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我心中的诗词家国（1）】

口述人：叶嘉莹

    号迦陵，1924 年出生于北京的书香世家，1945 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国文系，师从古典文学名师顾随先生。自1954 年开始，在台湾大学任教15 年。

    1969 年迁居加拿大温哥华，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90 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是该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著有《迦陵文集》10种、《叶嘉莹作品集》18种、《迦陵诗词稿》等。现为南开大学终身教授、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和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22期，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我说就一定要说真实的话，不说虚假的话、门面的话。不只是做学者要这样，做人就应该这样。王国维说诗不能沦为应酬的作品，沦为歌功颂德的作品，自古如此。我常常跟学生说，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写诗，不是空口在那里说

　　
　　深秋时节，我们来到南开大学叶嘉莹先生的家中拜访，88岁的叶先生依然精神矍铄。我们惊讶于叶先生思路的清晰和语言的流畅。在叶家客厅黄色的书架上，整齐地罗列着她的著作。书柜玻璃窗夹着的泛黄老照片，正是她和同学们与顾随先生的合影。

　　在谈话过程中，叶先生向我们朗读了她的老师顾随在1945年写给她的信：年来足下听不佞讲文最勤，所得亦最多。然不佞却并不希望足下能为苦水（顾随别号）传法弟子而已。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

　　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叶先生是顾先生最得意的门生。时至今日，就连叶先生授课的方式也一直遵循着顾随先生的风格——脱稿、跑野马、坚持站立。

　　《论语》是我的启蒙书

　　我生于1924年，那年正是第二次直奉战争，是军阀混战的年代。我小时候不像现在的小朋友，可以出门上学，我是关起门来在家里长大的。先是父亲教我识字，念字号，裁成小方块的纸，然后父亲用毛笔在上面写字，写完字用朱砂笔在字的旁边画出声调的圈圈。

　　再大一点就开始读四书，第一本读的是《论语》，这是我的启蒙书，是姨母教我。因为还是小孩子，所以姨母都很简单地讲解，圣贤的那些大道理讲的很多，主要是背。可当我读到“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时候，我就想那“道”是什么东西啊。后来大了，经历人生很多的悲欢离合和各种境遇，有时候在某一种境遇之中，忽然间《论语》的一句话就会跑出来。

　　少年时代我读书很杂，因为伯父是个藏书家，我们在北京的房子是三进的四合院，祖父住正房五间，伯父跟父亲两个人住东厢房和西厢房，而伯父的东厢房就像图书馆一样，有三间是用来藏书的，全是书架。我喜欢什么书就找出来看，而我们这个厢房也有很多书。箱子上的书摸到什么就看什么，比如《红楼梦》和《西厢记》就是在那个时候读的。

　　抗战的时候，父亲在国民政府航空署工作，他是北大外文系毕业，因为航空署需要英文翻译，所以父亲就到那里工作。 念五年级的时候，家还在北京，父亲把我送到一个教会学校，这个学校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学英文，父亲想让我从小把英文学好。可是我还没有上六年级的时候，我们隔壁邻居一个女孩去考初中，她说你陪我去考吧，我说好啊，就陪她去，结果就考上了。我母亲说考上你就念吧，当时父亲不在北京，他若在，一定会让我继续在教会学校念英文。

　　考上初中后，母亲为给我一个奖励，就给我买了一套书，是当时开源书局出的，叫《词学小丛书》。因为家里边主要是教我念诗，词是没有人教我的，所以就想找古人的词话来看一看。从《词学小丛书》里面，我看到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当然有的也读不明白，可是觉得他说的很好，跟我心里的感觉是一样的，跟我读的时候感受相同。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王国维，他说词以境界为最上，这个境界是什么东西其实我摸不太透。“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细雨鱼儿出，风轻燕子斜”，他说的词以境界为最上，举的例子却都是杜甫的诗，这完全不合道理，我对他这境界莫名其妙。但后来我就想，一个能够把词话写得这么好的人，他的词应该也不错，就把王国维的词拿过来看一看，不过有时候也不完全懂。

　　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赶上了卢沟桥事变，从初中、高中到大学8年就是抗战的8年。北京沦陷后，父亲随国民政府的航空公司退到武汉，武汉陷落，又接着退到重庆。我们和父亲断了联系，母亲又在抗战第四年去世了。我是老大，有两个弟弟，小弟比我小九岁，每天早上要给他穿衣服送他上学校。我们曾经几个月吃不到一粒白米，一顿白面，连玉米面都吃不上，吃的是混合面。

　　随后我考进了辅仁大学，当时沦陷区所谓公立大学，如北大、师大等都被日本人管理了，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燕京被关门了，教会学校只剩下辅仁，因为德意日是联盟，而辅仁有德国和意大利的神父，所以我们才在沦陷区存活下来，这是唯一不被日本人占领的大学。

　　曾经有人问我，在那个全国都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年代，我是怎么坚持下来的，还顺利考上了大学？我说你只要真正的想去读书，真正的静下心来思考，其实哪里都放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这是1945年顾随先生写给叶嘉莹先生的信，信中夸赞叶嘉莹已经深得真传。

　　刚到台湾，带着孩子过着蜗居的日子

　　上大学时候念李商隐的诗，“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我觉得这首诗念起来挺好听的，其实那个时候并不是真懂这首诗，一直等到30多岁，经过了很多艰辛苦难后才明白。

　　1948年3月我结婚，先生那时在国民党海军工作，11月我随着他们机关撤退到台湾，还记得当时船上满满的都是人，我就坐甲板上。1949年夏天在台湾生下了大女儿。到了冬天，由于不少赴台人士被怀疑为共产党，台湾当局在民间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先生因为被当局认为政治思想有问题，就被关起来了。

　　随后的1950年冬天，我和女儿也因为同样原因被关了。过了三四年，当局确认我和先生没有“问题”后，才陆续放出来。出来之后我们俩人都没有工作，没有房子，没有卧室，没有床铺。我晚上住在走廊上，带着吃奶的孩子打地铺，那才真叫蜗居呢。

　　后来，我找到一个私立中学的工作，接着又有人请我到台北的中学教书。在教书时，还记得当时的课本里有一课是讲《资治通鉴》里的淝水之战，里面写到车云母。等下课后我坐公共汽车时就一直想“云母”两个字，我想到之前背的李商隐的那句诗，“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我忽然间觉得，李商隐这首诗有很多悲哀在里面，我后来写了篇文章，是从一首嫦娥诗谈起，收到论诗通稿里面。你小时候背下来的诗，随着你生活的体验，会有很多的感受。

　　天生就是教书的

　　我常说我这人天生就是教书的，不管走到哪里都有很多人来让我教书。我其实没有什么野心，也从来不想当什么学者，学校分配我去中学教书，就去中学，书教得不错，又有很多别的中学都请我去，这样我同时就教三个中学。

　　50年代，戴君仁先生在台大教书，经他推介，我到了台湾大学教授诗词曲。之后淡江大学成立了，当时许世瑛先生做了系主任，他曾经是我的老师，让我去淡江大学教书，我不好推辞，所以我就答应他了。

　　辅仁大学在台湾复校后，又请我去教书，当时我同时在三个大学教书，等台大和淡江大学有了夜间部，夜间部也拉我去教书。此外我还担任了台湾“教育部”办的一个广播教学节目主讲人，叫大学国文广播。

　　1966年，我被邀请赴美国密歇根大学讲学。这时，哈佛大学远东系的海陶玮教授正在研究陶渊明，也邀请我到哈佛去讲学。1969年夏，我按原计划重返哈佛，但没有成功。海教授以为从加拿大去美国容易，就让我先赴加国。等到了温哥华，申请赴美签证还是没有成功。海陶玮一心想把我留在北美与他合作研究，于是请人把我留在了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教书。1970年，我成功去了哈佛，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了对王国维的研究。当时哈佛燕京图书馆给了我一把钥匙，每到夜晚，从长长的、黑暗的通道经过，我竟会觉得静安（王国维字）先生的精魂似乎就徘徊在附近。

　　那个时候想，自己从小到大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现在有了工作，总可以慢慢放松下来。没想到在1973年，我大女儿与女婿结婚不到三年，就遭遇车祸死去了。这件事给我的打击非常大，我把自己关在家中，拒绝一切友人的问候，痛哭流涕。但当把痛苦逐渐沉淀下来，那种悲哀就慢慢变成一个美感。后来我写了十首哭女诗。过去顾随先生说过两句话：“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以无生之觉悟过有生之事业。”我当时并没有过深的体悟，历经世事无常，痛极以后才有了彻底的参悟。

　　“诗词不能沦为应酬的作品”

　　有一次在做一个访谈时，记者问我说现代人不懂诗，以后是不是没有人喜欢诗了，我说那不然，诗词的本身是有生命的，它的美感是一直存在的，不管多少年以后，只要有一个人懂得诗的美感，他就会喜欢诗词。

　　诗词流传到今天，经过淘汰留下来的这些作者和作品，都有其精华所在，屈原、杜甫、陶渊明、苏东坡，他们的人格、品行、意志、修养都在他们的诗词里面。诗词应该是性情之作，不是说今天找一个好题目写一些风花雪月的漂亮诗，给这个朋友送一首，对那个朋友贺一首，那都是肤浅的。所以王国维说诗不能沦为应酬的作品，沦落成歌功颂德的作品，自古如此。我常常跟学生说，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写诗，不是空口在那里说。

　　陶渊明不同流合污，真的付上了饥寒的代价，他用生命去写诗，用生活实践了他的诗，不是那些虚伪的作品，应酬的作品。这些作品如果是真的，会有自己的生命、意志、理想在其中，而且是用生活去实践的。这样的诗词，千百年来生命是不死的。

　　我没有形式上的信仰，但不管是孔子、耶稣，还是释迦，真的要一个见道的境界。孔子虽然没有说他有信仰，但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什么是天命啊，不是算个卦你相信了，天命是天理之自然，草木的黄落，春声的下达，这是你没有办法反抗的。人的生老病死是天命之自然，忧愁悲观是没有用的，你要知道天理之自然，你还应该知道义理之当然，按照正义，按照道德，什么是你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要有正确的分辨。

　　真正的学者应对人生、对社会有关怀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研究王国维，得到了很多启示。大家看到的王国维只是考古，但王国维跟一般人考古是不一样的，他读书不是只会考证而已，也不仅是有见解而已，他有理想，而且对人生是有关怀的，对国家是有关怀的，不是关起门来，事事都不管了。

　　其实真正伟大的学者都应该对于人生、社会有所关怀的，那才是高一层的学者，关起门来搞些考证，只想自己出名，则是低级的学者，永远如此。

　　在北美教书的时候，当时我们有休假，五年一次，可以一年不上课，所以我就利用那个时间跑回国来教书。有人问我，既然已经在国外定居，为什么还要再跑回来教书？而且我最初回来都是自费的，没有报酬。

　　因为我喜欢诗词，这么好的东西，不能让它从我这一代断绝了，在国外教书其实差得太多了。在西方教了很多年，我的学生都是用英文写论文，我也用英文讲课。我觉得我要回中国教书，因为你要知道诗的好都在语言上，语言一变，那个美感就丢了，不用说中文翻译成英文，就连翻译成白话那些美感也都丢了，诗的美感都在语言文字上，如果你就翻一个语言大意，就像一个人没有了血肉。

　　我现在每年有六个月在北美，六个月在中国，现在88岁了，还两边跑，仍然有好多人不理解。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以后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以后的生活到底会怎样。陶渊明说“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我只知道要尽我的力量，能做多少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