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a premal shanti:阎长贵，贡献与缺憾—读《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

贡献与缺憾—读《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

阎长贵

史云、李丹慧合著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是非经官方审定而由学术机构组织编著和出版的一部国史书，和一般出版的国史书或党史书相较有不少新意，包括新的史料和新的论断，堪称一部国史力作。读后受益匪浅，我以《贡献与缺憾》为题谈点感想。

这本书有哪些新意即贡献呢？我觉得最突出的有两点：

一，“按照历史的本原”的观点，恢复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

例如，关于粉碎“四人帮”的问题，本书明确地指出和肯定了华国锋是“首倡者”。一本经官方审定和认可的《“文化大革命”简史》说：“‘四人帮’篡党窃国的露骨活动，使陈云、邓颖超等老一辈革命家们十分焦虑。他们大多处境困难，但仍通过各种渠道，互通信息，并向叶剑英表达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期望。9月下旬，徐向前、聂荣臻派人转告叶剑英，请他赶紧拿主意，早下决心解决‘四人帮’问题。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等也多次交换意见，研究消除‘四人帮’这个党和国家的痈疽的办法。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并请李代表他去找叶剑英。9月2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寓所同他商讨对付‘四人帮’问题后，叶剑英同华国锋又当面认真磋商，形成了正确的决策。”（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第337—338页）从这段相当权威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叶剑英是解决“四人帮”的核心人物，而华国锋不能说可有可无吧，至多也不过是个参与人物，或者说，重要的参与人物。历史事实真是这样的吗？本书根据大量事实证明：不是这样。本书引述华国锋的口述说：“9月10日下午，我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第670页）本书断言：“……华国锋是发动这场斗争的首倡者。在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甚至可能毛在世时）华国锋就已经考虑这场斗争，考虑到了解决的时间和方式，态度积极而坚决，‘下了决心’……事实上，能够下这个决心的只有华一人，也只有华才有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资格。因为他是毛的接班人……”（第672页）这才是真正的历史事实。在华国锋生前这样说，是勇敢的，大胆的，是尊重历史，是仗义执言。这点，在现在是没有也不需要任何争论了。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生平》已做了最权威的结论。《生平》说：“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逝世后，华国锋同志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同年10月，他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做出的重要贡献。”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华国锋首先提出的，他在这场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谁也不能、谁也没法替代的。2008年第10期《炎黄春秋》发表的熊蕾的《1976，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和张根生的《听华国锋谈几件大事》的文章所说的都是这个情况和问题。

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还有一个汪东兴的作用问题。官方的书上，向来的提法是：“在这场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根本不提汪东兴，当然他也会被包括在“等”中，但是不提他是不符合事实的。吴德曾指出：“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汪东兴同志是出了大力的”，“他所起的作用，不在李先念同志之下”（吴德《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载2000年第5期《当代中国史研究》）。本书在“中央政治局里有多少委员参与和预知了这场行动？”一节中郑重指出：“以上五人（即李先念、汪东兴、叶剑英、吴德、华国锋）构成了中央政治局抓‘四人帮’的集体领导核心。如果按照重要性排队，应该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有争议的是汪和李谁在前。按照参与早晚，两人几乎同时。按照不可替代性汪胜过李。……汪在整个行动中调兵遣将，起到了积极、全面的指挥作用。而李，主要是沟通信息，出谋划策，显然不足以决定行动的能否发动和成败。”（第675页）应该说，这样讲，也只有这样讲，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另外， “按既定方针办”一直被宣传成 “四人帮”的阴谋伪造，本书指出这是出于一个记录错误，不是“四人帮”的阴谋伪造。（第685页）事实确实这样，我和苌江同志曾合写过一篇《毛泽东临终嘱咐的真相》的文章（发表在2008年第3期《文史精华》），其中就披露了参加1976年7月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担任记录的陈斐章的回忆，他当时由于没听清，误将华国锋传达的“照过去方针办”记成了“按既定方针办”，会后陈斐章发现此情况并报告了会议的负责人，而他没有改正过来就发文了，结果这个记录错误被“四人帮”利用制造了一场旨在反对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的政治大风波。

这样的事例还不少，恕不一一列举了。

二，本书视野开阔，把目光投向民间，关注平民百姓的思想和行动。

这几乎是我国出版的文革史都没有很好注意的问题。本书用很多、很大篇幅叙述和论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特点。它以“怀疑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思潮的崛起”、“激化的社会矛盾和孕育中的异端思潮”、“‘四五’运动：真正的群众造反”等篇目浓墨重彩地阐述了平民百姓的活动和思想。

在谈到上山下乡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时，本书指出：“广大知识青年来到农村劳动，发现一切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浪漫和理想，政治上受到歧视，加上国家对上山下乡的前途始终没有拿出个远景方案，插队要多久？将来如何安置？都是无底洞，致使知识青年感觉极度悲观。许多地方因受极左思潮影响，对知识青年无人照顾管理，甚至因坏人掌权，发生打击迫害知识青年，强奸女知青的情况。不少知识青年衣食无着，回家无路费，被迫流落乡镇街头，打架斗殴，盗窃资财，走上流氓犯罪的道路。还有些知识青年聚众围攻当地政府机构，要求解决种种政治或生活问题，被当局当作破坏上山下乡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而予以严厉镇压。而知识青年家长为了让孩子能够回城或者参军、招工，到处托人拉关系，办理‘病退’、‘困退’，请客送礼，甚至做假证明材料。掌握权力的地方干部则趁机受贿，甚至要求女知识青年以出卖肉体作交换条件。可以说，‘文革’时期社会风气的败坏，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很大程度上是上山下乡导致的。”（第466页）

本书在报导惨遭割喉管杀害的女共产党员干部张志新时，介绍了她高于1981年《历史决议》的关于评价毛泽东的观点。张志新说：“毛主席在党的历史发展中丰功伟绩是不容否定的。但我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毛主席也有错误。”“毛主席在这个历史阶段犯了左倾性质的路线错误。”“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斗争是建国后，19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还说：“林副主席是这段历史时期中促进毛主席左倾路线发展的主要成员，是影响左倾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主要阻力。”（第55页）张志新这些话，这些论断，比《历史决议》早十几年，而她是说得何等好、何等深刻啊！张志新是难得的智者，但她成了殉道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野蛮地处决了。文革后，张志新被平反，——无疑，这是完全应该的，而又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这究竟是对共产党所称“革命烈士”称号的褒扬，还是亵渎？在烈士陵园中她和夏明翰、江竹筠、董存瑞等是什么关系？人们对这种“追认”是应该感到欣慰，还是辛酸？

本书在介绍深入思考并探索改革的典型代表张木生时说，张木生认为：苏联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好农村体制问题；赫鲁晓夫不是野心家，他是在推行改革的试探；中国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存在问题，学大寨难以推行；刘少奇、彭德怀对农村问题的主张是有道理的；解决体制问题才能发展生产力，解决干群问题；1957年右派提出了制度问题，是高明的地方；文革是在进行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本书作者说：“张木生的离经叛道观点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震动，其中任何一个说法都可以将他置于死地。”（第481页）张木生当时也确实受到了严厉批判。而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在三、四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不都是人们普遍视为常识的观点并在认真地实践着吗？同张志新一样，张木生也是一个智者，是发现和掌握真理的精英人物。他必然受到惩罚。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现象，但真理和正义最终一定胜利也是历史发展的铁律。

行文至此，不禁要问：人类思想之光在哪里？无数事实证明，答案是：往往不在当权者，而在民间，——张志新和张木生都是证明和适例。真理多少决不同地位高低与权力大小成正比，当然，成反比也不是定理。“肉食者鄙”，大概古今中外皆如是。而同一条真理或同一条道理，小人物说了往往被认为是“离经叛道”，大人物（有权有势的人）说了才成为“发明创造”，这也是我们在历史和现实中经常碰到的事实和情况。历史表明，“异端”变“正端”，这常常是真理发现和发展的一条规律。我们务必要明确认识这点，即不要忽视小人物的思想，不要忽视民间草根的思想，这对科学发展，对社会发展，都是十分有益和必要的事情。

本书在介绍和叙述1976年的“四五”运动时，深刻和精辟地指出：“‘四五’运动和天安门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自发反抗当权者的活动。参加人数之多，场面之大，范围之广，是空前的。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它说明，文化大革命已经被人民彻底抛弃。”（第642页）

总之，我在第二点所谈本书的一些内容，在官方审定出版的文革史书中是很难看到的，因此，本书的视野和眼光很值得称道。樊立勤在他所著的《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一书中说：“现在所有写有关‘文化革命’的东西”，“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他们的着眼点总是盯住上层”（见香港繁荣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该书上卷第38页）。我认为，这是对中国关于文革研究和关于文革的书切中弊病的批评，史云、李丹慧合著的本书在这方面有所开拓和突破，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本书有没有缺憾和不足呢？有。最突出的就是有些事实不对，或者说，不准确。我举几点。

一，关于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本书说：“张春桥秘密组织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第185页）；又说：“从1964年张策划<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第187页）。虽然也谈到“在江青策划下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第185页），但把张春桥提高到这样的地位符合事实吗？恐怕不能说符合事实。诚然，张春桥是具体参加了批判《海瑞罢官》的组织工作，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但把他说成是批判《海瑞罢官》的主要或首要组织者是不对的。对此，江青和毛泽东都有明确和毫不含糊的说明。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她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过程，她说：“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汇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主席就驳我说，他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彭真提出的，他说我把整个历史学界看成一片黑暗，毫无是处。这真是委屈了我了。我说我能保留我的意见吗？主席说，你保留意见可以。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保留意见，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一次北京，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毛泽东在1967年2月和5月两次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都谈到了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情况。

2月3日接见时，毛泽东讲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时说（大意）：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参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版）

在这次接见中，毛泽东说，江青告诉他要批判《海瑞罢官》，但具体组织过程他不知道（请注意：仅仅是具体组织过程！），文章写好后他批准发表了，而北京不转载，他又说“印小册子”，北京发行机关也不发行。

然而，仅仅过了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即5月1日接见时，毛泽东又说：是他建议江青组织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的。他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上可以，让江青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载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参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版）

毛泽东这两次接见所谈内容似有不同或矛盾，一次说江青具体组织批评或批判《海瑞罢官》的过程（再说一次：仅仅是具体组织过程！）他不知道，一次说他建议江青去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无疑需要历史学家或历史工作者做出恰当的分析和说明。但不管江青组织批判《海瑞罢官》这件事情毛泽东知道或不知道，不容否认，都一丝一毫不违背毛泽东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意愿，进一步确切地说，这说不定正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所希望和要求的。实际上，即从毛泽东反复审读（“看了三遍”）和亲自批准发表江青组织的这篇批判文章，北京不转载，他又马上指示印成小册子发行，并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应该从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开始；相反，在这件事情上，没听到毛泽东对江青有半句批评，这种种情况和现象都表明，毛泽东恐怕是非常赞成和欣赏江青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行动的。毛泽东历来都说江青看问题尖锐，对他政治上有帮助，组织批判《海瑞罢官》不又是一个很好很有力的证明吗？！

十分清楚，组织批判《海瑞罢官》这是江青和毛泽东的“功劳”，是他们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步棋，怎么能把它轻易地转移到张春桥头上而让他“贪天之功”呢？！

本书讲，张春桥自己回忆说：“我在1964年，90%的时间在搞两个戏和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一篇文章。”（第185页）此话没注明出处，不知根据在哪？很显然，张春桥的回忆和江青与毛泽东的叙述是相矛盾的，那么，究竟谁说的对？我们应该相信谁说的？不消说，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会自然认为江青、毛泽东说的对，应该相信江青、毛泽东说的。事情是不是这样？我们可以看一个十分有力的佐证，这就是原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党支部书记、文革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的说法。徐景贤，人称“徐老三”，即在上海文革中仅次于张春桥、姚文元的“第三号人物”，他回忆说：“一九六五年初，江青经过毛泽东的批准，在上海通过张春桥找到了姚文元，下达了撰写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的任务。江青强调写这篇文章要‘保密’，姚文元就躲到了我们市委写作班来。……早在一九五四年，我……就结识了姚文元……对于他的来到写作班，我作了妥善的安排……”又说：“江青一九六五年初在上海抓京剧革命和《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张春桥就全力以赴……”还说：“《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写了八个月，写到第十稿，由毛泽东亲自审定，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题，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发表于上海《文汇报》，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2月第二版第4-5、43、5页）不难看出，徐景贤作为批判《海瑞罢官》的知情者，他的说法和江青、毛泽东的说法是一致的。因而我们也可以断言，本书所引所谓张春桥对这个问题的回忆不可靠，不可信；如果说本书所引张春桥的话有据，张春桥所说“1964年”是否为“1965年”之误？因为“90%的时间”和徐景贤所说“全力以赴”是一致的。

二，关于毛远新推荐华国锋为毛泽东接班人的问题。本书说：“天安门事件他（按：指毛泽东——笔者）坐卧不安，不断叫毛远新问情况。毛远新问他叫谁接班，他的意见是张春桥。毛远新说，张春桥太阴，不孚众望。毛泽东问毛远新的意见，毛远新说让华国锋接班比张春桥好。直到‘文革’后毛远新在被关押中，还在表这个功，说华国锋当主席是他推荐的。”并说：“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第658页）

有人拿这则材料问我，我说这事我没听说过。究竟如何要问毛远新本人。于是，我给正在南昌照顾98岁高龄老母朱丹华的毛远新打电话询问此事。他听后，说这是瞎编。他说，我有什么资格和权力向主席推荐接班人？再说，我对华国锋一点也不了解。他又说，对于接班人，毛主席最属意和看重的还是张春桥，认为他有思想，有能力。毛主席是问过我对张春桥的看法，我也说，他有思想、有能力，但我说他不能团结干部，往往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有点阴。毛主席当时在几个副总理中间翻来覆去地琢磨，最后选定华国锋。他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还是想叫张春桥做“军师”。毛远新说，主席叫我跟张春桥传这样一句话：“从1935年遵义会议起我不是就做了十年的副手吗！”——意思很明显，毛主席要张春桥安心做副手。我把毛主席这句话向张春桥传达了，也向华国锋说了。这就是毛远新在电话中向我谈的情况。看来认为毛远新推荐华国锋做接班人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三，还有一些事实不准确，再举几例。

本书第63页说，1970年3月10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设立国务院文化组问题。会议商定：文化组的思想政治领导属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分工归中央文革小组。第404页又说，中央文革小组到1969年9月结束日常工作。这两个说法不自相矛盾吗？

第378页说，1974年1月24、25日中央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后，“毛泽东很久不见谢静宜。谢托王海容、唐闻生捎话给毛泽东说，她有错误可以批评她，不见她，她有些难过。……”我在一次和谢静宜的通话中问及此事，谢十分不屑地说：“我何需通过她们向主席为我说情？！”

第387页说，范硕少将是研究文革的权威专家。这样评价合适吗？

第404页说，江青只有一个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职务。而江青除了在陈伯达生病和外出时代理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她什么时候担任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第692页说，毛泽东去世后，江青从钓鱼台搬到了中南海。我问了江青的最后一任护士马晓先，她说，江青在毛泽东去世前就搬到中南海了。

最后谈一点，我觉得本书在观点和看法方面还有一些值得进一步考虑以及需要商榷和讨论的地方。比如：

1、 怎样认识《五七指示》？它仅仅是“破旧”吗？

2、 怎样看待“五七一工程”纪要？

3、 怎样看待“九一三事件”？能否断言林彪就是叛国出逃？

4、 怎样看待九届二中全会？能够说林彪、陈伯达的思想和行动是分裂党吗？

5、 怎样看待1974年1月以中共中央名义召开的两次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能够说“江青私自召集”吗？

 如此等等，等等。

记忆 第七期，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