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漫数据怎么样:中国人的性格和气质-111224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偶看新闻时间：2024/04/27 20:09:57

中国人的社会化性格是普遍的，“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三人成虎”,“人言可畏”就是这种性格的真实写照。长期以来，大多数中国人总是以社会的眼光来评价自己，即以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眼光看自己。因而，多数中国人总是尽量让自己的行为能让别人瞧得起，而不顾这么做自己是否舒坦。这样一来，好像大多数中国人在世上并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在为旁人活着，是活给外人看的。如果自己的孩子有了出息，无疑能光耀门楣，倍儿有面子。所以说，很多中国人往往活得很累，即要求名又要得利，真的是难为国人了。

1、社会化性格
社会化性格又称为社会取向性格，是指个人心理上表现出来的一种依循于社会和他人的态度而做出反应的性格。例如有些人过于看重社会或者旁人对自己的看法，一言一行都尽量合乎社会的标准、遵循社会的规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没有独立的自我价值判断，个人的道德观建立在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基础上。传统的中国社会就是一个这样的典型。直到今天，对中国人来说，社会的观念仍然严重影响着个人的观念，个人的思想、看法和见解总是努力和社会相一致，个人的行为总是尽力在社会所能理解和允许的范围之内。这就是中国人的个性中所反映出来的典型的社会性。
中国人的社会化性格是普遍的，“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三人成虎”,“人言可畏”就是这种性格的真实写照。长期以来，大多数中国人总是以社会的眼光来评价自己，即以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眼光看自己。因而，多数中国人总是尽量让自己的行为能让别人瞧得起，而不顾这么做自己是否舒坦。这样一来，好像大多数中国人在世上并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在为旁人活着，是活给外人看的。如果自己的孩子有了出息，无疑能光耀门楣，倍儿有面子。所以说，很多中国人往往活得很累，即要求名又要得利，真的是难为国人了。
就另一个方面而言，中国人在思想观念上，也会不断进行调整，极力使自己的观念能和社会保持一致。这样一来，我们发现中国的社会实际上成了一个秩序良好、稳固有序的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观点都是一样的，很少有离经叛道的异端。人们不仅寻求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保持立场一致，就连一些寻常的生活细节，诸如对善良、真诚、好人坏人乃至性取向的评判，几乎都如出一辙。这种状况无疑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具体来说，中国人的社会化性格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多数中国人总是努力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的要求，尽量不使自己的言行和多数人相悖，避免同整个社会相对立；另一方面，多数中国人总是在与社会的比较中获得自己的观念和标准，也就是以社会中其他人的观念和标准去约束、限制和评价一个人。正因为多数中国人具有明显的社会化性格，使得原本不想顺应社会的人，其行为也不得不适应于社会，于是社会化性格也在这种过程中形成并深化了。一般来说，对于违反传统、破坏规矩的人，我们视之为大逆不道并努力排斥他；对于自信心不强、患得患失的人，我们视之为自卑；对于自信心太强、刚愎自用的人，我们视之为自负，一概加以贬低。正因为这些态度几乎成了一种准则或规范，人们的行为也逐渐顺应于社会的度的范围了。
客观地说，中国人的社会化性格对于道德规范的遵守和伦理秩序的维持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在现在社会，它不可避免地也带来了诸多弊端。例如，“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等一类的民族心理就在相当程度上约束了人的上进心和进取力。正是中国人的社会化性格，造就了部分人隐忍、退避、克制、保守、稳重、中庸等一系列性格特点。可以说中国人的很多性格特质都是因其社会化性格而形成的，在随后的章节中，会有更进一步的阐述。
如果深究起来，我们还会发现，中国人的社会化性格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庸之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庸之道是要求人们不要走极端。这种“不走极端”的观点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的行为与社会的看法一致,即不超出社会所认可和允许的范围。过分的有决心和没决心,过分的坚持和不坚持,过分的反抗和不反抗,过分的细分和不细分,过分的有耐心和没耐心,过分的容忍和不容忍……等等,都不能为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当然也不符合中庸之道的原则,因而总是遭到社会的反对和排斥,人们的行为也就被约束在社会所认可的过分的有决心和过分的没决心之间,过分的细分和过分的不细心之间,过分的容忍和过分的不容忍之间……等等,即凡事不过分,不走到两个极端去。
一方面，中庸的思想使人们更加谨慎行事,尽量不过度,尽量在社会认可的度的范围之内,这就使中国人的社会化性格更加显著,人们更加在乎周围人的看法,更加顺从于其他人的观点而行事;另一方面,中国人的社会化性格也使中庸的思想得以更好地传播和继承。根据别人的看法,别人所认可的范围来实施自己的行为,尽量不要违逆众人的意见,不过分行事,凡事不过分的信条使得人们加深了对于中庸思想的理解和维护,中庸思想由此才得以更加迅速、广泛、久远地传播。

2、从众心态

由于多数中国人行事往往过分地稳重和保守，从来不愿走极端，因此往往表现为跟风、随大流的行为，这在心理学上，称之为“从众心态”。中国人大多爱看热闹、爱赶时髦；在一些是非判断上，往往也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如果有人从海里捞出一箱金子,马上会有一帮人成群结队地跳下去;哪怕马路上有个人蹲下系鞋带,顷刻间也会在周围聚拢一堆人,这都是从众心理的典型表现。
在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自己一个人的判断可能会是错误的，但大多数人的判断就不可能有错误。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还一直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呢？所以正因为如此，大多数人前进的道路或选择的方向必定是正确无疑，跟着大部队前进是不会有错的；再说人多势众，自然也会更安全一些，所以人们通常会义无反顾地跟着大多数人的步伐前进。
再退一万步来说，即使真理确实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真的错了，那又能怎么样呢。中国有“不犯众怒”的传统，而且俗话也说，“法不责众”；即使有错，只要人多，法令又能奈我何？况且如果真的是大家都错了，那么错的也会变成对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从众现象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近年来，国内如风起云涌般出现了诸多热潮，例如出国留学、炒股、开办公司、房地产等等热潮，都有很多不明就里的人盲目卷入其中。这些人中，运气好一点的尚能全身而退，多数却折戟沉沙、血本无归。不过，中国人的从众心理在让许多人尝到苦头之后，会使他们更加谨慎小心而不至于盲目冲动；经历过挫折后，他们会更加理性地对待别人的观点和看法。
多数中国人之所以喜欢从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缺乏自信，因而在许多问题上并没有主见，总是优柔寡断、首鼠两端。每个人都害怕承担责任，不敢冒风险，因而也就不愿意出头，宁愿凡事都让他人挑头，自己乐得跟在别人后面沾点光。道家始祖老子说，他为人处世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一曰俭，一曰不敢为天下先”。这样一来，大家都不敢为天下先，自然成为人云亦云的“跟风派”或作壁观望的“骑墙派”了。

3、善于自省和自制
中国文化的传统，一向是注重人的自我约束和自省的。曾子曾有名言，“吾日三省吾身”，堪称善于自省的楷模，也被古往今来许多君子奉为训诫。这里所说的自省，是指人的行为要从自我的方面加以约束、限制，使之符合社会和谐的需要。曾子每天需要自省的内容有：“人家托付给我的事我帮人家尽力了吗？在朋友间的交往中我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吗？今天本该温习的课业，是不是还没完成呢？”曾子的这种态度，也积极地影响了后世中国人，使他们对待他人较为宽容，自身却时刻注意反躬自省。
中国人的性格，一方面是宽厚待人,追求和谐；另一方面则是严于律己，求自制和自省。中国人的自制性格表现在很多方面：忍耐、稳重、谨慎、保守、含蓄……等等。能够做到这些方面的，在中国传统的儒家观念看来，堪称是社会中理想的人格楷模——君子。对君子来说，他的行为方式应该遵从下列这些准则：
    (1) 君子的言行举止应中规中矩，尤其要注意“慎独”（也就是指当自身独处、没有外人监督自己言行的时候，更应该时刻小心谨慎、不要恣意妄为）；
    (2) 君子要自重，规避任何可能使自己的人格受到玷污的机会,从不放纵自己的私欲；
    (3) 君子要有独立自主的性格，而不受外物的役使；
    (4) 君子要修谦让之德，举动稳重谨慎；
    (5) 君子严以律己，每日审察自己言行的失误；
    (6) 君子有过则改，又从不放弃行善的机会；
    (7) 君子尊重传授道理的老师，并友爱协助施行仁德的朋友；
    (8) 君子寡言慎行，但勇于任事；
    (9) 君子全力追求理想的人格，不因贫穷困苦而灰心堕志。
    从上面这些准则可以看出，君子的修为是以自制和自省为核心内容的，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慎独”。把这条标准用在管理行为上，就是我们通常所强调的“领导在与不在一个样”。这就要求领导者通过言传身教，提高员工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3、温和敦厚
中国人总喜欢一团和气，有时候为了顾全大局，哪怕逆来顺受也在所不惜。和平虽是美德,但若过分地求和,便趋向于文弱。中国人看重现实生活,善于享受人生乐趣,因此能够心平气和。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多数中国人阅世极深,所以知道和平是处世良法。我们的传统思想就多鼓吹和平、厌恶武力侵伐,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采取和平的手段,甚至对于仇敌也采取和好的政策。在中国历来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中，不乏“以德报怨”的先例。在中国古代，针对异域那些时常侵扰边境、觊觎中华的外族，就常常采取和亲安抚的政策，与之修好，力图免开战端。因此中国历史上，像汉武帝那样穷兵黩武开疆拓土的君主，实在是凤毛麟角；更多的则是“昭君出塞”、“文成和亲”这样的千古美谈。
而在社会生活中，多数中国人为了和和气气地对待别人,说话总是很委婉。有些中国人讨厌直截了当,喜欢婉转陈述,使人们往往把握不住他们的真意。许多中国人很少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很多事情不好直接拒绝就婉言谢绝,不好直接接受就婉转表述；即使是受到了别人的称赞，也总要或多或少地客气一番。如果就某一问题与人家意见相左，也很少针锋相对地当场就分个是非曲直，而是多在适当的时候以婉转的方式提出，免得伤了和气。此外，有些中国人总是担心哪怕一点点的小冲突,因而说话尽量客气,举止尽量文雅,行为尽量保持礼节。
中国人“求和”的性格作用在自己身上,就是知足乐观。中华民族具有知足常乐的态度,有些中国人较富于享乐的能力,对于当前生活求安而不求进，所以哪怕在忙里也想偷闲,苦中亦要作乐。这种安分知足思想,其实是由于古来各家思想已经深入民心所致。儒家学说既主张礼让不争，更提倡安分守命,教人安贫乐道,处之泰然。对于物质欲望,各家学派的共同原则都偏重于消极的节制,以求得内心的宁静,如儒家提倡“食无求饱、居无求安”,道家鼓吹清静无为,墨家提倡强本节用;这种克制物质欲望的主张,似乎都如出一辙。
当然，中国人的求和性格与其社会化性格也是分不开的,中国人的社会化性格使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规范在社会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和制约作用。由于个人的行为倾向于社会取向,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关注社会的、整体的利益要求。社会的整体利益要求和谐和统一,和谐成了每个人的共同愿望,也成了社会的共同要求和规范。由此一来，对和谐的追求自然也就形成了中国人的求和性格。它表现为，为全局着想，人们不应当过于在乎自己一己之利,即使牺牲个人利益也应服从于整体利益的要求,这才是中国人的求和性格的实质。
另一方面,中国人的求和性格也加深了他们的社会化性格,求和的结果和目标是社会得以和谐稳定,这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及个人的长远利益的,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伦理秩序,使人们的利益焦点不仅放在个人身上,而且还放在社会整体上,人们关心这个社会,重视自己身边的其他人,其结果是人们的社会化性格不断得以强化,最终形成典型的中国人的性格气质特点。

5、内敛保守的性格倾向
保守是大多数中国人性格的又一大特色。其实，无论是顺从、勤劳，或节俭，本质上均属于保守的性格。因为他们不是要为自己或社会开创一个新的世界，而是在旧世界里替传统尽责。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鼓励创新、开拓的事迹非常少，而宣扬保守、退缩以及安分守己、顺从天命的言论则非常多。中国的封建王朝里，所谓的“改革”和“变法”还真不少，有的甚至还轰轰烈烈，但多以失败而告终。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变法中，只有“商鞅变法”还算成功，但商鞅本人却未得善终。此后的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均告夭折。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因为中国人骨子里的保守思想在作怪。他们总是固执地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甚至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使得具有数千年封建传统的旧中国暮气沉沉，万马齐喑。
所幸今天的中国，已经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人们正在以积极、开放的心态迎接未来。但在社会生活中，多数中国人骨子里面的保守倾向，仍然十分严重。仔细探究起来，中国人保守性格的形成，固然是由于顺时听天、轻视人力，不愿意徒劳无益的思想使然；但大部分原因还在于习故安常，以当前一切为满足。所谓“知足常乐”，既然眼前的生活还过得去，那干嘛还要翻来覆去地折腾呢？一味指责中国人爱抱残守缺、食古不化怕也未见得公允，但是说实在话，多数中国人自古以来，还是比较安于现状、挺缺乏危机意识的。除非日子过不下去了,他们才会想到要变一变,正所谓“穷则思变”,以达到“变则通、通则久”的地步。然而,儒家伦理又告诫我们一句话,叫“君子固穷”。既然君子都要能安守穷困,那还变什么呢?
中国历来的经济生活，只讲自给自足、维持现状。中国社会风尚注重保守，普遍都以“先王”、“古法”、“祖传”为最可贵，并不问它对于当前环境是否合适。因为社会趋于保守，所以人们常用“安静”、“持重”、“老成”一类的话来赞誉人，而用“好事”、“轻进”一类的话来鄙薄人。事实上，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根本是求安不求进，中国人的古训向来是“明哲保身”；既不好活动,也不愿冒险，遇事迟疑不决，没有奋斗和开拓精神。
保守的性格也影响了中国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拿情感方面来说，中国人在表达感情时比较含蓄，保持分寸、保护感情，封闭自己的内心世界，并在心灵深处设置厚厚的帷幕或面纱，表现得城府极深。在人际关系方面，由于感情世界的面纱较厚，要求按一定的程式或规范行事。因而中国人表现感情不能像西方人那么炽烈，动不动就拥抱、接吻，而是用打躬作揖这种形式来含蓄地表达感情。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众多中国人追求保守、安定的心理，他们强烈地寻求生活的安定感，不想冒险去接受新生事物。例如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中国人就重视不需太多变化的家居工作生活；缓慢地把朋友聚成圈子,并加以固定；对于异性在感情方面的交往，更注重日久生情的培养，而排斥强烈的激情；我们以互相体谅的心情对待朋友，但不知道该如何与陌生人相处；我们喜欢接受一些现成的事物形态,做有一定章法或规律可循的事，对不确定的事物予以忽视或逃避,等等。

6、中国人都有四条心
孟子是一个对人性有着深刻理解和认识的圣贤。孟子从“性善”的角度出发，提出中国人应该具有“是非之心,羞恶之心,恻隐之心,辞让之心”。四心齐备的，才算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孟子的话不无道理，可以说，中国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也是受着这四种心理倾向的支配的。后人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大善端发扬开来，最终形成“仁、义、礼、智”四大基本道德规范，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人伦标准和道德准则。而这些规范,几乎也处处影响着国人的行为。
  是非之心
中华民族还是相当具有正义感的民族，但凡中国人都有是非之心。不管在表面上，他愿不愿意把自己的好恶鲜明地表现出来,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里，还是有着明确的是非观念的。人的行为，总要受其意识支配，根据他自己对是非的判断决定其行为的取向。可以说，人人心中有是非，“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是非之心是智的根源。人能明辨是非，便会对是的方面加以肯定，对错的事物加以否决；对善的加以嘉许，对恶的加以贬斥，进而对自己能反省、忏悔、改过、追求真理，对别人能批评、督察、忠告。社会的舆论、法律的审判，都根源于这是非之心。人有是非之心，便能不违真理，能改过迁善，社会便能天天进步。
能够明辨是非，是人类“智”的体现。所以人能通过对是是非非、善善恶恶的体察和鉴别，而追求真理；同时不断地反省自己的过失并为之忏悔,从不放弃改过的努力，并且对他人的过失进行批评与督察。这才会使得整个人类社会井然有序、善恶分明、正气凛然。
是非之心，要求我们在面临大是大非的问题时，要敢于作出抉择，一切以道义为本，而舍弃不义的行为。人们很容易面临物欲的引诱、罪恶的召唤、私心的作祟。如果我们一时放纵自己的欲望,放宽自己的道德界限，诚然可以得到物欲的满足，也可逞一时之快意。但迟早会遭到公理的遗责、正义的审判、良知的鞭挞、人民的唾弃。因此对更多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宁愿安份守己，尽自己的力量，获取自己所应得的和所需要的。所以人有了是非之心，纵然犯了过失，他也会知道悬崖勒马，努力改过迁善。这才是“智”的表现。
    羞恶之心
羞恶之心实际上就是人的耻辱观。其实这可以说是全人类共同的观念，是人与禽兽最主要的区别之一。中国人在骂人的时候，有一句话最恶毒，就是说人家“无耻”。一个不知羞耻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简直就不配生于世间。应当说，羞耻感，是大自然对人的最大恩惠之一，因为它可以使人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人，哪怕是智力低下的人和动物的最基本区别，就在于“知耻”。一个不知耻,不懂得耻的人，就与动物没有多少差别了。孟子曾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讲的正是这个道理。
“耻”是道德价值观念的表现形式，它是人的人生观、审美观、价值观的体现。因此,耻意识从来都是变化多端，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变化的。不仅古时和现代的耻意识有所不同，就是同一时代也有种种不同的耻意识。至于耻辱观的起源，应该可以一直上溯到原始社会时期，在人类蒙昧初开时就有了。《圣经》中记载，西方人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就是因为偷食了伊甸园的禁果，产生一种羞怯感,引发了原始的耻辱观念，从此开始了他们作为“人”的生涯。
在中国人看来，只要一个人知道羞耻，哪怕他作恶甚多，也仍然是可以救药的。如果人能知耻，那他就有着向善的动力。“知耻近乎勇”是一句在中国几乎人人皆知的名言。但勇却是中性的，可以是刚毅之勇，亦可以是匹夫之勇。耻，可以激发起人的勇气，但这种勇却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如果因为感到羞耻而恼羞成怒，从而激起了匹夫之勇，那就不可取了。也就是说，要做人，就必须要知耻，更重要的是要明耻，即要明确在生活中究竟什么样的行为是可耻的，什么样的行为是光荣的。如果一个人心怀大志、心胸开阔，以自己的德行不高、学识不广、技艺不精为耻，那么就能在生活中培植起百折不挠,坚强不屈,勇往直前的真勇、大勇乃至神勇来，从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好人生之路，实现人生的价值。相反，如果一个人以自己的私利为轴心，以不如人富豪奢侈为耻，甚至以不如人会坑蒙拐骗为耻，那就会被贪婪之欲、邪恶之心而鼓励，从而步入歧途，滑向罪恶的泥潭。
在现代商业社会中，最讲求的是诚信传统，如果人皆有羞恶之心，那么我们整个社会离诚信也就不远了。
恻隐之心
恻隐之心，说穿了也就是同情心。人不同于禽兽，不可能对同类的悲惨境遇无动于衷。《孟子》中记载，梁惠王有一次在朝堂上，看见下人牵着一头牛走过，那头牛神色凄楚,浑身瑟瑟发抖。梁惠王问这是怎么回事，下人说，这是一头将要被用来祭祀的牛，马上就要上祭坛了。惠王实在于心不忍，吩咐道:“看这头牛这么可怜，还是把它放了吧。如果一定要祭祀，就拿一只羊来代替它好了。”老实说，以羊来代替牛，还是牺牲一物以保全另一物，事情的本质并没有变；甚至还容易让人产生误会，以为他们的君主是因为吝啬才故意拿价值小的羊代替价值大的牛作为牺牲。其实，堂堂一国的君主，何苦去背这个黑锅呢？
还是孟子公道一些。他开导梁惠王说，大王能够这么做，已经证明心中有善端了，并不是虚伪的表现。因为当时眼前见到了牛却没有见到羊的可怜样。能够对眼前的事物发慈悲之心，这也就是中国人恻隐之心的体现。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可以了，千万不要矫枉过正。如果说因为人要具有同情心，就反对杀生害命，连肉也不忍心吃，那才是彻头彻尾的虚伪的表现呢。中国古代有“君子远庖厨”的说法，也是因为人们对猪羊之类的动物“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这样的关切怜悯之情既然都能加诸于禽兽身上，那就更别提对人本身的关怀了。生性残忍、没有同情心的人，往往被斥为“冷血动物”，是不能为文明社会所相容的，而且迟早会遭报应。中国人历来强调锄强扶弱、积德行善，很大程度上也是恻隐之心使然，而且他们也相信，这样做是一定能得好报的。
但是按照现代人的理解，商场如战场。商界的竞争，往往是冷酷无情的，没有半点温情脉脉可言。所以现实的商界，充满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落井下石者多、扶危济困者少；锦上添花者多，雪中送炭者少。这一切，正是当今商场竞争的误区。商场并不是战场，商业的竞争，并不是你死我活、鱼死网破的,战争规律并不能完全适用。生意场上的往来最好当然是互利互惠的双赢局面。所以对于商界精英来说，最好都能多一点恻隐之心，这样会使自己多一些朋友，多一分成功的机会。
辞让之心
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一向是谦和有礼的。中国人的性格，也大都慈善宽厚，不那么咄咄逼人；就是有理，也往往要让三分。一个人只要温良守礼，哪怕他在才智上稍逊一筹，也会为世人所推崇，甚至奉为楷模。“礼”在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就是一颗“辞让之心”。也就是要求能够尊重他人、善待他人，凡事能先为别人着想，能够谦让一点的不妨谦让一些。中国人从小就被灌输这种精神，例如孔融四岁让梨的典故，千古传颂，成为许多中国的父母教育子女的好榜样。
所以说,辞让之心是礼的根源。人有礼,便能够谦让,也能够尊敬别人。由尊敬先祖、父母、师长,推而广之到尊敬一切圣贤豪杰、以及一切对人类文化有贡献的人,乃至一切外人、古代的人、未来的人以及由人所组成的整个世界。在中国人看来,要懂得礼节,最根本的是要有一颗辞让之心,要记得把好处让给别人,与人为善。
当然，人也不能过分地辞让。有些应该据理力争的事情，就必须“当仁不让”。尤其是一些重大原则，该坚持的还是要坚持。但是在中国，一味地“温良恭俭让”、拿原则作交易的事情太多了。
还有些事情，如果一味辞让的话，就会让人觉得这是虚伪的表现。有些中国人在一些个人的好恶上，远远不如外国人坦诚。明明是心里非常想得到的东西，口头上就是不说；别人送给自己的礼物，本来自己非常喜欢，却还要装模作样地推辞一番；明明是因为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却动不动就归功于领导的关怀和同僚的帮助。这样的做人方式，当然很能讨人喜欢，但也多少失掉了人的个性。尤其是当有些人某方面的欲望很强烈,却又不好意思明确表达的时候，就喜欢背地里使些小伎俩，在一颗堂皇的辞让之心的背后却往往掩盖着并不那么光彩的企图。
7、性格充满矛盾的中国人
总体来看，中国人的性格并不是简单地一边倒，通常是两种对立性格的调和统一。实际上，中国人的求和性格与克制性格时常是矛盾的。中国人要求自己“严己宽人”，在这里，严与宽就是一对矛盾，人与己也是一对矛盾。中国人已经清楚了这对矛盾性，他们善于把矛盾加以调和统一，使之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很多中国人的性格是矛盾的,这表现在很多方面,如尊大与脆弱、道德与背德、亲切与残忍、务实与理想化、孤独与群居、轻信与怀疑、利欲与面子、强韧与顺从、坚强与柔弱……等等，这些明显相互矛盾的性情，却往往都集中体现在一个中国人的身上。这些现象不是让人觉得很矛盾吗？
关于这类中国人的矛盾性格的最好例证是他们在接受责备时的谦和态度。对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来说，你指出他的缺点的时候,他可能会很耐心、殷勤甚至是诚挚地倾听并愉快地接受,而且附加说:“是我的过失,是我的过失!”也许他还会感谢你的好意,发誓说一定要立刻、彻底、永久地改正。但是,很可能这些动听的誓言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已,有些人不求实际的品性不可能纠正,他们的种种表示不过是故作姿态。在这方面有一个典型的例子，那就是“随地吐痰”的问题。相信每一个中国人对随地吐痰的陋习都深恶痛绝，并一再表示要“从我做起，杜绝恶习”。但一旦在没有人监督的场合，有些人很可能会故态复萌，照吐不误。像这样的言行不一致，正好体现了一些中国人性格中矛盾的一面。
同样的事例还有,许多中国人一方面害怕别人在背后议论自己,讨厌别人的胡批瞎评,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总是在别人背后议论别人。正所谓，“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每个中国人都知道随地吐痰不好，抨击起这桩现象来,那都是口诛笔伐,不遗余力。可是一旦轮到自己，有几个能真正杜绝这一陋习呢？要说中国人都没有公德心吧，那可真是冤枉。可是一碰到具体问题，这些人的公德心又都到哪儿去了呢？
其实中国人大多存在“表里不一”的双面性格,这种双面性格就是中国人矛盾性格的一种体现。双面性格的情形在我们的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合法的操作。任何人都能很快地意识到表面的客套话与心底话的差异,也颇能预测何时我们必须处在何种状态之下。可以这么说，有些中国人是逢场作戏的能手。当然，我们很少直接攻击说表面话的人,有时更是心存感激于他人的表面文章。但是,我们往往会在背后讥笑那些做表面文章的人。
部分中国人的矛盾性格使他们习惯于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或者是自己人与外人,这种严格对立的区分是为了分别采取不同的交往策略。对好人,我们尊敬、同情、帮助、爱护、热情；对坏人,我们贬低、憎恨、厌恶、冷淡、疏远。对待自己人,我们舍得牺牲自己的利益,敢于袒露自己的心声,不会太在乎礼节和形式；而对于外人,我们不能让他占便宜,对他们一定要封闭自己的内心世界,对他们佯装客气和热情，而实则并非如此。
矛盾性格的反面就是调和矛盾,多数中国人总是喜欢调和与折中。比如你跟单位的同事说,我这位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可能会一致不同意。但如果你进一步要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由此可见，如果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但事情一旦有激化的倾向，那就会有无数的力量加以牵制,最终达成折衷的方案。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多数中国人总是愿意避免矛盾的过分激化,喜欢采用中庸调和的方法对待矛盾。
中国人对于矛盾的调和受了“重和合”思想的影响。在和谐的原则下,中国人总是愿意去调和矛盾。因而，多数中国人的矛盾性格是次要于他们的求和性格的,即只有在不违反求和原则的前提下,其矛盾性格才会暴露出来；否则,违反了和谐的要求,其矛盾将会被调和,表现出的仍然是和谐的气氛和求和的性格。
由于多数中国人矛盾调和性格的存在,在一旦矛盾无法调和的情况下,他们的性格特征就会走向它的反面,这也就是其矛盾性格的又一个方面。集体主义精神就会被窝里斗所代替,诚实会被虚伪所代替,利他主义会被自私所代替,顺从会被叛逆所代替,实用主义会被理想主义所代替,道德会被不道德所代替,富于同情心会被无恻隐之心所代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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