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女性地位 知乎:《金陵十三钗》为何让一个诗人感到羞愧?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6 09:27:30

《金陵十三钗》为何让一个诗人感到羞愧?   

片名:金陵十三钗豆瓣评分:8.2分(53769人评价)博主评价:未评价很差较差还行推荐力荐 来自豆瓣电影资源 

在绍兴出差的时候,遇到两个很有意思的人,一个是张艺谋曾经的“御用”编剧王斌,一个是冯小刚的“御用”编剧王刚,他们俩为了《金陵十三钗》争论了一路。回到北京之后,经过一番挣扎,我还是去电影院看了张艺谋的这部新片。之所以挣扎,是因为我早就打定主意再也不看张艺谋的电影了。 

看完电影之后,感觉很无力。以往看到不好的片子,会有一种非常强烈而鲜明的排斥感,但《金陵十三钗》引发的却不是这样的感受。它让我困惑,又不知道困惑的细节和具体原因。直到我看了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的影片《别离》,才终于明白,那深深困惑着我、甚至让我羞愧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别离》是一部很难描述的电影。它讲的是一对伊朗夫妻在出国与否的问题上有了分歧,闹到了分居甚至要离婚的地步。丈夫纳德请了一个女人照顾自己得了老年痴呆症的父亲,这个女人怀了孕又家境贫寒、丈夫还欠了很多债。一个意外,把所有这些人都卷入到官司之中,他们的信念和道德冲突,他们的个性和民族性的矛盾,都得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没有什么太离奇的情节,也没有什么华丽的场景和特效,但《别离》始终牢牢控制着观众的视线和情绪,启发观众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在柏林电影节上,《别离》一举获得了包括最佳导演在内的三个大奖。 

《别离》之所以让人联想到张艺谋,是因为它很有点像《秋菊打官司》。不同地的是,《秋菊打官司》让人们思考人性和地域性,《别离》却让人想得更多。作为一个伊朗人,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在众所周知的创作困境中,一方面努力回避题材陷阱,另一方面却不遗余力地反思民族性。在那场琐碎的官司中,没有哪个人是绝对正义的一方,没有谁是最终的胜利者,说谎的人有着强烈的罪错感,占上风的人又怀着深深的道德畏惧。他们的生活困境、道德诉求、族群共性和性格差异相互纠结在一起,构成了一个非常平常、却又深入灵魂的小型悲剧。这悲剧没有任何崇高意味可言,只是凸现了局中人面临选择时的艰难。《别离》超越民族话语的史诗性,也正也体现在这里。 

以之观照《金陵十三钗》,就不无意味地发现,张艺谋的电影之所以缺乏力量,原因就在于他对历史和人性的简化。所有的判断都很清晰,所有的人物都有明确的定位,没有什么是可以质疑的,于是电影本身也就丧失了作为艺术应有的价值。《金陵十三钗》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它是否还原了历史,其故事是否具备逻辑自洽,而是它对民族主义献媚的价值倾向。在电影中,玩世不恭的美国入殓师摇身一变、成了高尚的牧师和救赎者,中国军人抵抗到最后一颗手榴弹,妓女们则轻而易举地承担起烈士使命,就连汉奸也让人心生同情与敬佩。没有一个人物是需要追问的,没有任何角色支撑着情节的转变,全部悲剧的根源都归结于日本人军事侵略这一宿命前提。在这场貌似悲壮的反抗和殉难中,人性的复杂性完全被导演碾得平平整整,其结果让人对它的艺术真实性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在战争、灾难这样的宏大叙事中,总会出现某些可歌可泣的场景。一群妓女以生命为代价拯救女学生,这种感天动地的行为也很有可能发生。但同时不应该忘记的是,越是在这种异常艰难的处境中,当事人越可能走入迷途,越可能暴露出人性的弱点。对这种复杂性的无视,对人们面临困境可能崩溃的故意健忘,要么是为了取悦观众的集体无意识以博取票房,要么就是牺牲艺术直觉以讨好某种主流观念。而它留下的巨大疑问是,在历史性的灾难中,受难者完全无须承担任何道德自省和人性拷问,他们因为受难而变得灵魂雪白,他们出人意料的殉难犹如强烈的麻醉剂和致幻剂,让后人活在盲目的沾沾自喜之中。这就是谎言的力量。 

《金陵十三钗》之所以让我羞愧,是因为它让我意识到,在对历史和现实说谎这件事上,我自己乃至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张艺谋的同谋。我曾经写过这样两句诗:“如果我不曾点火,祖国为何处处冒烟?”如果像《金陵十三钗》所歌颂的那样,每个中国人都曾经那样美好和壮怀激烈,南京怎么会沦陷?倘若能够看到历史的共时性,那么需要追问的是,活在当下的人们应该用怎样的方式对历史负责?面对过去的苦难我们无法得到豁免,原因就在于我们身上可能还流淌着自欺欺人的血。 

很难对张艺谋导演有太多的苛求。虽然前有塔可夫斯基的《乡愁》,后有阿斯哈·法哈蒂的《别离》,但仍然不忍心对张艺谋期望太多,因为我们要求张艺谋做到的事情,很可能恰恰是我们自己也做不到的。我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逃避。但是,最起码的,我们在说谎的时候不应该过于心安理得。这应该算得上艺术的底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