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楼是二次供水吗:新的时代呼唤新的文学──“愤怒的青年”产生背景

吴元迈
1993 年国庆节于北京

绝望者的呻吟

愤怒的青年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文学
──“愤怒的青年”产生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战后的欧洲满目疮痍，一 片废墟。政治和经济的重建是人民所面对的首要问题，以社会作为反映对象 的文学所面对的是一个新的、变化发展的世界。在这种状况下，新的文学表 达模式和新的主题在欧洲文学界大量涌现。尽管与欧洲大陆相比，英国更多 地受着传统的影响，但也无可避免地受到新的文学形势的冲击。不过，当代 英国作家们除了少数例外，并未在形式方面进行多少探索，他们的主要兴趣 在于当今的具体社会问题，在于文化和社会方面的问题。换句话说，他们更 倾向于以传统的文学表达方式来完成传统的文学使命：面对社会，把握人生。 “愤怒的青年”作为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文学流 派，就产生于这种社会氛围中，因此，要对“愤怒的青年”作深层探讨，则 不得不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有所了解。

殖民体系的瓦解：帝国的衰落


　　二十世纪的英国所经历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它苦心经营几个世纪的殖 民体系的瓦解。英国曾号称“日不落帝国”，喻其帝国的繁荣与强大永远如 日中天。它也确实盛极一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统治着世界人口的四 分之一，其疆域扩及欧洲、亚洲、非洲、北美洲和大洋洲，占全球陆地总面 积的四分之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联邦 等一些以白人移民为主组成的殖民地取得了与英国平等的自治领地位。但实 际上它们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仍处于英国的影响和控制之下。英国仍是无 可争议的世界头号帝国。
无奈时势的发展并不总是尽如人意，“日不落帝国”也无力保持自己永
远的荣耀。席卷欧亚大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动摇了英帝国殖民体系的基 础，导致了战后英帝国的迅速解体。战争期间，英国在远东地区的部分殖民 地被日本军队占领。当地人民组建队伍，进行抗日武装斗争，为战后争取民 族独立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另外一些殖民地面临敌军入侵的威胁下，英国政 府不得不作出某些让步，以换取他们人力物力的支援，同法西斯作战，甚至 许下了战后允许其独立的诺言。战争中，英国本身的力量遭到严重削弱，给 这些地区战后摆脱殖民羁绊提供了客观条件。另外，美国为了扩大自己的影 响和控制范围，利用英国实力严重削弱的机会，竭力打入英国的殖民地和势 力范围。战后，美苏两国出于各种不同目的和利益的考虑对各殖民地反抗压 迫和剥削、争取独立和自主的斗争给予一定的同情和支持，无疑也促进了英 帝国的解体。
　　随着各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英帝国的殖民体系逐步瓦解。 英帝国殖民体系的瓦解，给英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和后果。 英国作为典型的殖民帝国主义，其整个历史发展和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在很 大程度上是同它对英帝国范围内许多国家的居民的剥削和对其自然资源的掠 夺分不开的。当年，英国作为一个大帝国的宗主国，可以任意驱遣世界四分
　　
之一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殖民地提供的大量超额利润和赋税支撑着整个英国 的国民经济。正是凭借其全球性的帝国体系及其经济军事实力，英国才在一 段时间内可以在世界上享有与美苏并驾齐驱的地位。然而随着殖民体系的解 体，英帝国再也不能对广大的殖民地发号施令，不能随意动用他们的人力和 物力。英国的资本和商品已无法再享有当年殖民地当局为其提供的别国所无 法得到的那种特权和垄断地位，以前殖民地所取得的收入也大大减少了。英 国再也不能指望他们提供进行战争和军事冒险的军队，也失去了它在国外的 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军事基地。英国已不再拥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它国 家和民族的能力。“日不落帝国”已成昔日黄花，其辉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英国成为一个与法国、西德和日本并列的中等国家，论其经济实力，还落后 于法国、西德和日本。

福利国家：问题依旧


　　贫困问题久已存在。英国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上的贫困 问题就更加严重了。社会或国家是否应对人民生活和福利负责任，成为十九 世纪以来英国人当中的一大论争热点。
二十世纪以来，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英国统治集团开始逐步完善立法，
改善工人阶级生活和工作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仍在进行时，首相邱吉尔怀着战争必胜的信念，委托贝
弗里奇起草一个将在战后实施的社会保障计划。贝弗里奇总结了十九世纪以
来的社会改革经验，制定了一个以消除贫困、疾病、肮脏、无知和懒散为主 要措施的广泛的社会保障计划。这个计划一发表，立刻在英国引起轰动，人 们争相购买，很短时间内就售出 60 多万份，邱吉尔也发表了电视讲话，许诺 战胜法西斯后，英国将建立起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同一年， 工党在其年会上也提出了它的社会福利纲领：第一，实行全面的社会保险； 第二，对因各种意外事故而陷入困境的公民提供社会保障；第三，实行家庭 和儿童补助；第四，实行免费的国家医疗保健制度。
1945 年，欧洲战场上战事结束后，英国举行大选。保守党对贝弗里奇报
告实际上兴趣不大。它以为实施这项计划所需费用太大，战后英国经济力量 未必承受得起，在保守党看来，战后的英国社会生活基本上应恢复到战前那 种状况中去它没有看到欧洲战后所发生的普遍左倾的变化。这种左倾在英国 表现为人民对改革的强烈要求，这种要求把工党推上了战后政治舞台的中 心。
　　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尤其在年轻的一代人看来，工党在大选中获胜， 这意味着按照现代社会主义的思想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开端。工党许 诺，要通过对主要工业实行国有化给人民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尽管保守党 和工党都赞成建立一个福利国家，但选民们感到，对国家的社会机构进行重 大改革的愿望、对教育机会均等以及减少贫富之间不平等方面的要求，在工 党执政下比在邱吉尔的保守党执政下更容易实现。
　　工党执政后，确实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致力于福利国家的建立。 它制定并通过了一系列重要立法。在这些法律一一生效后，首相艾德礼 1948 年宣布，英国已经建成了一个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的核心是社会保障，但又不仅限于社会保障，还要包括文化、

教育设施、交通、环境保护等项目。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改变了战后英国社 会生活的面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贝弗里奇在其报告中提出的所要消除的 五大社会病害中，居首位的是消除贫困，但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教育、医 疗卫生等事业有很大发展，但要根除疾病、无知等社会现象是不可能的。既 然阶级依然存在，贫富悬殊的现象也将存在下去。穷奢极欲、一掷千金的富 豪与冻饿街头、乞讨为生的穷人同在。工党在建立福利国家时所鼓吹的实现 一个“人人享有同等机会的社会”也只是一种幻想。福利国家的建立还造成 另一后果：让国家财政背上了难以承受的包袱。
　　不久的发展表明：工党所唤起的巨大希望只不过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经 不起实际考验。诚然，建立一个福利国家，以及由之而产生的政治上、社会 上的后果，是在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过程中迈出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一步， 起先很令人鼓舞。然而，这一步骤并未取得预想的巨大成就，因此，人们失 望的情绪变得日益强烈。福利制度的建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使赤贫阶层的生 活得到改善，也消除了为数众多的人历来所遭受的歧视。但是，立即实施影 响更大和更有价值的理想的问题，却很少被提到。工人阶级对整个社会的普 遍的冷漠情绪也并无多大改变。
　　1951 年，保守党重新上台后，保持了福利国家的各种特点，随后数年， 保守党和工党的观点越来越接近。这无疑证实了人们先前的忧虑：选哪个党 实际上都一样。这样，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幻灭感更加强烈。这种情绪在年轻 人当中大有突出。因为他们感到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的希望破灭了。他们在社 会上愈来愈袖手旁观，在原则上抱不合作的态度，对国家、教会和社会进行 严厉的批评和指责，他们对现状无可奈何地承受，不想再提出创造性的建议。 这种态度实际上就是“愤怒的青年”对待现实的态度和创作无题。
国际政治风云的变幻，也加深了普遍的怀疑情绪和个人无能为力的感
觉。当国家与国家之间采取暴力行动时，一切抗议和道义都失去了意义，显 得苍白无力。
在英国本土上，人们不断地对原子武器竞赛提出抗议，最终发展成为在
阿尔德麦斯登的首次游行。参加者都以个人名义出现，而不是作为任何政党 或政治团体的成员。在他们看来，消极抵抗不失为发泄愤怒的一个合适而切 实的方式。这些以及其它一些事件，有助于形成一种舆论的气候，对青年作 家的创作发生影响，其作品中浓烈的个人主义倾向就是这些事件的产物和反 映。另外，这些青年作家的初步成就显然也得益于此。

断代的真空：对新文学的呼唤


　　“愤怒的青年”的产生也有其文学自身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老 一代作家如詹姆斯·乔伊斯、W·B·叶芝、弗吉尼亚·伍尔芙和 D·H·劳伦 斯先后辞世，给英国文学界造成暂时的真空。其他一些二战前后就一直在创 作的作家由于对时局认识不清，造成精神上的迷惘，失去了创作导向和充沛 的创作才智。这一类作家的代表是奥登。
　　奥登是二十年代后期就在牛津崭露头角的诗人。他在政治上左倾，这使 他在后来的西班牙战争中热情地站在革命派一边。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 时，奥登在失望之余抛弃了共产主义理想。随后，探求成为他作品中压倒一 切的主题，即追求未知的、未经探索的未来。在代表作之一《忧虑的时代》
　　
（1947）中，他又把探求的主题扩大到包括整个人类。诗中的无休止地进行 探索的流浪汉是个象征性的人物。他对上帝的信仰使他从拯救中获得了解 放。总之，到五十年代初止，奥登已由当初的热情的革命诗人演变为对人类 心灵、命运、未来等重大主题进行探寻的、颇具哲理意味的诗人。
　　长期以来，人们对乔伊斯、伍尔芙所首创并提倡的“意识流”小说由新 奇、喜欢进而厌倦。英国文坛竞有一种观点，认为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 夜》和伍尔芙的《海浪》给英国文学带来了灾难。由于奥登与乔伊斯等的意 识流小说所探寻的主题大致相似，所以，他的作品在当时也并不为人所欣赏。 以一种新的文学来刺激受“意识流”控制而形成的沉闷局面，已成为英国文 学民展的趋势和要求。在此背景下，“愤怒的青年”的产生就是必然的了。 实际上，“愤怒的青年”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倾向都是强烈的反驳。它以 轻松、明快和现实主义子法进行创作，与“意识流”小说一味地沉溺到心灵 的深渊里去相比，更容易为大众所欣赏和接受。在创作题材上，“愤怒的青 年”与前代的作家有很大不同。他们表达因国家的文化不能代表他们的社会 阶层和他们自己生活的经历而产生的愤怒和幻灭感。他们都强烈地反对“知 识分子”文学，认为它们都是虚伪的赝品；他们嘲笑所有形式的文体探索， 认为文体太复杂则会闭塞，与实际生活脱钩。他们与“奥登一代”不同，没 有强烈的政治信念，而只是因为英国新的社会体系没有给他们带来一个完
美、没有阶级、他们能够生活的社会而感到不满和愤怒。

绝望的呐喊，幻灭的呻吟
——“愤怒的青年”的艺术特征


　　英国文学是世界文学艺术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像“日不落帝国” 一样，它也曾拥有光辉灿烂、群星闪烁的历史。数百年来，许许多多的英国 卓越的小说家、诗人和戏剧大师们纷纷登上舞台，独领风骚，演出了波澜壮 阔的话剧。他们不朽的著作不仅是欧洲，而且是世界文学长廊里的奇葩，莎 士比亚的“说不尽的”戏剧创作，十八和十九世纪笛福、菲尔丁、狄更斯、 哈代的现实主义小说，以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骚塞和拜伦、雪莱、济慈为 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以及本世纪以来的现代派文艺，都给当时及后来的欧 洲和世界文学艺术的发展以深远而重要的影响，是人类共同文化的一份绚丽 多姿、光彩夺目的宝贵遗产。“愤怒的青年”就是在继承和发扬英国文学优 秀传统的基础上，为了适应和反映不断发展变化的时代和社会应适而生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愤怒的青年”——一个文学流派和文学运动在英 国崛起。这个流派的代表作者是一群年轻人，他们或来自小资产阶级、或出 身于工人家庭，大多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前线渡过了艰难困苦的岁月。 但是，战争的结束并未给世界带来和平与稳定，冲突和暴力仍威胁着世界。 大英帝国在重要困难和压力下无可奈何地衰落下去，长期以“老大”自居的 英国人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即国际地位的下降，在外交、家事等方面， 处处从属于美国，这种心理失衡是难以承受的。人们在战时憧憬的幸福而美 好的新社会并没有实现。因此而产生的幻灭感，对现状无可奈何和个人对命 运无能为力的情绪，弥漫整个英国。保守党和工党的趋同，更是激化了这种
幻灭情绪。
　　统治集团对战后年代的种种残酷现实可以视而不见，而只是乞求为自己 保存一个安乐窝。年轻一代的反响都截然不同，他们在幻灭和绝望之余，以 特有的猛烈势头揭露时代问题，加以抨击。这些对现存的权力机构激烈批判 的青年作家们就被称为“愤怒的青年”。不过，他们的抗议往往出于个人的 绝望和不满，而且掺杂着某种程度的自我怜悯。他们大多受过大学教育，却 发现自己根本没有社会地位。一方面，他们与原先的家庭环境的感情纽带已 经破裂；另一方面，他们的教养与性情又使他们不能在一个不同的社会阶层 中感到自由自在。因此，他们对顽固坚持阶级差异的社会表示愤怒，对周围 的一切都表示不满。他们拒绝接受传统的道德观，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价值标 准使人们看不到自己的潜力，并且阻碍了自我发展。他们还感到，在一个被 市场的价值标准和因循守旧的压力所包围的世界中，个人的主动性很少有发 挥的余地，这一类作品的主人公极端反对政治，在他们心目中，政党和政治 是这可憎的权力机构的组成部分。属于“愤怒的青年”这类文学的小说和剧 本，虽然对当前的问题提出了完全幻灭的看法，但由于他们在情感方面具有 强烈的感染力而经久不衰。
　　首先适用文学方式表达自己的“愤怒”与不满的作家是约翰·韦恩。1953 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发泄“愤怒”的作品《误投尘世》（也译《每况愈下》 或《大学后的漂泊》），接着，金斯莱·艾米斯也于 1954 年发表了《幸运的 吉姆》。这两篇作品都被视为“愤怒的青年”的开山之作，1956 年，青年剧 作家约翰·奥斯本的剧本《愤怒的回顾》在伦郭皇家宫庭剧院上演时，引起 强烈反响。观众甚至将帽子抛向空中，向作者致意。上演后，批评家称誉这
　　
个剧本是“力图改变近代许多行之有效的标准”的杰作，是“时髦的骚动”、 时代的象征，是戏剧界“近十年中最令人激动的戏剧”。至此，“愤怒的青 年”已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这个流派也实际上宣告形成。此后，这种“愤怒 派”文学在英国便形成了一股锐不可挡的潮流，作家、作品纷纷出现，场面 红火、壮观。这时的作家作品有约翰·布莱恩的《上层的空位》（也译《向 上爬》，1959）、爱伦·西利托的《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上》（1957）、
《长跑运动员的孤独》（1959）、戴维·斯杞利的《运动员生活》（1960）、 基恩·沃特霍斯的《说谎者比利》（1959）、安·杰里考的《我那疯了的妈 妈的游戏》（1959）、希拉·德拉尼的《初尝甜蜜》（1958）、彼德·沙弗 的《五指练习》（1958）、伯纳德·科普斯的《斯特普尼·格林的山庄》（1956）、 阿诺德·威斯克的《鸡汤加大麦》（1958）等。
　　1957 年，伦敦一家出版社把 8 位“愤怒的青年”作家的 8 篇文章汇集成 册，以《宣言》为书名出版。编辑在序言中说：“一群年轻而多方受到压抑 的作家突然冒了出来，他们力图改变近代许多行之有效的标准。迄今还没有 批评家对他们加以估价，或者客观地把他们联系起来。”《宣言》中收集的
8 位作家是：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科林·威尔生、约翰·奥斯本、约翰·韦 恩、坎纳南·泰南比乐·霍普金斯、林赛·安德生、斯图亚特·霍尔洛德、 这些人再加上前面所提到的作家，就是“愤怒的青年”的代表作家了。《宣 言》无疑是起了一个把“愤怒的青年”组成一个团体的作用。因此，《宣言》 也可以说是“愤怒的青年”的宣言，它的出现，标志着这个流派达到了自己 的鼎盛时期。
“愤怒的青年”作家们大多是出身于社会下层并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
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有一定深度。战后工党开始的新的社会体系虽然给下层带 来了一定的经济保障和受教育的机会，但并没有给他们政治上的权利。在社 会上，他们也没有影响事态的能力，对国家重大事务做出决定的权利依然属 于上层社会，在文化界占据中心地位的也是来自上流社会的一些人士。“愤 怒的青年”们对此愤愤不平，他们要求改变这种状况。所以，他们蔑视传统 文化，并对之进行污蔑和攻击，称之为“腐朽的”、“猥亵的”。其实，对 于社会应当如何，他们也没有更好的方案。他们的作品只是确切地表达了他 们的精神状态而已。他们这种怀疑主义倾向使一些批评家认为，他们的愤怒 只是出于妒忌的动机。这些作家之所以愤怒地撞击文化宫殿的大门，并不是 为了摧毁它，而是为了弄出更大声响，引起更大骚动，以得到进入的许可， 并使自己成为其中的重要部分。可以说，这种评论是有道理的。所以，“愤 怒的青年”作家们在出了书，成了名后，“愤怒”换来了荣耀的“桂冠”， 不满争来了世人的称许，原有的强烈的“愤怒”与不满也就悄悄消失了。到 本世纪六十年代，这一文学运动在英国文学界基本上销声匿迹了。五十年代， 在西班牙、法国、联邦德国以及北欧各国也曾出现过近似于“愤怒的青年” 的流派。
　　关于“愤怒的青年”这一名称的由来，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来自于 莱利·阿伦·保罗自传《愤怒的青年》，另一种认为因奥斯本的《愤怒的回 顾》而得名，我国评论界一般较倾向于认可后一种观点。“愤怒的青年”这 一名称用于当代英国人说，往往指纯粹的外部的表现，指人物的行为。现在 有一种倾向，即把作者与塑造的人物在一切细节上等同起来。这种倾向不利 于对这些小说家的作品作出清醒的、冷静的、公正的解释。无疑，这些小说
　　
家的作品掺杂着自传的成份，但如果把这一点作为判断的唯一依据，那也是 不明智的。
　　有人认为，“愤怒的青年”作家们在作品中表示的仅仅是不满和牢骚而 已，并没有多大的愤怒，所以“愤怒的青年”这一名称并不合适。对之名人 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们对当时的时代和人们表示幻灭的观点所产生的 广泛影响是无可争议的。我们之所以用这一名称作为对这些作家们的集体称 呼，因为他们作品的中心人物都代表“愤怒的青年”这一类型。对这种类型 的人物的描述尽管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是现代小说中流浪汉式的“反英雄”。 他们提出的抗议响亮而强烈，但很容易在无法控制的滑稽情况下消失得无影 无踪。而且，这些“愤怒的青年”未能对社会的弊病作出理论上的诊断。
　　“愤怒的青年”的文学特征是表现于社会现状的普遍的不满，对社会现 有秩序的全面的攻击；塑造不满社会现实，努力跻身于上层社会的“反英雄” 人物；背景多是外省，特别多是伦敦北部地区的中小城市和乡间；用现实主 义的写作手法，但也有受“意识流”影响的痕迹；塑造的男性形象均较女性 形象坚实、丰满，但表现性行为的放纵比较常见；作品中多有一种耐人寻味 的美的艺术境界。
　　但是，尽管这些受到大肆宣传的“愤怒的青年”是时代的必然产物，享 有持久的声誉，并且与他们的作品一样直截了当，给人以清醒的感觉，但他 们并未使文学得到多大进展。他们的作品不乏完整性，表现有力，但未能创 造出独特个性。他们把写作的焦点局限于英国社会、英国制度，这样就使小 说脱离人类普遍的经验而陷于狭隘的地域性。英国人对等级观念和操纵社会 制度的无穷的兴趣产生了这种纯粹以当代英国为背景的文学。这种文学是对 社会的批判，但是这个社会仅是一部分读者所熟悉的社会。
无论其成就如何，“愤怒的青年”文学的出现是英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事
件。它是“迷惘的一代”文学的继续和发展，为五十年代声色黯然的英国文 坛带来了希望与新的生机，是一支短暂的富于音响效果的战斗乐曲。为了对 这一文学流派有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下面我们将分别介绍“愤怒的青年” 小说家和剧作家。

小说创作：异彩纷呈


　　1950—1960 年是英国文学特别繁荣的年代，小说和戏剧在社会上引起了 极大的反响，开始了一场新的文学运动——“愤怒的青年”运动。相比较而 言，小说创作更是对这一文学运动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1950 年以后，作家们所关注的问题有了变化，开始对当代各种问题进行 描述和分析，而不去回顾历史。他们对于创造新的文学形式不感兴趣，而进 行新的主题和题材的试验，用以描述传统观念发生的变化。新奇的内容似乎 已成为唯一的共同标准，形式方面的考虑是不受重视的。对形式的漠视向来 是英国小说的固有特点。而当代社会及其发展的各种结构、人物和制度则已 成为人们认真讨论的题材。“愤怒的青年”作家们在小说中试图说明人在各 种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英国人对等级观念、教养、行为、态度、习俗、社会 变革等方面的兴趣是典型的，这些兴趣在文学中，尤其是在小说中，都有所 反映。个人与社会之间产生的众多而变化无常的关系为作家提供了各种各样 的主题。而在作品中首先具备了“愤怒的青年”创作倾向的是女作家多丽丝·莱
　　
辛。她的第一部小说是 1950 年问世的《草在歌唱》。虽然她曾进行过多种 文学体裁的写作，但她最重要的创作还是小说。1952—1969 年，在个人经历 的影响下，她撰写了五卷本的小说《暴力的儿女》，借以探索种族冲突以及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在第五卷中，莱辛集中探讨了一个更为广泛 的主题，即在男性统治的社会中妇女的地位的问题。她深信，对妇女的偏见 和对世界上黑人大众的压迫一样，只有用左派的政治行动才能消除。
　　其后，作家泊·霍·纽贝的创作也显露出“愤怒的青年”的某些特征。 如在他的第一部小说《去内地的旅程》（1946）中，涉及了当代小说普遍关 注的问题，如有关探索的主题、人物的被迫进行反有以及新的感受在人们内 心产生的变化等。有些评论家以“局外人”称呼纽贝，这主要是从他的素材 角度来说的，如果就其主题而言，这一称号就显得有些不确切了。
　　自五十年代开始，以约翰·韦恩和金斯莱·艾米斯为代表的这些探讨当 代主题而不注重文学形式创新的作家们开始被称为“愤怒的青年”。与其前 期有显著不同的是“愤怒的青年”作家作品中对“愤怒的青年”形象的塑造。 他们都是来自于下层的小人物，对于自身的处境和社会的不平表示不满和“愤 怒”。但这种不满和“愤怒”又大多在生活有所转机之后而逐渐淡化去。
　　威廉·库珀所著《外省生活花絮》 （1950）中的乔·伦恩也话是体现反 抗因循守旧的资产阶级传统习俗压力的第一个角色。约翰·韦恩的《及时行 乐》（1955）为其他同类作家开了路。“愤怒的青年”小说和剧作就是在这 个基础上繁荣起来的。
约翰·韦恩、金斯莱·艾米斯、约翰·布莱恩是“愤怒的青年”的三个
最重要的小说作家。他们以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从自己的角度来指责、埋怨 现实社会。他们在作品中抗议中产阶级阻止他们地位的提高，抗议英国在国 际社会中地位的衰落，抗议他们所不能享有的种种特权。他们以创作推动了 这一文学运动的发展。
“愤怒的青年”作家中也有许多是来自于工人家庭的。在 D·G·劳伦斯
开始创作以前，作家们对工人几乎没有任何兴趣，工人在文学作品中很少出 现。即使有，也大多是作为增加喜剧郊果的丑角、或者侵害中产阶级的罪犯 出现。战后，一些来自于工人阶级的有才能的作家开始以人性、理解的态度 描写从未被当作完全发展的人来看待的工人阶级，表现他们的苦难和困顿、 不满和愤怒。在这些作家中，“愤怒的青年”的代表作家爱伦·西利托是最 杰出的一位。
1928 年，爱伦·西利托生于工业城市诺丁汉，与 D·H·芬伦斯是同乡。
其父是一位普通的制革工人。他从小在贫民窟长大，直到 14 岁时才有机会进 了学校，接受教育。但不到一年，他又被迫辍学，到了一家自行车工厂，成 为一位不熟练的工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应征入伍，被派往马来亚， 在皇家空军当无线电发报员。他在马来亚服役两年。在此期间，他记录下了 自己在海外的经历。这些都成为他写作时的有用材料。后来，他因患肺病， 被送往法国治疗。战后，他移居西班牙在地中海的一个小岛——马佐卡，在 这里住了五年，一边教授英文和搞文学翻译，一边开始文学创作。马佐卡岛 上的花销很少，所以他希望能通过经常出版小说，赚到钱，维持一般水平的 生活。1958 年，西利托回国。同年，他发表了处女作和成名作《星期六晚上 和星期天早上》。他对自己以写作没有太大的舒心，所以看到这一长篇小说 很快成为畅销书而感到非常意外。小说叙述的是自行车厂工人亚瑟·西顿的

故事。西顿从 15 岁起就给资本家干活，后来应征入伍，复员后仍是回到自行 车厂工作。他愤世嫉俗，憎恨大腹便便的资本家，憎恨维护富人利益的法律， 感到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不公平的“发疯的世界”。由于工资微薄，仅 够维持生活，他讨不起老婆。于是，他就在有夫之妇身上打主意，他先把同 事杰克的妻子布伦当作情妇。布伦怀孕后，他又去勾引布伦的妹妹温妮，接 着又去追求 19 岁的女工多琳。结果被多琳当兵的丈夫发现，将他打了个半 死。亚瑟·西顿平常日子象牛马一样在工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只能在星 期六的晚上去酗酒、搞女人，星期天早上去钓鱼，这些就是他所知的生活的 全部乐趣。他对于这种生活并不是很满意。他认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活着 就是不停地“跟母亲和妻子斗，跟房东和工头斗，跟警察、军队和政府斗”。 在他吃了亏以后，心灰意冷，决定跟多琳结婚，但婚后，他的担子更重了， 而且还要不断同生活作斗争，直至生命的结束。小说就是通过对亚瑟·西顿 逃避现实生活、只积及时行乐的痛苦与不幸的生活的描写，控诉了资本主义 社会的不平等，表达了普通人对现实的愤怒和不满以及渴求美好生活的朴素 的愿望。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亚瑟是一个“反英雄”的形象。他的经历并不可歌可 泣，甚至可以说是庸庸碌碌的，但就是在这种庸碌平常中，透露出真切的生 活实感。他了解当代不列颠社会的道德与衰落。在这个国度里，毫无诚挚可 言，每人都只玩耍自己的利益而不顾自己的邻居，这种态度聚结成一句人们 常说的话：“我很好，杰克。”其意思是：“我只在乎我自己，所以别人休 想从我这里得到帮助。”小说所用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使整部小说的艺术 色调和它所反映的工业区色调十分协调，都是那么平实、黯淡，甚至有点乏 味。这篇小说曾获 1958 年俱乐部最佳处女作奖。不久，西利托又将之改编成 电影。1960 年，电影公映时，在世界各地都受到欢迎。
1959 年，西利托发表了他的另一代表作——中篇小说《长跑运动员的孤
独》。这一作品收入他的同名小说集中。小说的主人公是伯斯托尔教育感化 学院的少年犯史密斯。他是一名优秀的长跑运动员，参加了一次长跑比赛。 为了对院长进行报复，他故意不夺冠军。小说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故事，反映 底层广大受难者对于统治阶级日益增长的不满和仇恨。
整部小说共分三节。第一节对史密斯进行长跑训练时的心理活动进行了
描写；第二节是他对作案被捕过程的回忆；第三节写史密斯在比赛中故意跑 慢，让别人夺取冠军，以报复院长。这一小说的显著特点在于它对情节的弱 化和对主人公内心活动描写的侧重。小说对主人公关于报复与不报复产生的 种种恶果的描写细腻逼真，耐人寻味：不报复，自己就会成为一名老板们赚 钱、争名誉的工具，年轻时长跑，得上一身病，30 多岁时退休，从此长年病 弱孤独，是够惨的；报复了，他们会狠命折磨自己，即使出院后，要去当兵， 若是万一当了逃兵，就会被抓进监狱，也够惨的。考虑到最后，他决定要报 复。他这番思索实际上是人生对丑恶的现实无可逃避、无可选择的尴尬境地 一种抽象的概括。小说全篇用独白方式，再现了主人公在长跑比赛前后复杂 的心理活动。小说使用了幻觉描写，以达到表现效果。如史密斯想象自己长 跑时，甩掉了所有对手，只身跑过鹅卵石、沼泽地和芦苇丛，可仍避不开警 察从身后射来的子弹，被击毙。这些手法有些近似于意识流，但又没有庞杂、 混乱到读者难以理解的程度。这部小说尽管有时间的错位、意识流等。其现 实主义因素还是十分明显的。主人公从作案、赛跑到报复，是一个完整的情

节推进过程，既有情节的发生和发展，又有高潮和结局，人物也经过了典型 化处理。史密斯聪明、果断、正直，而他对统治阶级的仇恨也是无以复加的， 小说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对漫画式笔法的运用。如写院长时常提到他“暴 眼鼓肚”，而他的手又白白嫩嫩，象两朵水仙花等。小说还有一种真切的生 活实感，像对长跑运动员退休后百病缠身的情景的描写：“32 岁就因老退休
——由于两肺抽纱窗帘似的尽是窟窿眼儿，心脏乱蹦得像只足球，两条腿静 脉曲张，上面象是爬满了一条条豆茎。”这种情景，没有实地体验，是写不 出来的。《长跑运动员的孤独》曾获 1959 年霍桑顿文学奖。这部小说也被西 利托改编为电影，1962 年上映时也获得了成功。
　　西利托的前两本书都充满力量和“愤怒”。其对话生动活泼，再现了工 人阶级的语言，他展示了工人的生活背景，记录了这一对社会没有义务感和 责任心的群体的思想和行为动机。对之他既不颂扬，也不谴责，但读者能从 作品中体会到作者对他们的同情，对他们的怀疑和“愤怒”的理解。西利托 就是从他自身的经历出发，真实地记录下了他所观察到的东西，但他并没有 去试图挖掘他的角色的这种反社会态度的原因，也没有对社会问题提出任何 解决方案或美好前景。
　　这种局限也许就是西利托以后的作品销路不如前两部书的原因。有些评 论家甚至认为，他的文学创作将以失望而告终。他后斯的一部作品《房门钥 匙》（1961）描写了一群在马来亚的憎恶军营生活的英国士兵。他们对于现 状怨气冲天，而沉溺于对在英格兰工作时的生活的回忆中，但这个故事到此 也就结束了，没有得出什么有目的的结论。在《威廉·波斯特斯之死》中， 他对一个来自于工人阶层、对现实不满、而又徒劳地追求满足的艺术家的生 活进行了描述。和西利托的大多数作品的主人公一样，他固执、愤怒，反对 政党和政府。
自 1958 年起，西利托共出版了十四部小说和短篇小说集、两部诗集和四
部剧本，但后期再没有一部作品具有与《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上》相媲美 的力量。
玛戈·海曼的小说《冒险家》（1960）描述了工人阶级队伍中那些处于
革命热情与机会主义者个人奋斗之间的矛盾的人们，其主人公是共产主义知 识分子亚当斯和雄心勃勃地矿工的儿子丹尼·丹尼在大学毕业后背叛了工人 阶级。他一心要向上爬，以获得金钱和权势。而亚当斯却从伦敦搬到了威尔 斯一个矿工聚居的小村庄，与工人们同甘共苦，一直没有动摇对共产主义信 仰。海曼明确地坚持，亚当斯在道德上远较丹尼优越。
　　杰克·林赛的《英国作风的小说》（1953—1957）由四部小说组成，描 述了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冲突，但通观四部作品，几乎都是老生常谈，缺乏真 知灼见；人物也几乎没有个人的特性，而反映了工人阶级通常具有的特点。 戴维·斯托利也是来自工人阶层的“愤怒的青年”小说家、剧作家和著 名的电视导演。他曾在英格兰威克菲尔德就学，也在伦敦斯莱德美术学校学 过艺术，后来成了橄榄球联赛的运动员，业余时间从事写作，斯托利作品中 的人物把这个世界看成是充满敌意的、机械的世界在他的处女作也是代表作 小说《运动员的生活》中，斯托利把阶级斗争置于约克郡一个矿镇的橄榄球 队的缩影中。他象征性地用橄榄球这一行业来强调英国社会中继续存在的阶 级差别，自球员到付钱给球队的各色人物都是阶级差别的表现。作为当代第 一部“运动为了赚钱”这一主题为素材的“愤怒的青年”小说，《运动员的
　　
生活》所揭示的问题是深刻的，职业运动员就像厂房里的工人一样，是可以 买卖的商品，唯一的区别在于球员有可能在一个短期内，成为一批狂热为观 众崇拜的对象，可以作为社会的宠儿而公开展览。斯托利对橄榄球这一运动 的描绘是直截了当、毫不留情的。人似乎变成了机器，却又像暴怒的老虎那 样相互厮杀。动物性取代了人性，体现了“弱肉强食”的自然界法则。
　　斯托利的第二部小说里《逃往坎姆登》。约克郡的一个矿工离开了自己 的天然环境，迁居到伦敦坎姆登。在这部作品中，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具有象 征性的意义。他的另一部小说是以当代工业社会为背景的《拉德克利夫》， 以象征的手法描述了一个古老而受尊敬的家庭的衰亡。此后，斯托利将创作 转向舞台。《阿诺德·密德尔顿的复原》是他的戏剧代表作。剧中的历史教 员密德尔顿沉浸于内心世界，借以逃避自己的职业和家庭的干扰，并越来越 深地退居到这个世界中，与小说创作相比，斯托利的戏剧创作影响要小一些， 但作为剧作家，他发展了自己特有的名词和独特的戏剧风格。
　　基恩·沃特豪斯与斯托利一样，既是小说家，又是剧作家，他的作品除 了《有一块安乐土》（1957）以外，都以当代的背景，以个人的命运、局外 人的生活为题材，愤怒的气息浓厚。他所塑造的第一个悲喜剧角色是《说谎 者比利》（1959）中的比利。他生活在小镇的狭小天地里，没有机会自我发 展，总是使自己陷人各种尴尬的情景中，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 在沃特豪斯的作品中，压迫主人公的不仅仅是环境，他们大多还受到自己内 心压力的驱使，比利之所以逃避到梦幻世界中去，是因为他缺乏信心，看到 的只是无法克服的困难。这部作品还有独特的情趣。沃特豪斯把标准英语、 陈词滥调、习语、技术术语，以及星期日报纸上的语言混在一起，赋予作品 一种真切感。在他的另一代表作《爱柏》（1963）中，沃特豪斯塑造了爱柏 的形象，爱柏 36 岁，有裸露癖，喜爱偷看下流场面，生活在社会边缘。缺乏 独特个性。这种反常性格的塑造，其实就是对社会的一种控诉。
总之，在小资产阶级的“愤怒的青年”进行了愤怒而无苍白无力的呐喊
以后，工人阶级的“愤怒的青年”对社会提出更强烈的抗议和不平。他们没 有爱国思想，没有崇拜的偶像。像小资产阶级作家的主人公一样，他们的主 角也都是个人主义者私自和自利者。他们迫切地要求得到特权而又不愿帮肋 他人。在群众运动中，他们也拒绝相互合作。他们反对使他们的生活水平得 到了提高的英国社会，因为它还通过税收和劳动力控制的方式限制了他们。 他们没有为国家服务的愿望，因为他们将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如军队、监狱 和政府视作敌人，他们对政治家和政党毫无信心，甚至认为在劳动者联盟内 部也不应有什么纪律的约束。他们迫切地要求毁掉整个英国社会，却又不知 应以何取代它。
　　这些也许就是对英国进行现实主义描写的“愤怒的青年”作家们最严重 的弊病。他们提出问题，暴露社会的短处，但并没有寻求严肃的答案。一位 著名的文学教师，吉尔伯特·菲尔普斯这样以为：“对现存的价值观念以新 颖独特的字眼重新评判，或在旧传统腐朽后，热情探索新的传统，是艺术家 们的主要任务”，而“愤怒的青年”作家们好象放弃了探索，而屈服于失败 和绝望。

戏剧舞台：百花争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戏剧界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方向。T·S·艾略 特和其它一些作家继续诗剧的创作。但由于他们欣赏的神话和宗教主题一旦 被置入现代剧景，令演员很难表演，观众对之也失去了兴趣，所以诗剧逐渐 绝迹了。代替它的位置的里艾斯伯德剧院从法国舞台上搬来的货色，其中大 多属于存在主义流派。就象 30 前艾略特等接受的诗剧一样，这些剧作探索和 拍宽了戏剧表现力，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英国戏剧的发展。
　　另一个不同方向是一种新的戏剧式样的出现。这种戏剧式样不注重形式 的探索。其对下属生活的现实主义描写使之有时被称作“洗涤槽”戏剧。它 与在英国戏剧界流行了近一个世纪的“客厅”喜剧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戏 剧就是“愤怒的青年”戏剧。
　　与小说家们不同，“愤怒的青年”剧作家没有将题材限制在狭窄的范围 内。他们以约翰·奥斯本为代表，抱着与小说家们同样的目的，使戏剧有了 新的发展，并促成了一项运动。这项运动的目的在于最终打破长期一成不变 的英国戏剧。他们认为：英国戏剧的弊病在于大多数戏剧的语言和动作不能 表现当代英国生活，它们所反映的仍是战前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与习惯。
　　这次新的戏剧运动以 1956 年约翰·奥斯本的剧作《愤怒的回顾》为开端， 逐渐形成了一种潮流。这类戏剧的主角大多来自工人阶层，他们反抗中产阶 级和上层社会所拥有的特权。而这种特权就是此前的英国戏剧如动作喜剧、 社会问题剧、诗剧等的约定俗成的主题。它们在剧中注重表现上层社会、有 教养者和达官贵人，而对处于社会下层的英国人民不感兴趣。下层人等即使 能在戏剧中出现，也大多是以仆人的身份。奥斯本对传统戏剧进行了反驳， 开创了当代戏剧新的潮流，在作品中表现被忽视了的工人阶层的生活。随之 其他剧作家纷纷效仿，以迎合热情的观众和评论家。逐渐地，这些作家形成 了“愤怒的青年”派别。这一流派关注一个共同的主题——人与社会，抱有 共同的态度，即对传统的束缚、等级观念、国家利益、现存的教会、工会、 家庭、婚姻和私有财产提出抗议。这表达了一种骚动、无秩序和处于两难境 况下的心情。
约翰·奥斯本作为这一流派的创始者，其成就是其他作家所无法比拟的。
　　在“愤怒的青年”剧作家中，成就仅次于奥斯本的当推阿诺德·威斯克。 他生于伦敦郊区一贫困家庭，父亲是俄国难民，母亲则是匈牙利人。尽管他 从未进过大学，却受过良好的教育。自 16 岁起，他就到一家家俱厂当学徒。 后来，他还不过书商助手、农场工人、搬运工人、糕饼师，并在一家电影技 术学校学习过。二战期间，他曾在皇家空军服役。这些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 了丰富的材料。他早期的三个剧本《鸡汤加大麦》（也译《大麦鸡汤》（1959）、
《根》（1959）、《我在谈论耶路撒冷》（1960）最初在考文垂贝尔格莱德 剧院上演，后在伦敦演出，产生较大的反响。1960 年，威斯克将这 3 个剧本 汇编成一册出版，名为《威斯克三部曲》。60 年代初，他与别人合办了“第 四十二中心”，旨在与工会合作，促进和发展为工人服务的各类活动，以提 高工人阶级的文学艺术修养，用有益的活动充实工人群众越来越多的空余时 间，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文学、艺术和手工艺的发展。这一“中心”在当时 影响甚大。现在，威斯克与妻子、三个孩子一起住在巴黎。
　　威斯克把文学艺术看作使人们逐步觉悟的一种手段，看作向蒙昧无知的 人们真实地道出人类处境的一种方式。他认为，知识分子的任务是揭示人的 心理状态，艺术家的任务则在于暴露人所处的困境。所以，在剧作中，威斯
　　
克总是直面现实，着重描写个人与社会的压力的冲突。他经常选择伦敦东郊 贫民区的犹太家庭作为描写对象，这反映了他的社会主义信念，对此，他曾 一再利用他的剧作向公众表明。他认为，各种艺术和艺术家的作品是把工人 阶级从对文化的不关痛痒和仇恨心理中解脱出来的唯一手段，是把他们引向 不仅着眼于工资和福利国家的那种社会主义的唯一手段。但威斯克在他的社 会主义观念中惨进了所谓的“人”的东西。他不希望看到戏剧为阶级斗争服 务，不希望有马克思主义的戏剧。
　　威斯克的创作的中心题材是群众的怠惰和漠不关心以及福利国家的消极 作用。他意识到人的困境，说明当前存在的种种问题，并试图寻找答案。
　　他的第一部作品里《鸡汤加大麦 》，于 1958 年首次在伦敦上演。“鸡 汤加大麦”是犹太人喜欢吃的一道名菜，在这里指工人阶层应在患难之时互 相帮助，互相爱护，创造一个强大而美好的社会。这部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的 剧作是以犹太人角度对日益分裂的英国社会的一种愤怒的抗议，整部剧共分 三幕，描述了一个姓卡恩的犹太家庭和他们信仰共产主义的朋友们长达 20 年的生活。第一幕表现了 1936 年贫穷的犹太劳动者之间的稳固联系。对共产 主义的信仰和对法西斯主义的仇恨将他们团结在一起，所有家庭之间，不论 是父母还是孩子，都彼此有紧密的联系。第二幕发生于 1946 年，表现了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所出现的变化，这时年轻的一代人开始有不同的思想。与老一 辈相比，他们愈来愈倾向于个人主义。第三幕发生于 1955 年。孩子们长大了， 其中有些人富裕起来，但变得特别自私；其他人尽管仍然贫穷，但也失去了 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他们拒绝支持任何政治活动，只有那些曾在三十年代领 导过工人运动的老社会主义者还抱有信念，但他们毕竟已经老弱干堪了。他 们请求孩子们改变态度，告诫他们如果不关心整个社会，自我就会消之，但 年轻人们对此置若罔闻。这一剧本实际上表现了两个主题：一是家庭的逐步 解体，剧中父亲形象的日益衰弱象征着这种解体；二是社会的解体，以及人 们对政治的幻灭情绪。两个主题紧密相连，然而个人的事件始终是主要的。 威斯克还写了另外两部剧作—《根》和《我在谈论耶路撒冷》，继续讲述直
到 1959 年前的那些犹太家庭的故事。《根》描述了比蒂·布莱恩特在三个星
期中的生活。比蒂是罗尼·卡恩要娶的姑娘，她从诺福克来到伦敦当侍女。 比蒂的父母是农业工人。罗尼试图把比蒂从环境千万的惰性中唤醒过来。他 同她的态度作斗争，并试图用他母亲的那种精神使比蒂接触社会主义理想。 他要使她信服，当今的娱乐业是浅薄的、廉价的，并训练她的眼光，使她能 欣赏真正的艺术。他指点她怎样发现自己的思想，这样她才能摆脱本阶级的 无动于衷的态度。《根》最深切地体现了威斯克的中心主题，即唯有社会的 关系，就其最广泛的而言，才能使人们得到解救。《我在谈论耶路撒冷》同
《鸡汤加大麦》第二幕的一场直接有关。在那场戏中，艾达和戴夫决定离开 城市和工业社会，在工地上建立起一种回到自然，从事体力劳动的理想生活， 一种与工业大规模生产相反的生活。13 年来，戴夫一直试图使自己立足于新 的环境中，但由于环境和个人问题，他失败了。这一剧作就其戏剧效果来说， 显得不如前两部那么生动。1960 年，当这三出戏被当作三部曲一同上演时， 对英国社会的影响非常强烈。
　　威斯克在六十年代还写了其它六部与之有相同主题的剧作，有的与犹太 人有关，如《厨房》，剧中的一家餐馆的厨房是整个社会的缩影。而大多数 是关于一个更大的主题：个人在社会面前的屈服和他们为生存而作的斗争。
　　
如《一切都要付筹码》。 威斯克和奥斯本的剧作相比，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有一种强烈的
对英国现状的苦涩感和愤怒。他们更多地描写心灵的绝望的状态，而不注重 对社会环境的描写。他们的绝望与贝克多的《等待戈多》中的绝望相去不远， 但与之不同的是，奥斯本和威斯克的绝望是在现实的境况下提出的。威斯克 和奥斯本都没有对社会问题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案，但他们都作出了强烈而愤 激的抗议，这种情绪很容易引起观众共鸣。
　　“愤怒的青年”剧作家还有希莱·德拉尼、安·杰里考和彼得·沙弗·德 拉尼生于英格兰索尔福德，在故乡就学，17 岁时开始工作，但在创作中她流 露出与“愤怒的青年”相同的倾向。他很明确自己的愤怒指向何处。18 岁时， 她就写出了颇负声誉的第一部剧作《初尝甜蜜》（1958）。其中谈到三个基 本问题：不同种族之间人们的爱。同性恋和卖淫。在《初尝甜蜜》中，母女 冲突导致了反抗的开始，同样，她的另一剧作《恋爱中的狮子》（1960）也 以此为起点，然而这一剧作远不如前者那样反响强烈。
　　安·杰里考是“愤怒的青年”又一女剧作家。她早年当过演员、舞台监 督、演技指导和戏剧导演。1952 年，她在伦敦创建科克皮特露天剧场，并于
1957 年在该剧场首次上演了她的代表作《我那疯了的妈妈的游戏》（1957）。 剧中没有具体的场景，各种激情代替了真实的关系，一群不受重视的青年深 受一位教师的影响，而他又俨然接过了做母亲的责任。后来，他们的关系转 变为对抗。他最终以自杀结束全剧。这一剧作尽管情节简单，但由于人物动 作的合谐和台词的优美，非常能吸引观众。她的另一剧作《妙计》（1961） 也有此特点。《妙计》巧讲的是诱骗少女的手法。三个男性角色中，一个是 诱骗少女的老手，第二个想要学习他的这种手段，第三个却觉得他的这些所 谓妙计毫不足道。
彼得·沙弗把丰富的想象与精致的技巧结合在一起。在《五指练习》
（1958）中，他批判了社会的虚伪以及由之而引起的人与社会格格不人的情 况。《皇家打猎日记》（1964）是关于西班牙人征服秘鲁的历史剧。它表现 了这样的主题，即当两种文明抗衡时，更高尚、更古老的民族都要向野蛮屈 服。另外，他还有作品《和人的耳朵和公共的眼睛》（1962）和《黑色喜剧》
（1965）等。这些作品充分显示了沙弗的戏剧才华。
　　总之，“愤怒的青年”剧作家与小说家们一样，都是通过对当代社会的 现实主义描写，表达对它的不满和愤怒情绪。但与小说家们不同的是，剧作 家们的题材有所拓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