掏出 耳机:我国学者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根源及资本主义走向”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现状及趋势

 2008年下半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困难的境地。危机的根源、现状及趋势成为本次会议讨论的热点。

 1.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

 王伟光认为，金融资本的独立性、逐利性和贪婪性是形成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形成金融危机的深层制度原因。资本主义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化制度,一方面生产力发展到高度社会化,资本也高度社会化,另一方面生产资料和成果愈来愈为一小撮垄断寡头所有,这种生产的社会性同生产资料私有性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商品经济内含的危机可能性转变成必然性。商品经济内在二重性矛盾只构成产生危机的可能,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使危机的产生成为现实。

 李慎明认为，这场危机的直接和根本的原因，绝不仅仅是金融家的贪婪、银行监管制度的缺失和公众消费信心不足等，更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所说的美国消费方式和中国汇率与外贸政策的联姻。从一定意义上说，目前这场正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是对美国这种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特别是其中金融霸权肆意泛滥的绝地“报复”，更是对美国所谓“民主制度”的根本挑战。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生产社会化甚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生产无限扩张与社会有限需求之间的矛盾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

 程恩富认为，西方金融危机的根源不是信心危机，而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更容易导致金融危机的关联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解除对金融的管制；第二，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可以说，这次金融危机是198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泛滥所导致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结果。

 杨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从微观基础、经济结构、经济调节、分配消费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与马克思和列宁所处的时代相比，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何以更加容易导致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机理。他认为，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是扩展了的全球基本经济矛盾，是经济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的矛盾，与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秩序状态的矛盾。

 余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认为，当前仍未走出困境的美国金融危机与世界货币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金融大亨们的贪婪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根本原因，也是此次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2.国际金融危机的现状及趋势

 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总爆发还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局部反映，资本主义世界是否经过不断调整能够克服资本主义内部自身的矛盾。

 王伟光认为，美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最终是无法克服的。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既是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又是一场深度的经济危机、思想危机、社会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危机伴随社会的深刻变化。历史上,资本主义几次带有全球性的危机都曾引起时代和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从长期来看,美国金融危机的结局将使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大调整、大动荡时期。这次危机具有颠覆性、全面性、深度性和长期性的负面效应，将给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和持续的破坏性影响,世界局势乃至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发展进程和历史也将会发生重大转折。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所造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要消灭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李慎明认为，目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已经给西方的经济社会生活造成巨大的困难，并对西方思想理论界以及资本主义走向和世界社会主义及左翼思潮都已经并将正在产生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从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开始直到本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个世纪的世界格局都可能处于一种激烈动荡、变动甚至跳跃的状态。经济全球化正在深入发展，当前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仍未见底，世界经济看似正在走出低谷，但新一轮更大的金融乃至经济危机极有可能就在这看似走出低谷中酝酿与集聚。全球经济在近两、三年内稍有反弹之后有可能步入更大的低谷。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更广阔的角度讲，从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更广阔的时空观上讲，这场灾难还没有完，还在演进中，甚至极可能是刚刚开始，世界范围内的更深刻更全面的经济社会危机极可能还在后头。

 谷源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认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导致全球9000万人再度陷入赤贫困境，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如期实现的可能性不大；发达国家仍通过各种途径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金融体系的“利润私人化、损失社会化、危机全球化”的弊端。

 程恩富、杨斌认为，这次西方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具有与以前危机相比显著不同的特点，金融资本进行金融衍生品赌博时完全丧失了自控能力，催生全球金融衍生品泡沫膨胀到680万亿美元的巨大规模，相当于50万亿美元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十多倍，这就意味着这次危机具有摧毁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大能量。

二、金融危机对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冲击

 这场金融危机首先引起西方国家的政治动荡和思想震动，促使不同阶级阶层和不同政治派别的人们在认识金融危机的原因、性质和后果的过程中，对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进行反思和批判。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金融危机对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冲击同样成为本次会议讨论的热点。

 1.国际金融危机中新自由主义的衰落

 罗文东（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和影响，迫使西方国家的各界人士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特别是对其集中体现的“华盛顿共识”进行比较客观的分析和评判，对其理论上的谬误和实践上的危害，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新自由主义的神话。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给新自由主义所鼓吹和推行的价格和利率市场化、国有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等理论观点以及政策主张和社会秩序以沉重打击，必然引发西方有识之士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体制模式产生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机”。第二，新自由主义是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解除对金融的管制，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加剧了生产过剩；推行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加剧世界经济动荡。第三，国际金融危机必然促使新自由主义走向衰落。为应对这次空前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美英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救市措施与新自由主义及其集中体现的“华盛顿共识”是背道而驰的。

 谷源洋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对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对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产生了冲击。出现了对美国治理全球能力的挑战。美国继续作为“世界警察”和“世界医生”的角色以及维持在国际经济金融组织中的特权地位已不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越来越多的国家敢于对美国说“不”字，不服从美国“管教”，不接受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对美英“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产生了质疑，就连美国的盟友亦认为美国的模式“具有局限性”，“是不人道的”。金融危机对美国高消费低储蓄模式提出了挑战。美国现处于“超越大众消费阶段”，在危机时期，美国民众的“财富效应”锐减，不得不节衣缩食，抑制消费，增加储蓄，而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储蓄率从来没有超过10%，目前为6%-7%。由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一旦经济复苏，美国仍将改变不了“透支消费”的生活方式。有经济学家现已开始警告说，美国必须从不可持续的“政府驱动型”增长模式转向“个人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

 2. 国际金融危机中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曾被许多人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机会。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加剧和社会问题的日益增多，各国社会民主党不但没有赢得大选，反而丧失了更多选民。西方思想界如何评析诸如“社会民主主义当前的困境何在，其发展前景如何？它是否能够以及怎样才能实现复兴？”之类的问题。

 吕薇洲（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对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思想界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新认识作了深入评析。第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社会民主主义的现实处境：正当人们普遍看好各国社会民主党时，它们却在2009年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普遍遭遇了挫败。不仅欧洲几个最大的社会民主党所获投票率都创下了史上最低。执政的英国工党、西班牙社会党也遭遇了历史性挫折。保加利亚、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等国的社会民主党也受到了剧烈冲击。甚至连一向被称为福利国家橱窗的北欧也陷入了经济下滑的泥沼。可以说，国际金融危机中的社会民主党不但依然处于弱势地位，而且颓势愈发明显、处境更加艰难。第二，国际金融危机中社会民主主义陷入困境的原因：右翼政党借助自身的政治实力以及掌控传媒的优势地位，在应对危机中抢占先机，不断挤占左翼的理论阵地和政策空间；各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三条道路”指引下，程度不同地丧失了自己的身份特征，并因此遭到了传统支持者特别是党内左翼的强烈反对；社会民主党内部缺乏团结，且与左翼政党之间在理论政策上存在分歧，未能形成有效的联合之势，这也是导致其选民分散和选举失败的重要原因。第三，国际金融危机中社会民主主义的改革方案：在改革的思路方向上，将其出路定格在超越和摈弃“第三条道路”、回归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政策上。改革的具体策略主要包括：进一步强调社会公正的重要性，主张重新举起社会公正的旗帜，以彰显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特色；要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一个公正而可持续的经济；主张加强对国际金融资本的监管，实现全球治理；加强社会民主党内部及其同其他左翼政党的团结合作。

 徐崇温（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认为，由于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推行的终究是一条充当“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和护士”的路线，因而在把资本主义改变成为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就没有，也不可能取得什么成就。

 李慎明强调，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不论是资产阶级右翼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或是凯恩斯主义，还是资产阶级中左翼所奉行的社会民主主义，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矛盾和危机，都不能改变资本主义衰颓的历史大趋势。及时了解国际金融危机对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西方思潮的强烈冲击，有助于我们把握西方思想理论的最新动向，划清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社会思潮的界限，更好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我们的实践。

三、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复兴”的现状和前景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人们批判资本主义旧世界，实现人类解放和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理论。金融危机爆发后，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西方国家热销，马克思主义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越来越多的人希望通过马克思主义认识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寻找克服这场危机乃至消除资本主义罪恶的现实途径和办法。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复兴”的现状和前景成为本次研讨的重要问题。

 侯惠勤（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辛向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认为，从总体上看，在西方社会经济繁荣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时，马克思必然成为西方学者们攻击的对象，而一旦西方世界和国际社会出现危机和矛盾，其思想界就会这样那样地“回到马克思”，并给予各种恭维。西方思想界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向马克思主义某种“回归”的价值在于，它确证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矛盾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依然正确，许多在160多年前就已被马克思揭示过的资本主义引发的种种灾难在今天更加充分地显现出来；马克思准确预言了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出现及其后果——即当前金融海啸的发生，并且为此预留了解救的药方；马克思提出的人类解放的主题从来没有失去它的效应。他们对此作了三个判断：一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复兴是历史的必然；二是在西方社会中将会产生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三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大规模复兴还需要更多的主客观条件。

 徐崇温认为，当前西方左翼学者的“马克思热”,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弊端丛生,而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颠扑不破。同时对这种“马克思热”又要清醒认识,准确把握其性质。现在西方的“马克思热”仅仅局限在学术界与学术层面，鲜有政治与社会层面。

 李慎明认为，仅从技术经济学或经济管理学或公众心理学的角度，只能认识金融危机的某些现象，但都无法讲清它的实质和根源。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才能解释清楚这件大事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原因。这也是《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西方重新获得青睐的主要缘由。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该从中得到启示和鼓舞，增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而正确的理论是正确行动的先导。先进的理论一旦被人们所认识和掌握，正确的行动是或早或晚的事。现在，西方的一些主要国家，不时地出现上万人的大罢工，强烈谴责资本主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呼唤公平与公正，这也是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鲜见的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讲，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左翼思想及其运动，决定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发展的广度与深度。如果广大发展中国家能正确应对，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无法大规模地从根本上向国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转嫁其危机，那么，这必将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复兴”和世界社会主义及左翼思潮的复兴，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的发展壮大。

四、我们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之策

 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的过错，但危机带来的“国际同步震荡”，却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多重冲击。胡锦涛同志曾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宁可把风险、困难估计得足一些，也千万不要因为估计不足而在风险发生时手足无措，陷于被动。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之策成为与会学者关注的焦点。

 李慎明强调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四大要素。第一，要有坚强的信心同时又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现在有“四大安全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社会安全特别是就业与分配问题、周边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在未来三至五年乃至十年左右，应对这“四个安全问题”十分重要。假若我们及时抓住了机遇，正确应对了挑战，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必然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第二，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工作。以上所讲的“四个安全问题”中，其中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亦即理论安全最重要。坚持和创新了正确的理论，经济、社会和周边安全就有了可靠的前提与保证。第三，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四，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加强对宏观、战略、前瞻、全局性重大问题的研究。

 程恩富认为，当前盛行“中国责任论”，希望中国拯救西方金融危机，对此，我们有必要清醒面对：第一，救人必先自救。在维护本国金融安全和科学发展的基础上，才可能谈到如何为别国提供帮助。同时，要审视我国的金融体系改革是否受到了自由化思潮的干扰，是否存在风险和漏洞，亡羊补牢，正当其时。第二，权利与责任相称。中国在担负起国际责任的同时，应当充分争取相应的权利，要将现有战略优势尽可能地转化为现实战略利益。第三，立足现实，放眼长远。在国际货币体系短时期内无法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循序渐进地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和世界统一货币的建立；在更为完善的国际协调新机制和世界经济新秩序尚未确立之前，积极推动现有国际组织的组织和人员结构改革，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的理事名额，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侯惠勤认为，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掌握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主动权。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必须坚持在保持经济增长中进行结构调整,对三次产业结构、投资消费进出口结构、国民分配结构进行战略调整；必须坚持以人为本，通过大力推进民生建设,启动和提振消费；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推进粗放型、高碳经济型、资源依赖型发展方式向集约型、低碳经济型、创新驱动型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完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机制体制，敢于触及既有的利益格局,大力推进体制改革和创新。

 吴恩远认为，苏联应对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战略举措：充分利用世界经济危机有利时机发展国家经济；引进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科技人才；保持经济独立，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本文应用资料：《“国际金融危机对西方思想理论的冲击及资本主义走向”研讨会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