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9”事件中苏军的倒戈改变政局走向

2011年12月11日 13:07
来源：文史参考 作者：胡元

字号:T|T

4人参与 1条评论 打印 转发

核心提示：但我感觉苗头已经不太对了，这看起来不像是政变，却像在保卫叶利钦。坦克炮口不是指向叶利钦办公室的方向，而是相反的方向。坦克上插的是红白蓝三色旗，而不是镰刀锤子红旗，我问在坦克上的士兵怎么回事？他告诉我，在昨天晚上，列别德少将就已经率领我们“改旗易帜”了，现在我们只效忠叶利钦。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23期，作者：胡元，原题：《中国人亲历的苏联解体》

新华社原驻莫斯科记者盛世良口述

莫斯科的“八一九”现场

1978年8月30日，我开始担任新华社驻莫斯科分社记者，见证了上世纪80年代苏联僵化的政治空气逐渐解冻的过程。在莫斯科，无论是党务会议或是政府会议，普通民众只要掏半个卢布，就可以进会场旁听。1987年以来，被逐渐解禁的言论像是一颗颗炸弹，越来越多地在莫斯科各种官方会议上“爆炸”，而“点燃”导火索的通常是旁听会议的民众。

记得有一次，我去由苏联知识协会组织召开的一场报告会采访。会议过程中，一位工人模样的听众突然站起来，大骂苏联共产党搞社会主义搞了这么多年，成天“万岁万岁”喊着，居然还不如十月革命以前。散会后，我还以为克格勃会找这个人的“事”，结果他大摇大摆走出会场，没有人拦住他。

白宫民警打瞌睡，陆军司令部、国防部很平静

1990年，苏联开始实行总统制，并伴随着大量民选官员上台，我当时对苏联的未来保持着乐观态度，觉得这个国家终于打破了沉闷的政治体制，至少在表面看来，并未嗅到体制内将会有什么异常的动作。

1991年8月19日清晨，分社社长唐修哲急忙把睡梦中的我们喊起来开“飞行会议”，说北京来长途电话告知，戈尔巴乔夫“靠边站”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开始行使权力。我们在震惊之余迅速分配了采访任务。5分钟后，竺承军和我各驾驶一辆车，往莫斯科市中心方向开。

还没等我的车开出1公里，我就看到前面停了一辆装甲车和满载士兵的军用卡车，我下车问坐在车里的军官：“为何要来莫斯科？”“执行任务。”这位军官只说了这么一句，之后就转过头去，没再理会我。

当我的车继续往市中心方向行驶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路不仅没有见到任何军车，而且行人也很少见。等到达红场时，气氛像往常一样平静，仿佛已经和时局脱离了关系。我随意问了几个游人，都是外地来旅游的，说没听到消息，也不知道“紧急状态”为何物。

几分钟后，我们赶到最高苏维埃所在地白宫，比政变军队先到。我去询问白宫守门的民警，他们居然还在那里打瞌睡，说什么也不知道。而陆军总司令部和国防部这两个关键地点也是出奇的平静。

当我们赶到克里姆林宫时，看到有十几辆装甲输送车已经到了，印在每辆装甲车身上的军车号码全部用蓝色的复写纸盖住。老百姓就把一辆辆军车团团围住，不断地向军车上的士兵叫骂，一张张盖住车号的复写纸也很快被揭下，扔得满地都是，场面非常混乱。

政变部队的军车行动受阻，而此时一列小轿车却“悠然自得”地驶进了白宫，后来才知道这竟是叶利钦的车队。当时我就感到很奇怪，既然是政变，早该把叶利钦这帮人先抓起来，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进白宫，然后组织对自己的反击呢？之后我就听到红场上的扬声器里传出了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副总统鲁茨科伊、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和总理西拉耶夫名义发出的联合声明：号召人民“反对军事政变，保卫民主政权”。

部队倒戈，效忠叶利钦

8月20日清晨，库图佐夫大街尽头，也就是白宫与我们大使馆之间，已被路障封住。路障外是7辆快速反应部队塔曼摩步师的T-72坦克。通往红场克里姆林宫和练马厅广场的路口都已被军队封锁，红场南出口被铁栏杆和警车挡住，100米外的莫斯科河桥头，停着7辆T-80坦克，还有弹药车和油罐车各一辆。

但我感觉苗头已经不太对了，这看起来不像是政变，却像在保卫叶利钦。坦克炮口不是指向叶利钦办公室的方向，而是相反的方向。坦克上插的是红白蓝三色旗，而不是镰刀锤子红旗，我问在坦克上的士兵怎么回事？他告诉我，在昨天晚上，列别德少将就已经率领我们“改旗易帜”了，现在我们只效忠叶利钦。

一名中年女教师从坦克上跳下来告诉我：“昨晚10点，阿加耶夫少校率5辆坦克投到叶利钦这边。今天早上6点，塔曼师又有50辆战车倒戈。”接着我又问了几名坦克兵，他们都证实了上述情况。

在白宫四周，停着数辆坦克、几十辆步兵战车、装甲车和军用卡车。那些士兵和莫斯科的姑娘们在坦克上并排坐着，有说有笑，姑娘们穿着士兵的军大衣，把鲜花插在坦克的炮口上。不断有市民和外国记者给军人送香烟、冰激淋和罐装外国啤酒，而那个时候能喝上罐装外国啤酒已是难得的享受了。

一名小伙子看我是外国记者，就带着我爬上靠近白宫围墙的壁垒上，我看白宫里面都很正常，院子里的面包堆得像小山一样，这些面包都是由众多担心白宫里断粮的市民，隔着围墙往里扔的。民心向背由此可见一斑。

在高尔基大街的莫斯科市政府楼前，墙面和电线杆上到处都贴着号召“无限期罢工罢市直到军政府垮台”的传单和标语，内容也大多是散布部队倒戈、外国谴责紧急状态委员会等传闻。普希金广场上，只有一家麦当劳快餐店仍在营业，顾客排了二三百米长的队，其他食品店里顾客也比平时多，对未来充满惶恐的人们大量地抢购面粉和鸡蛋。

晚上21时的电视新闻中，苏军政治部副主任为部队倒戈辟谣。但形势急转直下，政变部队撤回驻地。

分社值班的同志认为这一情况同国内的预测相反，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往国内发稿。我决定先发回国内，因为这是记者现场观察到的真实情况，就应如实报回，至于如何发稿，应由总社决定。

经过这一事件之后，我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到了苏联，也切身体会到苏共已经丧失了执政能力了。发动政变搞了个紧急状态委员会，最高层的人物都在里面，最终行动却以失败而告终，说白了就是到最后连保卫政权都不知怎么保卫，现在想想也是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