沥青碳纤维性能:浮出海面 1

浮 出 海 面

上 篇

    经过一星期艰苦的谈判和讨价还价，北河乡仍将工人年薪卡在一千三，不肯降下来。这样，我只好放弃承包那个社队办的濒于倒闭的服装厂。一个朋友告诉我，一家位置很好的餐厅正在清理帐目，问我有无兴趣去当经理。我常去惠顾那家餐厅，知道其背景复杂，那伙人哪一个都是开罪不起的，便谢绝了。

    天色已晚，临街的高楼大厦间间灯火通明，雪亮的外国汽车川流不息，大街犹如一条快速流动的明晃晃的河。我随着密集的人流急急走着。商业区林立的霓虹灯使鲜丽的广告牌、琳琅的商品、花团锦簇的少男少女笼罩在红红绿绿、忽明忽暗的氛围中，一串豪华的大旅行车鱼贯停在一座金碧辉煌的大饭店门口，涌下成百挂着相机、满面笑容的外国游客，衣冠楚楚的侍者毕恭毕敬为他们示路。一个交通警呵斥一个乱闯乱瞧的中国小伙子。小伙子满不在乎地说：“厉害什么，厉害什么，不就是一帮香港人吗！”“香港人？人家是日本人。”我笑了，很多行人也边走边笑。

    我在一间香港人开的快餐店站着吃了个汉堡包，又要了瓶可口可乐慢慢吮，看着灯光广告牌上的漂亮菜肴出神。自从我父母相继谢世后，我就常在这样的快餐店胡乱吃一顿。店里放着这个月流行的爱国歌曲。一个我认识的服装小贩凑过来，说他刚从珠海进了批衣服，今晚在西单夜市卖，叫我去挑几件。我说我还有事，改天再说。我到柜台上换了些零钱，走到外面一个投币式自动电话亭打电话。拨了两遍没拨通，没了耐心，看到外面一个姑娘很焦急，便让给她打。

    自己走出来。一辆无轨电车驶来，我跑两步挤上去。车到站我又突然觉得什么人都不想见了，继续往前乘，一直到总站才下来，达达瞎逛。这条街有很浓密的洋槐，乘凉的人很多。男人们在路灯下打扑克，小孩子坐在马路沿上吃西瓜，老太太则搬着小板凳扎成堆，东家长、西家短地聊闲篇。没人注意我，也没理由注意我，我很黑，又穿着黑衫。

    我想找个演外国旧片的影院，走了两家都满座。走到一家剧场，有人迎上来问我要不要退票。我只肯出一张电影票的价，那人踌躇一下，索性把票子白送给我，我进剧场时不禁有些怀疑。剧场里只有稀稀拉拉儿个观众，台上一个古装少女在跳着徐缓但十分舒展的中国古典舞。水袖在淡蓝的光中拖来曳去，腰肢婀娜地扭动，筝和琵琶流水般地倾泻，天幕一片辽远清丽的冷调子。曲终舞罢，灯光暗下来。尽管我很入迷，也没鼓掌。舞台再次亮起来时，这个姑娘穿得很少地跳出来。跳了一会儿我才明白，她跳的是一个神话中的女英雄。在共工那个倒霉蛋头触不周山、造成天塌地陷的严重后果后，这个女人像瓦匠一样把天重新砌好，使我们人类得以继续繁衍。据说，也是这个女人，同她的同胞交尾产卵，提供了第一批人种。值得欣慰的是编导没让这个女孩子裹上一层蛇皮，否则，她就不能向我们展现她那双极富表现力、生气勃勃的腿。最后，我还是觉得扫兴。我以为不该让一个女孩子向成年人表现雄壮、慈悲，即使她是好心眼。我对这个女孩子印象深刻，因为她表现功成名就后接踵而来的死亡很传神，简直可以说死得洋洋得意。

    散场时我买了份节目单，跳舞的女孩叫于晶。我在楼梯上就听到我家里一片喧闹声夹杂着隐隐的舞声，也不知哪伙朋友在这儿聚会。父母欣逢盛世，生了我们兄弟姊妹八人，又像播种机一样把七个兄姊撒到祖国各地，生根发芽。虽然我外出旅行方便了许多，但父母过世后的那些日子，我十分寂寞，就招朋友们来玩。

    后来，我也闹不清究竟谁那儿有我家的钥匙。反正我每次回家，公寓里总是一大堆不认识的人又玩又闹，有几次我都不得不睡在地板上。我怀疑有些钥匙是他们自己配的。管片民警训诫了我好几回，我表示拉不下脸，只好随他们去抄，果然抓走一些嫌疑犯。法院还差点以窝藏罪对我起诉，幸亏一个律师朋友从中斡旋，让我具结悔过，才不予追究。清静了几天，这些日子，国内歌舞升平，我家又日趋繁荣。我倒也不在乎了，因为民警也有我家钥匙，有情况随时来好了。

    我进了门，径直到自己房间关门睡觉。快睡着时，有人咚咚敲门。

   “石岜，电话！”

    我十分不高兴，爬起来到客厅接电话。客厅里一帮人在装模作样地跳集体舞，我觉得很好笑。电话是一个怒气冲天的女朋友打来的，说我害她在景山等了两小时。我想起答应过请她吃广东菜，只得撒了个谎，说我病了。她要马上来看我，我说明天，明天我在家等她。我放下电话问那些人，干吗跳这种不三不四的舞。一个人说，这是他们厂团委领的任务，限期学会，所以在这儿加班。我想问他是谁，又觉得不太礼貌，起身离去。

   “你们跳吧，专心跳吧。”

    回到房内，我睡不着了。戴上立体声耳机听了会儿科德尔曼的钢琴曲，想起过去这套房子内欢欢乐乐一大家子的情形，无声地哭了会子。去厨房冰箱里找酒，发觉空空如也。跑到客厅里一看，那帮人正一人端着一杯我的啤酒。我勃然大怒，把他们全轰了出去。

    我乘电梯下楼。附近街角有一家营业到深夜的私人酒店，我和那儿的人很熟，老板娘总是给我留几升冰镇啤酒。我一边喝，一边看店里电视播放的晚间国际新闻。美国佬又被亡命的阿拉伯人开着一卡车炸药炸得血肉横飞，而他们那个又老又帅的总统正在仪态万方的夫人陪同下神采奕奕地发表演说。一个吃饱了撑的洋瘪三又创了一项无聊的世界纪录，钻进木桶里从大瀑布冲下来。

    这时，一个穿红拖鞋的姑娘娉娉婷婷走进来，坐在我旁边。老板娘跟她打了个招呼，随手斟来一杯酒。电视里的国际新闻播完了，播音员预告明天的天气情况。我转眼瞅了眼旁边有滋有味喝着白酒的姑娘。她穿了件圆领碎花睡衫，一条红百褶裙，棕色的脸庞上一双水汪汪的圆眼睛，嘴唇鲜红，脖颈笔直。我觉得她挺面熟。

    今年春天，我在南京送一对新婚夫妇乘火车去上海度蜜月。由于过分热心，到点了忘了下车，被一齐拉到上海。在上海认识了一个北京籍的海军军官老纪，一见如故。我们俩的短篇小说曾凑巧登在一本刊物的同一期上。

    我在外面躲了那个女朋友一上午，中午回到家，正碰上老纪他们带来几个舞蹈学院的女孩坐在客厅里山呼海啸地神吹：如何追得违法捕鱼的南朝鲜渔船发疯地跑；如何在公海硬着头皮和苏联巡洋舰对峙。我坐在一旁笑眯眯地听，伸手拿茶几上的烟盒，发现里面空了。一个南方口音很重的女孩递给我一盒烟。我抽出一支，和她对了个火，认出了她。

   “你也常到这家来玩？”她问我。

    我点点头。

   “见过这家主人吗？”

   “……”

   “我来这儿好几次了，从没见过这家主人。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说不上来。”

   “你呢，你是搞什么的？”她友好地问。

    电话铃响了，把我救了。我去接电话，是那个女朋友打来的。她开口就骂我，我忍了会儿，她仍骂不绝口，把我骂急了，和她对骂起来，最后情断义绝地挂了电话。

    那个女孩笑着对我说：“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了。”

    我等着她说。

   “流氓。”她开了个过火的玩笑。

    老纪连忙领头大笑起来，笑声强盛不衰，我也只好跟着笑笑：“不，跟流氓不搭界，他们说我是‘青年改革家’。”

    晚上，我们在陶然亭西餐厅来了通水兵式的豪饮，昏头胀脑，吵吵嚷嚷去舞蹈学院喝自来水。老纪总是细心观察每个人的情绪，生怕谁不能尽兴，他叫那几个女孩领我去她们练功房开开眼。我理解他的好意，又很烦这种体贴，不愿去。

   “不就是一个大屋子吗，几片镜子。我懂。”

   “去看看，去看看。”老纪推我，“再让她们给你跳几段。”

    老纪说，这几个女孩都是各省歌舞团的主要演员，尖子，有的还是边疆传奇色彩很浓的少数民族。

   “那有什么，那有什么！”我不服，“我也是少数民族，满族！和你们汉族有亡国灭种之恨。”

    她们笑我喝醉了，我不理她们，缠住一个姓杨的白族女孩问：“你在家，平时吃什么？”

   “炒月亮。”

   “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是哪个族的，师傅？那么善饮。”我问于晶。

   “鄂伦春？你们不是会打猎吗？没听说你们会跳舞。”

   “你没听说的事多呐。”

    来到空旷的练功房，我凑到镜子前搔首弄姿。后来，蜷缩在墙角的垫子上打起盹。醒来一睁眼，发现人都走光了，只剩下于晶一个人坐在钢琴前低头随便弹着小曲。我又照了会儿镜子，对镜子里的家伙很不满意。

   “你们的镜子不平。”

    她看看我没说话，继续自我陶醉地摇头晃脑弹琴。

   “这个身材也就穿西装合适。”我在自己身上比划着，找自己优点。

   “你的肚子和外国肚子有个区别。”她在后面边弹琴边瞧着镜子里的我说。

   “更尊严？”

   “人家是下腹沉甸甸，您老先生是胃囊鼓出来。”

    我和她对视一会儿，承认：“那倒也是，炎黄子孙嘛。”

    她低头继续弹琴。我把腿笨重地搭在练功杆上，窝窝囊囊堆在那儿。

    她抬头看我笑了：“一摊泥。”

   “你给咱们，”我把腿取下来，“来个矫健的。”

    她离开琴凳，走到练功房中央站住，亭亭玉立，“你想看什么？”

   “女祸补天。不不，女娲女娲。”我及时发现自己的错误，脸还是不由得红了。我不愿让她看出我其实很喜欢她的舞蹈，掩饰道，“是你跳的吗？”

   “瞎跳，你觉得怎么样？”

   “挺好，挺不错的。”

   “这个舞，”她说，“在全国比赛拿过奖。”

    我想恭维她一下，脱口一句把她冒犯了：“搞舞蹈是不错，不费什么脑子就能拿奖。”

    她白了我一眼，走回钢琴，掀开盖叮叮砸起来。

   “怎么不跳了？”我问。

   “没音乐怎么跳？你会弹琴吗？会弹来弹。”

   “不会，音乐里我也就用心学过口琴。”

   “吹得好吗？”

   “不好，吹了两个月，吹出个口腔溃疡……我其实不会吹，从来不吹。”

    她脸冲墙笑起来，我也笑了。

   “给我留个电话行吗？”她说，“闲得没事，好给你打电话聊聊天。”

    我从身上摸出一张破纸，趴在钢琴台上给她写号码。她歪头瞧瞧，纳闷地说：“怎么好几个人给我留的都是这个号码——那到底是什么地方？”

   “公共厕所——我家。”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老纪，问是不是禁锢在学院围墙内的这些女孩子都挺寂寞。我确实看到那些年龄很小的男孩子和女孩子，穿着有无数拉链的运动衫，仨一群俩一伙地坐在院子里发呆，见个人过去就拉住胡扯几句。老纪劝我不要自我感觉太好，围着她们转的人其实很多。譬如于晶，据老纪所知就有一群博学的研究生、飞黄腾达的第三梯队成员以及各种崭露头角的艺坛新秀在角逐。有钱的出钱，有才的献才，场面相当壮观。我自叹狗屁不是，对电话铃仍旧无动于衷。

    气温急剧上升了，街上热得像澡堂子。国家机关都实行了六小时工作制。洛杉矶正举行我国第一次参加的夏季奥运会，人们下了班都呆在家里看比赛的电视实况转播。街上人很少，只有那些兴冲冲到北京旅游的外埠人不断在大街小巷公园中暑。一个乡下老太太在公共汽车上吐了我一身后昏在我脚下，我把她人中掐出了血她才醒过来。回到家里，想起所有衣服都穿脏了没洗，只得取消约会，半裸地坐在电扇前吹风，看单正平写的《怎样打官司》。中午吃了袋方便面，两颗维生素Ｅ丸。一个电影导演打来电话，说对我新发的一个中篇小说很感兴趣。我告诉他，电视台已拿去拍电视剧了。他问我能不能撤下来。我说不好意思。他表示遗憾。我向他推荐我另一篇小说。他说谢谢。

   “那只好下次再合作啦。”

    我放下电话，继续看书。电话铃再响，我拿起来。

   “石岜吗，你这个经理怎么总不露面？我到处找你。你马上来，公司这儿一摊事等着你。”

    来电话的是四川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她聘我当北京经理部经理。我接了聘书不去干活，她十分光火。我也有道理，她不给我发工资。

   “我去不了。”我委婉地告诉她，“我没衣裳穿。”

    刚放下电话，铃又响了。一个想办文艺茶座的出版社抱怨我给他们联系的那个街道办事处给找的房子太偏僻，沿线只有一路高峰车上下班高峰时才有的钟点车。，难以招徕一般的附庸风雅者。

    有人敲门，我不理。敲了会儿走了。我打完电话，又听到有人用钥匙捅门，而且已经进到走廊。我大吼一声：“等会儿！”手忙脚乱地找了条相对干净的网球裤穿上，“进来吧。”

    朋友们陆续来我家“上班”了。谈恋爱的进了小房间，谈生意的麇集在大客厅。我一边翻着当天的《市场》报，一边随口和他们应酬着。一个广东口音的家伙特别惹我心烦，一会儿问我要不要电饭煲，一会儿问我要不要“傻瓜”相机，口气之大似乎他家卸了满满一船日本货。我突然看到《市场》报上登的一则慷慨出租繁华大街商业用房的广告，抓起电话给那家出版社打电话，通知他们。

    客厅里十分嘈杂。电话铃再响时，我拿起来几乎听不清里边在说什么。

   “你们小声点。喂，找谁？”

   “找你。”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你是谁？”

   “你猜。”

   “没工夫猜，快说，别搞错了。”

    女孩子声音有些嗫嚅：“你猜不出来？” 

    我心一烦，把电话挂了，对着一支烟刚抽了两口，突然反应过来是谁来的电话。连忙跑回卧室，不顾一对情侣的狼狈，东翻西找电话号码，舞蹈学院那台电话总占线，我锲而不舍地拨着，终于拨通。传达室的老头说于晶不在。那天下午，电话铃一响我就蹦起来去接。但电话铃响了无数遍。都不是找我。

    皓月当空，夜色醇厚，幽暗的云缓缓飘移，市声遥远微渺。我在阳台上鸟瞰北京。漫无边际的熠熠灯火；跑道般纵横明亮的马路街巷；远处市中心几座高大建筑物挂了灯，轮廓清晰地浮在夜空（不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

    我回房躺在床上看书，书里有人说：“我这辈子可能不会爱一个人、被一个人爱就过去了。”

    我又看了一遍这句话，怦然心动。

    她坐在午后金色斜阳里看书，衣衫红得耀眼。我穿过昏暗、肮脏的长长楼道，走到后门口，站住看着她一动不动的背影。良久，她感觉到什么，回头看到了我。认出我后，淡淡一笑：“你来了。”

    我走下台阶，坐在她旁边的一张椅上：“看什么书？”

    她合上书，给我看看封皮：“干吗来了？”

   “没事，瞎转悠——你会游泳吗？”我决定不兜圈子。

    她抬起金色、光滑的脸颊，注视了我一会儿，点点头。

   “我知道西郊有个湖，又大又荒凉，晚上租船到很晚。我常一个人夜里划船到湖心，然后通宵畅游。”

    她沉默着，不置可否。我有点茫然。

    白族姑娘小杨来喊我们去吃晚饭。她说学院食堂饭不好吃，端个盆去外面小铺买了些羊肉馅饼。我吃了两口，羊肉不新鲜，就吃了几个西红柿了事。屋里的几个女孩说着她们将要演出的舞剧《屈原》。演婵娟的女孩抱怨屈原老头太正经，查遍野史，也没找出和婵娟丁点儿暧昧的关系，使她的双人舞十分尴尬。

    我问于晶跳什么角。

   “灾难舞中的民女。”她说，“在众多秦兵手里挣扎一番，然后自刎。”

    她们开始议论班里男生谁政治思想好，但动作别扭，没“胞”（“胞”大概是指艺术细胞）；哪个名女演员又老又霸道；我在旁边听着一句也插不上，只知道没什么人她们瞧得起。于晶见我没趣，找话问我：

   “你看过哪个舞剧？”

    我想了想，实在想不出，抱歉地说：“马戏偶尔看，舞剧……”

    她白我一眼。

   “哎，”小杨也掉脸问我，“我听说你是无业游民是吗？”

   “不是无业游民，是社会贤达——我把铁饭碗扔了。”

   “为什么，为什么呀？”其他女孩纷纷感兴趣地问。

   “国家有困难，僧多粥少，为国分忧嘛。”

    女孩们都撇嘴，于晶嗤笑地站起来，从别人手里抓了把瓜子，坐到一边低头嗑起来。

   “那么你算个体户了？”一个女孩说，“一定很有钱了。”

   “是不是该请我们穷学生吃几顿。”于晶故意打趣地说。

   “你们别以为是个体户就趁钱。”我说，“我是贫寒的个体户，我们那个野公司吃饭都得抓阄。”

   “胡说！”女孩们笑。

   “那你以后怎么办呀？”小杨倒认真关心地问，“当一辈子个体户？”

   “不会的，以后国家好起来，经济发展了，就业机会自然也就多了。”

   “他倒对‘四化’前途充满信心。”

    我和女孩们不着边际地胡扯，有时看一眼于晶。她漫不经心地嗑着瓜子，独自出神。

    一个男人进来，女孩们和他打招呼，我见过他，一个无名的伤感诗人，他写的那些吟风弄月、怜香惜玉的小诗很能赚女学生的泪。

    于晶活跃起来，和他对坐长吁短叹，感慨人生，俨然双双跃入超凡脱尘的至高境界，使别人俗口难开。我起身告辞。

   “不送了。”她连身子都不抬一下。

    小杨过意不去地送我出来，叫我常来玩。

    我走到紫竹院，脱衣下水，沿永定河引水渠一直游到玉渊潭，接着顺水漂到木樨地大桥爬上岸，坐车回紫竹院拿衣服。巡夜的联防队员把我截住盘问，我和他们大吵大嚷。他们把我带到派出所蹲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到紫竹院找衣服时，已不知被哪个小人抱走了。

    我骂骂咧咧地在街上横行着回了家，觉得不能这么罢休。

    她们正在练功房跳一个即兴的幽默舞蹈。大意是三中全会后，政策放宽，农民养了很多猪，猪吃得很肥，心情也很舒畅，屠宰时，争先恐后：“先杀我！”“先杀我！”表情兴奋，至死不渝。跳的和看的都笑得滚了一地。

    我把穿着黑练功服笑得直不起腰的于晶揪到一旁。

   “干什么？”

   “下了练功课，我在陶然亭水榭等你。”

    她笑着挣开我，我转身走开。

    我在公园等了一小时后，心情慢慢沮丧了。湖水稠绿，平滑似绸，不时有鱼呼啦跃出水面，涟猗一圈圈散开。天空阴沉，纹丝风没有，雷声隆隆传来。我忽然想起拱桥那边还有个水榭，忙跑到桥上。两个飞檐红柱的水榭间曲桥上，一个红裙子少女双手握在前面，东张西望，怅怅地走着，我拚命冲她挥手，她愣神遥望，然后，连跳带蹦地沿绿茵茵的湖岸跑来。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我是来告你一声，我有事，要去东四取做好的旗袍。”

    天开始掉稀稀拉拉的雨点。我们躲进一株老树的浓密伞盖下。

   “别去了，旗袍晚一天取有什么关系。”

   “明天我们连排，一天都没空。”

   “那就后天取。要不就别要了，我赔你一块料子。”

   “真好笑，我要你赔我料子干吗？”她睁圆眼睛，瞪了我片刻，把后面的话咽下去，“我要去，再见！”扭身走到草坪上，跳过矮栏，站在甬路上回头看了我一眼，“你要没事，可以陪我去。”

   “我有事。”我挥挥手，让她快走。

    滚滚乌云带着雷阵雨压过来了。

    中午，我在陶然亭西餐厅碰到一个要办服装表演队的朋友请舞蹈学院的几个人吃饭，小杨在里面。我也不客气，坐上桌就吃。吃完饭出来，小杨挂在手上转着玩的钥匙串搞丢了，我陪她回去找。找到钥匙后，我们就坐在雨后潮润的草坡聊天。园子里静悄悄，鸟语呢喃，小杨有点想家。她这样纯朴的少数民族女孩到北京这么复杂的环境，面对各种笑嘻嘻的汉人面孔，吃不准。我胡说了一顿为人处世之道，发觉自己什么都懂，可事到临头，也缺乏超脱、弹性。我也想起了小时候，爸爸妈妈抚养我时，在秋日和煦的阳光下，在拂拂扬扬柳树林下，无忧无虑地奔跑打闹，玩得满头大汗。

   “想什么呐？”

   “噢，”我收回纷飞的思绪，抬头笑笑说，“没想什么。哎，”我问小杨，“你们屋里那个姓于的挺讨厌我是吗？”

   “没有呀，”小杨眉毛一挑，说，“没有。她对你挺感兴趣。”

   “是吗？没看出来。她说我什么了吗？”我心怀鬼胎地问，“跟你说过我什么？”

   “也没说什么。”小杨说，“就是那天晚上你走后，她说，‘这是个真人。’”

   “太乙真人，散仙，是这意思吗？”

    小杨笑着说：“大概是。你比我们活得自在呀。”

   “真的？”我谦逊地说，“我能跟你们比吗？”

    我们出公园时已是满街夕照，下班的人、车潮水般地一波波涌过，交通堵塞，人声鼎沸。

    于晶横穿马路向公园走来。小杨叫于晶，她看见我们，不自然地笑笑。

   “干吗去？”

   “没事，到公园转转。”

   “衣服取回来了吗？”小杨问她。

   “没有，袖口样式做错了，让她们重改呢。”

   “我走了。”我跟小杨说。

   “吃完饭再走嘛，省得回去还得抓阄。”

    她笑起来，于晶也看着我笑，我们仨人一起往学院走。小杨步子快，走到前面。我同于晶并排。我看看她，她正好也看我。

   “晚上还去取什么？”

   “什么也不取了。嗯，”她问我，“去游泳？”

    我忍不住一笑，默契地点点头，赶上小杨，“真的不吃了，我晚上还有事，走了。”

   “你去哪儿？”小杨问于晶。

   “我姨妈家，嗯，她叫我今晚去一趟。”

    那天后来的事我记得不太连贯。只记得我换好游泳裤赤脚跑到柳岸下，看到满湖金水中有一条船静静泊在浅滩，一个穿天蓝游泳衣的姑娘垂头坐在夺目的光晕中。我把衣服掷上船，趟水过去，猛地推了一下船。然后劈波斩浪追逐那条流矢般飞快滑行的船。我们像两只鸭子，一前一后伸着颈在温暖的水中快活地游着，柔软的水草抚摸着我们的腿。船载着我们的衣服越飘越远，横在荒草萋萋的野堤旁，两桨搭没在水中。我们坐在船头一只接一只吃着冻得硬邦邦、带着冰渣的果料酸奶，凉得牙齿得得抖。后来，我们好像还坐上最后一圈观览车，缓缓地被举上夜空，默默好奇地看着月光下粼粼的湖泊，黑黝黝的郁郁葱葱林带；星海似的市区一点点呈露、聚缩、袒现出完整的全景。

    后来，我们站在地铁旁，兴致勃勃地海聊，谁也不往那个明亮的通往地下的玻璃门里走。昏黄的路灯下，赤膊的人们围着西瓜小贩的平板车吃西瓜，遍地瓜皮。等我们跑下地铁时，末班车已隆隆驶过。我们轻松地笑个不停，满不在乎地沿着夜阑人静、灯火辉煌的大街中心线往城里走。一个晚宴归来的外宾车队从我们身边风驰电掣驶去，在大街尽头久久留下一串红色的尾灯。洒水车丁丁当当开过，马路变得湿淋淋、黑油油。

    我们好像互相说了很多热情幼稚的话，记不清了。

    电话铃把我吵醒，我仍沉溺在梦中纷乱的情节中。电话铃不厌其烦地响着，我埋在枕头里，直到电话铃不响了，才起床下地。拉开窗帘，玻璃窗刺目地透明了。窗外，浅色的楼群矗立在耀眼的阳光中，桔红色的公共汽车在白色的水泥马路上蜿蜒爬行，道旁绿地散落着蚁状奔跑的儿童。

    我到图书馆去翻旧报刊，找到于晶当年获奖时几份报纸的报道文章。上面讲了一些她的情况。她小学毕业即进入外省一所艺术学校学习舞蹈，经过几年艰苦甚至是残酷的练功，在当地有了一些小名气。十几岁便连连获奖，名噪一时。人们对她寄予极大希望——从报上的奉承恭维中可以看出。报纸的报道是大量、广泛的，在一份销路很广的刊物封面上我还看到于晶的整幅剧照，以致我很有些惊奇，怎么我从没注意到。我动手撕那幅剧照时，有昨日明星之感。

    我把图书管理员叫过来，对他说：“这个杂志的封面不知叫谁撕了。”

   “我小时候，腰腿长得别提多科学，人都说我是舞蹈苗子。”我手揣着裤兜和于晶在大街上边走边笑着说，“经常手举着树枝跳到半空中，像洪常青在娘子军女战士面前舞大刀一样。”

   “后来呢？”

   “后来，功废了，只剩下个嘴。”

    我引她走进一家有抽象派壁画、银闪闪餐具的法式餐厅，打着黑领结的侍者迎上来，安排我们就座，递上精美的大菜单。我随便浏览一遍，点了两份特菜和两瓶啤酒，继续跟于晶说：

   “我很遗憾，要不我们没准认识得早些，双人舞。”

   “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于晶看着侍者把酒分别倒进我们的杯子。等侍者走开，端起酒杯说，“你要学了舞蹈会更遗憾。”

   “为什么？”

   “跳给谁看？连那种风流自赏的人都只看马戏，不看舞蹈。”

   “我空肚喝酒，一喝脸就红，得垫巴垫巴。”我跟于晶说，一边把纸餐巾扔到一边，抓起桌上的烤面包往嘴里塞。

   “我不是指你。”于晶笑着说。

   “没关系。”我说，“尽管说，我不在乎。我是爱看马戏，还是鼓掌喝彩最起劲的一个。”

   侍者送上冷盆，我挥舞刀叉，大吃大嚼，风卷残云，又端起酒杯咕嘟咕嘟喝得喘不上气。

   “你吃东西真香。”

    我停下来，乜眼看她，她笑眯眯的，手把着酒杯玩。

   “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点低级趣味？我们劳动人民，不能比你们搞艺术的。”

   “要说劳动人民，”于晶说，“我才是劳动人民，光会跳舞，没什么文化。”

   “怎么着，大相国寺的水浇了菜园子，贵贱一码平了。”

    侍者送上煎好的牛排，我吩咐过他，煎得老点，切开时，里面还是红红的血丝。于晶尝了一口，便放下刀叉，我吃了一块，也很不对口，只是这块牛排太昂贵，不吃掉实在叫人心疼，我抱怨着，还是都填下肚。

    付了帐出来走在大街上，我对于晶说：“不行，我得去喝点冰水，有点恶心。”

    我们站在一个冰柜前喝冻柠檬水，于晶又要了块紫雪糕。前面十字路口刚出了一起交通事故，围起一堆看热闹的闲人，警车、救护车呼啸而至。

    我和于晶也跑过去看，只看到撞瘪的汽车和一摊血迹，又走回来喝冷饮。

    “上个月撞死三十七个人。”我看着路口竖立的交通事故公告牌说。

    “跟我说说你好吗？我还几乎一点不了解你呢。”我扭头看于晶，她的眼睛在桔红的路灯下又黑又亮，露出那么点饶有兴味的神气。

   “你想听什么？”

   “你为什么退职？我们都猜你是被开除的。”

   “这可是凭空诬人清白。我，”我说实话，说实话就有些艰难。我咽口唾沫：

   “想发财——”

    于晶笑，看来她又以为我在信口开河。

   “真的，”我诚恳地说，“怎么说我跟你也不一样，浑浑噩噩小三十年，身无一技之长，再没钱，将来谁待见？我过去那个单位，终日无所事事，薪水菲薄，饿不死也吃不饱，难受坏了，毁我青春。”

   “那你退职后，比过去好点了？”

   “常饿肚子，真惭愧。可我不怨别人，机会有，全看自己。另外。”我笑着说，“也不是没有挥霍的时候，我不共人家的产，也不喜欢别人和我共产。”

   “你真反动。”

   “我寻思着，官不是人人都做得的，学问也不是拨拉个脑袋能干的，唯独这钱，对人人平等，慈航普度。”

   “你退职时，你爸爸妈妈还活着吗？”

   “妈妈还在。”

   “她没说什么？”

    忽然，我一阵心酸。很多人都说我妈妈是我气死的，我从不愿提这事，可不知为什么，今天，我想说说这事，特想推心置腹和人谈谈。我看看眨着眼睛站在我面前的于晶，想描述一下，又觉得难以讲清晰，辞不达意。“我妈妈是那样一种人，怎么说呢，是个地道的有中国特色的妈妈。总希望我和大家一模一样地生活，总觉得她有义务指导我像她那样过‘有意义的’生活。大家参军时，也要我去参军。大家上大学时，也要我去上大学。希望我入党，再娶个女党员。什么都考虑得很周到，就是不问我想干什么。”

   “她是为你好，”于晶温和地说，“关心你。”

   “都这么说，搞得我都气愤了，难道还有谁比我自己更关心自己？狗看星星一片明！我不自私，我尽义务，服兵役、献血、纳税、植树、买国库券。我只是不喜欢别人多管我的事，不危害公共秩序的私事。”

   “什么事能跟公众一点关系没有呢？”

    我想了想：“譬如，我晚间上床前洗不洗脚，我吃不吃羊肉。再重大一点，我和我爱她她也爱我的女孩子婚前有没有性关系……”

   “我有点累了，”于晶说，“想走了。”

   “再聊会儿。”

   “太晚了，改日吧。”

   “要我送你吗？”

   “你要懒得送就算了，再见。”

   “再见。”我兴犹未尽，拍拍于晶肩膀，“咱俩还挺投机。”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区别的。”于晶正颜说，“我虽有时也冥想，可从没有过什么恣意妄想。”

    她转身走了。我在原地呆了半晌，走开：“妈的，现在人人都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那些天，我正好有钱，带着于晶走街串巷吃雨后春笋般在北京开张的各帮菜馆。遇到我那些神头鬼脸的朋友就呼啸成群，做成一处，吃个痛快淋漓，有几次我还喝得哇哇大吐。使我纳闷的是颇能喝几杯的于晶滴酒不沾，只是拼命抽烟。我问她有什么不开心，她说没有。我越逼问她，她越坚持说没有，反而常常酸了脸。

   “我不喜欢女孩子总那么心事重重的怪样。”

   “我才没心事重重，”她平静地说，“相反，我现在都快成饭桶了。”

   “你这是影射我吗？”

    于晶扭过头去。我掏出五角钱，摔了个玻璃酒杯。她起身就走，我追了出去。

    外面阳光明媚，我们在街头绿地的石凳坐下，四周都是光着小膀子，扑着痱子粉，嫩声嫩气叫笑着的孩子。幼儿园的阿姨坐在树荫下聊天。一个眼睛又黑又圆的小姑娘伸手摘花坛里鲜艳的花，我喝住她，小姑娘踉跄退了几步，站住看我们，恍恍惚惚，若有所思，我们笑了。于晶说这女孩很像她小时候的样儿，我指远处一个正欺负人、头又扁又圆的男孩说，我小时候很像他。

   “我说，”她说，“你那些朋友都跟你一样，也是‘改革家’？”

   “差不多，”我说，“印象如何？”

   “你们钱哪儿来的？整天胡吃海塞，也没见你们费劲干什么。”

   “叫你看见还成。”我说，“你以为我们该是什么样？挽着袖子站在车床旁？在农田里挥汗如雨？”

   “可你们玩的也忒邪乎了。我跟你一起这么多天，没见你有一点正经事。”

   “老天，你把我想成什么雄赳赳的样子？跟你在一起，我已经正经多了。”

   “已经正经多了！”于晶眼睛差点瞪出来。

   “是，快活多了，吃的睡的都香多了。”

    于晶瞅着我愣了半天：“这么回事。”

   “哪么回事？”我有点糊涂。

    两个我认识的姑娘从远处走过，我跟她们挥了挥手。于晶用下颏点着那两个远去的姑娘问：

   “过去你也常常带姑娘和你那帮哥儿们玩？”

   “常带。”

   “你们互相交换吗？”

   “不，怎么这么说。”

   “你们，你和那些女孩子睡过觉吗？”

   “没有，你想到哪儿去了！我们只是一起坐坐。”

   “你说过你不在乎。”

   “我是打比方。我没和女孩子睡觉不是道德上有什么禁忌，而是我还没爱上谁。重申一遍，我不是流氓。一个人，就算他挺无聊，也不见得就非是个流氓。一个锅盖不能扣到所有锅上。”

   “不知怎么搞的，石岜，”于晶说，“和你那些朋友在一起，总觉得我们像一对野鸳鸯。别人，那些行人、服务员看我的眼光也使我觉得自己不正派。”

   “我还以为你喜欢在街上逛去呢。这样吧，以后到我家去。”

   “你那个家和街上有什么区别，更臭。”

    第二天，我打电话约于晶出来时，她不肯了。

   “我不想出去了。我们快毕业演出了，排练很累，天又那么热。”

   “我去你那儿。”

   “不不，你别来。你这段时间不要来了，我没事了会给你打电话。”

   “你烦我了是吗？”沉默了会儿，我说，“腻了？”

   “是的。”她低声说。

    我给车站问讯处打了个电话，问清去青岛的车次时间，然后把盥洗用具和换洗衣服塞进手提袋，出了门。在街上商店我买了架减光镜，一顶遮阳帽，想到脚上的鞋涉水不方便，又进鞋店买了双凉鞋穿上，拎着旧鞋出来扔进垃圾桶。

    到了火车站，车票已售光。我买了张站台票，一个在车站值勤的警察朋友把我送上车。

    车厢里人很多，我补完票站到天津才找到座。一坐下，我趴在小桌上就睡着了。列车运行了一夜，停了很多站，很多人上来。我醒了又睡，睡了又醒，不时有人捅我问旁边有没有人，我迷迷糊糊一概说有。

    早晨，车厢里已充满腥潮的气息，海开始在远方闪烁。很快，海水布满视野，舰船点点。平房、楼厦渐次密集，列车驶进市区。

    我到旅店介绍处看了一下，到处客满，只能住浴池，便去大姐家里。姐姐姐夫都去上班。她的儿子放暑假在家，引一帮小朋友在家折腾，看我来了便冲我翻白眼。他去年到北京玩我对他很凶，他记了仇。我也不理他，放下东西就出来。这座殖民时代建造起来的城市，街道两旁都是陈旧的异国情调的洋房别墅，寂寥静谧的花园草坪。迎面走来的年轻人都很时髦，穿着各式便宜漂亮的泊来品。我走到海边马路，视界顿开，五颜六色的帆舨在蓝色的海面上轻快地滑行。海滨浴场上趴满来自各地的旅游者和疗养者。那些童话般的彩色小木头屋已拆除，代之而起的是比肩紧簇的尖锥、帆、蘑菇型钢筋水泥更衣室。在夏日强烈的阳光下，那些粉红、果绿、乳白、米黄的屋顶衬着蓝天白云、清澈的大海分外醒目。沿海边新开张的豪华餐厅、咖啡厅比比皆是。整条街自由市场里水果、海货、瓷器和草编制品堆积如山。晒得黧黑、健康快乐的外地人吵吵嚷嚷地掏出大把钞票抢购。我拐进浓荫蔽日的浴场路，穿着泳装的少女仨仨俩俩吮着冰糕来回达，挎着救生圈的孩子成群结队光着脚丫打闹跑过。

    我在路边小摊上喝了两碗冰冷可口的当地特产啤酒，租了条裤衩穿上，踏上滚烫松软的沙滩，一路走向大海。高大有力的波浪一道道涌上沙滩，戏水的孩子们被抬起，放至更高处。

    海水晶莹耀眼，鼓噪抖动，我急急扑向它，一道长长的浪涌来，我全身浸浮在泛着沫的凉沁海水中，我挥臂向海里游去，随着一波波涌跃至浪尖，又随着后泻的涌势，滑向另一道浪尖。很快我游离了喧嚣的浅海，游到潜不见底的深海。

    岸上隐隐传来警告涨潮、要游泳者返回的广播声，我丝毫不予理会。其实，逆潮得进，人借涌势，是最轻快不过的。我迅速地游动，四周已不见人头，只有此伏彼起的蓝色波涛，一望无垠的汹涌海面。我越过防鲨网的白色浮标，继续游向外海。海面愈开阔，海水愈明净，流霞漾彩，光华炫耀。游到一处海岬，我看到另一个海湾里舰船林立的桅杆；热闹拥挤的海水浴场；市区鳞次栉比的红楼绿树。温暖的海面下有寒冷彻骨的暗流出现。我掉头往回游，才发现自己游得太远了。

    我缓缓往回游着，感到身体一点点沉重起来，从昨天下午在北京上车我就没吃什么，又喝过酒。外海无穷无尽涌来的波涛追逐着我，把一个个冰冷的浪头砸在我头上，一次又一次将我覆没灭顶。我仓皇地边回头边拼命游，惊恐地感到腿肚子硬结了，就是说，要抽筋。我不得不放慢频率。又游了很长时间后，我绝望地精疲力尽了。沙滩仍是那么遥远，穿着点点彩色泳装的肉色人群无声无息地活动着，像是另一个快乐尘世的人们，蓝汪汪的海水无情地隔开了我，万籁俱寂，我沉了下去。我觉得自己变成一条鱼，在蓝蒙蒙的水里恣意潜游。“嘟嘟嘟”，一条漆着救生字样的海军汽艇翻着浪花驶来。甲板上的水兵用半导体喇叭冲我喊：

   “你他妈找死啊，怎么游到防鲨网外面来了。”我的欣慰立刻化为愤怒，踩水昂头冲他们喊：“你他妈管着吗，老子愿意。”

    我继续闷头游着，不再理睬他们，汽艇仍跟在我身后。

   “喂，”水兵又喊，“你要是不行，就上来。”

   “走你的吧，你们那破艇的推进器搅得老子直呛水。”

   “真他妈不识好歹。”

    水兵们骂骂咧咧地把汽艇开走。

    骂了一通，我觉得来了劲头，重新自如地游起来，游过防鲨网，我已再次信心十足了。身旁左右开始陆续出现忽隐忽现的人头，嘈杂的人声近了，沙滩上或躺或坐的男女清晰了。当我踉踉跄跄走上岸时，心里充满欢乐。我吃了一通冰激凌，躺下晒太阳，晒得灼热了，再次下海。这样，我晒一个小时，下海游一个来回；游一个来回，晒一个小时；当然，我没再越过防鲨网。

    黄昏，我换好衣服走在退潮后镜子般光亮结实的沙滩上。夕阳停在市区上空，将血红的投影掠过层层叠叠的楼房，纵贯海面，射在我脚下。一家电视台的人扛着摄像机在拍海滩夕照，喝令我走开，我理也不理他们。一个人跑上来好言相告，我才让开。

    回到家里，姐姐姐夫已做好饭在等我。我也确实饿了，把饭菜吃得一干二净，又吃了半斤凉饺子。饭桌上，姐姐就开始唠叨，说我这么大岁数还在晃荡鬼混，一点不考虑自己的前途；晒得像个煮熟的螃蟹；饺子不热热就吃，也不怕生病，现在夏天食物容易变质。我给姐夫烟抽，她也不高兴，说我抽烟她都不赞成，现在世界上肺癌发病率如何高。我说少废话，我又不是你儿子。

    那些天，我整日泡在浴场游玩。在风景如画的疗养区从黄昏徜徉到半夜，临海揽胜，望着璀璨灿烂的星空想入非非。海边那些咖啡厅入夜都举办喧闹的舞会。山上的露天剧场、体育场也夜夜有“消夏音乐会”，音乐声、歌声飘荡在粼粼海面。隔海可以看到商业区明如白昼的夜市里熙攘晃动的人影。有时我也去一间格式像客船舱的咖啡厅舞场坐坐，我和那些水手装束的女招待混熟了，她们知道我不会跳舞，只是进去坐坐，便不收我的费。小城市有些地方比京城要自由些，没那么森严的等级。这个舞场是给中国人开的，附近宾馆里闲得无聊的外国人也常来光顾，很随便地和中国人结对跳舞，喝酒聊天，使我觉得有趣的是，多数外国人的舞（包括迪斯科）跳的并不如我们同胞潇洒和花样翻新，我很为我们的姑娘自豪。好像谁说过，她们到欧洲访问，在迪斯科舞场扭秧歌，走花鼓灯，甚至拉上大圈跑旱船，使在场的外国青年大为倾倒，竞相摹仿——于晶说的，我脑子里闪了一下，接着，完全被回忆充满了；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若不是大使馆及时制止，那儿的共青团差点把她们拉到自然岛的裸体浴场；在另一个国家，每天日程结束，总安排两个很亲切很有经验的男人和她们一一吻别。我微笑地幸福地回忆。

    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我很忧郁。“你现在还没女朋友吗？”姐姐问我。

   “没有。”

   “我们医院有一个女孩子很好，就是上次我托她给你带东西的那个，也是北京的。”

   “服了，我可不想要你们院那些嫁不出去的女党员。”

   “谁嫁不出去，抢还抢不着呢。”姐姐愤愤然，因为她也是党员，“你还挺狂，人家还不一定看上你呢。”

   “你管他呢，”姐夫说姐姐，“他还能找不着女朋友，现在个体户很吃香。”

   “鱼找鱼，虾找虾，他能找着什么好人？怎么样？”姐姐又问。

   “别烦了。”我说。

   “好吧，我看着你。”姐姐说，“看你打一辈子光棍儿。”姐姐看我沉着的样子可疑，不禁问：“你是不是已经有了，瞒着不告诉我？”

   “没有没有。”我笑。

   “有，他能一个人跑出来玩吗？”姐夫看着我说。

   “是不是有了？”姐姐不信，打量着我一再问。

   “有了。”为了干脆点，我信口说。

   “干什么的？长得好吗？怎么认识的？”我失了策，招来姐姐的排子枪。

   “跳舞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连我自己也觉得煞有介事，“就那么认识的。”

   “干吗找个跳舞的，”姐姐挺不以为然，“找个搞文艺的。”

   “怎么啦，你瞧不起？”

   “那倒不是，就是将来你们节假日休息不到一起。”

    我笑了：“我不在乎。”

   “其实我倒觉得你原来那个女朋友挺好，你干吗和人家吹呀。真的，你干吗找个搞文艺的？”

   “你怎么断定搞文艺的就有问题？”姐夫说。

   “我不喜欢。”

   “那是你的事。”

   “我不也是搞文艺的。”我说。

   “你？”姐姐轻蔑地瞧我一眼，“你是耍把杈的。”

    姐姐姐夫又问了些于晶的情况。我告诉他们，于晶是我们国家花鼓灯头子之一，第一届舞蹈大学生，她的几个保留节目常去给首长外宾跳堂会。末了，我补充说，她和我吹了。姐夫很开心，姐姐则气得再也不理我了。

    由于连日暴晒，我得了浅度灼伤，回北京后，一层层褪皮，模样没法让人看。

    生意也很不顺手。委托我的一家公司开空头支票，银行顶了票，卖方交了货收不上款，直要跟我玩命。我带上他们一起去那家公司玩命。后来虽然凑足了货款，可关系搞僵了，非但没拿到佣金，先前垫的交际费也报不了销。我不在北京期间，还有几批到货，不知哪个混蛋在我家接的电话，提走倒给了别人，让我那几个买主白等了一场。少赚几个钱倒无所谓，可我的信誉完了。这几件事传出去后，没人再敢跟我做生意，我的饭碗等于让人端了。

    我把闲人统统轰出去，门上换了锁，蹲在房里写小说。写了几万字，自己看都得捏鼻子，只得又撕了。我耐心是有的，可钱包告罄。又过了几天，方便面也只能一天吃一顿。我想起有部电视剧还欠我点稿费，就跑去要。制片主任说我不能再预支了，剧组出外景拉了个大口子，所有单项预算都要减，最后没准还要我吐出点预支的稿费。我跟他讲了我的情况，他说要不他私人借我点钱，我只得转身走了。

    满街都是吃过晚饭、穿着裤衩背心为中国女排击败大老美兴高采烈的人群。大小饭庄子在马路边支起一溜油锅，烤羊肉串、爆肚，卤煮火烧的香味在爽人的晚风中弥漫，诱得过往行人垂涎三尺，驻脚在已经鼓鼓的肚子里又塞点玩艺进去。连要饭的都吃得满嘴油亮，心满意足地跟在警察后面去收容所。我兜里还有几毛钱，凉面什么的还吃得起，可我一点不想吃，我走进一个暮色朦胧的公园，想在湖边的椅子上找个位置，处处都坐满了一对对情人，旁若无人地接吻。我在一对情人面前站下，严肃地看他们，他们接着吻反感地瞪我；我继续一动不动地凝视他们，这对可怜的情人实在无法保持冷静，松开嘴，忿忿地起身走了。我走过去占据了他们的位置。

    月亮升起来，树木花草石桥甬路都洒上银色的光霜，黑黢黢的船影轻轻地从恬静光洁的湖面一只只滑过，响起轻微的溅泻声……

    清晨，我被一只手推醒，发现湖上游弥着如烟如纱的雾，岸边的草、木椅、我的身上都湿漉漉的，于晶穿着蓝运动衣，气喘吁吁站在我面前。

   “怎么跑这儿睡觉来了？”她一点也没掩饰她的吃惊。我一时没醒过梦，没回答。

   “出了什么事？你怎么搞得这么狼狈，又黑又瘦。”

   “什么事也没出。”我清醒过来，信口说，“我想早晨出来呼吸新鲜空气，走到这儿又困了。”

    于晶瞪着黑黑的眼睛瞅我，皱起眉头。我站起来，蜷缩太久，腿都麻了，停了片刻，血液才开始循环流通。

    我往前走，于晶不吭声地跟在后面。过去我也挨过饿，从没像这次饿得这么狠，像个真正旧社会的穷人，晃晃悠悠，脑子都有些不清醒了。

    嫣红的太阳柔和地停在乌蒙蒙的半空，一点点亮起来，放射出刺眼炫目的光芒。

   “你没吃早饭吧？”

    我差点克制不住自己，我受不了她说话的口气，就好像我们昨天还见过面似的。我哑着嗓子说：“我一般不吃早饭。”

   “怎么能不吃早饭，胃要坏的。那边有卖油饼的，我去买。”

   “不要！”已经跑开两步的于晶站住，慢慢地回过头，   “不要，”我尽量和气地说，“你要吃你买，我不要。”我笑笑。

    于晶始终跟着我走，那忧虑、担心的神态，似乎一不留神，我就要去跳湖。我停住对她说：“你别跟着我了，该干吗干吗去。”她仍一步不拉地跟着我。

    走到儿童乐园，我坐在一个秋千蹬上不走了，问站在一边的于晶：“你有事吗？”

   “没事。”她把脸扭向一边。

   “我有事，我在等人。”

    于晶异样地看我两眼，走了，跑着走了。

    我两手抓住吊索，往旁边看了一眼，一个来回荡着秋千的小姑娘在看我。她把秋千荡得很高，从空中瞅我，也不回避我的目光。我冲她笑笑，站到踏板上悠起来，可是不行，悠不高，我记得小时候会悠的，那韵律我都忘了。

   “得蹲下去。”小姑娘慢下来她的秋千，抱着吊索对我说。

    我试了两下，笑着说：“不行，我不行。”

   “我教你。”小姑娘跳下秋千跑过来，我让她上了我的秋千，“这样，这样不就悠起来了?喂，你瞧我呀。”

    小姑娘下来，又让我上去悠。悠起来一点，还是不高，我有点心慌。

   “真笨。”小姑娘数落我，“要不，你坐着，我摇你。”

   “那怎么行。”我连忙从秋千上下来。

   “怎么不行，让我摇你嘛。”

   “不行不行，我这么大，哪能让你小孩摇。都是大人摇小孩。”

   “没关系，我愿意摇你，让我摇嘛。”

    我不顾小姑娘的恳求，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她。

    回家的路上，我觉得自己既不幸又坚强，甚至很有点被自己感动。可很快，又嘲笑起自己的不屈。

    到了家，我已经很后悔没吃于晶的油饼了。尽可以吃得很自然嘛。我打开冰箱，只有半罐冷果酱，我拿出来吃了，关了冰箱，又喝了几杯热茶，觉得精神好了点。

    有人敲门，是收水电费和房租的，几个月累计，我已经拖欠了上百元。我说没钱，收钱的人不走，说找我一趟不容易，要跟我好好谈谈。我赌咒发誓说下星期一定交上，才把他们打发走。邮局夹在当天报纸里又送来催交下季度报刊费的通知。书店也来了信函，说我订的《中国人名大辞典》已经到货，让我马上交钱提书。还有牛奶站那个热心肠的姑娘来敲了我八遍门，问我下月还订不订牛奶，我说不订了。

    找出几十斤面票，到街上和农民换了若干个鸡蛋，煮了吃了。睡了一觉。

    晚上，找了块破浴巾披在肩上，去丰台火车站货场扛大个。我连干了三个晚上，卸了两车皮红桔，一车皮煤。一车皮给我二百块钱，交工头二十，三车皮我挣了五百来块。我到街上澡堂洗了个澡，搓了搓泥。搓澡的老师傅要我交双份钱，我跟他解释说我刚从西藏回来。洗完澡，我买了一些“天福号”的酱猪肘，孩子似的无忧无虑地回家。

    我坐在桌前一手啃肘子，一手算帐，觉得自己蛮可以像女人一样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终日温饱略有节余。可一算帐，我才想起，我还有两千块钱旧帐，那是上次潦倒时借的，因为是朋友的，我都给忘了，有钱时也没还，现在只好干瞪眼。反正也是不够了，只好继续对不起朋友了。

    我把房租水电报刊书费交了，躺在床上想是不是再去扛几天大个，又觉得不行，再扛非把命搭进去。过了会儿，打起嗝，满嘴腊味。我点了根香，找出瓶不知谁丢这儿的香水漱漱口，剩下的都倒在床上，拉上窗帘，香喷喷地睡觉了。

    我从下午一直睡到夜里，做了一连串的梦，前几个还不错，净是捡钢儿之类的。一地亮闪闪的硬币，我兴致勃勃地捡，一分二分都不嫌，捡了这半天，又热又累，想歇歇又怕别人发现也来捡。后来发现一个偌大的白晃晃的钢儿，伸手去拾，竟是一口痰，好不扫兴恶心，张着肮脏的手找水。接着我梦见自己在海里潜泳，水里既清澈又乌蒙，身体既轻巧又沉重。我在水里惬意地躺着，任其下沉又时时感到沙发床般的浮力在托着我，那感觉实在奇妙。后来沉沦得久了，想呼吸口空气，却游不出去了。四周净是蓝蒙蒙、毛玻璃般的物象，你进它退，你退它进，挥驱不散，愈挣愈紧密。我窒息了，心知是梦，却醒不过来。在梦中一次次掀被而起，一次次复归原状。我的意念升起焦急地俯视着自己的肉体，那皮囊竟如无知无觉的木头一般。

   “啊——！”我终于在无声的悸叫下醒来，拉亮灯，坐起来呆了半天，外面已经黑了。我走到盥洗间用嘴兜着水管子喝了通自来水，镇静下来，想了想梦中的情形，既沮丧又庆幸，不敢再睡，怕再被魇住。搬出这些天的报纸信件在灯下看。

    从海滨回来，我就没怎么看报，也不知世界和平怎么样了。看完报放了心，除了契尔年科总书记身体不太好，两伊继续互相恫吓，黎巴嫩和安哥拉都很平静，连我最担心的印度锡克族暴乱也在渐渐平息。《晚报》上的一条国内消息让我看了很久。舞蹈学院应届毕业生编排的民族舞剧《屈原》已经公演了，似乎还得到好评。我推开报纸，拆信看，都是陌生读者来的信。我前些时候发了一个小说，使一些年轻人挺激动。纷纷来信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谁？有个人已经来过三封信了，要我帮他出主意应付生活中的几个难题。我回信叫他看着办。我可不想当教唆犯，自己还一塌糊涂呢。他回信骂我不如人家玲玲姐。有封信写得温柔凄婉，像个过来人，还是女的写的（看名字看不出性别），招的我回忆起一些往事，很难受。她劝我应该珍惜一些东西。我的一个文学老师，一个老编辑的来信则使我又羞又愧。他温和地责备我这段时间不去他那儿，叫我和他保持联系，他想知道我在干什么。并告诫我，有些事情作为了解，站在边上看看可以，千万别掉进去。唉，每回我去他那儿都说得很热闹，似乎活得津津有味。其实呢，和这些安贫乐道、诲人不倦的老师比起来，我活得像个没孵出来的鹌鹑。我不愿这么头脸不整地去见他们。其实，即使是一个男人，背人哭一哭也没什么，可我还是忍住了。

    电话铃响了，响了又响。我不知道谁这么晚还会来电话，擤了擤鼻涕，走过去拿起话筒：“谁呀？”

   “我。”

    我听出来是谁，沉默了一会儿，还是问的那句话：“有事吗？”

   “没事，想跟你说说话。”

   “……这么晚了，你还没睡？”

   “刚演出回来，洗完澡，睡不着。”

   “睡去吧，明天还要工作。”

   “好吧……”

   “没事，来我家玩吧。”

   “好。”

   “我天天在家。”

   “好。”

    我已经流了会儿泪，使劲把它们擦去：“喂，你还在吗？”

   “嗯。”

   “……咱们见面再说吧。”

   “好，那再见。”

   “再见。”

    我拉开门，于晶冲我笑笑，我也笑笑，让她进来，我觉得似乎该说点什么，又不知说什么好，也就没说什么。她拎了一网兜肉菜食品，把我的冰箱装得满满的。然后到厨房洗菜切肉做饭。我默默地看着她忙，突然想起该帮点忙，找出件旧围裙给她系在腰上。她一边费力切着冻得很硬的肉，一边说：

   “你忙你的去，我自己行。”

    看我不走，又对我说：“要不你去买点油和作料。你这儿瓶子挺多，都是空的。”

   “酱油要不要？醋要不要？”我往篮子里装瓶子，一件件挨个问。

   “都要，厨房里该有的都要。”于晶认真说。

    我索性带上购货本，把粉丝芝麻酱碱面都买了来。我连跑带颠地跑回家，于晶正在煎鱼，油烟弥漫，我把我的一顶旧军绿帽子给她戴上，使她像个硝烟中的女八路。

   “嗯，”于晶问，“呆会儿你有朋友要来吗？”

   “没，你没瞧我连锁都换了。”

    于晶不再说话，埋头做菜。她活虽然慢，却很细致，很有条理，很周到，每道菜总要先尝尝再起锅。忙里余暇，见我还站在那儿，就用肘推我：

   “你别赔我在这儿熏烟，看书去吧。”

    为了证明我呆在厨房里有理由，我拿起刀剁她放在案板上没来及切的一根葱。我不大会干这种事，又左顾右盼，故作潇洒，切了自己的手指。

   “你要真想帮忙，就出去吧。”

    我捏着指头垂头丧气地从厨房出来。一会儿，于晶端菜出来问我：“要紧吗？”

   “不要紧。”

   “你可真笨。”

   “是啊，我原以为我样样都行，看来不是这么回事。”

    菜都炒好了，摆了一桌子。这些年，我也吃过很像样的饭，可是……于晶炒的菜属淮扬菜系，又甜又酸，山楂糕味，不过那种久违的味是足了，就是自己锅里透出的家常的亲切味。吃着吃着我产生了恍恍的先视感，好像从前有过这么一天，也是这样坐在桌前，安详地吃饭，没有外人。

    吃完饭，我在水池洗碗，水滴嗒滴嗒流，于晶在外面轻手轻脚擦桌子，餐凳发出轻微的挪动声。

   “我在炉上烧了壶水，你想着点。”

   “嗯。”

    我低头答应着，简直无法从那种感觉中自拔，深深地沉溺了。

    晚上，我去看《屈原》。于晶在化妆，我拿她的香皂在后台洗了个澡，通体舒坦地达到大排练厅里，穿着古代衣饰的演员在聊天、活动身体。一个村姑打扮的女孩走过来和我说话，我瞪着眼睛瞧半天，才认出是小杨。

   “这打扮我都认不出来了。”

   “看见晶晶了吗？她在化妆，我给你叫去。”

   “不用，我见到她了。”

   “这段时间没见你，到哪儿跑买卖去了？”

   “哪儿也没有，在家忍着呢。你也不来看我。”

   “哟，说得多可怜。”

    我问小杨是不是该毕业分配了，她说演完《屈原》就分。我问她能不能留北京，她说够呛，文化部有个文件，凡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分配时优先考虑地方要求。她那个团又抓住她不放，怎么说都不成。

   “搞艺术，还是在北京好，机会多。”

   “当然了，还用你说。”

   “晶晶能留北京吗？”我缓缓问。

   “她嘛，差不多。”小杨看我一眼，说有家声望很高的歌舞团提出要她。

   “其实分哪儿都一样。”我喜笑颜开，不腰疼地说，“北京人才济济，地方一枝独秀，也是各有短长。”

    小杨不爱听，我们换了话题。她说她家在下关有几间铺面房，我说可以开个卖服装的杂货店。从广州购进，铁路到昆明，然后用军车运到下关，只是不知销路如何。小杨说销路没问题，边境地区从来都是很时髦的，穿着牛仔裤刀耕火种。

   “我可没说着玩，要干咱们就真干。”

   “我也没说着玩，干就干。”小杨说，“我这舞跳得也够灰心的，干脆双管齐下，回去要没劲就当老板娘去。”

   “这年头，”我笑着说，“都是曲线救国的路子。国军皇协军不分。”

    这时，要开演了，演员们拥出来，小杨也跑走了。

    我下到剧场里，已黑了灯。幕拉开后，我看到前排还有些空座位，就和其他观众忽拉拉往前拥，换了个座位坐下。我使劲在台上的演员中找晶晶，那些脸搽得粉粉的女孩子看起来都一样。直到后来一个女子挺剑自刎，我才想起这人就是晶晶，可她已经死了，被人拖下去。

    “你觉得《屈原》怎么样？”晶晶问我。

    她嘴里含着饭，犹豫着不知夹哪个菜。今天菜是我做的。西法红烩牛肉有点狐臭味。

   “吃吃，别客气。”我自己喝了口汤，“还不错，我说《屈原》。那些小桔子跳得挺喜人，身段袅娜，我爱看人数众多的群舞，变队型就漂亮。灾难舞不如上海的《木兰飘香》，没什么气氛。当然，除了你……不能吃就别吃了。”

    我看晶晶嚼着臭烘烘牛肉的难受样儿，笑了。晶晶也笑了，把牛肉吐出来：“炒的什么玩艺呀，真难吃。”

   “主要是牛不好，老死后还停了两天尸。本来这菜我挺拿手。”

   “就会吹牛。”晶晶把碗里的牛肉全扒拉到桌上。

   “你还是给人印象比较深的，我就是不认识你也注意到，死得很突出。”

   “还会拍马屁。”

    我涨红脸大声继续说：“男演员实在让人没法恭维，包括屈夫子，就会剑指问天，什么呀，《蝶恋花》。”

   “你还这个瞧不起那个瞧不起的，你去跳跳试试。”

   “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你是什么专家？”

   “我很为我们的民族舞剧担忧，这样下去，会连我们这种相当宽容的观众也失去的。如此矫饰、机械，毫无意趣和演技。女演员抢尽风头，把男演员仅有的那点可怜的光彩也剥夺了。使男演员成了难以想象的奇形怪状和不体面的某种东西，只能像搬运夫那样显露肌肉，卖卖力气。”

   “你还行嘛。”晶晶瞅着我，“挺有见地的，可这话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

   “耳熟？”我装糊涂，“别人也说过这话？看来，群众的眼睛是贼亮的。”

    吃过饭，我看到晶晶在我房内翻书，忙冲过去夺，她灵巧地闪开，笑着对我晃着说：“你看东西真是过目不忘啊，现炒现卖。”

    我笑着说：“我也没想在你跟前卖弄，原意是想跟不懂的人吹吹，可也挺贴切是不是？我确实为如此糟蹋男演员忿怒。”

    刚才我对男演员的议论，几乎原封不动引自美国人理查·克劳斯所著《芭蕾简史》里戈蒂埃对一八四○年法国芭蕾舞台上男演员的批评。

    我戴上耳机听歌，晶晶低头削京白梨，我们都爱吃这种汁多绵软的水果。晶晶递给我一个，又给自己削了一个。吃了两口，张嘴无声地说了句什么。我忙挪开一只耳机：

   “你说什么？”

   “你是要去云南开店吗？”她的声音大了。

   “小杨告诉你的？有这么回事。”

   “怎么想起一出是一出？”

   “这可不是心血来潮。我一直梦想有一间自己的店铺，好当家做主，从领导、父母给我气受那天起。”

   “你不是被哪儿驱逐回国的吧？”

   “不，不是，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生在这间屋子，长在这间屋子，就像俗话说的：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罐里。”

   “一点看不出来。”

   “我可认为自食其力没什么不光彩。我们从小到大已经让公家操碎了心，就业、婚姻都得公家一手操持。就像一个已成年的孩子总住在父母家，公家慈祥，不说什么，咱自己也不好意思。而且，明摆着，公家也顶不住了。”

   “噢，这么说，你也算开拓型干部了。”晶晶欣赏地看着我。

   “不敢当，小的溜的吧。”

   “你比我好呀。”她叹口气。

   “怎么？”

   “就是好嘛。我们，舞蹈演员，小儿麻痹，长不大，三十就成了豆腐渣，不像你蒸蒸日上。”

   “不是也有很多老同志还活跃在舞台上，风韵犹存。”

   “我可成不了那号精。说真的，”晶晶说，“将来你要真成了个肥胖的百万富翁，我要饭要到你门口，你可不能装作不认识。”

   “你还不知道我，像百万富翁吗？人家都说我是当代活‘愚公’，用嘴砍大山，每天不止。”

    我们都笑了。笑了一阵，晶晶看看表：“哟，净胡扯了，我该去剧场了。”

   “来得及，”我也看看表，“我还有个建议没跟你说呢。”

   “什么建议？”晶晶站起身拎上化妆箱。

   “先问你，有男朋友吗？”

   “你指哪种？我有一簸箕。”

   “我指可以结婚的男朋友。就是说不一定非结，但结也无妨的那种。”

   “没有，目前没有。”

   “想有吗？我有个合适的人选向你推荐，你可以试一下。”

   “你不是想推销自己吧。”晶晶笑起来，怪有趣地看着我。

   “是我自己又怎么样？关键是货好。你没发觉咱们俩挺合适？你不漂亮，我也不漂亮；你日暮途穷，我孤苦伶仃。”

   “你这些废话呆会儿再说吧。我二幕三幕没戏，你到后台来找我。”

   “你不吃点东西再走？”我洋洋得意地送她。

   “我包里有巧克力。”

   “别吃那玩艺，又该上火起疙瘩了。”

   “我说，”晶晶又羞又气，“你要老纠缠细节，我就给别人当女朋友去了。”

   “对不起,对不起。”

    在剧场里，我遇到一个朋友，他正为一个人看舞剧要打瞌睡而忧心忡忡，见到我大喜，和我旁边的人换了票，坐在我一旁嘴巴不停地说起话。他怀疑他们单位领导是隐藏很深的“三种人”，准备向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检举。我问他怎么知道的，“文革”时他才上小学。他说那个领导长得像。他愤愤地抱怨领导诬陷他是经济犯罪分子。这我倒挺同情他，我知道他不是，虽然偶尔当当掮客，除了蹭过几顿便饭没拿过一分钱。接着他又问我国家干吗请三千日本人来玩，他们干吗不请咱们？我说这事没人跟我商量过，我也不清楚。

   “你在谈恋爱是不是？”他借着幽暗的光线审视我，“一副魂不附体的样子。”

   “没有啊，”我把目光从台上舞姿婆娑的晶晶身上收回“没有，没有，你看我像谈恋爱的人吗？”

   “千万别结婚，石岜，听哥哥的没错。你本来可能还有点出息，一结婚就全毁了。婚前蜜糖似的，婚后，女的瞧男的不殷勤了，男的瞧女的不新鲜了。我就不打算再结婚。”

   “我不结，答应你。”

    我一边和那个朋友前言不搭后语地胡扯，一边继续看台上跳来跳去的晶晶。

    她跳完编织舞，退到一旁席地而坐当观舞的民众，她们在台上也聊天。过了会儿，我见晶晶往台下观众席上看，断定她看到我后，便做了个“八”的手势，她轻轻点点头。

   “你给谁打手势，你给谁打手势？”我那个朋友好奇地都快疯了，拼命伸着脖子往台上找。

   “好哇，和舞蹈演员勾搭上了，走向深渊。”

   “我得去帮农民兄弟点忙。你别跟着我，”我厌恶地说，“我拉屎可臭。”

   “我也没把你当成麝香牛。”

    我在厕所里呆了半天，才出来，那个朋友也走进休息厅，东张西望地找我。我刚想藏，已被他发现，飞跑过来：

   “你千万听我一句……”

   “去你妈的吧，”我挣开他，冲他脸大喝，“我他妈愿意毁了自己。”

    我逃出剧场，那个朋友摇头叹气踱回观众席。满台都是腾挪跳跃的王侯将相、妃嫔宫娥以及渔人樵夫、甲士村姑。

    第一幕结束，演员们拥进后台，边走边拔头钗摘耳环，一溜小跑冲进各化妆室抢妆。八点多一点儿，晶晶换完妆出来，薄薄的舞衣袖袂飘飘，远远看见我就笑嘻嘻的，越往近走，越发笑成一朵花。我看着她，觉得她真是很好看。

   “你笑什么？”

   “瞧见你我就想笑。”

   “你笑什么？”我拉晶晶坐在后台门口的石阶上。

   “你瞧你吧，穷得叮了咣当响，还挺沾沾自喜，四处跟人说要发财，简直像个骗子。”

   “我哪四处跟人说了，不就跟你说过，也是说着玩。哎，我那个倡议你考虑的怎样了？”

   “你还真要这样呀，我还以为你说着玩呢。”

   “试试吧，怎么样？不行就拉倒，什么也不影响。我问你，你讨厌我吗？”

    晶晶摇摇头。

   “那就这么定下了。”

    晶晶光笑不说话。

   “别光笑。”我说。

   “试试就试试。”晶晶说，“以后你对我好吗？”

   “当然要比现在好。”

    我们相视而笑，晶晶用水袖掩住嘴。我们侧耳听前台音乐，屈原已经将黜，痛不欲生。

   “你该进去了。”

   “再呆会儿。”

   “进去吧，”我推她，“散场我在大门口等你。”

    晶晶依依不舍，一步三回头地进去。

    那些天，我是《屈原》最忠实的观众。还掏钱买票，请朋友们的客，拉大批闲人来捧场。晶晶跟我说过，一个再谦逊的演员也是很在乎观众掌声的。

    她很伤感地告诉我，她第一次登台跳什么“大寨，亚克西”时，下台听到一片掌声热泪盈眶，别人无情地告诉她，那不是掌声，是拉幕的隆隆声。现在她如愿以偿了，每当她宛转痛苦死去时，总能听到雷鸣般的掌声，虽然这掌声显得那么没心没肺。

    散场后，我就在后台门口等她。她梳着头发跑出来，我们沿着幽暗寂静的街道走回家。北京的夏末，街上摆满鲜花，夜晚清凉的空气中浮动着浓郁袭人的花香。我把家里的窗户终日敞开，这样，晚上回到家就能嗅到满室芬芳。晶晶演出完总要喊饿，我们就搞点简单的夜宵，咖啡和馒头夹奶粉。我有一罐咖啡豆和一罐速溶咖啡，我常搞错，使咖啡味道一塌糊涂。

   “为什么不喝茶呢？”晶晶问我。

    我先说喝茶有点老气横秋，又说喝咖啡显得绅士，最后承认茶水使我走肾，夜里睡不踏实。我说过，我对婚前性行为持宽容态度，很使晶晶紧张过一段。后来她了解我后才安下心，我是典型的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你没觉得我其实很腼腆吗？”

   “不，没觉得。”

   “我从小就很害羞，很胆怯，为了掩饰这个缺点，我才学吹牛说大话，故意胡闹。可直到今天，我仍像一个经常手淫的中学生那样怯懦自卑。”

   “你是说你其实像天使一样纯洁？”

   “那倒不是，”我不好意思了，“没那么白。”

    我告诉晶晶，我过去的确谈过几次恋爱，在我这个年龄也是正常的。但我人基本上是正派的，至少我自己这么认为。

    有时，我们喝完咖啡很兴奋，坐在灯下彻夜长谈。我也问晶晶：“我什么地方，嗯，吸引了你，让你这么喜欢？”

   “我说过我喜欢你吗？”

   “你说过不讨厌。”

   “我也说不上来，”晶晶想了半天仍这样说，“我说不上来，就是喜欢呗。你很爱钱？”

   “是啊，”我说，“这有什么不好？”

   “没什么不好。我也爱钱，所以喜欢你。”

   “别这么赤裸裸，晶晶。”我求她，“这太打击人情绪了。起码心里这样想，嘴别说出来。”

    晶晶和我大笑，笑得喘不上气。

   “好吧好吧，”晶晶说，“那我说我喜欢你是因为和你在一起可以不谈人生大道理，我感到轻松。”

   “还能再热情一点吗？”

   “我可以为你死，你能吗？”

   “不能！”我吓了一跳。

   “真是的。”她似乎挺失望。

   “你能为我死？”

   “是的。”

    我把窗户大开：“你从这儿跳下去。”

    我们又笑起来，笑得很厉害，我把窗户关好。

   “你说，陷进你死我活的感情中是不是特傻？”

   “是你叫我热情点的。”晶晶点起一支烟，懒懒地说。

   “我不想陷进去，我不想丧失也不想看别人丧失独立的人格。”

   “怎么，你害怕了？”晶晶看着我大惊小怪地喊，“吓成这样，简直面无人色了嘛。”

   “没有，我根本就不是怕，我是在坚持我的原则——我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

   “放心，”晶晶打了个啊欠，“用不着害怕，要是将来你对我说‘拜拜’，我就对你说ＯＫ。”

    晶晶早晨起床，一般都很早，不管晚上睡得多么晚。她像一匹精力充沛的小马，不停地在屋里跳跳蹦蹦，搞一些空中劈叉击打、腿的曲直伸拉之类的名堂。

    如果我还在睡懒觉，她就拼命砸门，大声放收音机，把我闹起来。然后拉我出去跑步，说我的身段实在不像话，再下去就甭想冒充演员往剧场里混。

    我们俩沿着阳光初洒的大街跑步，呼吸新鲜空气。跑完步气喘吁吁站在路边吃焦脆的炸油饼和松软的烤白薯。晶晶爱吃烤白薯焦黄的皮，我就把皮都剥给她。晶晶过马路不管什么交通规则不规则的，任意乱走。我批评她，她也不听，警察吼她，她才往人行横道跑。警察叫她过去，她冲人家笑仍走自己的路，多数警察也就一笑随她了。我过马路规规矩矩，可有时爱随地吐痰，卫生警察抓住就毫不客气地在众目睽睽之下罚款，根本不听我有鼻炎的申辩。搞得我一见大壳帽就神经紧张。现在街上大壳帽又多，连邮递员也神气得像将军，一惊一乍的，我是不爱上街了。常常是我受了一肚子气，执意回家，撇下晶晶单独去自由市场买菜。

    南方女孩子从小就拎着篮子上街买菜，都有一手讨价还价看秤的绝活，北方再精明的农民也坑不了她们。我很放心晶晶，每次她都能买回又便宜又好的蔬菜。就是她也有一般南方女孩的毛病，逛市场一上瘾就刹不住车，转遍全城也要买回那几根最佳黄瓜。

    她兴冲冲回来时，我已急得胡思乱想了，对她发脾气：“到哪儿去了？一上午。”

   “买菜去了，你瞧这几根黄瓜多嫩，顶着花呢。”

   “犯得上么，不吃行不行？”

   “我怎么啦？”晶晶委屈地说。

   “知道吗，”我口气和缓下来，“晶晶，有时我老觉得我们好得不真实，像场美梦，特别是你一不在，我就恍惚受了什么幻相的蛊惑。”

    《屈原》演完后，舞蹈学院开始毕业分配，晶晶如愿分到一个在观众中颇有人缘的歌舞团。

   “我到团里以后就不来你家了。”临报到那天晚上，晶晶嗑着瓜子对我说。

   “那你去谁家？”我在看博伊尔的《背叛之风》，没抬头。

   “我天天来影响你不能干正事，我自己也好长时间没学习。我妈妈都来信说我，不能光谈恋爱——虫！虫！”晶晶忽然指墙上说。

    我抬头一看，有只蟑螂爬在墙上。我用书将它打落，铲起举到晶晶面前。

   “别闹，你别闹。”她把我手推开。

   “你刚才说什么，以后不来了？”我把蟑螂尸体开窗扔下去，坐回桌旁问。

   “少来。我到团里就不整天泡这儿了，我要学习了。”

    我嘻嘻笑起来。

   “怎么，你看不起人。”

   “哪里，哪里。”

   “反正我以后，一星期来一次。”

   “随便，”我说，“你要想我，我可管不着。”

    晶晶去团里报到后，真的很少来了。倒也不是“学习了”，团里国庆后要推出一台新歌舞，排练很紧张。我去团里看了她一次，她跟我小小地诉了一下苦。对住在兵营里，楼上楼下都是军人很不习惯（那个团挺可怜，没有自己的房子，一直借部队的房子住）。对被团里取消了探亲假也一肚子牢骚。她很想家，她父母也真疼她，不停地给她写信邮包裹。我对她说：

   “别老让你父母给你寄东西，就像我对你关心不够似的。”

   “是很不够，你怎么比得上我爸爸妈妈，他们对我才是真好。”

   “你老说这种话，”我伤心地说，“使我痛苦。”

   “嗬嗬，”晶晶笑起来，“别假招子了，我都要起鸡皮疙瘩了。”

   “我是真的。”我执著地说。

   “好好，”晶晶安抚我，“你是真的。我爸爸妈妈对我好，你对我也好。”

    第一场秋雨下过，我飞往南方。

    一个很有知名度的舞蹈家，因为岁数大了，准备告别舞台，但又不想就此赋闲。好在家乡是南方一个近几年开始繁荣的边境城市，土地税金都很低廉，政策也宽，便打算在那儿成立一个私人舞蹈团，再附个舞蹈学校，把她的武艺一棒一棒传下。

    那个城市本是个边境小镇发达起来的，虽说写字楼、酒店、工厂一夜之间林立了，文化方面仍是乡村的、外来的。全市只有一家影剧院，电视一开，又总是境外那个殖民地制作粗劣、处处‘穿帮’的武打长片。党的宣传部门也很挠头，一听这个舞蹈家的打算便欣然允诺，大开绿灯，市府给划了地投了资。一些一直为本乡出了个世界闻名的艺术家自豪的华裔阔佬也慷慨解囊。但那毕竟是高度商业化的地方，又无实力雄厚的基金会支持，孩子生下来养活他便是件难事。指望民族舞赚钱是做梦，一台普普通通、并不华丽的舞剧，服装道具就十几万元。票价又不能超过一斤猪肉钱。演员也不能像国家剧院的演员，一晚上几毛钱打发了。商业演出是无利可图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同时兴办一些经济实体，酒吧、舞厅等等，以副养农。        这个舞蹈家是艺术圈出来的清白人，跳舞是没的说，知道好歹，赚钱可就两眼一摸黑，蒙了灯。于是，不少有名无实的公司提出和她合作，帮她管理买卖，共同壮大。我的一个朋友开的野公司也加入浩荡的竞争行列，并为此派了个能说会道的家伙驻在当地游说。可那个家伙忽然失踪了，我的朋友急得十年没犯的癫痫都犯了。他不知听谁说，我认识那个舞蹈家一个深受信任的助手，便立刻委托我个经理（据我所知，他那个公司的人都是经理），支了一笔钱，让我接手这事。我不忍看他为这事把命送了，便慨然去了。

    南国仍是盛夏，挥汗如雨，我在省里办了边境通行证，乘民航的直升飞机抵达那个边境城市。这里说是个城市，不如说是个尘土飞扬的大建筑工地。到处是吊车、预制件、未竣工的摩天楼和道路，操着南腔北调的建筑工人们在烈日下卖力地干活。已建成的商业区倒是繁华热闹，买卖兴隆，等待出境的侨胞熙攘满街。入夜，那些收汇的餐厅酒吧灯红酒绿，香港和内地的三流歌星荟萃，通宵唱着流行歌曲。喝得醉醺醺的外国技术人员、黑市商人和举止可疑的浓妆少女聚在一起寻欢作乐。

    我在这儿遇到一些老朋友。有的是取得学历后被招聘来的；有的我原以为已经坐了牢；有的老老实实拿着几百元人民币谨慎度日；有的趁机猛赚钱已成了小富翁。他们给了我各种互相矛盾的劝告。

    我在报上登了寻人启事，当天便接到公安局的通知，说我找的人关押在他们看守所里。我以领导身份去了趟公安局，了解到这小子原来没给公司办事，炒卖外币发了笔小财，买了张假护照跑到东南亚逛窑子，花光了钱才回来，还染了身脏病，目前狱医正给他注射大剂量青霉素，不日将解回内地劳动教养。

    我十分懊丧。又从朋友处听说那个舞蹈家已找到合作者。我认识的那个助手也不在此地，不是在上海家里休假就是在福州帮人家排舞剧。

    我给北京打了长途，总经理让我等几天，务必见到那个助手，把情况搞清楚再说。

    我在一家餐厅吃饭时，碰到一个中学女同学刘华玲。我简直不敢认她了。过去她是个胆怯、漂亮的女孩子，很多男孩子追她，我也给她写过纸条，冬天放学后，我们在昏暗的街道拐角偷偷接过吻。后来她和一些年龄大的男孩子混在一起，我见过那些戴羊剪绒皮帽、穿黄呢大氅，每天晚上用冰刀互相往脸上剁的野小子轮番拉着她在什刹海冰场滑冰。一个下雪的晚上，我还遇见她被家里赶出来，一个人在铺满白雪的街道上边抽泣边茫然地走。后来我去当兵，不知她干了些什么。一晃快十年了，没想到在这儿见到她，珠光宝气，端庄丰腴，一副有钱单身女人的豪奢派头。

    饭后她请我去酒吧听歌。聊起来才知道，她一九八○年和一个叫戴维的外国人结婚出了国，取得外国籍后，便和那个洋鬼子离了婚，靠一大笔赡养费悠闲度日。

   “这么说，您现在是外宾了。”

    她矜持地笑了，说她还是爱中国甚过爱她前夫那个国家。她现在新加坡定居。

   “那也算个华人国家，没有肤色问题。”

   “你现在算干什么，回国观光？”

   “对。”

    她说实际上她每年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国内，这儿毕竟是故国，气候、民俗、语言都熟谙：“告诉你，我还从没有过是个外国人的感觉。倒是在戴维的国家，处处觉得像个外国人。”

   “那你何必非要那个外国籍。”

   “不不，你不懂，这不一样。”

   “我懂，我怎么不懂。”

    侍者不停地上色彩缤纷的鸡尾酒，我喝的有点多了。穿着像马戏演员的男歌手在倏忽变幻的灯光下做着各种亮相，声嘶力竭地唱。顾客都在乱哄哄地说话、鼓掌、高喊着点歌。我瞧着那个满脸堆笑、一个劲鞠躬致谢的歌手，觉得他挺可怜。

   “那么，”我扭头问刘华玲，“你爸爸对你的态度是不是好了？我记得他过去曾经把你赶出来。”

   “他现在仍不让我进门，把我送的电视从窗户扔出去。他认为我嫁给外国人是他的奇耻大辱。”

   “有趣的老顽固。”

   “我并不认为他这样就是立场坚定。”

   “是啊，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和亲和伤了心，总认为这么做是国力疲弱的一种屈辱表现。其实，外国人爱上我们的女孩子，是因为她们美丽，是我们的骄傲，只要那些外国人不是洋瘪三就行。”

   “我不觉得你是在恭维。”

   “那就换个说法，我们不是也娶过这些外国女人嘛，还把她们选进各个委员会。国际交流总是互通有无的。”

   “你还是那么爱胡说八道，政府没再逮捕你吗？”

    我笑了，她指的是一九七六年我卷入“天安门事件”被关了三个月那件事。我们愉快地回忆起那个混乱、灾难深重的凶年。她还记得我站在批斗台上的那副凄惶相，那时晶晶才上小学。

   “我没能挺住，一进去没打就全招了，也就没当成‘四五’英雄。我现在还存着平反时送回来的那些声泪俱下的交代书，看一回笑一回。”

   “现在不当政治活动积极分子了？”

   “不当了，退下来了。现在的领导人很成熟，国家料理得有条不紊，我也放心。”

    我告诉我那个入了外国籍的女同学，从部队复员后的有段时间，我倒当真信过一阵基督教。那年我在泰山顶看了一本斯维特拉娜写的悲怆的书，引起宗教情绪，下山时我偷了岱庙里的善男信女贴在铜锣上的香火钱，泰山神未能降祸于我，使我对中国神大为失望。考虑到凡心未泯，既不愿剃秃子也不愿吃素，又把佛门摒除。最后觉得基督教挺文明，没什么义务也没什么苦行，全凭自觉，便欣然信了。那年圣诞节，唱诗班唱的多声部《弥赛亚》神曲，曾使我深受感动，差点受了洗。只因那天的牧师不许我领圣餐，使我觉得他很可恶。我一向厌恶豪奴，神仆我更不能宽恕，我抛弃了主。主一定在天上哭得很伤心，末日审判那天他不能给我走后门了。我妈妈倒破啼为笑，但最后她还是被我气死了。

 “我是在极端苦闷中退的职。当时，我并不知道将来要干什么。现在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但我始终觉得该干点什么。我要探索生活的意义，我很难受……”我有点语无伦次了。

   “你知道我小时候也想当过刘胡兰，被人塑成雕像。”她也喝多了，结结巴巴地说，“小时候我多为我们革命的成就自豪，为自己是中国人不是其他什么杂种骄傲。那时我真的相信世界要靠我们去解放，妈的人家根本不需要我们多管闲事，我倒成了资产阶级。”

   “你不必过意不去。”

    第二天酒醒后，我头疼欲裂，想起昨晚有点后悔，觉得说多了，为向一个女人倾诉苦衷羞惭。中午我们一起吃饭时，她也有点局促。难为情地跟我说：“我现在不能喝酒，一喝就醉，就胡说八道。”

   “我也是。”我说，“我都忘了昨晚说了些什么，喝多了酒是让人显得幼稚可笑，其实我现在过得还不错，我在谈恋爱。”

   “是吗，那一定是个好姑娘，太让人羡慕了。我一向羡慕在谈恋爱的人，我没谈过，噢，那些都不算。”

   “别说这些没劲的事了。”

   “好，不说。”她笑，“其实一个女人也用不着要求太多，生活舒适就行，女人生下来就是为了享福的。”

    饭后我们驱车去游乐场，在阳光灿烂的草地上兴致勃勃地骑马跑了几圈，又到射击场比枪法。为了有趣些，我们还打了赌，一顿晚饭。她打得很认真，成绩也不错。我打得更好，在部队我就是神枪手，而且这种轻便的小口径步枪比我们那种跳动很厉害的军用步枪更易于操纵。打完靶，我们都得了奖品。

    在水上餐厅吃茶时，我碰到刚从上海休假回来的舞蹈家助手，她证实了我听到的消息，大局已定，我也不想勉为其难，这种事也是“自由恋爱”。谈毕公事，她问我，是不是晶晶到那个团后不太顺心？我说没有呀，她挺乐。她说她听回云南绕道上海玩的小杨说，晶晶给她打过一个电话，电话里都快笑了，说她一个人在团里很孤单，叫小杨去看看她。小杨临走事情多也没去成。

    舞蹈家助手走后，我屈指一算，晶晶给小杨打电话正是我走那天。

    下午没事，我回饭店要了个北京长途到晶晶团里。晶晶午睡刚起床，还没去上排练课，可线路不好，听不到她的声音，由北京的话务员传话。我问她有什么事没有，要不要什么东西。话务员告诉我，没事，什么东西也不要。我想说我很想她，忽然又觉得很烦恼，那边晶晶的声音一点听不到，就像对着空房间自言自语。我没了兴致，挂了电话。

    晚饭时，刘华玲见我闷闷不乐，问我怎么啦。我说给女朋友打电话没打通，我补了句：“我很爱她。”

    她笑，我告诉她：“我不是开玩笑。”

    她沉默了，不再笑。晚饭吃到一半，气氛实在沉闷，我们都很别扭，又快喝醉了，她终于忍不住，求我讲讲我的女朋友。我自己也很想讲，便把我和晶晶的关系始末细细讲了一遍。讲完后，她眼泪掉得抬不起头，我知道我勾起了她的伤心事。

   “我也曾追求过真情，可总和肉体遭遇。”她说，“我很灰心。”

    我告诉她我打算明天返京。她说她跟我一起走，一定要见见我那个可爱的小朋友。

    第二天到了火车站，她又改了主意，说不想去了。她拿出两只玉色手镯表，要我送给晶晶：“不要介意，这东西很便宜，并不贵重，是一点心意。”

    我说知道，那些飞国际航班的空中小姐很爱戴这玩艺。我说谢谢，晶晶一定喜欢。

   “回北京，见到熟人说起我，你不会对我现在的生活有什么看法吧？”

   “不会。”

    真的，我从没鄙视过她，甚至认为她敢于支配自己命运是一种有勇气的表现。

    当然，我不是说所有和外国人的婚姻都没有感情色彩，但她，确实没有，用不着自欺欺人。

    我在楼道穿行，认出一个正在像模像样炒菜的蓬头小伙子是位很受青年人欢迎的歌星。练功房内传出清脆的钢琴声和嘭嘭的手鼓声。正在打电话的那个男人肯定是男低音，巨大的共鸣音震得楼道嗡嗡作响。一个穿着运动衣的俊秀小伙子拦住我，打量着我问：

   “你找谁？”

    我告诉他我找谁。

   “她住那个房间。”他有礼貌地让开，“她可能不在，洗澡去了。”

   “已经回来了。”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演员从旁边匆匆走过，边走边说。

    我敲敲那扇紧闭的门。

   “进来。”

    瘦得飞起的晶晶站在空荡荡的大房间里梳着长发，看到我进来，两手拢着头发怔住了。她刚洗过头，脸庞头发潮润润地闪着光泽，散发着发乳香脂的馥郁气味。我站在门口笑嘻嘻地看着她，她仍在发愣，接着，像片羽毛轻轻飘过来。

    “怎么啦，怎么啦？还哭鼻子呐。”

    在街上走时，我们互相争着说话，晶晶为压住我拼命大声嚷嚷，说她的新朋友，她的新节目，在马路上肆无忌惮地走。当时正是下班高峰，一辆辆汽车开得老鹰一样又猛又快，好几次我不得不拉住她，才没被疾驶的车辆撞上。后来我也不看车了，光顾和她说话，就出了事。

    出事时我最后和她说的话似乎是：“那么，你的英语怎么样了，一定学到第二册了。”

    她好像那么说的：“我不学了，我正挨章学《家庭主妇日用大全》。”

    接着我见她脸骤然变得恐怖，短促地叫了一声，我就飞到半空中。在空中我想：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