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工学院 电影下载:陶菊隐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武夫当国：一～十

陶菊隐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武夫当国：一～十
第1节：袁世凯：洪宪皇帝难做(1)
　　袁世凯：洪宪皇帝难做
　　洪宪皇帝的心病
　　在袁世凯宣布帝制后刚刚半个月的时间，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护国战事由此发生。
　　最使袁感到困扰的是，他身边没有一个大将替他主持征滇军事。他实在太忙了，既要管外交 ， 又要管内政，既要做中华民国大总统，又要做中华帝国大皇帝。因此，他不得不把打入冷宫 的段祺瑞请出来替他分劳，把他所最讨厌的徐树铮提拔为将军府事务厅厅长，借以讨好段， 但段假口“宿疾未愈”不肯出来。这与1911年清政府起用袁南下督师，而他以“足疾未痊” 拒不受命的故事，几乎完全是一样的。
　　其次，他又想到冯国璋，想把冯调到北京来，以参谋总长兼任征滇军总司令。冯也装起病来 ，拒绝北上。袁派蒋雁行以探病为由于2月13日到南京。冯实在没有病，他抓了蒋雁行的手 痛哭流涕地说：“我跟随总统一辈子，总统要如何便如何，怎么总统不把我当作自己人了! ”袁接到蒋的密报，知道冯所患的是一种政治病，便又走马灯似地派阮忠枢、荫昌、田中玉 到南京来疏通，暗中却指使蒋雁行勾引江宁镇守使王廷祯就近篡冯的位，又想电召冯到北京 ，解除他的督理江苏军务一职。但因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打来密电请勿调动冯， 便又不敢下手。1911年，袁在表面上拥护清政府，暗中却与革命军秘密接洽和议。此时冯一 面竭力表明他是“总统的自己人”，暗中也与北洋派军人及南方反袁派进行勾搭，这些两面 派手法都是从袁这里学来的。
　　最后，袁又想借重黎元洪再一次充当他的工具，以副元帅名义统率征滇军进攻云南。但是今 天的黎已不是1913年的黎了，既不肯做有名无实的副总统，又不肯受封为亲王，袁就没有 方法摆布他了。
　　因此，袁不得不在新华宫丰泽园组织“征滇临时军务处”，自己出面来主持对滇军事。
　　关于调兵攻打云南的问题，除了调动第一批曹锟等所统率的部队外，袁还在竭其全力地抽调 第 二批，他的打算是兵调得越多越好，平定云南的日期越早越好。这是由于他一方面迫不及待 地想登上皇帝的宝座，另一方面还要防止外交界又起风波。在此时期，北洋军阀纷纷向他请 缨 南下作战，但这些将军们并不是真心要去攻打护国军，而是借题要饷要械，有的要求增募军 队 。不要说袁在财政上已经弄得罗掘俱穷，即使有力量满足他们的要求，而他们骗得饷械到手 ，也必然不肯出马，这些情况袁看得极其清楚。他估计可以调动的第二批征滇军有张勋的定 武军、倪嗣冲的安武军、第五师张树元部、第二十七师张作霖部。他派阮忠枢到徐州游说张 勋抽调10营加入征滇军，张勋假口徐州防务非常吃紧，碍难分出兵力。袁碰了这个钉子，对 张勋不能无所怀疑，就派马龙标以帮办军务的名义到徐州，用以监视张勋，张勋公然拒不接 受。?北洋派相传有这样一件故事。一天，张勋和冯国璋在南京碰了头。张勋多喝了几杯老酒，忽 然情不自禁地向冯说：“老头子打了一个密电来，叫我监视你的行动。”冯听了并不感到惊 异，也从身边拿出一个电报给张看，并且说：“我也接到老头子的电报，叫我监视你的行动 。”这件故事说明袁疑人之深，在派员监视之外又采取了一种互相监视的办法。真是花样翻 新，无奇不有。
　　袁经常感觉到他的周围没有一个不可疑的人。自从帝制活动公开以来，特别在云南独立以后 ，他既要防党人，又要防外国人，既要防敌人，又要防部下，同时还要防非友非敌的另一类 型的人物。他调遣第一批北洋军开往前方作战，已经竭了九牛二虎之力，第二批征滇军竟然 组织不起来。北洋军有这样多的兵力，他竟无可调之兵。不能抽调还在其次，还要用尽种种 心机防范他们“造反”，还要派员疏通他们。这样的皇帝做起来真是活受罪。
　　此外，财政困难也是使他感到狼狈的一件事情。帝制经费规定为6000万元，其中筹备大典用 去2000万，登极犒军用去1000万，收买国民代表、投机政客、运动报馆共用去3000万。他的 财政来源不外乎增税、举办内国公债、借外债几种，甚至全国人民节食缩衣、铢积寸累的救 国储金也都被他挪用一空。他借重梁“财神”向美国资本家借款，在借款未成立前，梁士诒 滥发中国、交通两行钞票以应军事急需，造成了两行信用破产与通货膨胀的严重危机。节流 方面，袁政府只能向无权无勇的文职人员开刀，由于裁员减薪，造成了一批又一批的断炊灾 官和失业政客。另一方面，袁又滥用金钱和名位鼓励前方军人替他打天下，有功的人男爵加 封子爵，少将晋级中将，旅长提升师长，或者“赏食双俸”，任凭他们在各种奖励办法中选 择其一。这又使袁政府在财政方面无法克服的矛盾，更加无法克服了。
　　自从云南独立以来，他命军政执法处派出大批侦探密布车站附近，制止各级官吏离职出京。 官吏请假者须有三人以上的连环保结。对简任职以上的人员，派有军警随身保护，而事实上 却是仿照清朝末年监视王公大臣的办法，防止他们逃亡出京。 第2节：袁世凯：洪宪皇帝难做(2) 　　当年老袁，今日小段
　　1916年年初，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重新起用段祺瑞等人帮忙撑持时局。
　　袁是一个大权独揽、事必躬亲的大独裁者。广西独立和五将军的密电被发现后，他自己知道 已陷于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绝境，才找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这三个被打入冷宫的人 物来替他撑持危局。为了要利用这三人与南方护国军接洽和议，同时稳定北方的局势，他表 示公开一切权力，政治问题交徐全权负责，军事问题由段全权处理。他请黎每天到公府来和 他共同办事，据说这是培养黎做一国元首的一个步骤，如果南方坚持他必须退位，而黎单独 处理国事的能力又已培养成熟，他就可以放心离职下野，恢复“洹上钓游”的生活。
　　这些话彻头彻尾都是谎言。事实上，他是利用这三个人做工具以对南方护国军和离心离德 的北洋军阀进行欺骗的。他正在尽其所能地拼凑北方可以调动的军队，不顾一切地进行大借 款和卖国外交活动，以便选择有利时机发动对南方的大规模反攻。
　　撤销帝制案不久，他就看出来黎元洪仍然和他貌合神离，徐世昌无论对南对北都不起作用， 只有段祺瑞在北洋派中还拥有一定的威望，而南方护国军和一切投机分子也都很看重他，是 个较好的工具。4月22日，他任命段为国务卿以代徐。
　　段被任为国务卿时，不愿做一个有名无实的政治傀儡，就仿照袁当年对待清政府的老办法， 请求袁变更政事堂制为责任内阁制，袁对他采取了空言敷衍的态度。4月21日袁发表申令说 ：“依照约法第二十一条，制定政府组织法，树责任内阁之先声。”政府组织法规定：“国 务卿受大总统之委任，总理国务。”这个空头支票不能满足段的愿望，因此他表示了不给实 权就不干的态度，袁被迫于5月8日下令，废除政事堂，恢复国务院。
　　这只是名称上的恢复，与实现责任内阁制还有很远的距离。段鉴于政权必须有军权才能实现 ，而此时袁仍然把军权紧紧抓在手里，因此他呈请袁裁撤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该处所管事务 归并陆军部办理。袁在这个呈文上批了一句话：“君能每日到部乎?”段又请求由陆军部接 收模范团和拱卫军。袁照照自己的影子，想起他当年接收清政府军权和改编禁卫军的故事， 就不由得不打起寒战来。他比清政府要狡狯得多，并不正面拒绝段的要求，却采取了拖延的 手段，因此段内阁只能挂起一块空招牌，其实质仍然是以梁土诒与帝制派为背景的袁的战时 内阁。
　　不仅军权不肯交出来，就是用人权袁也不肯放松一步。段是一天也离不开他的得意门生徐树 铮的。他想用徐为国务院秘书长，自己不敢出面推荐，就请王士珍代他提出。王士珍是个阅 世很深的黄老派，他知道袁最讨厌徐树铮，但又害怕段责备他不肯帮老朋友的忙，因此他并 不回绝段，但又不向袁提出。过了几天没有下文，段实在忍不住了，又请张国淦代他提出。 张向袁刚刚提了一句话，“总理想自己物色一个院秘书长”，袁就满脸不高兴地频频追问： “他想用谁，用谁?”张被迫说出“想用徐又铮(徐的别号)以资熟手”，袁的脸色就显得更 难看，悻悻地说：“真正太不成话，军人总理，军人秘书长！这里是东洋刀，那里也是东洋 刀!”
　　袁随即发觉自己正处在危急存亡的关头，不宜使出往日的威风来激怒别人，便又平下脸色来 指示张国淦：“你去向芝泉(段的别号)说，徐树铮是军事人材，就叫他再任陆军次长吧!”
　　张国淦偷眼看见王土珍坐在同一间房子里，不开口说一句话，脸上也没有一点与平时不同的 表情。他不由得不佩服这位“北洋三杰”之“龙”的处世之道。
　　当天下午，张跑去见段回话。他隐瞒了袁不好听的话和不好看的脸色，只说到“总统想用又 铮再任陆军次长”，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听得哗喇一声，段把衔在嘴里的烟斗使劲地扔在 老远的地板上，脸色比袁更难看，切齿地说：“他到了今天，还是一点都不肯放手!”
　　段接到梁启超的一封信，信上说：“今日之有公，犹辛亥之有项城。清室不让，虽项城不能 解辛亥之危；项城不退，虽公不能挽今日之局。”段虽然深恨袁，但他仍然是袁的好学生， 他认为自己出面来倒袁是断断乎不可以的，让西南护国军打到北京来倒袁是更不可以的。最 好的办法，莫如抄袭袁在辛亥年的一篇旧文章，利用护国军来倒袁，然后他自己继承北洋派 领袖的地位，以北洋军的力量对抗护国军。
　　袁也明明看得出段是他的一个化身。以前清政府明明知道袁不可用，但在民军四起、草木皆 兵的危急关头，不得不起用袁以撑持危局，而此时袁在全国人民一致迫他退位和各省纷纷独 立的危急关头，也不得不起用段以求渡过难关。袁对段怀有一种戒心：我是叫你来解我的围 的，不是叫你来篡我的位的。辛亥年我接收清政府的兵权，而现在你也想接收我的兵权。辛 亥年我向清政府提出责任内阁的条件，而现在你也向我提出同样的条件!
　　但是袁的手段究竟比当年的清政府高明，而段的手段和魄力则远远不及当年的袁。他虽取得 责任内阁的虚名，连一个院秘书长都不能用他自己所选择的人。袁派公府机要秘书王式通为 院秘书长，仍然是用以监视段的，而段只能叫徐树铮退居帮办秘书(副秘书长)的地位。同时 段了解到，没有实力不但没有发言权，甚至没有生存权，身家性命随时都有发生危险的可能 。他也仿照辛亥年袁调拱卫军入京自卫的办法，急调第二十师之一部到北京，以防袁下他的毒手。 第3节：民国最郁闷总统黎元洪(1) 　　民国最郁闷总统黎元洪
　　黎元洪第一次任总统
　　主角：黎元洪VS段祺瑞
　　1916年，袁临危的时候，把老朋友徐世昌由河南辉县接到北京来，与段祺瑞、王士珍、张镇 芳同为接受遗嘱的人。6月5日，徐匆忙赶到公府，袁向他投了一眼，有气无力地说：“菊 人来得正好，我已经是不中用的人了。”徐勉强地安慰他说：“总统不必心焦，静养几天自 然会好。”但又接着说：“总统有话早点安排出来也是好的。”
　　袁眨着惨白无神的眼睛，口中只说出了“约法”两个字。约法？约法有新有旧，袁所指的究 竟是哪一种约法？旧约法规定总统不能行使职权时，由副总统继任总统。这个约法是被袁用 命令废止了的，而西南护国军所坚持的正是要恢复这个约法的效力。新约法是袁自己制造出 来的，关于继任总统的问题，规定由现任总统提名三人，写下名单，藏之金匮石屋，总统死 后取出来，在三人中决选一人为总统。
　　直到这个时候，袁克定还没有放弃继承大位的野心，他在榻旁替他的老子补了一句话：“金 匮石屋。”
　　袁的精神萎顿不堪，由法国医生打了一针强心剂，才在昏迷状态中苏醒转来，口中喃喃地说 ：“他害了我。”——这句话的意思永远没有人知道，是他的儿子害了他，朋友害了他，还 是部下害了他？
　　到6月6日，这个军事大独裁者抛弃了皇冠和总统的尊位，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袁死后，大家打开石屋一看，总统继承人写着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个人的名字。后来 有人泄露出来，段祺瑞的名字原先写的是袁克定，袁病重时瞒着儿子改写了段的名字，袁克 定还蒙在鼓里。袁为什么要在临死之前变了卦呢？这并不是意味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只能说明他善于为自己打算，不把“家天下”的把柄留在人间；同时也知道，他死后别人 断不会辅助这个泄了气的皇太子继承大统。
　　关于总统的继任人选，名单虽已看过，但是大家打不定主意，都请徐世昌首先发表意见。徐 主张根据约法以副总统继任总统。他和袁临终前一样，没有划分约法的新旧界限，这倒不是 由于他神志昏迷，恰恰相反，这正是这个老官僚的精明独到之处，因为新约法是西南护国军 所反对的，旧约法又是北洋派所不满意的，不言新旧，但言约法，就能够做到面面讨好。无 论根据新约法或者旧约法，黎元洪都有资格继承总统。利用黎来收拾残局，利用这个政治俘 虏为北洋派服务，对北洋派说来是当时最好的打算。 第4节：民国最郁闷总统黎元洪(2) 　　徐又怕他的主张堵塞了段想做总统的出路。于是他又瞟了段一眼说：“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最好还是取决于总理。”
　　段不开口说话，屋子里沉静得像荒山中的古庙一样。大家足足等了一刻钟，才听得段极其简 单地说了两个字“很好。”
　　接着，这四位接受遗嘱的人分头打电话把各部总次长和其他有关人物二十余人都请到春藕斋 来——袁停尸的地方——摆下香烛祭品，向袁的遗体三鞠躬。
　　段在人堆中看见了张国淦，就向前抓了他的手说，“乾若，我们同看副总统去。”
　　张国淦随着段上了车。段在车中就像哑巴一样，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张不知道看副总统是 什么一回事，但又不敢动问。车子一直开到东厂胡同黎宅停下来，张先跑进去报告说：“总 理来了!”
　　黎走到客厅里，像木头人一样坐在长方桌子的主位上，段、张分坐在两边。段向黎三鞠躬， 黎也欠身答礼，但是两个人谁也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这幕哑巴戏做了很久，段才站起身来 向黎半鞠躬表示告退，黎也站起身来送客。
　　段临走向张说了一句话，“副总统方面的事，请你招呼。”
　　张问道：“国务院的事呢?”
　　“有我。”段一面说，一面踏上汽车，车子就开动走了。
　　6月6日下午发出公报：“袁大总统于本日上午十时四十分以尿毒病薨逝，停柩居仁堂，遗令 以副总统继位。”同时发表了袁的遗令。
　　6月6日半夜里，黎的湖北同乡陆军次长蒋作宾打来一个电话说：“外边的情形很不好。”黎 不晓得外边出了什么岔子，想来总是与总统问题有关，他十分不安地请留在他家中作伴的张 国淦打电话问段一下。那边听电话的是一个副官。他回答说：“总理没有工夫听电话。”黎 站在旁边十分焦急地说，“你说有要紧的事。”张再次接通了电话，照着黎的话说了一遍， 等了一下，那边回答说：“你如果有要紧的事，总理请你当面来谈。”
　　黎忙说：“你去，你去。请你告诉他，我不要做总统。”
　　张驱车到了国务院，虽然在夜静更深的时候，总理办公室还是挤满了人，都是些帽子上有鸡 毛帚子和穿制服的高级军官。段忙得满头大汗。他一眼看见了张，就撇开众人把张带进另一 间小屋子里。
　　张说：“副总统要我过来问问这边的情形。”
　　段板起一副古铜色的面孔，傲慢地说：“我姓段的说要姓黎的，我的话始终不会改变。无论 有天大的事，我姓段的一力承担，与姓黎的不相干！”
　　张想多知道一些情形，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只见段用拳头在桌子上击了一下，粗暴地说：“ 他要管，就让他去管!”说了这句话，他就匆忙地回到挤满了人的总理办公室去了。
　　张回到黎宅来，只提到段对总统问题负责到底，却隐瞒了段的生硬的态度和粗暴的言词。黎 感到这种情形很不妙，就和张两个人在沙发上打盹，等到天明，再叫张继续探听消息。
　　张再到国务院来，就知道昨晚发生的事情，原来那些帽子上有鸡毛帚子和身穿军服的北洋派 高级军官包围段，一定要举徐或段继任总统，反对北洋派以外的南方人为总统。通过段的解 释，问题才得到解决。段把拟好了的通电稿给张看。张看见电稿上有这样几句话：“黎公优 柔寡断，群小包围。东海(徐世昌)颇孚人望。但约法规定，大总统出缺时，应由副总统继任 。”他就向段说：“做人情就索性做到底，不要让受人情的人感到不痛快。”段才提起笔来 ，删去了那些使人不痛快的词句。
　　6月7日，黎在东厂胡同私宅举行就职典礼。就职后发表第一道命令，竟把万恶滔天的人民公 敌说成是一个功德巍巍的大人物。命令说：“民国肇兴，由于辛亥之役。前大总统赞成共和 ，奠定大局，苦心擘画，昕夕勤劳。天不假年，遘疾长逝。追怀首绩，薄海同悲。本大总统 患难周旋，尤深怆痛。所有丧葬典礼，应由国务院转饬办理人员参酌中外典礼，详加拟议， 务极优隆，用副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这道命令是由段拟好，请他盖印后公布出来的。
　　从黎就总统职的一天起，就像他在辛亥年被人牵出来做鄂军大都督一样，对任何问题都没有 决定的权力，而只能在公文上签字盖印，成为段与北洋派的一个政治工具。 第5节：民国最郁闷总统黎元洪(3) 　　府院之争
　　主角：黎元洪 VS 段祺瑞
　　张镇芳是袁世凯的四个“顾命大臣”之一。哈汉章是黎元洪的军事“智囊”之一。他们两人 是清朝末年军谘府的老同事。段祺瑞生平最看张不起，经常在背后骂他是“黄带子”、“掌 柜的”（张镇芳是袁世凯的表弟，因此段骂他是“黄带子”。袁进行帝制时，他在大典筹备 处办 事，舞弊贪污，因此段又骂他是“掌柜的”）。因此，张对段的恶感很深。袁死后，张向哈 放了一把野火说：“我们在项城(袁)的灵前讨论总统问题时，老段反对黄陂(黎)继任，是东 海(徐世昌)竭力促成的。”黎听进了这句话，对段更加怀恨，对徐则抱有好感。
　　黎之恨段并不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以前他以副总统兼任湖北都督，地位实权兼而有之，后 来段奉了袁的密令突然来到武汉，用绑票的手段把他押上火车，从此他就做了袁的政治俘虏 。袁对他虽然棘手棘脚，还有虚伪的礼貌，段对他却只有一副冷酷可怕的面孔。袁死后，段 到东厂胡同迎黎出任总统，并不是表示热情拥护，而是颐指气使，这对黎说来又是一个深刻 而痛苦的烙印。在黎接任总统后的这些日子里，段总是把他当作盖印机器来使用的，甚至段 的党徒也都只知有总理而不知有总统，黎对此更有“芒刺在背”之感。
　　段之看不起黎也有长期的历史根源。第一，前清时期，他自己做过统制(师长)、军统(军长) 和提督，署理过湖广总督，而黎不过是一个协统(旅长)。第二，袁世凯当权时期，他是北洋 派首屈一指的大将，而黎不过是一个无权无勇的政治俘虏。第三，目前黎的总统地位是他一 手“提拔”起来的。因此，他认为对黎没有假以词色的必要。
　　黎就总统后，调任教育总长张国淦为府秘书长。府秘书有林长民、贾寿坤、雷豫钊、欧阳葆 真、刘远驹、张则川、瞿瀛、郭泰祺八人。军事幕僚有哈汉章、金永炎、蒋作宾、黎澍四人 。军事幕僚经常建议总统必须掌握兵权。他们的理由是：“责任内阁制是指政治而言。军事 方面，总统既然是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就不能不管。总统不管军事，就不如不做总统。”黎 也觉得袁世凯做总统何等威风，我这个总统虽然不集权，毕竟还是一个总统，不能不管军事 。这个意图与段的目的完全背道而驰：段以为他是以国务总理的地位掌握全国政权，以陆军 总长的地位掌握全国军权的，总统不负实际责任，只能安分守己地做一个盖印机器。段的政 治独裁是建筑在军事独裁的基础之上的，如果让总统管军事，就等于把自己放在手无寸铁的 空位子上，这是他所不能忍受的。
　　黎经常与孙中山、黄兴、岑春煊、唐绍仪等文电往来，段对此大为不满：“原来这些反对我 的人都是你的好朋友!”此外，黎的军事幕僚擅自打电报劝陈宦通电取消独立，随后又劝陈 宦自动解散军队，陈宦居然不向内阁请示而奉总统之命以行，因此段把这批幕僚恨入骨髓， 指斥哈汉章、金永炎、黎澍、蒋作宾为“府中四凶”。黎管到与督军有关的问题，并且擅自 解散北洋派的军队，段认为必须及时制止，决定采取杀鸡吓猴(杀陈宦)的手段以警戒黎。
　　黎接任总统后，对当前的重大问题由不问而要问，由要问而多问。他认为小事可以不问，大 事必须过问。段本已苦于有一个国会使他对一切问题不能独断独行，现在再加上一个总统遇 事掣他的肘，如何受得了。他有时向他的党徒发火说：“我是叫他来签字盖印的，不是叫他 压在我的头上的!”
　　段自己不愿经常与黎见面，便把府秘书长张国淦当作府院之间的传声筒。一天，段请张转告 ，拟用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这是张又一次碰到的同一个难题目：以前袁政府时期，段曾 请他把用徐树铮为院秘书长的意见转达袁，他碰了袁的一次大钉子，他知道黎也是最恨徐树 铮的。但是，他想到黎的性情比较“温厚”，或者不至于一口拒绝。不料他向黎提出时，这 位“温厚”人物满脸都是气地说：“请你告诉总理，一万件事我都依从他，只有这一件办不 到。”张不愿照实回答，便去找徐世昌研究一下。徐为此到公府来劝黎说：“我以为一万件 事都可以不依从他，只有这一件必须办到”。他又补充说：“不要怕又铮(徐树铮)跋扈，芝 泉(段)已经够跋扈的了，多一个跋扈的不见得更坏些。” 第6节：民国最郁闷总统黎元洪(4) 　　黎对徐不仅有好感，更重要的是徐与北洋派具有深厚关系，想利用徐以抵制段。黎提出一个 交换条件：“以后院秘书长因公到府，必须与府秘书长偕同来见。”1916年6月13日，发表 了以徐树铮为院秘书长的命令。
　　徐树铮到职不久，就露出专断态度来。一天，因发表福建三个厅长的命令到公府办理盖印， 黎偶然问到这三个人的出身和历史，徐树铮很不耐心地说：“总统不必多问，请快点盖印， 我的事情很忙。”他出府后，黎向手下人气鼓鼓地说：“我本来不要做总统，而他们也就公 然目无总统!”
　　张国淦因在府院之间左右为难而辞职，8月1日继任府秘书长的就是前山东谘议局议员、现为 参议院议员的丁世峄。丁认为府院职权极不明确，“国务会议事前既无议事日程，事后又无 议事记录国务会议不是没有议事日程和议事记录（指总统没有过目），总理不见总统，但凭 院秘书长往返其间。发一令而总统不知其意，用一人而总统不知其来历。总统偶询一二语， 院秘书长辄以现在实行内阁制，总统不必多开口为答。”因此，他提出“府院办事手续草案 ”，建议大总统得出席阁议，发表意见，但不得参加表决。大总统对国务得自由行使其职权 。如用人不同意，得拒绝盖印。阁员应随时向总统面商要政。国务会议事前须将议事日程呈 报，开会后须将议事记录呈阅。
　　事实上，不但院秘书长在总统的面前神气十足，就是院秘书长以下的院方人员，也从来不把 总统当作一个应当尊敬的对像。有一个在国务院采访新闻的陈绍唐（《上海时报》驻京记者 ），经常称段为“相国”。这个名称是袁世凯用以称呼国务卿徐世昌的，现在帝制已经取消 ，国务卿的官制已经废止，再用洪宪时期的臭头衔加在段的头上，应当是一种侮辱，可是段 却乐于接受这个称呼，陈绍唐因此取得国务院参议的名义，在徐树铮未就秘书长以前，经常 被派到公府来，办理总统盖印手续。龙济光取消独立时，院方所拟嘉奖令有“该上将军具有 世界之眼光”的一句话，黎看了大大摇头：“这句话实在安不上”。陈绍唐就很不礼貌地说 ：“总统如此挑剔，总理只有辞职不干!”又有一次，冯国璋保举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饶怀文 为海军中将，经院方核准，陈绍唐送到公府来盖印。这天黎的肝火很旺，忍不住问了一句： “你是什么人，跑来跑去的，院秘书长哪里去了?”陈绍唐受了这场抢白，回到国务院无中 生有地说：“总统认为院方不应核准这个保案，因为海军人员不能由陆军人员保举。”为了 这件事，气得段请了好几天的病假。
　　由于府秘书长提出划分府院权限的方案，段的私党捏造府方行将恢复总统制的谣言，段又气 得一连请假数日，到8月26日才销假视事。但他内心上未尝不想减轻府院之间的摩擦，因此 向徐树铮下了一道手谕：“本院呈请大总统核阅文件，应责成该秘书长躬自递呈，用印后赍 回。无论风雨黑夜，不得假手他人，以昭慎重面免差异。”又呈报黎说：“……逐日文件， 均由徐树铮躬递。该员伉直自爱，不屑妄语，其于面对时，凡有声明为祺瑞之言者，祺瑞概 负全责。”
　　关于府院权限问题，段坚持总统不应列席国务会议，最后双方成立协定如下：一、关于国务 会议，事前呈阅议事日程，事后呈阅议事记录，二、会议后由国务员公推一人入府报告议决 事项；三、每逢星期五，国务员齐集总统府会商政务，举行聚餐；四、总统对议决之案，如 认为不合，得命总理及主管部阁员说明理由，如仍认为不合，得交复议一次；五、未经国务 会议议决之命令，总统得拒绝盖印。 第7节：民国最郁闷总统黎元洪(5) 　　黎元洪病急乱投医
　　主角：黎元洪VS张勋
　　1917年，黎段矛盾发展到极点，黎下令免去段的内阁总理，引来北方军阀的一片反抗，并借此宣布独立。身为督军团盟主的张勋伪装调人，黎元洪引狼入室，召张勋进京，张勋提出了限期解散国会的要求。
　　6月9日，张勋没有等待黎的回音，就派辫子军先头部队开到北京，分驻天坛、先农坛两处。 这是公开向黎示威的一个步骤。仅在几天之前，黎采纳了李经羲的建议，想利用张勋去退督 军团的兵，而此时最感迫切的是退张勋的兵。黎急如星火地电令在天津的夏寿康去找李经羲 ，请他劝告张勋切勿轻举妄动。果然李不敢向张勋说硬话，反而请夏寿康转告黎：“张绍轩 （勋）想进行复辟是不可甭认，也不必讳言的。但是，据我的观察，他现在还认为不是进行 复辟的适当时期。现在他的目的在于解散国会。总统以礼貌接待，同时接受他的意见，据我 的观察，绍轩是个血性男子，他一定会支持总统的。”
　　黎立刻吩咐把公府大礼堂粉饰一新，并加意布置，准备以此为张勋晋京后的行馆。公府大礼 堂以前从不招待贵宾，只曾招待过副总统冯国璋一次。同时，他又召集公府的几位外国顾问 研究解散国会是否违宪的问题。黎的目的想在违宪之中找出个不违宪的新解释来。有一位顾 问回答说：“约法虽然没有解散国会的规定，但也没有不能解散国会的规定，这就足够说明 解散国会并不违法。”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一年前向袁劝进称臣的日籍顾问有贺长雄。
　　在此以前，黎的“不违法、不恋位、不怕死”的决心早已抛在九霄云外，认为解散国会事小 ，清室复辟事大，两害相权，自当取其轻者。此时既然找到了解散国会并不违法的新解释， 他就下了解散国会的决心。他没有懂得也不曾想到，解散国会就是取消共和制度，为清室复 辟铺平道路。此时剩下来的问题，就是找一个国务总理来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因为未经总 理副署的命令，是违反约法的。
　　在辫子军开到北京的时候，京津临时警备总司令王士珍也不敢实践其以全力担保维持北京治 安的诺言了。9日晚间，他自动地搬到公府来下榻，表示其与总统共生死的决心。10日，黎 派他去找代理内阁总理伍廷芳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被伍一口拒绝。王鉴于问题没有解决， 祸事快要临头，就偷偷地回到西单牌楼堂子胡同私宅，准备逃出北京。有人把这个消息报告 黎，黎急派步军统领江朝宗等到王宅力加劝阻，王才无法脱身。
　　此时已不存在国会应否解散的问题，只存在谁来副署命令的问题。当然，在新任国务总理李 经羲未就职以前，这个命令由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副署是“合法”的。但伍以前肯出面来代 理总理，就是为了帮助总统对段进行政治斗争。现在总统变成了这样一个总统，竟然不惜解 散国会，甘于向一群妖魔鬼怪投降屈膝，伍就不肯盲目服从了。
　　张勋的最后限期已经届满，解散国会的命令还没有发表，气得他在天津跳脚骂人，吓得在北 京的黎心胆俱裂。11日，黎无可奈何地再请伍到公府来，想劝他以民国为重，副署这道命令 ，伍称病不肯来。此时便有刚由天津回京的夏寿康向黎出主意，以提拔伍朝枢为外交次长作 为副署这道命令的代价（伍朝枢系伍廷芳儿子，原任外交部参事）。伍听了这句话，认为侮 辱人格，表示断不接受。
　　黎只得又派夏寿康到天津向张勋解释：“不是我不肯解散国会，其奈没有人肯副署这道命令 何!”
　　张勋知道伍不肯副署命令，便派人前往恐吓，如果再表示拒绝，将以激烈手段对付。可是， 这个督军团大盟主的赫赫威风，在这位年老多病、两耳失聪的老博士面前，没有一点作用。 张勋便又转过来向总统的专使大发雷霆：“我不管副署的事情！没有人副署也得下命令，不 得借词推托！”他显然忘记了仅在半个月之前，督军团就是假口总统没有经过内阁总理副署 直接发布命令是一件违法的事情，因而宣布独立的；而他自己也说过同样的话，认为违法的 命令是不能发生效力的。
　　黎只得继续负起责任去找副署命令的人。他自己不便再出面，便找王士珍、江朝宗去会伍， 劝他以私人感情为重，为了解除总统的困难，将就一点，副署这道命令。伍回答了一句斩钉 截铁的话：“职可辞而名不可署，头可断而法不可违!”江劝他说：“即使不为总统，为个 人安全，秩老也还是副署的好。”伍听了并不生气，却心平气和地用自己的一套灵魂学理论 向他喋喋不休：“我研究灵魂学颇有心得。不副署这道命令，充其量不过是一死而已，死并 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凡是没有做过坏事的人，死后的灵魂比生前的躯壳快乐得多。” 第8节：民国最郁闷总统黎元洪(6) 　　江说他不动，急得跪下来向他磕头，哀求他副署这道命令。伍闭起眼睛不再说话。这样，由 伍副署这道命令的希望就完全断绝了。
　　在天津，夏寿康奉了黎的命令，手里拿着一道空白命令纸到处乱找人，想找一个国务总理签 名。他找到了李经羲，李敬谢不敏：“我没有就职，不算国务总理。”他又找到了段祺瑞， 段似理不理地说，“我已经下了台，没有副署命令的职权。”夏显然没有顾及仅在半个月之 前，黎已经有命令免去了段的内阁总理，而段也显然忘记了他到天津后，仍然自居为合法总 理，不承认总统的免职是有效的。
　　12日，被迫得走投无路的黎，只得请王士珍以京津警备总司令的名义，函劝国会自动休会。 王答以“无此职权，无此先例。”
　　黎说：“那么，你就帮我的忙，权且代理国务总理，副署这道命令吧。”
　　王说：“如果总统一定要这样办，我就辞职出京，一切事情我都不管。”
　　黎说：“不要再谈辞职出京的话了，要走我们大家走!”
　　这样，由李经羲、段祺瑞或王士珍副署这道命令的希望也都完全断绝了。
　　12日晚间，天津传来消息说，张勋已经不能再等待，当天晚上如果命令不发表，他就带队回 徐州，如果独立各省军队自由行动，他将采取不过问的态度。事实上，张勋正因为命令未发 表而陷于进退失据的苦境：督军团讥诮他带领大队人马吓不倒一个赤手空拳的总统；而如果 回到徐州，就是自动地解北京政府之围。但是胆小如鼠的总统，既怕他到北京来，又怕他回 徐州去，既怕张牙舞爪的督军团，又怕装腔作势的“调人”。12日公府的紧急会议一直讨论 到13日凌晨三时半，参加会议的王士珍、江朝宗、陈光远、吴炳湘和由天津回来的夏寿康等 ，面面相觑，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来。直到大家感觉到万分疲劳的时候，才看见一个人站起来 义形于色地说：“好，我就来替总统解解围，副署这道命令吧!”
　　说话的人是步军统领江朝宗。步军统领怎样能够副署总统的命令呢?幸而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只要有人肯副署命令，就是阿猫阿狗，都可以派为代理国务总理而使这道命令“合法化” 。因此，黎好像绝处逢生一样，一连发表了派江朝宗代理国务总理和解散国会的两道命令。 这些命令都是填写12日的日期，发布的时间天已大明。 第9节：民国最郁闷总统黎元洪(7) 　　黎元洪再次被逼下台
　　主角：黎元洪VS曹锟
　　1922年，黎元洪在吴佩孚的支持下第二次出任总统，但直系领袖曹锟也一直怀有做总统的心思。到今年（1923年），已经是一个（曹）迫不及待地要上台，一个（黎）却坚决不肯下台，下面就是冲突的最后阶段：张绍曾内阁因曹派政客的破坏不得不总辞职，曹派势力赤裸裸地迫黎让出总统宝座……
　　内阁总辞职的一天，北京军警代表在旃檀寺陆军检阅使署举行会议，大家认为总统有钱养活议员政客，而我等穷得没饭吃，非和他当面算帐不可。1923年6月7日，北京驻军第九、第十一、第十三等师和步军统领、毅军、警察厅等单位代表500余人身穿制服，腰佩军刀，到公府要求总统发给欠饷。黎在居仁堂接见时，扫了他们一眼，问道：“你们来此，意欲何为，是否逼我退位？要我走我就走！”军官们回答说，“不敢，但是现在没有内阁，只好请求总统做主”。黎应允在端节前两天筹发一笔欠饷，他们才退了出来。
　　张绍曾是曹锟指使保派阁员硬逼下台的，可是冯玉祥首先通电指责总统干涉内阁职权，八个省区军阀打接应反对总统破坏责任内阁制，似乎张绍曾内阁又是他们所爱戴的。此外就是一片索饷的电报。黎看了这些电报，对幕僚们说：“活见鬼，现在只有巡阅使制，哪有什么内阁制！”
　　黎除派王芝祥于7日到保定（曹锟处）“请示”内阁问题外，并在晚间邀请吴景濂、王家襄、颜惠庆、顾维钧四人入府，拟在颜、顾二人中推定一人为内阁总理。他们互相推让，最后顾承担下来，并决定以接近保方的中国银行总裁王克敏为财政总长，冯玉祥为陆军总长。黎派人到国务院去找空白命令纸，却遍寻无着，原来张绍曾已将命令纸带走，以免继任有人，复职无望。同时，王克敏、冯玉祥都拒绝入阁，顾内阁因而不能成立。黎只得又派金永炎到天津挽留张绍曾。
　　8日，天安门高搭讲台举行所谓万人“国民大会”，实际到会者只有百多人，便衣军警却触目可见。一个姓叶的人登台演说，指黎复职没有法律根据，现在又破坏责任内阁制，应当叫他下台。随后把天津印好的电报稿宣读一通，草草散场。这个“大会”是津派军师边守靖七日到北京组织起来的，这位军师除了重演袁世凯、段祺瑞组织“公民团”、伪造民意的老戏而外，也变不出更高明的新戏法来。由于“公民团”出现，象征着政治风暴就要到来，于是李根源下榻东厂胡同黎宅，与府秘书长饶汉祥誓与总统同生共死。
　　9日上午6时，北京警察宣布罢岗，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却分函国会及外交团，声明保护国会及外国侨民，负责维持京师治安。当天有不少便衣警察和保安队轮流巡逻市区。外交团召集临时会议，有人建议组织国际委员会，协助北京政府“整理”财政，没有取得一致，最后公推葡萄牙公使符礼德到东厂胡同慰问黎。这位领袖公使私下拿出冯、王两人的公函给黎看，上面有“此系政治作用”的一句话。这天新华门及东厂胡同的卫戍部队均已撤走，因此黎未到公府。午时，私宅电话也有几处接不通，显然受到监视。由于外交团通告外交部，晚间拟派洋兵巡街，警察又于晚7时自动复岗。
　　这天，冯玉祥、王怀庆向黎示意可推颜惠庆组织内阁，并将政权交与这个内阁。黎回答说，组阁人选愿意接受，政权问题应由国会解决。王家襄、王正廷劝黎再向国会提出解释总统任期案，以便安全下台，饶汉祥拒绝起草这个咨文。晚间黎宅又有会议，根据冯、王两人的意见请颜组阁，颜退下来找高凌霨、吴毓麟，都没有找到，便又推辞不肯组阁。
　　这天，吴佩孚的代表李倬章到天津，代吴声明不参预这次政潮，希望津派在轨道上办事，莫使“老帅”赢得千秋万世的骂名。
　　10日午饭后，又有中级军官300余人到黎宅讨索欠饷，由公府侍从武官长荫昌代接见，纠缠到下午3时才散走。接着，又有“市民请愿团”、“国民大会”代表约1000人，手持“改造政局”、“总统退位”等纸旗，呼声震天而来，黎急召步军统领聂宪藩，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派军警前来维持秩序，聂、薛二人都置之不理。这些包围者到晚间才退去。黎向曹、吴通电乞援。
　　11日，黎宅召集在京“名流”举行大宴会，到者仅有颜惠庆、顾维钧、孙宝琦、王正廷、吴景濂、王家襄、汤漪等少数人。黎表示不能再蹈民国六年（1917）的覆辙，一走了事，本人下台不成问题，但是决不做徐世昌第二(意指吓不走)，“昔日依法而来，今日依法而去”。黎的策土们还不断制造张作霖、卢永祥、孙中山、吴佩孚拥护总统的乐观空气，但是10日、11日两天，达官贵人纷纷避难到天津，又一次出现了满城风雨的政治恐怖气氛。
　　12日，又有军警代表、“公民团”代表更番到黎宅示威挑战，饶汉祥也认为非走不可了，但政学系两位阁员仍然坚持战斗到底。午间接到冯玉祥、王怀庆送来的辞职呈文，黎还下令加以慰留，并派张怀芝退还呈文，他们都拒而不受。接着，十一、十三两师中下级军官宣布全体辞职。下午3时，黎宅举行了最后一次寥寥可数的几个人的会议，决定在大势已去，无可挽回的时候，发表七道命令如下：(1)准许张绍曾辞职；(2)派李根源兼署国务总理；(3)除李相源外，全体阁员均准其辞职；(4)任金永炎为陆军总长；(5)裁撤全国巡阅使、巡阅副使、督军、督理，全国军队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6)声讨制造政变者；(7)宣布自民国十四年元旦起，裁撤全国厘金。
　　13日上午，张怀芝到公府报告，冯玉祥对他说，总统不应指军警索饷为别有用心。本军欠饷达11个月，而总统还要把持崇文门税收，不放本军全体官兵一条生路。总统空言挽留是无济于事的，请于12小时内发给300万元欠饷，否则本军自由行动，本人不能负责。张怀芝认为实力派的态度已经十分明显，丝毫没有磋商之余地。张怀芝退后，黎叫秘书刘远驹将以上七道命令交与印铸局发表，由于没有空白命令纸，除李根源副署外，黎在命令上签了名。同时，致函国会及外交团，声明本人在北京不能自由行使职权，自本日起，政府迁往天津。向国会提出咨文，撤回去年总统辞职一案。又通电全国，声明本人自去年复职以来，唯一目的在于完成宪法，决无延长任期和竞选总统的用心，而此次个人自由受到侵犯，不能行使职权，“曹巡阅使近在咫尺，迭电不应，人言啧啧，岂为无因”。万不得已，只得将政府迁往天津，“所望邦人君子，鉴谅苦衷，主持正义，俾毁法夺位之徒，绝迹吾国”。 第10节：民国最郁闷总统黎元洪(8) 　　以上手续办理完毕，已经是下午1点20分了，黎又害怕在军警监视下不能逃出北京，便由金永炎托词到天津迎接张绍曾回京复职，出面向路局要了一辆专车，本人也托词出席众议院提出辞职，即在美籍顾问福开森、辛博森的掩护下，偕同金永炎及侍从武官唐仲寅上车出京。送行者仅有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三人。
　　黎出京后，院秘书长张廷谔马上到国务院来，找总统印信没有找到，便打长途电话请王承斌在天津拦阻火车加以搜查。在天津的张绍曾马上上火车回到北京准备复职，以便摄行总统职权，但是上车时接到曹锟电报，阻止他回京，他又十分沮丧地下了车。下午4时，冯玉祥、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议决根据黎的挽留命令宣布复职，负责维持北京治安。另一方面，几天来装聋作哑的曹锟，致电北京军警长官，嘱其保护国会及各国侨民，俨然以北京城的新主人自居。
　　黎元洪在直系军阀卵翼下再任总统，又在直系军阀胁迫下狼狈出京，算起来不多不少，刚刚是一年整。
　　王承斌接到北京长途电话后，即偕同警务处处长杨以德，率领大批军警乘车到杨村，迎接黎的专车。车子开到了，杨派军警把守车门，王到黎的坐席问黎，为什么要携带印信出京。黎答以印信在北京，并未随身携带，王就两眼露出凶光说：“你应当说老实话”。黎忿怒地说：“我不把印信交给你们，你们把我怎样？”王冷笑了一声：“那么总统还是回到北京去的好。”黎赌气不再回答。这时火车仍在开动，13日下午4时半走到天津新站，黎要开到老站下车，王却指挥卸下车头，请黎下车到曹家花园或者省长公署休息。黎像木头人一样不理不睬。王自己先下车回到省长公署。车站上布满了全副武装军警，如捕江洋大盗，黎的儿子黎绍基前来迎接，也被阻不能上车。黎叫辛博森下车到电报局发电通告全国，本人已失却自由，并往英、美两国领事署请求援助。辛博森去后，黎一时气愤不过，曾开手枪自杀，被福开森抢救没有打中要害，仅负微伤。不久，英、美两国副领事一同来到车站，也都被阻不得上车。
　　夜晚10时，王承斌再上车来索讨印信，黎只得吐实说，已派瞿秘书带往法国医院。原来黎十分重视这些印把子，1917年被张勋威胁退位时，曾派丁槐携带印信躲到上海租界去，后来发生了绑票夺印的一件怪事，而这次被迫离开北京，他又把总统大小印信15颗交给姨太太黎本危带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好像总统印信一天不交出，总统地位就依然存在一样。在王的严词威胁下，黎只得派唐仲寅到车站打长途电话，吩咐将印信交与国会。不久唐仲寅回来说，对方因为没有总统口谕，不肯交印。黎叫他再去说明是本人的意见，对方仍然不肯交出。最后黎在军警重重监视下自己下车打电话，黎本危才答应交出来。在总统印信未到手以前，王承斌叫黎在新车站住宿，不得下车。王自己下车发出一个通电，说黎“秘密出京，并未向国会辞职，印玺亦未交出，不知是何用意。……承斌请示印玺所在，总统语意含糊。……总统现住新车站，保护之责，承斌义无旁贷”。
　　王走后，黎又派辛博森到电报局补发一个通电，声明被迫交印，以后如有北京发布的总统命令，皆系矫造，本人概不负责。
　　14日清早，王接到北京电话，张廷谔、薛之珩已在法国医院取得印信，他又上车来，拿出代拟的分致国会、国务院和各省的三个文件，要黎宣布本人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黎没有抵抗签了名。他获得自由回到住宅后，马上又把被迫签名的情形通告全国，并函请国会惩办监视元首、强索印玺的直隶省长王承斌。以上就是直系军阀劫车夺印的一出恶剧，而扮演主角的不是别人，正是一年前请黎复职泪随声下的王承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