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平米火锅店预算:蒙曼给我们还原的唐玄宗是个怎样的人？

        唐玄宗前前后后一共当了46年皇帝。在这46年中，他前期明智，后期昏聩基本已经成为历史的共识。唐玄宗统治中国四十多年，他的统治时期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开元时期，一共二十九年。第二个阶段是天宝时期，一共十五年。在开元时期，唐玄宗励精图治，形成了政治清明、物阜民殷的局面，创造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开元盛世。­

　　进入天宝时期，步入晚年的唐玄宗开始懈怠朝政，把主要精力放在享乐上，而且花样百出，朝中大事基本上托付给了没有一点政治节操的宰相杨国忠，东北边事则交给了安史之乱的发动者—胡人将领安禄山。自己一头扎进了华清宫的温柔富贵乡，与杨贵妃开始了神仙般享乐的日子。正因为他的怠惰和昏聩，使这个声名显赫的伟大帝国遭遇了唐朝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劫难—长达八年安史之乱。“安史之乱”，让唐朝像坐过山车一般，一夜之间就从高高在上的繁华鼎盛，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无底深渊。他自己被迫禅位，事业灰溜溜地结束，同时，爱情的悲剧也提前上演，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香消玉殒，长恨至今，悲歌绕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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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极富生命力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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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当政四十四年，竟然不给自己提前修陵寝。泰陵是在他逝世之后才匆匆开始修建，而且从动工到完成不足一年，所以卑小简陋至极。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他创造的时代是个不考虑死亡的时代，他本人是一个极富生命力的皇帝！早年，他旺盛的精力施之于政治，于是，就有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巅峰—开元盛世；中年以后，当他的政治热情如潮水一般退却时，旺盛的精力则施之于情爱，于是，又有了感金石、回天地、昭白日、垂青史的爱情传奇。他追求完美，无论是政治之道，还是儿女柔情，总要轰轰烈烈，总要发挥到极致，这才不负其才，不虚此生！在这样的追求中，只有不能自已的生命热情，哪里还有死亡的位置呢！这种气概，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慷慨挥洒的盛唐气象！  ­

　　然而，既然是一个无比鲜活的生命，那就会体现生命的自然规律。唐玄宗会变老，会倦怠，会改变追求的目标，也会转移生活的重心。早年，他意气风发，渴望建功立业，于是，观沧海，歌大风，能文能武；中年以后，他功成名就，渴望享受生活，于是，赏名花，对妃子，亦醉亦仙。这样阶段性的生活安排本没有错—如果他是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但是，他是皇帝，是专制时代的专制皇帝。这个角色需要他用权力意志控制一切，甚至控制自身。也许，清代的康熙皇帝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唐玄宗做不到。当他对情的追求胜过对道的追求时，他就由明变昏了。随之而来的是安史之乱，马嵬泣血。一个曾经让生命的力量臻于极致的皇帝，也最终耗尽生命，埋进泰陵的黄土。 “倚天把剑观沧海，斜插芙蓉醉瑶台”。这样的生命比传说更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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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最为突出的才华有哪些？ ­

开元天宝年间涌现如此众多的杰出人才，开元盛世取得如此辉煌灿烂的功业，首先要归功于唐玄宗的领导才华。他既能审时度势，又有知人之明，这是盛世出现的重要保证。怎么叫审时度势、知人善任呢？玄宗永远知道自己要什么，也永远知道谁能帮他达到目的。临淄王时期，他要皇位，他知道，刘幽求、王琚这样的纵横家是最好的选择。开元初年，他要拨乱反正，让国家尽快走上正轨，这时候，他知道多谋善变的姚崇是最好的选择。政治规模基本确立了，他要守制度，立法度，这时候，他知道，为人耿直，讲原则的宋璟是最好的选择。再后来，国家已经安定繁荣的时候，他要文治，他知道一代文宗张说就是最好的选择。文治过度，朝廷腐败，全社会奢靡成风，这时候，他知道，清廉简朴，刻苦自励的李元纮、杜暹就是最好的选择。国家长期快速发展，容易让人产生自满情绪，需要牛虻刺激一下的时候，韩休、张九龄这样的直肠子就是最好的选择。能够随时把握时代脉搏，再根据时代需要任命合格人选，这就是唐玄宗作为领袖有能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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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还是一位非常有艺术才华的皇帝。中国古代从秦到清，几百个皇帝，其中当然不乏有为之士。但是，就像毛主席在词里讲的那样：“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大多数有为的皇帝都只具备政治才华。当然，皇帝之中也不乏才子，像南唐后主李煜填词，不是独步千古，号称“粗服乱头，不掩国色”吗？还有宋徽宗赵佶，那不是瘦金体的创始人，宫廷画家的知己，号称书画双绝吗？可是，他们治国的本领又都太差了。谁能像唐玄宗那样又能治国，又多才多艺呢？他不仅能创造开元盛世，还能写诗、能作曲，能弹琵琶、能打羯鼓，骑马打猎，挥杆打球也不在话下。他设立梨园，亲自“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最终成为戏曲界遵奉的梨园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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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也很有思想才华。他曾亲自为《孝经》、《老子》、《金刚经》作注。大家知道，〈孝经〉是儒家经典，〈老子〉是道家经典，〈金刚经〉是佛教经典，儒释道三家也正是当时中国最主流的思想体系。玄宗为什么要给这三部经典作注释？这就叫做三教并重，三教合流。这不正是中国后期思想领域发展的主旋律嘛！能认清思想发展的脉络，本身就算是有思想啦。正是在唐玄宗的引导和提倡之下，开元盛世才显得格外文彩焕然。文化的保存和传播都要靠图书，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藏书是为了保存以往的学问，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要开创未来，培养未来的学者。怎么培养呢？办学校啊。开元二十六年，唐玄宗下令天下州县，每乡都要设置学校一所，以教授学生。正因为这样重视文教，当时的社会温文尔雅，蔚然成风。按照《旧唐书•玄宗本纪》的说法，就是“垂髫之倪，皆知礼让。”有这样风雅的皇帝，有这样风雅的社会风气，唐代人才辈出也就不足为奇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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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打造的开元盛世之盛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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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号称有三大盛世。汉武盛世、开元盛世和康乾盛世。在这三大盛世之中，开元盛世无疑是最为辉煌灿烂的一个。在经济上，开元盛世创造了粮食储备一万万石的奇迹，男耕女织，各得其所；在政治上，开元盛世拥有姚崇、宋璟等一代贤相，他们的能力和业绩在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远无愧于西汉的萧规曹随，近不亚于唐初的房谋杜断。在军事上，王忠嗣、高仙芝等一批良将，在安西、北庭、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范阳、平卢、剑南等等沿边藩镇纵横驰骋，捍卫着大唐西到葱岭，东到大海的广阔边疆。­

　　在文化上，开元盛世更是群星璀璨，不仅拥有李白杜甫那样的天才诗人，高僧一行那样的科学奇才，还拥有司马承祯、吴筠那样的道教学者和张果老那样的道教仙家，以及由天竺僧人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构成的密教三杰—当时号称开元三大士。 在外交上，政治领域的高度成熟造就了大唐开放包容的名声，使当时的唐朝获得了崇高的国际地位，成为全世界范围内当之无愧的超级大国，使首都长安成为全世界的心脏。跟中国有朝贡关系的国家就有70多个，夸张的说法是“九天阊阖开宫阙，万国衣冠拜冕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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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形容开元盛世的典型词汇：锦天绣地、满目俊才、富裕开放、风雅和谐、典章涣然、文采风流、盛世华章、风流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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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时代由盛转衰的原因是什么？ ­

唐玄宗所开创的开元天宝时代，既然是如此地富裕开放、如此地风雅和谐，为什么还会爆发安史之乱，让大唐从太平盛世，转眼就跌入了天下大乱的深渊呢？唐玄宗时代由盛转衰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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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社会发展造成的制度不完善。要知道，唐玄宗时期是社会高度发展，变革特别激烈的时代，很多旧制度都失效了，替代它们的新制度正在形成之中。但是，任何一种新制度都需要长期磨合才能成熟。而在成熟之前，它必然存在缺陷，可能诱发危机。就拿给唐朝酿成大祸的节度使制度来说吧。它本来是为了解决府兵制既扰民，战斗力又差，还缺乏边防常备军的窘境而产生的，它的出现本来是好事，也解决了当时唐朝军事上的大难题。但是，这种制度也存在着缺陷。什么缺陷呢？它把兵权都集中到边将手里，形成了所谓内轻外重的不稳定结构。一旦节度使的忠诚出现问题，危机也就跟着应运而生了。换言之，这本来就是一种还不成熟的制度。这就需要用人的智慧来驾驭，来补足了。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唐玄宗时代由盛转衰的第二个原因恰恰就是人的层面也出问题了。唐玄宗逐渐陶醉于开元盛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再也不肯克己复礼，而是变为骄奢淫逸了。既然在精神上已经不再励精图治，那么，第三，政治上的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唐玄宗后期，在政治上有两大失误。第一是任相失误。第二就是拒绝纳谏。我们讲过，开元年间，唐玄宗一直是根据需要随时调整宰相人选。这些宰相，都能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也都能随时指正唐玄宗的失误，正是他们和玄宗一起缔造了辉煌灿烂的开元盛世。但是，从开元后期开始，唐玄宗越来越懈怠朝政，也越来越喜欢柔顺能办事的李林甫了，天宝后期，竟然把国事一股脑推给了没有任何政治操守的小混混杨国忠。“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唐玄宗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其实就是他自己，就是他的骄奢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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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执政的46年中，他前期明智，后期昏聩基本已经成为历史的共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除了唐玄宗个人不能加强修养，善始善终之外，另外也有皇帝制度的责任。我们讲过，皇帝本质上讲是没有退休制度的，只要不死，就只能一直做下去。可是，人的精力其实恰恰和年龄成反比，当政时间越长，皇帝昏聩的可能性就越大。大家知道，号称千古一帝的唐太宗仅仅当政23年，都出现了统治后期不如前期的问题，而唐玄宗的任期则整整是太宗的2倍。试想，如果唐玄宗也像太宗那样只当政23年的话，谁能说他不是最伟大也最完美的皇帝呢？但是，事实上是，无论他有多年迈，多懒惰，多昏聩，他这个皇帝只能一直当下去，从年轻时候的意气风发，当到中年的志得意满，再当到老年的沉迷荒唐，这不也是一种悲哀嘛！皇帝的悲哀最终造成了大唐的悲剧。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的统治黯然结束，大唐盛世也一去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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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曼写《蒙曼说唐·长恨歌》的现实意义 ­

公元762年，一代帝王唐玄宗（685-762）走完了自己毁誉交织的一生。谥号“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简称唐明皇。有一个叫郑丹的诗人在《明皇帝挽歌》里写到：“律历千年会，车书万里同。固期常戴日，岂意厌观风。地惨新疆理，城摧旧战功。山河万古壮，今夕尽归空。”这首诗写得豪迈，但是，也写得悲情。事实上，无论是伟大还是渺小，人的肉体终将寂灭，因为谁也扛不过时间。 时间能割破山划烂铁，在时间的长河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会游泳的人，我们在水面上徒劳地努力地挣扎，但终将沉没于永远的黑暗。  但是，让每个人觉得安慰的是，山河不老，盛世的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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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思考大唐盛世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圣经》里说：“太阳底下无新事”。事实上，从物质角度讲，新生事物总是层见叠出，甚至已非“日新月异”所能概括；但是，从精神角度讲，人类的心灵却始终息息相通，人类的精神也始终一脉相承。正因为如此，蒙曼才愿意讲“吾貌虽瘦，天下必肥”的故事，因为塑造了那个盛世的情怀仍然有助于塑造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蒙曼也喜欢讲“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诗句,因为打动了唐朝人的情感仍然能够拨动我们今天的心弦。事实上，历史绝非万劫不复的过去，它永远以精神的形式活在当下，给我们安身立命的依据，教我们为人处事的准则，让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有了来历，也有了方向。三年以来，蒙曼之所讲，听众之所听与读者之所读的，不正是大唐开放进取的精神与中华文化雍容浑厚的力量吗？  盛世长歌，维以永怀，维以永伤，维以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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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曼《蒙曼说唐·长恨歌》的亮点和写法上的高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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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蒙曼面前的是一道难题：谁不知道唐玄宗呢？一个从未被历史忽略过的“话题帝王”，究竟应该被如何重新讲述？重新讲述，意味着首先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其实对唐玄宗这个人缺乏了解。事实上，如果将杨贵妃这个令人眼晕的光环拿掉，唐玄宗在大多数人眼中都会变得扑朔迷离。而蒙曼告诉我们，认识唐玄宗其实并不难。无论成功与否，任何一个帝王的事迹中，都不可能只出现他一个人的身影。尤其是缔造盛世的皇帝，他的身边一定围绕着一大批青史留名的名臣、贤臣。那么，选择唐玄宗的“大臣团”为突破口，蒙曼就抓住了讲述唐玄宗的核心。 唐玄宗一生的成就与败绩，都与最重要的大臣—宰相息息相关。在唐玄宗身边，先后出现过姚崇、宋璟、张説、张九龄等名相，这说明什么？说明唐玄宗知人善任，也说明宰相制度的成熟。 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新确认宰相职权的重要时段。隋唐之前的南北朝，相权与皇权往往纠缠不清，名相产量不高。而唐代盛产名相，这是史界共识。到了唐玄宗当皇帝时，唐代的宰相制度已经基本完善，但还有一个问题非常棘手，这就是需要多少个宰相？宰相要当多长时间？  凭借对史料的熟悉和长期读史的经验，蒙曼准确地抓住了这个关节点，指出了唐玄宗执政前期的最大贡献：宰相专任不久任制度。缩减宰相数量，这就是专任，缩短任职年限，这就是不久任。有了这两条保证，唐玄宗前期，唐朝的发展既灵活多变，又力量集中、蓬勃向上。  说玄宗，笔墨未必尽在玄宗身上，笔墨不在玄宗身上，却事事又与玄宗相关，这既是蒙曼讲述玄宗的独到技巧，也是玄宗治国的无上智慧—唐玄宗从来不是一个事必躬亲的辛苦皇帝。  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蒙曼更加得心应手地解读了唐玄宗后期如何走上昏聩衰亡的不归路的秘密—还是宰相问题！宰相专任不久任，这条原则被唐玄宗自己生生打破：一个李林甫，居然担任宰相近20年！玄宗专宠李林甫造成的恶果，其实比宠信杨贵妃更严重。   蒙曼对玄宗一朝“宰相群”的复原，使读者有机会用一种比较新的眼光，重新认识唐玄宗作为政治家的本色与得失，而不是仅仅沉溺在大美女杨贵妃的温柔甜腻中，揣测那个风流天子的后宫轶事。这是《蒙曼说唐•长恨歌》最大价值所在，也是她区别于此前大多数唐玄宗坊间故事的显著特征。而从玄宗与他的宰相们入手，实际上是触及了一个王朝政治的根本，摸到了评判一代帝王历史价值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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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蒙曼用“玄宗和他的宰相们”建立起了以真实史学为基础的讲述风格时，那个时代的一切便顺理成章地纷至沓来了：并非嫡长子的李隆基如何当上太子？太平公主与李隆基的恩怨是怎么回事？李隆基是如何抢班夺权登上皇位的？他的每一任宰相是如何优选的？奸相李林甫干过什么龌龊事？盛唐的景象究竟如何？还有杨贵妃与唐玄宗的爱情，唐玄宗的风流才情，安禄山的反心，盛世表象下暗流涌动的危机……你瞧，严肃的史学知识并不可怕，这些惊心动魄而又影影绰绰的“秘史”，足够让历史探秘爱好者感到过瘾，而蒙曼一贯的由细节入手，用小故事使人物形象丰满的手法，也使这本书的可读性得到了保障。  但是，如果仅仅将唐玄宗的故事娓娓道来，而没有提出看上去新鲜大胆的观点，这种讲述恐怕将很难跳脱出“讲了个很长很长的大故事”的桎梏。品人论事，蒙曼对历史人物的把握与评析是真正的历史爱好者不可错过的。蒙曼并没有给贤相姚崇、宋璟戴上一贯的伟大高帽，而是大胆地指出了他们的固有缺陷：姚崇过于灵活，宋璟太过死板，他们都因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而遭到淘汰。李林甫呢？难道他真的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奸佞小人，一个嫉贤妒能的衣冠禽兽？无论是鉴赏“百家讲坛”正在热播的《长恨歌》，还是品评即将出版的《蒙曼说唐•长恨歌》，都请稍安勿躁，你会看到一个邪中带正的李林甫，就像真实历史上评价的那样，除了骄奢跋扈、嫉贤妒能以外，李林甫其实还有干吏的一面，他没有政治大智慧和大眼界，但政策执行力强，至少，他主持编订的《唐六典》，完善了唐朝的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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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蒙曼说唐，选择的是武则天、唐玄宗，贯穿这些讲述方式中的一点就是她的感性、直观的视角，这种平民视角并不是对大历史演绎的抛弃，而是从生活史、正史与民间的记忆中讲述更为真实的唐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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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曼的长处在于他对故事掌控的细腻、圆滑以及生动，这句话的意思可以这样理解，蒙曼讲述故事的技巧超人一等。应该说，蒙曼在叙述故事的方式上是借鉴了小说的手法的。她陈述历史故事，解读历史人物，描绘人际争斗，书写曲折命运，最关注的并非其脉络性与传奇性，而更多的是以第三者的态度在挖掘其可能的冲突与矛盾，尤其是涉案人物内心的冲突与矛盾以及这冲突与矛盾之背后的种种解释。作为一种融学术和通俗于一体的口语讲述模式，她将历史背景展现出来，将人物解剖开来，将所有的可能性列举出来，然后不紧不慢，用逻辑来推理，细细道来，展示历史人物的痛苦和无奈，剖析历史角色的悲伤与姑且。蒙曼的这种讲述方法，充满了亲和力，同时也增加了其悬疑性和情节性。当然，她用语的现代化和充沛的感情渲染力为讲述增加了分数，但我觉得这不是最主要的，语言和情感只是技巧性的工具，最核心的还是内容。这一点蒙曼本人也曾说过：“历史就是过去的生活，历史也就是让人来评说的。在我看来语言不是第一位，第一位是尽可能还原历史，我们讲历史其实就是在还原当时的生活。课堂上，我自己肯定要用现代语言来讲课，因为自己是现代人。用什么语言来讲取决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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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百家讲坛》上因为讲历史而出名的几个人而言，如易中天、阎崇年、王立群等人，他们大都是讲纯粹的历史，可以从史书上考证的历史，即使是易中天，他也是将《资治通鉴》、《三国志》等书综合起来，做一个大体的分析来还原所谓的历史真实，完全是粗线条的，只求大处，而对细节往往忽视而过。蒙曼的讲述则恰恰相反，她的重心落在细处，用的手法不是勾勒，而是描绘。蒙曼在这一点上超越了《百家讲坛》上的其他讲述者，她使用的是历史学者的情怀，但是采取的却是平民百姓的视角，她的目光穿越在故事之间，不视繁华，低调而务实。虽说蒙曼也有猜测和假设，然而她的猜测是诚恳而知性的，没有似是而非，也没有哗众取宠，更没有故作高深，她的猜测透露着历史学者的睿智，也浸染了平民百姓的细微和好奇，这本身就是一种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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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将蒙曼说成是“小于丹”，这种叫法有传播意义上的优势，也有利于商业造势，可是坦白地说，除了名声上的相似之外，她们两个人之间并无多少类同的地方，于丹显得张扬乖戾，且色厉内荏得有些迷失自我，她无处不在表演自己的知识，讲演的内容也极端虚无。而蒙曼则与她不同，蒙曼的平民视角以及低调朴实的讲述姿态，鞭辟入里同时又细腻温和的学者态度，都为于丹所不具备。从这一点来说，把蒙曼叫成“小于丹”，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错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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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曼说唐·唐玄宗》缘何改为《蒙曼说唐·长恨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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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读者望文生义，以为《蒙曼说唐·长恨歌》只是写李杨之间爱情的，故事主角是杨贵妃，内容尺幅仅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之内伸缩，这真是天大的误会，所以在此特别加以厘清：《蒙曼说唐·长恨歌》的故事主角是唐玄宗，杨贵妃仅是他爱情风流的佐证之一而已，李杨的爱情传奇仅是这部书内容的一个小部分。 央视之所以要用《蒙曼说唐·长恨歌》之名称，一方面是要借助白居易《长恨歌》之名表“一篇长恨有风情”之意，更有传达“盛世悲歌空余恨”之情，而后者—盛世悲歌，显然是叙述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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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天宝似昙花，辜负了大唐盛世千秋业；渔阳鼙鼓动地来，明月永照长生殿成虚妄。盛世不再的悲情，不仅唐玄宗有，他同时代的人也有，而且，虽千载而下，仍让无数的国人扼腕叹息，唏嘘流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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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曼说唐·长恨歌》，恨什么？悠悠千载，岁月穿凿而下，长恨的又是什么？我想，首先是家国之恨：755年，也就是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就在玄宗和杨贵妃在华清宫一起享受温泉浴的时候，唐朝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内乱—安史之乱爆发了。发动叛乱的安禄山和史思明从今天的北京一带一路南下，势力横扫大半个北方，大唐盛世就此结束。白居易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舞”。事实上，安史之乱打破的不仅仅是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神话，更是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安居乐业之梦。这场战争持续了将近八年，不仅给唐玄宗的皇帝生涯划上了句号，也成为大唐盛衰的分界点，甚至它也是整个中国封建历史的分水岭。怎么叫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呢？首先，在文化方面，中国不再像原来那样自信地吸收外来文明了，伴随着世界主义减弱，民族主义开始抬头，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倾向日趋浓厚；在政治方面，因为敌对力量的变化，中国的政治重心从西北转移到东北，最明显的体现，就是首都从长安逐渐转移到了北京；在经济方面，因为安史之乱对北方的摧残，中国的经济重心也从北方转移到江南，从此，南北关系取代东西关系成为中国的主要话题。更加令人遗憾的是，安史之乱后，中国又经历了若干朝代，在这些朝代里，中国经济也曾强盛，疆域也曾辽阔，文化也曾昌明，但是，说起全盛，已不复盛唐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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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开元天宝时代是中国古代大大小小的盛世中最辉煌灿烂的一个。它是玄宗个人的骄傲，也是中国历史的骄傲。可惜，遗憾的是，唐玄宗亲手缔造了典章焕然、文采风流的开元盛世，也亲手把这个盛世葬送在安史之乱的战火之中。因为骄傲之深，幻灭之情才重，才更让人深思长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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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才是个人之恨、爱情之恨。国家如此，玄宗本人亦如是。安史之乱结束后，唐玄宗从四川回到了长安，但是，此时他已经不再是叱咤风云的皇帝，而成了寄人篱下的太上皇。没过多久，就被当了皇帝的儿子软禁起来，身边旧人风流云散，只剩下几个年老体弱的宫女伺候。面对瑟瑟秋风，满阶落叶，暮年的唐玄宗经常吟诵一首诗：“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浑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 （唐梁锽《咏木老人》，一说唐玄宗《傀儡吟》）说自己就像提线木偶一样，戏已演完，该收场了。确实，这时候的玄宗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了，事业更无从谈起，不就像一个谢了幕的偶人嘛！与此同时，他也失去了伴侣杨贵妃，令人羡慕的爱情也付之东流。堂堂皇帝，最后连自己的宠妃也不能保护，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香消玉殒。人生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失意、更该恨声连连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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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充满矛盾的玄宗统治中国将近半个世纪，把大唐带上了盛世的巅峰，也把大唐拉入了战乱的低谷。这样的壮丽事业和这样的悲凉结局，让人们对他充满一种爱恨交加的感情。 确实，一篇长恨有风情，“长恨”二字，道尽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生离死别的辛酸与无奈。然而，家国兴亡、世道沦替之际，“长恨”二字，又岂能仅仅属于爱情！清朝诗人袁枚说得好：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里多。皇帝与爱妃的泪光之中，映照的其实是千千万万家庭的妻离子散，也是一代盛世的凄凉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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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蒙曼说唐·长恨歌》既是唐玄宗李隆基的“长恨”歌，也是杨贵妃的“长恨”歌，白居易的“长恨歌”，更是蒙曼的长恨“歌”。这个《长恨歌》也同时是普通人的皇帝和皇帝的普通人之间距离断裂处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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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文学界对白居易的《长恨歌》也有误读。开元盛世之后60年左右，白居易写出的《长恨歌》，不仅是一曲爱情的长恨绝响，更是盛世的凄凉挽歌。一曲悲歌，真是写尽了当年的风流，也写尽了当年的无奈。从这个角度考虑，更名为《蒙曼说唐·长恨歌》也是非常贴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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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有趣的是，在《蒙曼说唐·长恨歌》里，蒙曼的讲述也很白居易，她的这部作品的影响也必然如同白居易的《长恨歌》一样，家喻户晓。 同样是宣讲国学，蒙曼少了几分于丹的神采飞扬，多了几许朴实平和的平民口吻。相对于于丹激昂的文辞风格，蒙曼文字中的那些小设问、大白话显得可亲可近。没有华丽的词藻和修饰，不表演，不作秀，将平民讲述进行到底，让人不禁想起那个写了诗必要读给田间老妪的白居易—那首不朽之作《长恨歌》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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