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有一天我洗澡:帝王诗词平民心

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漫长历史中，曾有过数百代封建帝王，他们之中大多数能吟诗作赋，可是有谁的作品能像南唐李后主的词那样，得到社会这样广泛的流传，引起人们这样普遍的共鸣呢？没有，一个也没有。

相传为中华民族始祖的黄帝曾作歌：“日中不慧，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柯不伐，贼人将来；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为虺弗摧，行将为蛇。”很富有哲理性，但讲的是帝王用兵之法，于一般民众无多大关系。

又相传虞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诗》：“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讲的是帝王治民之事，于一般老百姓亦无多少关系。

他们的诗作因年代古远，真伪难辨，虽“晋绅先生难言之”。

后来项羽被围垓下，别姬作诗：“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接下来刘邦在故乡宴请父老乡亲，酒酣时“慷慨伤怀，泣数行下”，且歌且舞，唱出“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大风歌》，都可谓悲哉壮哉，但于一般老百姓仍是身外事，在他们的心中很难激起同感。

魏王曹操横槊赋诗：“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现了他个人求贤若渴、建功立业的迫切心情，但在大众的心灵里，是难以唤起他们与之类似感情的回忆的。

其他无论是汉武抑或唐皇，都没有可与李后主词堪为匹敌者。其后如宋徽宗赵佶被掳途中，作《燕山亭·北行见杏花》：“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和梦也新来不做。”（唐圭璋《全宋词》第二卷所载稍异，在“怎不思量”后为“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有时不做。”）虽是和泪自言身世哀戚，不过毕竟与一般民众感情相距太远，至今鲜有人提及。

俱往矣，俱后亦矣！惟有南唐李后主一人，能以他具有巨大艺术魅力的词作，在帝王与平民的心理鸿沟上构建成一道情感相通的彩虹，使有着不同经历和身世的人们心中也能产生共鸣。千百年来，一直深为民众所喜爱并广为传诵。

李后主名李煜，生于937年，字重光，961年即南唐国主位。苟且偷安十几年后，过了两年多的囚徒生活，终于在978年的七夕被宋太宗派人毒死。李煜词现存于《全唐诗》中的共三十四首，分别载于《全唐诗》第一册和第十二册。其中虽有错杂相混之作，但大部分可信者均是出类拔萃的名作，佳句触目皆是。如《清平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浪淘沙》：“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相见欢》：“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由李后主是个“好读书，善作文，工书画，知音律”的文学奇才，就可以想见他的词作决不只是区区几十首之微的。以李后主“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生活环境来探测，他饱鉴的不是人情世故、社会现实，而是熟谙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作为一个君主，他苟且偷安，不思亦无力励精图治，开疆拓土，可说是昏庸不堪；但作为一个词人，他却神思奋飞，日有所获，不断地开拓出新的艺术天地，真是才华横溢。这样一个位极帝王的诗人，与历史上众多的帝王相比，无疑是文学成就最高的一个；即便是与后来的一流词人相比，也可说是各有千秋，难分轩轾的。

李煜后期的词，以其勾魂摄魄的艺术魅力，早已获得了人们的交口称誉，这是公正的。但割断李煜后期词与他前期词的联系，以为前期词的思想、艺术均无可取之处，则是有失公允的。只要我们不是以衣帽取人，而是比较实事求是地评价作者及其全部作品的话，也就不难拨开重翳迷雾，看到李煜前期的“欢乐之词”所取得的高度成就，是并不在温（庭筠）、韦（庄）、冯（延巳）之下这一事实的。

二

诗歌，特别是以抒情为主的诗歌，是不必以塑造艺术形象为目的的，更不用说词这一“诗中之诗”了。但既然属于文学的范畴，就不能不把思想感情附着于形象，并藉助于形象，让读者从中体味出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试读李煜的词，就不难明白这一点。

李煜透过他的词中多种多样的、有实感的形象，倾注了自己或喜或悲的丰富情感，外化成极富抒情意味的诗句，使千百年来的读者或程度不同地引起感情上的共鸣，或在诗句思想意义上有了更深广的理解。这里仅就后者，略析李煜几首词中的名句。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相见欢》

李煜本意是用“使人黯然销魂，惟别而已”的离愁，来衬托使自己更为难堪的国亡身囚的愁苦。今人则不但将“剪不断，理还乱”用来形容无法排解的愁闷，而且还用来形容盘根错节、难以解决的矛盾。而“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已成了非当事人莫能领受的微妙感情的同位语了。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虞美人》

李煜用奔放之笔，写出这两句流传千古的佳句，实际上只是他对自己的巨大哀痛的作的一种形象的艺术夸张，但后人却从中领略到了更为广阔得多的含义。“文革”期间，上海有位教授读到此句时，联想到自己的境遇，不由得失声痛哭垂泪；又如《迦陵论词丛稿》的作者叶嘉莹就认为“问君能有几多愁”是“对人生彻底的完结”，“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对人生“彻底的答复”，两句表现出“人生所有的只剩下了一片滔滔滚滚永无穷尽的哀愁而已。”这种理解，无疑是远远超出作者写这首词时的思想认识的，但也不无不可。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浪淘沙》

有人认为李煜这两句词是指“春去了天上？还是仍在人间？”似乎亡国之君还不明白春归何处，还抱有复国的幻想。这恐怕与李煜的思想不合。事实上当时李煜已感到“春”（即往日的富贵荣华、位极天子）已渺不可求，只能在梦中“一晌贪欢”了。他已陷入不可自拔的极度悲哀之中，惟有“因春去，天上人间之途不可复通”的理解，方切近词人本意。至今经常出现在人们口头或书面的成语“落花流水”即此句的缩略形式，它泛指一切犹如流水不可回头、落花不可返枝的无可挽救的结局现象。

仅从几句诗词中就能得到这么多的感受，其中固然有与作者感受相似的地方，但不可否认，也有很多却是读者从诗句展示的形象中得出来的，而非作者创作时即存在的。从作者藉以表现个别思想的形象中，便可以概括出具有人生普遍意义的思想来，这就证明在文学创作中，作者笔下的形象所包容的意义，是可以也应该大于作者当时的思想认识的。

其实，“形象大于思维”并非是一个耸人听闻的文学理论命题，而是古今中外文学史上都确实存在着的一种文学现象。如法国伟大作家巴尔扎克，俄国文学巨匠托尔斯泰等，他们的作品的客观社会效果、客观思想意义，往往和他们用抽象议论所表达的或自己要在作品中表述的思想不完全一致，甚至恰恰相反。又如我国唐代大诗人杜甫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按照杜甫当时的思想和生活及所处的社会状况来推测，大概是他目睹此种不合理生活图景而得出的直观感受，并饱和着自己仕途坎坷、穷愁潦倒的怨愤。今人理解这两句诗，则远远超出了诗人原来的思想深度。法国莫泊桑的《羊脂球》和我国夏衍的《赛金花》发表后，读者对作品中妓女爱国抗战的形象都曾出现过两种完全截然不同的看法。这些都说明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确实可以大于作者的创作思想，正如文论家们所说的：一千个人读《哈姆雷特》，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三

作为个例，我们对李煜前期的一首并不算脍炙人口的《菩萨蛮》，试作一较详细的解析，以从中感受李煜那特别敏锐的直觉能力和高超的艺术技巧。这首词刻划了一个热恋中的妇女典型形象，具有纯真自然的感情色彩，确是可与任何相似题材的优秀诗作相颉颃的绝妙好词。

花明月暗飞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   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画堂南畔见，一晌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词中首句“花明月暗飞轻雾”，这是写女主人公（也许就是小周后吧，当然也不必非要坐实）由近而远的观感：在一个春天的夜晚，窗前的花儿明晰可辨，月亮由于薄雾的遮掩而显得有些黯淡，这时女主人公欣然作出“今夜好向郎边去”的决定。这两句词在表现女主人公期待幽会的时间长久、心情的热切方面，可说是曲尽极致，堪称绝妙了。以首句而言，虽寥寥七字，却每字都有一层意思：“花”，点明应是花开的季节，暗合“有女怀春”之意；“明”，表明这不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之夜，亦表明花与人的距离之近，也许就在窗前；“月”，标明时间在夜晚，而不是晦暗的白天；“暗”，指月亮给人的朦胧感觉，亦以此引出下面的原因；“雾”，一般产生于午夜时分。古代当然没有闹钟，女主人公也不可能请别人到时提醒自己，只能独自静静地等待适宜的时候到来；“轻”，写明具体时间是在夜雾初起之际；“飞”，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作“笼”字，似以“飞”字更佳，因为“笼”是静态的，而“飞”则既表现了薄雾的状态（很快地飘动），又表现了女主人公急不可待的心情。全句真是字字相连，字字难易。下句“今宵好向郎边去”，寓有去幽会的好天气不常有，等待的时间太久长的意思。由此促使好果断地下了趁此良宵，不顾一切去与恋人相会的大胆决心，同时又为结句“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埋下了伏笔，交待了前因。全词风格朴实自然，用字清淡雅致，颇有意境。在刻划女主人公的刚柔性格方面，亦做到了各尽其美。如苦等适宜的天气，不怕别人的责难，雾夜决然赴约，表现了性格刚的一面；而体贴对方的温存，又表现了其性格柔的一面。这首短短四十四个字的小词，却出现了两个大的场景：女主人公的住处与画堂南畔，而女主人公的一连串行动，仅用“   袜步香阶”，就巧妙地运用这种纯客观的艺术手法，揭示出其性格的复杂性和爱情的热烈程度。

总的来看，这首词的意思并不难解，很容易看出这是写一女子欣然赴期的所谓“艳词”。那么应该怎样看待这首词呢？按照某种所谓“正统”的理论，毫无疑问是应痛加批判、严加禁绝的。不过，平心而论，这首词为什么就不能认为是一首优秀的爱情诗呢？《诗经·野有死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舒而脱脱兮！无感我   兮！无使   也吠！”不是写男女偷期吗？《诗经·东方之日》：“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彼姝者子，在我闼兮！”不也是写女子主动往男子处幽会吗？为什么它们就可作为优秀爱情诗载入各种选本供大家阅读欣赏呢？究其原因，无非是李煜虽是个大词人，却不该坐皇帝的龙椅，否则很可能早就另当别论了。

在一些人看来，既然皇帝是地主阶级的头子，生活上是荒淫无耻的恶棍，对妇女（不管是何种出身地位）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爱情，妇女对他也不会产生真正的爱恋之情。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曾因白居易诗《长恨歌》等而引发了一场关于“皇帝有无爱情”的大争论。1956年周扬《在剧协第四次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就说过：“皇帝，我们总认为他没有感情，实际上，他的感情可特别丰富。他成天没事干，就专搞感情的事。汉帝和王昭有感情也可以嘛！人的感情是有矛盾的，坏人有的时候也有感情。他还有好的一面。”这话虽有其片面性，但也不无正确之处。饮食男女，因为人之常情；爱美之心，亦有同嗜焉。但任何人都只可能对极少数人产生特别亲密的感情，这一事实已为现代心理学所证明了，如“气泡说”等。恩格斯曾指出：“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皇帝也是一个人，虽然他不同于普通人。后宫佳丽三千，有几个能得到皇帝的宠幸？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就深刻地反映了这种残酷现实。杜荀鹤《春宫怨》：“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亦说明貌美并不是皇帝垂青的惟一条件。只有从李煜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这个基本事实出发，才能得到比较情理的解释。在李煜身上，除了他的阶级特点外，还有着许多人类共有的情感，尽管具体表现的形式不同，但基本特征是相似的，因此他也能写出具有普通人情感、涵盖力特别广泛的词作来。这一点，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中对李煜词予以很高评价，认为他“俨然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从这首《菩萨蛮》中，就可说李煜写出了一种人类普遍的异性之爱，细腻逼真地刻划了一个性格果敢、感情真挚、正处于热恋之中的女子形象。试想如果没有双方爱情的巨大动力，这个女子能有“花明月暗飞轻雾”的久待之心吗？能有“今宵好向郎边去”的欣喜之情吗？能有“   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的大胆细心吗？能有“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的体贴入微吗？应该说，正是男女双方都有“换我心，为你心”的感情交相涌流，才会产生这种真挚热烈的爱情。也正是由于词中艺术地再现了这种真实可信的爱情，开掘了通达世人心灵的渠道，才使它具有如此动人心弦的艺术力量。

当然，李煜后期悲愁之词的成就，的确大大超过了他前期的欢乐之词，但这种现象与艺术样式亦很有关系。“在许多文学品种中内，有一种发展特别完美，就是悲剧。”（丹纳《艺术哲学》）哀而动人的悲剧艺术是戏剧的“最高阶段，是艺术的冠冕”（别林斯基《诗的分类和分型》）。我国古代早就有“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的说法（韩愈《荆谭唱和诗序》）。倘若我们把《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等比作李煜词中的牡丹的话，那么这首《菩萨蛮·花明月暗轻雾飞》就可说是一朵玫瑰，它虽不及牡丹的国色天香，却也自有它迷人的风姿韵味。

中国诗歌主要是以语言优美的抒情扬名海外的，而中国诗人则主要是以细腻深刻的感受和表达能力著称于世的。李煜正是中国诗人的一个杰出代表，他的词作，“为唐五代曲终奏雅，为两宋苏辛一流风气之先”。这样一位有定评的大家之作，却在现存的某种理论面前遭到冷遇、贬低，被认为是“只有较高的艺术技巧，无多少思想内容”的没落、亡国的哀鸣。我觉得这种理论，无异于制作了一个无形的铁框子，使人们囿于某种公式化、模式化的制式解读，束缚了人们对李煜词的全面欣赏。因为人们在吟咏李煜词时，不可能仅仅是欣赏它浑然天成的艺术美，还应深浅不同地从中领悟某种人生的哲理。

徒具艺术形式美的文学作品，不过是没有香味的纸花，充其量只能引起人们某种直觉的快感。而既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又具有高度的艺术技巧的作品，则是具有永久生命力的长青树。这种永久的生命力来自于人们以作品的欣赏和作品对人们的启迪。清词妙曲出肺腑，情真意切感人心的李煜词，就是这样一棵长青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