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海德堡大学：一个思辩之地

　　哲学所能给予的自由

　　海德堡大学：一个思辩之地

　　◎苗炜  摄影◎于楚众

　　1806年秋天，耶拿大学城，照常理说，大多数学生和教师此时都应该为新学期做准备，但这一年，学校暂缓开学。拿破仑的军队已经逼近，在大学图书馆的阶梯上能听到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法国侦察兵来到城里，在学生酒吧停下来喝上几杯，偶尔也会和当地居民聊上两句，有很多居民都欣赏那个新的法国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战争迫在眉睫，有个年轻的哲学教员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叫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在耶拿战事打响前一天，他那本艰深的《精神现象学》初稿完成。在黑格尔看来，人本质上是精神的主要体现，精神通过我们进行活动，利用我们为它的目的服务。一本通俗的哲学教材这样解释：假如你是某个球队的球迷，为它疯狂加油，你会被一种精神感染，就好像某种东西牢牢抓住你，这里的“精神”并不是什么异己力量，而是你在赛场上与他人同样感受到的情感联系。把这种状态扩展到全人类，扩展到你作为人类一分子所感受到的那种精神，扩展到你对生活的热情，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精神”的意思了。它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大，又不是某种异于我们的东西，对黑格尔来说，这就是上帝。

　　我们的“世界大学封面报道”就是一次“精神之旅”。在2009年的剑桥大学、2010年的麻省理工学院之后，我们应该去哪里呢？各式各样的现代大学都可以追溯到三种原型：英国式大学，法国式大学和德国式大学。黑格尔在耶拿大学和海德堡大学的经历能说明德国大学的某种特性：德国学者通常就是一名大学教师，德国的思想家和研究者不仅要著书立说，还是与学生面对面交流、授课的教师。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等，主要是作为大学教师来影响他们所处的时代的，他们的很多著作是在去世后出版，一般由他们的讲义和笔记整理而成。康德也是大学教授，在他眼里，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都体现了统治者的意志，和对于信仰、法律及身体的控制。但哲学院不同，理性在本质上是自由的，因此哲学院独立于政府的意志，享有评判一切的自由。康德的思想类似“君子不器”，认为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的学生不过是政府的工具，这三个学院低于以理性为依归的哲学院。

　　弗里德里希·包尔生著有《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一书，他这样说：“在德国人的一生中，那些在大学里的岁月总是非常重要的，由于教授的影响而决定学生一生思想倾向的情况并不少见。对于学者和研究者们自身而言，这样一种关系也是愉快而有益的，与年轻人密切接触，使他们延长了自己的青春岁月。听众的存在还使得教师总是专注于那些最本质和最普遍的东西。德国思想家的哲学化倾向，其实是与这样的一个事实相联系：在德国，人们创造知识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口头传授，这是与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不相同的。在德国，学习为全民所高度重视，科学的伟人曾经为我们的年轻一代面对面讲过课，而大学自身也期待在他们之后能够人才辈出。这些伟人们具有超凡的力量，其秘密在于他们能够聚拢和维持这个国家的前沿精神，而且，只要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就能稳固他们在德国人民中业已赢得的崇高地位。”

　　德国大学的一个为人津津乐道的现象是“Bummelstudenten”。这个词指那些不毕业的学生，德国高校会允许他们拖延多长时间呢？据说，目前最长的一位是基尔大学的医科生，他是54年前开始上大学的，学了108个学期。席勒在1789年谈到过两种治学态度，一种是为谋生而求学，一种是为学术而求学。席勒倡导后一种，他认为，那些掌握着科学这一高贵的武器却无高尚的追求的人是悲哀的。由此在德国的传统中，国家对大学权力的放任使得学术自由超出了一般理解的“自由”，使得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产生一种特权意识，并以追求知识为荣，学术不是达到世俗目的的手段。尽管这些永远不毕业的学生是个例，更多人走出校门成为社会精英，但人们喜欢这样的故事，永远待在校园里读书好像是我们的一种白日梦。

　　另一个好事情是大学之间的自由转学之风，这使得德国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关系完全是自由的，老师和学生一起去拓展真理的疆域，那些教授担任领导者的角色，但他们的地位并不是高踞在学生之上。每个学生不仅可以选择大学，还可以选择教师，如果他不愿意跟随那些教师，他随时可以离去另觅他处。在洪堡看来，任何实用性的学习会使人偏离通向修养的征途，唯有探求纯科学的活动才能达到修养的彼岸。老师和学生共同要遵守的原则有二：一是宁静，二是自由。对学生而言，大学的意义在于使他“在中学和步入生活之间，在具有许多教师和学生的地方把数年的岁月完全地用于科学的思考”。如此说来，大学更像是一段通向修养的时间，而不是一个教学楼和宿舍组成的空间。

　　不过，现在，席勒和洪堡的观念已经都是一种美丽的过去了。如今的德国大学无可避免地正在进行艰难的改革。所谓“博洛尼亚改革”是1999年7月在意大利提出的，主张在2010年建成欧洲统一的大学教育区，使46个国家之间拥有统一的学制和互相承认的学位。如今全欧洲已有80%以上的大学参与了这项改革。这是欧共体思路在教育上的延伸，但这种教育的统一远不如货币统一那么简单。《明镜》杂志报道说，德国大学正在经历这样一场革命：更快、更简单、更实用。学生们在哀叹课业繁重，教授们抱怨太忙，这些变化就发生在这10年之内。在“注重实际”的口号下，许多专业的学生只要6个学期就可以毕业，20岁就可以走上工作岗位，这比以前的平均年龄早了3到4年。埃尔福特大学的校长斯坦伯格说，传统的德国大学教育不以职业功用为目标，“博洛尼亚改革”等于是对德国大学传统的全盘否定，所谓的造就经济精英，就是在德国生产华尔街的高端人才，可是这种生产，其实德国大学完全不熟悉，这是拿学生和大学的未来在赌博。哈尔威登堡大学的校长帕斯特纳克也说，这是德国大学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大学教育应该有明确的职业目标，按这样的目标，学生们必须被学分制从一个教室赶向另一个教室，大学就会像中学一样。而整个社会都强调效率，落实到大学，校长们就会变成CEO，考虑如何从国家那里得到更多的拨款。

　　那些让德国大学为人乐道的优点，在这个效率至上的世界中都变成了缺点——过低的毕业率，许多学生一直在学校赖着，学习的内容和社会企业要求脱钩，毕业生年龄太大等等。激烈的改革企图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沃尔夫·辛格由此说：“消除一个科学家创造性的最好办法就是在他上学的时候推行所谓的博洛尼亚改革。”其实，这种改革没有取得想象中的效果：从2003到2010年，辍学率并没有明显减少，也就是说，所谓的“漫游”、“闲逛”的大学学习并不是辍学率高的根源。一位卡尔斯鲁厄大学的德语文学毕业生去找工作，结果雇主对他的学士学位十分不屑，说他们这种速成的学位简直就像是肄业证书一样。德国社会对于知识的要求其实很难改变。博洛尼亚改革前的德国大学教育系统里，90%的化学硕士会读博士。这也让新生的化学学士在职场上无所适从，许多职位仍然只是为硕士预留的。

　　2006年开始，德国为了提高德国大学的竞争力，分两批评选了9所精英大学，对这些大学将重点资助，尝试按英美模式将它们做强做大，以便和英美竞争。2006年底，3所精英大学出炉：慕尼黑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和卡尔斯鲁厄大学。第一批评选未能入围而愤愤不平的海德堡大学校长彼得·侯梅霍夫说：“人们习惯于说精英是一个脏词。”2007年底公布了第二批6所精英大学：亚琛工业大学、海德堡大学、弗赖堡大学、哥廷根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和康斯坦茨大学。这个评选在德国高等教育史上形成转折的意义——长期以来，按德国传统，德国一直不设重点大学，一直强调大学一概平等，即所有大学都应提供同等质量的教育。

　　按照目前世界通行的大学评判标准，在全球学术界享有盛名的德国大学无法获得靠前的排行，在世界大学排名前50名中连一个位置也占不到。这引起了德国各界的普遍担忧。许多德国人由此才支持激进的改革，认为该采取激进的措施，让德国高校与英国特别是美国的高校一决雌雄。德国高等教育专家因此认为，联邦政府设立重点大学能够集中利用资金，吸收最好的教师、科研人员以及最好的学生，以达到世界性的“精英大学”标准。但我们思考的，恰恰是另一个问题：即大学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如果德国的大学，如海德堡，都转向了实用主义的精英教育道路，德国还能产生黑格尔，产生马克斯·韦伯，产生雅斯贝尔斯或者哈贝马斯吗？

　　“一切高等教育的任务是什么？ ——把人变成机器。用什么样的方法？——他必须学会厌倦自己。”这是尼采当年在《偶像的黄昏》中写下的批评。他追随布克哈特到巴塞尔大学，聆听布克哈特有关希腊人和希腊历史的演讲时，肩负的是另一种责任：“抚养自己长大，把自己教育成有理解力的人类，懂得做真理和精神世界的奴隶无上光荣，进而从这种知识中探知我们作为公民的真正责任。”

　　200年前，洪堡所主张的大学理念构成的德国大学精神，或许恰是当今我们在思考种种高等教育弊端时特别需要反思的。洪堡当年提出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等理念。他1809年担任普鲁士内务部教育厅厅长，在为期仅16个月的任职中，推广了自己的办学理想。他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观，才明确提出，大学的任务，除了对科学的探求，就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费希特是柏林大学第一任校长，他随后的主张，大学应该是“一个科学地运用理智的艺术学校”，其学术任务是“对世界的进一步创造”。而要获得创造的灵感，就需要宁静和自由的环境。“洪堡的教育”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不仅是一项针对未来的投资，无数青年人进入大学，再走出大学，接受的是智力生活的训练，用黑格尔的话说：“认识你自己——无论我们是就其自身，还是就其首次提出时的历史背景来考察——并不只是增进关于个体自我的特定能力、性格、偏好和弱点的自我知识。它所要求的知识是关于人的真实实在的知识，关于把精神当做真实的、本质的存在的知识。”

　　或许我们对黑格尔这段拗口的话有点儿不得要领，那我们不妨再来一段。《精神现象学》里有这样一句：“绝对知识或知道自己为精神的精神，必须通过对各个精神形态加以回忆的道路来达到，即回忆它们自身是怎样的以及怎样完成它们的王国的组织的。”

海德堡：哲学家路过之地

　　海德堡：哲学家路过之地？

　　“以一种宁静而有限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并对所看到的世界感到满足，对于求知事物的渴望，以及对各种限度的疑问——所有这些都是哲学。”

　　记者◎陈赛

　　哲学家小路

　　哲学家小路是一条很美的山间小路，正对着海德堡的老城区，中间隔着一条内卡河——德国的诗人之河。

　　海德堡大学的哲学教授安德里亚·凯莫林(Andrea Kemmerling)，说他年少无知时，被一些愚蠢的问题迷惑，开始亲近哲学，幸而得以通往真正的问题。“这是一个心灵治愈的过程。在阅读的过程中，思维越来越清晰，忘记愚蠢的问题，面对真正有趣的问题。”

　　我问，愚蠢的问题是指哪些？教授笑而不答。

　　在哲学家小路上散步的时候，我不禁想到那些曾经迷惑我的问题，比如爱情、死亡、宇宙的奥秘、人生的意义等等。有人警告过我，向一位职业哲学家追问人生的意义，会招人笑话，这是一个太大而无当的问题。另外，非得跑到哲学家小路上思考哲学吗？如凯莫林教授所言，小路是用来散步的，不是用来思考的。真正的哲学思考需要纯净而强大的专注力，需要桌子、纸和笔。

　　凯莫林教授是个有趣的老头。刚到海德堡那天晚上，我们被邀请参加哲学系教授的一次聚餐。一大桌子哲学教授高谈阔论，一顿饭吃了3个多小时。凯莫林教授风趣幽默，烟酒不忌，雷司令喝了一杯又一杯，一双锐利的蓝眼睛时时闪烁着恶作剧似的嘲讽之色。我们谈论啤酒、德里达、艾未未、海德堡一家餐厅的美味牛肚。几天后，面对面采访，他却换了一副庄严的教授风范，说出来的话都是一丝不苟、逻辑严密的长句，透着德国人特有的学究气。他是分析哲学的大行家，也研究哲学史，但他拒绝与我谈论他的研究。因为他认为，无论分析哲学，还是笛卡儿，都不是三言两语能向一个门外汉解释清楚的，任何简单的解释都只能是虚伪的陈词滥调。

　　哲学家小路是一条很美的山间小路，正对着海德堡的老城区，中间隔着一条内卡河——德国的诗人之河，如银色曲线一样缓缓折向远方。一座古朴的老桥跨河而过，歌德曾赞：“从此地远眺的景色远非世上任何一座桥所能企及。”

　　当然，此桥已非彼桥。“二战”快结束时，盟军没舍得轰炸海德堡，但德国人自己炸毁了包括这座古桥在内的几座桥梁，大约是为了阻止盟军的进攻。战后，海德堡市民发起重建，新石桥于1947年6月建成。

　　“海德堡就是这样，很多东西看似很老，其实没那么老。”海德堡大学的地理学教授兼校史专家彼得·默斯伯格(Peter Meusburger)教授告诉我：“这个城市一次次到达顶峰，又一次次被摧毁，旧人散去，新人又来重建。”

　　夏日清晨的空气清澈明净，极目远眺，老桥、古堡、尖塔、河流，华严世界，尽收眼底。再往前走，渐渐进入森林，气象逐渐开阔。森林里光线瞬息多变，随便挑一张山间长凳上长坐，闲看青山白云，倾听对岸教堂的钟声，突然想起在哪本书里读到的卡尔·雅斯贝尔斯(Carl Jaspers)的一句话：“以一种宁静而有限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并对所看到的世界感到满足，对于求知事物的渴望，以及对各种限度的疑问——所有这些都是哲学。”

　　雅斯贝尔斯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他从小多病，身体孱弱，与他人之间难以逾越的距离感，以及面对世界的恐惧感，是贯穿他一生的基调。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哲学的任务不是去说明客观世界的意义，而是对人的探究，引导人们了解自身生存的本质与真相。

　　雅斯贝尔斯年轻时游历甚广，但绝大部分的求学时光是在海德堡度过的。他不觉得自己的智力足以成为一名哲学家，于是先学法律，后转为学医和精神病学，因为觉得这两门学问可以帮助他理解生存之谜，认识自然与人的本质。毕业后，他在海德堡大学讲授心理学，38岁那年才成为哲学教授。因为不是科班出身，他在海德堡哲学界一直处于边缘状态。但“二战”后海德堡学术重建，他是文科的领袖人物，殚精竭虑，力图恢复一个世界的秩序。

　　有人说海德堡是一个“路过之地” ——由于地处南北交界，往北有马堡、柏林，往南有图宾根、弗赖堡，都是哲学重镇。作为历代大哲学家的必经之地，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海德格尔都盛赞过海德堡的美丽，或者在这里停留过，但这里都不是他们的归宿。即使雅斯贝尔斯，他的一生与海德堡如此难分难解，终究也在晚年离开海德堡，去了瑞士的巴塞尔大学，并在那里终老。

　　根据伽达默尔《哲学生涯》的记载，在他离开海德堡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街的斯科特书店还展示着一张小板凳，雅斯贝尔斯每周都要极其严格和认真地抽出一个上午的时间来书店，就坐在那个小板凳上把新出版的所有书都翻一遍，离开时每次都挑走一撂子书。

　　除了康德一生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乡之外，德国的大小哲学家似乎都是在不断迁徙之中。从中世纪开始，德国学者之间就有游学之风。他们相信，旅行是学习的一种重要方式。所以，整个德国大学系统就是一个流动的驿站。康德的柯尼斯堡、黑格尔的柏林、尼采的魏玛、海德格尔的弗赖堡，伽达默尔的海德堡……哪里有大师，哪里就是哲学的中心。为了追随名师，学生们经常在不同的大学和城市之间辗转。

　　在中国，很难想象一个学生能够随随便便从北大转到复旦，或者从南开换到中山大学。但在德国，一个学生在求学期间换几所大学很正常，有时候为了追随心仪的导师，有时候仅仅为了换个城市生活。不像法国，一切最好的都在巴黎，德国的城市无论大小，都有一些独特的好处：慕尼黑有十月啤酒节，而且离意大利很近；柏林有更好的音乐、博物馆和夜生活；弗赖堡和海德堡城市虽小，却有漂亮的建筑和森林，随处可见年轻人。天气也是很重要的考虑因素，校史记载，19世纪海德堡夏天的学生总是比冬天多，就因为这里的夏天长而迷人，晚上21点还可见晚霞满天，而冬天阴冷难熬，不到下午16点天就黑了。

　　虽是旅游旺季，但到哲学家小路散步的人不多，只偶尔有结伴跑步的大学生，或者郁郁独行的老人经过。我想象着几百年来在这条小路上走过的人，因为各自思想、心性与境遇不同，眼中的世界是多么的不同。

　　因为海德堡，我第一次意识到“看”是一个多么神奇的词。德国古典唯心主义(Idealism)中的idea源于拉丁语idere，意为“眼见为实”。整个西方启蒙的思想都是沿着idere的概念，通过光，事物被呈现，被认知，成其所是的过程。强调“眼见为实”，即已暗含了人的主体性和主观性——若没有“我”，没有思维之光，世界只是一片蒙昧不清；而在此之前，人类只能“耳听为虚”，倾听上帝的教诲。

　　来德国之前，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王歌老师给我上过一堂哲学课。她说，“启蒙”的全部精髓可以归结为康德的一句话：人的职责是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性。康德之前，人们问：世界由什么构成，本体是什么？康德之后，问题变成：我们怎么能看到时间，看到空间？牛顿认为，时间空间就是上帝；康德则说，时间空间是主观形式，是人所具有的能力。世界之所以是这样的构成，取决于你的认知能力，取决于你的范畴，取决于所有的智性能力。如果人再加一种能力，也许就能看到X间。

　　我想起去年在剑桥大学采访天体物理学家马丁·里斯时，他有非常相似的见解，甚至专门为此写了一本书——“也许这个世界存在一些非常重要的真相，是超出人类的理解范畴的，比如，我们通过望远镜所能观察到的宇宙，可能并非全部的物理事实。很可能有另外的完全不同的空间维度，被完全不同的法则所规定，但我们无法感知或理解，就像一只猴子不可能理解量子物理学一样，只能留待后人类，或者超人类，他们也许会拥有更加高级的智慧，能理解这些东西。”

　　很奇妙，隔着200多年的时空，发现一个哲学家与科学家如此强烈的共鸣。当然，在康德的时代，他就是一个科学家，他的“星云假说”是关于天体起源的，而牛顿的伟大著作叫《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

　　在海德堡听到这么一个故事，很能说明近代以来哲学家与科学家之间的隔阂之深：纳粹时期，雅斯贝尔斯在困顿之中曾托人请爱因斯坦代为斡旋，在普林斯顿大学求个教职，爱因斯坦却迟迟不肯，因为他觉得雅斯贝尔斯的哲学与黑格尔的哲学一样，都是“醉汉的胡言乱语”。

　　在人类知识的探求上，现代经验科学追求的是知识的确定性和可控性，它能给我们一个肯定的，没有争议性的答案，一个安全的研究结果。哲学却不能。任何一门科学，只要关于它的知识一旦可以确定，这门科学便不再称为哲学，而变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比如物理、天文、化学、生物，甚至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那么，“哲学”作为一门学问还剩下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几千年了，为什么还要为了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争论不休：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存在的本质？身体和心灵的关系是什么？

　　“这个世界永远会有一些人，天然地被这些问题吸引、迷惑，尽管他们心里清楚，这些问题很可能没有答案，或者超出了他们的智性能力。”凯莫林教授告诉我，“但这些问题如此重要，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种努力就将持续下去。”

　　“从某种角度来说，哲学跟象棋很像。象棋的历史够久远了，人们发明了关于象棋的各种理论，这些理论变得越来越具体和复杂，但今天的象棋大师未必超出古代的象棋大师。在这一点上，哲学也是一样的状况。哲学家的工具越来越先进，思维越来越精密，但对于那些古老的哲学问题，今天的哲学家未必能比柏拉图给出更好的答案。”

　　这可能是哲学与科学最大的区别——经验科学的知识是不断前进的，物理学的洞见可以锁定在数学公式里，代代相传，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今天的物理学家比牛顿、爱因斯坦懂得更多；但哲学思想却是难以固定的，很容易在时间的流逝中遗失，就哲学的核心问题而言，康德可能比今天的哲学家懂得更多，思想更深刻。所以，哲学必须不断地回到经典。

　　伽达默尔，现代阐释学之父，曾经忠告他的学生：如果要走上哲学之路，不能从海德格尔开始，而至少要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今天在海德堡哲学系，最核心的学术训练仍然是在经典哲学文本的精读与讨论中完成的。通常是讨论课(Seminar)的形式，老师带领学生阅读经典文本，逐字逐句地讲解，澄清概念，疏通论证逻辑。

　　精读精到什么程度呢？

　　一本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者笛卡儿的《第一哲学沉思录》可能要读上一个学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恐怕要两年。三四本著作读完，本科学年也差不多结束了。

　　“一本哲学经典，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是看不懂的。不是说你看不懂文字，而是你的思想不够专注，不够精密，捕捉不到很多细微的变化。这是哲学学习中最为艰苦的基础训练，没有这种训练，读再多的哲学书也没用。”凯莫林教授的助教蒋运鹏告诉我。

　　“但是，一旦进入状态，你会发现思维的训练过程是充满乐趣的。”他补充道。

　　这让我想起苏联作家阿尔森·古留加在《黑格尔传》中提到的一个叫鲍里斯·乌克斯库尔的俄国骑兵上尉。这位年轻军官打败拿破仑之后，追女人也追腻了，于是跑到海德堡，要追随黑格尔学哲学。受到黑格尔的亲切招待之后，他立刻跑到书店，把哲学家所有的书都买下来，却发现一句也读不懂。他越是努力，越莫名其妙。他去听黑格尔的讲座，却连上课的笔记都看不懂。于是他又去找黑格尔诉苦，哲学家耐心倾听，劝他先自修代数、自然科学、地理和拉丁文。据说他第三次来请教黑格尔时，教授对这个学生的勤奋和学识非常满意，才引导他真正研究哲学。后来，乌克斯库尔在俄罗斯当外交官，无论走到哪里，总是随身携带着黑格尔的《逻辑学》。

　　目力好的人，能从哲学家小路上眺望到黑格尔当年居住的那条小街。

　　黑格尔在海德堡大学教过两年书，据说最喜欢在这条小路上一边散步一边思考。从他在普洛克街的家走到这条小路，大概需要20分钟，但不知当年哲学家眼中是否真有这些风景。他一贯的人生态度是：“人的性灵应当超脱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而虚心接受那真的、永恒的和神圣的事物，并以虚心接受的态度去观察并把握那最高的东西。”

　　19世纪，法国人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曾经这样描述德国人对于精神世界的迷恋：“在精神文明方面出的力，谁也比不上德国人：渊博的考据，哲理的探讨，对最难懂的文字的钻研，版本的校订，字典的编纂，材料的收集与分类，实验室中的研究。在一切学问的领域内，凡是艰苦沉闷，但属于基础性质而必不可少的劳动，都是他们的专长；他们以了不起的耐性与牺牲精神，替现代大厦把所有的石头凿好。”

　　至于为什么，他的解释是：“他们身上，理智的力量大得多：因为外界的诱惑比较小，内心的爆炸比较少。而在外界的袭击与内心的反抗较少的时候，理性才把人控制得更好……”

　　有时候，德国哲学家如此执著于对世界的本质追根究底，给人感觉简直就是一群完全与现实脱节、毫无生活可言的呆子。就像康德，他一生不曾离开自己出生的城市，从来没有碰过一个女人，每天在同一时间开动大脑里某个思想机器的小齿轮，50年不变。他的早餐只有两杯茶和一袋烟斗，晚上干脆不吃饭。而且他的茶，据某位学者考证，只是点缀着几片叶子的薄茶，而烟斗也是用来抽成真空的……

　　但正是这群尘世中人眼中的呆子，以强大的抽象能力，创造了一个个离现实那么遥远的概念世界——康德的“物自体”、黑格尔的“世界精神”、谢林的“自然”、叔本华的“意志”、海德格尔的“此在”……却又直指现实世界的症候，为现代人的精神生活设定最基本的价值观。这得需要多大的创造力？

　　为了不至于走火入魔，我决定把这些概念先都搁置起来。正如凯莫林教授一再告诫的，拥有一点点肤浅的哲学知识是危险的。

　　安东·科赫是我们在海德堡拜访的第二位哲学教授。他今年60多岁，很瘦，穿一套浅灰色的西装，一头短短的白发，蓝眼睛，耳朵很有特点，很尖很长，像《指环王》里的精灵族人。他身上有一种纯净的书卷气，在德国教授中很常见，但他的随和却很罕见，据说他喜欢招世界各地的学生，对中国学生也很有好感。

　　与雅斯贝尔斯一样，科赫教授也是在海德堡度过他绝大部分的学生时代。当时正值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学潮汹涌，柏林、海德堡、法兰克福闹得最凶，学生们整天为政治争论不休、打架、谈恋爱，但那仍然是海德堡哲学系的最好的时代之一——伽达默尔虽已退休，但仍作为荣誉教授留在海德堡，偶尔也给学生上课，但更多是邀请各种思潮的人物来海德堡演讲和讨论。那时候，哲学系除了逻辑课是必修之外，学生们享受着绝对的自由，他们可以去旁听任何教授的课，参加任何讨论课，完全跟随自己的兴趣走上哲学之路。

　　科赫教授的席位曾经属于雅斯贝尔斯和伽达默尔。不过，三代人从事哲学的方式完全不同。雅斯贝尔斯从心理学进入哲学，伽达默尔被历史吸引，科赫教授则更多被数学吸引。多年来，他一直试图利用分析哲学的工具来探究形而上学中的“现实”(Reality)问题。

　　“‘现实’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不是当下的现实，而是已经存在了亿万年的现实。通过深刻而清晰的思考‘现实’，我希望揭示‘现实’的深层结构，以及真实(Real)到底意味着什么？”科赫教授说。

　　我再次意识到自己与哲学世界之间的隔阂。比起科学，以哲学的纯粹、抽象、非经验，恐怕更难找到一种方式与普通人交流。年轻的时候，谁不曾疑惑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谁不想知道，真实意味着什么？但更舒适的方法难道不是去旅行、交朋友、阅读美妙的书、观赏艺术？

　　科赫教授的办公室朴素而整洁。一面书墙，一张书桌，几把椅子，便是全部。从洁白的百叶窗望出去，就是海德堡老城的中心——大学广场。夏天是海德堡的旅游旺季，广场上人流熙攘，狮子喷泉静默不语。500年前，马丁·路德曾在这里进行过一场被后人称为“海德堡之争”的神学大辩论。他提倡信徒自己阅读《圣经》，自己解释《圣经》，抨击罗马教廷的绝对权威，主张教义必须与科学相结合，在欧洲大陆播下了自由和批判的种子。

　　“与英美哲学相比，德国哲学始终有一种反自然主义的倾向，正是因为在德国，确切地说，在欧洲的德语国家，启蒙的传统更多是从神学内部发生的，而不像法国和英国，是作为神学的对立而出现的。” 科赫教授告诉我。

　　从17世纪开始，德国神学家开始对基督教教条进行有效的“去神秘化”，从而将神学变成一种历史与哲学科学(在德国，人文科学也被称为“科学”，即“精神科学”)。他们把《圣经》视为一种历史文献，发明了各种解释和阅读的技巧，追溯文本编写的源头，希望找到上帝存在的证据。最终，他们不再相信教会的某个教条，但仍然称自己为基督徒，只因为他们仍然接受这样一个信仰：自然科学无法穷尽整个宇宙，现实存在自有其深意与神秘。

　　虽然在一个虔诚的新教家庭长大，但科赫教授不是一个基督徒，更不认为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事实上，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认为自然科学能解释一个完整的现实，他所追求的恰恰是一个世俗化的全知全能的神。这是柏拉图、基督教、自然主义或科学主义一脉相承的迷思。

　　“在我看来，今天人类社会最大的危险是，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用数学的方式描述出来的现实(Reality)就是全部的现实，从而失去那些物理学家们无法处理的，与现实更深层面的联系。今天我们目睹这个世界的种种问题，都与这种狭隘、抽象、贫乏的思维方式有关。”

　　“其实，物理学家很清楚，他们描述的宇宙从一开始就是基于一种对‘现实’的巨大的抽象。在科学的物质世界中，不仅颜色和声音不存在，就连我们通过视觉和触觉所体验到的空间也是如此。时间更是一个从实存中被抽象出来的概念。虽然我们对于世界的所有感知中都贯穿着线性的时间感，但在物理学中，既没有时间之箭(即时间从过去向未来的流动)，也没有临时模式(现在、过去、未来)。热力学第二定律提出了熵增理论，作为区别过去与未来的工具——现在的世界比1000年前的世界更加不规则，但这只是一个统计学上的趋势，不是基本的物理法则。物理学家无法回答：为什么长期来说不规则在增加？到底是什么使现在成为现在？是什么赋予2011年6月30日下午17点10分这一时刻以独一无二的特性，使它有别于过去的任何时刻和未来的任何时刻？”

　　茫然感再次浮上心头，为什么我要关心什么使现在成为现在呢？

　　“因为它与自由有关。”教授告诉我，“只要你在大图景之中引入一个自由的行动者，时间之箭就不再那么神秘。”

　　与凯莫林教授深入到一个个具体哲学问题的逻辑细节不同，科赫教授试图以真理、时间、自由三个概念为基础，构建一个宏大的综合理论体系。他相信，这三个概念之间有一种深刻的内在关联——时间的结构(过去、现在、未来)、自由的结构(三种特性：独立于自然法则、不可证伪的自由法则和替代性选择)和真理的三个层面(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和开放性)可以连接起来，而且必须连接起来，在一个综合的结构里，你才能真正理解真理是什么，自由是什么，时间之箭是怎么回事。

　　“在今天，西方哲学的状态不是太好。在欧洲的德语地区，哲学家埋头注释经典哲学家，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而英语国家则倾向于攻克一个个孤立的哲学谜语与谜团。今天哲学研究所缺失的，是一种有力的尝试，将今天的哲学谜团纳入一个统一、复杂的理论框架。”

　　这原本是德国哲学的精神传统——他们一直认为，应该有一门学科，用一个统一的有关世界的图景把人类所有的知识结合起来，而这个学科必须是哲学。但是，学科的专业化不仅在不同的学科之间制造屏障，即使在哲学内部也已分裂出无数的分支。每一个分支都深入一个具体问题的细部。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难题：专，难免狭隘；通，又欠深入。

　　就一直不肯放弃这样一种哲学的大视角而言，科赫教授自认是一只孤独的恐龙。

　　“作为最基本的一个哲学概念，‘真理’很难定义，但我们可以从以往的理论中抽离出它的三个核心层面——第一，现实主义层面：当我们对于客观现实的信念或陈述与现实本身相符时，则该信念或陈述是真实的；第二，实用主义层面：对我们有益的，值得行动的就是真理，所以真理必须经过理性程序的核实，或者是经过长期的民主讨论得到的结论；第三，认知层面：现实不是封闭的，不可知的，而是向人的认知能力开放，向自己显示自己(人是现实的一部分)。这三个层面环环相扣，现实的独立性与真理的核实程序在认知的开放性中整合在一起——我们向现实开放，现实亦向我们开放。”

　　“若从真理的层面来构想时光之箭，则过去是固定的，无可更改，恰好与真理的现实层面对应，即‘现实’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未来是开放的，向我们的决定和行为开放，因此它对应于真理的实用主义层面，即我们能做什么？过去之所以与未来不同，是因为过去已成事实，只能回忆，而未来有待决定，只能想象或期待。只有当下可以被感知，它对应的是真理的认知层面——现实向人的认知能力开放。没有这种开放性，我们将永远处于怀疑主义的迷雾之中。”

　　至于自由，在哲学里，它与上帝、灵魂不朽一样，一直属于既无法证明，又无法被反驳的概念。最近几年，基因和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似乎终于要给自由之谜一个确切的结论：自由意志只是大脑制造的幻象，世上并无自由意志这回事。谈到这些，温文儒雅的科赫教授突然变得激愤起来，说“自由”根本不是神经学家的专业词汇。当一个神经学家谈论自由时，他的身份只能是一个哲学的门外汉。

　　200多年前，康德给后世的哲学家留下一个关于“自由”的难题。他说，时空中发生的一切都有自然必然性；人是自由的；自由与自然法则相互矛盾。

　　那么，到底什么是自由？人类究竟有没有自由意志？对科赫教授来说，自由首先是选择，没有选择就无所谓自由；第二是自由的先验层面，即康德所说的，自由独立于自然法则；第三是自由的实践性，即人根据纯粹理性法则的自我决定。

　　“由此，我们得到一个‘时光之箭的自由理论’(Freiheitstheorie des Zeitpfeils)。”科赫教授告诉我，“过去与未来的不对称是人类自身在时间中实现的，因为我们是自由的主体，用我们的选择和行动来决定未来的各种可能性。”

　　最近几年，他又试图将“幸福”的概念纳入这个体系，幸福与时间的结构之间的关系远比他想象中的更深刻——“幸福是得到你一直追求的东西和目标，但因为目标总是在未来，而我们总是活在当下，所以不幸福是人性的基本设定。如果我们能到达时间的终点，并且留在那里，是否就会永远幸福呢？”

　　“自从牛顿以来，我们太经常被这样的自卑感诱惑——如此浩渺的宇宙中，人是多么渺小的存在！但这样一个理论体系重新将人类置于宇宙图景的中心位置：现实‘渴望’被认知，就像火山渴望爆发，或者枯土渴望雨水一样，是一种内在的张力。从纯粹哲学的立场来看，现实必须有一小部分是具有认知能力的存在。如果宇宙真有开端(比如宇宙大爆炸或其他)，它必然在内部进化出认知者(Knower)。我们不需要上帝来造人，也无需任何有意的计划，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必然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绝不是偶然的意外。”

　　哲学家小路上，唯一留下名字的，是一位诗人。

　　一个僻静的角落，几枚熟透了的李子，在清晨的阳光中散发出淡淡的酒香，红砂岩的石碑上刻着荷尔德林的名字，还有几行诗，可能是他赞美海德堡的那首：

　　灌木丛繁荣其上，直铺深谷，

　　背靠山丘或怀抱河滩，

　　蔓延你欢乐的小巷，

　　它们休憩在你芬芳宁静的花园之下

　　……

　　茨威格写过一本关于荷尔德林的传记，提到诗人当年充满孩子气的哲学努力。一个完全灵感型的、非逻辑性的人，非得强迫自己去接受抽象概念、智力辨析的束缚，试图形而上地解释本来幸福地感受到的天堂，用各种学说来证明他的诗歌创作计划。歌德对拜伦的评论：“只有在写诗时，他才是个大人；当他思考时，只不过是个小孩子。”用在荷尔德林身上也许更合适。他的后半生在疯癫孤独中度过，死时完全被世人遗忘。

　　按茨威格的说法，遭遇哲学，对荷尔德林来说是一场灾难。但百年后，德国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却说，对他一生的思考具有指导意义的，并非他的导师胡塞尔的《逻辑研究》，而是荷尔德林的颂诗，甚至临死之时还命他的儿子为他最后一次朗读荷尔德林的诗歌。

　　科赫教授一再强调，通往真理的道路并非只有科学，而关于现实更深的维度，哲学也不是唯一的提醒者。“文学、艺术也试图从更深的层面把握现实，只不过方法不同——文学和艺术创造的是图像和故事，而哲学创造的是思辨。”他说，“但我深深相信，无论以何种方式靠近现实，都是一种巨大的幸福。”

　　以我的浅薄，无法理解那种沉浸在哲学思辨中的“幸福”为何物，但从形而上的现实中获得的幸福，真的能弥补一个人在尘世中必须面对的苦涩吗？

　　黑格尔——荷尔德林在图宾根神学院的好友，在得到海德堡大学正教授席位之前，哲学之路走得也并不顺当。神学院毕业之后，先在荷尔德林给他介绍的一个家庭做家教，后来又经谢林的引荐在耶拿大学做编外讲师。拿破仑进攻耶拿之后，失业的哲学家不得不另找工作，先是在一家报纸做编辑，又去纽伦堡做文科中学校长。这位性情古怪的哲学家是如何教育孩子的，有诗人克莱门斯·布伦塔诺的信件为证：“我在纽伦堡结识了诚实而笨拙的中学校长黑格尔，他一边读英雄史诗和尼伯龙根，一边把它们翻译成希腊文，只是为了欣赏。”

　　即使到今天，若非出身富贵，或者娶到有钱人家的女儿，在德国选择哲学生涯仍然是一场旷日持久、风险极高的赌博。一个哲学系的学生，一路从学士读到博士，再参加教授资格考试，即使顺利通过，也只能以相对微薄的薪水在不同的大学之间辗转。如果运气不好，或者才华不够，很可能到40岁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无望得到教授席位，改行又为时太晚，最后落得开出租车为生也不是不可能。

　　在老城普洛克街的一家小咖啡馆里，安德里亚·韦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与我谈起过这种人生的可能性。这位金发帅哥刚刚拿到哲学博士学位，很快就要离开海德堡。在德国，一个年轻人博士毕业之后不能在自己所毕业的学校里教书，是件不体面的事情。

　　韦伯已经30岁出头，已婚，有一个两岁的儿子。他在海德堡读了十几年书，本来主修数学，中途改为主修哲学，所以毕业时比别人老了几岁。当年的同学都已经过上体面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只有他一个人还在读着别人看不懂的书。

　　“有人会说我浪费了自己的才华。”他笑着说。很淡定的样子，但眼神中有掩饰不住的孤独。

　　那个眼神让我想起水若。她在海德堡留学多年，正在攻读德语文学博士，哲学是她的副专业，但她对哲学的痴迷，几乎从她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神情里都能感觉得到。那天傍晚，我们在内卡湖畔绵延不尽的大草坪上一起散步，我注意到与她年龄不相称的白发。她说是学拉丁文的缘故，但我猜想必然也有生活的压力。在德国走学术的道路，要真正耐得住寂寞和清贫，如马克斯·韦伯在《以学术为志业》中所说：“灵魂不经过寂寞与清苦之火的锻打，完全炼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来。”但结婚生子，为家务琐事分心，对一个一心以学术为业的人来说，是无可回避的痛苦。

　　夕阳西下，草坪上已经点起了烧烤的篝火，年轻男女光着脚打排球，有人挥舞着高尔夫球棒，情侣旁若无人地亲吻，衣衫褴褛的老乞丐坐在一群喝醉了的学生中间，悠悠地吹起了口琴。小鱼儿——水若两岁的儿子，正在草坪上快乐地跑来跑去。小家伙不知从哪里找到两个容器，不厌其烦地把一堆沙子从一个容器倒到另外一个容器里。不知为何，那个动作让我有种很震动的感觉。

　　如今回想起来，如果说这次海德堡之旅有什么收获，大概就是发现哲学中一种类似孩童的耐心——学会如何耐心地面对一个问题，而不是急切地寻找答案。如果你提出一个很难的问题，就不可能指望得到一个简单的答案。为了理解这个问题，你必须不断地追问、质疑、反思，然后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多么的困难，而我们寻求的答案又是多么的不完美。

　　《明镜》杂志的记者问伽达默尔，我们可以从哲学中期待什么？

　　他的回答是：“学会继续问问题，而不是认为一切一开始就规定好了，就是一个伟大的责任。” ■

　　哲学与象棋

　　因为海德堡，我第一次意识到“看”是一个多么神奇的词。

　　现实、自由、时间之箭

　　“只要你在大图景之中引入一个自由的行动者，时间之箭就不再那么神秘。”

　　从哲学中期待什么？

　　“学会继续问问题，而不是认为一切一开始就规定好了，就是一个伟大的责任。”

　　海德堡大学的精英人物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

　　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1816～1818年任教于海德堡大学，其间完成了《哲学全书》的写作，著名的《小逻辑》即是其中的逻辑学部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来源，被称为“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之父”。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

　　哲学家，曾在海德堡学习神学，后跟随黑格尔学习哲学，是最著名的唯物主义者之一，也是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的来源之一。

　　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1969)，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神学家、精神病学家。1913～1948年任教于海德堡大学，40岁后正式从心理学转投哲学，并且扩展到精神病学的工作。

　　马克斯·韦伯(1864～1920)

　　德国著名思想家、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被公认是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1896～1919年任教于海德堡大学。

　　埃里希·弗洛姆(1900～1980)

　　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1922年获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著有《逃避自由》、《爱的艺术》、《人类破坏性剖析》等，1934年移居美国。

　　汉娜·阿伦特(1906～1975)

　　1926年从马堡大学转学至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门下，192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是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

　　于尔根·哈贝马斯(1929～ )

　　哲学家，社会学家，1961～1964年任教于海德堡大学。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人物，公认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被誉为“当代的黑格尔”。

　　汉斯·格奥尔

　　格·伽达默尔(1900～2002)

　　哲学家，从1949年至逝世都在海德堡大学任教。他曾经师从海德格尔，来到海德堡大学是接替雅斯贝尔斯的职位。1960年出版了影响深远的《真理与方法》，成为阐释学的代表人物。

　　马克斯·玻恩(1882～1970)

　　著名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曾求学于海德堡大学，在希特勒掌权后被迫流亡。1953年回到哥廷根大学，次年即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诺伯特·埃利亚斯(1897～1990)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一位百科全书型的大师，1917～1920年就读于海德堡大学。著有《文明的进程》，提出历史研究不仅要研究社会经济，而且要考察人的情绪气质和思维方式的变迁；探讨人的行为举止，日常生活，以小见大。

　　海克·翁内斯(1853～1926)

　　荷兰物理学家，1871～1873年求学于海德堡。1908年他第一次做出液氦，使温度降至3K，这是当时地球上最低的温度。1911年他发现了超导现象，1913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弗里茨·哈勃(1868～1934)

　　化学家，1886～ 1891年求学于海德堡，是合成氨水、合成氯气的发明者，其研究成果对化肥生产意义重大，但也在“一战”中被用于制造化学武器，人称“化学武器之父”，1918年获诺贝尔化学奖。

　　约瑟夫·封·艾兴多夫(1788～1857)

　　诗人，德国浪漫派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1807～1808年在海德堡就读。代表作品有《一个无用人的生涯》、《月夜》等，是和海德堡有关的最重要的诗人。

　　罗伯特·舒曼(1810～1856)

　　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1829～1830年曾在海德堡学习法律，1830年听了帕格尼尼的演奏会后立志成为钢琴家。作品有交响曲4首，协奏曲若干，在艺术歌曲的创作上也极有成就，曾为海涅、里尔克、艾辛多夫等诗人的作品谱曲。

　　戈特弗里德·凯勒(1819～1890)

　　瑞士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被称为“瑞士的歌德”，1848～1850年在海德堡求学。他最重要的作品是成长小说《绿衣亨利》，反映了市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瑞士人在生活、心理﹑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发展变化。

　　沃尔夫冈·克特勒(1957～ )

　　德国物理学家，现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1976～1978年就读于海德堡大学。他研究冷原子的捕捉方法，以使这些原子接近绝对零度。2001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奥托·梅耶霍夫(1884～1951)

　　著名生物化学家，1909～ 1911年曾在海德堡实验室研究细胞生理学，后因战乱移居法国和美国。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发现了乳酸及能量对肌肉运动的作用，探明了肌肉运动的生理机能，1922年获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

　　罗伯特·威廉·本森(1811～1899)

　　化学家，1852～1899年任教于海德堡大学，他最重要的发明就是本生灯(实验用煤气灯)，他还是放射性元素铯和铷的发现者，他使用硝酸成功地用电解法获得了铬、镁、铝、锰、钠、钡、钙和锂等元素的纯金属。

　　赫尔穆特·科尔(1930～ )

　　1982～1998年任德国总理，1951～ 1956年在海德堡学习历史。科尔是自俾斯麦之后德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总理，在任期间最大的政绩就是促成了两德统一。

　　威廉·冯特(1832～1921)

　　心理学家，1855年在海德堡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他把关于心理实验的结果整理成为一个系统，着手将心理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发展成一门系统的、独立的科学，他的研究方法影响深远，美国心理学协会称他为“现代心理学之父”。

　　哈罗尔德·楚尔·豪森(1936～ )

　　医学家，自1983年在海德堡大学任教至今，因发现人乳头状瘤病毒和子宫颈癌之间的联系，获得2008年的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在他的发现之前，每年有约25万妇女因子宫颈癌丧生，他的发现使得疫苗成为可能。

　　约瑟夫·戈培尔(1897～1945)

寻找马克斯·韦伯

　　各种不同的教科书上为这个生于1864年的德国学者赋予众多头衔——“现代社会学奠基人”、“德国经济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组织管理理论之父”……然而，于我而言，这些林林总总的头衔毫无意义。马克斯·韦伯之于我，是在成长的迷惘痛苦中，生活日积月累的压力下，一个个精疲力竭却辗转难眠的夜里，读到的那些令人恍然有所感悟，让你的心境因为感受到共鸣而得以平静的文字。

　　主笔◎鲁伊

　　挑战任何一种预设判断之路

　　火车在德国西南部丰饶秀美的平原上快速行进，一片片规整平齐犹如尺子量过的农田从车窗外掠过，渐渐地，视野中开始有了汹涌起伏的苍翠群山。站起身向外看，铁轨在前方融入一条狭窄山谷的入口处，于是，我知道，海德堡到了。

　　海德堡，旅游手册里德国最具诗意的城市，浪漫主义运动的中心，一个让人把心遗忘于斯的美好所在。她拥有欧洲最雄伟的中世纪古堡废墟，也拥有全世界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更重要的是，她还是德国唯一一个经历“二战”依然“完整”的城市。在她的老街上，生活依然保持着100年前的样貌和节奏。

　　我到海德堡来，最主要的目的，要寻找一个100年前生活在这里的人。

　　他的名字，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各种不同的教科书上为这个生于1864年的德国学者赋予众多头衔——“现代社会学奠基人”、“德国经济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组织管理理论之父”……

　　然而，于我而言，这些林林总总的头衔毫无意义。马克斯·韦伯之于我，是在成长的迷惘痛苦中，生活日积月累的压力下，一个个精疲力竭却辗转难眠的夜里，读到的那些令人恍然有所感悟，让你的心境因为感受到共鸣而得以平静的文字。

　　他说，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未来数千年在静默中等待；

　　他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智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社会生活中隐没；

　　他说，在这个祛魅的时代里，鼓荡心灵的诗和宗教化为虚空，但科学又不足以解决生命的根本问题，许多人在无法调试精神以应对现代世界的变迁之余，变得毫无生气而对生命无所担当；

　　他说，我们处在众多不同的生命秩序之中，这些秩序各自遵循独特的规则，面对不同价值之间业已存在的冲突，人们应当考虑如何在对所有人造成最小的外在内在伤害的情况下，在理解和中立的基础上解决冲突；

　　他还说，那些深信自己已经获知真理、强要他们其实在心底深处鄙视的人也接受这“真理”的“信仰的斗士”是值得警惕的，因为他们缺乏反省的能力，经验和理解对他们已经不再有影响……

　　1930年，韦伯去世10年后，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被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译成英文，在那之后，他的影响力开始超出德国的疆界，在英语世界中不断扩大。60年代后，对韦伯著作及其思想的兴趣从美国又传回德国及欧洲大陆，并在亚洲各国蔓延开来，成为社会和人文学科最大的热点之一。学术界里，专门有一个名词形容这一现象——“韦伯复兴”。学者的影响力通常在身后呈削减之势，但这一规律却并不适用于韦伯。随着现代性的矛盾逐渐清晰地展现开来，人们惊讶地发现，早在一个世纪之前，现代化、理性化和效率化依然被玫瑰色的理想主义的迷雾所笼罩之时，韦伯就已经清醒意识到了朝着这一方向的单向度运动对人类社会丰富多样、参差包容的侵蚀和损害。

　　这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生活在怎样的一个时代？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

　　当我试图追寻这位哲人的生命轨迹，很快发现，这是一条交错往复，朝向多种可能，挑战任何一种预设判断的路。

　　韦伯生命中至为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是1897年。这年夏天，他站在母亲的立场上与父亲发生了一次激烈冲突，一个月后，父亲便在旅行中猝然离世。这一事件触发了家族遗传性的精神疾病。在那之前一年，马克斯·韦伯刚刚以32岁之盛年成为海德堡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之一，前途光明似锦。但在随后的6年半中，他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精神崩溃，无法应付教学，无法阅读、写作甚至与人正常交谈。他在树林中散步时也会失去控制放声大哭，狂躁发作时，连家里小猫基蒂的喵喵叫声都能让他神志错乱，而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这个曾经对妻子宣称“一个晚上1点钟之前上床睡觉的教授不配被称为学者”的工作狂，只能整日茫茫然地坐在窗前，摆弄自己的指甲，眺望外面的树梢。

　　这样的情形似曾相识，让人想起克莱斯特、舒曼、荷尔德林、尼采……但是，与那些同样与大脑中的魔鬼做斗争但最终败下阵来，或自戕或终老于疯人院中的德国天才们不同，经历了长达7年的自我放逐后，马克斯·韦伯又恢复了他的创造力。尽管终身仍受精神疾病的困扰，但韦伯如今流传于世的最著名的作品，几乎全部完成于他自精神崩溃中恢复过来后的那16年。事实上，如果他在精神崩溃的7年里的任何一天，选择像与他几乎同时发病并曾与韦伯夫妇结伴旅游休养的表弟奥托那样，结束自己的生命，则他不过是海德堡大学625年历史中一个昙花一现的普通大学教授而已。身后之名或许充满各种偶然因素，但最重要的是，当1920年6月14日，马克斯·韦伯因肺炎在慕尼黑溘然而逝时，他是一个清醒、自主、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都有所担当、实现了自己所珍视的价值的人。

　　他是如何克服那些不分昼夜撕扯啮噬心灵的痛苦，最后走上一条通往清明朗润的道路的？我想知道更多。

　　亚克西姆·拉德考(Joachim Radkau)在他撰写的《韦伯传》中讲述了一个源自《伊索寓言》的故事：狮子生病了，一只狐狸前去探望。狮子在山洞里问：“你为什么不进来呢？”机智的狐狸回答说：“如果不是发现有很多进洞的足迹但却没有一个出来的脚印的话，我或许真的会进去的。”

　　病狮的这个形象，对于成年后一直饱受精神疾病的折磨、身材魁梧而又满腮凌乱胡须的韦伯来说，真是再贴切不过的比喻。而对于试图了解试图接近他的人来说，韦伯也和狮子一样，充满危险——一种如黝黑洞穴般深不可知的危险。

　　我只能通过他的文章、信件、传记和别人的评述来认识他。对于这样一个著述极丰的学者而言，这意味着庞大的阅读量。海德堡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沃夫冈·施鲁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后来告诉我，由他担任主编的《韦伯大全集》的出版整理工作，如今已经进行到了第43卷，仍未完成。光是韦伯和别人的书信往来，就有10卷之多——每本都至少有一寸多厚。关于韦伯的传记堆起来一人多高，单就其中最经典的几本——韦伯遗孀玛丽安妮的《韦伯传》，雅斯贝尔斯、拉德考、本迪克斯、密茨曼等人撰写的回忆和传记——就已经有三四千页，更不用说成千上万篇的相关论文。那些交错的日期、地点、人物、数字、事件和观点，犹如蛛网迷宫，穷尽了许多学识远比我渊博、时间远比我充裕的学者毕生的精力——如果我一开始便知道是这样一条艰难崎岖的道路，是否还会兴高采烈地迈出那第一步？

　　但我不愿也不能回头。荷尔德林说：“某一种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样也对我们内心的幸福感产生强大的影响。”尽管韦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业已祛魅的世界，但他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在我眼中，依然如舞台上被高光照亮的场景，带有某种古典的仪式的庄严的美感。我想让自己走进这种生活，用我的脚步将所有那些被时间风干的单调事实连缀起来，让我自己的回忆与那些流传下来的别人的回忆相结合。

　　于是，我来到这个他曾经生活过的、未曾被战火摧毁、据说一切还保留着100年前样貌的优雅浪漫的大学城。我要，我也只能，在我的讲述中一点一滴地完成对他的理解。

　　山顶墓地：海德堡的传奇

　　山林间寂静似太古，明媚的阳光披洒下来，一座座历经岁月侵蚀但却洁净得不沾半点尘埃的墓碑上摇动着柔美婆娑的树影。这里是海德堡城南郊的山顶墓地(Bergfriedhof)，市区交通图最下方小到几乎看不清的一个小灰点。即使是一些在海德堡已经住了几十年的人，也从未来过这里。马克斯·韦伯和他的妻子玛丽安妮·韦伯(Marianne Weber)就长眠于此。

　　海德堡全城一共有17处墓地，建成于1844年9月18日的山顶墓地是最大的一处，也是第一个由海德堡市政当局出面管理的公墓。“如果你想要了解海德堡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文化、政治、经济背景，山顶墓地是极好的一个出发点。”施鲁赫特教授后来对我说，“这里埋葬着那个时代海德堡最有名望的一群人，实业家、政治家、艺术家，但绝大多数，还是与海德堡大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学者。”

　　墓地的管理者十分细心，在入口处提供了地图，上面列有安息在这里的历史名人的墓址所在，以及4条推荐的寻访路线。每个人的名字后面有简短的身份介绍，诸如“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德国总统”、“罗伯特·威廉·本森，化学家，海德堡荣誉公民”、“卡尔·博世，化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唯独到韦伯这里，介绍变为“马克斯·韦伯，国民经济学家，无所不知的通才”(Universalgelehrter)、“海德堡精神的象征”(Heidelberger Geist)，简直仿佛出自一位崇拜者之手。

　　韦伯的墓地在半山腰，道路曲折盘桓，走起来颇有吃力之感。不过，一想到他走到这里，远远花了比我更大的力气，随即释然。

　　将马克斯·韦伯称为“海德堡传奇”(Legend of Heidelberg)的说法，最早见于保罗·霍尼希施海姆(Paul Honigsheim)的《论韦伯》(On Max Weber)。这位1938年逃离纳粹德国、远赴重洋前往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书的德国学者，在临终前一年几乎是以一种与死神赛跑的架势，写下了他1910年前后在海德堡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与韦伯的密切交往和他对韦伯学术思想的理解。回忆录在霍尼希施海姆去世后才得以正式出版，只有150多页，篇幅上完全无法同其他几本大部头的韦伯传记相提并论。但他作为治学极其严谨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身份，加之作为后学者在“韦伯圈”(Weber's Circle)中与韦伯既亲近又保持一定中立观察距离的角度，使得这本书在帮助理解韦伯为人治学的风范上有着极其重要、不可取替的价值。

　　便是在这本书的起首，霍尼希施海姆写道：“任何一个人想要绘制一幅马克斯·韦伯的画像，无论像中人是作为学者的韦伯，还是作为一个人的韦伯，都必须以他那个时代的海德堡为背景。”

　　的确，那是德意志帝国最意气风发的时代。19世纪后叶，统一后的德国经济、科技、文化空前迅速地发展扩张，有一种瓦格纳歌剧般的辉煌明亮的金属质感。那个时代的海德堡大学，自然科学和医学领域风云际会，一时间大师无数，使得这个小城俨然有欧洲科学中心的气势。依托于大学的科学研究结果，一批后来对德国工商业格局影响巨大的企业纷纷在海德堡周边建立，令城市笼罩在富庶充裕的气氛中。与此同时，宽松的政治环境也使这里成为当时德国几乎最自由、最国际化的城市，她不仅是德国本土知识分子向往的学术中心，来自奥地利、匈牙利、俄罗斯以及巴尔干半岛其他国家的文化精英也蜂拥而至。对于当时的海德堡，马克斯·韦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后来曾有一段精彩贴切的描述：“这座小城并无小市民、狭隘或自我满足的气氛，而是彻底吸纳并弥漫着世纪交替后，在德国以一种奇特方式开始发展的新鲜事物。这座城市富有智性，令人振奋，而且彻底开放。”

　　除此之外，对于韦伯兄弟而言，这个城市还有另外一重更为私密的符号意义。

　　以海德堡为吟咏对象的诗歌中，荷尔德林的《海德堡》是最出名的一首。诗里写道：

　　“我爱了你很久，为自己的乐趣

　　愿称你作母亲，献上朴素的诗

　　你，祖国的城市中

　　我所见最美的一个

　　(选自杨业治译本)

　　事实上，这的确是马克斯·韦伯不折不扣的“母亲城”。坐落于内卡河边、如今被称为“韦伯屋”的那栋大宅，原本的主人是他的外祖父格奥尔格·法伦斯坦(Georg Fallenstein)。1847年，从柏林搬到海德堡后，法伦斯坦亲自设计建造了这栋带假山、花园和喷泉的大宅。他最小的女儿，生于1844年的海伦妮——马克斯·韦伯的母亲，在这里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嫁给老马克斯·韦伯之后，她随丈夫住到了埃尔福特，后来又搬到柏林附近的夏洛滕堡，但仍经常带着孩子们回海德堡的娘家度假。直到1910年4月，大宅的继承人、海伦妮的姐夫阿道夫·豪斯拉特(Adolf Hausrath)去世后，马克斯·韦伯才和与他同龄的好友恩内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一家共同以租客的身份入住此处。

　　然而，回望马克斯·韦伯56年的一生，他与海德堡城及海德堡大学的关系，却充斥着一种复杂的、若即若离的张力，远远没有他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那样来得简单。比韦伯小4岁的阿尔弗雷德高中毕业后选择的是柏林大学，之后又在布拉格大学谋得教职。但当1908年他接受了海德堡大学的教席之后，到1958年以90岁高龄去世，阿尔弗雷德一直没有离开海德堡，勤勤恳恳地为海德堡大学服务了半个世纪。今天的海德堡大学经济学研究所，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马克斯·韦伯的情形却截然不同。从1882年作为一名大学新生第一次与海德堡发生密切而长期的联系开始，到1920年在慕尼黑去世，38年中，韦伯与海德堡几经离合。如果按停留时间计算，他不在海德堡的时间比他在这里的时间长得多。他喜欢柏林作为政治中心舞台的热闹，喜欢罗马温暖明亮的阳光，喜欢瑞士和奥地利湖边的恬静，也喜欢美国新大陆的激情与活力。他一次又一次地离去，不止一次考虑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只有到了1919年9月，马克斯·韦伯去世半年前，在海德堡的老朋友们为他召开的饯行酒会上，一席话方才透露了他内心深处对海德堡的不舍与眷恋。他说，海德堡的温柔与和善在他饱受疾病折磨的时刻帮助他从黑暗中慢慢苏醒，让他可以开始新的生活。如今，他感觉自己仿佛正在告别家乡，去到陌生的地方，那儿虽然美丽，但却冷若冰霜。

　　这令人联想起韦伯写给他母亲的一封信。1910年，韦伯夫妇搬进韦伯屋后不久，海伦妮惊讶地发现，作为新房客的韦伯居然表现得比自己更加依恋这栋充满她的童年回忆的房子。韦伯回答说：“对我而言，更多的不是忠诚，而是被那种生动的美所强烈感染，我把这种美赋予了生命，它则将它的甜蜜浸透了我的血脉。比起您来说，我在更大程度上只是被尘世攫住了。您对所有现象都比较一视同仁，我却爱它们，需要它们，而您却能免于它们的诱惑。”

　　马克斯·韦伯是少有的几个愿意坦承自己容易被尘世诱惑的哲人。这让他拥有一种活生生的肉体的温度。尽管出于不同目的，在他身故后，他的遗孀玛丽安妮和追随者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试图将他神化为一个圣徒式的天才，出自他笔下的书信和同代人的叙述却还原了那个有着人的欲望和喜好，并将其作为人生旅程理所应当的一部分承担下来的复杂而丰满的韦伯。但正因如此，这个生活在一个世纪前的人才会与今天的我们产生某种联系。当他诉说痛苦时，那是一个人的痛苦，当他在不同的选择之间挣扎时，那是一个人的迷惑。宝相庄严的神祇无法帮助我们，软弱自有软弱的力量。

　　在施鲁赫特看来，韦伯对海德堡的每一次告别，都有复杂的原因。譬如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慕尼黑之旅，客观背景是“一战”后期，德国马克大幅度贬值，之前十几年靠着继承的遗产过着充裕生活的韦伯夫妇现在需要新的收入来源，而慕尼黑大学正好提供了韦伯所感兴趣的教授职位。而主观上，也有当时住在慕尼黑城外的韦伯后半生中的红颜知己艾尔泽·贾菲(Else Jaffe)的因素——“这个奇妙而熟悉的城市和住在附近的朋友发出了召唤。”事实上，韦伯去世时，守在身边的除了妻子玛丽安妮，另外一个人便是艾尔泽。

　　如果韦伯知道，这将是他与海德堡的最后一面，他还会走得那么决然吗？没有人能够给出解答。正如他所说的，所谓历史，本就是人们创造自己所不知道的一段历史的过程。人们根据后来的发展推导此前事件的种种因果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充满主观的阐释。如果换一个角度，一次次离开后的归来，会不会，反而也印证了无法割断的因缘？

　　长途跋涉，我终于站在韦伯的墓前。1921年，韦伯在海德堡的老朋友、哲学家海因里希·莱克特(Heinrich Rickert)的儿子阿诺德·莱克特应玛丽安妮的请求，设计了面前这座希腊柱式墓碑。墓地里埋葬的是韦伯的骨灰。1920年的时候，火葬在德国还是十分罕见的事，只有不足1%的人选择这种方式——但这是让他回到老海德堡、回到自己所熟悉的朋友圈中最好的方式。他的妻子玛丽安妮在他去世后又在海德堡生活了34年。她住在内卡河畔的老宅中，将马克斯·韦伯的书桌当成她的祭坛，用余下的时间整理出版韦伯生前作品，并继续主持原来“韦伯圈”中人的沙龙聚会。1954年，同她的丈夫一样，玛丽安妮在艾尔泽·贾菲的怀中去世，随后与韦伯合葬于此地。

　　墓碑上，玛丽安妮为韦伯选择的铭文出自歌德的《浮士德》：

　　我们将再也见不到他的同类，

　　尘世的一切莫不如此。

　　(Wir Finden Nimmer Seinesg-leichen,

　　Alles vergangliche ist nur ein gleichnis。)

　　第一眼看上去，这更像是对试图讲述韦伯的故事的我的一个警告。我真的有能力叙述这个故事吗？我对他的了解越多，就越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之间的距离。我甚至没有听过他的声音，没有见过他笑的样子——而在众人的回忆中，他是那么喜欢开怀大笑的一个人。我需要更多的感觉与触摸——他走过的石头小路，见过的街景，读过的书，住过的房子，吃过的食物……那些答案，或许在山下，或许在海德堡的老城中。但，只是或许。

　　当我掉头下山，某个转角处，缓缓流过的内卡河和河边那栋粉白色老宅猝不及防地展现于眼前时，我突然释然了。因为我知道，不管怎样，我没有白来。只有在这一刻，在这个角度，站在这里，俯瞰这样的静好美景，才能领悟到玛丽安妮选择这段话作为韦伯的墓志铭所未曾明白道出的另一层含义——而这是从文字和纸张中永远都无法读到的。那是生命走到尽头的浮士德对尘世的最后呼唤——是否，也是马克斯·韦伯和玛丽安妮对海德堡的心声：

　　逗留一下吧，你是那样美！

　　大学广场：学生生活

　　抬头望去，一只头戴王冠、高擎宝剑的雄狮仿佛正在仰天愤怒嘶吼，耳边传来的却是轻柔的淙淙水声。这是海德堡老城，大学广场(Universitaetsplatz)正中，著名的狮子泉(Lowenbrunnen)。老城的各种游览观光活动多数以此为召集点，但在更久远的时代里，它是海德堡大学学生每日各项活动都会从旁经过的地理中心。

　　站在狮子泉下，我在读一封1882年韦伯写给家里的信：

　　上午7点的逻辑课迫使我一大早就要起床。每天早晨还要围着击剑厅跑一个小时，然后诚心诚意地一直挨到听完我的课。11点半到隔壁花1马克吃午餐，有时还要喝上1/4升葡萄酒或啤酒。然后我和奥托、小旅馆老板伊克拉特先生常常一起去滑旱冰，玩到14点，我们就返回各自的住处。我温习听课笔记，读施特劳斯的《旧信仰和新信仰》。下午我们有时去爬爬山。晚上我们又在伊克拉特那里聚会，花上80分尼吃一顿精美的晚餐，接着照旧去读洛策的《人类社会》，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最热烈的争论。

　　我环首四顾，试图回想129年前，那个刚刚通过大学入学考试(Abitur)，来海德堡修习法律的18岁少年眼中的景物。

　　我的正前方，是始建于1728年的巴洛克风格的老大学楼，既是海德堡大学校长的办公地，也是大学博物馆。1886年，海德堡大学500年校庆，楼内的老礼堂被修葺一新，那之后，遇有庆典及重大仪式，例必在这个金碧辉煌的大厅里举行，不过当时，韦伯已经离开海德堡，转到哥廷根大学继续学业，没能赶上这场盛事。

　　我的右手边，是1930年美国驻德国大使雅各布·古尔德·舒曼(Jacob Gould Schurman)出面筹资50万美元修建的新大学楼。他比马克斯·韦伯大10岁，先韦伯两年到海德堡大学读书，后来回到美国，在康奈尔大学当了20多年的校长，其间参照德国大学体制，创造了美国现代州政府资助研究型大学的模式。

　　老大学楼和新大学楼之间的空地上，1518年4月26日，马丁·路德曾在此发表演说，宣扬他关于正义、原罪、自由意志和信念的看法，德国宗教改革由此愈演愈烈。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多篇文章中讨论的“天职”(Beruf)的概念，便肇源于马丁·路德，而马丁·路德的名言也曾被韦伯在文章中反复引用。也是在这里，1933年5月17日，狂热的海德堡大学教授和学生们将成千上万本“非德意志精神”的书籍投入熊熊烈火，付之一炬，而在背后主导这一遍及德国的焚书事件的，正是毕业于海德堡大学的纳粹宣传部长保罗·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据说，戈培尔是韦伯的崇拜者，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韦伯的著作。

　　在我身后，是海德堡大学图书馆的方庭。尽管海德堡大学图书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4世纪，但事实上，直到1873～1902年，卡尔·查格敏斯特(Karl Zangemeister)出任第一位全职馆长，这里才真正变成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藏书迅速增加至40多万本，并进而于1938年以115万本藏书成为全德国馆藏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亦是在查格敏斯特的主持下，1901年，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建筑师约瑟夫·杜尔姆(Joseph Durm)用与山顶古堡同样材质的红砂岩建造了气势恢弘的文艺复兴风格的新图书馆大楼，并于1905年正式开放。之前采访图书馆执行馆长莱克·鲍茨怀特(Rike Balzuweit)女士时，她对我说，马克斯·韦伯1910年前后曾是这里的常客，不过，他可不是一个值得效仿的模范读者——在许多书的页边行间，都留下了他的评注。

　　视线最后落到左手边，人流熙熙攘攘的主街。鳞次栉比的小餐厅和咖啡馆门外已经撑出阳伞，排好桌椅，烤香肠和现磨咖啡的香气远远飘散过来，伴着玻璃酒杯叮咚碰撞和人们欢笑谈论的声音。前一天，海德堡市旅游局的导游已向我介绍过街角那家据说只要往橱窗里面看一眼体重就会增加的甜品店，假若韦伯再世，有过一小时内连吞8块小蛋糕纪录——那可是德国尺寸的“小”蛋糕！——的他想必会喜欢上那里。然后，素来不掩饰对杯中之物的贪好的他谅必也不会拒绝顺着主街走上一段，到正对着老桥的斯坦街上的费特尔酒坊(Brauhaus Vetter)，喝一杯号称是全世界最烈、酒精含量高达33%的啤酒。

　　…………

　　这样做的时候，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我所见到的一切都与当年韦伯经历的不一样。即便没有外力强加的破坏和毁灭，作为生命体的城市自有其新陈代谢的规律。韦伯站在狮子泉下的时候，天空上不会有飞机掠过的白色尾迹，远处不会传来跑车急速刹车的声响，我眼前绝大多数的建筑都不存在，店铺里没有今天这么明亮，街上的行人没有这么多，他们穿的衣服虽然质地粗糙但比现在正式庄重，他们关心和谈论的事情，和我在报纸和书本里读到的也许完全不同。

　　但最大的差异还在于，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在1882年之后的岁月里，等待着少年韦伯的将是些什么，而他却对此一无所知。我试图在这个他生活过多年的城市追寻他的脚步，但大脑奔跑的速度远比双脚快得多，忍不住一直向前穿越。

　　当一个头顶兄弟会标志性彩色小帽、斜佩绶带的老者与我擦肩而过的时候，我的眼前自然而然地浮现出那个到海德堡没多久便兴致勃勃加入“阿勒曼人”(Alemannia)兄弟会的韦伯的样子。他的头上戴着“阿勒曼人”标志的红色小帽，穿着现在看来隆重得有点夸张的制服。他每周参加两次兄弟会的拼酒大会，一群人比赛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喝下最多啤酒。他热心于兄弟会之间的决斗，脸上因此留下了一道长长的伤疤。他和朋友们大吃大喝，结果是开支远远超过父亲每月给的津贴，只好到处赊账借钱。

　　我知道，在海德堡只不过短短一年时间，刚来时那个又高又瘦、“像个候补肺结核病人”似的文弱少年便迅速发胖，变成一个膀大腰圆的壮汉，并终生保持这一魁伟体形。我还知道，当他的母亲海伦妮·韦伯第一次见到变化如此巨大的儿子时，吃惊地狠狠打了他一个耳光。但我也知道，36年后，经历了惨痛的“一战”和德国“十一月革命”后，韦伯发表宣言脱离兄弟会，并谴责这种将人们聚集在一起从而认为自己属于某种特殊团体，崇尚武力和好勇斗狠之风的传统。他宣称，在一个现代的民主社会中，兄弟会已然过时，必须加以反对和批判。

　　后来那个哲人和学者的形象为少年韦伯的脸上增加了不属于那个年龄的深思熟虑，并似乎赋予年少轻狂以某种正当性。他那时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吗？我不知道。很可能不是。

　　文学作品中欧洲古典大学的学生生活总是呈现一幅鸡飞狗跳的荒唐景象。视频网站上可以很容易找到一部以海德堡大学为背景的名为《学生王子》(The Student Prince)的美国电影。光看电影里的描述，你会以为海德堡大学的学生全部生活只是饮酒狂欢、唱歌跳舞、牵猫逗狗、日夜游荡，这群衣着华丽的纨绔子弟把心思都花在和城里的姑娘谈情说爱上，要不然，便是在兄弟会的公共大厅里为一点鸡毛蒜皮的破事挥剑决斗，然后在酒馆里彼此炫耀脸上血淋淋的伤口。

　　就在老大学楼后面的奥古斯丁巷里，一个小小的入口通向海德堡最著名的旅游景点“学生监狱”(Karzer)。由于历史上欧洲大学拥有治外法权，如果学生触犯了市政管理规定，只能由学校加以惩治。在海德堡，从1712到1914年，违纪学生会在这里关上数天到几个星期的禁闭——但他们可以外出上课，外面的朋友也能送饭进来。学生监狱的墙壁上满是各种涂鸦、打油诗和签名，显然，对于关在里面的学生，这种惩罚并无伤荣誉，甚至是可以夸耀的事。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到大学广场上的小书店里花9欧元买一本马克·吐温的《海外浪游记》(A Tramp Abroad)，里面有大段关于学监面对违规学生时无可奈何场景的戏谑描写。

　　可是，就是这些荒唐游荡的学生，一旦从大学毕业，便好像被施了魔法一般，立即变身为浮士德博士式的勤勉、睿智、严谨的学者。当时的主流叙述里，教授和学者是一群一生正直尽责，“只会在节假日里才生病，连死都不死在工作日里”的学术圣徒。如此强烈的反差，令人怀疑，两者的不可信程度几乎不分轩轾。

　　毫无疑问，一所成立于600年前的大学与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大学是两回事。1878年，马克·吐温来到海德堡那年，海德堡大学总共只有750名学生，70名教授。时至今日，海德堡大学的学生总数已超3万人，而且以每年3%的速度迅速增长。“事实上，在马克斯·韦伯的那个年代，甚至一直到‘二战’刚结束的那段时间里，德国大学所奉行的是精英主义教育传统，适龄人群中只有5.6%的人选择到大学学习，这些人绝非来自劳动阶级。而今天，德国适龄人群中进入大学学习的人超过40%，其他国家的比例可能还要高。大学已经变成大众教育。”施鲁赫特教授接受采访时对我说。他特意强调，这种大众和精英的划分并不是以钱来衡量的，更重要的是家庭的教育背景和知识素养。

　　以韦伯为例，他的父亲，老马克斯·韦伯当时是柏林政治上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在他家中举行的日常社交聚会中，汇集着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外交家、建筑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艺术家。他们所谈论的各种话题，对孩子们的启迪作用不亚于学校里的课程——虽然德国九年制中学的严格和全面教育举世闻名。

　　9岁的时候，马克斯·韦伯就已经可以用拉丁语阅读、写作和会话；中学时他的阅读书目是斯宾诺莎、叔本华和康德；14岁生日还没过，他已经完成了历史论文《与皇帝和教皇的地位特别有关的德国历史的进程》和《从君士坦丁到民族大迁徙时期的罗马帝国》；进入大学之前，他已熟读荷马、希罗多德、维吉尔、西塞罗、萨卢特斯等经典作家用希腊文和拉丁文写就的名著。

　　施鲁赫特指出，虽然马克斯·韦伯属于少数天才之列，但这种情形在那一代大学学生中却十分普遍。“韦伯大学时代的好友恩内斯特·特勒尔奇，当时活跃在海德堡的其他学者如齐美尔和耶里尼克，他们的博学与高产程度都与韦伯不相上下，甚至还要超过韦伯。这是那个时代大学生和学者的一个共同特征。”正如马克·吐温写到的：“(德国)学生预科毕业时不但受到全面的教育，而且学问扎实。这种教育不是似是而非含混朦胧的，它是烙上的，不会掉……外国学生都绕开这种预科，它的规矩太苛酷了。他们上大学是为了在他们整个普通教育上加个尖屋顶。可是德国学生已经有尖屋顶了，所以他们上大学是为了加个某种专业性质的尖塔……大学生活的大量自由正是他们需要、喜爱，并且真正懂得其宝贵价值的东西。”

　　对于这种精英教育体制下的大学学生，读书学习与斗剑、饮酒和旅游一样，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不是通向某种生活的先决条件。充裕的家庭背景保证他们可以不受时间尺度的限制，随时思考转换自己的方向，用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完成毕业论文获得学位，或者，发现自己并不真心喜欢这种学院生涯，转向其他更为实用的职业。在《海德堡岁月》一书中，尼古拉斯·桑巴特(Nicolaus Sombart)曾半开玩笑地开出一张成为知识公民的基本条件列表：

　　1万本书

　　3打哲学体系

　　2000种音乐作品

　　2万件造型艺术作品

　　1万条历史数据

　　5000本传记

　　20001条自然科学知识

　　要获取这样的基本知识，大概要花20年的时间，而且不只是记忆技巧的问题，还是如何有效工作的问题。以培养这种知识公民为宗旨的古典学院，与工业革命后帮助青年人做好职业准备的现代大学，根本是两种不同的事物。

　　然而，当时代开始加速度前进，根植于缓慢优雅的古老社会的精英式教育越来越受到挑战。当周围的世界都已改变，不变的缺陷变成靶子高悬在半空，显得那么触目突出，让人忘了它原本并不是凭空而来，也曾是大地上鲜艳明丽的一株花朵。

　　1918年底，在《以学术为志业》的著名演讲中，对着慕尼黑大学的学生，一群面对当时仅现轮廓的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试图寻找未来方向和意义的新一代，马克斯·韦伯冷静地做出这样的陈述：“在本质与外观两方面，旧时大学的构成方式都已成为幻影。”

　　他是什么时候发现这是个幻影的？这种发现本身，是否就构成了曾经令他痛苦纠结多年的原因的一部分？

　　韦伯屋：学者的志业

　　周日下午，齐格豪斯兰德街(Ziegel-hauser Landstrabe)17号，灰色栅栏门向内敞开着，院子里却静寂无人。顺着扶梯登上二楼，赭红色的铁艺雕花大门紧闭，所有的窗户都垂着百叶帘。

　　站在阳台上，河对岸的古堡在西晒的阳光下呈现一种火焰的赤彤之色，圣灵教堂的钟声适时响起，婉转悠长。花园里暗香浮动，泉水琤琮。这样岁月静好的时刻适合吟哦诗句，比如歌德当年在海德堡写下的这首诗：

　　只要我们不丧失自我，

　　什么样的生活都可容忍；

　　我们尽可以失去一切，

　　只要我们依旧是我们。

　　一个世纪前，几乎就是在与我到达这里时同样的季节，马克斯·韦伯夫妇搬进了这栋原本属于他外祖父的地中海风格的大宅。虽然只是租住，他却平生第一次对身外之物产生了深切的依恋之情。在经历了漫长的几乎看不到尽头何在的病中流放时光后，韦伯撑了下来。在给妻子的信中，他写道：“它(疾病)将生命中人性的一面重新展现在我面前……这是我以前从来想象不到的。我可以借用伯克曼的话说：‘一只冰冷的手使我得到解放。’过去数年，我病态的性情表现在我痉挛地抓住学术研究工作，好像这是一道护身符，但是我却不晓得我要用学术工作祛除什么东西。回顾既往，这已十分明白，以后，不管生病或健康，我知道我将再也不是从前那个样子了。我已经不再有需要去感觉到自己被繁重的工作所压倒。现在，我最大的希望，是过一种充满人性的生活，并且尽我所能使我的宝贝快乐。我不认为这样子一来，我的成就会比从前我心中的机械劳动所生产的少。”

　　春天到来时，韦伯和玛丽安妮在花园里种下雏菊、丁香、报春花、郁金香、黄杨树和山毛榉，他们一起开辟了一个小菜园，在里面栽上豌豆和蚕豆。韦伯不再那么频繁地外出旅行了，他忙着在花园里侍弄玫瑰，给烟斗藤和枸杞修剪枝蔓，每天都要花上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一个美好的初夏，他给母亲写信说：“在一直多云的天空下我们现在拥有了圆满的灿烂春光；夜莺在树丛中歌唱。晚上我们坐在狮泉旁边，沐浴着月光；喝茶的时候和特勒尔奇夫妇坐在一起的一个朋友边拉小提琴边唱——我们非常快乐。”

　　他又重新能够阅读和写作了。在学生及好友埃德加·贾菲(Edgar Jaffe)——艾尔泽·贾菲的丈夫——接手重组的《社会学和社会政治学文献》(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Sozialpolitik)杂志上，韦伯发表了许多长达数万字的文章，话题从俄国革命到罗马帝国的衰亡，从美国的新教伦理到中国的老庄。与此同时，他还为《法兰克福报》等报纸撰写时评和政论。《韦伯大全集》的主编施鲁赫特说，韦伯之所以身故后才在全世界范围内为人所认知，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他生前仅正式出版了一本书，《经济与社会》、《中国的宗教》、《印度的宗教》、《古犹太教》、《支配社会学》等重要著作都是在他去世后由玛丽安妮整理出版的。这些书中的章节系列发表在《社会学和社会政治学文献》杂志上，种种证据显示，韦伯心中早已有了它们被汇编成一本书的布局结构，但他却不愿为自己设定一个必须完成的时间线。

　　“韦伯不是那种一本接一本按流水线计划出书的人，”施鲁赫特说，“他喜欢同时思考几个问题，想清楚之后才写出来。如果想不清楚，他就会在朋友间的聚会中反复与人谈论这一话题，听取各方面的看法。”

　　从1910年开始，韦伯的家开始变成一个和当年他父亲在柏林的家一样的“开放屋”。“每天都有一个来访者，至少有一个寻寻觅觅的灵魂。但是通常总会有好几个：孤独的女人和姑娘、前程似锦的学者、多年的老朋友纷纷来到这里。”玛丽安妮在1910年12月的一封信中写道。而在韦伯的笔下，在某个宾客如走马灯般纷纭而至的一天中，从上午10点半到晚上22点，他和朋友们“讨论了整个世界加上3个村庄”。

　　这便是如今闻名于世的“韦伯圈”。在近10年的时间里，位于齐格豪斯兰德街17号上的韦伯的家成为海德堡学术界和文化界交流的一个中心。访客单上的名字如今大部分已不为人所知，但在那个时代，他们是足以撼动德国政治界、思想界和艺术界的精英。这些人中有日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20世纪20年代最著名的诗人，奠定美国妇科癌症研究格局的医生，以及欧洲最有才华的女钢琴家——事实上，她是韦伯在艾尔泽之外的另一个秘密情人。但为数最多的，还是海德堡大学人文学科的教授及学生。通过这个圈子的放大作用，虽然此时的韦伯已经脱离海德堡大学的教学体系，他对这所学校和这个城市所产生的影响，却达到了巅峰。

　　1903年10月之后，韦伯与海德堡大学的关系，仅剩下一个名义上的荣誉教授的头衔。他不再拥有教师编制，也失去了在系务大会上的投票权。从1898到1903年，持续的身心疲倦和频频发作的精神崩溃令韦伯无法继续承担教学任务，海德堡大学允许他带薪休假，但这种“领着一份薪水，可是在能够预见的未来却一事无成，同时还感到……只有承担一项天职的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的状况却让韦伯感到痛苦不堪。他数次提出辞职申请，终获通过。虽然求仁得仁，可是这种与自己职业生涯的割裂仍令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情绪低落。直到1904年美国之行后，韦伯才逐渐恢复过来。

　　1904年早些时候，韦伯第一次参加了海德堡另外一个著名学术社交圈“伊拉诺斯圈”(Eranos Circle)的活动。事实上，虽然时至今日“韦伯圈”是20世纪初最著名的德国学术社交圈，但在那个时代，仅在海德堡范围内，便同时存在多个大大小小的学者圈子，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除了“伊拉诺斯圈”和“韦伯圈”，还有围绕在左翼青年犹太学者斯蒂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周围的“格奥尔格圈”。

　　“这种圈子文化是非常有海德堡特色的一种东西。”施鲁赫特说。那个时代几乎每个欧洲的大城市都有各自文人聚会的场所，“在巴黎或维也纳，地点是咖啡馆，但在海德堡，一定是教授的家”。这或许是因为当时海德堡大学的教授通常都来自充裕的家庭背景，本身的薪金也相当高，几乎人人拥有一栋看得见风景的大宅。韦伯虽然在1903年辞职后经历过一段窘迫的时光，但很快，他和玛丽安妮各自继承的遗产便使两人不再需要为了谋生而外出工作。正因如此，当他在美国纽约看到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住在“所有房间都很小，盥洗设备和厕所在同一个房间里，不可能举行超过4个来宾的宴会，进城的车程需时一个小时”的郊区住宅里时，才会发出罕有的感叹。

　　这些圈子各有特色，参加者互有交集，有时也因政见不一相互攻击。伊拉诺斯圈的宗教色彩最浓，最为严肃正式，每月一次的聚会事先定好议题，韦伯对宗教学尤其是新教伦理的兴趣便始于参加这个圈子的活动。不过，伊拉诺斯圈的过于正襟危坐和学术上的不宽容逐渐令韦伯和他的朋友们所不喜。保罗·霍尼希施海姆在韦伯回忆录中记下了一桩趣事：当时伊拉诺斯圈的活动在不同成员的家中轮流进行，有些教授的住处较小，未免显得拥挤。聊起此事的时候，韦伯促狭的笑着说，是呀，光是W教授(当时在海德堡执教的德国著名哲学家)和他的气场，就得占两间屋子。至于格奥尔格圈子，虽然韦伯一直与这个圈子中的成员保持着密切的个人关系，但他很少参加圈子中政治色彩浓厚、意见激进的聚会。1910年之后，韦伯夫妇开始在内卡河畔的家中举行周日下午的茶会。这一安排的初衷本来是为了减少韦伯每日频繁接待访客的时间，集中在一天进行，但没过多久，便演变为周日的定期聚会上，准备与韦伯继续就某一问题深谈的人可以预订好下周到访的时间，两套体系并行。

　　虽然此刻大门紧闭，但从玛丽安妮·韦伯、雅斯贝尔斯和霍尼希施海姆的叙述中，我却能想象出100年前屋子里的景象。很多的食物，很多的酒，很多的笑声，偶尔有舒缓的钢琴或小提琴作为背景。韦伯坐在大厅里的某个角落，很多时间用于倾听，但也经常站起来就某个话题一口气发表一个多小时的即席演讲。话题有时极其深奥，有时愉悦轻松，但绝大多数天南海北，远远超出学科的界限：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怎样与德意志的社会状况发生联系，如何从李鸿章日记里窥视中国儒家社会的价值观并由此理解中国的现状和未来……这里只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当有海德堡大学的学生列席时，韦伯总是尽量避免就政治发表意见。“我没有权利在学生面前谈论我的政治主张，因为这样或许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主见。”他说。

　　这样深入而广博的讨论和演讲，与大学里的学术研讨活动及授课有何分别？拿这个问题向施鲁赫特请教，他发出意味深长的微笑：“或许韦伯只是不喜欢那种一定要在每周一上午9点到10点必须谈论某个范围内的某个话题的确定性罢了。这违背他的天性，在他看来，也违背学者的天性。”韦伯最著名的演讲《以学术为志业》，“志业”一词，对应的是德文的“Beruf”，虽然它也可以简单翻译成“职业”，但自从马丁·路德在其著作中为其赋予了“奉神所召去从事某事”的特殊意义，在韦伯用到这个词的时候，含义远远超出了一项可以带来收入的工作的范围。而当面对理性化、效率化、标准化逐渐主导了大学作为学术机构的进步方向时，这种价值的激烈冲突，无可避免。韦伯的幸运在于，在那个传统所带来的确定性开始离析崩散的时刻，在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下，他营造了一种游离于职业之外的现世安稳——虽然，不过短短十数年。可是，这种正视生命中的现实，承认我们其实就是这个愚蠢浅薄的世界的一部分，但努力不让这种愚蠢浅薄左右心灵的努力，不管后果如何，都足以令人幸福。

　　在海德堡停留期间，我去旁听了几节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研究所的课。开设“马克斯·韦伯与尼古拉斯·卢曼研究”这门讨论课的是海德堡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尤里希·巴赫曼(Ulrich Bachmann)博士，一个拥有典型雅利安面容的年轻学者。巴赫曼说一口流利的美国东部口音英语——事实上，他的哥哥便在美国执教。这是一个优势：1999年，“博洛尼亚进程”欧洲高等教育改革方案公布后，越来越多的德国大学开始开设英语课程，力求与美国和英国的教育产业实现充分竞争。想到德国读大学的人不再需要痛苦地先学满800学时或1000学时的德语——忘记提起，内卡河畔的韦伯故居，如今的主人是海德堡大学国际学生中心，主要功能是帮助海德堡大学的国际学生强化德语，通过取得毕业文凭所必需的语言考试。或许是看出我对韦伯的兴趣，巴赫曼提出一个听起来相当诱人的方案——来海德堡读个社会学的硕士，在新的德国大学学制下，可能最多不过一年多的时间。

　　然后呢？然后我就可以宣称自己继承了韦伯的衣钵，获得某种权威的叙述他的资质？

　　海德堡之行的最后一日，我再次走进齐格豪斯兰德街17号。绕到背靠“哲学家小径”的房屋后进，隔窗可以看见一楼的教室，一位老师正在向一群肤色不一的学生介绍某个德语学习俱乐部。韦伯和玛丽安妮曾经在书信中多次提到屋后的狮泉，据说，每当韦伯的母亲海伦妮离开这里时，总要喝一口狮泉中的水，以确保自己还会回来。这口泉如今已经干涸，两个狮子头的出水口也已残破。但是，即便那泉中依然有水，我真的会俯身啜饮吗？

　　每个时代的人都希望回到从前的某个古老年代，但每个人终究都会在生命中的某一刻认识到，不管多么努力，我们回不去了的残酷现实。生活如潮，兀自滚滚向前，每个人都被裹挟其中，没有人能够幸免。我在海德堡找到的依然是那个我已经在文字中所熟识的韦伯，但寻找和体验本身赋予叙述以意义。我知道我将走上一条与韦伯完全不同的道路，但那也是同一条道路：我们要去做我们的工作，承担应付属于我们的这个时代所提出的要求。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再无旁顾。■

　　(参考书目：“Max Weber：A Biography”，Marianne Weber；“On Max Weber”，Paul Honigsheim； “Max Weber：A Biography”，Joachim Radkau；“Max Weber：An Intellectual Portrait”，Reinhard Bendix；“The Iron Cage：A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Max Weber”，Arthur Mitzman；“The Rise of Western Rationalism：Max Weber's Developmental History”，Wolfgang Schluchter；《韦伯作品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马克斯·韦伯的生平、著述及影响》，法律出版社；《欧洲大学史》，河北大学出版社；“Mark Twain's Guide to Heidelberg”，Werner Pieper。感谢歌德学院冯硕女士、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金郁夫先生、海德堡大学图书馆执行馆长莱克·鲍茨怀特女士、海德堡大学档案馆、关山先生在采访过程中的大力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