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想起你作文:晚清印象 民国剪影（参）

76，蔡锷就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因身体甚弱，所以学科虽优，但术科却不及格，常受日籍教官和同学的轻视，尤其是翻杆、跳高、跳远诸运动完全不行，每向同学曾叔子垂泣而道所苦，有一天忽然举王夫之（船山）的联语：六经自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蔡认为王船山这两句富有拼命精神，因此要力学以雪病夫之耻。一年后蔡果然前后判若两人，凡是运动和术科，都矫捷冠侪辈，日本人惊为奇迹，莫不由衷地敬佩蔡的决心和毅力。

77，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进步党人徐佛苏、袁思亮跑去杨度那儿说：“这么重大的问题，为什么不让任公（梁启超的别号）参加？”杨于是请汤觉顿、蹇念益二人到天津游说梁，这时梁正写好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汤、蹇两人一看这篇文章，简直是一枚炸弹，吓得脸都变了色，梁托他们带封信给杨，有“吾人政见不同，今后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废公，但亦不必以公害私。”又有给袁的信是：“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之新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同斩。”

78，蔡锷为了避免袁党的注意，乃扮演“诈降”，因为梁公开反对帝制，蔡的处境自然很为难，蔡为了使袁对他不怀疑忌，因此在4年8月25日云南会馆将校联欢会发起军界请愿改行帝制时，第一个提笔签名，以示拥护帝制。还不止此，为了使袁党认为蔡已无所作为，蔡每天都和杨度等在八大胡同征歌逐舞，诗酒风流，他选中云吉班的小凤仙，两人打得火热。由于蔡每天都往云吉班，使得蔡的夫人很不开心，两人曾为此争吵得很厉害。

78，蔡锷从北京脱走是一幕极生动而戏剧化的故事，由于他自己对这一幕没有正式的记述，后人所传言人人殊，每一种说法都极动人，但都是不确的。现在把几种说法都抄在下面：

其一：蔡有一天在私邸宴客，故意扬言要纳小凤仙为妾，蔡夫人亦在座，酒酣，夫人盛怒诟谇，揪蔡，两人欧斗及于户外，遂共议离婚。夫人索取衣饰和财物，搬往天津居住。蔡则独居北京，更形放荡，大家都误认蔡是绔绔子弟。又过了几天，蔡将军与友人至长安酒楼，飞笺召小凤仙，酒酣，蔡大呼腹痛，遂入厕所”尿遁”。客人以为蔡醉酒返家，至天明，监视蔡的人发现蔡未归家，又不在小凤仙处，才知蔡已搭夜车去天津了。

其二：哈汉章为父母祝寿，蔡往祝贺，参加省战，战至通宵，天亮7时始结束，蔡大败。于是蔡由哈宅侧门出，直入新华宫。袁所派的监视人员在哈宅彻夜未眠，见蔡拖着阑珊的步子入宫，不虞有他，乃小寐传达处。蔡在办公室稍作勾留，暗窥监视人皆已入睡，遂自政事堂出西宛门，乔装人力车夫，径奔火车站，买了一张三等车票，溷迹三等车厢中，安然逃抵天津。

其三：蔡从10月下旬起，就经常称病假不去办公，不久借着一个和小凤仙乘车出游的机会，溜到了东车站。梁启超早已派人曹福买了两张三等车票在车站等着，直到蔡上了车，曹福把一张车票偷偷地塞在蔡手中，两人在车上装作互不认识。

79，蔡锷离京抵天津后，即派何鹏翔陪蔡的如夫人潘氏离天津到香港，然后到梁启超寓告别，蔡慨然说：“此次维护国体，大任落在老师和我身上，成功呢，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失败呢，就成仁，无论如何不跑租界，不跑外国！”

蔡在给他好友丁怀瑾（石生）的信中亦有云：“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吾人今日处兹乱世，认定一事于道德良心均无悖逆，则应放胆做去，无所顾怯，所谓既要仁慈，又要痛快也。”

80，1919年5月9日晨，正是”五四”运动进入高潮之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突然不辞而别，离京出走。蔡元培临走前留下一个启事：“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杀君马者道旁儿。”语出《白虎通义》，意思是马跑得很快，路边的看客不停地称赞，马主就不停地加速，结果把马累死了。正如鲁迅所言，在中国，鼓掌会鼓死人的，是谓“捧杀”。

81，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两周后，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北京大学之进德会》一文。宣布甲种会员要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之外，加不做官、不做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入会的条件是登记入册，并随即公布于《北京大学日刊》，还建立了评选纠察制度。比如，陈独秀就当选为评议员，而李大钊当选为纠察员。 从名单上看，丙种持”八戒”的寥寥无几，只有在法国卖豆腐的李石曾博士等六七位。蔡先生自认持“五戒”，李大钊、辜鸿铭等人都为甲种。学生中如张申府、张国焘、康白情、罗家伦、傅斯年等人纷纷加入。

82，孙中山早期跟陈少白、尢列、杨鹤龄结交并称“四大寇”之时，在外人眼里他们的做法就是造反。当时孙还以“洪秀全第二”自居。

直到1895年孙中山乘船到日本横滨，一上船，看到日本报纸登“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孙中山孙抚掌曰：“好，好！自今以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他认为“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从此孙中山大声疾呼革命，临终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革命”一词取代造反，还得益于邹容的名著《革命军》。1903年5月，邹容的《革命军》由章炳麟作序，革命党人集资，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立即轰动全国，被视为中国的“人权宣言”。先后翻印20余版。各地为之纸贵，销售量达110万册，为当时第一大畅销书。许多青年竟相传抄，偏远地区竟卖到10两银子一本。

孙中山说：《革命军》“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鲁迅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作的《革命军》。”端方则说：“此书逆乱，从古所无，竟敢谤及列祖列宗，且敢直书庙讳，劝动天下造反，皆非臣子所忍闻。”从此“革命”一词彻底取代“造反”。

83，1906年冬天，同盟会集会讨论革命方略，并讨论了未来中华民国的国旗，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认为这是牺牲的战友陆皓东设计的，兴中会诸烈士和惠州起义都有人为此流血，不可不留作纪念。黄兴对此持异议，他认为此种设计不但形式不美，而且与日本的太阳旗相近。孙中山再三力争，并提出增加红色，改作红蓝白三色，以符合世界上自由、平等、博爱的真义。但因想法不统一，最后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章太炎、刘揆一也设法调解，暂时搁置了争议。

据《章太炎自定年谱》可知，孙中山甚至厉声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黄兴为此大怒，发誓要脱离同盟会籍。这一点可以从宋教仁日记中得到证实。1907年2月28日，因孙中山在国旗方案上坚持己见，“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黄兴曾要怒而退会。宋在日记中说，黄兴突然告诉他要退出同盟会，断绝一切关系。后来，黄兴主张用井字旗，认为井田是社会主义的象征，表示平均地权的意思。孙中山认为井字旗“既不美术，又嫌有复古思想”。黄兴力争不得，很不高兴，但他最终还是为顾全大局作了让步，并在写给胡汉民的信里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孙中山〕何定须执着第一次起义之旗？然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意耳。”

84，1904年，孙中山到达旧金山。此时同盟会在美洲筹款工作困难极大，以至于最后在万般无奈下，令全体同盟会会员一律加入洪门。其后，孙中山在洪门中被遵为“大哥”，刘成禺也博得“洪棍”的封号。刘成禺，字禺生。当时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因面麻，被洪门兄弟尊称为“麻哥”。

85，宫崎滔天，对中国革命效力甚伟，可谓奋斗终生，最惨的时候，他全家靠妻子为人当佣妇为生，自己去公园唱日本“莲花落”。

86，易君左跟大汉奸周佛海私交很好。周佛海被捕后，易多次冒险探监，周佛海曾笑着对他说：“你回去最好写一篇文章，题目是”虎牢探奸记”。注意，是汉奸的奸，不是监狱的监。”

87，最先提出中国礼教“吃人”这一说法的不是鲁迅，而是被胡适称为“只手打翻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

1919年11月，吴虞在《新青年》6卷6号发表《吃人与礼教》一文，对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的主旨作出了精辟的揭示。文章把“吃人”与“礼教”这两个看来对立的概念醒目地提取出来，并列在一起。又举出历史上种种吃人的实例，之后都归结到礼教的残酷本质上来。结尾大声呼吁道：“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残酷极了。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甚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诓骗我们的！我们如今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历史学家唐振常在《吴虞集》的序中说，吴虞坚定地走上非儒道路，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早年的家庭遭遇。1910年，吴虞因父亲品行不端而与之发生冲突，将父亲诉至官府，被舆论指为“非理非法”的“忤逆”子。吴虞为了辩白是非，作《家庭苦趣》并油印散发，因此又犯了“家丑不可外扬”之罪。这在当时成了轰动成都上等社会的“家庭革命”。时任四川教育总会会长的徐炯，召开会议申讨，并将他逐出教育界。咨询局亦进行纠举，呈请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予以逮捕。本来就接受了一些西方平等民主观念的吴虞经此事，对儒教的家庭等次观念和礼教恨之入骨，坚定地走上了非儒的道路。

1920年1月，吴虞在《星期日》上发表了一篇《说孝》。吴虞指出，教忠、教孝、“忠孝并用”、“君父尊”是为了使子民恭顺，“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以遂君主、家长的“专制私心”，并历数古代由孝而生发出的“活埋其子”、“自割其身”、“大悖人道”之事的荒谬残忍，把纳妾制度、男尊女卑、专制婚姻以及国民的愚昧都归因于“孝”。

但在吴虞的实际生活中，忠孝观念深深锲入其观念的内核。吴虞对女儿们如何待他非常敏感，在日记中常常因小事抱怨女儿不孝。如女儿没有放好他的书报、爱惜他的墨水盒，吴虞认为其“恶习太深”、“无父母情谊”。吴虞父女的矛盾，就像当年他跟父亲的矛盾一样不可调和。

具有戏剧色彩的是，其女似乎传承了他的“革命”精神，在受吴虞这般待遇后，认为生在这样“不近人情的家庭中”，“非起大革命不可了”（1923年10月12日）。

88，史量才，民国知名报人，素以“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为立身之本。史量才打理上海申报以后，外扩报馆，内引英才。当时名噪一时的黎烈文、邵飘萍等，都曾罗致在他的门下。据说，蒋介石曾在南京专门召见史量才，双方有这样一段对话：“蒋说，‘我手下有几百万军队，激怒他们是不好办的。’史也不甘示弱，冷冷地说：‘我们《申报》发行十几万，读者也有几百万吧！我也不敢得罪他们。’蒋又说：‘史先生！我有什么缺点，你报上尽管发表。’史回答：‘委员长！你有不对的地方，我照登，绝不客气。’”

89，吴樾刺杀出洋五大臣前曾与与赵声（伯先）、陈干生（独秀）密计于芜湖科学图书社小楼上。赵与吴互争北上任务。吴问：“舍一生拚与艰难缔造，孰为易？”伯先曰：“自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吴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议遂定，临歧置酒，相与慷慨悲歌，以壮其行。吴樾草拟了万言《意见书》，誊清后交张啸岑一份，郑重嘱咐张，他若离开人世，“万一无法发表，便交湖南杨笃生先生，或者安庆陈仲甫先生”。

行刺之前，吴樾曾驰书未婚妻，容论述生死大义。函中要求未婚妻学习法国罗兰夫人，并有“吾之意欲子他年与吾并立铜象耳”之语。其未婚妻夫人亦赋诗三绝以壮其行。事发后陈独秀有诗曰：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仗剑远游五岭外，碎身直蹈虎狼秦。民国后，吴樾之弟询其遗体以公葬，蔡元培主祭。

90，1912年8月15日，张振武在六国饭店宴请湖北老乡和军政要人，饭后各自归去，张乘马车出城，行至前门附近，被拘捕，其随行官员方维在所住旅馆也被抓捕。当晚，二人被送至军政执法处，以“谋叛罪”就地枪决。

张振武之死，被认为是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冤案，被列为袁世凯恶行之第一案。记录此案件的相关史料很多，案件过程基本一致，罪魁祸首皆聚焦在袁世凯与黎元洪身上，有言黎借袁之手杀张，或言袁借黎之意杀张云云，各种说法不一。

91，1912年1月陶成章因病疗养于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被刺客狙击，弹中胸部。1月14日，因医治无效而卒，年仅35岁。

关于刺客到底是谁？李敖与汪荣祖合著的《蒋介石评传》中列举了四条证据来证明蒋介石参与了谋杀。其一，吴敬恒于一九六四年出版的《蒋总统年表》大本线装书，有“公怒杀之”的记载；其二，毛思诚编写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早已不讳言杀陶；其三，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中正自述事略》残稿，记录了蒋介石杀陶的借口，并有“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的语句；其四，蒋介石的学生，并且做了八年侍从秘书的邓文仪，在所写《蒋主席》一书，第八章标题赫然就是“枪杀陶成章”五个大字。

在被暗杀之前，光复会会员杨镇毅去医院看望过他。杨镇毅就刺杀的过程是这样描述的：“广慈医院围墙很低，辛亥十一月十二日(1911年12月31日)深夜，两个刺客从矮墙跳进来，用手枪向他射击，陶猝不及防，身中数弹，当场牺牲了。这一夜月色微明，刺客跳出去，医院里有人亲眼见两个黑影，逃得很快，转眼就不知去向了。”他的口述结论是：“这件凶杀案，当时广慈医院曾有详细记录，事后总司令部侦知凶手，一个是蒋介石，另一个是湖州人(姓名记不起来)，凶杀谋主光复会方面咸指为沪军都督陈其美，但后来却不了了之。那个湖州人后来被总部捕获，判处死刑。陶案发生后，孙中山即电陈其美，令其保护章太炎。时太炎住哈同花园。”

92，鹿钟麟回忆，西安事变后，作为审判张学良罪行的主审官李烈钧一直有保护张的意图。李曾问鹿：“瑞伯！这件事您看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办才好？”鹿答：“问而不审是上策，审而不判是中策，问、审、判全承担下来是下策，我们应该力守上策，不得已适当地兼取中策，下策万不可为。”李一边点头，一边称是。

93，1936年，在高等军法会审的前一日，即十二月三十日，李烈钧为此特往谒蒋介石请示，据李述当时情况：蒋见李至即先开口问李：“审判长对这个案子如何办理！”李坦率提出他个人的意见，说道：“张学良在西安似叛逆行为，有谋害主帅意图，但能悛改，亲送委员长返京，愿委员长宽大为怀，赦而释之。”至此李又逼进一步，说道：“我国昔有两士，一为齐恒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二为寺人披请见。此二者是否可作本案参考？尚祈核示！”而蒋听后的态度很冷淡，未作任何表示。李见话不投机，不得要领，忙把话头转过来说：“'国民政府既任烈钧出任审判长，一切当依军法办理。”蒋这时才说：“君慎重办理可也。”谈到这里，李便乘机辞出。

94，1912年杨昌济在波茨坦离宫参观时，得一印象极深之事：德皇威廉一世曾为扩建皇宫，强行拆毁一磨房。主人向法庭控告，法庭依法判决德皇赔偿损失，重建磨房，德皇只得执行。为此事他在《达化斋日记》中写道：“西人之尊重法则不屈于权势有若此者，乃东洋人之所未梦见也。”

95，在1915年4月的日记中，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出身、经历，专门作过一段详尽的记载：“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96，新中国成立后，柳亚子从颐和园搬到北长安街，毛泽东亲笔题写了“上天下地之庐”的匾额。其意第一含柳亚子亚庐的号，第二暗喻柳是能上天入地。

97，柳有两枚印章十分厉害，一枚为“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另一枚为：“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

98，柳亚子从六国饭店移居颐和园休养，一天，当管理员恭敬地请示晚餐食谱时，柳亚子突然怒吼：“我不吃干菜，给我买鲜黄瓜”一怒之下还打了管理员一个耳光！此事很快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立即带了一桌酒席来到颐和园，在听鹂馆宴请柳亚子。

99，1932年夏，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请陈寅恪拟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试题，陈出对对子“孙行者”一题，一时引起舆论大哗。当时，考生中的周祖谟对的是祖冲之，被认为是绝对。后来成了著名历史学家的张政烺先生对的是“胡适之”。当时的人们都认为“孙行者”的标准答案就是“胡适之”，而且是陈寅恪有意为之，目的就是调侃一下胡适。可是，后来张政烺先生说，他答的其实不对，标准答案应该是“祖冲之”，对“胡适之”的“胡”字，跟“孙行者”的“孙”字平仄不协（都是平声）。周祖谟在《陈寅恪先生论对对子》中说，其实从这副对联中，可以看出来这个考生知道在中国语言中什么是实词，什么是虚词，什么是名词，什么是动词。这确实是一种很高明的测验。

100，近代名人中有很多批判传统中医的精辟文字。例如郭沫若就说过，“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傅斯年也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孙中山先生患肝癌，协和医院宣告束手无策时，仍然不愿服中药。鲁迅对此十分感动，写道：“那时新闻上有一条琐载，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业地感动过我，据说当西医已经束手的时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已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清咸丰十年，曾国藩对其子纪泽患病身体虚弱十分焦虑，但叮嘱千万不要服乡医所开之方药。因为“凡目所见者，皆庸医也。余深恐其害人，故近三年来，决计不服医生所开之方药，亦不令尔服乡医所开之方药。”吴汝纶也“于中医之一笔抹杀”，临终前身患重病，仍然拒绝中医。1900年，严复曾写信告诫其甥女：“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切记切记。”

101，张静江在船上偶遇孙中山之时，张静江就给了孙三万两银元。并约定孙中山要是需要革命经费，电报上只须用A、B、c、D、E五个英文字母，就可得到一、二、三、四、五万银元。

其后， 孙中山命人拍一个A字试探。仅过了三天，1万银元汇进了同盟会。紧接着再拍去了一个C字电报，没几天孙中山又收到了3万元。在整个辛亥革命中，张静江给予了孙中山很大的经济援助，除美国纽约通运分公司支付3万元之外，倾其巴黎通运分公司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

在北伐战争中，张静江任财政部长。破家筹集了100万元助战。陈英士遭袁世凯暗杀后，张静江邀蒋介石到他在上海开设的恒泰交易所任职。蒋由此开始了由军旅生涯转向证券市场的过渡时期。但蒋在市场上屡战屡败，最后倾家荡产，只好厚颜启齿，向张静江借钱糊口。张静江并未因此卑视蒋氏，相反，他对蒋有求必应。直至今天，南京市档案馆尚存蒋当年向张静江的借条，厚约一寸多。因为张静江的多次美言，蒋终于当上了黄埔军校校长，并得到孙中山的信任。

102，张静江故居系其父张宝善于1898年所建。两侧是孙中山题写的一副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抱柱联为翁同和所题“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103，1908年1月27日，禹之谟以“哄堂塞署”罪名被杀。在狱中，酷吏金镜蓉审问禹：“你做的是什么事情？”他答：“救国保种！”又问：“如何救法？”答：“杀人放火”。问：“你欲杀谁？”答：“该杀者即杀之。”临刑前，禹质问金镜蓉：“我为爱国愿意流血，可以将我绞死？”金答：“你辈素讲流血，今日偏不把你流血，何如？”禹爽然大笑：“好！免得污坏我的血。”

其实，“哄堂塞署”按照清律不至于被定绞刑。其起因是1906年5月光绪三十二年五月，陈天华和姚宏业烈士灵柩返湘时，他首倡“公葬岳麓山，以彰义烈”。长（沙）、善（化）学务处总监俞诰庆事先破坏、阻挠公葬未能得逞，当天傍晚趁学生返城，指挥军警拘捕学生10余人，引起各界愤怒。禹之谟获知俞诰庆爱嫖娼，遂设伏于娼馆附近，当场拿获，并“黥其面，裸其体，拍其照于土娼胯下”，迫使俞诰庆释放被捕学生。关于这件事，杨世骥《辛亥革命前后的湖南史事》称：“民气伸张至此，清政府危，而官绅之富贵不保矣！”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本会总记》中认为这是“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并进而指出：“这次毕竟将陈、姚葬好，官府也忍气吞声莫可谁何，湖南的士气在这个时候几如中狂发癫。激昂到了极点。”当道官绅对于禹之谟的这些举动咸为惊异，认为非严厉制裁不足以杜绝祸根，故寻机加罪。

104，1946年6月，梁鸿志被国民政府以叛国罪处以死刑。梁鸿志在被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刑场受死时，一位西班牙记者采访，有下面一段简短的对话：

记者：枪毙？

鸿志：枪毙！

者：reason ?（原因）

梁鸿志：treason!(判国罪)

在刑场，梁鸿志口念”年到六十四，行步移法场”，脑后枪响，两颗门牙从他口中弹出。

据说，梁死前有语云：“世上有两样东西最脏，一是政治，二是女人的生殖器，偏偏男人都最喜欢。”

105，黄浚，字秋岳，福建侯官人。抗战开始后第一个被正法的大汉奸。著有《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辑事423则，45万言，是黄浚多年的心血结晶，曾经在《中央时事周报》杂志上连载。该书大多记述鸦片战争以来晚清70年间的诸多历史事件，如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洋务运动、清末新政、洪宪称帝、张勋复辟、以及辛亥革命等。黄浚以其广博的文史知识，悉心搜集的名人书札、大臣奏稿、宫廷邸报、佚文诗帖等第一手资料，相继缀写成篇。其所记无论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重大事件，抑或是对于时政轶闻、儒林风尚、社会世相、人际纠葛的叙述，皆材料详实、论述完备，实称上品。其议论时政，臧否人物的篇什，堪为“援引广博，论断精确”。

106，谭延闿有一生不好女色。当他第三次督湘时，夫人死在上海，被家人扶柩回老家茶陵安葬。运送他夫人灵柩的船只到达岳阳时，恰是他被赵恒惕逼走，坐船出洞庭湖之时。两船在洞庭湖入长江口的城陵矶相遇，因风浪大无法相靠，谭延闿只得遥望夫人的灵柩远去。后来他竟然终身未再续娶，鳏居至死，留有悼亡诗句“故人恩义重，不忍再双飞”。

107，1930年9月，极爱骑马的谭延闿，不慎落马坠地，引发脑溢血而死的。上海某报当时就登出了一幅对联：“混之用大矣哉，大吃大喝，大摇大摆，命大福大，大到院长；球的本能滚而已，滚来滚去，滚入滚出，东滚西滚，滚进棺材。”而谭延闿生前竟也公开承认这一点，还亲口说过自己“混之用大矣哉”。

108，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任大元帅，以谭延闿为内政部长。一天，某湘籍国民党将领口称有机密大事要与孙中山单独谈话，在场的谭延闿与胡汉民便退入后室。那人向孙力言谭不可靠云云，足足谈了一个多小时，孙未置可否，后室的谭、胡均也听得清清楚楚，谭始终面不改色。之后胡汉民非常钦佩他的“休休有容”。蒋介石曾让谭延闿这位“药中甘草”出任行政院长。谭主持行政院会议，往往是闭目养神，抱定三不主义，即一不负责，二不建言，三不得罪人。

109，谭延闿好吃，而且以“雅食”为乐，比如大白菜只吃当中的心，每天伙房得从一筐白菜里削出心来供给他，还有鸭舌，也是他的喜欢之物。谭尤好鱼翅，每餐必食，是有名的“鱼翅司令”。胡汉民曾宴请谭延闿，知其所好，有意调侃。席间，胡嘱厨师延上鱼翅，并言之难吃之极，味同嚼蜡。谭心痒难搔，只得央求：“如蒙不弃，请赐嚼蜡如何？”谭延闿有副官曹荩臣，是谭亲自从家乡带出来的厨子，擅长做鱼翅、鲍鱼等，人称“鱼翅副官”。谭善饮，爱喝绍兴花雕，酒量极大。他常说：“吃喝嫖赌，人生四大嗜好，嫖赌与我无缘，吃喝在所不辞。”死后留有名菜“祖庵肉、鸽羹”等传世。

110，1923年秋，张作霖趁陆军各部演习，派出校阅委员郭松龄到张宗昌第三旅，名为校阅，实则遣散。一次视察张宗昌的部队，两下一碰，话说岔了，郭张口便骂，操娘声不绝于口。谁知张宗昌接口道：你操俺娘，你就是俺爹了！随即给郭松龄跪了下来，害得比张宗昌年轻好多岁的郭松龄红了脸，整肃也就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