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剧再一次初恋104:余一中：《红轮》：索尔仁尼琴“生命的最爱”

余一中：《红轮》：索尔仁尼琴“生命的最爱”

　　“佛蒙特的隐士”

　　俄国女作家奥尔加.贝尔戈里茨在她的自传体小说《白昼的星辰》中说过，每一个作家都有他“主要的书”，他的生平、经历、修养都是为了写出他的“主要的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索尔仁尼琴把《红轮》称作是自己 “主要的书”。

　　索翁自18岁起就立志写一部关于俄国革命的书。为此，他博览群书，积累资料。即使在被捕入狱后，他也没有放弃这一目标，而是利用监狱之便接触了身陷囹圄的当年革命事件的亲历者，深入了解了俄国革命的方方面面。出狱后他顺应“解冻”的形势，在苏联发表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作品，后来又在西方发表了《第一圈》、《癌症楼》、《古拉格群岛》等长篇小说。此外，他还写过诗歌、剧本、政论文章，编过《俄语语言扩展词典》。所有这些和他被监禁的苦难经历及“牛犊顶撞橡树”式的抗争都极大地扩展了他的视野，加深了他的思考，也使他的文学创作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为他完成创作关于俄国革命的长篇小说的夙愿做好了充分准备。1971年，《红轮》的第一卷在法国由巴黎青年会出版社出版。侨居国外期间，他又通过图书馆和俄国侨民搜集了大量关于俄国历史的资料。在美国佛蒙特居住时，他专注整理自己的作品全集，并继续写作《红轮》，很少和媒体与外界打交道，因此被人们称作“佛蒙特的隐士”。1991年，《红轮》的四卷才陆续在佛蒙特和巴黎的青年会出版社出版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文集》中出齐（第11卷—第20卷）。晚年，作家又对《红轮》作了精心的修改，删去了5%的篇幅，使之更便于阅读。这一修订工作一直做到作家去世的那一天。据作家的妻子纳塔莉亚.索尔仁尼琴娜说，索尔仁尼琴去世那天，他书桌上放的就是《红轮》的校样。难怪索翁曾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话：“尚未写成的这部长篇小说（指《红轮》）一直是我生命的最爱。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爱到如此心疼的地步。”

　　隐藏于“结”中的俄国历史之谜

　　在俄国文学史上，经典作家的作品在发表之初受到指责的事屡有发生。有人曾指责果戈理的《死魂灵》不像小说，也有人曾指责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是两部不相干的小说硬捏在了一起…… 进入20世纪后，由于社会冲突的加剧，这种指责变得更加激烈与苛刻。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遇到的责难尤其激烈，例如他的《古拉格群岛》，在许多批评家的眼里，这根本算不上一部文学作品。《红轮》发表后，也有许多人说它艺术价值不高。实际上，《红轮》是一部审美价值极高的长篇小说。

　　首先，《红轮》在体裁上就做了创新。这里必须对两个词语加以解释。一是《红轮》的副标题，中译本译为“往日叙事”，但它的直译却是“按特定时间段的叙述”；二是中译本的“卷”，在俄语中原本是“结”。也就是说，作家把1914年8月、1916年10月、1917年3月等看做是俄国革命史上“特定的时间段”，即“结”，在这些“结”里集中出现了许多或迷惘彷徨或紧张思考或奋勇前行的重要历史人物，发生了许许多多决定俄国20世纪悲剧性发展的重大事件。这样的体裁和结构设定意味着《红轮》是一部崭新的、独一无二的长篇史诗性巨著。它不局限于以往小说家的“描写”、“再现”和“表现”，而是自由恣肆地叙述、讲述。这叙述忽而遵循时间顺序，忽而转为倒叙、插叙，忽而环抱空间，忽而跨越时日年代，忽而超越事件，展示出一幅有声有色的无限伸展的俄国革命史的立体画卷。在这画卷中，既有“结”里人物和事件浓墨重彩的描抹，也有“结”与“结”之间人物和事件演化的清淡勾勒；既有雄师较量、残酷搏杀的宏大场景，也有领袖日常生活和运筹决策的长镜头；既有欧洲与俄国社会风习的白描，也有对具体个人心理深刻的微观分析……

　　通常，索尔仁尼琴被人们看做是恪守传统的作家。确实，在《红轮》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果戈理式的对社会邪恶的辛辣讽刺，可以聆听到屠格涅夫式的对男女爱情的讴歌，可以感觉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对“代表人民”的“群魔”的无情抨击，更可以看到托尔斯泰式的对“心灵辩证法”和“道德感情的真挚纯洁”的追求—索翁本人生前曾多次强调过托尔斯泰对他的影响。一些评论家也指出了《红轮》和《战争与和平》的相似。例如，《红轮》和《战争与和平》一样，把作家想象出来的人物（沃罗滕采夫、博罗戈达廖夫等）和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斯托雷平、索姆松诺夫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按特定时间段的叙述”显得栩栩如生。连《红轮》的各章设置也都和《战争与和平》类似：内容相对完整，篇幅也大致相同，便于读者阅读。但是，索尔仁尼琴并不拘泥于前辈们的传统，他在《红轮》中摒弃了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用许多章节大讲自己的历史观的做法，而把本来想写进《红轮》的关于历史的看法写在了《关于二月革命的思考》一书中，这使得《红轮》避开了单调而冗长的说教，因而也加强了自身的审美效果。

　　《红轮》还表明，索尔仁尼琴是一位开放型的作家。《红轮》中，作家在坚持传统现实主义写作的同时也运用了许多现代派作家和后现代作家常用的手法，如象征、剪辑、文体杂糅等等。例如，第七章（“报纸浏览”）中把不同报纸上的信息剪辑后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一战初俄国社会纷繁驳杂的众生相。再如，第六十五章（“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中作家把文学描写、公文和争论插话杂糅起来形象地反映了一个出色的悲剧性政治家所处的时代氛围。说到象征的运用， “结”这个名称、《红轮》这个书名，就是最好的例证。在一个个“结”中，隐藏着多少俄国历史之谜呀。这个“红轮”，不仅是列宁脑子里用于比喻的火车头的红色车轮（第1卷第215页）和从战地医院的敞篷马车上脱落下来的“血红血红的车轮”（第1卷第332页），而且是俄国悲剧性革命的象征。这些手法的运用不仅赋予《红轮》以现代色彩，更加凸显了作品的悲剧主题。

　　颠覆“定论”的某些史实

　　俄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文化学家弗拉基米尔？拉克申（当年他是高度评价《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第一人）曾指出，苏联时期编写历史所遵循的原则是：“历史一团漆黑，沙皇都是刽子手。”而索翁从其创作生涯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坚持忠于生活、忠于真相的现实主义传统，努力探寻历史的真实。他写作《古拉格群岛》时是这样，写作《红轮》时更是这样。如果说索尔仁尼琴最初产生创作《红轮》的想法时构思的是一部以他父亲为主人公的正面歌颂俄国革命的小说的话，那么后来写出的《红轮》，展示的则是深入反思俄国革命史的多主题、多声部的史诗性长篇小说。促成他反思历史的是他自身的苦难经历、他经过长期紧张系统的思考与探索最后认同的自由、民主、公正、法制、人权等精神价值，以及他通过图书资料和历史见证人艰苦搜集来的大量史料。

　　在《红轮》第一卷（或第一结）中，我们看到了索尔仁尼琴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军统帅索姆松诺夫的第二集团军的溃败的理解；看到了改革家斯托雷平正直、睿智、敢做敢当，却遭到左右两派政治力量的围攻，最后被人暗杀的悲剧命运；也看到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既刚愎自用，又优柔寡断、平庸无能的复杂个性。作者是站在20、21世纪之交的高度，出于捍卫历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做出这些叙述的，而且他的这些叙述都有坚实的史实做支撑。许多史实还颠覆了苏联时期关于某些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定论”。例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把沙俄政府依据法律处死（即绞死）查有实据的动乱中的杀人犯的措施说成是“斯托雷平领带”。《红轮》中指出，“斯托雷平领带”一语本出自立宪民主党党魁、第三届杜马代表罗季切夫之口。他说这话是出于反对派政治攻讦的习惯和试图以雷人话语博得青史留名的虚荣心，但斯托雷平“尽管把一切都投入到执行他的国务路线中去了，他用自己的心、智慧和生命贯彻着这条路线，但此刻他也无法顾及他的国务路线了，他抛下一切，要和侮辱他的人决斗，并做好了第二天赴死的准备”。（中译本的第689页和第690页译文有误，这一段话和下面一段话是我据《红轮》俄文本译出。—作者注）同时，“半数杜马议员开始敲桌面，喊叫，朝讲坛扑过去，威胁着要把罗季切夫拉下来…… 一个立宪民主党的老议员保护着罗季切夫，让他逃进来叶卡捷琳娜厅。总理大臣的决斗证人们追到那里—要他去决斗！”最后，罗季切夫只得灰溜溜地回到讲坛公开道歉并收回他的话。不想，他这句不负责任的话竟成了斯大林们的珍宝。

　　再如，苏联时期把19世纪后半期在俄国开始的刺杀沙皇和政府高官的行为都称作革命者的正义行动。《红轮》第60章则用翔实的史料展示了俄国恐怖主义的产生与演化的完整过程，使读者认识到：恐怖主义是专制和愚昧杂交的产物，民主与文明才是消除恐怖主义、取得社会进步发展的可靠保证。

　　正是因为《红轮》所论及的历史人物与事件有着坚实的史实依据，所以自它发表以来的20多年间，从未见过有人对书中描写的历史人物与事件的真实性提出过质疑。

　　综上所述，无论用现代文学批评的标准还是从恩格斯美学和历史的批评标准来衡量，《红轮》都是一部优秀的文学杰作。国内有一些人，对《红轮》的否定大概或者出于对作者思想中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倾向的不满，或者是因为没有读过作品的原文本。现在《红轮》第一卷的中文本已经出版了，只要认真地细读它，我们会从中得到许多审美的享受和思想的启迪。

　　感谢与建议

　　最近许多报刊和网站在报道《红轮》中译本出版消息时都说，“九位译者历时三年才得以完成”此书的翻译工作。事实上，花在《红轮》翻译上的时间远不止三年。早在1997年，我就得知何茂正先生已经在翻译《红轮》了。那时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界和整个社会的思想还远没有像今天这样开放。索尔仁尼琴因其反共（实际上是反对苏联的假共产主义）在我国还是一个大有争议的作家，他的《红轮》又是一个巨无霸式的东西。何茂正先生是在背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再说，即使翻译出来，哪家出版社会给他出版呢？然而何先生硬是动手开始翻译了。我由衷地钦佩何先生的眼光、胆识和执著的敬业精神。今天，我作为读者能够读到《红轮》的中译本，自然应当对何先生和他的合作者们以及凤凰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表示诚挚的感谢，感谢他们为译本付出的巨大劳动和经受的巨大艰辛。

　　感谢之余，我想对出版社说一点建议：对索尔仁尼琴这样世界级大作家的杰作，应当有一个长远的全盘的出版计划，以便按照这个计划去组织翻译和出版发行。在翻译这个环节，则应当尽可能地给译者留足翻译的时间（三年五载并不是很长的期限），支付较高的翻译报酬。须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很难购买到“物美价廉”的知识分子的劳动的。

　　另外，我也想对《红轮》的译者们说一点建议：《红轮》所描写的是俄国的社会历史，其中牵涉到许多我国读者不太熟悉的俄国与欧洲的历史文化知识，适当的注释是非常必要的，但译本第一卷的注释太少，有的注释也不够详细。这自然会影响到读者对作品的阅读理解。例如“大事件一：革命”的题词“只有斧头才能拯救我们，/别无其他，只有斧头/……请您呼唤俄罗斯拿起斧头吧。—引自致赫尔岑的报纸《钟声》的一封信”。这本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寄给《钟声》的，署名为笔名“一个俄罗斯人”。事实上，赫尔岑并没有听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请求，也并没有在《钟声》上呼唤俄罗斯拿起斧头。这在俄国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但在中国知道这一情况的人却不多。因为《红轮》的中译本里没有这样的注释，读者会认为赫尔岑接受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请求，曾经呼唤过俄罗斯拿起斧头。因此，请尽量把后面几卷的注释工作做得周密一些。

　　我们期待着尽早读到《红轮》的第二卷、第三卷和第四卷。

　　《红轮》

　　（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著

　　何茂正 等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6月版

　　全三册，98元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俄罗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著，

　　斯人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年1月版

　　301页，17元

　　《癌症楼》

　　(俄罗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著

　　姜明河 译

　　译林出版社

　　2009年1月版

　　583页，35元

　　《古拉格群岛(上中下)》

　　(俄罗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著

　　田大畏 等译

　　群众出版社

　　2006年9月版

　　677页，9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