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血鬼猎人d 新动画:中印制度优劣势及胜出的障碍

2010-12-13 08:56:53 阅读597 评论2   字号：大中小 订阅

郑磊

*中印社会经济对比分析之4             

       在讨论中印经济发展差距时，最大的争议是制度和现阶段的基础设施、人口素质方面的差异。前者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后者则主要取决于经济方面的因素。

        印度的制度改革主要发生在经济自由化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自由化的改革就已经起步了[1]，并且刺激了此后10年的经济增长。即便之前的经济政策也并非一无是处，Pursell（1992)的研究指出政府不惜代价地推行进口替代政策，使印度建立极其广泛的工业部门结构，实现了高度自给。应该看到，在经济自由化开始之前，刚独立的印度和刚建政的中国都需要一个自我重整阶段，但是，这种封闭式的发展只能是一段时期的政策，持续下去只能再次成为发展的阻力[2]。

       80年代的改革主要发生在1988年年初以前，主要包括：公开许可的产品种类持续增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那些国内不能替代的机器和原材料，进口增加对于生产率的提高起了显著的作用；专营进口产品的份额下降，企业家们自由进口机器和原材料的空间明显扩大了；采取了一些出口激励措施[3]，对出口的鼓励也间接帮助了进口的扩大，发放给出口商的补充进口许可证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提供了更多的进口途径；放松产业管制，主要措施包括：放宽产业的许可证制度，允许产业集团自主决定调整产品类型，部分企业有权决定扩大1／3的生产能力，对水泥和铝材的价格与配给控制完全取消，降低制造商的税赋；更现实的汇率政策[4]。

改革的影响在对外贸易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自由化政策的确促进了进口需求的提高。 自由化的影响可以从进口占GDP的比例中看出来。1976-1977年该比例仅为4.1%，1977-1978年的贬值使该比例提高到5.1%，以后几年略有下降。到1985-1986年拉吉夫·甘地启动改革以后，该比例持续提高，到1989-1990年达到6%。Panagariya（2003)曾系统地论述过，降低和取消贸易壁垒是维持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印度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验也不例外。另外，改革的影响还表现在更高的工业增长率上面。Desai（1999)指出，“尽管变化很复杂，但工业的年增长率已从1985-1986年的4.5%提高到了 1989~1990年的10.5%”。 Goldar和Renganathan（1990)指出，资本品部门的进口渗透率从1976-1977年的11%增加到1985-1986年的18%，此后继续保持了上升趋势。Malhotra（1992)发现，原来持续提高的资本／产出比例在80年代从6下降到4.5左右，这与Joshi和Little (1994)的观察一致，那就是印度的投资效率在80年代得到了提高，尤其是在私营的制造业中。Chand和Sen（2002)更加系统地研究了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生产率的关系，他们对1973-1988年的多个产业部门进行了详细的计量分析，结果显示中间品和资本品部门的保护程度下降，消费品部门则没有。与前两个时期相比，1984-1988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在三个部门中都有显著提高[5]。统计检验表明，保护程度每下降1%，将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1%，对中间品的影响是0.2%[6]。

中印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显然都得益于经济自由化。但是两国的政治制度基础却差别很大。中国仍是集权的体制，而印度的政治制度是带有中央集权制特点的联邦制,实行的是议会民主制、多党制及议会选举等[7]。印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对印度经济发展具有长期影响。

一般看法认为，印度的民主政治体制会为其提供长期稳定和可预期的发展环境[8]。尽管目前印度工商界人士以及外国投资者均认为印度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执行政策能力都明显低于中国，但是，民主制度使印度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也有不同的意见[9]，但基本上是肯定印度的政治体制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笔者认为判断一国制度是否优越、政策是否有效，从中短期来看，可参考至今为止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情况加以判断，而在长远来看，只能参考世界各国政治体制发展的普遍规律作为指导，并满足“各国应采用适合自身国情的制度”的原则。

图18   中印人均GDP

从前述数据可以看出，与中国相比，印度的经济增长具有波动性较小[10]，稳步提升的特征。而中国的经济增长表现波动较大，但增长迅速，这个结论同样适合于人均GDP。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09年印度人口数量为120328.1万人，以此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MP）约为1025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FC）约为961美元。但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消耗了过多的资源和能源，效率并不高。中印两国的要素禀赋优势均在于劳动力，而非人均资源占有率，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在资源支持方面存在可持续性隐患。

图19  中印人均GNI

从人均可支配收入上看，中国也超过了印度[11]。但从贫富差距方面看，中国的贫富差距更为悬殊，而且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水平。

图20  中印两国人口贫富差距

2005年，收入最低的20%的群体占收入的比例，印度为8.08%，而中国不到5.73%[12]。在中国和印度收入最低的40%的群体中，印度的人均收入占比要比中国高，说明中国的最弱势群体的境遇较印度差。这一情况在近年来变得更明显[13]。

从过去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绩效角度考察，中印两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都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内部都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从效率上看，印度赶不上中国，而从公平和平稳方面看，印度的发展步伐相当稳健。

由于国家体制的不同，印度在联邦财政方面与中国不具有可比性，中国的整体国力以及外汇储备，目前看来也远胜印度。但是，印度的经济开放度多于中国，货币实现可兑换，汇率具有完全的弹性。中印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困难，比如民族融合、地区发展不平衡、严重的腐败，此外印度还存在宗教冲突、种姓等级等问题。

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矛盾，穆斯林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较低，对印度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存在潜在的风险。另外，印度存在毛派政治武装力量和地区叛乱，印度种姓制度，虽然在政治上已经实现了平衡，但是经济发展上，低种姓群体与其他民众间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中国与印度在很多方面存在类似点，境外分离势力的恐怖活动、巨大的贫富差距，以及无处不在的腐败现象，侵蚀了社会的凝聚力，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的不稳定因素。

中印两国地理幅员辽阔，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地区间发展差距也逐渐扩大。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引擎是东部沿海地区，而中西部更广阔的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差悬殊，各地情况各异，协调平衡的难度极大。从1980年开始，各邦的人均GDP平均来说都呈上升趋势，但同时差距开始拉大[14]。

笔者认为，印度表现出了制度弹性高的特征，而中国则表现为经济弹性高的优点。前者使得印度虽然在经济增长进程中还会面临罕见困难和挑战，如今年出现的高通胀，但长期来看，在未来经济复苏后，印度仍有望保持较快的经济成长速度。后者由于经济体量大，产业层次丰富，表现出较强的宏观经济抗冲击和自我修复能力。

印度在经济发展总水平以及内部结构上，仍存在较大缺陷，如在制造业基础薄弱的情况下，是否能够跳过工业化阶段直接进入消费和服务主导的国民经济体系，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即便是在今天这样的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第二产业的发展不足，长期来看，对印度经济发展仍是个重大的缺陷。但是，只要能够保持国家完整和社会稳定，相信这一问题能够在发展的过程中被逐步解决。而在制度弹性方面，印度与中国相比，显得更为成熟稳定。中国的经济表现得更有活力，但由于制度环境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对经济发展的保障不足，较易发生社会政治环境重大波动，从而引发难以预测和控制的破坏。如果说，好的制度能够产生好的经济的话，反之则不一定成立，这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笔者认为，印度已经基本解决了的政治制度问题，而中国还未形成合适的政治体制。

[1] 20世纪70年代早期，印度就采取了逐步放松产业管制的措施。70年代晚期，贸易的自由度进一步提高。1985年以后，改革的步伐开始加快，外向型部门的增长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在1980-1985年之间，出口额的年增长率仅有1.2%，而在1985-1990年间达到了14.4%(Pursell，1992)。

[2]在印度，当时的许多产业部门的生产成本高昂，质量低劣和技术落后的情况普遍存在。原来的某些有比较优势的低成本产业反而遇到了困难，其中包括纺织、服装、皮革等轻工业部门，以及棉花种植等第一产业部门。 进口替代政策用国内产品替代进口，却导致了更多的对设备、技术以及国内供应不足的原材料的进口需求。到60年代和70年代上半期，这些进口需求又导致了更普遍的进口替代政策，包括资本品工业以及研究开发的本土化。但是到1976年左右，很多产业的设备和技术都已经明显落伍(Pursell，1992)。

[3]Joshi和Little（1984)的研究指出，印度政府采取了许多出口鼓励政策，是一种“准东南亚风格的改革”，主要包括： 1985年的政府预算案宣布，对企业的出口利润免征一半的所得税，1988年的预算案更是把优惠扩大到全部出口利润。 出口信贷的利率从12%降低到9%。1986年10月，部分出口产业在进口资本品时免征关税。1988年4月，扩大了公开许可的产品清单，某些资本品的进口不再需要进行“本土化审核”。

[4]从1974-1975到1978-1979年期间，进口和出口的真实汇率分别贬值了30%和27%。卢比的真实汇率在此后两年略有上升，然后保持稳定，到1985年以后又持续贬值(Pursell，1992)。80年代后期的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对真实汇率的成功管理。从1986-1987年开始，印度的出口增长率就远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Joshi，Little1984)。

[5]利用博斯沃思和科林斯(Bosworth和Collins，2003)的数据，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表明，在控制住政策、要素禀赋和初始收入之后，在1980-1999年间，全要素生产率比其他国家每年平均高2.1%。

[6]许多研究认为，印度制造业生产率在80年代增长迅猛(Ahluwalia，1995；Unel，2003)，尽管一些估计结果存在争议(Hulten和Srinivasan，1999；Balakrishnan和Pushpagandan，1994)。例如，阿卢瓦利亚(Ahluwalia，1995)的计算表明，1981-1989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比前20年高3.2%。

[7] 1950年1月26日生效的宪法规定印度为联邦制国家，印度采取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议会由联邦院和人民院组成。人民院为国家主要立法机构，实现立法、执法和行政三权分立。

[8]印度总理辛格认为印度这个“世界最大民主国家”更有可能取得长期胜利，相比之下，中国这个迅速增长的大型经济体具有潜在脆弱性。他说：“中国人拥有某些优势：一党制政府本身就是其中一项。但从长远来看，我更看好印度作为一个正常运转的民主国家对法治的承诺。我们的体制行动缓慢，但我相信决定一旦做出，便能更加持久。”这种民主制度是一种更稳定的制度。“1991年以来，印度已经经历过4届政府，但没有一届政府敢于逆转我们确定的经济改革路线。不论政府如何构成，经济改革的方向不受威胁。这是印度经济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

[9]俄罗斯对外经济关系研究所经济问题专家伏拉基斯拉夫?萨芬认为，沿袭英国政治体制的印度在政治制度上肯定比中国对西方更有亲和力，但将其说成是经济发展的主要保障，甚至是赶超中国的依据，缺乏根据。

[10]在横截面分析中，印度的超常表现非常明显，其幅度已经超过了前20年中的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在1960-1980年，印度的经济增长波动幅度并不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大。实际上，在所有地区中，印度经济增长的标准差最小，尽管其方差系数比中东、拉美和亚洲要大。然而，从1980年到1999年，印度的经济增长波动无论是以标准差还是以方差系数衡量都是最低的。因此，在这一时期，印度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仅次于东亚，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则超过了所有地区(包括东亚)。有趣的是，印度的经济增长在80年代比90年代更稳定，这一点和以前的一些看法相反。

[11]按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衡量国民经济福址和生活水平的经平均购买力调整后的人均家庭实际最终消费数据，2006年中国人均家庭实际最终消费为11502港元（约1475美元），而印度人均家庭实际最终消费为9346港元（约1200美元），是中国人均家庭实际最终消费的81%。 从2001年至2006年，中国城乡居民算术平均的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率在6%至9%之间，印度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率在11%至15%之间，两国间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率年化差率在5%至6%左右。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估计，截止2006年，人均收入已经翻了11倍，从151美元增加到2010美元。

[12] 根据世界银行计算，指出200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47，而印度基尼系数只有0.325。

[13] 根据2009世界人文发展报告（UNDP），中印两国2008年的基尼系数分别是0.415和0.368，2009年有专家估计中国基尼系数更高达0.47（周天勇，2010）。

[14]一项关于40年来各邦人均收入水平(五条件)收敛的检验证实了转折点的存在.对于60年代和70年代来说，收敛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对于80年代和90年代来说，这一系数有所上升且统计显著。收敛系数的大小表明在后20年印度各邦的人均收入以年均1.2%的速度发散，这被称为“增长中的差距扩大”(Pritchett，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