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天猎1080p磁力链接:博古光明磊落：瞿秋白“三个不得不”属实吗？

博古是一个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的革命者，有高度党性和原则性的人。略举几个例子便可证明: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当时博古才18岁，是苏州学联主席，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率先在学校组织全校学生召开声讨大会，并带领20多所学校3000多名学生上街示威游行。当时他身患肺病，登台讲演时，口吐鲜血，周围同学很受感动，劝他休息，他说:“国之将亡，焉顾我身，愿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魂。”他以身许国，表现了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感情。

1931年4月，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供出许多高层领导的住址，许多共产党人被捕，党的组织被破坏。国民党还发出密令:抓住周恩来、瞿秋白赏银元两万块；抓住王明、张闻天、博古赏一万块银元。周恩来、王明在上海已无法存身。9月的一天，周恩来与王明一起来到博古家，告诉博古:周要去中央苏区担任书记，王要去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要博古主持中央工作。博古当时很吃惊，提出这样不符合组织手续。周、王回答，已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妥，再告共产国际批准即可（博古在延安整风时讲述的大意）。博古就是在这样危险情况下服从党的安排，挑起了这副沉重的担子，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这表明，他不考虑个人安危，把党的需要放在第一位。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博古顾全大局，遵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服从党的决议，交出大权，此后一直拥护中共中央的领导，并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作斗争。当红军强渡大渡河取得胜利后，他在他主编的《前进》报上发表文章《前进！与四方面军汇合去！》，热情赞扬、高度评价这一胜利。文章说:“而红军在数倍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下，我们飞越了石达开所不能渡过的大渡河。这是中国军事史上开创纪录的史迹。”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博古的气度和胸怀，他刚从最高领导岗位上下来，没有计较个人荣辱得失，没有消沉，也没有对立情绪，而是站在党性的立场上来分析问题，以党的利益为重，盛赞大渡河的胜利，表现了博古无私的品德、高度的原则性。

在重大事件面前，博古总是不计个人得失，始终站在党性立场上来处理问题的。1943年5月，正是延安整风紧张进行时，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当时，蒋介石借整风和党内历史问题，大肆挑拨、蛊惑，甚至胡说中共也要解散等。博古当时处境并不好，党内上层整风，他是重点，但就在此时，他写了《在毛泽东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斗！》一文，登在《解放日报》上，文中历数22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经历和取得的成就，赞扬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长城、国家的柱石、人民的救星，批驳了所谓“共产国际解散后，共产党内部必将分裂”的胡言，旗帜鲜明地说:“22年来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像今天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这般坚固亲密，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提高了责任感，更提高了这种团结，这是钢铁一样的团结……决非任何造谣能伤害其毫发的。”博古就是这样正直无私，有高度的原则性和党性。不必再多举例，这些已足以说明博古不是一个在革命队伍中搞宗派或有意暗害人的人。

革命总是有牺牲的，留下来的瞿秋白、何叔衡等人不幸被敌人杀害，令人痛心，但8万红军到陕北后只剩几千人，不也更令人叹惜吗？

三

《三个不得不》文章开头就下了论断:王明、博古扳倒瞿秋白夺取最高领导权，博古是米夫扳倒瞿秋白的帮凶。这是主观臆断，缺乏起码的历史常识。特别是《博古传》、《秦邦宪传》先后再版已有近20年，传中这些情况已交代十分清楚，还下这样的论断，是不负责任的。有关博古与米夫、王明的关系，博古早在延安整风时《我要说明的十个问题》之三、六有说明:“米夫是孙大（即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我是学生，只有师生关系。听说米夫当时请一些人吃饭，但未被邀请过一次”，“回国后从未再见米夫一次”。与王明的关系，博古说:“与王明，在莫斯科和他是不熟悉的。”他们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是同学关系。王明比博古大，不在一个年级，比博古早回国一年，博古1930年在一次游行活动中碰巧遇见了王明，才开始有了联系。有什么证据证明博古是米夫扳倒瞿秋白的帮凶呢？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进一步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批评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对李立三错误的批判作调和妥协，增补了新的领导，撤销了李立三和瞿秋白的政治局常委职务。此时博古只是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他以共青团中央代表列席会议，怎么能把共产国际的决定，强加到博古头上呢？博古后来被推上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位置，那是在8个月以后，是临危受命。怎么能说博古是扳倒瞿秋白上去的呢？

《三个不得不》一文作者认为博古一直在打击瞿秋白，这是主观猜测。实际上，在上海博古领导的党组织一直在暗中对瞿秋白进行保护。当时，瞿秋白处境险恶，是蒋介石密令抓捕的重点，特务四处搜寻他。每当风声吃紧时，博古就派人亲自接送。1932年瞿秋白在鲁迅家中避难时，是当时总工会党团书记陈云亲自接出来转移到别处去的。1933年2月，情况紧急，又是上海临时中央组织部长黄文容亲自送到鲁迅家避难的。临时中央令瞿秋白去中央苏区是革命工作需要，也是因上海环境凶险，考虑他的安全；长征时，把他留下也是革命工作需要，并考虑他身体不好，经不起长途跋涉，等待适当时机再去上海治病。这怎么能说是博古要有意加害瞿秋白呢？前面说过瞿秋白是博古上海大学的老师、革命引路人，他们之间只有师生情谊，没有个人积怨，于公于私都找不出博古有意加害瞿秋白的理由。

四

瞿秋白是如何牺牲的？1935年1月，红军转移已两个多月，掩护主力红军转移的任务已完成，中央苏区形势却越来越险恶。党组织决定瞿秋白、何叔衡等突围到上海就医，同时决定邓子恢到福建坚持游击战争。这两部分人2月初从瑞金附近移至闽西，准备经广东到香港，再赴上海。2月24日，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小迳村牛庄附近休息吃饭时，被“义勇队”发现，突围时瞿秋白被俘。2月26日，被押送上杭，囚在监狱。3月9日，瞿秋白化名林琪祥，编造经历，以求脱身。虽经敌人严刑逼供，并未暴露身份。4月，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妻子被捕后供出了瞿秋白。4月25日左右，瞿秋白被解离上杭，5月9日被解到长汀，囚禁在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师部，在叛徒郑大鹏指认下，只好承认了自己的身份。瞿秋白在敌人威逼利诱下忠贞不屈。他曾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蒋介石见劝降不成，就下令就地枪决。6月18日，瞿秋白唱着《国际歌》英勇就义。临刑前，他对监刑官说:“为革命而死，是人生最大的光荣。”表现了革命者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

从上述史实和分析中可以看出:瞿秋白被害，是由于叛徒的出卖，是蒋介石下的毒手，而并非“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不得不死”。《三个不得不》一文作者对瞿秋白离沪赴赣及未随大军长征的史实未作了解，对博古与瞿秋白的关系、博古的品德为人一无所知，抓住60多年前延安上层整风中，一些人毫无根据提出的、博古早已向中央澄清的问题，大做文章，集骂博古之大成，并把瞿秋白被捕牺牲的原因的矛头不是指向杀害瞿秋白的国民党蒋介石，而是指向为人光明磊落、对革命鞠躬尽瘁、最后以身殉职的革命先烈博古，这是十分荒谬的，是无中生有，是对博古的肆意伤害与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