宴”时，从厨师选择到菜单调整都经周恩来直接审定。由于淮扬菜南北适宜、醇厚入味，被定为主菜。

　　

　　 后又经过层层必要的审批程序，从以淮扬菜著称的西单玉华台饭店调来的9位师傅于1949年6月正式进入北京饭店筹备国宴。国宴的筹备工作提前三个月就开始了，600人的宴席需要这9个人完成。北京饭店为此特意搭建了一个200多平方米的临时中餐厨房。到了国宴开始前三天，9位师傅从干货的泡制到海货的去腥，每天都要忙到午夜。

　　

　　 国宴是从10月1日晚7时开始的，持续了两个小时，共60桌。主酒是茅台，主菜就是包括“红烧狮子头”在内的21道淮扬名菜。开国主要领导人都亲临北京饭店与贵宾们把酒聚谈。

　　

　　

　　

　　

　　

 

作者：superstylist　回复日期：2009-09-22　21:38:00　 回复 

　　精彩

 

作者：金陵甲　回复日期：2009-09-22　22:12:21　 回复 

　　翻看历史的细节

 

作者：王先金　回复日期：2009-09-23　17:30:45　 回复 

　　 第二章 开国大典 (7)

　　 王先金 编著

　　

　　 确定国庆纪念日

　　

　　 根据国际惯例，一个新成立的国家应当有个国庆日，可政协大会一直没有形成这项决议，对此有一个人想到了，他就是马叙伦。但偏偏不巧的是，他因身体不佳，没有参加开国大典以后的几次会议，未有机会提出。新中国不能没有国庆日，于是，马叙伦在病中撰写建议案：建议将10月1日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理由是标志新中国成立的日子有三个，一是1949年9月21日，全国第一届政协大会开幕，政协筹备会主任毛泽东在会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二是9月30日，全国政协对新中国成立的各项议程全部审议完毕，标志新中国真正诞生了；三是10月1日，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了新中国的成立，全世界才知道新中国成立了，发来了贺电表示祝贺。

　　 马叙伦写好建议案后，委托鲁迅夫人许广平带着去参加10月9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政协一届一次会议。这次大会的议程是选举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及常委。当大会快要结束时，许广平委员请求发言，得到政协主席毛泽东的同意，许广平发言说：“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有国庆日，希望本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马叙伦和许广平都是民进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他们的提议首先得到时任人民政府秘书长的林伯渠的附议。毛泽东从规范国家议事程序的角度考虑表示：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与会代表以热烈的掌声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并一致通过了关于确定国庆日的建议。1949年12月2日，中同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确从1950年起，每年的10月1日为国庆日。

　　

　　

　　 开国大典之夜的毛泽东

　　

　　 毛泽东在检阅了阅兵式和游行群众之后，在工作人员再三劝说下，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天安门城楼，准备恢复一下精力好晚上看礼花。

　　 回到丰泽园，毛泽东高兴地对李银桥和李家骥说：“搞饭吃。”

　　 叶子龙乘机对毛泽东说：“晚上看焰火让带孩子。”毛泽东沉思片刻问：“都让带吗？”叶子龙说：“都让带。”

　　毛泽东似乎没有倦意，在院子里踱步。他问李银桥：“今天站了有三个小时吧？”李银桥说：“三个多小时。”毛泽东又自言自语地说：“还行，我不累。”

　　“人逢喜事精神爽嘛，我也有同样感觉。”李银桥顺势说。

　　 晚上7时左右，叶子龙、汪东兴到卫士值班室对大家说：“是否请主席走。”叶子龙又说：“告诉孩子们了吗？”还未等他说完，李敏、李纳也连说带笑地来到值班室。叶子龙和汪东兴商量后，让孩子们坐后车，他对李家骥说：“家骥，你多照顾一下孩子。”

　　 7点20分，毛泽东在叶子龙、汪东兴陪同下，离开菊香书屋后门，从中南海东门出去，来到天安门后侧下车。（时间上似乎和国宴有矛盾）

　　 毛泽东下车后，看到天安门上空通亮，问叶子龙是不是开始了？叶子龙说：“没有，现在是试放探照灯。”毛泽东“噢”了一声，接着说：“好，快上楼。”

　　 当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时，提前到的领导人、外宾、各方代表都不约而同地喊出：“毛主席来了。”这一信息通过空间和麦克风马上传到广场，于是从金水桥到广场四周立即沸腾起来，歌声、欢呼声起伏不断。

　　 毛泽东环视广场四周后问叶子龙：“几点钟了？”叶子龙说：“7点30分。”毛泽东说：“入座吧。”

　　 毛泽东和朱老总、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打过招呼后，发现宋庆龄不在，便问：“宋副主席没来吗？”李银桥回答：“在大厅休息。”

　　 8时左右，大会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用电话命令位于华表内侧的指挥部：“现在开始放礼花！”

　　 五颜六色的礼花，千姿百态。加上礼花腾空的炮声，火花爆炸声，交织在一起，如百鸟齐鸣，百花争艳。

　　 毛泽东也很快进入了角色。“爸爸，快看。”天真活泼的李敏、李纳，不时拉着爸爸的大手并让他往指示的方向看。

　　 在放礼花的间断时间，毛泽东亲切地接见了苏联等外宾以及华侨代表。

　　 毛泽东回到原来座位上，在卫士和孩子们帮助下，又加上了他那件补了补丁的旧毛衣。毛泽东这时的情绪似乎比刚才平稳，他边看边吸烟，任凭喷出的轻烟飘绕。他心不在焉地应付孩子的问话，多次聚精会神仰望礼花。那样子不光是看礼花，似乎看得更远。不光是想礼花，似乎想得更多。

　　 快到10点钟了，观看礼花的时间要结束了。毛泽东好像要和群众告别，把身子向广场深深一探。这时的群众和毛泽东的心情好像完全一样，也想再望望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当群众发现自己的领袖仍在他们当中，并在看望他们时，又引起他们的欢呼。

　　 毛泽东见群众情绪又起来了，随之也激动起来。他从城楼东边走到西边；又从西边走到东边。一会儿挥手、挥帽，一会儿高呼：“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和广场上群众传出的一阵阵“毛主席万岁！”声形成一呼一应的局面。

　　 毛泽东来到东边，东边群众的呼喊声就起一个浪潮；毛泽东来到西边，西边的群众呼喊声又起一个浪潮。

　　 怪不得张澜老先生见此情景，含着激动的泪花说：“我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陈毅高兴地说：“看了这，总算不虚度此生。”

　　观看焰火之后，卫士们陪毛泽东由原路回紫云轩。李敏、李纳拉着爸爸的手朝办公室走去。李纳边走边好奇地说：“爸爸，人民群众喊你万岁，你喊人民万岁，真有意思！”毛泽东激动地说：“这样才对得起人民啊！”

　　回到中南海住处，毛泽东在院里散步了一会儿便回到卧室。李家骥见毛泽东上床，忙帮他脱掉外衣，放好枕头，垫好灰毯子。

　　“家骥，你看今天开国大典搞得怎么样？”李家骥刚要退出时，毛泽东对他说。

　　“太好了，太令人兴奋了!”李家骥回答说。

　　 “是啊！”毛泽东颇有感概，又像对李家骥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地接着说：“我们用了28年办了一件大事，把三座大山搬掉了，也就是头上的问题解决了，看来下步还要解决脚下的问题了。解决脚下的问题任务还很重，建设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要花更大的力气，你说对不对？”

　　 李家骥忙说：“对。”他帮毛泽东把毛巾被往上提了一下便退了出去。

　　第二天凌晨两点多钟了，毛泽东在床上一会儿侧卧，一会儿正躺，似乎有点看不下去书，在思考着问题。卫士怕他饿了，便进来主动问毛泽东是否搞点吃的。毛泽东停了一下说：“不搞饭，弄点麦片粥吧。”

　　毛泽东把筷子一放，又和李家骥唠起嗑来：“我们革命不容易啊，有多少革命同志献出了生命，如果他们能看到今天这种场面一定比我们还高兴。”毛泽东的话似乎越说越沉重，而且眼睛发直，含有泪水。

　　 3点左右，卫士开始给毛泽东擦澡。卫士帮他脱下了衣服，先轻后重，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地擦。这种擦澡不仅起到卫生作用，而且还有按摩活血效能，还能促使他快入睡。虽然这次擦澡时间较长，但毛泽东没有一点睡意。

　　 已经是凌晨4点多钟了，李家骥见毛泽东情绪平稳又无睡意。便说：“把那些麦片粥热热都吃了吧。”毛泽东惊奇地说：“我不是都吃光了吗？”卫士说：“你只吃了几口。”毛泽东这时仿佛才明白过来自己并未吃多少东西，马上说：“不要粥，搞饭吃。”

　　 一听说要吃饭，卫士高兴地跑到厨房把原准备好的四菜一汤加热了端上来。毛泽东对卫士说：“来，你陪我吧。”李卫士说：“我吃过了。”毛泽东点了点头，又说：“你把我床头那本书拿来。”于是李卫士将那部线装本的未看完的《史记》送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左手翻书，右手吃饭。

　　 李卫士劝毛主席说：“今天太累了，快吃饭吧。”

　　 听卫士这么一说，毛泽东把书一合，筷子一放，又和卫士唠起嗑来：“我们革命不容易啊，有多少革命同志献出了生命，如果他们能看到今天这种场面，一定比我们还高兴。”毛泽东的话似乎越说越沉重，卫士怕毛泽东再动感情，因为他这时最爱回忆过去，想起牺牲的同志和亲人，引起他痛苦。于是，卫士一边给他夹菜请他吃饭，一边说：“对，我们一定更加珍惜胜利果实，一定更加努力工作。”

　　 毛泽东连说：“好，好。”吃完饭后，他又躺在床上看书。

　　 快到早上6点钟了，李卫士提醒毛主席：“该睡觉了。”毛泽东说：“好，但我无睡意。”

　　 卫士帮毛泽东助毛泽东服下安眠药，过了15分钟，他仍在看书。快到20分钟时，毛泽东再次提出服药，卫士说医生只留了两片。卫士只好再给他按摩。已是早上7点钟了，卫士再次提醒毛泽东主观上争取快入睡。毛泽东说：“好，再试试。”卫士重新整理一下被褥、枕头，帮他梳理几下头发，扶他躺好。又过了好一阵，大约8点20分，毛泽东发出了鼾声。卫士轻轻地关上了毛泽东卧室的门。

　　

　　 注：人们现在为何看不到开国大典的纪录片？原来是中央政府由莫斯科请来的一个电影摄制组，专门来拍这次开国大典。他们从头到尾一直开机拍摄，直到彩灯辉映在青黛的夜空里，他们才兴冲冲地抱着几十本沉甸甸的胶片返回了宾馆。这些从不同角度拍摄下来的镜头剪辑在一起，绝对是非常珍贵的资料。没想到意外的火灾降临，胶片几乎全部被火舌卷去，只抢出数分钟的片断。幸好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珍贵历史镜头幸运地得以保存下来了。几个兰眼睛黄头发的苏联人，只好站在东华门大街上跺着脚痛哭。

　　 当天，周总理亲自过问此事，责成公安部门迅速拿出调查结果。苏联来的摄影师们下榻位于东新华大街上的西华宾馆，纠察总队一大队派有一个班的战士负责该宾馆的警卫工作。经仔细侦察，排除了敌特破坏的可能，推测大火是从二楼的客厅燃起的，原因是丢弃的烟头点燃了布沙发。当时摄影师们都住在三楼，电影胶片存放在二楼紧挨着客厅的工作室里，摄影师们一直忙到2日凌晨一两点钟才睡觉。当客厅的大火蔓延到工作室时，浓烈刺鼻的塑料气味才将熟睡的摄影师们熏醒，他们再想抢救电影胶片为时已晚。

　　

　　

　　

　　 10月1日这一天的蒋介石

　　

　　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蒋介石始终守在收音机旁，一直在收听中共播送的新闻。当他听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用湖南味十足的乡土话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蒋介石心中很不是滋味。

　　蒋介石听到自己的老部下参加了毛泽东的开国大典的消息时，他愤然站起来，骂道：“一群卖国求荣的王八蛋！”

　　这一天，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据报，共匪已于１０月１日在北平成立伪人民政府。毛泽东为主席，副主席六人，宋庆龄为其中之一。总理（指孙中山）在天之灵，必为之不安。国贼家逆，其（指宋庆龄）罪甚于共匪，痛心极矣！”

　　9月23日，毛泽东和朱德在北京举行宴会，宴请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等26名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席间，毛泽东几次举杯祝贺这些将领“顺应历史潮流，投入人民怀抱”。毛泽东说：“由于国民党军中一部份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蒋介石得知这些消息后，更是痛心疾首。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了。1月21日，蒋介石飞离南京，小游杭州，次日便回老家奉化。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本日为余第三次告退下野之日，只觉心安理得。感谢上帝恩德，能使余得有如此顺利引退为至幸。离南京飞抵杭游憩，如息重负也。”

　　1月31日，针对傅作义的投降“变节”，蒋介石又在日记里记述着：如果我不下野，“共匪”就绝对不会获胜，中国就不会被俄国“控制”，但这样一来，美国也就不会觉悟到中国的地位——有多么重要；但是，如果我（蒋介石）不下野，则世界大战就无法避免，国共两党的后台（美国和俄国），就会在中国开始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他既然不能阻止、挽救这场“浩劫”，因此不如干脆下野，干脆让俄共“猖獗赤祸”蔓延到亚太甚至全世界，到那时，美国就不能不负起责任……

　　至于蒋介石所说，他不下野，共产党就不能取胜；就要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是不可能的事。

　　这一天，蒋介石得出的最后结论是：国民党的大溃败，归根结底是因为美国太坏。他写道：“此次革命剿匪之失败，并非失败于共匪，而乃失败于俄史（斯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而乃失败于美马（马歇尔）。”

　　蒋介石把自己的失败诿过于美国和马歇尔将军。

　　这一年，每天、每周、每月，对蒋介石来说，都有坏消息。

　　4月23日，蒋介石在日记右边栏外，写了一行醒目大字：“戴戎光叛变，南京失守”。

　　5月3日，蒋介石在日记的右侧栏，又写下“本日、杭州撤守”。次日蒋介石又写下：“余主张早撤，不再为美国守门，上当也！”

　　5月27日，蒋介石写下：“上海已于昨日沦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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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开国大典在北京举行，这一天确是蒋介石最难过的一天。

　　

　　

　　

 

作者：王先金　回复日期：2009-09-24　18:26:38　 回复 

　　

　　

　　

　　 第二章 开国大典 (8)

　　

　　 王先金 编著

　　

　　

　　

　　 周恩来筹建新中国首届内阁

　　

　　

　　

　　1949年9月，政协会议按程序进入人事议程。

　　

　　北京饭店、六国饭店、翠明庄、远东旅店，到处气象蒸腾……

　　

　　路边新闻走出客厅，到处风传“某某要当副总理”、“某某出掌某某部”……

　　

　　周恩来左右为难。

　　

　　中央人民政府6个副主席，共产党3个，民主人士3个。共产党内部也有意见：“我们打天下，民主人士坐天下!”

　　

　　民主人士3个副主席，宋庆龄众望所归，另外二位就有争议。

　　

　　有人说：李济深原本是个军阀，杀掉的共产党人少说也有10万!李济深投身民主运动也不算领导，凭什么当副主席？

　　

　　周恩来最了解李济深。周恩来向共产党代表解释，不要总是计较民主人士的错误。李济深先生发动福建事变反蒋曾主动和中央苏区联络，当时如果不是中央领导的“左”倾，就能形成江西与福建的扩大割据，也许就不用长征……

　　

　　对张澜也有意见。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干部记得，当年国民党围剿川陕革命根据地，张澜是四川省“剿抚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了解张澜。张澜是朱德、罗瑞卿的老师。

　　

　　张澜先生在辛亥革命时就是四川保路运动的代表，五四运动期间他办报赞扬社会主义，他的儿子1926年就加入共产党!张澜在四川担任那个委员长，实际在暗中排斥革命。四方面军在当时的一些过火政策，也确实给党的影响带来被动。

　　

　　对于张澜，毛泽东评价是：老成谋国!

　　

　　环顾政协领导人，民主人士发现：怎么都是南方人？

　　

　　于是，北方人高岗被选为副主席。

　　

　　中央政府的中共人选，毛泽东是当然主席；三位副主席中，朱德总司令众望所归，刘少奇于七大后在党内地位上升，惟有对于高岗的重用，党内干部也有不少意见。

　　

　　中国共产党永远不能忘记北方的陕甘宁边区。陕甘宁边区是红军长征的落脚地，陕甘宁边区是解放全国的出发地。陕甘宁边区的创建人刘志丹、谢子长牺牲了，高岗就成为陕甘宁边区的代表。而且在解放战争期间，高岗是东北地区的最高负责人，对支援解放战争也有功劳。

　　

　　周恩来在党内分工负责统战工作，因此，共产党对民主人士的安排多由周恩来提出意见。

　　

　　 开国大典后，早已被毛泽东亲切地称之为“内阁总理”的周恩来，便把主要精力放在筹建新中国首届“内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工作上。

　　

　　 毛泽东、周恩来等经过反复考虑和研究，最后一致商定：首先将华北人民政府撤消，把这个班底拿过来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基础，并参照华北人民政府的经验组织政务院；然后再从其他大区陆续抽调一部分人特别是负责人来充实和加强政务院。

　　

　　 各大行政区负责人李富春、高岗、邓小平、彭德怀、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先念、习仲勋等，就是在这以后陆续调来政务院(1954年9月以后为国务院)工作的。

　　

　　当时，中央决定成立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其中包括了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等一批国民党著名将军。

　　

　　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傅作义将军在和平解放北京有着特殊贡献，立了大功，因此决定要再给他安排一个部长职位。傅作义在绥远时，曾在兴修河套工程方面做过许多工作。这样，周恩来又提名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还安排共产党员、李大钊之子李葆华任副部长协助傅作义工作。

　　

　　 在酝酿配备水利部领导班子时，周恩来请傅作义推荐人选，并对副部长李葆华等人说：“凡是傅作义提的人我们都用。”傅作义向周恩来推荐了两位民主人士，一位是张含英，曾是国民党黄河治理委员会比较负责的技术专家；一位是刘瑶章，曾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和北平市长。不久，张含英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刘瑶章被任命为水利部办公厅主任。

　　

　　 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在旧中国曾多次拒绝旧政府的高官厚禄。一次，在中南海怀仁堂的晚会上，毛泽东问他：“北洋军阀政府两次请你当教育总长，你为什么不去?”黄炎培回答说：“我的信念是：看不清真理所在，是绝不盲目服从的......”10月11日晚，周恩来到黄炎培家，诚恳地提出请他担任公职。黄炎培说：“1946年我才68岁，已觉得年纪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72岁了，还能做官吗?”

　　

　　 周恩来回答说：“这不同于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由各党派斟酌制定了《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

　　

　　 12日早晨，黄炎培广泛征求了江问渔、杨卫玉和孙起孟等一些知交好友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他应该接受在政务院的职位。

　　

　　 这天晚上，周恩来再次登门听取黄炎培的答复。这时，黄炎培高高兴兴地向周恩来表示，他愿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著名森林学者梁希在旧社会也曾拒绝过反动政府的高官厚禄，在10月里也欣然受命担任林垦部部长。

　　

　　 周恩来让李书城出任农业部部长。有人为此大惑不解，提出为什么要委任一位大家都不甚了解的人来担任此大任呢?周恩来说：“他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首义后在武汉当过黄兴的参谋长，继之又投入了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起过重要的作用；我们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他家召开的，他的弟弟李汉俊过去在我们党内有过贡献；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他也做过有益的工作。”

　　

　　周恩来深谋远虑，费尽心思，在他的精心安排下，各民主党派的主要负责人、社会贤达和知名人士差不多都安排进了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

　　

　　对于共产党员的安排，周恩来反而十分严格。

　　

　　邓颖超在国共合作时期就是参政员，有的民主人士说，怎么论邓颖超都能够当部长。

　　

　　周恩来却说：“我的夫人能当部长，部长的夫人就能当局长。周恩来坚持不让邓颖超参加政务院。

　　

　　9月30日，政协大会选举之前，周恩来、林伯渠发出“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协党组关于选举问题的紧急通知“，要求全体党员代表负责保证选举获得成功，特别要保证投党外人士的票。毛泽东特意提醒党内：我们要有精神准备，即使有几十票不选我们，也一点不要难过，不要表示不满，而要看做是全体代表中真实情况的反映。

　　

　　 毛泽东主席 朱德副主席 宋庆龄副主席　　　 刘少奇副主席

　　

　　民主人士互相之间也在努力说服。

　　

　　下午，政协大会选举揭晓：党外人士都顺利当

　　

　　李济深副主席 张 澜副主席 高 岗副主席

　　

　　选，而且票数相当多。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民主人士占50%。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名，民主人士26名，占46.5%。人事安排，终于皆大欢喜。

　　

　　 10月19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正式通过了政务院副总理以及下属委、部、会、院、署、行主要负责人的任命。在这项任命中，4个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黄炎培、郭沫若)中，民主人士占2人(郭沫若和黄炎培)；21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民主人士占了11人；政务院下属个机构的109个正副职位中，民主人士占了49个，其中15个是正职(郭沫若担任了两个正职)。他们是：

　　

　　 文化委员会主任、科学院院长郭沫若；

　　

　　 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

　　

　　 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

　　

　　 邮电部部长朱学范；

　　

　　 交通部部长章伯钧；

　　

　　 农业部部长李书城；

　　

　　 林垦部部长梁希；

　　

　　 水利部部长傅作义；

　　

　　 文化部部长沈雁冰；

　　

　　 教育部部长马叙伦；

　　

　　 卫生部部长李德全；

　　

　　 郭沫若 谭平山 黄炎培 朱学范

　　

　　司法部部长史良；

　　

　　 粮食部部长章乃器；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

　　

　　出版署署长胡愈之。

　　

　　

　　

　　

　　

　　

　　

　　

　　

　　

　　

　　

　　

　　

　　章伯钧 李书城 梁希 傅作义

　　

　　

　　

　　

　　

　　

　　

　　

　　

　　

　　

　　

　　

　　

　　

　　

　　

　　

　　 沈雁冰 马叙伦 李德全 史良

　　

　　

　　

　　

　　

　　

　　

　　

　　

　　

　　

　　

　　

　　

　　

　　

　　

　　

　　

　　

　　

　　

　　

　　 章乃器 何香凝 胡愈之

　　

　　

　　

　　 对以上安排，许多民主人士非常感动，称赞道：“周恩来总理不愧为‘周’(指考虑问题周到、完备)总理啊!”

　　

　　 1949年10月21日，新上任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召集了政务院第一次政务会议。下午，首先召开了扩大的政务会议。3时整，周恩来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今天成立了。接着，他发表了重要讲话，详细地论述了政务院的组织形式、人事安排、干部来源、合作共事，以及当前必须抓紧做的工作等问题。

　　

　　 周恩来讲到政务院的组织形式时说：“政务院以总理1人，副总理4人，秘书长1人和政务委员15人组成。政务院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现在是战争时期，军事方面不属于政务院而属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周恩来讲到干部来源时说：“政府草创之始，需要很多干部。人才的来源，一是长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解放区的干部，二是原国民党政府旧工作人员，三是社会上被埋没的知识分子和新教育出来的青年学生。”周恩来认为，由于干部来自不同的三个方面，就有个团结与共事的问题。周恩来说：“党与非党或无党派各团体的合作，现在恐怕还不习惯，因此，有的同志就可能来个关门主义，干脆不与人合作共事，这在历史上也是有代表人士的。如关羽，他不愿与诸葛亮合作，并且还曾向曹操投降。我们的新政府要防止关门主义、不能合作共事、计较地位和不肯学习等倾向。”

　　

　　 当晚，周恩来主持政务会议，对于当务之急的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1、为接收国民党中央政府各机关人员、档案、财产、图书、物资等，成立专门小组，由陈云副总理召集，拟定具体接收办法。

　　

　　 2、为了建立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的办公制度及办事程序，成立专门小组，由董必武副总理召集，拟定具体条文。

　　

　　 3、为拟定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成立专门小组，由黄炎培副总理召集，提出草拟组织通则的原则。

　　

　　 4、即日起建立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的事务汇报制度，由政务院秘书长召集，参加会议者为各委秘书长或副秘书长，各部、会、院、署、行办公厅主任或副主任。

　　

　　 政务院第一次政务会议后，政务院所属各机关，都进行了紧张的工作，并宣布于11月1日起开始办公。

　　

　　

　　

　　

　　

 

作者：王先金　回复日期：2009-09-25　18:10:36　 回复 

　　

　　

　　

　　 第二章 开国大典 (9)

　　

　　 王先金 编著

　　

　　

　　

　　 苏联与新中国建交

　　

　　

　　

　　 1949年1月31日，北平举行了隆重的人民解放军入城仪式。苏联总领事馆的人员，他们携妻带子走到总领事馆区敞开的大门处，大门上空飘扬着苏联的红旗。与其他有激动人群的街道不同，东交民巷是空荡荡的。西方国家领事馆的工作人员都被反共宣传吓坏了，他们紧锁大门，并从里面筑垒自卫，有的用卡车，有的用沙袋和木箱。

　　

　　 齐赫文斯基刚到总领事馆，电话铃就响了，有人用标准的俄语但带有典型的中国口音找他：“齐赫文同志吗？您知道谁在同您通话吗？”

　　

　　 记忆迅速给他提示了在电话另一端讲话人的姓名：“叶剑英同志吗？”

　　

　　 “是的，我现在到你们那里去。”

　　

　　 没过半小时，叶剑英将军未带警卫坐小车来到苏联总领事馆。叶剑英带来了他的小女儿小妞妞。总领事馆工作人员的夫人照顾小妞妞，他们单独走开进行友好的交谈。

　　

　　 他们互致问候后，叶剑英说：“我们得到确切消息，国民党驻北平的特务机关准备对苏美总领事馆人员采取大的挑衅性行动，时间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的时候。装作本地反共居民的国民党特务分子，要袭击苏联总领事馆，杀害它的所有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同时另一伙换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的破坏分子，要袭击美国总领事馆，枪杀在馆区的所有美国人。”

　　

　　 叶剑英又说：“我们一知道这个情况，就让一个特务团进入全面战备状态，一旦需要就派这个团来搭救你们。同时地下党也采取了预防措施。”

　　

　　 总领事感谢叶剑英给予的帮助，并讲了苏联公民在围困时期的艰难状况和国民党人的粗暴迫害。叶剑英立即答应调查抢劫犯，找到并返回被抢走的东西。

　　

　　 虽然在政权更替之后，齐赫文接到莫斯科指示，暂时停止履行官方职责，但是他还是根据外交部的指示，就一些问题同叶剑英以及周恩来和进城的其他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晤。

　　

　　

　　

　　 1949年3月份，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从西柏坡来到北平后，6月17日早晨，斯大林驻北平代表、苏联铁道部长科瓦廖夫来到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领事齐赫文斯基的办公室，告诉齐赫文斯基说，毛泽东邀请他们一起去香山。

　　

　　 科瓦廖夫和齐赫文斯基来到了香山毛泽东的住处，空场上自右至左站着周恩来、刘少奇和聂荣臻。他们互致问候后，刚寒暄了几句，他们转向左面，身材魁梧的毛泽东，迎着他们走来。科瓦廖夫同毛泽东互致问候后引见了齐赫文斯基。毛泽东向他伸出了柔软的大手，长时间未放开齐赫文斯基的手，上下摇动，毛泽东问齐赫文斯基多大年纪，什么地方人，在哪里学的中文，父母做什么，做过哪些外交工作，什么时候来到中国的......。午餐结束时，科瓦廖夫、周恩来、刘少奇、聂荣臻和翻译师哲聚到桌子的另一头，摊开文件和地图，商量苏联向中国提供铁轨和建筑材料等问题。桌子的这一边就留下毛泽东和齐赫文斯基，齐赫文斯基就向毛泽东提了几个问题，他很想知道中共领导人如何评价孙中山的人格和活动，毛泽东对孙中山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并指出国民党背离了孙中山的遗嘱。

　　

　　 在桌子另一端，工作还在积极进行。于是齐赫文斯基又问毛泽东如何看待康有为和他的哲学观点以及19世纪末中国改良派的活动。得到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后，他又问毛泽东，在全国夺取政权后，中共打算对中国资产阶级实行什么政策。毛泽东说，应该把他们看作是中共的盟友，而不是敌人，所以不应排斥它。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齐赫文斯基后来说，这次谈话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不仅获得了他所需要的关于一些学说问题的答案，而且得到了对一些政治问题的答复。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非常重要，毛泽东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统一战线在中国一直在起作用，而在苏联几乎把所有民族资产阶级都“消灭”了。

　　

　　 9月底，齐赫文斯基接到邀请，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齐赫文斯基向莫斯科请示，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回答说，你可以出席这个仪式，“但不要站在前面”。于是，他对负责安排天安门观礼台上来宾的礼宾司司长说：“我站在第二排更合适，不站在第一排。”

　　

　　 当盛大的阅兵开始后，周恩来的秘书过来对他说，周总理要他等一下，有封信交给他。

　　

　　 过了一会，周总理的秘书送给齐赫文斯基一封信，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齐赫文斯基读完，回到领事馆后，立即译成俄文，让使馆工作人员发回莫斯科。然后他去北京饭店参加开国大典的宴会，直到深夜才回到领事馆。

　　

　　 次日清晨，在使馆值班的沃洛佳说：“总领事同志，莫斯科电台在广播你的名字。”齐赫文斯基说：“沃洛佳，你别开玩笑了。”但是他仔细一听，果然是报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其中提到了他的名字。原来，由于时差关系，莫斯科收到他发去的电报时，斯大林还在工作。他立即指示苏联所有报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并决定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10月2日，苏联政府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并将任命齐赫文斯基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的文件，正式交给中国驻苏临时代办葛宝植。这样，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政府。

　　

　　 10月5日，中国各界代表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集会，宣布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刘少奇为主席，宋庆龄、沈钧儒、郭沫若等人担任副主席。

　　

　　 齐赫文斯基接到莫斯科发来的指示，让他征询中方是否同意罗申出任苏联驻北京大使。为此，齐赫文斯基拜访了周恩来。当周恩来得知，苏联领导决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前不久担任国民党政府大使的人派到新中国来的时候，他的脸上一瞬间表现出对斯大林的这个选择的失望感。

　　

　　周恩来让齐总领事在他的办公室里稍等片刻，他立刻到位于不远处的毛泽东办公室去了。15分钟后，周恩来回来了，他对总领事说，政府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大使人选。

　　

　　 10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重要消息：在中苏互相征得同意后，苏联政府已任命罗申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大使，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任命王稼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第一任大使。同日头版，《人民日报》还刊登了《罗申大使简历》。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此条重要消息。最初，新中国的主流媒体在介绍罗申大使时似乎多少回避了罗申曾经是驻国民党政府最后一任大使的身份。何也？盖因对方 是尊为“老大哥”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新中国奉行“一边倒”的主要对象。但不快归不快，中国仍以最饱满的热情和空前的规格欢迎罗申。

　　

　　 10月10日下午，在军乐声中，罗申的专车抵达北京前门车站。周恩来外长和聂荣臻市长、王稼祥大使前往车站欢迎，有三千余名欢迎群众齐集车站外。双方致词毕，罗申大使即由周恩来等陪同走出车站，穿过欢呼的群众行列。

　　

　　 苏联外交部交际司副司长感慨地向戈宝权表示：“你们欢迎罗申大使的礼节过于隆重，相当于迎接外国元首了。”

　　

　　 10月11日，罗申大使到达北京后的第2天，《人民日报》特意在第1版发表热情洋溢的社论《欢迎罗申大使》。为一国大使到任而如此“动作”，可谓绝无仅有。

　　

　　1949年10月16日，首任苏联大使罗申向毛泽东主席递交了国书。

　　

　　10月17日的《人民日报》又在第1版发表近七百字的新闻特写《记罗申大使呈递国书》，充满感情的笔触，见证了处于蜜月期的中苏关系。

　　

　　

　　

　　

　　

　　 王稼祥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

　　

　　

　　

　　与此同时，新中国派出的第一位大使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于10月下旬离开北京，10月底到达莫斯科。11月3日王稼祥大使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递交了国书。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这是中国革命胜利前夜中共构建未来宏伟政治蓝图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中央全会。会议开始之际，周恩来宣布：包括王稼祥在内的4位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全会闭幕次日，王稼祥应约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开门见山：会议开完了，你不必回东北局了，有重要任务交给你。中央想让你担任驻苏联大使，看你愿不愿意。次日，王稼祥答复毛泽东：愿担任驻苏联大使。其实，早在2月初，毛泽东同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会晤时就已说过：新中国成立后将由王稼祥出任第一位驻苏联大使。

　　

　　 8月下旬，王稼祥随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回国，戈宝权以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名义留下来，具体负责筹建大使馆。

　　

　　 此时，新中国已如同躁动于母腹之中的婴儿。10月1日，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周恩来以外交部部长的身份发出第一份公函，这是新中国第一份外交文书：

　　

　　 迳启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已在本日发表了公告。我现在将这个公告随函送达阁下，希为转交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

　　

　　 此致

　　

　　 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

　　

　　 周恩来（签字）

　　

　　1949年10月1日于北京

　　

　　1949年10月2日晚21时45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致电周恩来：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苏联迅速地承认新中国，这是对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最有力的支持。

　　

　　 王稼祥大使即刻要走马上任了，“要作些什么准备呢？”这可急坏了夫人朱仲丽。“着什么装？”“穿什么鞋？”……只到过一次苏联的朱仲丽对此颇费心思。当时北京没有为出国人员制装的高级服装店，外交部和中央有关部门也无专人管理此事。因没有“先例”，李富春特别发给王稼祥、朱仲丽夫妇“专款”200元，用来购置服装和生活必需品。王稼祥说：“你不要为我买什么了，我的旧西装和大衣还保存在箱子里，就穿现有的出国吧！”

　　

　　 10月20日晚上，周恩来总理前往北京火车站为王稼祥送行。10月21日，《人民日报》还为王稼祥大使赴任苏联发表社论。这两件事在新中国外交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22日上午10时许，王稼祥专车抵达哈尔滨，下车后稍事休憩，旋即启程，国门已不远矣！可有谁知道，王大使一行赴任，匆忙之间连护照都来不及办理，只有薄薄一纸“证明书”：

　　

　　 敬启者，王稼祥大使暨随员一行13人（内有苏联人2名——古早夫及阿洛夫同行）定于本月20日下午5时由京出发，前赴莫斯科。惟因护照不及赶办，暂发给证明书，以便迅速成行。用特函请电达贵国政府，令饬沿途关卡查照。准予以外交护照待遇为感。

　　

　　专此顺颂公祺

　　

　　此致 苏联大使馆

　　

　　 外交部办公厅主任 王炳南

　　

　　 副主任 阎宝航

　　

　　 1949年10月19日

　　

　　 就在王稼祥大使离京赴任的那一天，毛泽东亲笔给斯大林写信——

　　

　　斯大林同志：

　　

　　 兹介绍王稼祥同志给你。王稼祥同志到苏联的任务，除担任我国驻苏大使，并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一般的外交事务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他是我党的中央委员)，和你及联共中共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请你及联共中央同志们站在同志的立场上随时对他给以指导，使他的工作获得较多和较好的成就。我在这里预先向你表示谢意。

　　

　　 致以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1949年10月20日于北京

　　

　　

　　

　　

　　

　　

　　

 

作者：王先金　回复日期：2009-09-26　17:31:15　 回复 

　　

　　 第二章 开国大典 (10)

　　

　　 王先金 编著

　　

　　

　　

　　 社会主义国家纷纷与新中国建交

　　

　　

　　

　　1949年10月1日下午，在东郊民巷办公的中央外事组(外交部当时还没有成立)的同志们，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开国大典。下午5点，开国大典一结束，他们又迅速回到东郊民巷。接下来的任务，是把毛泽东主席的建国公报和外交部长周恩来的公函发给各国政府原驻华机构人员。

　　

　　这两个文件向世界发出了这样的信号，宣布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以及新政府与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和准则。

　　

　　傍晚，周恩来坐车来到中央外事组副主任王炳南在东郊民巷的办公地，周恩来询问了公告与公函的准备情况后，带着王炳南回他在北京饭店的办公地。这天晚上，周恩来签署了公函。

　　

　　当天晚上9点多钟，王炳南带着由周恩来签署的公函回到了外事组办公地，向仍驻在中国的33个使馆及领事馆递达公告和公函。

　　

　　与蒋介石政府尚有外交关系并驻在北京的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7个国家的旧领事馆，在一个小时后就收到了新中国主席公告和外交部长公函。

　　

　　奥地利、缅甸、埃及、印度等前驻华领事馆在南京，希腊、巴西、瑞典等14个旧领事馆在上海，这些政府的旧领使馆也在几日内收到了新中国主席公告和外交部长公函。

　　

　　建国公告里明确表示“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苏联在第一时间宣布与国民党政权断绝外交关系，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传闻英国会很快承认新中国政府，所以，苏联采取了最快的速度建交并派罗申火速起程到中国任苏联驻华大使。

　　

　　在苏联的影响下，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10月初即断绝了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呈现出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高潮。这些国家在与中国建交问题上，还显出了一些论资排座的现象。例如捷克在收到毛泽东建国公告和周恩来外交公函后，就问苏联自己国家什么时候与中国建交。斯大林令苏联外交部答复：建交当然可以，但要等到我们与中国建交公报见报之后。

　　

　　苏联于10月2日与中国建交，10月3日，朝鲜向苏联通报要与中国建交，斯大林的回复是“当然可以，越快越好”。

　　

　　10月3日，保加利亚外长波普托莫夫给中国政府发出了电函：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中国人民之意志，保加利亚已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换外交代表”。次日，周恩来外长回电“热忱欢迎立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代表”。

　　

　　10月5日，新中国和罗马尼亚正式确立了外交关系。

　　

　　10月6日，新中国和朝鲜、匈牙利建交。同日新中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建交。

　　

　　10月7日，新中国和波兰建交。

　　

　　10月16日，新中国和蒙古建立了外交关系。

　　

　　10月27日，新中国与民主德国建交。

　　

　　11月21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兼外长恩维尔.霍查给中国政府致电，对成立新中国这样“历史性胜利热烈地致敬”。

　　

　　于是，从10月1日，到这一年年底，国际社会共有25个国家承认了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仅一个多月，就同1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央从各野战军兵团级将领和国家有关部门及地方高级干部中确定了一批人选调入外交部，准备在新中国的驻外机构中担任大使等重要职务。

　　

　　 1950年6月下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任命耿飚、王幼平、谭希林、彭明治、姚仲明、王任叔（巴人）、黄镇分别担任中国驻瑞典、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缅甸、印度尼西亚、匈牙利等国大使，耿飚兼任驻丹麦公使。他们是新中国派出的首批大使。

　　

　　

　　

　　

　　

　　

　　

　　 周恩来首次来到外交部

　　

　　 周　恩　来

　　

　　1949年11月8日下午，周恩来乘坐的轿车在东单外交部街3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门前停下来。这是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第一次来到外交部。

　　

　　晚上8时,外交部街30号东楼礼堂热闹非凡,这里马上就要召开外交部成立大会，几位主要领导干部在门口迎接周恩来部长的到来。

　　

　　 周恩来身着黄色咔叽布中山装，在李克农等人陪同下，精神抖擞地走进外交部长办公室。这间办公室有30余平方米，地上铺着地毯。临近南窗，安放着一张红木雕花的大办公桌，一套沙发，四把红木太师椅，四个红木雕花的书橱。

　　

　　 周恩来看过以后，坐在办公桌边的椅子上说：“这个办公室虽没有我的政务院的办公室大，却比那个阔气。我不是说过嘛，一切因陋就简，为什么要搞得这样豪华呢？” 　

　　

　　 李克农笑笑说：“总理，这些东西，原来都是北洋政府外交部的，已存放在这房子里30多年了。”

　　

　　 周恩来看了看说：“这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以前供皇帝和官僚们享用，现在又回到了人民手中。”停顿了一会儿，他郑重而又严肃地说：“我今天告诉你们，在我当外交部长的时候，不得建造新的外交大楼，也不许增添更多的房子和办公用具。一定要勤俭搞外交。”

　　

　　 新任命的副部长李克农、章汉夫和办公厅主任王炳南连连点头：“一定遵照您的指示办。”

　　

　　 周恩来对他们三人说：“你们把干部花名册拿给我。”

　　

　　 王炳南把早已准备好的干部花名册送到了周恩来面前。周恩来看了花名册说：“人不多啊，总共才200多，要面对200多个国家是很不够用的。”

　　

　　 李克农回答：“是的。我们正在物色和抽调一些干部来充实外交部，不过人很难选，懂外交、会外语的人不多。”

　　

　　 “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几亿人口的大国，还没有人才？”周恩来话锋一转，“当然了，外交干部是代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必须挑选那些绝对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任何时候都能够站稳阶级立场的人，决不能有半点儿马虎。”

　　

　　 “我们的外交干部无非三个来源：一是从军队中选调，军队干部经过战争的考验，是最靠得住的；二是从地方干部中选调，他们有领导工作经验，也是靠得住的；三是从地下党中选调，他们的文化水平比较高，从敌人白色恐怖中度过来的，也是可靠的。”周恩来明确指出解决外交干部缺乏问题的途径。

　　

　　 李克农说：“我们将遵照总理的指示，马上着手选调。”

　　

　　 周恩来脸上露出微笑，满意地说：“这很好。不过要训练一下，请一些专家讲点起码的外交知识，如能学点外文更好。”

　　

　　 当周恩来健步走进外交部东楼大厅时，人们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热烈鼓掌。

　　

　　 李克农站起来宣布：“同志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大会，现在开始！首先，请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讲话。”

　　

　　 周恩来站起来说：“首先我要纠正李克农副部长一个错误......”

　　

　　 会场上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怎么李克农刚到外交部当副部长就犯错误了？李克农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脸上显出尴尬的表情。

　　

　　 “我是外交部长，今天到外交部来，你们应称我周外长，不要称我周总理嘛！”

　　

　　 周恩来缓缓坐下，非常谦虚地说：“同志们，请坐下。我周恩来和大家一样，也是个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人，我也犯过错误，现在还有许多缺点和不足，并不像外界说的那样完美无缺。以后，我们要长期共事，你们会看到我的优点，也会发现我的缺点。所以我们要互相帮助，互相提醒。外交工作与其他工作不同，不允许有半点儿差错。”

　　

　　 “今天在座的有的第一次见面，我们先认识认识，好吗，”他从头点名道：“外交部副部长王稼祥，他现在是我国驻苏联大使，也是我们派出的第一位大使，不在国内，但他还是兼着外交部副部长。他是位老同志，当过红军政治部主任、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在苏联留过学，很受斯大林和苏联同志的信任。”周恩来又点到李克农：“李克农副部长现在是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他是个老党员、老红军，长期做情报和统战工作，是代表党中央第一个同张学良将军接触的人。”他侧过身来，对坐在旁边的李克农说：“你是安徽芜湖人，陶行知也是你们安徽芜湖人嘛。你们芜湖是鱼米之乡，也是人才辈出的地方。”

　　

　　 周恩来又对坐在他左边的章汉夫说：“你是江苏武进人，同瞿秋白、张太雷是同乡。这两位都才华横溢的革命家，可惜他们死得太早，只有30多岁。”

　　

　　 “这两位我都认识，也曾领导过我。”章汉夫答道。

　　

　　 “克农没有上过大学，汉夫是留美、留苏的学生，你的英文很好，俄文怎样？”

　　

　　 章汉夫回答说：“俄文忘掉很多，但还能听懂一些。”

　　

　　 “做外交工作的一定要学习外语，不会的要从头学。”周恩来一边说一边翻着花名册：“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你们都知道，他是德国留学生，好像还在日本留过学。”

　　

　　 “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没有到任。他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当过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翻译，由他来同苏联、东欧国家打交道是合适的。亚洲司司长沈瑞先（即夏衍），杭州人士，日本留学生，我国有名的文学家、戏剧家、翻译家，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也没有到任，暂由乔冠华兼代理司长。”

　　

　　 乔冠华立即恭恭敬敬地站起来，向大家点头示意。

　　

　　 周恩来对乔冠华说：“你坐下吧！”周恩来又问：“你的祖上是不是秀才？”乔冠华回答说：“上面几代都是，到了我父亲这代不是了。”周恩来对大家说：“所以他读书就特别努力。”他接着介绍：“乔冠华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然后又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德国杜宾根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我们这里的外国大学博士学位的不多吧？”

　　

　　 “有，总理。”龚澎站起来说，“我们司的副科长浦三同志，就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

　　

　　 “噢！”周恩来略带惊讶地说，“我们外交部还有人才呀。浦三同志你今年多大了，是哪里人？”

　　

　　 浦三站起来说：“总理，我是江苏无锡人，1923年11月出生。”

　　

　　 “浙江才子多，可我这个浙江人就不行啦！你的英文一定很好了？”

　　

　　 “不行，马马虎虎的能用。”

　　

　　“你不要谦虚嘛！英文这个工具，你将来可以大显身手。”

　　

　　 周恩来停顿了一下又说：“乔冠华回国后，用‘乔木’的笔名写了大量的国际时事评论文章。在延安的胡乔木同志也用‘乔木’为笔名写了大量的文章。他们两人既是同乡又是同学，故而一时有‘南乔、北乔’之称，传为佳话。”周恩来突然问大家：“龚澎同志你们不认识吧？她是乔冠华同志的夫人，是我们的情报司司长。有的年轻同志听不惯，过去在国统区、前不久在香港，都是称她为‘女士’、‘夫人’的，以后出国人家还是这么叫。”

　　

　　 全场回答：“认识、认识，她是我们外交部的第一位女司长！”

　　

　　 “不，还有龚普生同志龚澎同志的姐姐，章汉夫同志的夫人，是我们国际司的副司长，她们两姐妹都出自安徽名门望族。龚澎还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那时你在燕京大学读书？”周恩来转向龚澎问。

　　

　　 龚澎站起来说：“是的，总理，我同黄华同志是同学。”

　　

　　 “那司徒雷登是你们的老师了？”

　　

　　 “是的。”

　　

　　 “这个人回国以后干什么去了？”

　　

　　 “听说，回他家乡赋闲了。”乔冠华站起来回答。

　　

　　 “下面我想改变一个做法，不用我来介绍，而是自我介绍。”

　　

　　 “凌青，我们在延安时就认识。”翻着花名册。

　　

　　 凌青站起来，自报家门：“我是福建人，1923年生，大学毕业，在中央外交小组工作。现在是美澳司的科长。”

　　

　　 “你是林则徐的后代？”

　　

　　 “是的，我是他的玄孙。”

　　

　　 “林则徐是一位颇有见识和才干的民族英雄，你要继承、保持你们祖先的遗志和荣誉。”

　　

　　 周恩来把到会的人一个个都点到了。

　　

　　 随后，周恩来发表了外交部成立后的第一次重要讲话。他说：“关于外交工作，特别是同帝国主义斗争，我们不能说没有一点经验。抗战以来十多年，我们当然是有些对外斗争经验的......对帝国主义既要藐视，又要重视，这是辩证的。在战略上要藐视，在战术上要重视......旧中国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军阀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在地上办外交的呢？中国一百多年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对具体斗争，我们必须精心组织，好好地进行。这同打仗一样，我们稍不经意，就会打败仗。但也不要怕它，否则就会处于被动，它就处处威协你......”

　　

　　 会场上鸦雀无声，人们都在聚精会神听他讲话，每个人都用笔在记。

　　

　　 他微微提高声调说：“我们要求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不要骄傲，不要急躁，不要气馁，同时，还要有纪律。外交同军事一样，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可能影响战斗，必须有严格的纪律。一切都要事先请示、商讨，批准后再做，做完后要报告，这一点很重要。”

　　

　　 周恩来的话音一落，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周恩来讲完话以后，已是吃晚饭的时候。他在王炳南陪同下来到楼下食堂，同外交部工作人员一道排队，买了一盘豆腐清汤、一碗米饭，随便找了一个座位坐下就餐。

　　

　　 晚饭以后，外交部举行成立晚会，邓颖超也赶来参加了。晚会上，周恩来翩翩起舞，舞姿优美动人，外交部的女同志都争先恐后地陪他跳舞。他同舞伴们一边跳舞一边聊天，了解每个人的情况、思想和工作，在舞间休息时还同大伙谈心，没有一点儿领袖架子，大家都愿将自己的心里话告诉他。

　　

　　 周恩来凭他的品格、智慧、才能，赢得了人心。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这是与周恩来的贡献分不开的。

　　

　　

　　

　　

　　

 

作者：永远的临时工　回复日期：2009-09-26　21:21:35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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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alker6　回复日期：2009-09-26　22:57:17　 回复 

　　长见识。希望楼主继续努力。

　　

　　一些细节的东西，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谢了。

 

作者：王先金　回复日期：2009-09-27　22:45:18　 回复 

　　

　　

　　 第二章 开国大典 (11)

　　

　　 王先金 编著

　　

　　

　　

　　 国民党外使人员“起义”

　　

　　

　　

　　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后，内政外交都面临困境，不得不全面收缩外交战线。从年中开始，国民党相继关闭了它驻布拉格、赤塔等地的领事馆，而对其它大使馆、领事馆的开支也一再压缩，最后甚至连使馆普通职员的薪水也发不出去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独立外交，使得许多国民政府的使馆人员有转投共产党的想法。第一个行动的就是驻法公使凌其翰。他与驻法国大使馆参赞孟鞠如等人经过秘密商议，准备“倒戈”。

　　

　　1949年10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将一封来自法国巴黎的电报呈到了周恩来面前，电报写道：

　　

　　新华社转北京外交部周兼部长：

　　

　　同仁等一致决议：宣告与反动政府脱离关系，各在工作岗位维护人民利益，保管公物文件，听候指示接管。

　　

　　这封电报落款是原国民党政府驻法国大使馆及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人员。而在此前三天，即10月6日，使馆人员的起义声明已在法国公开发表，而凌其翰等人决定在10月10日起义。10月10日，这一天本是国民党政府的“国庆节”，凌其翰等人却在大使馆门前降下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第一次在巴黎悬挂起了五星红旗。

　　

　　凌其翰等人改挂国旗之后马上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了起义的消息。这一事件立刻震惊了法国，并传遍整个世界。

　　

　　10月11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给凌其翰等人发来指示，要求他们坚守岗位，同时号召其他国民党使馆人员向他们学习。

　　

　　这起轰动一时的外交起义事件很快产生了骨牌效应。1949年12月16日，国民党政府驻缅甸大使涂允檀致电周恩来，宣布起义，并且挂起了五星红旗。

　　

　　这起事件也在国民党“驻日代表团”内部引起震动。二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向日本派出了以朱世明为团长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该代表团属外交性质的机构。在代表团中，吴文藻为公使级的政治组组长、盟国谈判顾问，他的夫人就是著名作家冰心。

　　

　　“挂旗事件”传到日本后，吴文藻与冰心劝说朱世明脱离国民党改挂五星红旗。蒋介石知道此事后，十分动怒，逼冰心夫妇辞去了代表团的公职，蒋介石还撤了朱世明的职并电召其回台湾。

　　

　　不久之后，国民党驻马达加斯加领事馆和驻英国利物浦领事馆等外交机构也先后宣布起义，降下了青天白日旗，改挂五星红旗。

　　

　　

　　

　　

　　

　　

　　

　　

　　

　　 参阅资料

　　

　　

　　

　　 参见：杨成武：《开国大典阅兵式》 载《军史资料》1989年第5期

　　

　　 《开国大典轶事》

　　

　　 《五星红旗的由来》 载《历史知识》第四期

　　

　　 《“国歌”讨论寓深意》 载《文汇月刊》1989年第6期

　　

　　 刘颖 穆魁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国歌的由来》

　　

　　 载《军史资料》1989年5期

　　

　　 赵猛：《开国大典的女播音员》 原载《文艺生活》1994年第8期

　　

　　 (1997.01.05)

　　

　　 杨成武：《我和开国大典阅兵式》原载《羊城晚报》1999.2.28

　　

　　 (1999.03.20)

　　

　　 舒 云 著《开国纪事》 见《文摘周刊》1999.7.13 《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诞生》 (1999.07.18)

　　

　　 参见《文摘周报》1999.9.13 《回眸共和国四次大阅兵》

　　

　　 原载《大连晚报．棒棰岛周刊》金 平、陈德杰/文 (1999.09.13)

　　

　　 参见《文摘旬刊》1999.9.3 《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内幕》

　　

　　 原载《大地》1999.8 韩明阳/文 (1999.09.13)

　　

　　 参见《文摘周报》1999.9.6 《开国大典秘闻纪实》

　　

　　 原载《炎黄世界》1999.8 高士振/文 (1999.09.13)

　　

　　 参见《文摘周报》1999.9.20 《周恩来筹建新中国首届内阁纪实》

　　

　　 原载《大地》1999年第8期 南 山/文 (1999.09.21)

　　

　　 参见《文摘周报》1999.9.27 《中苏建交详情》

　　

　　 原载《光明日报》1999.9.8 王宪举/文 (1999.09.29)

　　

　　 参见《文摘旬刊》1999.9.24 《难忘的开国大典》

　　

　　 原载《扬子晚报》1999.9.10 陈志龙、陆 军/文 (1999.09.29)

　　

　　 参见《文摘旬刊》1999.9.24 《毛泽东丢了代表证》

　　

　　 原载《燕赵都市报》1999.9.5 (1999.09.29)

　　

　　 参见《作家文摘》1999.9.28 侯波：《开国大曲》 (1999.09.29)

　　

　　 参见《作家文摘》1999.9.28 《永远的回响》 杨沙林/文

　　

　　 原载《北京日报．生活周刊》1999.9.5 (1999.09.29)

　　

　　 参见《文摘旬刊》1999.10.1

　　

　　 《新中国定都北京始末》原载《辽宁青年》1999.8.1 东 宇/文

　　

　　 《开国大典鸣礼炮考》原载《工人日报》1999.9.24 委如迅/文

　　

　　 参见《作家文摘》1999.10.5 《周恩来筹建新中国首届内阁》

　　

　　 原载《大地》1999年第8期 南 山/文 (1999.10.07)

　　

　　 参见《作家文摘》1999.11.23 《开国大典之夜的毛泽东》

　　

　　 原载《党史博览》1999年第10期 李家骥回忆 杨庆旺/文 (1999.11.25)

　　

　　 参见《开国珍闻拾遗》刘人寿/文

　　

　　 收集在《现代革命史资料》剪报(02) (2000.01.30)

　　

　　 参见《任弼时最早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词》 载《纵横》91.1

　　

　　 收集在《现代革命史资料》剪报(02) (2000.03.15)

　　

　　 参见《文摘周报》2001.3.19 《首届政协会务工作亲历记》

　　

　　 原载《中华儿女》2001年第2期 孙小礼/文 (2001.05.30)

　　

　　 参见《作家文摘》2001.6.29 《龚育之披露开国大典的几个细节》

　　

　　 原载《深圳商报》2001.5.30 (2001.09.13)

　　

　　 参见《文摘周报》2001.10.1 《开国大印 何人刻制》

　　

　　 原载《天津老年时报》2001.9.15 吕纪增/文 (2001.11.24)

　　

　　 参见《文摘周报》2001.10.15 《〈国庆纪事〉解密历史》

　　

　　 原载《中国电影报》 王一岩/文 (2001.11.24)

　　

　　 参见《文摘旬刊》2002.4.5 《新中国出色的礼宾专家韩叙》

　　

　　 原载《党史文苑》2002.1 夏明星等文 (2002.04.17)

　　

　　 参见《文摘旬刊》2002.2.8 《“开国第一宴”的内情》

　　

　　 原载《团结报》2002.1.24 (2002.09.11)

　　

　　 参见《作家文摘》2002.9.27 《天安门毛主席画像悬挂始末》

　　

　　 原载《今晚报》2002.9.10 王 成/文 (2002.09.29)

　　

　　 参见《文摘周报》2002.10.28 《新中国定都北京始末》

　　

　　 原载《共鸣》2002年第10期 林云帆 王纯/文 (2002.10.28)

　　

　　 参见《作家文摘》2002.11.1《新中国定都北京始末》(同上)(2002.11.2)

　　

　　 参见《文摘旬刊》2002.12.27 《从美国归来的开国大典飞行检阅指挥》

　　

　　 原载《党史博览》2002.12 王 凡/文 (2003.01.06)

　　

　　 参见《作家文摘》2003.1.7 《新政协成立前的思想弯子》

　　

　　 原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纪实》高建中/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10出版 (2003.01.14)

　　

　　 参见《作家文摘》2003.3.14 《选国旗，张治中力排众议》

　　

　　 原载《中年人》2003年第2期 史 诗/文 (2003.03.20)

　　

　　 参见《作家文摘》2003.10.24 《曾联松设计国旗中的一件憾事》

　　

　　 原载《纵横》2003年第9期 陈树三/文 (2003.12.20)

　　

　　 参见《文摘旬刊》2004.4.16 《周恩来的首次外交部之行》

　　

　　 原载《党史博览》2004.3 王以忠/文 (2004.08.10)

　　

　　 参见《作家文摘》2004.5.25 《〈义勇军进行曲〉风雨70年》

　　

　　 原载《中国档案报》2004.4.23 顾育豹/文 (2004.08.15)

　　

　　 参见《作家文摘》2004.4.9 《周恩来的外交部首次之行》

　　

　　 原载《党史博览》2004年第3期 王以忠/文 (2004.08.27)

　　

　　 参见《作家文摘》2004.10.26 《为什么有些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未出席开

　　

　　国大典》

　　

　　 原载《百年潮》2004.10 钱听涛/文

　　

　　 参见《作家文摘》2004.10.26 《珍藏的中国外交》

　　

　　 原载《世界知识》2004年第19期 李星 金雨/文 (2004.10.28)

　　

　　 参见《作家文摘》2004.11.5 《我亲历的中国政权更替》

　　

　　 原载《回到天安门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齐赫文斯基回忆录》

　　

　　 齐赫文斯基/著 马贵凡等译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10 (2004.11.07)

　　

　　 参见《作家文摘》2004.11.23 《开国大典内卫秘闻》

　　

　　 原载《中华儿女》2004年第10期 孙国/文 (2005.04.10)

　　

　　 参见《作家文摘》2004.12.7 《开国大典为何在下午3时开始？》

　　

　　 原载《大河报》2004.11.16 央姬/文 (2005.04.18)

　　

　　 参见《作家文摘》2004.12.31 《开国大典选址细情》

　　

　　 原载《解密开国大典》高小林/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2005.05.20)

　　

　　 参见《文摘旬刊》2005.11.4 《开国大典上一吻到白头》

　　

　　 原载《退休生活》2005.10 (2005.11.11)

　　

　　 参见《作家文摘》2005.3.11 《开国盛典的私人记录》

　　

　　 原载《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傅国涌/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1 出版 (2005.12.29)

　　

　　 参见《文摘旬刊》2006.1.27 《龚育之的红色家国情怀》

　　

　　 原载《大地》2005.24 余玮/文 (2006.02.02)

　　

　　 参见《作家文摘》2007.4.3《周恩来批评潘汉年》

　　

　　 原载《协商共和(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郝在今/著

　　

　　华侨出版社2007.1 (2007.05.17)

　　

　　 参见《作家文摘》2007.5.25《有争议的副主席人选》

　　

　　 原载《协商共和：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郝在今/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1出版 (2007.06.11)

　　

　　参见《老年日报》《国民党败退台湾　外使人员“造反”》(2007.09.27)

　　

　　参见《文摘旬刊》2008.3.7《周恩来题写过的一些墓碑》

　　

　　原载《党史纵横》秦九凤/文 (2008.04.11)

　　

　　参见《作家文摘》2008.4.15《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节选）

　　

　　　　乔松都/著 中华书局2008.3出版 (2008.05.01)

　　

　　《新中国第一次建交高潮》杨东晓/文 《作家文摘》2009.4.21

　　

　　 原载《新世纪周刊》2009年第9期 (2009.06.17)

　　

　　《民主协商建国的历史回顾》章立凡/文 《作家文摘》2009.5.26

　　

　　 原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4期 (2009.07.08)

　　

　　《开国大典上空的“鹰”》涂学能/文 《文摘旬刊》2009.6.19

　　

　　 原载《环球人物》2009.6 (2009.07.25)

　　

　　《九旬老翁忆国旗》黄丽巍/文 《云南老年报》2009.6.26

　　

　　 原载《人民画报》 (2009.07.26)

　　

　　《揭秘新中国国号确定内幕》《文摘旬刊》2009.7.10

　　

　　 原载《老年生活报》2009.6.22 公安/荐 (2009.08.04)

　　

　　《开国大典这天的毛主席》李家骥/口述 杨庆旺/执笔 《云南老年报》2009.7.31

　　

　　 原载《百年潮》 (2009.08.17)

　　

　　《毛泽东“又愉快又不愉快》刘晓东/文 《作家文摘》2009.8.11

　　

　　 原载《亮阵——共和国大阅兵》刘晓东/著 中面文献出版社2009.5出版

　　

　　 (2009.08.25)

　　

　　《中苏建交的台前幕后》 宗道一/文 (中华网) (2009.09.07)

　　

　　《中国国歌的变迁》城子/文《云南老年报》2009.8.31 (2009.09.09)

　　

　　《1949年大溃败 蒋介石的最恨与最痛》方正/文　《文摘旬刊》2009.8.28

　　

　　原载《看天下》2009.8 (2009.09.10)

　　

　　《开国大印出自谁人之手》孟昭庚/文《作家文摘》2009.9.4

　　

　　 原载《文史精华》2009年第9期 (2009.09.13)

　　

　　

　　

　　

　　

　　

　　

 

作者：王先金　回复日期：2009-10-03　23:20:36　 回复 

　　

　　

　　

　　

　　

　　

　　　 　第三章　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1)

　　

　　 王先金 编著

　　

　　 斯大林五拒毛泽东访苏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到达莫斯科车站

　　

　　

　　

　　毛泽东一生出国两次，都是前往苏联。每当毛泽东提出要访问苏联时，斯大林都加以拒绝，或者拖延时间。

　　

　　第一次回绝：1947年初，毛泽东首次提出访问苏联，斯大林认为毛泽东此时访苏，会对解放战争“战事发生不良影响”。

　　

　　当时正是解放战争的第二年，毛泽东断定蒋介石的失败已经成为定局，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他一面部署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反攻，一面开始设想取得苏联方面的理解和支持，计划亲自去一趟莫斯科，当面向斯大林“请教”建国经验，并赴东欧考察各新建人民民主国家的有关情况。

　　

　　毛泽东通过秘密热线传达过去后，斯大林一开始同意毛泽东来，但是有一个条件，此事要严加保密。

　　

　　6月15日，斯大林致电苏联驻中共联络员奥尔洛夫医生，同意中共提出的毛泽东访苏的建议，但要求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成行，并最好取道哈尔滨，必要时苏方还可派飞机去。

　　

　　接到密电后，毛泽东作好了动身的准备。然而，两个星期过后，7月1日，斯大林向奥尔洛夫拍发了一份电报。斯大林说，“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鉴于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事发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暂推迟毛泽东的出访为宜。”斯大林的电文直接交给毛泽东是这么说的：“……如果你有重大问题需要商谈，我们准备派一位相当有经验的、老练的、信得过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听取你的意见，你以为如何？”

　　

　　因为当时，正值苏联与美国及西欧关系由战时合作急剧走向对立之时，欧洲国家分裂成为两个对立集团已经不可避免了，自7月初到8月底，苏联接连同东欧各国签下了一系列协定，以切断东欧各国与美国西欧之间的主要经贸联系，9月下旬又在波兰成立了“欧洲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拉开了两大阵营对抗的序幕，在这样一种严峻形势下，莫斯科觉得很难正式接待毛泽东。

　　

　　另外，斯大林之所以拒绝毛泽东访苏，是他有求于蒋介石，他要保证中国不变成美国的后花园，美国武装力量不能透过中国威胁苏联辽阔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他要蒋介石做到“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并以全力支持蒋介石执政为条件。然而，蒋介石对斯大林的要求不予理睬，以“受降”、“遣俘”为由，让大批美国士兵登陆中国本土，替国民党抢占铁路和城市，悍然向共产党开火，而且还接受了美国的驻华军事顾问团，帮助他打内战。

　　

　　当中共撤离延安时，斯大林内心紧张，他对中共能否取胜毫无信心。

　　

　　

　　

　　第二次回绝：1948年收复延安后，毛泽东再提访问苏联之事，斯大林要毛泽东“推迟来苏”。

　　

　　1948年4月21日，解放军收复延安后，4月26日，毛泽东去电询问斯大林，他想去苏联访问。

　　

　　毛泽东的电报说：“我决定提早动身赴苏联，拟于月初从河北省石家庄北100公里处阜平县出发，在军队掩护下过平张铁路……可能于6月初或中旬到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到贵国……我将就政治、军事、经济和其他重要问题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商量和请教……此外，如果可能，我还想往东欧国家和东南欧国家一行，考察人民阵线工作和其他工作形式。”毛泽东的随行人员是：任弼时、陈云，两个秘书和译员、无线电报务员。“如果你同意此计划，那我们就照此办理；其成员你不同意，那就只有一条出路------我只身前来。”

　　

　　三天后，即4月29日，斯大林给毛泽东回电说：“4月26日函获悉。偕行者和随行人数请视必要定。两个俄国医生应与您同行。我们同意把一部电台留在哈尔滨。其他事情待面议。”

　　

　　后来双方商定，毛泽东的动向时间为1948年7月中旬。

　　

　　然而斯大林又一次变了卦。5月10日，斯大林又来电说：“鉴于您所在的地区的事态发展，尤其是傅作义已经开始进攻蔚县，也就是说，您来苏途中拟经过的三个地区都在火线上。我们担心，您的安全会影响事态的进程，况且您路上也不太平。有鉴于此，不知您是否考虑推迟来苏。”在电报结尾又加上了这样一句话：“您若决定不推迟动身，请通知我们并请告知何时何处派飞机接迎。盼复。”

　　

　　已经作好准备的毛泽东心中虽然有些不快，但还是复电级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鉴于目前局势，我出访贵国以稍做推迟为宜……”

　　

　　斯大林这次又拒绝毛泽东访苏，原因有二：一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同苏联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斯大林错误地认为，南共领导人铁托不是工人阶级代表，而是代表农民，并把南共开除出情报局。而毛泽东的农民出身及长期革命斗争中独立自主的行为，使斯大林对毛泽东并不放心；二是，美国驻苏联大使发表一项声明，称无意反对苏联，造成两国紧张局面。斯大林对此求之不得，也希望和美国缓和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让正与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府一争高下的毛泽东到莫斯科来，似乎也不那么合适。

　　

　　

　　

　　第三次回绝：苏共高层领导全部要去“收粮”。

　　

　　1948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到达西柏坡。两个月后，毛泽东非常着急要去苏联，因为有建国的要事与斯大林面谈。7月4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表示要于近期动身前往贵国。

　　

　　毛泽东的这封电报到达莫斯科时，正值共产党情报局刚刚开除了南斯拉夫。斯大林也不太愿意毛泽东出访东欧、东南欧。1948年上半年苏联开始封锁德国柏林通道，以“莫洛托夫计划”对抗马歇尔计划，苏南关系破裂。苏联又因德国问题与美英等闹得不可开交，斯大林当然认为这不是接待毛泽东的最好时候。

　　

　　还有原因，就是斯大林错误地理解了中国的战局，认为中共军队不可能打败蒋介石，苏联要与之打交道的还是合法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实在找不到借口的情况下，以“收粮”为由拒绝毛泽东访苏。要毛泽东推迟到11月底再来莫斯科。

　　

　　毛泽东只好复电给斯大林，将前往苏联的时间推迟到10月底至11月初。毛泽东不解地对奥尔洛夫说，难道苏联把征粮看得那么重要，乃至中央领导人都要去参加吗？

　　

　　

　　

　　第四次回绝：“敌人会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独立的”。

　　

　　1948年9月28日毛泽东再电莫斯科：“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当面向苏联共产党(布)和大老板亲自汇报。我打算据上一封电报所示的时间到莫斯科去。现在暂时先把上述内容做一笼统汇报，请您向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大老板转达。真心希望给予我们指示。”

　　

　　一晃两个月过去了，苏共方面没有回音。由于没有较快地得到回音，11月28日毛泽东发电报说他有“小恙”，且忙于前线战事，要求将赴莫斯科的行期改为12月末。

　　

　　毛泽东本应于11月下旬动向去莫斯科。但是，10月底，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紧接着，淮海战役全面展开，平津战役又在部署中。毛泽东无法按时动身。所以他致电斯大林，请示把访问的时间推迟到12月底。

　　

　　到12月底，毛泽东又一次电报通知斯大林，他计划在讨论1949年战略任务和七届二中全会准备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会议之后访苏，并在1949年春的二中全会之前返回中国。

　　

　　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告诉毛泽东：关于您访问莫斯科事，鉴于以上情况，我们遗憾地认为，您应将行期再推迟一段时间，因为在此情况下您访问莫斯科，敌人会污蔑中国共产党，似乎它不是独立的，而是依附于莫斯科的，这对中共和苏联都没有好处。

　　

　　

　　

　　第五次回绝：苏共认为“统帅不宜离开自己的岗位太远了”。

　　

　　接到电报后，毛泽东又回电：坚持要启程前往。

　　

　　四天后，即1949年1月1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一问题。斯大林说：毛泽东在这个时期来访未必合适，因为他是游击队的领导人，他的到访即使是秘密的，也不可能瞒过公众舆论。他的出访无疑会被西方说成是到莫斯科向苏联共产党领取指示，毛泽东将被说成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这将有损于中共的声誉，而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会乘机反对中国共产党。也许，不久即可成立由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政府。届时，毛泽东就不需隐秘身份，而作为政府首脑正式访问一个邻国。这样，情况就会完全相反，这将提高这个政府的声誉和权威，并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为了不拖延对“已成熟的问题”的讨论，可以派一名政治局委员去中国。

　　

　　于是，苏共政治局做出决定：继续推迟毛泽东赴莫斯科的行期。1949年1月14日，斯大林回电给毛泽东，大意是：我们欢迎您来访，但中国解放战争正处在紧要关头，战斗还很激烈，在这个时候，统帅不宜离开自己的岗位太远了，且路途遥远，安全也得不到保证，如果您有重大问题要同我们商量，我们可以派一位负责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听取您的意见，然后进行协商。

　　

　　1月17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发电报：“我决定暂时不去莫斯科。我们十分欢迎您派一位政治局的同志来中国，可以和我们中央书记处五位同志一起谈许多问题(目前主要是政协问题、联合政府问题、外交政策问题)。”“假如你同意这样做，来的时候以本月底或下月初为适宜。”就这样，毛泽东在建国前赴苏、东欧、东南欧访问的计划，由于斯大林多虑，未能实现。

　　

　　斯大林五次拒绝毛泽东去苏联访问，虽然每次都有不同的理由，其实归根结底还是斯大林对毛泽东还不信任。

　　

　　1945年12月30日，斯大林在和蒋经国谈话时说过：“毛泽东是个独特的人，独特的共产党人。他在农村活动，避开城市，对城市没有兴趣。”他还说：“苏联政府不知道中共的情况。他们也不征求任何意见。”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不满显然集中在毛泽东的不听话和独断独行其是上。

　　

　　蒋经国对斯大林说：“请斯大林大元帅劝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斯大林大元帅的威信会对中共产生影响。”

　　

　　但是，斯大林并不相信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斯大林并不想支持毛泽东对谈判的决策，所以苏联大使馆并不曾出面公开接待中共代表团。斯大林对蒋经国说：“苏联政府从延安召回了自己的全部代表，因为苏联政府不同意中共的行动。苏联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行为不满。中国共产党人未征求过意见。”

　　

　　除了毛泽东的个人作为外，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这种不信任态度源于他对游击队运动的不信任，斯大林认为游击队成不了大气候。

　　

　　斯大林的这种态度随着中共在战场上节节取得胜利，到1948年才稍为发生变化。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在与苏、保、南领导人会见时说：“我也曾怀疑中国人是否能够取得胜利，我建议他们同蒋介石达成临时协议。他们形式上同意我们的建议，而实际上继续干自己的——动员中国人民的力量。之后，他们公开提出问题：我们将继续战斗，人民支持我们。我们对他们讲：好吧，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显然，他们那里基础非常好。他们是正确的，而我们是不正确的。”

　　

　　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真正信任，是到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

　　

　　

　　

　　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苏共中央特派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中国，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河北平山西柏坡进行了长达一周时间的会谈。对于改善两党关系，尤其在减少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疑惑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再次提出访问苏联的要求，斯大林自然没有理由再推托。但是，在1949年春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毛泽东表达了想收回外蒙古和中长路的意愿，而在1949年夏刘少奇访苏时，又提出如何处理1945年中苏条约的问题。这一切都意味着毛泽东访苏时要提出令莫斯科颇难以应付的问题，斯大林不得不考虑采取一些压制手段压住中国领导人的欲望。

　　

　　于是，中苏建交的当天，斯大林没有发来贺电。而建国比中国晚6天的民主德国，在第一时间便收到了斯大林的贺电；中苏建交的公报，中国是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苏联没有在同一天登上《真理报》，而是第二天才登在政府报纸《消息报》上。还有就是苏联派往新中国的第一任驻华大使罗申，竟是国民党时期最后一位驻华大使，而且他还于1949年秋跟着国民党政府迁到了广州。

　　

　　莫斯科指示驻华临时代办齐赫文斯基就罗申出任苏联驻北京大使一事征询中方意见。为此，齐赫文斯基拜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周恩来让他在办公室里稍等片刻，自己到位于不远的毛泽东办公室去了。15分钟后回来通知他说，政府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大使人选，我们将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临时代办戈宝权正式通知苏联外交部。

　　

　　这一时期的种种不和谐音，是斯大林故意制造的气氛，其目的是迫使毛泽东履行1945年苏联与蒋介石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图长期占有在华的特殊权益。

　　

　　毛泽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带着收回国家主权和利益的使命，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访问苏联。

　　

　　12月6日，毛泽东启程去苏联访问，多次想去苏联的愿望得以实现。

　　

　　

　　

　　

　　

　　

 

作者：时光风情　回复日期：2009-10-04　00:00:45　 回复 

　　3

 

作者：风飘啊飘　回复日期：2009-10-04　00:35:30　 回复 

　　mark

 

作者：wwwbak　回复日期：2009-10-04　00:46:12　 回复 

　　

　　马克

　　

 

作者：解结士　回复日期：2009-10-04　15:46:52　 回复 

　　走过

 

作者：指鹿为鹿　回复日期：2009-10-04　16:27:24　 回复 

　　建议在每帖单价的基础上增加薪酬

 

作者：金公羽　回复日期：2009-10-04　16:48:08　 回复 

　　签 阅

 

作者：覃君博　回复日期：2009-10-04　16:50:16　 回复 

　　记号!

 

作者：JY祸国5　回复日期：2009-10-04　16:58:48　 回复 

　　毛....泽....东于1951年5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在历史上分量很重的社论，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文体，完全不同于现今专栏作家的随笔，很多时候社论都是以檄文的面目出现的。

　　　　社论说“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文章还说，“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文章最后指出，“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武 训（1838～1896） 清代平民教育家，今冠县柳林镇武庄人。因在兄姐中排行第七，故名武七，名训则是清廷嘉奖他行乞兴学时所赐。同治七年（1868），武训将分家所得的3亩地变卖，加上历年行乞积蓄，共210余吊，悉交人代存生息，而后置田收租。他唱道：“我积钱，我买田，修个义学为贫寒。”

　　　　光绪十二年（1886），武训已置田230亩，积资3800余吊，决定创建义学。光绪十四年（1888），花钱4000余吊，在柳林镇东门外建起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他亲自跪请有学问的进士、举人任教，跪求贫寒人家送子上学。当年招生50余名，分蒙班和经班，不收学费

　　

　　山东巡抚张曜闻知武训义行，特下示召见，并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另捐银200两，同时奏请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匾额。清廷授以“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其名声由此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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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回头看看,其实建国初期毛泽东的对所谓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敏锐的.

　　

　　武训是什么?是乞丐

　　靠乞讨来办学.他的办法是下跪.给有钱人跪给当官的下跪.老爷们行行好.官人们行行好好

　　一个革命的党宣传武训的目的何在?

　　想让百姓学他对不平等不合理的社会去下跪乞讨平等吗?

　　

　　在中国的历史中,凡是革命党在初时未成功之前都是推崇都是要当武松而反对武训的.同样的这些人凡是上台后又推崇武训而反对武松起来.说到底是有了些利益有了些权力.因而转身与试图当起西门大官人了

　　武松让他们感到了危胁而变得面目可憎起来.

　　

　　但是别忘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公平所有的平民权力所有的平等

　　没有一个是武训要饭要来的而都是武松们一双手打出来的.

　　

　　甚至于从根本上来说,武训是由于有武松而存在的.没有武松武训不可能从老爷手中要到一个铜板.没有穷孩子造反的压力地主会去办学??

　　

　　鼓吹武松还是鼓吹武训是一个革命者和一个官僚的根本分别.而毛在武训传中敏锐的看出了问题,看出了一群革命者的蜕变.

　　

　　这点就是建国初那此争论的本质

　　

 

作者：王先金　回复日期：2009-10-05　17:38:53　 回复 

　　

　　 第三章 毛泽东首次访苏 (2)

　　

　　 王先金 编著

　　

　　

　　

　　 毛泽东准备访苏

　　

　　

　　

　　 毛泽东酷爱走动，但却不喜欢出国。他一生只出过两次国，都是去苏联。第一次是在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27日，第二次是在1957年11月。

　　

　　 毛泽东想去苏联，几年前就定下了，当时苏联并不那么欢迎他，但是他决意要去。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苏联从未支援过中国共产党，所有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都是给国民党政府的。对此，毛泽东不可能没有想法。

　　

　　 抗战胜利后，斯大林多次劝告中国共产党，不能再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好像内战的责任在中共方面。

　　

　　 斯大林和苏共不少人士对王明十分赞赏，情有独钟。

　　

　　 所有这些，都引起了毛泽东的疑虑和不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2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从莫斯科拍来了新中国收到的第一份外交贺电：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10月16日，苏联派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罗申在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主席递交了国书。

　　

　　 11月的一天，毛泽东把周恩来等领导人请到自己的住处，正式商谈出访苏联，会晤斯大林事宜。

　　

　　 11月10日，周恩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正式向他提出：毛泽东主席准备去莫斯科参加斯大林寿庆活动并进行访问。

　　

　　 在此之前，中央曾请苏联专家组负责人柯瓦略夫通知斯大林，毛泽东主席将访问苏联。11月9日，中央又致电王稼祥大使要他转告苏方，毛泽东主席何时访苏请斯大林决定。“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12月初动身去莫斯科。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邀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斯科后再决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斯大林酌定。”

　　

　　 斯大林很快回了电报，欢迎毛泽东访苏。

　　

　　 11月12日毛泽东复电斯大林：

　　

　　菲里波夫同志（斯大林的代号）：

　　

　　 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12月初旬动身。同时请你允许柯瓦略夫同志与我一道去。他已对苏联专家的工作作了安排，他去不会影响工作。

　　

　　 毛泽东

　　

　　 1949年11月12日

　　

　　决定出访后，毛泽东向警卫处长汪东兴交代说：“新中国刚刚成立，社会情况很复杂。这次出访苏联一定要保密，不要做宣传。沿途的警卫工作你去找聂荣臻、滕代远、李克农、罗瑞卿等同志商量着办。”

　　

　　滕代远时任铁道部部长，他向周总理汇报：“首先，要纯洁内部，对沿线铁路职工进行大审查，大调理，大清理……”

　　

　　周恩来点点头说：“好，我再送你几句话：党委挂帅，全党动员，精心部署，分段负责，严格保密，内紧外松。”

　　

　　这次出访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最重要的外事活动之一。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下，罗瑞卿、滕代远、杨奇清等同志负责毛泽东主席出访的安全保卫工作。

　　

　　 周恩来根据国际惯例，指示为毛泽东制作黑色中山装和黑色皮鞋，但是毛泽东不知为什么不喜欢黑色服装而喜欢灰色中山装，周恩来知道后便指示叶子龙等为主席制作黑色和灰色各两套，共四套礼服。毛泽东不安地说：“做新衣服太多了，如果在西柏坡就不会做这么多。花钱不少啊！我毛泽东也开始浪费了！你们记住今后不能再做衣服了，这些衣服够我穿一辈子的了。”

　　

　　

　　

　　

　　

　　 “镇压这个反革命”

　　

　　

　　

　　 当月的一个晚上，靠近天安门南池子一带的一处两进院落里的一间小屋里，不时传来阵阵“滴滴嗒嗒”的声音，国民党保密局潜伏在北京的特务计兆祥，探听到毛泽东要坐火车去苏联访问的消息，就立即向台北国民党保密局拍发了密电，报告这个重要情报。

　　

　　 位于中南海一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情报部反特监听台，也正全神贯注地监听。他们破译出潜伏特务向台湾国民党保密局报告的毛泽东将访问苏联的情报。

　　

　　 值班的军委领导接过破译的电文后，当机立断，马上向毛主席报告。毛泽东看到这份报告后，立即在文件上批示：

　　

　　公安部：

　　

　　 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

　　

　　 毛泽东

　　

　　 冬日的傍晚，中南海西花厅的灯又亮了。

　　

　　 “报告！”秘书走进来，对正在伏案审阅文件的周恩来总理说：“罗部长和杨副部长他们来了。”

　　

　　 周恩来合上手中的文件，望着进来的罗瑞卿和杨奇清，说：“怎么样，我们把情况再凑凑？”

　　

　　 “根据总理的指示，我们一个省一个省抓了落实。”罗瑞卿有条不紊地汇报道，“首先组织部队对沿途匪患进行清剿，特别是东三省境内，清剿工作已经搞了几个回合；同时，由总参谋部调动部队护路。北京、天津、山海关，一直到满洲里，对可疑人员，允许哨兵严加盘问，必要时扣留送上级审查。”

　　

　　 周恩来说：“好！”少顷，又语重心长地说：“对主席的安全保卫，我们一定要做到一丝不苟，不能有丝毫大意。我们面对的是穷凶恶极的敌人，各种危险都要估计到。”

　　

　　 周恩来又问杨奇清：“侦破国民党那个潜伏电台的工作进展如何？”

　　

　　 杨奇清回答：“正在全力组织侦破，请总理放心，我们保证在主席回国前清理掉这个隐患！”

　　

　　

　　

　　

　　

　　 祝贺斯大林70寿辰的礼品

　　

　　

　　

　　 一天，毛泽东问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出国的礼品选好了吗？”

　　

　　 杨尚昆说：“选了一些，江青同志正在帮我们一起选。”

　　

　　 毛泽东听了，脸色顿时就沉了下来：“赠送礼品，你们和外交部礼宾司选就行了，为什么要江青和你们一块选？不要她插手，她也不懂，你们选的让恩来定就行了嘛。”

　　

　　 杨尚昆连忙解释道：“主席，这是我们找江青同志帮助办的。”

　　

　　 毛泽东挥了挥手，口气依然严厉：“你们不要找她，她不懂这方面的事，这是和外国人打交道。”

　　

　　 杨尚昆继续解释：“江青同志最近刚从苏联回来，有些情况可能比较了解。”

　　

　　 毛泽东真动了气，声色俱厉：“你们怎么非她插手不可呢？”

　　

　　 杨尚昆见毛泽东如此生气，只好按毛泽东的意见办。

　　

　　 毛泽东为何对江青插手选礼品如此生气，真令人费解。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岁的寿辰。毛泽东极其重视这次莫斯科之行，对所带寿礼做了特别研究。这份礼品送出的时间是1949年12月20日至22日，这份寿礼中既有富有中国物色的珍藏工艺品，如大元帅丝织像、清代蓝花瓶、景泰法烧蓝茶具、象牙雕刻的大花瓶和龙船等，也有上等绿茶、祁门红茶、龙井，甚至老百姓家中的百菜、大葱也榜上有名。最显眼的就是胶东白菜、莱阳梨，北京附近产鸭梨，还有山东大葱。而且，蔬果中哪一种是“颗大”的，哪一种是“绿色”的，哪一种由“四荆条篓装”等，都标得清清楚楚。

　　

　　 新中国政府当时之所以选择了山东大白菜、萝卜、大葱等“特殊”的礼物，主要是想拉近距离，让斯大林有一种亲切感。

　　

　　 同时，国内大量的庆祝活动，也在传达一个向苏联靠近、请求“苏联老大哥”在经济等各方面予以援助的声音。

　　

　　 毛泽东的亲自出访向苏联发出了一个“亲近苏联”的信号。这也是后来我们“一边倒”政策的开始。

　　

　　 我国祝贺斯大林70寿辰礼品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礼品目录

　　

　　 大元帅丝织像二帧

　　

　　 清代蓝花瓷花瓶一对

　　

　　 景泰法烧蓝茶具两套（共十件）

　　

　　 烧瓷寿盘一对

　　

　　 象牙雕刻大花瓶一件

　　

　　 象牙雕刻宝塔一座

　　

　　 象牙雕刻龙船一双

　　

　　 象牙雕刻球三个

　　

　　 象牙雕刻八仙人一套

　　

　　 象牙雕刻女英雄一对

　　

　　 祁门红茶、上等绿茶、龙井茶

　　

　　

　　

　　 中国人民解放军礼品目录

　　

　　 大元帅丝绣像一帧

　　

　　 大元帅陶瓷像一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礼品目录

　　

　　 大元帅像陶瓷盘十个

　　

　　 江西景德镇五彩瓷家具两套

　　

　　 （每套九十九件）

　　

　　 中国农民所献特产蔬菜果品

　　

　　 山东胶东产白菜颗大

　　

　　 山东济南产平顶尖根较小

　　

　　 山东莱阳产梨绿色（四荆条篓装）

　　

　　 鸭梨北京附近产

　　

　　 雪梨北京附近产

　　

　　 天津萝卜绿皮细长

　　

　　 山东萝卜绿皮颗大

　　

　　 绿皮圆形红心萝卜北京产

　　

　　 大葱山东章邱县特产

　　

　　 小金橘江西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