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的肠子断了:青年与社会思潮研究（全文）

青年与社会思潮研究

（全文）

浙江省团校课题组

一、导  言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而世界全球化也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一背景下，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思潮跌宕起伏。表面上的此消彼长到底蕴含着怎样的肌理特点，青年和社会思潮有着怎样的密切关系，是为本课题的研究主旨。

所谓研究，在学术领域我们的理解是用所有的既定理论去衡量一切社会现实，同时又与这些既定理论保持一种审视的关系，并在审视中将存在凸现出来，即“我看”并“看见”。

将青年置于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语境中进行研究，在社会思潮众声喧哗的轰鸣里，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在“现代性”的世界图景中找到“中华性”，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对现实进行剖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评判。我们企图能产生对现状具有穿透力的思考。在抓住社会思潮与青年生成空间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尝试有针对性地释除一些思想认识上的困惑，同时透过实证考察、心理扫描来解析出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态势。

本文涉及的观念与文本，时间框定在改革开放至今（1978-2003年）的25年内。

1．社会思潮的概念和特点及其成因

何谓社会思潮？社会思潮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形成并广为传播的某种思想倾向、价值观念或理论体系，是一种常见的、重要的社会意识现象。

社会思潮具有6大特点：

（1）历史性。表现为社会思潮总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并带有该时代的印记，对该时代人们的精神层面、生活层面起着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影响。

（2）区域性。表现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文化背景、生产力水平的差异而生成的各异的社会思潮。社会思潮有国外引进的，也有本土产生的。

（3）群体性。表现为社会思潮在一定阶级或阶层的人群中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与支持，显现出绝大多数人的共鸣与趋同。

（4）功利性。表现为社会思潮作为一定社会利益集团的一种愿望表达，它总是带有明显的目的亦即功利色彩，与其利益和要求联系在一起。

（5）变异性。表现为社会思潮的时效，并非一成不变。当现有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方向一致时，其思潮就能保持、维护、控制在稳定的状态；反之，就会刺激社会信息反馈机制的调整，迫使意识形态升级换代，以新的面目出现。

（6）症候性。表现为社会思潮是社会心理和社会情感的表征，是政治、经济矛盾运动的直接反映。大量社会潜意识的产生和郁积会蔓延成某种症候，并以象征化的符号来宣泄。

以上这些特点相互交织，丰富而斑驳。

社会思潮的3大成因：

（1）知识界的舆论作用。前提条件是政治体制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状况。一般在社会转型期，这种矛盾运动的失调致使知识界以理论的形态做出解释，以代言人的身份揭示潜隐的社会心理因素，表达民众之政治倾向及要求，从而点燃导火线。

（2）媒体的推波助澜。前提条件是新思想新潮流的产生。媒体敏感的嗅觉迅捷捕捉观念的震荡和变革的元素，通过媒介传播做出自己的响应，推动社会思潮的全面铺开。

（3）政府与政党的宣传。前提条件是政府与政党操纵社会思潮，且使之成为正统的思想体系，上升为特定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掀起新一轮的思想运动。

以上这些诱因，有时会因为认同焦虑而互相利用。

2．青年和社会思潮的关系

青年和社会思潮的关系是研究社会发展的一个入口，是历史的一块切片。

社会思潮的主体是社会各阶层的成员，但青年作为社会的“晴雨表”，他们是最开放最活跃最少保守思想的群体，是各种社会思潮积极的参与者，追随者，传播者和实践者。从青年身上能够较准确、较全面地关照出整个社会的思想潮流走向。青年和社会思潮的关系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

在社会思潮的演进过程中，青年既有主动的承担又有被动的接受。一旦青年的热情被激起，思想觉醒，他们就会率先把理论变成实践变成批判的武器，做社会的“弄潮儿”。由于青年正处于世界观形成阶段，可塑性很强，加上情感、意志、自我意识发展的不平衡，极易受社会思潮影响，不管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社会思潮，总能在青年中最先赢得市场。社会经验的缺乏，政治上的不够成熟使青年容易被社会思潮所左右。但与此同时，社会思潮也为青年参与社会政治提供了契机，使青年能较顺畅地对社会发挥其承前启后、开拓创新的功能，并积极传播所接受、掌握的新思想，促进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在社会思潮的大浪淘沙中迅速成长。

构建青年和社会思潮良性的互动关系，基础是打破两个壁垒：一为社会对青年的符号固着。要避免在理解信息时因受到载体既有含义的影响，而使解读发生困难，产生歧义。二为青年对社会的情绪逆反。青年惟不过分自恋，有正确的角色指认，客观地看待社会，对社会既不神圣化亦不妖魔化，才可能完成其社会化。

3．社会思潮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头版头条上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此思想解放的闸门打开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意在“拨乱反正”而非“标新立异”，它不是一个新创的理论，只是重申了一个被人们遗忘的真理。相隔不久，著名美学家朱光潜于《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发表了《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一文，冲破了文艺创作和美学中的一些禁区，重新评价人道主义唤回人性尊严。文艺开始迎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天。

20世纪80年代社会思潮基本呈现为二元对立：改革与保守，开放与封闭。当时的思想文化空间只有一个：对于如何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如何看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如何评价人道主义、个人利益、市场经济和西方思潮等等问题，虽有截然分明的两种观点对垒，但因“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已经确定，那是民心所向，与之相关的思想文化问题尽管尚未完全解决，官方和民众所关心的问题却大体是一致的。

20世纪80年代，影响大的思想往往是抽象层次最高的哲学观念，比如对于人道主义和主体性哲学的讨论，对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对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性欲论、尼采的超人哲学的评价，以及国学的复兴，科学社会主义新思潮和观点的引介等。

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国际政局剧变，一些人开始困惑彷徨，一些人放弃人文理想，弃学从商。在短暂的沉寂和混沌之后，各种思潮浮出水面。其特征是民间性、多元化和非形而上学化，并且明显地分成了两个思想文化空间：一个是极左思想和改革路线的角力场；一个是新产生的民间话语空间。“民间”的称谓是暧昧的也是有歧义的，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它作为体制的参照系而存在。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根据自己的观察和观点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争论问题。这个空间中的论题与话语方式和上层政策及意识形态关系并不十分密切，受政局的干扰也相对较少，是中国思想文化非意识形态化，也即现代化、世俗化的标志。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思潮这一舶来品的迅速崛起，主要是肇始于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者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应邀在北京大学所作的一系列讲演。这个作为西方后工业社会反叛性的思潮，首先发端于建筑、绘画、诗歌、小说中的实验、新奇的反现代主义风格，后来扩展到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并从后结构主义、解释学中借用了若干哲学思想，与女权主义、族群主义等结构联盟。与后现代思潮相关或相近的，还有所谓的东方主义（从阿拉伯裔美籍教授E·Said的著作Orientalism而得名）、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等等。

后现代主义的核心是对现代性本身，以及孕育、支撑现代性的思想观念进行质疑和攻击，对主流文化、启蒙等所谓“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进行解构，予以反对。

跨入新世纪，似不再有什么“轩然大波”的思潮，思想探索与交锋的前沿问题转入市场经济中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政治文明建设问题；公共领域中个人权利的保护和政府权力的限制之类的问题；以及全球化思潮和民族、文化的问题。总之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问题。

二、文本研究

1．现状描述：时代的流变与魅力的转换

改革开放25年来，社会思潮的“热点”几经游离，从对建国以来社会生活历程的怀疑性思考，转移到探求对民族现代化和全球化道路的追寻性思考。思潮的阶段性频繁更迭，且同一思潮又表现出多种思考角度、多个认识层次间交叉渗透的复杂现象。这一过程可概括为：一条主线，两个方向，三个内容，六个阶段。所谓一条主线，即以人生探索为主线；两个方向，即围绕着对主观世界（自我）和客观世界（社会）的探索与认识两个方向展开；三个内容，即西方思潮（涉及哲学、经济、政治、生活方式等）、爱国主义思潮、全球化（现代化）思潮；六个阶段，分别是反思、追寻、喧哗、回归、爱国和全球化。

1978-1980：舔着伤痕反思

1978年伤痕文学弥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工作重点转移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社会思潮越来越集中于对政治文化、社会经济及历史的反思上，青年深感一代人的青春被耽误了，不满、愤恨由此萌生。时逢存在主义思潮流入中国，青年言必“萨特”。有人说，1979年是大学生转向西方思潮“求知问解”的“加速启动期”。“文革”造成的巨大创伤，使人在生存发展问题上产生矛盾，其中包括信仰危机、信任危机、人生价值危机，青年思考的问题紧紧围绕着如何认识人的价值、人的权利和尊严、人的价值实现等线索展开。1980年4月，北京两位化名“潘晓”的青工写信给《中国青年》杂志，发出了“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感叹，信发表后，引发了一场持续8个月之久的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

这一时期，迷惘、悲观、怀疑、逆反等情绪瘟疫一样在青年群体中互相感染，造成青年中三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一是信教青年急剧增多；二是自杀青年急剧增多；三是偷渡港澳台的青年急剧增多。据全国几个重要省份和大城市的统计，上述三种现象无论从数量还是数量的增长幅度看，都为建国以来历史上所罕见。从当时的分析资料中可以看到，轻生、厌世、对社会集体的不信任感以及理想的破灭感（这很大程度上受萨特虚无主义人生观的影响）是致使青年走向信教、自杀、偷渡之路的直接诱导因素。尽管这些现象只是滞留在少数青年的行为中，但却反映出这一时期广大青年的总体情绪特征——在深感人生缺憾的痛苦中产生的失落感、惶惑感和迷茫感。在这充满苦闷与追求、彷徨与抉择的痛苦振动中，当代青年一方面终于唾弃了现代迷信和它所衍生的最大的“公”就是“忠”的人生教导，开始用自己的眼睛重新看待人生（这是萨特人道主义的个体本位思想对青年形成自我意识起到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又陷入了人生的信念由破碎到重建的过渡时期新的不平衡中。1980年4月，当清华大学化工工程系77级二班的同学率先喊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时，随后更多的青年喊出了“自我设计，立志成材”等口号，这是他们舔着伤痕反思后发出的呐喊。

1981-1985：从追问到追寻

1981年3月20日，北京大学学生在庆祝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冠军的游行集会中举起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旗帜，引起全国亿万青年的强烈反响。

此时，大量西方理论的译介首先对青年知识分子产生极大的震动，其中以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狄尔泰的意志生命和生命哲学为代表，强调乃至夸大人的意志，并将意志置于本体论地位，从生命的意义上立论，要求“重估一切价值”，形成了非理性主义思潮。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说亦风靡一时。1983年前后，《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书籍以其对未来世界具体的预测性描写吸引了众多青年的目光，一时间，未来主义思潮迅速传播开来。随后，西方经济思潮开始传入中国。特别是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社会转型实质性启动，农村改革向城市改革全面展开，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成为整个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英国人凯恩斯在承认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思想和日本企业管理理论都深受青年追捧。青年们试图从品类繁杂的西方理论中找出关于实际生活的图解和阐析。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现实的政治体制不适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的矛盾更加突出，政治体制改革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各种西方政治思潮也开始在中国兴起。现代西方政治中诸如分权制、制衡制、多党制，以及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纷至沓来。从1981年至1985年，青年寻求民主的热情绵延还断，各行各业，各个层次的青年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着，并有明显的盲目效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形式的印迹。

在企业，青年们纷纷要求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毛遂自荐者、献计献策者不乏其人。在农村，广大青年农民则从对封建家长作风和宗族观念的反感情绪，对包办、买卖婚姻的反抗中，向新一代农民应具备的民主权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学校，尤其是高等院校，对民主管理学校的要求越来越高，参与国家事务的愿望也日趋强烈。从单纯的要求民主自由发展到对党内腐败现象的气愤和斗争，以及对社会主义法制的呼唤，深刻反映了青年在新形势下从追问到追寻的过程。特别是1984年后，改革为青年施展才华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许多青年因此认为个人奋斗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好途径，一时间跳槽、辞职、下海，热浪滚滚，并在早期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思想中找到理论依据。

1986-1989：喧哗与骚动

1985年以后，改革向纵深发展，改革的受阻面也逐渐扩大，各种矛盾日趋尖锐，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哲学思潮出现“尼采热”、“实用主义热”，其振幅强度超过此前的“萨特热”、“弗洛伊德热”；经济思潮从凯恩斯主义转向弗里德曼主义，表明经济价值取向更为激进；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也伴随着各种西方思潮开始涌入中国。到了1989年初，可以说是西方社会思潮十年东进，交织汇聚，涌动共振，各种思潮传播均达到了高峰期。自1986年起，“校园文化”热和大学生社团纷呈，“中西文化讨论热”、“西方思潮热”、“《河殇》热”、“忧思热”成为大学生时尚思潮；同时青年文化的社会价值参照系发生明显的裂变与倾斜，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情绪不断增长，深感中国人的丑陋。

1986年5月9日，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以一曲《一无所有》唱尽了一代人心中的失落与悲凉，憧憬与焦虑，希冀找回生命存在的全部真实。

作为舶来品，后现代主义思潮通过校园文化，影响着大学生的精神结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王朔的“玩主”，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深受大学生们的欢迎。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基本精神是对传统进行解构，颠覆固有的价值体系，这一点极易与青年沟通，并发生共鸣，再加上其快速、拼贴、复制的艺术风格，使青年的激情得到宣泄。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青年受自由化思潮影响，加上社会改革中遇到的一些困难，青年对社会的不满急增，并汇聚成一股激流，以惊涛拍岸之势冲击着大学校园，引发了1986年底的学潮。1987年初，学潮平息了，青年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下来，“政治”失落感，使他们开始忙着跳舞、经商、谈恋爱。所谓 “1986年谈民主，1987年谈恋爱，1988年谈经商，1989年谈出国”，正是此景的真实写照。由于校园是各种社会思潮的集散地，急剧的社会变革、外来文化的冲击、经济过热以及社会情绪聚焦成了诱发政治风波主要因素。从一定程度上说，1989年“六四”风波的发生乃是“全盘西化”和民族虚无主义的产物，它的平息，似乎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青年的政治热情划上了一个休止符。许多青年在经历了“六四”风波后，感到理想和信仰无家可归，他们把自己的精神寄托在行为艺术及后现代主义作品身上， “埋着头/向前走/寻找你自己/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为着理想而流浪，“喧哗与骚动”的后现代主义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沉寂。

1990-1994：回家的路并不好走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面临着两大挑战：一个是新科技革命的挑战，一个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挑战。面对苏东剧变这一国际局势，部分青年开始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幻想“民主社会主义”是一条新的出路。由于众多青年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比较理想化，对社会的期望值偏高，加上部分青年缺乏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看待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这就决定了一些青年易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曲折出发，产生社会反差感，以致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成果产生怀疑，甚至否定。

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旅行，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个春节，青年被“我想有个家”的感性唱词所打动，“归家意识”使他们更渴望了解国情，并由此以务实、理性的眼光来把握现实。“寻找毛泽东”和“鲁迅热”在20世纪90年代青年中悄然升温，表明20世纪90年代的青年在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又开始进入重新思考、自省的时期。

1992年1月，上海一位化名“梅晓”的大学生写信给上海《青年报》，就“我该怎样选择生活”提出一系列非常实在的有关“形而下”的人生问题。这封来信坦然地表达了当代青年自我选择生活的新困惑：现代人注定要捧着灵魂生活，既不愿把它交给天使，因为这太吃亏，也不愿把它交给撒旦，因为这太卑鄙。有没有既不吃亏又不卑鄙，既完善人格又不碰得头破血流，既有价值又不失感官生活快乐的道路可走？《青年报》就此发起一场新的有关人生观问题的大讨论。虽然这场讨论的影响波及面不如十年前的那场人生观讨论，但它揭示的哲学命题——“人怎样活得更好”，标志着20世纪90年代青年人生价值观的新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中国青年》杂志从1991年以来所组织的与上述命题相关的热门话题就有：关于“‘没活干’还该不该拼命干”的讨论，关于“从自身做起顶用吗”的讨论，关于“我的用武之地在哪里”的讨论，关于“我们怎样看待中国新富豪”的讨论，等等。从这些讨论中我们不难看出，青年关于人生价值观的思考少了些坐而论道的东西，多了些世俗实在的内容。他们普遍要求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努力使自己成为有用的人，不能不说这是青年的自我实现观的崭新的回归现象。

20世纪90年代的青年力图从浮躁走向务实，从冲动走向理性。一方面，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或积极或消极地接受了1989年的政治教训，下决心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另一方面，他们为新一轮改革大潮及取得的成就所鼓舞，因而再一次把关注的视线从乌托邦式的政治梦幻转向了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实际利益。于是，政治思潮退了，文化思潮去了，哲学思潮也去了……取而代之的新热点是：经济管理、公共关系、外贸商务，亚科卡、哈默、松下幸之助等实业巨子的发迹史让他们着魔。青年一代对社会和人生的关注日益具体化、实用化，盲目追求西方思潮者少了，研究东方文化传统、中国现实国情者多了，夸夸其谈、好高骛远者少了，积极实干者多了。实用主义思潮在新的层次上和更大的范围里被青年一代所接受。

1994年盛行的实用主义对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一些新生刚进校就把“搞好关系、以利将来”当作自己的任务，在为人处事上显得精灵、机巧，在学习知识、选择课程以是否“实用”为标准，对自己认为是“不实用”的课则能逃就逃，不能逃则“身在曹营心在汉”。社会商品流行色在校园里更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到处可见“招聘”、“直销”、“特价转让”、“跳楼大甩卖”等广告、海报，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大有压倒一切的可疑。甚至连浪漫的爱情也开始变味，谈恋爱目的在于“解决临时困难”和获得实际经验，跳出传统的“交往——恋爱——结婚”的“爱情三部曲”的束缚，只要现在拥有，不在乎天长地久。就业时对单位的选择着眼于实惠和实利，因而三资企业、沿海地区、“肥缺”部门成为大多数学生的首选对象。

青年学生由于自身成长的特点，不安于书斋寂寞和温文尔雅的学堂生活，不满足于象牙塔里的博学多思，急切向往投身社会，付诸实践，渴望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本无可厚非，但在部分青年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强化了的功利倾向、扭曲了的成功理念、过于实用的个人设计等现象实在令人堪忧。

1996-1999 ：爱国主义的激情与理性

什么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民族文化传统、民族意识、民族情感的集中体现；是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是将关心、维护国家利益作为最高理想信念和行为准则的激情与理性。

存在决定意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促使中国青年爆发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潮的主要原因：一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西方的制裁不仅仅是政治企图，而且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青年对祖国利益的维护成了青年爱国心的基础。二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先是美国国会阻挠中国申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接着，美国又擅自向台湾海峡派出大型舰队，这一切都引起中国青年的义愤，促使中国青年不得不发出《中国可以说不》这样的强音。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加强。1994年中宣部制定《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以后，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消除了部分青年思想上的混乱。

1996年至1999年，有了几次令人瞩目的爱国主义热潮：申奥行动、迎接香港、澳门回归、抗洪救灾、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及“王伟”事件等。其声势浩大，令人激动。青年自身也在呐喊与奋争中，经受着爱国主义传统的洗礼，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气节。事实证明，1998年的特大洪水没有冲散中国民心，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却给吃肯德鸡、喝可口可乐、受西方文化影响长大的一代青年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使他们认识到只有国家富强才能抵御外来侵略，才能真正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站稳脚跟。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青年爱国主义思潮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青年产业工人和大学生上街示威游行，青年学者出版大量的著作和论文，如《人类的希望在中国》等。在这一爱国主义思潮影响下，中国青年的民族正气抬头，中华民族不可辱，中国要发展、要卧薪尝胆，成为青年共同的心声。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克林顿总统面前义正词严地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提出质问；清华大学一年级学生自费筹建网站，开列出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8个专栏；在日资企业工作的青年工人拒绝向日本人下跪……

几代人的强国梦啊！

2000-2003：全球化的舞台布景

新世纪，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等形势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国际学术界和思想界观点纷繁，思想活跃。随之而来的社会思潮的演变轨迹出现转折，魅力转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现代化思潮和全球化思潮。

现代化作为一个国际性思潮由来已久，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揭开了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新篇章。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与国际接轨，当我们迅速汇入国际经济体系之中，全球化思潮开始全方位地渗透进来，使中国青年的观念、意识、生活准则均呈现新的指向。

首先是生活价值观的普遍认同。知识经济时代与网络化生存方式的演进，为当代青年的发展和成功提供了机遇，促进了人的成长。在网上，不同的思想意识、文化观念、道德行为、价值标准云集交汇，跨国界交流司空见惯，其公开性和平等性前所未有，因而形成被各国青年所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并不足为奇。

其次是“地球村”意识的强化。对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风云变幻给各国造成的深刻影响有了愈来愈真切的感受。2003年5月，我们在对浙江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调查显示：当问及“过去一年多，哪些新闻事件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按优先顺序选5项）”时，答案排在第1位的是“美英对伊发动战争”（占91.5%）。青年对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保护世界和平的愿望愈来愈强烈，“厄尔尼洛”、“非典”现象日益频繁肆虐的事实警示了青年，使青年积极投身于“绿色环保”大军中。

再次是异质文化的吸纳。受全球化思潮的影响，青年开始较冷静地看待异质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并吸纳其中优秀、健康的成分，力争实现与世界的沟通和融合。

全球化是当代最为重要且来势最为凶猛的思潮之一，挑战是显而易见的。接下来的问题是一味讲经济全球化，是否也不该忽视人的全球化？经济可以全球一体化，那么文化是否应该坚持民族性？“文化霸权”、“文化殖民”正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全球化的限度在哪里？

2．实证考察：沉重的翅膀与艰难的羽化

蝴蝶本来只是一条毛毛虫。毛毛虫蜕皮数次变成蛹，蛹再蜕一次皮，方能长出翅膀。对于六足四翅的昆虫来说，两次蜕变是它们成长的过程，生命的实现。

青年面对潮起潮落的社会思潮之舞台，如蛹化蝶一般，令人想起挣扎之苦。

考察之一：“潘晓讨论”，反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一次尝试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学的时候，我就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我想，我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我开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对人生的看法：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着，就应该有一个崇高的信念，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

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尔后愈演愈烈……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

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彭波主编：《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潘晓讨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

这就是在《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在醒目位置上发表的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这封饱含人生创伤的信，交织着沉重、幽怨、郁闷、诚挚和激愤的信，即使今天读来也仍然令人动容。这一问号使“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心底里一直珍藏的美好轰然崩塌，某些蛰伏的东西被猛烈震醒……当时《中国青年》的女编辑马丽珍这样评价：“它实际上是一份思想典型材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青年思潮”（彭波主编：《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潘晓讨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应该怎样看待人生？怎样对待人生？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何在？生活的意义何在？

20世纪80年代初，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似乎正好适应了青年一代的迷惘的思绪，尽管形成的社会条件完全不同。在深刻甚至痛苦的反思中，“潘晓”信中提到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成为青年讨论和争执的焦点。绝对的“大公无私”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价值观念开始被青年们所怀疑，而以“自我”为出发点，注重个性解放，“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成为青年的热门话题。正如“潘晓”之一黄晓菊所说：“回首往事，我想，那场讨论的真正价值或许不在于它得出了什么结论，找到了什么答案，更主要的在于它第一次打破了长期的思想禁锢，引发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对自我存在的重新认识，对自身价值的深沉思考，对个人与他人、自己与社会的关系重新审度。”（彭波主编：《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潘晓讨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

20余年后的今天，中华大地上已发生了重大变革，社会转型给人们思想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振荡和困惑，就此来看，关于人生观的讨论并没有结束，潘晓来信仍具有深刻的纪念意义，“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在实际上已经获得相当多数青年人的认同。1998年，浙江省青少年研究所对当代浙江城市青年发展状况作了一次大型调研，调查中发现有51.9%的青年表示“赞成”或“比较赞成”“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观点，而明确持“反对”意见的仅占19.4%（浙江省青少年研究所：《当代浙江城市青年发展状况调查报告》，载《青年工作研究与实践》，1999年第1期，第7页）2001年“跨入新世纪的浙江青年”调查中，面对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选择时，84.6%的大学生认为会“在不损害集体利益的前提下，维护个人正当利益”，这再一次说明当代大学生在高扬集体主义精神的同时，对个人利益也采取了较为务实的态度，体现个人与社会相统一的人生价值取向（张兵主编：《跨入新世纪的浙江青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

青年的价值评价标准从过去单一的社会、集体转向社会和个人的结合，这是时代的一种进步，但20世纪80年代存在主义的价值虚无和绝对自由也容易导致转向另一个极端——绝对自我。青年在反思的过程中渗透进了怀疑、自卑甚至抱怨的成分，由此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民族虚无情绪的上升准备了思想与心理基础。

考察之二：“出国热”，临摹西方的一种情绪

张扬个性及主体意识的萌发，使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充满了对国家刚刚过去的历史的批判。随着国门大开，国际交往增多，中国经济较之西方发达国家的明显差距触发了青年的忧患意识，增加了对民族、历史反思的新视角，出现了激进化倾向，比较鲜明的特点是对本民族历史、文化近乎苛刻的全盘指责与批评。这一文化批判集大成者，便是著名的《河殇》。

1988年，中央电视台两度播放了六集电视政论片——《河殇》。片中的质疑或否定，起到了对传统和现实全面否定的舆论效果，也造成了易于全面接受和移植西方当代思潮的思想真空带。20世纪80年代，“中国，如何如何；外国，如何如何”或“中国人，如何如何；外国人，如何如何”的比照批评，成为流行于中国大陆的汉语常用句式。美国的自由与民主，美国的好莱坞梦幻，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无一不令中国青年羡慕与向往。

国际竞争加剧，世界日新月异，怎样防止因贫困落后而被动挨打的历史重演？怎样才能突破危机，抓住机遇赶超西方？人们进行着一轮又一轮的争论与思考。“这个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对西方思潮（特别是对美国意识形态）极其缺乏审辨和评价的能力，而表现出非常被动、屈从、依附和攀附的性格。”“新生代的思想界却在‘全盘西化’的幼稚观念下，重新建树起一种新的教义和偶像崇拜：这就是对美国和西方价值观念的盲从、迷信和崇拜。”（何新：《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6页、第426页）这份情绪集中表现为“出国热”的升温。据统计，1978年至1997年，我国有30万人出国留学，其中自费出国留学人员超过一半。20年间，学成回国的人员不到1/3，其中自费留学生回国率只有4% 左右。绝大多数的北大、清华学生都是靠奖学金出去的，属于自费留学的群体。如果按照上述比例推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滞留海外（邹声文、孙承斌：《名校大学生出国意向说明了什么？》，新华网2002年4月1日）。中国首轮“出国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青年与主流社会、主流政治的疏离感在加强。

今天，出国仍然是众多莘莘学子毕业时的常规选择。北京高校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大学时代要有‘寄托’”。“寄”是指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托”是指托福考试。由于申请国外大学奖学金往往需要GRE和托福成绩，考“寄”、考“托”因此成为许多在校学生的“寄托”。据介绍，1999年北京大学共有790多名学生一毕业就直接出国留学；2000年，这一数字超过了800；2001年达到950多，接近毕业生总数的30%。在清华大学，这一趋势同样明显。1998年，清华大学毕业生直接申请出国留学的为760多人；1999年为960多人；2000年突破千人大关，达1120多人；2001年继续保持在千人以上（邹声文、孙承斌：《名校大学生出国意向说明了什么？》，新华网2002年4月1日）。近年来，留学生更有低龄化的趋势，在每年2万至3万人左右的自费出国留学生中，中小学生留学人数就占到一半。

当46万中国学子出现在世界103个国家的高等学府，当“中国面孔”在越来越多世界顶尖大学成为留学生的“大多数”，当出国留学已成为高校毕业生乃至中学毕业生的主流选择之一，尽管出国留学日益升温，并且居高不下，但“留学热”已不再是一股忽涨忽落的风潮，而逐渐成为常态并日趋理性与务实。从出国的动因、留学目的地的选择，到留学生活的安排和未来人生的规划，都更加丰富多元。不少留学海外的学子已不再仅仅把留学当作未来生活的铺垫、提升个人“身价”的手段，而是把漂泊求学的日子当作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作一种生活方式，悠游随性，享受体味。“出国，留学，吃苦，受累，所有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人们究竟在什么地方迷失了自己。”这种声音日益清晰，也从另一侧面显示出青年人的理性思考。与以往几代留学生相比，新一代留学生们少了贫困的折磨与动乱的不宁，多了平和的心态和富庶的大度；少了解不开的历史恩怨，多了世界性的视野。

1999年赴英国读预科、2001年被剑桥大学录取攻读工程学的徐海天说：“我们这一代留学生多数都是自费的，一部分是拿了奖学金的，打工留学的生活可能从我们这一代起终结了。”他表示，在他的同学中，拿奖学金、打工挣钱的愿望都不迫切，拿奖学金只是为了向国内的父母好友证明自己的成绩。但同时，“不打工的学生似乎不叫真正的留学生，没有过打工经历的留学生活就不叫真正的留学生活。”所以，他们中的不少人也加入了打工的队伍，“挣多少钱不是我们的目的，经历才是我们要的。”（《理性与务实，当留学不再是风潮》，新华网2003年6月5日）目前“归国热”也在逐渐的升温，大批海外中国留学人员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创业，将他们在外国学到的知识和接受的观念带了回来。有中国官员说，估计今2003将有1.3万留学人员回国，而且这一数字正以每年13%的速度增长。

考察之三：“国学热”，在西方强势话语下自身话语的一种重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蔚蓝色文明”的向往成为青年的群体心理，以至于美国政界和学界普遍认为这一代中国青年会变得日益亲美。但事与愿违，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改变了原先对美国的看法，特别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在大学校园，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情绪与意识出乎意料地复苏和发展起来。

1990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来自海外、署名闻迪的长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几乎与此同时，一位国内的年轻学者何新在北京大学对1990届毕业生作题为《我向你们的良知呼唤》的演讲时，发出这样的诘问：“美国好，是你的家吗？”并进而提醒青年人：“以别人的价值为价值，以洋人的承认为承认”，“这本身就已说明，国家已经危险到何等程度了。”“这个世界始终是强者生存的世界。一千年前如此，一千年后还是如此。想生存就要发愤图强，而要图强只能靠自己。”（房宁等著：《成长的中国》，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8-79页）闻迪与何新，一外一内，揭开了批判20世纪80年代全盘西化和民族虚无主义倾向的序幕。

1996年，一本销量达300万册的《中国可以说不》在中国大陆刮起了“从亲美走向反美”的旋风。正如此书中所言，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里，“那些怀念冷战时代、热衷于制定‘对抗’和‘遏制’政策的政客们应该明白，他们已经使中国人特别是中国青年厌烦、反感到了极点。”（宋强等著：《中国还是能说不》，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381页）《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成为民族主义真正谋求独立话语权并让人们切实感受到其力量的象征。《中国可以说不》的意义或许不在于书本身，而在于它的影响，在于有那么多的人，特别是青年关注这本书。

“六四”风波的教训，使中国青年终于开始意识到，西方思潮并无能力解决中国问题，何况中美关系在90年代的磕磕绊绊，使中国民众不断感到美国强加给中国的屈辱和民族痛楚。中国人都记得1993年9月23日，那是一个争办2000年奥运会的不眠之夜，结果是中国的努力失败了。当中国人终于明白西方绅士绝不准备在“龙年”给中国龙祝贺“生日”的时候，与中国老百姓内心的沮丧同时掀起的是一阵狂飙、一股反思的热浪。1999年5月8日，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国青年和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一个顶峰，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民众在各地开始反美的示威游行，某些城市甚至出现过激行为。紧接着，在2001年又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充满血腥意味的国际现实震惊了中国青年对于美国的梦想，引发了青年对近20年来顽固的美国情结的全面清理，刺激了中国年轻一代的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帮凶”、“卖国贼”等成为BBS上屡见不鲜的词汇。

尝试在西方强势话语下建立自身的话语逻辑，曾被鄙弃的中国传统经典研究就成了一种新的热潮：“国学热”。“国学热”这一现象在文化学者那里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和说法。但一位曾经历过风波的年轻人瞿湘在其专著《人类的希望在中国》中，所述的或许能说明“国学热”兴起的某些成因。“本书反思批判的种种学术误区，几乎都曾被我狂热地赞美、拥护过。……那时，我极度崇美亲美，一心一意以为，只要照搬了美国的一切，只要照着美国主流学者们推荐的东西去做，中国的富强、民主、文明就会如同免费的馅饼从天上掉下来。使我摆脱西方中心论、西方价值观思想桎梏的‘导火线’是台湾事件。这一事件后，如亚瑟般狂怒的我狠狠地打碎了心中亲美崇美的神坛，并试图沉静、读书、思考……我捧起了从前根本不会想到要读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哲学笔记》、黑格尔的《小逻辑》……最终，《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哲学批注集》、《邓小平文选》等成为我最爱读的经典著作。”（瞿湘：《人类的希望在中国》，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在“国学热”的浪潮中，毛泽东的“冷”与“热”，可以视为对当代中国青年社会思潮典型化的解读。20世纪80年代，毛泽东几乎成了被社会“遗忘的角落”，其待遇不仅是被冷落，更多的是被否定与批判。批评毛泽东成了一些人取得学术成果、获得名声的捷径。然而，1990年，“毛泽东热”以音乐磁带《红太阳》的流行为起点，迅速弥漫社会各个角落。据不完全统计，在发行后的半年里，《红太阳》销售了500万盒。20世纪90年代之初形成的“毛泽东热”，一直持续到了现在。在跨越世纪的时候，香港的自由民意测验更把毛泽东选为千年伟人并名列前茅。“毛泽东热”表明了中国青年的一种情感——一种经过改革开放价值震荡之后重新体验被冷落的本土历史的情感，这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回归的一个重要标志。

20世纪90年代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如何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如何自觉抑制西方经济、政治、文化霸权，如何在与西方的交流与竞争中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实现本民族的发展等问题被提了出来。要想对抗西方文化在其世界性扩张过程中的咄咄逼人，就必须重建自身话语，并走出“国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

考察之四：“911事件”与“非典”，诉诸理性的一次表达

跨入新世纪，青年“态度的相对同一性”完全失去，脸谱化、单一化、一个统一的、可以进行有效对话的思想界似乎不复存在。奇装异服、狂言酷语、发染五色的“新新人类”，宣称“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他们无时不想超越现实和传统的规则，挣脱由别人替自己进行的人生设计，痛痛快快地出走，去一个“没有父辈意志，没有陈规陋习”的地方。他们由衷地展示其“原生态”的丰富与复杂。

2001年9月11日，当电视镜头上出现代表美国资本主义的曼哈顿世界贸易大楼在瞬间分崩离析，轰然倒下的一刹那，相当多的中国青年对此幸灾乐祸。世艺网在第二天的BBS上，出现了这样的帖子：“美国出事了！好乐好乐。美国！它也会出事。……”；“美国人民的生命尊严也有人漠视。呵呵呵……”

大话西游之炸摩天大厦版：

“布什：哎呀，你真的要炸吗？你真的想炸吗？你为什么要炸呢？你想炸你就说一声嘛，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真的想炸呢？你说了炸，我能让你炸吗？大家讲道理的。

恐怖分子（抄起飞机）：大家都看到了吧，这个家伙成天完没完了，像只苍蝇，不，不是一只苍蝇，是一堆苍蝇，飞来飞去，唧唧歪歪，这里说和平，那里说和平，这里炸使馆，那里炸平民！我要抓住这只苍蝇，炸掉他的高楼，封住他的臭嘴，刨出他的肠子，然后绕住他的脖子，我绕呀绕呀，然后使劲一拉，整个世界都安静。”

从论坛上滚滚而来的帖子数量，从贴上的一目了然的言语中，可以看出中国青年普遍的快乐情绪。

但不久一些网友便开始发出理性的呼声。风箐阳在文学城网上指出：“死难者无辜！中国人不该幸灾乐祸！美国政府应当反省”。左其也在世艺网上发表《不应该把对美国幸灾乐祸与漠视生命混为一谈》一文，指出：“对美国幸灾乐祸只是一种对帝国主义的情感流露，并不表明我们许多同胞就漠视个人的生命”，并强调：“这次活动至少是对美国霸权不可战胜神话的一次打击，是对美国人的傲慢的打击。但是，也有弊端，首先当然是伤及无辜，其次，大家已经看到了，美国正利用这件事为借口插足阿富汗，形成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包围，这是对中国的战略形势不利的。”到了2002年，论坛上诉诸理性的倾向已十分明显。

2003年，自北京发现“非典”疫情以来，面对“非典”，大学生该不该离校，成了高校校园网上讨论最多的话题。4月25日，网友菜园子张清在一个论坛发表了《为80年代后出生的大学生感到羞耻》，文章说：“80年后出生的大学生们终于要登上历史舞台了。历史确实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尽管是中国人的一场灾难，让他们展现自己的风采。然而——SARS来了，他们跑了。”菜园子张清的这篇文章迅速在各个论坛上被转载，“声讨”轰轰烈烈地展开。对20世纪80年代生人的声讨也由“出逃事件”延伸到对他们方方面面的批判，批判者把其定位为“自私、没有责任感”的一代。

其实，在“非典”肆虐的日子里，选择逃跑的大学生只是极少数。5月2日，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成员、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蔡赴朝曾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前一段时期有大学生离开学校，离开北京，但“人数不多”，用“大逃亡”的提法来形容这些热血青年，“不确切”，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北京学生李焱也在网上为包括自己在内的年轻一代申辩：“在国家已经向我们申明利害之后，仍然置社会的利益、国家的要求、学校的规定于不顾的只是一部分人的行为，不应该把打击面扩大化，让所有‘80年后出生的大学生’一起来替这少数人背黑锅。”

大部分的大学生在这场灾难中力尽自己的微薄力量，开始了一次特殊的成长。一位学生在北大的BBS上留言：“‘社会责任’，这个词平时看起来是那么宏大，但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正面对它那最琐细、最平凡的容颜。从某种意义而言，不仅仅是那些可敬的白衣战士，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战士，战斗的方式就是留在疫区——尽管它危险，但这是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解放日报》登载了上师大女生徐晓玲给母亲的一封邮件。从这封邮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位普通大学生在面对隔离时所表现出的社会责任感。

“亲爱的妈妈：

请先原谅我撒了谎。昨天你问宿舍楼是不是被隔离了，我咬死说是谣传，其实那个‘非典’疑似同学就住我斜对门，能不隔离我嘛。隔离，是为了我的安全，也是为了所有人的安全。撒谎，是怕你和爸爸担心。幸好，一切都过去了，那个同学半小时前被排除‘非典’可能。我们‘解禁’了！我，平安无事！……

隔离，对我来说，是一种责任，却也是一笔财富。经历‘非典’，让我看到更多，更加成熟，‘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今天，我们的隔离解除了，相信全世界的‘非典’警报，也会很快解除。……”

考察中国青年社会思潮的风雨历程，很能发人深省。社会思潮的交替上台，后期思潮总对前期思潮作不遗余力、针锋相对的批驳、反击与贬黜，表现出思想领域大大小小的“汤武革命”。因此，考察、反思都是必须的。

3．心理解析：追慕的涌动与怀疑的沉浮

青年在社会思潮中既表现得十分活跃，同时又矛盾重重，有追慕的涌动，有怀疑的沉浮，当我们寻找心理的依据时，发现这是个忧喜参半的世界。

解析之一：掀起头盖，新奇与盲目的一次精神探航

流行是一种从众现象，带有明显的时代风貌，体现了人们的一种心理认同。20世纪初，一些社会学家把模仿看作为先天的倾向，认为人类有一种天生的冲动要去照样做其他人的行为。社会生活的内容若长久缺乏变化，人的精神面貌就会缺乏生气，就会有人企图用模仿新奇来打破内心对陈旧生活的厌倦，心理学称之为“求新心理”。

中国青年就这样改变了。喇叭裤、紧身花衬衫、蛤蟆眼镜、邓丽君歌曲、双卡收录机、台湾校园民谣、迪斯科、交谊舞、迷踪拳等，与文革期间满街的“清一色”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改革开放，好像窒息已久的人呼吸到了新鲜空气，青年人领风气之先河，推进着爱美求新、五彩缤纷的服装潮流，自然，这种表现自我凸现个性的心理，也引发了众多守旧者们的反对。1979年6月，《中国青年》刊登了《谈引导――从青年人的发式和裤脚说起》的文章，透过对青年该不该穿喇叭裤的争论，我们看到了在新时代尊重个性、尊重自我选择的重要性。

面对文化多元的图景，文革的创伤，怀旧的压抑，精神出现空场，这些都急需新的心理补偿。青年们一面“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清晨来到树下读书”，感受《外婆的澎湖湾》、《童年》、《兰花草》、《小儿郎》等清新、优美的台湾校园歌曲，一面心里诧异“资本主义怎么也有这么好听的乐曲？”被称之为“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糖衣炮弹”的迪斯科，成了中国青年内心压抑、郁闷的间接爆发和直接释放，而“迷踪拳”的兴起纯属“国粹”武术的发展。1981年电影《少林寺》火爆神州，习武健身成为当时年轻人的时尚潮流。1982年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始风靡，无论学生还是社会青年都沉浸在情节离奇的行侠仗义的江湖义气中，这种“成年人的童话”，满足了他们“扫平世界一切不平之事”、“安良济贫”的争强好胜心理。1983年，随着由香港亚洲电视台录制、广东电视台配音译制的《霍元甲》在国内各地播放，该剧主题歌《万里长城永不倒》点燃了年轻人壮体强国的激情，霍大侠红遍大江南北。在这里既充分地满足了改革开放初期青年人的求新、求胜的心理，同时也表现出其中的缺乏分辨与部分盲目。

在现代社会，越是具有文化开放的能力，就越需要构建起自己的精神家园。文化思潮的整合必须是以承认文化的主导为前提的，既不能以一元抹煞多元存在的事实，更不能以多元而取代一元指导的意义和作用。

解析之二：各路英雄竞风流，生命与梦想的一场现实较量

从青春期走到成年大约有10多年的时间，这时的青少年对周围的世界有了新的观察与新的思考方法。他们经常考虑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社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社会，从别人对自己的态度中，从自己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中，逐渐认清了自我，同时也初步认识了自己与未来社会生活的关系，心理学家认为，这种同一感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和社会。

萨特在《禁闭》的剧本中有句名言：“他人即地狱”，鲜明地表达了存在主义的哲学观点。

中国社会全面拥抱萨特的存在主义，对过去的留恋和对现代社会异化的反感一起构成了新文学的主要情结之一。

20世纪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伤痕文学”已经在文坛上取得了合法性的地位，并迅速在全国形成潮流。以北岛、江河、顾城、舒婷为代表的诗人成了青年崇拜的对象。同时，部分青年开始研究美学。这时的“文学青年”和“美学青年”都对社会怀有一颗赤子之心，他们的感情是纯真、执着的，迫切希望国家立即强盛起来，但他们的内心却是脆弱的，极容易愤怒。他们在报纸上撰写文章抨击所有的不平和腐败，并在大街上与一些不守社会道德的人理论甚至大打出手，表现出他们心理即成熟又不够成熟的一面。不可否认，正因为如此，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令人怀念。当时的存在主义竟成了中国社会清算“文革”灾难的一剂猛药，并在20多年后的新世纪被快乐的新生代们渐渐地遗忘，历史的悲情与喜色尽在其中。

在开放社会里长大的一代人是幸运的，他们不必也从来没有遭遇过存在主义者所必须面对的置之死地而无以后生的情感与心智的痛苦抉择。无论在道德上还是情感上，新生代都不再背负义务和责任。今天的人们最大的情绪起伏不过是每天股市的涨落而已。在快乐和享受被迅速普及化之后，存在主义所拥有的本质倾向受到瓦解，且逐渐转化为一种轻飘得让人熟视无睹的社会常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无论作为个人抑或群体的精神追求，已没有太大的现实性了。

解析之三：市场经济浪潮起，生存意识与物质时代的一轮利益冲突

心理学认为，从众行为是由于在团体一致性的压力下，个体寻求的一种试图解除自身与团体之间冲突、增强安全感的手段。个体不仅于行动上表现出来，而且也会在信念上改变自己。现代社会的某些价值定势，极易使青年的心理发生不平衡，当金钱成为某种衡量人的价值大小的主要尺度时，青年难免采取从众行为，以求得心理平衡。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的洪流掀动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思潮泥沙俱下，拜金主义猛然抬头，在“一手硬”的同时，“另一手”却明显软弱。“一切向钱看”多少反映了人性确实有丑陋的一面。“红眼病”的心理与腐败现象纠结在一起。

那个时代的标签就好像现在无数个正在建设的建筑工地一样，一切都在破坏和建设中。政治在变革，社会急速转型，经济的利刃无处不在，市场运作法规和秩序尚不健全，原有的道德失范，明显的功利化倾向，对青年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物质上也许不再一无所有，精神却处于贫困，仿佛一脚踏入悬空之中，“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太快”。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影响，把“挣很多钱”、“当官发财”作为人生幸福的标准，把奢侈、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最大目标。在大学里，一些学生产生了厌学情绪，高歌“六十分万岁”；一些人将文凭仅作升级的筹码，“理想理想，见钱就想”，“前途前途，有利就图”。一时间，困惑和焦虑弥漫。“是谁发明了钞票，它在世上称霸道……”萎靡、玩世不恭，尽显当时青年人对钱又爱又恨的潜意识。

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允许一部人先富起来，人们的收入差距开始不断扩大，社会分配不公的情况并不少见，加之传媒对社会上“大款”们豪华的高消费生活的有意无意的渲染，生存意识和物质时代的利益冲突给青年心理以一次又一次的震荡。

解析之四：寻找遗失的世界，卡通与网络的一次文化密谋

行为主义者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通过控制、调整、操纵人生活的环境，就可以造就出符合要求的人，因而人不具有任何神秘性，不过是刺激反应的产物，其口号是：“给我产品规格，我就给你生产出符合要求的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则认为人是潜意识的产物。要调整人的行为，必须把人心灵深处的隐秘挖掘出来作为科学分析的材料。我们知道，神圣性来源于神秘性。对原始人来讲，自然界的一切都是神秘的，于是他们造出许多神来和无法控制的自然取得和解。当人的理性和科学使自然界变得越来越透明后，宗教性质的神圣渐渐退到了只属于精神生活的领域。情感世界传统上是重个人体验、重宗教启示的神秘领域，是人区别于其他一切生物或非生物的最高标志。当冷冰冰的理性科学侵入到这个世界后，人没有了任何神秘性和优越性，还剩多少神圣与尊严？于是开始寻找童年，寻找遗失的世界。

“卡通文化”于20世纪80年代涌入我国，随后迅速占领了我国的文化娱乐市场，近年来更是充斥于电视、图书、报刊乃至广告、玩具、生活用品及各种游戏的软件，成为当代年轻人的新宠。青少年正处于“心理上的断乳期”，这一时期又称为“情感上的疾风暴雨”时期，在此阶段，他们独立意识大为增强，力图摆脱对父母的依赖，憧憬着对社会、对人生、对自己未来生活的设计，渴望着美好的生活，这一时期他们对困难和挫折的心理承受能力也较差，所以他们期望通过卡通节目中的人物寻找自己的人生答案。

现代的年轻人是在电视机前长大的一代人，而电视是卡通的主要传媒，在电视机前观看卡通节目则是其最开心的娱乐活动，他们常常为此顾不上吃饭、学习，成为家长和教师头痛的问题之一。美国是制造卡通的大国，在中国，几乎没有多少学生不知道迪斯尼公司制造的卡通影片《狮子王》、《猫和老鼠的故事》，还有日本的《聪明的一休》、《樱桃小丸子》、《蜡笔小新》。他们还把卡通片中的语言和人物用在日常的生活中：把专门与学生过不去的老师叫做“格格巫”，把专门给教师通风报信的女生叫做“阿兹猫”，学会了“一休”要文斗不要武斗，大家一齐唱“我们齐心协力开动脑筋斗败了格格巫”。

卡通片通过视觉与听觉两个渠道的传送，画面和声音丰富、逼真、刺激，且它所叙述的内容与我们的生活又有某种程度的接近，满足了年轻人好奇、探索、表达的心理需求。

卡通片中的主人翁大都不是板着面孔去批评说教，而是寓教于乐，像一位风趣幽默又见多识广的好朋友，这样与年轻人的距离就拉得很近，很容易被他们所接受。如今的青少年升学压力重，他们大都愿意从钢筋水泥的都市文明中逃离，躲进卡通营造的童真世界，卡通抚慰着他们沉重的心灵，卡通中的形象寄寓着他们的理想与愿望。在获得强烈的意义张力的同时，“卡通文化”又成功地成为内心世界最具权威性的阐释者。沃尔特·迪斯尼说：能为人所接受的、受人称道的幻想作品，就是现实加上巧妙的扭曲。我们用卡通的眼光看世界，世界因此卡通化；给想象注入新意，想象模糊了现实，反而让现实看得更为清楚、透彻。“读图的一代”亦是“网上的一代”，“我年轻，我上网”成为当代年轻人的口头语。他们在网上驰骋风云，不需要用任何的生活经历来点缀，五彩缤纷的网络世界给了他们生活的遐想，激发了好奇心和求知欲。“大虾”、“网虫”、“菜鸟”、“QQ”、“网恋”、“东东”、“886”成了“E”代人的语言，在信息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青年人始终是信息技术进步的开路先锋。他们被分成了两半，一半给卑微的现实，一半给了虚拟的伟大，穿梭于卑微与伟大之间，人生好像突然变得“厚实”起来。

网络的一大特点是匿名性，甚至连性别也无从知晓，心理学家所说的“自我掩饰”心理在网络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实现。在网上，虽然可以避免面对面交流中出现的顾虑和尴尬，却也带来了责任感的缺失---每个人都可以不计后果地展示自己内心的隐私和黑暗，追求宣泄与解脱，久而久之，一些人在网络中“塑造”了一个虚拟的自己，这就使现实中真实的人与网络中虚拟的人无法重合，不能相互印证，从而导致双重人格或人格变异。从这个角度看，卡通与网络就像是快乐大本营里的一场文化密谋。

解析之五：神话的终结，凤凰如何涅盘

“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为代价。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将以二重性模式永远持续到将来。” （[美]艾恺著，唐长庚等译：《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封底） 对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历来就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上升的曲线，另一种则认为是下降的曲线。从一个方面来看，随着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日益强大，人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则像是退步。正如法兰克福学派所指出的那样，“当前西方社会，尽管在物质、理智与政治上有所进展，却日益不利于精神的健康，同时日益趋向于毁损个人内心安全、快乐、理智与爱的能力之基础，倾向于将人变成机器。”（〔美〕艾恺著，唐长庚等译：《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5页）

现代化是一把双刃剑，即为我们的幸福生活创造了可能，也同时割伤了我们。但即使那些指出现代文明种种弊病的人也不愿真正退回去过刀耕火种、茹毛饮血、衣衫褴褛的日子，而只是要高举“绿色”的旗帜，维护生态平衡，拥抱生活。大自然的恩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反璞归真的“田园梦”难道真的只能停留在审美心理上吗？当你拥有最少资源的时候，怎么就不是你拥有最多资源的时候呢？

1996年，北京出现了一种叫“生存训练”的俱乐部，参加的青少年在一两周内被封闭在条件简易的训练营地，接受攀越崖壁、横跨断桥、河谷漂流、深山探险等一系列艰苦的训练考验。他们一是要在冒险的刺激中激发自己的能量，考验自己的毅力；二是要在大自然中得到回归并找回自我。

这个高度工业化和机械化的社会每天都在生产着大量的千篇一律的产品，国内有几百万的人在穿着同一款的衣服，开着同一标志的车子，喝着同一品牌的碳酸饮料，今后甚至科学家们还可以盗取一个你的基因后而“克隆”出了成千上万个“你”，在现代化、全球化推进的日子里，我们正在一点一滴地失去自我、失去个性。要打破了过去、现代和未来的界限，青年开始用“DIY”（英文DO IT YOURSELF的缩写）展示个性的魅力，他们厌倦了工业化时代的千人一面，想体现自己独特的风采。大到装修房屋，小到装配一个小零件，从家居生活到组装电脑，他们在每一个地方都能找到自己用武之地。女人裁衣做布艺，男人攒PC装VCD。DIY改装摩托车或音响，有破坏的快感，更有创造的乐趣。青年们以自身桀骜的姿态反抗着日益世俗的现代化，众弦俱鸣，唯独我走音，快意哉！

青年的自我意识日趋于加强，心理的自我发展阶段也趋向完善。这时候，个体的心理、情绪、思绪能力都发生了本质性的急剧变化，从而步入了“主观化时期”。这一时期，青年人不愿意盲目地追随他人，因而他们的观点和行为都带有一些浓厚的个人色彩和特点，强调自己所具有独特性、优越性、重要性。

传统的神话已经终结，现代化的神话需要我们保持一份警惕——警惕它的发展方向。年轻的凤凰在火中，凤凰梦想涅盘。

4．批判空间：关于青年和社会思潮研究的几个视角

当步入青年和社会思潮研究这一课题，我们给自己预设的前提是社会批判立场。批判，这个具有积极意义的词，在这里是对一定的思想、行为作系统分析后的判断和检讨，是对以往认识能力的范围及局限性的结论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探讨。

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过分意识形态化，使马克思主义成了僵硬的教条，殊不知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封闭的，它本身即是批判的学说，开放的体系，与时俱进的经典。25年来，社会思潮对青年成长的影响有明显的代际特征，这种影响对青年成长及青年工作造成的某种程度的困境，迫使我们进行有效思考。

哲学向度的批判：自由的光环极其自由的本质

自由，这个代表至高成就的以多种方式打动人心的名词，因其本身的不确定、笼统和含混，引出了许多误解、混淆乃至错误。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与自由，这是存在主义思潮的主旨。存在主义思潮是20世纪非马克思哲学中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潮。萨特的自由观是其哲学的一块基石。

萨特认为：“人首先存在，与自由相遇，在这个世界上崛起，然后才规定他自己。”“人不是别的，只是他自己所造就的东西。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法]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载《人道主义、人性论研究资料》第3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51页）人比一切物高贵的地方就在于人能自由地决定自己的本质。人不是一种自在的存在，而是一种自为的存在。萨特关于人的本体论的论证，强调选择对于人的自由的意义，这是将传统抽象理性理论与机械宿命论推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萨特自由观的基本思路是，人的自由是与决定论相对立的，自由是不受限制的，如果存在限制，即意味着自由的消失。然而，事实上人的存在毕竟不是孤立的存在，人的活动也不是孤立的活动，人的存在与活动都是在一个既定的世界中存在与进行的。将生物界“适者生存”的现象普遍化、永恒化，使萨特认为每个人正是在与别人对立，将别人当作客体、奴隶，反对别人的时候才实现他的自由的，这就是他所理解的他人的存在与自己的存在的密切关系，以及“他人即地狱”的基本涵义。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但如果把尊重他人自由当作一句空话，每个人把自己的自由都建立在反对别人、践踏别人的自由的基础上，那么它并非真正意义的人道主义。因此，在弗洛姆看来，人的发展既不是单纯地受制于生物本能的冲动，也不是单纯地受制于社会环境与社会文化的作用，而是心理因素与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弗洛姆的贡献在于，根据自由的性质将人的自由区分为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所谓消极的自由，就是对自然和社会强加于人的外部障碍与束缚的“解脱”，其特征在于摆脱、解放。所谓积极的自由，就是人能够作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个体通过爱与创造性的工作，建立与世界的广泛联系，全面发展人的个性，其特征在于创造、发展。

德谟克利特认为：个人的最大自由在于他的独立性。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认为：自由即是对善的认识。人达到了善的境界即意味着人进入到了自由的境界。

康德将人的自由理解成人摆脱物欲控制的一种能力，它划清了生命本能的冲动与人的自由的界限。谈到对自由概念的理解，人只有遵从自身本性的必然性的要求进行生活与行动才能称之为自由。黑格尔也曾提出过一个在语言形式上近似于斯宾诺莎的命题：“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

穆勒说：自由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这是纯粹功利主义自由观。

一般来说，主观主义者强调的是人对自己活动的能动的选择，客观主义者注重的是人对规律或必然性的认识与服从，功利主义与感觉主义看重的是人的自由的效用价值，人本主义者似乎更注重的是人本身的独立与尊严。概而言之，尽管先前的思想家与学者们曾对人的自由问题之谜进行过苦苦思索与破译，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依然是一些悬而未决的疑案，或者说是自由构图的某些碎片。个性本位与纯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利己主义完全否定了大众和社会的利益，而个性本位则体现了与大众共性和社会共性的统一。这是一种摆脱了自然界任意性支配的理性的个性独立，而不是出于利己本能的偶然冲动。

利己本能的偶然冲动是什么呢？是随心所欲，我行我素，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生活态度。这与哲学意义上的自由的概念无关。在“自由”的光环下，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规则是让人违反的。为达目的，人生不仅需要“经营”，更要靠“钻营”，无限制的自由走到了自由的反面。自由是人的存在不可分割的属性。自由不等于自由放任。摆脱强制性、整体性话语，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意义追求与价值判断。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人的自由的历史演进包括三个阶段，分别是：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在前两个阶段，人的自由不仅是有限的，表现在形式上的，而且包含着个体自由与类的自由发展间的冲突与对立。只有彻底消灭了一切异化现象（异化就是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对立、颠倒，乃与本质相背离的现象或状态），摆脱了对共同体及物的依赖关系，实现了个体自由与类的自由发展间和谐、统一，人才有可能真正进入“自由王国”。

社会学向度的批判：社会转型期的价值位移

按照社会学的有关角色理论，“角色”是研究人——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行为的一个基本概念，是个人与社会的一个媒介（陈映芳：《关于在青年研究中导入角色理论的理论思考》，载《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6期）。这些年来，“新人类”、“新新人类”、“另类”、“无厘头”等新概念依次登场，他们作为青年文化或青少年问题的象征符号，既为一些人所津津乐道，也为一些人所担忧。

据《北京青年报》2001年8月21日所载《生于80年代：拒绝长大并总觉得缺钱》一文，将1978-1988年出生的青年的主要特征概括为：

·崇尚自由，快乐，平等（有选择地接受西方文化）；

·讲究情调、品位，审美水平较高（有城市特征）；

·自我中心，行为果敢（独生子女特征）；

·藐视权威和领袖；

·爱好交友，不以外表判断人；

·不关心历史和政治；

·情绪化；

·追逐时尚，理智消费（重视风格）；

·以兴趣爱好选择职业（喜欢就好）；

·挣的钱与花的钱有较大差距；

·独立性差，依赖家庭和朋友（独生子女通病）；

·说话直爽，无禁忌（但说到不一定做到啊）；

·无忧患意识，自我保护能力弱；

·厌恶一切形式上的东西（开会，典礼，作业，汇报……）；

·追求自然朴素的生活状态（自己却被现代化电器包围着）；

·乐于尝试，挑战自我（极限运动的先锋）；

·关注一切媒体舆论（报刊，杂志，电视，网络……）；

·馋（对所有美味美丽美妙的……）；

·通吃物质和精神快餐（漫画，杂志，网络；肯德基，麦当劳……）；

·心理压力过重（拒绝长大）；

·爱动物甚于爱人，爱电脑甚于爱书；

·对异性的崇拜无动于衷（只要我爱的！）；

·一度迷恋某种事物（因此多才多艺的不少）；

·收藏喜爱的物品（有成就感嘛！）；

·饮食、睡眠无规律（习惯了呀……）；

·乐于欠债（贷款自己还）；

·总觉得缺钱（你满足了吗？）。

从以上这些特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传统观念已经松动，传统价值已被剥夺或曰转移，青年不得不承受“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他们注重玩世现实主义，由一元走向多元，由群体走向个体，由对精神理想的追求走向肉身感官的享乐。后现代主义的价值逆反，使当代人走出独尊，于多元格局中达到某种理解、宽容或误解，任何价值都不具有全权诉求的合法性，而暴露其有限性——只对自我这一选择负责。自我劳动和赢利的价值被看重。价值的主体化有时表现为孩童化（infantilization）、表演性（performance），他们表现出来的小孩子一般的行为式样其实不可能真正稚气可爱，问题是拒绝长大的背后是什么？2002年我们看到一幅极为奇特的景观：孩童诵经——孔子、孟子、老庄；青年读图——朱德庸、几米。据悉，上海有人专门开了一家漫画吧，光顾者大都为20来岁的年轻人。是生活的压力让人对动漫入迷？商业时代眼睛代替脑子，思想反而成为累赘，快餐是最直接的精神食粮。什么是人的现代化？英格尔斯对此在内容上曾作过细化：

·乐于接受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准备迎接社会的变革；

·思路开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不同的意见和看法；

·注重现在与未来，守时惜时；

·有强烈的个人效能感；

·有计划性；

·尊重知识；

·可依赖性和信任感；

·重视专门技术，有愿意根据技术水平高低来领取不同报酬的心理基础；

·对教育的内容和传统的智慧敢于挑战；

·相互了解、尊重和自尊；

·了解生产及其过程。

从以上12个方面看，现代性在中国尚未完成，人的现代化还在路上，所谓“价值不过使我们的欲望和感觉的影像而已。”（[德]马可斯·舍勒：《价值的颠覆》，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页）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价值也会发生变化，价值作为抑制和加速经济增长的动机和基础，决定着经济增长的动机和基础，并规定其目标的合理性。可以说，社会转型最终要落到价值观的转型上，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有用价值凌驾于生命价值，是现代化必须支付的代价吗？总有“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雅克·德里达语）。

传播学向度的批判：“双刃剑”刺向哪里又刺破了什么

转播是人们以符号进行信息交流的社会互动过程。1948年，拉斯韦尔发表了论文《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在这篇文章里，拉斯韦尔提出了界定传播研究范畴的经典模式即“5W模式”：谁传播（Who）；传播什么（Say what）；通过什么渠道传播（Which channel）；向谁传播（to whom）；传播的效果如何（What effects）。就此拉斯韦尔将传播学研究内容分为5个部分：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对象分析与效果分析。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创造文明的差异性，使得文明的传播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就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文明的创造，通过传媒将人类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向全世界传播，促使人类社会的变迁。

传播的主要社会功能是守望环境的功能和社会调适功能。麦克卢汉说过，“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印刷媒介打破时空的“共在性”，使全球化社会的兴起成为可能。传播活动改变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使人类社会不断发生着重组和飞跃，“数字化生存”成了当代人生活的真实境遇。

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不是一个能够定义的概念，它只是用一种分析的方法，将许多不同的现象堆在一起的一个常识性类目。它是一种实践也是一种产品——把现代印刷、荧屏、视听媒体供私人消费的商品。

大众传播在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就是“祛魅”即“去神性”，曾位于传统社会核心的绝对观念（如上帝、权威和传统道德信条），因大众传媒的信息公众化失去神秘的色彩和信任的基础从而陷于崩溃的境地。祛魅对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以及确立个人自由具有重大意义。从某种角度讲，所谓的现代人其实是大众传播的直接产物。大众传媒的信息共享性对于祛除长时间被特权阶层所把持的宗教解释权和道德权威，建立现代社会民主机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大众传播的祛魅功能是导致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基本动力，它直接塑造了公共领域和大众文化形态，为促进公民之间的自由交流、形成民主社会机制奠定了现实基础。但大众传媒的祛魅功能特别是由此兴起的大众文化也导致了一些负面影响：如道德水准的下降，以及社会危机的加重等，这些都需要通过对大众传媒的不断的监控来发挥其正面作用。

据上海团市委2002年的一则调查显示，有50% 以上的青少年是从网络、报刊杂志和电视上了解流行时尚的。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受大众传媒的影响远远高于学校、社会、家庭。“哈一族”的出现即是。“哈”，源于台湾青少年的流行用语，意为“非常想要得到，近乎于疯狂的程度。”“哈日族”、“哈韩族”便是对日本、韩国时尚的追逐与模仿的青年，哈狗族则是以音乐的说唱形式，用低俗、感性、饶舌的歌表达对道德的反抗、对社会的逆反。这背后的因素一是大众传媒将流行文化极力宣扬，二是青少年传媒素养教育的缺乏。传媒素养是对媒介产品的评判、鉴别、选择、批判能力。当电视成了时代最大的神话，没有讲台的讲台，传媒素养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

现代传播媒介是一柄“双刃剑”，它给人们带来信息共享、自由传播和社会政策透明化的同时，也造成了个人隐私权、国家机密，以及知识产权无法得到有效保护的困难。新媒介的建设几乎可以说是用金钱铺就的，信息高速公路的终端倾向于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较富裕的人们。信息的不对称，将进一步拉大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差距，加剧城乡之间的贫富分化，也使我们原先所设想的民主有可能变得更加专制。媒介已成新的帝国。

文化人类学向度的批判：现实中的逃遁和世俗里的迷醉

“文化”这个概念是晚近的发明（如果把马修·阿诺德作为现代“文化”概念的起点，文化的当前含义的流行绝不超过20年），文化的含义也不是确定的（按照鲁克洪的考证，它至少具有160种定义方法），但可以肯定的是，文化不是仅指物事，也绝非仅指精神，它是某个人类群体独特的整套的生存样式。广义上，文化即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东西，从器物到制度；在狭义上，它仅指那些凝结在器物和制度等诸如此类形式之中的内容。

文化的形态化、制度化、模式化是文化的死亡。既重视文化已成形态、又重视其中律动的脉搏和活的灵魂，这种方法才是本质上唯物的辩证的方法。

文化对象究竟是不是独立于研究主体的客观存在？文化发展有没有不依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客观自在的规律？文化研究者能不能够达到对文化对象的正确理解？文化研究和文化发展本身的关系如何？这些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却始终困扰着国内外的文化研究者，当然在一般原则上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困难。20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并不缺少“论从史出”的学术传统，问题是我们常常只将实证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而没有将之视为现代文化建设、文化精神得失的标尺。一方面造成了治学领域里对材料的过分依赖，使得人文学科领域必要的想象力和创造张力缺失，另一方面，思想文化领域里对西学的过分依赖，又使得理论始终抓不住真正的中国现实问题，从而造成理论与现实的非实证化。如此，学科领域实证的技术化与文化精神领域的反实证性造成了紧张（参见吴炫：《中国当代思想批判》，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长期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肯定物质第一性，但又不恰当地夸大精神的超越（“文革”即是），如今矫枉过正，视文化为“葱花”，其不正常的表现为：精神压抑，文化实体依然贫困，而金钱正在显示它无所不能的力量。文化的现代性正在与社会的现代性结合在一起，丧失它的批判意识。

1989年2月的中国美术馆渗透着强烈的人文困惑，“中国现代艺术展”上，那个“禁止调头”的标志喻示一个充满热情、执著的“现代性”追寻的时期已经悄然逝去。一个狂执地追求整体性、试图用宏大的规模表现人类和世界的诗人海子，于1989年3月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他的《太阳》《弥塞亚》等长诗都曾试图创造出一种综合性的“大诗”的新形式，但他最终告别了世界和语言。这两个事件作为一种突发式的断裂的界标，象征着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化的终结，也意味着新启蒙的幻灭。于是，才有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救亡”——“人文精神”大讨论：何谓人文精神？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如何可能？等等。

有两个背景值得提出讨论。一是中国大陆文化与西方文化及港台文化的互容进一步加深；二是当代主流文化自身也发生了适应市场化的转变。这两个背景的存在，显示着大陆中国原有的文化规范性、支配性因素没有强化，而是产生了众多选择的可能，丰富并影响着中国大陆文化的脉象。

趋于世俗化、即时化和实用化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如火如荼，成为标准文化、程式文化、复制文化、肤浅文化的同一语。在娱乐节目、文学艺术中我们发现通俗正在变成庸俗，轻快正在变成轻佻，抒情正在变成色情，以一种虚假的感官快乐牺牲掉了许多历久弥新的东西，通过幻想和娱乐的满足，使人“飞离”难以忍受的现实。青年在大众文化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传统、现代、后现代共生，青年文化在这三股潮流的角力中形成自己的张力，他们创造、认同、依附，毫不费力地或挑战或享受，决不忧心忡忡。

有关青年文化的类别特征，日本的二关隆美在《青年文化的问题》中作了如下详尽的区分：

青年文化的类型

社会／文化的环境条件

青年期生活中的社会心理过程

青年团体

对青年的后续发展的影响

青年期特性的社会功能

传统的／普遍的

角色型

对被期待的青年形象的适应。与成年人文化有差异，也有整合性。

优势的社会势力和其价值体系的存在。学习、劳动中的业绩主义。分派给青年的外因角色期待。

对被期待的角色的适应。学习掌握角色。抑制潜在的紧张。有时是强迫性的。

由成人直接管理或间接统治的制度性团体。教育社会与企业组织等。

在基本的体制持续的范围内保持适应性。世代间的交替顺利。作为过渡文化的形成意义。

保守的顺应体制。对现有体制的框架的维持／发展的贡献。

近代社会的

逍遥型

在大众社会中浮游的自闭性独自性。所谓年轻人文化的产生。休闲的、感性的、消费的。

由急遽的社会变迁／社会解体引起的社会基础团体的社会化能力减退。制度性团体中的青年的异化。诱导青年发展的社会性装置的功能不全。从与成人阶层共存协作中脱离的机会增大。

消解不安定的净化机制。忌讳成年人的干预。基于无责任性浪漫主义的能量表现。但逃脱志向暧昧。

游离于世的自闭性逍遥团体。非正式性。“内部”团体。顺应性的倾向。

从初级团体到次级团体的过度阶段，或者中间铺垫，此外稍纵即逝的泡沫效果。

在不给全体社会带来威胁的程度内被容忍保存的不死不活的特性被放置一边。或者是作为缓和紧张的安全阀的功能。

脱离型

有意地脱离体制。从既存价值的逃避。游戏志向。不介入社会。

在与成年人世代的接触／共存中的挫折／不满。补偿／逃脱的机制。否认现体制和无方向性。

非正式的自生团体。

对成人化的延期偿付。早晚的妥协或终结于局外。有朝反抗型逆转的可能。

消极地提出异议。如果不给社会带来动摇，作为柔性结构体制的安全阀被放置一边。

反抗型

反体制愤怒的年轻人。不仅破坏旧价值，而且以创造新文化为志向。

对既有价值的反抗能量大。有明确的通过攻击和创造来确认自我的志向。

道德性高的自发性团体。有时作为运动实体而组织化。

前进与挫折、创造与落空等曲折的前进道路。二重复制的青春。

对社会的冲击最强。艺术领域最有效。一般仅靠青年一代引发直接的变革较难，不如说间接的波及效果得到肯定。

角色型青年文化是对体制的认同，是主流文化价值的体现。在我国，共青团等青年组织都承担着为青年提供社会适应性的服务工作，于学习、劳动就业中给青年以角色期待。要指出的是过渡的角色化容易造成青年的角色紧张和压抑，甚至导致人格异化。角色型青年是青年中的精英。由此我们认为并不能将青年文化笼统地称之为“亚文化”，青年正在且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主力军，应该走出传统的把青年视为弱势群体的单声道话语系统。

社会结构的松散，人员的大量流动，逍遥型青年文化大有增长的势头，社会责任感减弱，人生以快乐为目的，非正式团体更具吸引力。逍遥型青年是青年中人数最多的群体。

脱离型和反抗型青年文化是主流社会的“异类”。脱离是消极的反抗，反抗是积极的脱离，不被一般价值观所熔铸，而是自我认同。脱离型青年是青年中的“玩主”，游戏人生，反讽解嘲。反抗型青年是青年中的“先锋”（这里的“先锋”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精英”不能相互置换），他们往往是具有创造力的独行者。

后喻时代，青年是青年自己的法官。

社会在发展，其中文化能承担什么，能抵抗什么，能维护什么，始终是我们要追问的。先锋派小说家格非在其小说《沉默》中有这样一句话值得我们谨记：“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着它终于成为笑谈。”

三、结  语

众所周知，在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和理论追索中，必然要与国外的相关理论研究、借鉴、批判同时进行。然而，我们发现当代中国的许多问题，原来的社会科学框架已无法解释它们了，既便将国外的理论“挪用”过来。社会科学原本所具有的对社会孕育、发展、治理提供诠释、依据、合法性的功能在一步步减退，经济学、管理学、金融、计算机的地位更加显得举足轻重。如何来诠释今天的社会问题、青年问题，这实在是我们遇到的一个难题。该说什么？该怎样说？有没有自信把它说清楚？最近，由中央编译局牵头组织了一批专家学者，就改革开放25年来西方思潮对中国理论界的影响，以及我国的理论建设问题举行了一次专题研讨会。会上对“生吞活剥的接受方式”、“断章取义照搬硬套”等弊病提出了质疑，指出：西方知识的有效性在于是否能够直面中国问题；必须摆脱成为西方的镜像；重建马克思主义的信念非常重要（参见《反思和期待——检讨近25年来西方思潮对我国理论建设的影响》，《社会科学报》，2003年5月15日第5版）。

社会思潮的形成总是需要以舆论作为一种提出问题或制造问题的契机，它所构成的社会心理并不是抽象的，而表现为一些具体的形态。面对纷至沓来、争奇斗异的各类新现象、新潮流，一方面要认识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深刻的社会根源，另一方面要在显性的思潮和隐性的思潮中认清青年接受思潮的基础、条件、方式、反映，提出建设性的战略对策。“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又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6页）社会思潮对社会秩序和青年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增强对社会思潮的预见、把握、引导，才能有效地遏止不良倾向，使之朝着有利于社会整体进步的方向发展。

我们的“青年和社会思潮研究”课题做到这里将告一段落，就目前的完成结果看，它并未完全实现最初的研究构想，故而只能看作刚刚起步，仅希望尚能安慰说：这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期待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一课题的研究，期待我们的研究文本能产生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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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徐友渔著：《自由的言说：徐友渔文选》，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

注：该文为共青团中央2002-2003年度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重点课题——“青年和社会思潮研究”的成果。课题主持人：陈亮；课题组成员：张波、蔡宜旦、汪慧。原载《共青团中央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课题成果集萃》（下卷·2002年），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