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悟空赴蟠桃会作文:政治解剖学——民国西南军阀的验尸报告

　　这也扩编，那也扩编，扩编完一看，老蒋觉得问题严重了。留驻武汉的本来是第八军和第四军两个军，如今瞬间成了六个军，更麻烦的是，唐生智野心勃M勃M自不在话下，就是第四军也跟左M派较为接近，而武汉方面也因为军队的护航，工M会M农M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罢M工M罢M市如家常便饭，总之，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高到老蒋都觉得心慌。大家知道，在北伐之前，武汉便已经被国民党高层内定为都，但是如今武汉这个状况让蒋介石心惊胆战，哪还敢去履职？要真去了武汉，到底听唐生智的还是听他的？更不要说中共跟老蒋在中山舰M事M件中结下了梁子，真要闹起来，老蒋势必陷入孤立，政争必然处于绝对下风。老蒋思来想去，觉得真是定都武汉，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那怎么办呢？好办，闹腾呗。
　　
　　于是，老蒋开始闹腾了，本来定都武汉是板上钉钉的事，结果老蒋说不妥，要定都南昌。当然，你说要定都南昌，理由呢？老蒋当然不能说武汉的政治空气不利于我，我不愿去，得找个冠冕堂皇的。结果，老蒋说党政部门应和总司令部设在一处，那问题来了，既然设在一处，为啥不是总司令部迁到武汉，而得是党政机关迁到南昌？老蒋又说了，总司令部当然是设在前线为好，便于临阵督战嘛，但是呢，这个理由同样站不住脚，武汉战略地位之优越众所周知，要说高屋建瓴，鼎定中原，怎么也是武汉更好啊。所以说，老蒋说要迁都南昌，压根理由就很牵强，也就差没明说“我希望你们来我地盘，而不是我去你们地盘”了。但很多事情心照不宣，老蒋私心自用，挑起迁都之争，反蒋运动又要高潮了。
　　
　　风向
　　
　　老蒋其人有一股子拧劲，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个特质已经在武昌、南昌的攻城战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如今呢，虽然老蒋大概其也知道定都武汉不可挽回，但却偏要闹上一闹。如今的老蒋，在党内和军内都有陷入孤立的趋势。党内不用说，老蒋资历本就不深，如今急速蹿红，靠的是纵横捭阖的权术——先在刺廖案中拉拢左派打击右派，搞掉了军界的竞争者许崇智；而后又给公开唱反调的西山会议派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按说左派的位子坐实了吧——结果，接下来又是一个急速转身，先是跟苏联顾问季山嘉闹别扭，而后在中山舰事件中铤而走险，这回，左派也跟他杠上了。说来说去，老蒋闹到如今爹不疼娘不爱的境地，还就是因为他性情偏狭，生性多疑，处事极端——这点在中山舰事变中表现的尤其明显。左转右转之后，幸蒙斯大林看觑，老蒋才好歹保住了位子，反而倒是把左派领袖汪精卫给逼出了国——汪精卫跟孙公比，差就差在这了，一点没韧劲，遇事想的不是迎难而上，而是消极躲避。政治上孤立既已成现实，如今在军事上，老蒋看起来也孤立的很，如今是扩编的反他——比如唐生智，不扩编的更是反他——比如二六两军，总之，老蒋的日子难过了。
　　
　　面临如此危境，老蒋的能耐就展现出来了，要搁汪精卫，估计就得把官位一交，然后出国去也，但是老蒋呢，他是迎难而上，你们不是要反我吗？那大家就拼个鱼死网破吧！因而，老蒋之所以明知道挑起迁都之争会引发新一轮的反蒋高潮，但他却还是非得这么干，这就叫输人不输阵，老子就算要死，也得干过一架再说。当然，个人认为，老蒋这么搞，不单是耍小性，展示绝不屈服的决心，更重要的目的，恐怕是投石问路，探测风向。老蒋知道自己如今在党内四处是敌，所以他也不怕将这种台面下的事儿摆上台面，横竖要反他的终归是反他，甭管他折不折腾，反正都不能让他好过，但是呢，老蒋明白在此绝境要死中求活，就必须找到可联合的盟友，因而，老蒋借这次迁都之争折腾一番，其目的也不过是表明自己的立场，并寻求那些可能存在的盟友。老蒋挑起迁都之争后，原先反对他的，或者即将反对他的，都旗帜鲜明起来，于是，那些态度暧昧的，或者公开挺他的，就是他可以利用的盟友。
　　
　　南昌攻克之后，原本在广州的一部分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包括苏联顾问鲍罗廷，都取道江西北上，当然，半道被老蒋截了下来，去庐山开了个会，会议的议题自然是迁都问题。当然，这帮左派人士——右派此前都被整了——对老蒋此举颇有不忿，会议没能议出个所以然，而且，估计老蒋也预料到了，这帮人开完会后就去了武汉。这帮人去武汉之后，当然就把事情给挑明了，搞了个联席会议，会议的目的倒也清楚，就是反蒋，而反蒋的大旗这么一打，武汉的军人就开始纷纷表态，毫无悬念的，一心跟老蒋争雄的唐生智表示服从，而左倾的张发奎同样表示服从，至于不愿服从的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不久后也被排挤出了武汉。
　　
　　老蒋也不甘示弱，当时滞留广东的还有两个重量级的，分别是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以及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张静江，老蒋二话不说，直接将这俩“请”到了南昌，还让他们住了好几个礼拜，其目的，自然是让其就范。谭延闿本来是个无可无不可的人物，为人圆滑，人缘极佳，但是最近第二军没能赶上扩编，谭延闿心里头也很有些不乐意，如今老蒋居然用这种方式迫其就范，那不是逼着谭延闿反蒋吗？至于张静江，此公是革命党元老，还是老蒋的拜把子义兄，是老蒋的铁票，老蒋能当上黄埔军校校长，成为北伐军总司令，张静江厥功甚伟，但是，张静江对迁都南昌的态度也不甚积极。当然了，反蒋还是拥蒋，在从此二人的行程中便可见一般，离开南昌后，谭延闿去了武汉，而张静江则去了上海。
　　
　　与之同时，老蒋也在经营自己的势力，比如，李宗仁在南昌总司令部就见到了几张生面孔，主要是政学系的黄郛和张群。当时政学系在国民党主流政界还被视为洪水猛兽，原因也简单的很，当年孙中山在广东护法，政学系就跟桂系勾勾搭搭，最后孙中山被排挤出权力中枢，政学系可是没少出力。因为这个历史恩怨，在孙公在世之时，政学系还较为接近北洋政府，黄郛就历任要职，甚至一度出任内阁总理，当然，顺理成章的，国民党主流政界就对政学系抱有极深的成见。不过，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政学系跟孙中山梁子很深，但跟蒋介石却私交甚笃，黄郛和张群都是老蒋在日本振武学堂的同学，甚至黄郛还是其浙江老乡，在民国初年，同时任职于陈其美处，于是便效法当年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拜了把子。老蒋而今正是用人之际，亟需人手来跟武汉方面的左派对抗，于是，也不管国民党中央那票人的反对，启用了政学系，充作羽翼。
　　
　　不过，即便老蒋非常努力，党内有张静江、吴稚晖这样的元老人物力挺，自己也启用政学系，充实了幕府力量，但相较当时武汉强大的反蒋阵营，老蒋的力量仍然十分单薄，因此，他需要找到新的盟友。这个有力的盟友就是看似不可思议，但细想又合情合理的新桂系，而老蒋之所以发现新桂系，当然就是源自迁都之争时李宗仁的表现。南昌战后，北伐军做出了新的战略部署，而屯兵鄂东、战略方向为安庆的第七军将军部迁到了汉口，于是，李宗仁也进了武汉这个是非窝。武汉方面反蒋声浪此起彼伏，李宗仁这个新贵红人当然更是门庭若市，联席会议的一票人来拜访李宗仁，当然少不得要谈谈老蒋的独裁问题。李宗仁的态度颇是耐人寻味，不管什么人来游说，也不管用什么理由游说，李宗仁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只说一切大局为重，要尽力避免当年太平天国洪杨内乱之事，又说老蒋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党部的态度应该是帮助，而不是罢黜，诸如此类。
　　
　　大家都知道，李宗仁看起来虽然老成厚道，一团和气，但是实际上心高气傲，不甘人下，此次北伐，李宗仁第七军战功赫赫，更是提升了党内地位，并且，李宗仁对老蒋实际并不心服口服，那他为什么没有顺应时势，甚至鲍罗廷以总司令之职相诱都没有加入反蒋阵营呢？当然，李宗仁回忆录里是说自己对权位没啥兴趣，关心的只是革命事业，因此不希望革命阵容一旦分崩之类的场面话，但场面话终究只是场面话，能当真吗？个人认为，李宗仁态度暧昧——在那样的形势下，暧昧其实就是拥蒋，其原因大概有如下几条：其一，李宗仁生性老成持重，与我党的激烈格格不入，再加上有些误解和偏见，当然不愿融入武汉阵营；其二，李宗仁认为一旦与武汉方面合作，难免受制于唐生智，李宗仁深知唐生智为人，当然不愿与其有过多瓜葛；其三，如与老蒋合作，一旦成事，将来就是双雄并立，到时候或许还能利用武汉方面的反蒋情绪坐收渔利。当然，如果李宗仁果出于如上三点选择在此敏感时期倒向老蒋，我们就不得不佩服李宗仁的心路算计了。
　　
　　老蒋利用迁都之争跟左派撕破脸皮之后，虽然如他所料，反对他的依然是主流，但是，在一片反对之声中，老蒋终于还是发现了新大陆，李宗仁当时的中立态度实际就暗示老蒋有合作的可能。在此之前，老蒋与李宗仁只有寥寥数面，相知不深，而李宗仁的心机城府其实也很让老蒋摸不透，将来要摊牌，老蒋自然同样不清楚地位非同小可的新桂系将倒向哪一边，但是，老蒋不愧是玩弄政治的大师级人物，闹一闹，吵一吵之后，李宗仁的政治倾向立刻被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迁都之争的成败对于老蒋当然并不是最关键的事情，他挑起这场纷争，最重要的目的只是要找到与他同道的盟友，如今的情况，似乎新桂系就能扮演这样的角色，而有了新桂系的支持，老蒋当然就有足够的力量跟武汉方面扳手腕了。
　　 　　树旗
　　
　　迁都之争当然毫无悬念的以势孤力薄的老蒋失利而告终，但是，这个结果想必老蒋在挑起这场纷争之前就已经预料到了，于他而言，最关键的是，他终于不再是孤军奋战。当然了，如今反蒋运动如火如荼的武汉对于老蒋来说是龙潭虎穴，即便如今迁都武汉已是既成事实，老蒋也不能就此服软，南昌不成，不还有南京吗？摆在老蒋面前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当然是从孙传芳手里将南京拿下，第二个，则是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权，简而言之，就是以反X压倒反蒋，转移视线。当然，饭要一口一口吃，首要的任务，自然是东进江浙。
　　
　　江西一战，孙传芳主力尽失，所部离心，已是濒临绝境，好在孙传芳能屈能伸，当得老子，也能当得儿子，自己不行，不还可以找帮手吗？张大帅倒是比孙联帅明事理，其实即便联帅不当儿子，大概大帅也是要出手的，恩怨归恩怨，利益归利益，在唇亡齿寒这点上，张大帅可比孙联帅看的透彻多了。张大帅也没有忘记吴大帅，当此紧要关头，北洋的存亡比派系的纠葛重要得多，因此，雨帅也向退守河南的玉帅抛出了橄榄枝，大概意思就是我们三家三位一体，共度难关，玉帅反应如何呢？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玉帅选择了沉默以对。我们说吴子玉是性情中人，在他危难之际请求孙传芳支援时，孙传芳居然不闻不问，如今孙传芳倒霉了，然后说我们一起合作？滚你妈的蛋！吴子玉大概也知道大势已去，既然如此，就尽人事听天命，何必与孙传芳这类人为伍？
　　
　　于是乎，在北洋最危难的时刻，三角同盟并没有应运而生，真正合作的只是张作霖和孙传芳，而吴佩孚呢，一副大家井水不犯河水的架势，你们的死活我管不着，我的死活也不用你们管——吴佩孚的思维不像个政客？本来便是如此啊。吴佩孚笑看风云淡，张作霖倒是对干儿子的安危很是上心，直鲁联军直接接管了苏皖北部的防务，好让孙传芳一心一意防守浙沪，而孙传芳一旦不利，直鲁联军和奉军就可沿津浦线南下，南渡长江，以为后应。当然，这一切的前提都是孙传芳好歹能在浙沪一带抵挡一阵，给奉军足够的调动时间，可悲的是，如今的五省联帅孙传芳已成了孤家寡人，仗还没打，就输了一多半。
　　
　　在江西之战时，孙传芳钦命的浙江省省长夏超就反戈相向，一度试图率部进攻上海，只是反戈时机过早，未能与北伐军形成呼应，终因寡不敌众遭遇失败，后在隐匿的民房中被捕罹难。夏超事后，孙传芳深觉浙江空气不利于己，便让浙军周凤岐和陈仪师入驻浙江，以期弥合与浙江父老的关系，却不料事到如今，孙传芳已是怎么做怎么都是错，周凤岐和陈仪眼见孙传芳江西战事不利，居然就预留后路，跟北伐军眉来眼去，而到孙传芳江西战事失利，这俩直接就宣布附义了。反水也是门学问，保密措施、选择时机都得恰如其分，夏超时机不对，而陈仪则是保密工作没做好，在杭州遭拘，只有周凤岐是二者齐备，顺利反正，不过，陈仪虽然自己倒了霉，但该部却还是接受了改编。于是，浙江战事尚未启动，孙传芳便失去了钱塘江以北的阵地，浙江半壁已去。
　　
　　1927年1月中旬浙江战事打响，白崇禧率驻赣各军东进，兼以反正两部的配合，浙江战事诚所谓是秋风扫落叶，至2月18日，北伐军便占领了杭州。浙江即克，自福建北上的何应钦也率部与白崇禧会和，此后双方继续按照既定路线前进，白崇禧东进进攻淞沪，而何应钦则北上进攻镇江。此时直鲁联军司令张宗昌也觉事态严重，在2月下旬派遣毕庶澄部进驻上海，而张学良更是率部抵达徐州，以为策应。而北伐军也果断作出反应，程潜率江右军自江西循彭泽、马当之线东进，而李宗仁则率江左军自鄂东的黄梅、广济一线沿安徽的宿松、太湖、潜山一线向安庆压迫。在安庆一带驻防的不是别人，正是在江西尾追李宗仁部但屡遭挫败的陈调元，此公在江西战后就跟北伐军秘密联络，如今北伐军溯江东下，时机成熟，也便在芜湖宣布附义。与之同时，皖军王普、马祥斌部纷纷附义，而革命党老将柏文蔚则收拾北军残部，组织义军，以为呼应，如此一来，安徽几乎是不战而定。安徽局势如此，北军也深觉后路受制，纷纷后退，北伐军趁势跟进，白崇禧于3月21日占领上海，次日，何应钦占领镇江，翌日，程潜也占领了南京，如是，江南一带悉为北伐军所有。
　　
　　进江浙而取南京，老蒋的第一步算是顺利实现，接下来，自然是第二步——竖旗。挑起迁都之争后的老蒋如今在政治上处于绝对被动，左派对其连续进攻，右派则处观望姿态，老蒋当然知道要挽回颓势，就必须争取到右派的支持，而要取得右派的支持，办法只有一个——打出反共的大旗。因此，老蒋的算盘是，以反共对抗反蒋，以期扭转局势，改被动为主动，现在的问题是，反共能击败反蒋吗？联俄联共是孙中山时代便确定的方针，但是这个方针从一开始就在党内存在争议，孙公在世之时，尚能压住这些反对意见，而在孙公离世之后，该方针就成了右派的攻击靶心，直至廖仲恺遇刺，算是达到了第一个高潮，而在西方会议派公开分裂之后，左右的对立更是到达了顶峰，因此，反共在国民党内一贯是有市场的。在这个阶段，老蒋还是在施展权术，以求进取，因而，在党内资历深厚，地位颇高的右派就成了老蒋上升的绊脚石，当然，为了取得政治上的主动，老蒋少不得要拿国父的遗志说话。但是，此一时彼一时，拉拢左派打击右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自中山舰事件以来，老蒋与左派的关系便急速恶化，而至挑起迁都之争，老蒋更是公开与左派为敌，此时的老蒋，就必须再施纵横捭阖的手段，拉拢右派以打击左派，而要达到这个效果，自然要再拿反共说事。
　　
　　当然，我党一众党员的革命热忱是包括反对派李宗仁在内都有口皆碑的，在北伐中的表现也实是可圈可点，按说反共在政治上应该很难站住脚，但是硬币总有两面，革命热情高涨固然可嘉，问题是，过犹不及。当然，过还是不过，在不同人看来，评价便完全不同，以两湖的工农运动为例，毛主席认为搞得好，但是在保守派比如李宗仁看来，就是瞎胡闹了。国共虽然合作，但这种合作更多基于苏联的撮合，双方在政见上的分歧之大，实是难以弥合。总体而言，国民党在社会改革上趋向保守，而我党更为激进，因此，同样都喊革命，但革命与革命之间却又迥然相异，国民党所谓的革命更多是军事革命，我党的革命则是社会革命。双方在革命上的分歧是合作之始便存在的固有矛盾，只是初时军事革命是双方的共同目标，尚能压制这种分歧，而等到军事革命取得阶段性成功，这股暗流就会喷涌而出。如今的局势便是如此，北伐已经取得阶段性的辉煌成果，与之同时，我党的社会革命便遭到了相对保守的国民党人士的敌视，于是，过于热烈的社会革命就成了国民党攻击我党的口实，也把我党推向了漩涡中心。
　　
　　因此，本来还在政治上处于绝对下风的老蒋，仅仅四两拨千斤般的打出反共的大旗，却瞬间扭转了局势，右派当然纷纷投效，而左派与我党的联盟也正遭遇着极大的考验。左派与我党的政见相对接近，却也非完全一致，最要命的是，左派虽然在政治上处于优势，在军事上却又处于下风，所能依赖的唐生智则是个蛇鼠两端的人物，想要依靠他来对抗老蒋的反共同盟，实在是难如登天。政治上只有永远的利益，而没有永远的感情，缺乏实力的支撑，左派与我党的同盟终究是脆弱的，反蒋的大旗终究会被堙没在反共的浪潮之中。当然，事在人为，武汉方面虽隐然处于不利态势，但也未到不可挽回的地步，问题是，左派领袖汪精卫此时尚在国外，即便归国，他能扭转局势吗？
　　 　　演戏
　　
　　我们再把视线回到李宗仁这边，蒋介石与武汉方面对立至此，决裂已是箭在弦上，而态度略显暧昧的李宗仁自然还是双方争相延揽的重量级人物。李宗仁抵达安庆之后，毫无悬念的，自然迎来了双方的代表，而先来的是武汉方面的代表郭沫若。郭沫若到安庆的目的，自然是争取李宗仁对武汉政府的支持，而所出的筹码则是安徽省主席的大位。李宗仁对郭沫若的态度是不咸不淡，基本上以礼相待，但对就任安徽省主席一事，则是坚辞不就，郭沫若我们是知道的，有文才，也有口才，但是好话说了一车，李宗仁还是那句话，鄙人是军人，不懂治政，还请另择高明。当然，最后还是落实到中国传统上来——酒桌上解决，郭沫若善饮，大概是指着趁着李宗仁喝得差不多再解决问题，没想到李宗仁喝是喝得差不多了，但问题还是没解决，最后郭沫若只有垂头丧气带着委任状和大印自行离去。
　　
　　郭沫若离开的第二天，蒋介石方面也来人了，代表是蒋介石本人。老蒋也听说了郭沫若一事，同样不含糊，说德邻兄既然不愿意接受武汉方面的委任，那我来委任你，然后就把早准备好的手令拿了出来。李宗仁当然是要端端架子，又把对郭沫若说的那套重复了一遍，但是老蒋跟郭沫若的区别这就体现出来了，老蒋是出了名的能磨。老蒋说你现在没时间干，那你随便找个代理，李宗仁表示一个是没人可担此重任，另一个是代理总归是代理，我早晚要履职的，然后就是我不懂政治什么的，郭沫若也是到这里就僵住了，接下来就看出老蒋的厉害了。老蒋说，既然你不愿意，手下也没人合适，这样，你推荐个人吧，到了这个份上，李宗仁当然只能勉为其难的推荐一下，他推荐了新近附义的陈调元。当然了，老蒋的目的还是达到了，送礼要送彻底，礼物你不要，我就让你送个人情，在人情练达这点上，老蒋着实做到了极致。当然了，送礼不是老蒋此行的主要目的，老蒋的目的在临行前图穷匕见，他让李宗仁把部队交给夏胡二人暂时指挥，本人去趟上海，看似漫不经心，但两人心照不宣，李宗仁自然知道上海之行的目的。
　　
　　郭沫若和蒋介石先后来到安庆，虽然表面上都是为了安徽省主席的位子，但是，大概大家也能看出点弦外之音了，没错，他们此前的真正目的，实际上是为即将到来的对立打好外交战，当然，毫无悬念的，老蒋取得了胜利。在挑起迁都之争后，老蒋便初步探明了李宗仁的政治态度，而在李宗仁拒绝武汉方面的委任后，老蒋更是坚定了自己的看法，此行安庆，实际就是蒋李同盟形成的先声。李宗仁城府很深，对双方的来意当然是门清，老蒋离开安庆三天后，李宗仁也离开了安庆，他的目的地当然是上海，而第一站则是南京。
　　
　　李宗仁抵达南京后，就听说南京发生了兵乱，出现了大规模排外事件，然后导致各国军舰炮轰南京城，这就是所谓的南京事件。南京事件的来龙去脉直到现在仍是个谜团，各方说法不一，然而却又拿不出可资佐证的依据，但是，此事却进一步激化了国民党右派与中共的对立，原因是，国民党右派认为此事是我党的阴谋，其目的则是引发洋人与国民党的矛盾。在北伐军内部裂痕渐深的时刻，当然，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发双方的猜忌，事实本身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各方如何看待该事件，不幸的是，在国民党右派眼里，此事成了中共阴谋暴乱的佐证。刚去南京的李宗仁，同样也认为此事是中共的阴谋，或者说，即便他内心惊疑不定，但为了接下来在上海的行动，他必须说这是中共的阴谋。
　　
　　在南京稍事逗留，李宗仁便去了目的地——上海。此时的上海一派热烈的革命气氛，工人运动风起云涌，而对于保守的李宗仁而言，我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显然不是革命，而是暴乱。在跟白崇禧叙完旧谊之后，李宗仁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此时的表现，活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媳妇，声音沙哑，神色沮丧，见李宗仁到来，便开宗明义，嚷嚷说上海情形已不可收拾，我干不下去了云云，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出戏演给李宗仁看，无非是让李宗仁做好准备罢了。上海当然是右派集中营，李宗仁也见到了这批老资格政客，这帮人的表现也无非是长吁短叹，踌躇无计，总之，演的越惨越好。演的差不多了，蒋介石就问计于李宗仁，说你看怎么办——老蒋当然知道应该怎么办，李宗仁倒也将自己当成了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豪气干云，说还能怎么办，快刀斩乱麻，清党。然后老蒋说怎么个清党法，我的第一军都靠不住了，李宗仁说好办，我把第七军开赴南京，监视沪杭线各部，然后你在第一军第二师内部清党，搞完后调到沪杭线，监视其余部队，实在不行，就把薛岳（第一师师长）和严重（第二十一师师长）这俩撤了。老蒋要的就是李宗仁这样的答复，很好，老蒋很满意。
　　
　　老蒋的演技着实不凡，事情发展到如今的态势，实际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从挑起迁都之争，再到联合右派，如今又让李宗仁赴沪，通盘都是严丝合缝，但是呢，老蒋愣是能演的好像他彷徨无计，万事都得依赖李宗仁和白崇禧，不服行吗？李宗仁这等豪杰，也让老蒋绕晕了，甚至在回忆录里还搞不清老蒋是手足无措还是故布疑阵，当然了，李宗仁可能也很喜欢当英雄的感觉，沉浸于此，不愿自拔，老蒋大概也知道李宗仁是这种人，一顶接一顶的高帽扔过去。当然呢，事实上老蒋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明摆着的，在跟李宗仁诉衷肠的同时，电召广东的李济深和广西的黄绍竑赴沪。黄绍竑是新桂系三巨头之一，而李济深则跟新桂系关系非凡，甚至可以说是半个桂系，老蒋不找别人，把这俩找过来，难道能说明他手足无措？同志们，老蒋可明白着呢。一切都在计划之中，李宗仁也让夏威和胡宗铎将第七军开到了南京，老蒋方面也连日开会，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何应钦等人均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就准备听得一声号令，大刀相向了。
　　
　　在上海方面紧密筹备的同时，国民党内的重量级人物来到了上海，此人便是在中山舰事件之后赴法避祸的左派领袖汪精卫。汪精卫自从高喊“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刺杀晚清摄政王载沣之后，就已名扬天下，在党内素有清誉，但是呢，不得不说，汪精卫其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徒有虚表而已，局势发展到如今这个阶段他才回国，能济何事？上海方面的人当然也去会见汪精卫了，但基本上都是先声夺人，大概就是说局势至此，请汪公恢复领导，弹压叛乱之类，老蒋也口口声声说拥护汪精卫恢复领导，当然，前提是谋求问题的解决。汪精卫在面对这帮人的所谓请愿之下，颇有些神色不定，大概也是缺乏自信，最后好歹稳住心神，说自己站在农工一边，谁要残害农工，便是与我为敌。
　　
　　当然，会还是要开的，开了两次。第一次会议，双方你来我往，激烈辩论，然后出现了极为滑稽的一幕，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竟然要对着汪精卫下跪，说非得让汪精卫留沪领导不行，汪精卫当然极为尴尬，左右躲避不开，被搞得颇是狼狈。第二次会议，当时汪精卫已跟驻留上海的我党领袖陈独秀发表了个联合宣言，大概就是说国共合作乃总理遗策，坚决不允许他人离间破坏之类，当然会上是一片哗然，表现最突出的，还是稚老。吴稚晖一改前日下跪的惨然，愤然攻击汪精卫，说陈独秀是中共党魁，有人和他联合宣言，大概此人也以党魁自居了——恐怕不见得吧？话中带刺，又把汪精卫弄得极为难堪。顺便说句，吴稚晖和张静江都是老蒋的主要拥趸，稚老的演技看来也不在后辈中正之下啊。
　　
　　会议自然不欢而散，在第二次会议当晚，4月5日晚，汪精卫就秘密乘船去了武汉。此次蒋汪交锋，还未等到老蒋亲自出马，仅是一个吴稚晖便让汪精卫难以招架，当然，左右角力的胜负，也就可见一般了。
　　 　　拆伙
　　
　　汪精卫此次回国赴沪，上海方面的反共气氛几已达到了高潮，因此，右派们对其表面恭迎，而实则示威，汪氏此行自然是有些灰头土脸。但是呢，局势至此，左派和中共却出现了严重的判断失误，联合宣言出台之后，武汉方面误以为汪精卫已和上海方面的右派达成一致，局势已见缓和，于是，军事行动彻底停摆，准备东征讨蒋的第四军和第十一军停驻不前，而原先留驻南京的程潜第六军则被第七军缴了械，而鲁涤平第二军也离开南京北上。一切就绪，4月11日，老蒋发布清共的密令，于是，挥舞的屠刀终于落下，次日，两广及东南各省的中共党员、左派分子遭到全面整肃，国共决裂终于由幕后走向台前，此次事件在国民党方面称为“清党”，而在我党的教科书里，则称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嗣后，南京、上海方面的国民党右派一不做二不休，在4月18日成立南京国民政府，推选国民党元老、右派领袖胡汉民为主席，至此，宁汉分立正式形成。
　　
　　老蒋在南京自立，自然谋划已久，从试探到树旗再到行动，有条不紊，果决异常，相较而言，武汉方面的反蒋运动则是雷声大而雨点小，吵了半天却无任何实际行动，反为蒋介石所制，以政治权谋而论，实有天壤之别。当然，最可悲的还不是武汉的左派，而是上海的中共领袖陈独秀，此公原系知名知识分子，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也是我党早期当仁不让的精神领袖，可惜的是，陈独秀缺乏一个政治人物应有的手段和谋划，更缺乏应有的警觉性，以至老蒋在上海举刀之后，我党各级组织居然一触即溃，一泻千里。此次政变对于年轻的中共而言，既是一次沉痛的打击，同时又是一次极佳的教训，光有单纯幼稚的革命激情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年轻的中共党员必须明白，政治终归是残酷而又血腥的。
　　
　　此次政变之后，武汉方面瞬间陷入了被动，老蒋公然反叛，光是浮皮潦草的开除党籍自然是无足痛痒，武汉政府要证明自己的合法地位，就必须东征讨蒋，但问题是，此时天下未定，孙吴余部犹存，张奉南下又是气势汹汹，如若同室操戈，反为北洋所乘，北伐大业势必功亏一篑，如此，武汉诚是骑虎难下。南京方面，李宗仁的态度颇具代表性，基本是得了便宜卖乖，明明南京政府是非法政府，却又说大敌当前，当共谋抗敌，党内分歧尚需等到大局已定再行解决——合着宁汉之间不存在合法性问题，只存在党内分歧。李宗仁这就叫打一打，揉三揉，让你哭笑不得，避重就轻，转移话题，将政府的合法性问题转移到党内分歧之上，又以北伐的大局来压宁汉分立的小局，到最后，南京方面把理都占了，如果武汉强行出兵，倒成了武汉的不是。恰好此时的军事态势有利于南京一方，确实是大敌当前，武汉方面也少不得强压怒火，按照南京方面的意见，分道北伐。
　　
　　这种局面对于中共而言着实是极为不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矛盾是会转化的，此时的主要矛盾宁汉对立对于中共尚属有利，问题是，主要矛盾会一直是宁汉对立吗？汪精卫跟中共的友好能维持多久，而两湖的主要军事支柱唐生智又能将红旗打多久呢？毕竟，武汉要和南京对抗，并非一定需要中共的参与，联合中共当然可以，但是将中共排除在外，当然同样可以，因此，此时的中共，命运已经不由自己掌控。掌控中共命运的，一是左派，二是两湖军人，再具体一点，则是汪精卫和唐生智，于中共而言，最重要的自然是处理好与这二者的关系。
　　
　　自打胡汉民在刺廖案后牵连下台之后，汪精卫就成了国民党党内第一人，但是呢，汪精卫这个老大当得极是不顺心，最重要的原因，是苏联高层对其缺乏应有的信任。在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就以左派领袖的面目示人，动辄高喊国共团结，对右派的打击也不遗余力，满以为如此表现能够赢得苏联的友谊，未曾想，他与苏联的友谊仅仅是跟苏联的顾问的友谊，而与苏联高层，对不起，欠奉。最典型的就是中山舰事件，老蒋神经过敏以至出现排共一事，汪精卫满以为这次可算抓着了蒋介石的小辫子，只要苏联发话，就能让其死无葬身之地，没想到的是，他这样鞍前马后的效劳，马屁却拍到了马蹄上，斯大林的最高指示偏袒老蒋，息事宁人，反倒让反蒋甚烈的汪精卫里外不是人，汪精卫深恐老蒋报复，选择了出国避祸。经此一事，汪精卫想必对苏联也有些寒心，此次回国虽然依然高唱国共团结的高调，但是调门显然也没那么高了，毕竟，谁愿意热脸贴人冷屁股呢？
　　
　　汪精卫此次趁着武汉反蒋气氛达到高潮之时回国，当然是指着万一蒋介石轻举妄动，自己就能在苏联的支持下搞掉老蒋。不过，悲哀的是，老蒋动倒是动了，苏联却依然没把信任票投给汪精卫。在苏联给共产国际顾问鲁易的一份电报中，居然说要自组工农革命军，改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没收地主土地，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反动军官，明摆着就是要中共脱离左派单干了，这份电报当然事属机密，但问题是，我们可亲可敬的亚洲明星鲁易同志居然就把这份电报给汪精卫看了。对于鲁易同志，我实在找不到什么形容词来形容了，在我看来，就算用最恶劣的形容词安在此公身上，也是在侮辱这个形容词本身。汪精卫此时的心境可想而知，他一心寻求苏联的友谊，不离不弃，但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苏联却给他玩了这么一出，是可忍孰不可忍？是佛也有三分火啊！
　　
　　汪精卫这样一个左派领袖，就这样在苏联及其顾问的完美配合之下，被活生生逼到了对立面，而要倒霉的，自然是可怜的中共党员。倒也罢了，更大的麻烦是，武汉方面的军人也已不稳，而问题则出在我党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之上。当时的唐生智部下，大多是两湖的当地人士，而中下级军官又都是中小地主出身，我党在农村没收土地，批斗地主，当然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再加上当时我党社会基础尚显薄弱，面又铺得太开，农会之中难免鱼龙混杂，对军官家属也就难免有些非礼行为，如此自然更激化了与两湖军人的矛盾。说到根上，阶级属性不同，利益属性也就不同，而当时作为贫下中农、无产阶级代言者的中共，一旦施行其政纲，难免就与阶级属性不同的两湖军人有所冲突，这也是自然之事。
　　
　　于是，不论是汪精卫还是唐生智，都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下定决心分共，6月5日，苏联顾问鲍罗廷被汪精卫驱逐出境，而江西的朱培德也礼送中共出境，如此，武汉的分共也宣告拉开序幕，国共即将全面拆伙。分共归分共，对立归对立，汪精卫当然不愿受制于蒋介石，武汉和南京哪个才是合法政府，当然还得说道说道，尤其是宁汉双方会师陇海线，初步解决北洋方面的威胁之后，这个问题更是被摆上了台面。兵马未动，政治先行，外交战自然还得先打一打，而此时的外交核心当然不再是态度已明的李宗仁，而成了冯玉祥。
　　
　　冯玉祥是民国的传奇人物，他的传奇之处在于混过的地方多。一开始冯玉祥当然隶属于北洋系统，袁世凯死后，他参加过段祺瑞的马厂誓师，征讨复辟的张勋，算是皖系人马；但是呢，不久后因为段祺瑞心腹徐树铮干掉了他的妻舅陆建章，然后自然又投靠了直系；在直系没多久，因为河南督军之职被吴佩孚掳夺，心存不满，终在直奉二战中倒戈相向，杀入北京，囚禁曹锟，致使前线的吴佩孚功败垂成；而后又跟奉系的郭松龄纠缠不清，参与了郭松龄叛变一事；最后当然引发了吴佩孚和张作霖的联合攻击，下野避祸，前赴苏联；回国后在苏联的策动下又加入了国民党，五原誓师，宣布加入北伐军，此次与张发奎、唐生智一道取下了河南，如今自然是民国一时红人。在宁汉对立的大形势下，手拥重兵的冯玉祥自然成了香饽饽，武汉方面预备找他开个郑州会议，拉拢一番，而南京方面也要找他开个徐州会议，同样也要拉拢，那冯玉祥究竟意属何方呢？
　　 　　不合作
　　
　　冯玉祥这样一个在晚清出道，混过多家帮派，几乎把人都得罪光了的老派军人，事到如今居然即将迎来个人政治生涯的顶峰，大家想想，冯玉祥能没两把刷子吗？冯玉祥苦出身，即便混到了这个份上，也没有丝毫忘本，其治军严明，布衣素食，与官兵共甘苦的品质在民国可以算得上是头一份，也因为如此，西北军虽然装备素称低劣，但战斗力却历来为人称道。当然，在民国混，光靠这些是不够的，事实上，冯玉祥能混到今天这个地步，最重要的一点，恐怕是识时务，他的生存逻辑简单得很，有奶便是娘，与之相应的，他睚眦必较，恩怨分明，而且还颇有些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风范，总之，只要你得罪了他，不管现在他有多大能耐，但他总有一天会连本带利的还清。最典型的就是他跟皖系二号人物徐树铮的恩怨，当年徐树铮杀了他的妻舅陆建章，当然，陆建章不仅是他的妻舅，同时也是他的头号恩人，冯玉祥能在军界发迹，得亏是陆建章赏识，冯玉祥当然怀恨在心，但是当时徐树铮正在势头上，冯玉祥惹不起他，于是，冯玉祥若无其事的忍了7年，最终在自己有足够实力的情况将徐树铮刺杀于廊坊。沉得住气，狠得下心，下得去手，这便是冯玉祥，一个只要了解他的人绝对就不敢惹的角色。
　　
　　冯玉祥这样一个摸爬滚打多年，见惯了世面的人物，当然不容易被三言两语弄迷糊了，他是个有定见的人，也足够精明，要让他出手，除非你出得起筹码。郑州会议上，汪精卫先是试探了下他对中共的态度，毫无悬念，冯玉祥虽然一度被指为赤化，跟苏联关系也不凡，但是其人向来只会痛打落水狗，要让他雪中送炭，不现实，试探的结果当然是冯玉祥倾向于分共，接下来转入正题，汪精卫请求冯玉祥从河南出兵，与武汉配合，实施东征。要冯玉祥这么干，当然不是不可以，问题是，武汉出的筹码是啥呢？悲哀的是，武汉这群人把冯玉祥当成了要饭的，居然想用一个河南就打发他，同志们，河南现在已经是在冯玉祥手里头了，武汉方面只是送个顺水人情，以这样的筹码就想诱使冯玉祥与蒋介石为敌，真当冯玉祥是二百五？冯玉祥当然不好意思直接骂娘，只是态度相对冷淡的回绝了武汉方面的建议，接下来，冯玉祥当然还得在徐州跟老蒋见一面。
　　
　　老蒋当然很客气，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南京政府的要员耆宿都去迎接了，嗣后安排了晚宴，准备在酒桌上解决问题。问题有两个，其一当然是北伐，其二是应对武汉方面的军事威胁。在北伐的问题上，冯玉祥满口赞同，这当然是因为他跟直奉两派衔怨已深，想早日解决问题，免得夜长梦多；但是呢，在武汉问题上，冯玉祥就拿出了官样文章。所谓官样文章，无非是说宁汉本一体，些许小怨定能和平解决，如今武汉分共之势已成，则分歧已经解决，切不可因一时意气而至兄弟睨墙，因此对武汉方面，他主张调解，如此之类。更牛的是，冯玉祥似乎对老蒋软磨硬泡的能耐有所了解，用完晚宴之后，直接离开了徐州。
　　
　　冯玉祥既不左袒，也不右袒，显然是对宁汉之争没啥兴趣了，因此，宁汉之间的问题还得是宁汉自己解决。冯玉祥离开之后，蒋介石当然还是继续开会讨论，一再强调要先解决武汉问题，但是呢，在分共问题上跟老蒋还站在同一战线的新桂系，却马上改了张面孔，从老蒋的支持者变成了反对者。在老蒋喋喋不休之下，白崇禧一时火上心头，居然当面顶撞老蒋，大概意思跟冯玉祥那套差不多，但是，语气很冲，丝毫不给面子；李宗仁当然比白崇禧会做人，语气较为平和，但是再怎么平和，意见也是一样的，对征战武汉，没兴趣。新桂系对老蒋的态度出现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自然需要我们说道说道。
　　
　　我们说，李宗仁是个不甘人下的人，对蒋介石这位军事领袖，表面虽然恭敬有加，但私下却又颇为不服。事实上，早在李宗仁跟老蒋见第一面的时候，他就跟白崇禧谈及蒋介石其人，说大多数政治人物可与之共患难而不可共享福，但是蒋介石其人，恐怕共患难也做不到，第一印象既坏，接下来北伐中老蒋种种举动，李宗仁冷眼旁观，当然更是心存鄙夷。相较对老蒋的不屑，李宗仁对武汉方面的左派印象却也不坏，比如他跟汪精卫初次在梧州见面，但见汪精卫神采飞扬，魅力四射，当时李宗仁还是初见世面的新贵军人，汪精卫的表现着实给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因此，正如我们前文所言，蒋桂同盟之所以形成，其合作重心只是反共，除此之外，李宗仁跟蒋介石的关系并不和睦，当然，李宗仁跟武汉左派的关系，同样也并不恶劣，甚至在武汉尚未分共之际，李宗仁的态度也是友好的。
　　
　　我们上文也提到了，在宁汉对立之初，武汉方面厉兵秣马意欲东征，李宗仁就是一副和事佬的面目，当然，不可否认，李宗仁这是得了便宜卖乖，但是，为了消弭两家争端，亲去游说江西的朱培德，也足见李宗仁对左派一贯的调解姿态。如今，武汉分共已是既成事实，李宗仁与武汉的唯一疙瘩也不复存在，他当然更是高举调解大旗，不愿与武汉为敌了，甚至，隐然之间，李宗仁已经有借助武汉东征之势，排挤蒋介石的意思了——如果大家还有印象，我在分析迁都之争李宗仁倒向老蒋时就提到了这种可能性。
　　
　　李宗仁在逐渐走向蒋介石的对立面，蒋介石当然也早对新桂系存有戒心，要讲政治敏感性，民国大概还没谁能跟老蒋相较。蒋介石对于新桂系，态度是既用又防，尤其是对待白崇禧，表现得尤为突出。像白崇禧这样的人杰，蒋介石初时想必是欲收为己用的，要不然他也不会强烈要求白崇禧出任北伐军参谋长，但是，蒋介石很快就发现，白崇禧跟李宗仁的关系实在太过亲密，根本不可能让他背叛李宗仁，既然用不了，按照政客的一般思维，那就毁了他。于是，蒋介石就开始对白崇禧横挑鼻子竖挑眼，不时放出对白崇禧不满的风声，甚至白崇禧在上海自组第十三军，老蒋也曾密令何应钦予以瓦解。蒋介石与白崇禧的这点弯弯绕，李宗仁当然心知肚明，但也不便明言，只是在回忆录里一再强调说老蒋嫉贤妒能，不能容人，而白氏功高震主，多受其忌，当然，李宗仁这话是站不住脚的，蒋介石纵有千般不是，在爱才这点上，也必然无异于一般乱世枭雄。
　　
　　因为这种种暗流，虽然蒋桂之间并未有何实际冲突，但政客处事，向来是虚虚实实，很多时候都是心照不宣。蒋介石一再强调要解决武汉问题，其目的跟此前挑起迁都之争并无二致，无非是在试探新桂系的态度，而新桂系一再强调不愿兄弟睨墙，也无非是告诉蒋介石，蒋桂同盟已经走到终点了。局面对蒋介石已经极端不利，冯玉祥不置可否，新桂系离心离德，更要命的是，武汉方面却已经整兵经武，逞兵江汉，不日将兴东征，蒋介石腹背受敌，已是濒临绝境。于是，就在李宗仁率部继续北伐，不日将下山东之时，接到了蒋介石的电报，让其于临城暂停前进，再度约其南京一晤，其意依然还是对付武汉。
　　
　　李宗仁去了南京，老蒋作出最后试探，问他怎么办。李宗仁的回答颇有意味，说武汉倾巢来攻，不将第七军调回，断难取胜，但是呢，第七军已经深入鲁南，当面有直鲁联军的精锐，一旦撤军，彼必趁势追击，以其余各军的战力，断难抵敌，所以，第七军是回不来的，为今之计，只能壮士断腕，放弃徐州，将你在徐州的主力撤回淮河南岸，对付武汉。李宗仁这话看起来四平八稳，也没有什么可指摘处，但是暗藏机锋，首先明确告诉老蒋，他的第七军不会参与与武汉的对战，其次，告诉老蒋，要自己想办法，而唯一的办法则是放弃徐州。李宗仁是个会说话的人，再难听的话都能说得不那么难听，如今这番话当然不难听，但表达的意思却难听的很——不合作，老蒋能怎么办呢？
　　 　　居间
　　
　　武汉兴兵东征，李宗仁又不愿帮忙，老蒋的日子着实是不好过，但是我们也说老蒋这个人别有一股拧劲，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咬得住牙，颇有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架势。以此次来讲，既要应对武汉的军事威胁，又要在孙传芳困兽犹斗之下保留徐州，分心二用，实犯兵家大忌，李宗仁虽有些看好戏的意味，但是其分析也不无道理，然而，老蒋的拧劲又上来了，偏要鱼和熊掌兼得，武汉自然要防，但是徐州也不可丢。徐州自古军事重镇，南北枢纽，地位自是非同小可，更关键的是，徐州也是蒋介石在北伐中唯一还算过得去的战绩，这是他的形象工程，头可断血可流，面子岂可丢？你们要看我的好戏是吧，老子偏不让看！
　　
　　最后的部署，李宗仁将军队调到芜湖以西，其意自是坐山观虎斗，而老蒋则留一部由王天培所率，固守徐州，其余部队准备应付武汉。然而，武汉方面的东征却又一次放了哑炮，此时武汉的清共已到了最关键的阶段，情势如此，我党当然也不能坐以待毙，于是，便开始策划军事暴动，如此，政治空气便有些紧张，而武汉方面自然也就无暇东顾了。但是呢，东征的警报虽然解除，津浦线上的战事却又逞急转直下之势，第七军躲了闲，于是直鲁联军便联合孙传芳对驻守徐州的王天培第十军发动反扑，而王天培实力本就不足，再加新胜之际可能也有些大意，居然就被打得丢盔卸甲，一路退到了安徽宿州，徐州呢，自然也就交待了。
　　
　　徐州丢失，于军事角度而言，当然再正常不过，但是对老蒋来说，却是奇耻大辱，如今武汉忙着跟中共较劲，一时也抽不开身，所以，老蒋的意思是，趁着这当口，反攻徐州。而李宗仁呢，颇有些幸灾乐祸的意思，说我本来就说徐州不好守，如今果然丢了吧，我看还不如趁着这个机会，全线撤至淮河南岸，等武汉的局势真稳定下来，再行反攻不迟。老蒋听李宗仁这话，当然心里很不是滋味，不帮忙也罢了，到这还说风凉话，不用你唧唧歪歪，老子亲率第一军反攻，没有你个臭鸡蛋，老子还做不成槽子糕了？你给爷好好看着，爷还不信了！老蒋这意志那是真坚定，临战前放话出来，说老子打不下徐州，就不回南京了！李宗仁乐得如此，老蒋冲动任性到了这个地步，想不看戏都难了。
　　
　　军事作战最忌讳的就是意气用事，老蒋这情绪到了这份上，那是油盐不进了——当然，也就难免对战场形势产生误判。孙传芳也利用了蒋介石这种急躁的情绪，使出了当年在江西德安对桂军没使成的计策——诱敌深入。因而，自7月26日发兵以来，津浦线的战事那是相当的顺手，可以说，兵不血刃，长驱直进，如果老蒋情绪正常，就该想想是否其中有诈，怎的北军都是稍占即退呢？但是，我们知道，老蒋如今正发昏呢，哪顾得了这许多，他就认为是自己指挥得力，将帅奋勇，敌军披靡了，临近徐州之后，眼见大局可定，更是不顾一切地将所有兵力派上，孤注一掷，要拿回徐州了。当然了，这也正是中了孙传芳的计策，本来还且战且走的北军到了徐州突然就加了劲，老蒋纵是临阵督战也是迟迟不克，就在双方胶着之际，孙部突有军队从北伐军左翼冲出，北伐军登时为敌腰斩，首尾不能相顾，阵线全面动摇，到最后干脆就是溃不成军了。
　　
　　老蒋本来信誓旦旦要拿下徐州，出出这许多天来的愤懑之气，没承想屋漏偏逢连夜雨，反攻徐州之役居然打成这副德行，不要说政敌乐开怀，就是对自己部众，也难以交待了。老蒋又怒又羞，少不得找个替罪羊出出气，丢失徐州的王天培就成了出气筒，老蒋一怒之下将其扣押——有说法是8月9日被扣，8月11日被杀，当然，个人更倾向于另一种说法，8月9日被扣，9月2日被杀。王天培事且先别过不提，且说老蒋徐州兵败，于8月6日失魂落魄回到南京，便电召李宗仁南京一晤，而等到李宗仁跑到南京，老蒋便直截了当的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下野，李宗仁少不得虚情假意的劝解一番，但老蒋决心已定，不可挽回，8月11日，老蒋宣布下野。到了这里，我们就得来看看老蒋下野的玄机了。
　　
　　自北伐以来，蒋介石就时时处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然而老蒋闪转腾挪，打出反共大旗，好歹抵挡了一阵，还一度反客为主，但是，当武汉也开始独立分共之后，政治形势又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老蒋重新成了中心人物。而致使老蒋从被动转为主动，而又从主动转为被动的，恰恰正是新桂系。李宗仁城府太深，谋算太密，实是令人拍案，从迁都之争袒蒋开始，李宗仁便牢牢掌握了政治斗争的主动权，党内的这些大佬，某种意义上说，都成了他扬名立万的棋子，左右之争，宁汉之争，争来争去，最后一看，得利的却俨然是看似什么都没争的李宗仁。李宗仁在国民党内只是个小字辈，素无政治根基，但是老蒋如今一下野，他却俨然成了南京政府的话事人，要知道，以李宗仁的政治能量，压根不可能自己搞个政府出来——以分共为名与老蒋合作，组织南京政府，实际是介石种树，德邻乘凉；而武汉呢？虽然李宗仁似乎至始至终没跟其发生关联，但是他对武汉态度的分寸拿捏实在过于精准，到最后，汪精卫也只是成了李宗仁驱蒋的一枚棋子罢了。李宗仁在此过程中做了什么呢？他不过是频繁表态罢了，在迁都之争时向老蒋示好，在宁汉对立时向左派示好，表面看起来是个和事佬，实际上，不经意间，国民党中央就在他频繁表态之下被搅了个天翻地覆。李宗仁深知自己在蒋汪之争中的分量，而他，同样也极为精准的利用了自己的分量，权术玩弄到这个地步，除了击节赞叹，我们还能如何呢？
　　
　　当然，要讲玩弄权术，李宗仁跟蒋介石也不过是一时瑜亮，大家可能觉得奇怪，明明老蒋被逼下野了，已经是个失败者，怎么我还说他跟李宗仁一时瑜亮呢？以李宗仁的个人履历来讲，短短数年之间，从盘踞玉林的一个小营长到如今执南京政府之牛耳，身份变化之大，建功立业之速，当然已经是成功了，但是俗话说，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李宗仁成功混到这个份上，那他能成功守住这份功业吗？这正是蒋介石下野的高明之处，如果李宗仁能把宁汉之间的关系打理的条理分明，当然老蒋退了就不能再进，自然也就难称高明，但是，老蒋的判断是，李宗仁必然处理不好与武汉的关系，一旦如此，老蒋就退而能进，这也便是高明了。
　　
　　老蒋如今是各方攻击的靶子，非但是武汉气势汹汹，新桂系隔岸观火，甚至，连亲信何应钦似乎都对他的政治前途不抱信心，要是继续拧下去，当然只能越混越惨，然而老蒋为人能屈能伸，在危急时刻硬的起来，但也非一味莽撞，局势不利，同样也会避敌锋芒。而且，最关键的是，蒋介石已经基本摸清了武汉的局势，汪精卫固是死敌，但唐生智更是气焰嚣张，而且，汪唐之间虽然合作，但利益也非全然一致，汪精卫只求党权，易于妥协，而唐生智则野心勃勃，有鲸吞东南之意，只要他这个靶子一倒，到时候汪唐之间少了共同目标，联盟就可能联不下去。蒋介石现在下野避风头，把武汉这点烂事交给李宗仁打理，而李宗仁又是素有雄心，不管跟汪精卫还是跟唐生智，纠葛是少不了的，李宗仁要想撑住南京政府的台脚，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一旦这三方闹成僵持，老蒋的机会也就来了。
　　
　　先前宁汉之争，李宗仁居间，谈笑风生间大得其利，然而如今老蒋这一下野，宁汉之争，居间的成了下野的蒋介石，在此政争纷繁之际，能取得居间的地位，实际就是占据了主动权，因此，老蒋此举用围棋术语来说，叫易地取势，用守不住的权换取政治上的灵活性和主动权，实是以退为进的高妙手腕。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李宗仁从幕后走向前台，表面看起来是政争得手，但是，与之同时，他也即将陷入政争的漩涡，得失之间，殊难料也。
　　 　　脸不当脸
　　
　　老蒋于徐州兵败后下野，如此，南京政府的担子就压到了李宗仁身上。形势依然很严峻，由于武汉隔三差五闹着东征，导致南京方面两面受敌，在津浦线上的战事更是屡屡受挫，终至徐州得而复失，至老蒋反攻未遂，江北已不可守。李宗仁倒也识时务，不再做无谓的努力，只是就势将军队全数南撤，与孙传芳隔江对峙，接下来李宗仁的任务自然是设法解除来自武汉的东征警报——少不得亲往协商。自武汉的左派全面分共之后，实际上宁汉之间就再无实际的政见冲突，之所以对立至此，无非是蒋汪的意气之争，如今老蒋主动下野避风头，按道理来讲，宁汉最后的一点分歧也不复存在，那是不是宁汉之间就要走向和解呢？
　　
　　当时武汉方面的要员正在庐山开会，李宗仁便搭乘座舰顺江西上，一路无事，只是在安庆发现大股部队东下——不消说，这自然是武汉的东征军。到达庐山之后，李宗仁自然拿出一副调解的姿态，强调说宁汉相继分共，政治分歧已无，又说汉方成见极深的蒋总司令业已下野，武汉诸位当再无顾虑，诚请各位东下会商，最后，当然说他此行最重要的目的，武汉的东征是不是该消停了——最起码，东征军就该停在安庆才是。汪精卫态度倒是很积极，他争来争去，说白了，也就是个党魁的位子，如今老蒋下野，他在党内再无对手，现下李宗仁跑来说宁沪方面欢迎他东下，抬手不打笑脸人，当然一口应承，顺便授意唐生智将部队暂驻安庆——问题解决了？不，问题才刚露头。
　　
　　问题当然毫无悬念的在唐生智身上，汪精卫要的是党魁，但唐生智要的则是东南，因此，在汪精卫要他暂停东进之后，唐生智居然语气强硬的表示不能将部队停在安庆，至少开到芜湖。唐生智表态如此，自然让原本还和乐融融的会议气氛顿显肃穆，汪精卫自然被搞得很尴尬，想说话，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没奈何，只能李宗仁自己来接茬了。李宗仁便向唐生智叙说南京方面在津浦线上遭遇的困难，说如果唐生智执意东下，难免使江南百姓惶恐，也助长北军气焰。李宗仁是个会讲话的人，这话虽然口气依然缓和，但却着实将了唐生智一军，言下之意，你如果一意孤行，就是北军的朋友，北伐军的敌人。唐生智但凡知些廉耻，大概也就低个头，给个台阶下了，但是呢，唐生智着实年少气盛，整个一混不吝，直接又说老子管不了什么江南民意之类的。话说到这份上，李宗仁也只能直接问他为什么不能停在安庆了，唐生智当然不能说老子要打下东南说话，给了个军队要吃米的理由。李宗仁又将了一军，说据他所知，芜湖不产米，只是米市，产米的地方是安庆附近各县和巢湖一带，说如果你要解决吃米问题，就该将部队北调，嗣后还能切断津浦线，与南京方面南北呼应，庶几大局可定。唐生智当然被堵得很厉害，憋半天憋出一句老子自有老子的主意，你管不着！
　　
　　到了这份上，当然没什么好讲的了，李宗仁也好歹看出了武汉的端倪，明白拥兵自重的唐生智已然不服汪精卫管束了，而与唐生智的一战，想来也无法避免了，无奈只好让武汉方面派几个党政要员往南京一叙，好歹有所交待。结果咧，唐生智到了这时候又阴阳怪气跑出了一句谁敢去南京的话，言下之意是，南京是龙潭虎穴，谁去谁倒霉，李宗仁实在忍不了，给他一顿抢白，说只要你停止东进，敌军便不敢渡江，如你愿意合作，敌人就会闻风自溃，然后问，南京危险在何处？这话当然已经非常不客气了，结果唐生智实在无话可说之后跑出一句老子非开去芜湖不可。当然，李宗仁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好歹找了谭延闿和孙科二人，搭伙去趟南京，跟南京方面谈谈和解的问题了。
　　
　　讲了这么多，大家想必看明白了唐生智这个人，正如我此前说的那样，唐生智是个小人，一旦让其得志，必然满盘是非，大概唐生智早忘了去年怎么被吴佩孚打得哭爹喊娘然后跑去李宗仁那摇尾乞怜的了，如今羽翼丰满，便翻脸不认人，为人恶劣如此，实是可恶可厌。李宗仁对唐生智的野心虽有所了解，但也绝没想到其人会如此蛮横不讲理，不要脸的人很多，但是像唐生智这样不把脸当脸的却也少见。一般政客不管如何耍弄奸计，至少表面还是客客气气，说得过去的，就如李宗仁和蒋介石此前剑拔弩张至此，但该做的样子还能做得像，唐生智倒好，连这最基本的伪装都不需要，动辄骂街，也算是极品了。
　　
　　庐山之行碰了一鼻子灰，倒也罢了，连回南京的路上都不消停，行至和县兔耳矶，发现江北正有数十艘帆船准备渡江，后来江面又出现一艘轮船迎面驶来——好在是陈调元的座舰。正待陈调元询问李宗仁庐山会议情形时，但见原本逞江北岸的那数十艘船只飞驰而至，无奈只得还击，以绝对数量而言，二对数十，绝对劣势，好在毕竟是舰对船，质量有保证，一番较量下来，居然有惊无险，还让枪法神准的谭延闿露了一手。李宗仁久经战阵，敏锐的意识到巧遇数十艘帆船的背后必然隐藏着一场重大的军事行动，回到南京之后，未及汇报庐山之行的情况，立即命令十九军消灭在兔耳矶一带的渡江部队，便命令夏威率南京的八个预备团，火速东往乌龙山集结，并明确告知不久必有敌军在南京下游强渡长江。
　　
　　李宗仁判断，此次北军在兔耳矶白日渡江，必是故布疑阵，调虎离山，孙传芳的实际目的则是在下游渡江。不出李宗仁所料，次日，兔耳矶的十九路军便报告说肃清来敌，并探明并无续至敌军，反倒是当天午夜之后，在乌龙山脚以东的栖霞山，原第一军的防区内，突有敌军向乌龙山阵地右翼发动猛攻。当时夏威部正集中精神关注江岸对面之敌，何曾料到友军阵地居然出现了敌军？仓促应战之下，一时颇是狼狈，乌龙山七座炮台，一夜之间竟然被敌军占领四座，夏威部只能坚守其余三座，待至拂晓，友军到来后再行反攻。初时夏威还以为是第一军姚综暂编师叛变，夜黑雾浓之际，夏威部并未发现有敌军渡江，另外，就算是敌军渡江也应有枪炮交战之声，但是夏威部分明没听见任何声音，唯一的可能就只能是友军叛变了。待至天明，发现来袭的敌军果然是孙传芳所部，并非是第一军暂编师，这就扑朔迷离了，事后终于查清了事情缘由，原来是姚师在交接阵地时发生失误，未待友军接管，便提前离开，以至栖霞山阵地稀里糊涂的被北军所夺，如此也就带累了夏威部被包抄右翼——老蒋治军之能也于此可见一般。
　　
　　事已至此，也无暇细想，待至天明，夏威立即率部发动逆袭，战至中午，终于将失陷炮台全数夺回，然后向东扫荡，拉锯之下，终于重夺栖霞山，将阵地交与第一军。然而孙传芳所部背水一战，已是做孤注一掷的赌博，悍勇无比，未几又冲破了第一军第二十二师的阵地，栖霞山主要阵地再次落入敌手，而后再度配合乌龙山当面之敌包抄右翼，夏威部再度陷入被包围的窘境。李宗仁迅即命令夏威向东出击，堵住栖霞山方向来敌，北军果稍占即退，全线退往栖霞山，居高临下，集中火力猛攻仰攻的夏威部。栖霞山一战打得极为惨烈，第七军有进无退，打得极为强悍，而坚守栖霞山的北军则依托地利守得顽强无比，双方激战一昼夜，直杀得——用西游记里常用的语调说——天地变色，日月无光。从8月26日战至27日晨，士兵死伤枕野，第七军终于攻克了栖霞山麓一带高地，仅有数千北军在山顶做困兽之斗。后李明瑞师奋力攀援，不计牺牲，以英军炮火作掩护——原本英军开炮是帮孙军破敌的，未料到适得其反，炮击之后反而遮住了北军视线，李明瑞师得以攀上山顶，第二次夺回栖霞山。
　　
　　栖霞山这场恶战之后，好歹乌龙山和栖霞山来敌全面肃清，正在栖霞山激战正酣之际，李宗仁突听得回报，说龙潭已经失守——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人算不如天算
　　
　　从李宗仁自庐山返回途中兔耳矶巧遇敌船，到乌龙山、栖霞山的苦战，打得莫名其妙，诸位看官想必也是看得莫名其妙，除了知道来袭敌军确为孙传芳所部之外，敌军为数几何，部署若何，目的为何，均属不了，接下来我自然要给诸位整理一下思绪，看看此战到底是怎么回事。孙传芳选择在此时节进攻江南，当然是掐准了国民党的脉，蒋介石新近下野，唐生智虎视眈眈，宁沪人心惶惶，此时的北伐军正是最虚弱的时节。自北伐以来，孙传芳就因为判断错了形势而一步错乃至步步错，自江西一战后便是元气大挫，后虽得张老帅支持，但也只是苦熬罢了，好在北伐军内部也非铁板一块，一会反蒋，一会分共，一会又是宁汉对立，闹来闹去，孙传芳总算是没给一棍子打死，这口气好歹缓过来了。缓过劲来的孙传芳当然还想收拾旧山河，正好赶上国民党内部政争到了最激烈的时候，天助我也，此时不攻，更待何时？于是孙传芳便在江北点起兵马，倾巢来犯，意欲毕其功于一役，好歹做不成老子，也至少不当儿子。
　　
　　孙传芳此次进攻，计划也算周全，有虚有实，有主有次，即便是李宗仁，实际也没有看透孙传芳的真实意图。李宗仁认为上游兔耳矶的渡江部队是佯攻，这点算是猜对了，但是，李宗仁没有猜对的是，乌龙山一带并不是孙传芳的主渡地点，包括打得如火如荼的栖霞山在内，只不过是所谓的助渡点，其目的是占领高地，掩护主渡点的部队，而主渡点在哪呢？正是新近陷落的龙潭！龙潭目前有多少兵力呢？真真吓死人，孙传芳五省联军的精锐部队，有一个算一个，满打满算，加起来有6万余人，孙传芳为了显示必胜的决心，甚至跟随龙潭渡江部队一块，亲自临阵督战。那北伐军方面是什么情况呢？第七军主力部队当然是在乌龙山和栖霞山一带与敌鏖战，而能跟龙潭方面之敌对上卯的是第一军，而更要命的是，由于老蒋新近下野，第一军士气低落，军心涣散，实在不堪与战。局势至此，可以说，孙传芳的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多半，谋事在人，成事就看天了。
　　
　　但是，人倒霉的时候，真是喝水也塞牙，龙潭的渡江部队上来就碰上了硬茬子，不是别人，正是新桂系二号人物白崇禧，问题来了，原应在南京主持军事大局的参谋长白崇禧怎么就跟龙潭来敌对上了呢？说来也真是蹊跷，老蒋下野之后，南京政府各方面都陷入了困境，尤其是军饷没了着落，而白崇禧好歹在上海待过一段时间，跟那边的大亨算是薄有交情，所以南京政府就让白崇禧去上海筹饷。白崇禧去了上海，按道理说，老总要钱，富商们哪敢说个不字？但是，这帮富商向来是惟蒋介石马首是瞻，如今蒋介石下野，又兼孙传芳叫嚣要在上海过中秋，政局混沌如斯，他们对筹款的白崇禧也就不免有些冷淡，因此白崇禧在上海待了两日，好话说了一车，这帮富商愣是不给面子，于是预备在8月25日下午四点返宁的白崇禧也就只能再待些时候。有辆煤车，原是准备在白崇禧专车开出之后出发的，结果因为白崇禧临时被阻在了上海，这辆煤车也就在白崇禧专车前一小时开了出去，而这阴差阳错之下，却直接决定了龙潭之战的结果。原来，彼时宁镇之间的铁路已被孙传芳便衣队破坏，如果白崇禧的行程不做修改，白氏专车必在镇江出事，如今一来二去，出事的成了煤车，而白崇禧倒反而得以滞留无锡，就地组织防守。白崇禧赶在这个时间去上海筹饷已经是巧合了，而在上海滞留更是巧合，乃至煤车出事，白崇禧半道滞留无锡，更是巧的不能再巧——当然，白崇禧有这救命的三巧，孙传芳就实在是不巧了。
　　
　　白崇禧听说煤车在驶离镇江时出事，又听说龙潭在26日凌晨三时被占，于是就在无锡下了车，立即命令第一军卫立煌第十四师就地组织反攻，并命令正欲从常州前往杭州的刘峙第二师返回增援。第一军是老蒋的嫡系部队，而老蒋下野之前，就曾命令将该部调往相对太平的沪杭一线，并再三嘱咐部下要保存实力，所以，白崇禧能不能调得动第一军，实在是未知数。好在第一军各将也算明事理，知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宁沪要是丢了，沪杭也安全不了，于是各将秘密讨论之后，最终还是决定服从白崇禧。于是，卫立煌便在26日晨收复了龙潭，但是，大家也知道，孙传芳的渡江部队源源不断开来，实在不是卫立煌一个师所能抵敌，很快该部便显不支，白崇禧闻报，立即乘车前往镇江，亲自压阵指挥，并迅速抽调第一军第一、三、二十一这三个师星夜驰援。
　　
　　结果还没等这三个师的援兵拍马赶到，卫立煌和刘峙那边就撑不住了，在孙部狂攻之下，几乎溃不成军，28日晚，龙潭再度陷落，此时，孙传芳也赶到了龙潭水泥厂，亲自坐镇指挥。与之同时，此前两得两失的栖霞山又第三次被孙部攻陷，江南战事顿显不支之象，而南京方面更是难民政客往来奔走，惶惶不可终日，李宗仁气闷之下，一时心血来潮，便想去何应钦那串串门子。结果巧的要命，何应钦那边正收拾行李，准备避难呢，想走未走之际，被李宗仁撞个正着，在李宗仁软硬兼施之下，何应钦好歹是没走成。大家知道，何应钦是黄埔系二号人物，老蒋下野之后第一军的实际负责人，他能留下来，对于第一军的调度指挥，意义实是非同小可。当然，之所以说巧，是因为李宗仁再晚去片刻，何应钦可能就杭州去也，到时候第一军失却主帅，能不能听令反扑都难说了。何应钦留下之后，就前往南京城外，制止第一军退却部队，并下令即刻反攻，他也亲往前线指挥。
　　
　　此时，栖霞山之战又打了个来回，夏威率部将其夺回之后，再度交由第一军防守，未曾想到，第一军又没顶住，栖霞山再度失却——当然，又被夏威再度拿回，这回李宗仁长了个心眼，不敢再让第一军接手了。栖霞山虽不是主渡点，但得失之间，实有天壤之别，如在北伐军手里，就能对龙潭之敌实施东西合围；但如在孙部手中，就能策应龙潭渡江部队，白崇禧那边更难抵敌，好在，兜兜转转之后，夏威足够硬气，终将栖霞山掌握在了自己手中。29日晚，被白崇禧命令前往龙潭增援的第一军三个师抵达龙潭附近，三军齐备，北伐军终在李宗仁命令之下于30日拂晓东西并进，全线发动反攻。
　　
　　战斗进行的异常惨烈，孙部依山背水，后无退路，惟有强行冲锋，又兼主帅亲自压阵，抵抗之顽强前所未见，龙潭数十里之地，杀声震天，硝烟弥漫，未几则尸横遍野。所幸桂军素习恶战，战斗越是惨烈，越能激发悍勇之气，在孙部阵地青龙、黄龙二山不济牺牲，反复冲锋，而孙部依托地利，居高临下，火力殊为炽烈，战至下午三时，终以惨痛代价占领二山，孙部被迫向江岸撤退，五时，北伐军克复龙潭。当然，战事尚未结束，孙部在31日凌晨突然发动逆袭，好在将士奋勇，又兼白崇禧和何应钦均在阵中督战，非但顶住了这一轮凶狠的反扑，还就势发动逆袭，孙部乃再度被逼向江岸。孙传芳见大势已去，乃乘小汽艇奔命，而至下午二时，无法渡江的孙军大部遂为北伐军所俘，数目之巨，实堪惊人——孙部渡江部队六七万众，被俘大半，几有四万余众，武器辎重更是不可胜数。
　　
　　龙潭之战，本是孙传芳趁着宁汉内讧，北伐军军心不稳、人心不齐之际突然发动的大规模奇袭，意在一战而定天下，然而，阴差阳错之下，看起来万无一失的计划莫名之间却又漏洞百出。先有李宗仁庐山之行返宁途中遭遇敌船，又有白崇禧筹饷未遂，滞留上海，得以东线指挥，再有李宗仁心血来潮，阻住意欲去杭的何应钦，凡此三端，均是偶然所得，然而正是这三个偶然决定了龙潭之役的结果。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孙传芳此战时机、战略筹划的都是无懈可击，可悲的是，天不助他，徒呼奈何！
　　 　　自搬石头砸脚
　　
　　南京政府的状况本在蒋介石下野后达到了最低点，在军事上，既有孙传芳妄图伺机反扑，东山再起，又有唐生智叫嚣东征，意欲鲸吞东南，诚可谓腹背受敌；在经济上，上海财团为老蒋所制，南京政府财政日拙，难以维持；在政治上，老蒋的一批盟友在其下野后纷纷离职，汪精卫又向以领袖自居，不愿侧目以视新桂系，独坐南京的新桂系诚是枯守空闺。然而，这一切的不顺都在龙潭之战后得到了质的改变，本来还可能打算看戏的老蒋估计也得忍不住骂句娘希匹了，新桂系命够硬，居然就能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力挽狂澜于即倒，非但守住了江南，还彻底击溃了孙传芳的主力，甚至还就势收复了一些江北失地。局势至此，李宗仁在借汪逼蒋度过了一段最艰难的时期之后，终于否极泰来，初步站稳了脚跟。
　　
　　扬眉吐气的李宗仁当然要趁热打铁，彻底解决宁汉的对立问题，于是，便再三电促汪精卫来宁主持大局。汪精卫此时自是志得意满，他跟老蒋此前在广东屡屡斗法，但最终不免输个灰头土脸，无奈之下还去了趟法国来避风头，此次甫一回国，在上海惨遭右派奚落也就休提，回到武汉还被举着反共大旗的老蒋压迫甚苦，如今终于拨开云雾见青天，老蒋下野了，小汪不就是当然的党魁了？汪精卫此人，表面上看起来人五人六，仪表堂堂，风流倜傥，举止雍容，一副绅士派头，但实际山，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汪精卫本人不过是个伪君子罢了，权力炽烈，几是无人能及。按道理说，政客有些权欲，倒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就是被国民党史书捧上了天的孙国父也大抵如此，但是真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汪精卫与孙中山可说是形似而神不似，孙中山虽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其果敢坚韧，愈挫愈勇的信念均非常人所能及，而汪精卫呢，临事迟疑，寡谋少断，唯有爱权一点才青出于蓝。如老蒋一般，爱权而善弄权，倒也是一世枭雄，但如汪精卫一般，眼高于顶，却又志大才疏之流，着实不足道哉。
　　
　　当然了，虽然南京方面一会一个电报催促甚急，还口口声声说奉武汉为正统，愿意接受汪主席的领导，但是，汪精卫也不傻，起码的政治敏感性也是有的，南京什么地方？那是他的地盘吗？想在老蒋地盘吆五喝六——即便老蒋下野了，是那么容易的事？所谓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汪精卫跟老蒋斗法有年，深知其中三味，说实在的，对还都南京，态度并不积极，只是碍于情面，少不得去一趟罢了。汪精卫自然没把李宗仁放在眼里，即便老蒋下野有新桂系老大一份功劳，他也只认为是其一人之力，甚至他还以为以李宗仁这般的资历，要想在党内站稳脚跟，与老蒋分庭抗礼，少不得也得借借他的势，此番赴宁，李宗仁势必低头服软，唯他马首是瞻了，到时候端端架子，倒也颇有面子。
　　
　　汪精卫未免太过高看了自己，李宗仁连一代枭雄蒋介石都不放在眼里，更何况是他汪兆铭这一个花瓶？原本呢，李宗仁在没怎么见过世面的时候，对汪精卫的印象确实很好，但是，人总是要变的，如今李宗仁再不是吴下阿蒙，大场面大人物见得多了，也就凡事看得透了。偏偏汪精卫又是那种不经看的人，上海一行被右派戏弄的狼狈不堪，而在庐山会议又隐然无法驾驭拥兵自重的唐生智，遇事无潇洒谈吐之气，无临机专断之能，李宗仁冷眼旁观，难免颇多不屑。汪精卫自命不凡，偏偏李宗仁又是一代豪杰，偏就不买他的账，于是，宁汉和解的大幕甫一拉开，就已经有明枪暗箭不断袭来。
　　
　　且说汪精卫在9月5日终于在三催四促之下带着一票亲信兴致高昂的来到南京，心里想着，哪怕老子对南京不感冒，想必李宗仁看我面子，大幅欢迎海报也是少不了的。结果咧，海报确实倒是有，还不少，但是跟汪精卫所想的正好相反，非但不是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而且还是极诋毁侮辱之能事的谩骂海报。大家知道，汪精卫就对自己这张脸看的重，南京方面给他来了这么一出，他这脸往哪搁？一时火上心头，也没丝毫忍耐，就在南京方面组织的欢迎仪式上，汪精卫当即质问李宗仁——既然欢迎我来南京，为啥还要贴标语骂我？汪精卫大概以为李宗仁应该会给他面子，好歹给个台阶，做个表面文章，下令严查一干人等啥的，但是，汪精卫万没想到的是，李宗仁压根没有一点道歉认错的意思，反而不咸不淡的给顶了回去。李宗仁首先说这绝对不是南京方面搞的，只是宁汉对立刚刚消除，不少基层党员不识大体，擅自主张，说不过是些不敢署名的鼠辈，不要放在心上，见汪精卫徒自恨恨，余怒未消，李宗仁又说，搞政治的，总是有人支持，有人反对，美国总统选举不也这德行？还是不要挂怀了。李宗仁这是完全不给汪精卫面子，这哪是劝解啊，这明摆着就是示威了——南京是老子的地盘，支持不支持的，老子说了算，识相的就给我消停点。
　　
　　汪精卫向来自视甚高，好像谁都不在他眼里，但是，搞政治可不是装酷耍帅就行的，这次来到南京，想当然的认为党魁非他莫属，没想到上来就是一闷棍，直打得他晕头转向。汪精卫刚来就被兜头一盆冷水浇醒，自然也很快意识到面前老实厚道的李宗仁似乎也不是什么易与之辈，也需小心应对，于是故作姿态的表示，宁汉对立大家都有错，也没必要说谁是谁不是，二届四中全会后我就去奉化奉请老蒋复职，彼时我将下野云云。汪精卫这话当然也不是随便说说的，抬出老蒋，不过是要压压新桂系的气焰，至于奉请复职，主动下野之类的话——有人信吗？李宗仁当然不信这套鬼话，所谓四中全会，不过是汪精卫搬出来要大家就坡下驴，推他为党魁罢了，但是，李宗仁既然已经打算要跟汪精卫斗上一斗，自然不愿就此束手，明确表示要沪方参与。
　　
　　所谓沪方，实际就是三派实力，一是业已下野的蒋介石，二是胡汉民，三则是西山会议派。这三方说实话，无一不是汪精卫的政敌，李宗仁这全面合作的倡议，也不过是要给汪精卫设置障碍罢了，如果汪精卫识相，就该宁汉归宁汉，沪方归沪方，别把二人转唱成三角戏，到时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是汪精卫可能也是没把握一定搞定李宗仁，偏是决心上海一行，要跟老政敌们达成谅解，然后风风光光当领袖。汪精卫当然是幼稚的可笑，很快他就会发现，上海方面是怎么欢迎他这个党魁的。
　　
　　蒋介石且先休提，时机未成熟，他才懒得趟这趟浑水。而胡汉民呢，又是素性耿介，连李宗仁都说他是个守正不阿、有守有为的君子，但同时气量偏狭，他既然跟汪精卫在刺廖案中结下了梁子，照他的性子，自然不会蛇鼠两端，因此，一连三次闭门谢客，摆出一副不与汪精卫为伍的架势。至于西山会议派，则更有意思了。大家知道，李宗仁在党内素无根基，左右都不靠，但他又想在党权上插一脚，思来想去，唯一可能的盟友就是非主流已久的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自从被蒋汪合力罢黜之后，这帮元老就一直郁郁不得志，即便两边都分共了，也不见丝毫和解的迹象。一方需要盟友，另一方寂寞难耐，当然是干柴烈火，一点既着。李宗仁到上海是第一次见到西山派的元老，然后王八看绿豆，对了眼，一见钟情，以至私定终身。李宗仁认为他们是“一批年高德劭的老同志，为人正派，名利之心颇淡泊，颇有令人尊敬之处”，而西山元老则也 “对这样一位战绩辉煌但安守本分的将领，殊表敬爱之意，处处表示好感，存心拉拢”。不用说了，西山会议派即决意拉拢李宗仁，而又与汪精卫颇多旧怨，结果可想而知。
　　
　　上海一行，胡汉民躲让，而西山派则咄咄逼人，要汪精卫下野谢罪，汪精卫算是彻底钻进了李宗仁的圈套了——党魁？想得美！
　　 　　冤家宜解不宜结
　　
　　
　　老蒋下野，原本是汪精卫重新夺回国民党党魁地位的大好时机，而汪精卫呢，也确实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半路杀出个李宗仁，喊着国民党全党团结的高调，生生把宁汉合流搞成了宁汉沪合流，悲哀的是，汪精卫还真能去应这茬。这下好了，汪精卫着了李宗仁的道，本来已经被边缘化，压根就不用再搭理的西山会议派突然跳出来搅局，拿着最先嚷嚷反共的鸡毛当令箭，一转脸，从国民党的分裂分子变成了反共英雄，而汪精卫反倒成了党奸罪魁，几有被围攻之势，形势变化如此，真真让人觉得可笑。其实本来事情非常简单，宁汉之间的恩怨就宁汉之间自己解决，压根无需搭理上海那帮成天吃饱了饭没事干就想捞个机会蹦跶两下的西山派老政客，但是呢，汪精卫着实蠢的可笑，看见南京贴了几个反对的标语，李宗仁也没给个台阶，就一时耍性子跑上海，却没料到，这就上了李宗仁的套。其实，正如李宗仁所说，搞政治的，哪有人人拥戴的道理？忍得一口气，就待南京解决问题，李宗仁真能吃了他不成？就算要党内大团结，也该是跑南京大团结啊，干吗跑到上海搞什么大团结？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汪精卫这个人，确实很多时候都是不着五六，爱权而又不会弄权，如今大好局面摆在眼前，居然就被李宗仁略施小计，生生把煮熟的鸭子搞飞了。接下来还用说吗？汪精卫在上海碰了一鼻子灰，谁谁都不给他面子，无奈只好提出在上海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的请求，甚至还邀请蒋介石参加——蒋介石能理他吗？好，你说开会，咱就开会，于是，从11日到13日，一连三天，开谈话会。会上的情况大概是这样，上海的西山派和南京的右派抓着汪精卫曾跟中共关系密切的小辫子，不依不饶，嚷嚷说跟共产党关系密切的，不准进中央党部；汪精卫应立即下野谢罪。宁沪双方一哄而上，汪精卫瞬间被搞得七荤八素，万般无奈，也只好在13日宣布下野，还假惺惺的表示“防范共产党过于迟缓，请求处分”。
　　
　　最后，宁汉沪三方搞了个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会，选出32个委员，各门各派，蒋系、胡系、汪系包括西山派，均列名期间。最后特委会搞出了个宁汉沪合流后的国民政府，推举谭延闿当国民政府主席，下设政委会，汪精卫和胡汉民均列名常委，而在新组成的军委会中，汪精卫、胡汉民和蒋介石也都榜上有名。表面看起来，特委会确实是符合党内大团结的要旨，但是，真实情况是，国民党三巨头中，胡汉民和蒋介石压根对特委会就不感冒，当然没兴趣去捧新桂系的场；而汪精卫呢，相继在宁沪碰了钉子之后，知道自己被涮了个一干二净，心情不爽到了极点，光想着骂街了；而真把特委会当盘菜的，也不过就是新桂系、西山派以及得了大便宜的谭延闿、孙科等人。
　　
　　当然了，虽然特委会是新桂系自己搞给自己看的玩意，和者寥寥，但考虑到李宗仁入党不足四年，统一八桂方始两年有余，就已经接连挫败蒋介石汪精卫，控制了中枢，蹿升速度之快，实在值得我们竖起大拇指。此次重挫汪精卫，估计是让外界眼镜碎了满地，从党内根基来讲，这是大卫与歌利亚的较量，结果咧，李宗仁四两拔千斤，巧妙应用了汪精卫轻敌自傲的心理特征，将党权巨人汪精卫撂倒在地，这等手段，实是令人叹服。汪精卫此前没把李宗仁放眼里，满以为党魁之位手到擒来，没想到李宗仁一点不比蒋介石差，这下真是丢脸丢到了太平洋，差没把内裤也输了。汪精卫吃了这么大一亏，当然不能善罢甘休，也再顾不得自己的形象，拿出了泼妇般死缠烂打的路数，回到武汉之后，宣布成立武汉政治分会，而对特委会则不予承认，还煽动唐生智起来造反。同志们，特委会成立的时候汪精卫可也在场哦，当时跳出来骂两句街或者干脆愤而离席倒还像个爷们样，现在事完了之后跑到武汉说不承认，不是自己抽自己耳光吗？一个本来看起来还表面光鲜的所谓党的领袖，现在搞成了个泼妇样，真是有够丢人。
　　
　　再回到唐生智这边来，此公对东南地盘当然早就虎视眈眈，只是初时汪精卫尚对党魁之位存有幻想，被此前新桂系唯唯而应的表象所迷惑，也就一时找不到机会下手，如今汪精卫铩羽而归，咬牙切齿的说小唐你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唐生智一听正合吾意，于是便准备跟新桂系较个高下。汪精卫在煽风点火完毕之后，为了避嫌，干脆以休养为名跑庐山去了，就准备看着小唐如何帮他出这口恶气了。此时小唐的实力自然正是如日中天，除了控制两湖之外，又借着新桂系要集中精力跟孙传芳较劲的机会，顺道拿下了安徽，如今已拥三省地盘，就准备听得一声号令，三军齐发，两面夹击，扫平东南呢。
　　
　　李宗仁庐山之行后就知道将来与唐生智必有一战，而此次汪精卫在宁沪被耍，只是将这场战事定下了时间罢了。当然，新桂系虽然如今势力膨胀——除原有的第七军（现由夏威任军长）之外，还扩充了胡宗铎的第十九军，加上白崇禧在上海自组的第十三军，新桂系在前线拥有三个军，相比较同样势头正盛的唐生智，当然不见得就有什么优势，所以，老套路，兵马未动，政治先行。所谓政治先行，也无非是挖挖墙角，搞搞策反，但是呢，唐生智的部下，除了叶琪算是老相识之外，李宗仁一概没关系，所以呢，少不得要走走外围路线，架座桥，自己没关系，找有关系的去啊。
　　
　　在湘军中有人脉有关系的当然是两位老前辈，一位是谭延闿，另一位则是程潜。大家想必还记得当年李宗仁去广州游说，策动北伐之时，这俩老前辈对唐生智咬牙切齿的模样，可悲的是，北伐之后，虽然三人算是一口锅里吃饭，但年少气盛的唐生智也并没有想着修复一下与老前辈的关系，反而变本加厉了起来。先说谭延闿，此公出了名的人缘好，向来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可以说，八面玲珑到了一定境界，但是呢，谭延闿系统的鲁涤平第二军自打北伐以来就受够了唐生智的腌臜气，谭延闿跟汪精卫本来关系还不坏，但因为唐生智的关系，也就被李宗仁拉拢了过去。此次宁汉沪合流，李宗仁面子给足，谭延闿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这样一来，李唐之争中他的向背也就没了悬念。
　　
　　至于程潜，老实讲程潜运气确实也惨了点，在北伐中老想着立功，却又老立不了功，在江西一战，要不是看在元老份上，直接可以军法从事了；好不容易率江右军拿下南京算是立了不世之功，但是呢，倒霉事又来了。程潜跟老蒋向来不对付，当时又是宁汉对立最激烈的时候，程潜驻扎南京的第六军就成了老蒋清共自立的绊脚石，结果，倒霉催的程潜第六军就在老蒋授意下被第七军缴了械。程潜当然一心返湘，但是程潜回乡征兵却被唐生智百般阻挠，原本就不和谐的关系更是雪上加霜，利益相关，程潜反唐似也是定局。但是，大家想必注意到了，程潜虽然跟唐生智有梁子不假，但跟桂系也不和睦，虽说当初第六军被缴械是老蒋授意，但毕竟实施的是第七军，这个心结解不开，一切都别提。好在李宗仁最擅长的就是调理这种人际关系，由谭延闿做桥，李宗仁和白崇禧先后两次拜访程潜，并以主持湘政相诱，最后，在谭延闿所设的晚宴上李宗仁赌咒发誓，说再拥蒋就是孙子。程潜一看新桂系跟老蒋闹翻也是实情，而倒唐又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甭管新桂系虚情还是假意，大利当前，也就不顾小衍了。
　　
　　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唐生智终究太年轻，世面见得少，自己一时得志就忘乎所以，四处树敌，实是犯了政治的大忌。谭延闿和程潜，虽跟他有些许旧怨，但唐生智如果识相，就该有福大家享，好歹分杯羹，到时候多个朋友多条路，然而，骄横跋扈的唐生智也只有把路都给堵死的能耐了。
　　 　　题目
　　
　　中国人好面子，即便是要兵戎相见，也得先礼后兵，李唐之战虽不可避免，但该做的表面文章还是得做，李宗仁在拉拢了湖南的两位老前辈之后，也是派了两员代表，孙科和伍朝枢，到庐山汪精卫处做最后磋商了。当然了，磋商这词太温和，以宁方提出的条件而论，应该换个词——勒令。政治条件有三：一、取消武汉政治分会；二、武汉继续北伐；三：恢复中央党部；军事条件有四：一、扩军需由军委会批准执行，唐生智扩军太速，以后不能私自扩军；二、汉阳兵工厂的武器有军委会统一配拨，各军不得自行提取；三、各部应继续北伐；四、改组安徽省党部与省政府。大家伙看看，这像个协商的样子吗？这完全是拿刀在捅汪精卫和唐生智两人的心窝子啊，人能接受这条件吗？不接受？不接受李宗仁就以此为口实进兵，而这当然才是李宗仁派代表假惺惺所谓协商的根本目的。
　　
　　实际情况也大概如此，汪精卫看这条件就差没骂街了，好歹还得摆出副绅士的样子，只是说要尽快举行四中全会，到时候所有政治问题要在四中全会上解决——当然，武汉政治分会我们是不撤的。至于军事条件，汪精卫说我做不了主，咱去趟汉口，你们跟唐生智自己谈。唐生智一看这条件，不许私自扩军，交出汉阳兵工厂，交出安徽地盘，这他妈哪个条件能答应？毫无悬念，双方没谈拢，唐生智明确表示汉阳兵工厂和安徽省政，自己是不交的，当然，礼尚往来，既然李宗仁派了人来谈判，唐生智也得意思意思，不能落人口实，也派了叶琪去谈判。
　　
　　叶琪当然是新桂系的老熟人了，广西老乡不说，当然赵恒锡派他去游说新桂系的时候就跟李宗仁等人厮混甚熟，可惜的是，这次唐生智不是派他来套交情的，而是来谈严肃的军事问题的。叶琪当然也不是协商来的，李宗仁派的代表气势汹汹，唐生智也不甘示弱，叶琪带来的意见是，想让唐生智放弃安徽？没门！一来二去，双方压根就没有谈的诚意，表面文章虚应之后，接下来当然要动真格的了。10月19日，新桂系发出讨唐令，20日，特委会撤销唐生智党籍，并发表告湘鄂父老书——当然，无非是说唐生智目无党纪，屯兵安徽意欲不轨，里通外敌，勾结孙传芳之类，总之，甭管有的没的，脏水就得可劲往他身上泼，这是中国特色，古今皆然。有意思的是，就在新桂系磨刀霍霍，准备下手之时，叶琪却在新桂系的安排下，被夏威带着游山玩水呢，后来发现被涮，黄花菜已经凉了一半，好在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叶琪跟新桂系也算有交情，总算被放回去了。
　　
　　参与新桂系讨唐之战的有这么几路，一是李宗仁自己的嫡系部队，沿长江北岸前进，目标安庆，二是程潜所部，沿长江南岸进兵，三是朱培德部，屯兵于九江、湖口一带，准备堵截退敌。当然了，朱培德虽跟唐生智不谐，但一方面跟汪精卫关系不错，他的江西地盘就是武汉方面从李烈钧手里抢来的，另一方面真把唐生智清算了，对他也没多大好处，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做做表面文章，得饶人处且饶人罢了。唐生智在战前还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以为桂军经龙潭一战已是强弩之末，没曾想李宗仁广结善缘，拉拢了程潜和谭延闿，如今反倒是桂系占据了主动，唐生智也怂了，未战先怯，没打就想着撤了。
　　
　　于是，双方甫一交战，唐生智便授意安徽部队西撤，想要收缩防线——于是刘兴部与何键部纷纷西撤，桂军兵不血刃，以秋风扫落叶之势，于25日直下安庆，李宗仁心情大好，于26日亲赴安庆前线督战。接下来自然是痛打落水狗，简单部署之后，李宗仁与程潜共约南北夹击，直取武昌，初时还有刘兴第36军负隅顽抗，激战一日后终被桂军所败，此后唐部军无战意，已无抵抗之能，几是溃不成军，西征军南北两路长驱直进，声势颇巨。屋漏偏逢连夜雨，唐生智前线遭遇重挫倒也罢了，此时冯玉祥也来凑热闹，按说李唐之争跟冯玉祥一毛钱关系没有，但是冯玉祥此人向来就喜欢趁火打劫，看唐生智局势不利，也就搭把手，派部自河南兵出鄂北——当然，目的也很明确，捡些洋落。此时唐生智所部已经军心动摇，鄂西的鲁涤平部公开倒唐自是题中应有之意，而甚至唐生智的亲信爱将，驻守粤汉线的张国威也与程潜秘密取得联系，要反水了。
　　
　　外敌压迫甚急，部下又军心不稳，唐生智算是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绝境，此时，下野的蒋介石也来插一脚，派了蒋百里和黄郛过来，劝唐生智不要轻言放弃，能战则战，不能战就退往湖南，到时候他老蒋出资赞助。老蒋本来是看热闹的，但是热闹看了一半，发现不对味了，新桂系势头过于凶猛，照此发展，不日两湖将落彼手，因此，老蒋此时来找唐生智，也无非是想让其当炮灰，就算新桂系要取下两湖，也得让其掉层皮。唐生智此人虽有时过于嚣张，不通人情，但也不傻，老蒋在想啥，他不会不知道，能战不能战，现在已见分晓，而愿战不愿战，好歹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想让老子当炮灰？你当老子是傻缺？
　　
　　唐生智当然不愿再纠缠下去，不要说接着打下去一点机会都没有，就算运气好点能搞个两败俱伤，最后得便宜的也是蒋介石，于是，唐生智决定效仿蒋介石，以退为进，下野避风头。所谓以退为进，当然需得退后能进，而其关键就是保证一众部将能不见异思迁，于老蒋而言，这当然不是问题，黄埔系与老蒋本人，本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铁板一块的利益共同体，但是，这换在唐生智身上，就没那么简单了。因此，唐生智必须在下野前打打预防针，他的手段是，将里通外敌的张国威勒毙，李宗仁回忆录里曾绘声绘色的谈及此事，极言唐生智手段之毒辣，但是所谓无毒不丈夫，杀鸡儆猴的这般手段，威慑力也是有的。
　　
　　唐生智于11月11日宣布下野，所部退往湖南保存实力，而桂系则得以进占湖北，而李宗仁则于11月17日任命亲信爱将鄂籍的胡宗铎为武汉卫戍区司令。按照常理，桂系获胜，唐生智下野，湖北入彀，接下来自然轻松扫尾，该收编收编，该咋地咋地了。当时唐生智的几个嫡系将领，刘兴（三十六军军长）、何键（三十五军军长）以及李品仙（第八军军长）在长沙搞了个第四集团军办事处，于是，李宗仁就派人跟他们谈收编事宜。没想到的是，此事却着实是拖沓不绝，唐生智这些部将居然就不给个准话——问题出在哪呢？其一，当然是唐生智这杀鸡儆猴的辣手之效，驭下之术，所谓恩威并用，唐生智这帮部将，也都是唐生智一手提拔起来的，恩义当然不用讲，至于威嘛，张国威前车之鉴，唐生智这些部将难免心有惴惴；其二，蒋介石又来插了一脚，唐生智未如他所愿负隅顽抗，A方案行不通，就来B方案，李宗仁派人来谈收编，他也派人来谈，总之就是拼命给李宗仁添堵，不让他顺心了，蒋桂之间，意属何方，当然也着实让唐生智这些手下为难，踌躇之下，没有个准话也在情理之中。
　　
　　讨唐之战，这下算是高开低走，收编一事说大不大，说小当然也不小，李宗仁算是被恶心着了，然而，麻烦才刚开始，就在桂系跟唐生智大打出手之际，广州却又出了事。蒋介石下野后，一直跟桂系斗法的也无非就是汪精卫，初时汪精卫还以为李宗仁是个软柿子，想捏就捏，没想到在合流一事上这么一交锋，汪精卫算是尝到些味道了，汪精卫这样的党政大佬被李宗仁这样的后起之秀摆了一道，想想真是颜面扫地，汪精卫越想越火大，当然得给李宗仁出出题目，也省得被他看低了。汪精卫给李宗仁出的第一道题目，不用说，就是我们前面介绍的唐生智，悲哀的是，唐生智实在不争气，色厉内荏，看着挺牛逼，实际就一草包，如今已经被李宗仁干翻在地，跑日本暂避去了；而广州这事则是汪精卫给李宗仁出的第二道题目，这题李宗仁又该如何解答呢？
　　 　　送货上门
　　
　　汪精卫说实在的也不容易，原本他是孙公去世后最有希望的党魁竞争者，党内也有不少铁杆粉丝，但是呢，天不遂人愿，形象好气质佳的汪精卫先是碰上阴沉诡异的蒋介石，最后被排挤出了国——这倒也罢了好歹老蒋也算是同等量级的对手，可悲的是，如今老蒋下野了，眼看着肥肉到嘴边了，他娘的居然崩了牙！要命的是，让汪精卫出了这么大糗的压根不是什么党政元老，而是入党没几年，压根在党内就不认识几个人的李宗仁，大家说说，这不是活见鬼吗？汪精卫想必也有些抓狂了，也顾不得自己优质偶像的形象了，开始使出了自己前辈孙公最擅长的招数——搅和。比如撺掇唐生智反对特委会，其实汪精卫估计也明白不论唐生智胜败如何，自己都得不着什么好，败了不用说，即便是胜了，汪精卫凭什么去驾驭野心勃勃、蛮横无理的唐生智？那为什么汪精卫还要那么干呢？搅和呗，老子过不顺心，也不让你们过顺心了！而这次所谓广州事变更是汪精卫使出的终极杀招，换句话说，这是底牌了，要死要活就看这一把了。
　　
　　汪精卫要当党魁，能选择的几个地方，南京首先pass，不用废话，至于武汉，早在唐生智还蹦跶的时候，汪精卫大概就觉得不靠谱了，原因就是唐生智太喜欢蹦跶，思来想去，汪精卫觉得，要重建中央党部，跟南京特委会对抗，只有一个地方最合适，没错，就是广州。广州是国民党大本营，汪精卫梦开始的地方，也是他好歹算是当上几天党魁的福地，地利人和，要重温旧梦，就是这了。但是，形势也依然还是严峻，因为广州虽好，但如今却不在汪精卫手里，而掌握广州的，又是天杀的李济深。汪精卫跟李济深吧，原本是井水不犯河水，谈不上关系多好，但起码也不坏，但问题是，李济深跟如今汪精卫的头号政敌新桂系关系实在不凡。李济深是广西人，早在当年白崇禧广州养伤期间，就与其过从甚密，后来黄绍竑在梧州自组讨贼军，便是李济深出兵相助，甚至，李宗仁入党，也是李济深当介绍人，后来李宗仁入粤游说北伐，同样得益于李济深的力挺，总而言之，李济深跟新桂系的关系，那叫打断骨头连着筋，不是兄弟，甚似兄弟。汪精卫如今要跟新桂系扳腕子，不用说，李济深是不能留的，得先清理出去。
　　
　　汪精卫手里能达到这个目的的牌，其实只剩下了一张，这便是张发奎的第四军。张发奎是李济深旧部，原是第四军第一师师长，叶挺的顶头上司，北伐中也算是扬名立万了，但是，张发奎却并不得志。按说张发奎在北伐中功勋卓著，怎么也是前程似锦，不可限量，但是，由于张发奎这个左派在宁汉对立时站在了武汉一边，如今跟左派总舵主汪精卫一样，被日渐边缘化了。武汉就武汉呗，问题是坐镇武汉的是唐生智这块料，第四军客居他乡，寄人篱下，日子能好过吗？最后好不容易借东征的机会去了江西，躲了瘟神，得蒙朱培德看觑，还算过得去，但不久后张发奎的心肝宝贝叶挺带着他第四军最得力的部队在南昌起义，追随我党而去，这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了。当然了，所谓危机就是转机，叶挺造反虽然极大影响了第四军，但张发奎倒是能以清理门户为名尾追起义军回粤了——当然了，张发奎并未在道上跟起义军交火，他的目的也只是回广东罢了。
　　
　　张发奎回粤之时，正是李济深调兵遣将镇压起义军之际，广州颇是空虚，于是，他得以兵不血刃将军队开到广州。张发奎一来广州，就开始痛斥特委会的不是，然后又要改组广东省政府，安插汪系人士之类，明摆着跟李济深示威了，而李济深也兵来将挡，将蔡廷锴的部队调入广州，并邀在武汉就跟张发奎因反蒋问题闹得很不愉快的陈铭枢回国当军长，总之，杠上了。然后张发奎说我们这么闹着也不是办法，请汪主席来评评理好不好，李济深不知是计，还以为真是请汪精卫当调人，表示同意，他娘的谁怕谁啊？于是，两人联名通电，请汪精卫来粤。汪精卫这一去广东，李济深就看出问题了，这哪是调人，这分明是帮架来的呀，于是也就有些防备，闹到最后，李济深摆出老上司的派头，说给张发奎5万港元，出国散散心。事情到了这份上，基本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了，但是，张发奎毕竟是李济深多年部曲，颇有些私谊，真说是痛下杀手，张发奎倒也下不了这个狠心。怎么办呢？汪精卫想出了一个妙招——说损招也行，调虎离山。当然，要把李济深调出广东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得有个由头，幸运的是，由头很快就送货上门了，而这份发送人，不巧的是，正是蒋介石。
　　
　　蒋介石自下野之后就一直在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本来呢，他是想看新桂系怎么在如此混沌的政治形势下左支右拙的，到时候支持不下去了，他也就能顺应时势重新复位了，但是，李宗仁着实是狠角色，孙传芳、唐生智这两股甚至蒋介石自己都颇为头疼的势力都被李宗仁一一拔掉，甚至汪精卫还在他面前吃了瘪，势头之猛，老蒋也甚觉胆寒。计划赶不上变化，老蒋当然不能再消极观望，纵容新桂系一步步坐大了，于是，老蒋也开始频频搞小动作，前番李宗仁西征，老蒋就想说服唐生智负隅顽抗，没想到唐生智不上套，老蒋只能使出B计划，跟小唐部将互通款曲，能不能收编另说，最起码给新桂系收编增加难度。老蒋冷眼旁观，知道汪桂之争已是渐入佳境，他要想收渔翁之利，无非是再添把柴，炒热气氛，把这两家的争斗弄到最高潮——那怎么炒气氛呢？
　　
　　老蒋跟汪精卫斗法有年，对其知根知底，对汪精卫回师广州的心思自然是门清，汪精卫要在广州下手，那蒋介石就创造个机会让他下手，于是，他便在上海呼吁召开四中全会，并电邀汪精卫、李济深等党政要人赴沪。想当年宁汉合流时，汪精卫赴沪，数邀蒋介石一见，蒋介石送上的都是闭门羹，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如今蒋介石居然主动邀请汪精卫赴沪一见，个中玄妙，令人叹为观止。李济深原本对广州的局势也不太放心，但是在汪精卫的一手策划下，李济深最终还是上了套——李济深不是忌惮张发奎吗？可以，前番李济深给了张发奎5万大洋，劝其出国旅游，张发奎爽快答应了，还说要跟李济深一块动身；广州无人打理，出了事怎么办？也可以，汪精卫已经电召黄绍竑赴粤，有他看场子，你总该放心了吧？如此这般，李济深当然再没理由不动身了。
　　
　　李济深最终还是被阴了，张发奎跟他一块动身确实不假，但是他没有出国，而是跑到香港就留了下来，他在港遥控指挥，而在广州实施计划的则是黄琪翔；至于黄绍竑嘛，不明白吗？他这也叫送货上门，趁着这个机会把他一块办了，到时候两广到手，大局定矣。汪精卫策划之密，手段之毒，实在跟他风流倜傥的帅哥形象相去千里，但是，所谓人算不如天算，虽然广州事变如约在11月17日实施，但是原本的两广却阴差阳错之下，只收了一广——而问题自然出在黄绍竑身上。黄绍竑倒是也去广州了，当然他也没想这么多，认为自己是帮李济深看场子的，但是，事变前晚，突有广州财政局的老友冯祝万跑来告密，黄绍竑方知此事玄机，连夜化妆潜逃，这才逃过了一劫。因此，广东虽入汪精卫彀中，但因为黄绍竑成了漏网之鱼，想要进一步搞定广西，也就没那么容易了。
　　
　　广州事变这么一爆发，那是气氛瞬间达到高潮，汪精卫暗叫不好——让黄绍竑溜了，事情可能不谐，而被骗去上海的李济深那是暴跳如雷，就差没直接骂汪精卫狗娘养的了。张黄事变是个什么性质，大概跑哪都没有汪精卫的理儿——虽说汪精卫最擅长的就是无理搅三分吧，政客基本功嘛，但是，有胆搞就要有胆担，汪精卫也无非是准备厚着个脸皮陪新桂系吵架了。当然，甭管双方怎么闹，到最后，可以想见的是，得便宜的，还得是蒋介石——明摆着的，都得找他去啊！
　　 　　吵架劝架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新桂系与李济深当然不能善罢甘休，那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向中央告状，要求主持公道，甚至还无中生有，说这是汪精卫跟中共蓄意勾结，谋图叛党。汪精卫一听这帽子扣得大了，赶忙为自己辩解，大概是表示此事跟我跟中共都一毛钱关系没有，只是因为对特委会西征之举不满而闹出的意见冲突。汪精卫倒打一耙，居然把账算到了特委会身上，合着他先出尔反尔，反对特委会，然后撺掇唐生智跟南京闹，最后策划广州事变，如此种种都是人特委会的不是，这他娘的还没说理的地方了？新桂系当然火大，联合西山会议派继续发动猛攻，汪精卫不甘示弱，又抽调了精兵干将，跑来打嘴仗，还真别说，汪精卫手底下这帮人，论别的能耐那是废物一堆，打嘴仗的能力着实不俗，这嘴仗打到最后，居然讨论起特委会的合法性起来了——整个乾坤大挪移。
　　
　　这边厢新桂系跟汪精卫嘴仗打得热火朝天，那边厢老蒋看在眼里，乐在心头，就差没出来煽煽风，说你们继续努力了。汪桂之间要是闹僵了，少不得要老蒋出来主持公道，这也是老蒋复出的最佳时机，老蒋自然也要端端架子，摆出一副“你们闹个屁啊？为了党国团结，都别吵了！”的架势，既不说特委会合法不合法，也不说汪精卫该不该受罚，总之，态度暧昧的很。老蒋坐山观虎斗，不愿表态，李宗仁看在眼里，当然明白老蒋什么意思，这叫坐地起价，不怕你们不找我。李宗仁当然不愿老蒋借着这个机会东山再起，眼见小弟们不擅长吵架，赶紧带着老婆郭德洁赶到了上海，要亲自出马，跟汪精卫见个高下。
　　
　　当时上海正在筹备四中全会，当然，此会一开，特委会大概也就拜拜了，李宗仁自是万般不甘，但是呢，当此非常之时，不能落人口实，不愿归不愿，该让步还得让步，于是，决定亲自参加预备会。12月3日，预备会召开，李宗仁上来就给了汪精卫一个下马威，抛出个弹劾案，说汪系有指使张黄事变的嫌疑，不能与会，汪系反唇相讥，说你搞的特委会不也彼此彼此吗？然后，汪精卫抛出杀手锏——放出拥蒋复出的空气。汪精卫知道自己这关是很难过了，纵有三寸不烂之舌，能转移视线，但是归根结底，张黄事变的问题也是躲不了的，因此，他此刻亟需盟友的帮忙，眼见老蒋拿着个劲儿，以为有门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要拉老蒋上马。次日，会议接着开，汪系首先发难，讨论特委会存废问题，李宗仁一看苗头不对，赶紧抛出张黄事变，说一码归一码，不要乱搅和，先把这问题解决了再说——你们没资格参加这会。翌日，李宗仁等10人退席，预备会遂暂时停开。闹了三天之后，汪桂之争算是彻底僵了，李宗仁说要解决张黄事变，而汪精卫则说要废除特委会，双方互不相让，会议也是火星四射，但谁也占不到便宜。
　　
　　老蒋看到吵到这个份上，认为时机成熟，也不再扭扭捏捏，趁着汪精卫示好的当口，抛出一份《致各委员书》。书中大概意思是，国民革命之所以到今天这个地步，最大敌人不是军阀，也不是中共，而是某些武装同志不识大体，不能认识到中央权威的重要性，某些政客也在此拨弄是非，搞得党内鸡飞狗跳，甚至，含沙射影的举出了抵制会议的例子，用来作为武装同志不尊党权的证据。这话说的就已经很不客气了，所谓武装同志，所谓政客，无非就是新桂系和西山派，什么不尊党权，拨弄是非，抵制会议，言锋颇是尖利。所谓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老蒋不愧是弄权的大行家，他这份声明就相当于给了示好的汪精卫一个甜枣，表明你好我好大家好，要通力合作的态度，当然顺便也向新桂系示威，告诉他们，老子虽然在野，但也是说句话就能山摇地动的，你们给我识相点。
　　
　　李宗仁看了这份含沙射影的声明，当然是气得肺都要炸了——也是活该，谁让蒋介石12月1日跟宋美龄大婚的时候，不给面子，不参加婚礼倒罢了，连礼都不送一份呢？但是，李宗仁同样也不是凡人，虽偶有冲动任性的时候，但到关键点上，绝不意气用事，他知道蒋介石趁着这个机会复出是大势所趋，挡是挡不住了，既然如此，就不能两面树敌，应该集中火力攻击汪精卫，并向蒋介石示弱。预备会接着开，汪精卫看了蒋介石那份声明，大概是以为蒋介石此番要跟他合作，拔掉新桂系了，那是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赶紧拿出一份议案，极尽阿谀谄媚之能事，要老蒋赶紧复位——也就差没说老蒋如果不复位，就要地球毁灭了，然后，赶紧趁热打铁，让陈公博从广州中央银行拿出50万，意思意思。李宗仁一看汪精卫这是要跟蒋介石统一战线啊，决不能让他得逞，在预备会发表演说，大概说我就纳了闷了，有些人平时动辄开除蒋先生党籍，将其视为罪魁，如今不知道太阳往哪边出了，同样是这号人，今天居然又高喊蒋先生复出了，前倨后恭，真是咄咄怪事，我为蒋先生着想，不主张蒋先生跟这种出尔反尔，说话没谱的人合作。老蒋看这俩平素跟他老死不相往来的政敌，如今却争相对他示好，心里头的滋味，甭提多美了，然后呢，由于这俩都不愿得罪蒋介石，汪精卫那份迎蒋复出的议案就于12月10日在预备会通过了，而特委会呢，也就于当日寿终正寝了。
　　
　　事情到了这份上，看起来是汪精卫逃过一劫，而李宗仁则是损失惨重了，但是，这事还没完——广州的事儿不还得解决吗？不巧的是，汪精卫真是倒了血霉了，怕什么来什么，预备会结束后次日，我党也来凑热闹，当时中央的瞿秋白等人脑子发热，认为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攻取大城市了，然后张太雷、叶剑英几个就在广州发动了起义。同志们，一早新桂系说什么来着？对啦，说汪精卫跟中共合作，意图不轨。如今我党还真就应景的来了出起义，这下新桂系可算是抓住了攻击重心，痛骂汪精卫里通外敌，谋叛党国了，然后，监察委员邓泽如在新桂系授意下抛出《查办汪系集团案》，而白崇禧更是磨刀霍霍，命令军队控制汪系人物了，甚至还亲往法租界，要捕杀汪精卫。其实吧，汪精卫跟我党的关系真是小葱拌豆腐了，但是新桂系言之凿凿，汪精卫也是百口莫辩，唯一的希望就是老蒋能看在汪精卫拥戴上位的份上，再帮帮忙了。
　　
　　老蒋愿意帮忙吗？毫无悬念嘛，汪精卫其实就是老蒋复位的催化剂，如今催化作用达成，那汪精卫还有用吗？留着他当对手？吃饱了撑的！所以嘛，蒋介石这时候跑了出来，当好人了，劝慰汪精卫，大概嘛，我猜一下，应该是说，我知道你委屈，也知道你跟共匪没关系，但是呢，共匪闹事跟你确实也脱不了干系，我是保不了你了，你看白健生那副德行，你别招他，他啥事都干得出来，我看你还是出国一段时间，等风头过了再回来吧。得，汪精卫跟这死命折腾，跟李宗仁斗，斗了半天，非但没能借着蒋介石下野的大好良机收复河山，还顺手把蒋介石斗复出了，倒也不妨，可以合作啊，结果咧，现在蒋介石把他当块臭抹布一样给扔了，鸡飞蛋打，一切成空，又混到了出国避祸的境地，唉。
　　
　　最后说说广州事变的后续发展，照着汪精卫的计划，原本是调虎离山，引君入瓮，双管齐下，一举拿下两广，到时候搞成既成事实，就爱谁谁了，结果偏是横生枝节，引君入瓮这一路出了岔子，让黄绍竑事前得悉，溜了，于是只剩下了一条腿走路，局面显见不利。正当张发奎屯兵粤桂交界，准备不管三七二十一，霸王硬上弓，跟桂系拼个死活之时，那边厢我党闹了起义，成立了苏维埃，张发奎一看不对，赶紧调兵镇压——这事变，那事变，倒霉的还不是老百姓？张发奎将我党的起义镇压下去之后，一看四周皆敌——李济深已调动兵力围剿张发奎，而黄绍竑回梧州后也抽调兵力意图戡乱，大势已去，没奈何只得和黄琪翔一块下野了事。人能下野，军队不能，而英雄的第四军落到这般田地，也着实令人唏嘘。
　　 　　善后
　　
　　蒋介石终究还是回来了，当然，我们已不能再苛责李宗仁什么，他已经做到了所能做到的一切，但是，蒋介石终究是蒋介石，他有巨大的党内影响力，他跟江南财团关系非凡，甚至，借着跟宋美龄结婚的契机，他打通了与美国的外交通道——蒋介石的政治根基终究比李宗仁深得多，以李宗仁目前的实力，根本不足与其全面对抗。但是，李宗仁所做到的一切已经足够让蒋介石吃惊了，在龙潭击溃了孙传芳主力，在宁汉合流中联合西山会议派排挤汪精卫得手，甚至，在宁汉的总对决中轻松搞定不可一世的唐生智，同志们，我必须再次指出，对于一个入党四年、统一广西不足三年的新贵，我们还能要求更多吗？必须说，李宗仁已经做到了极致，之所以依然无法阻挡蒋介石归位，非惟人事，实则天命也。
　　
　　当然，李宗仁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他不像唐生智那样得志便猖狂，他明白自己的能量还不足以问鼎中枢，能过那么小半年的瘾，也就差不多了，蒋介石要回来就让他回来吧，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情，而今摆在他目前的核心任务，不是阻止蒋介石复出，而是掌握两湖。要掌握两湖，首先要面对的自然还是唐生智所部的收编问题，事实上，如果没有汪精卫策动张黄事变，大概新桂系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如今汪精卫这么一捣鼓，把老蒋给弄复出了，对新桂系而言也确实有些不妙，好在老蒋有更重要的任务——四中全会，倒也暂时无暇顾及两湖。当然，老蒋复出毕竟还是敲响了警钟，李宗仁也颇有忧患意识，知道再跟这帮人耗下去，不免夜长梦多，为今之计，也只有霸王硬上弓，快刀斩乱麻，趁着老蒋分心，一鼓而定两湖。
　　
　　1928年1月15日，李宗仁终于不能忍受唐生智旧部这么拖拖拉拉，不给个准话了，决定用武力解决问题，程潜率第六军及第四十四军等部，自武长路南下，而白崇禧率夏威第七军及胡宗铎第十九军由通城向平江会攻长沙。21日，两部发动全线总攻，未几则与唐部激战于汨罗江两岸，正待李宗仁希图一鼓作气拿下长沙时，叶开鑫四十四军突然叛变，向程潜部侧背发动猛攻，情势相当危急。白崇禧闻知此讯，乃暂停急进，向南京总部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回师救援，稳固武汉，二是正面突破，直取长沙。当时南京总部跟李宗仁在一处的有谭延闿、何应钦和李烈钧三人，这三人都认为应该稳字当先，先稳住后方，后徐图再进，认为该让白崇禧率军回师救援，然而，李宗仁意见则正好相反，认为只要白崇禧能势如破竹直下长沙，叶开鑫便不敢恋战，后方之围立解，因此主张白崇禧继续前进。
　　
　　李宗仁之所以要求白崇禧不顾一切的长驱直进，当然有他的考虑，据我估计，无非是三条：其一、程潜今日是盟友，他日就是对手，让叶开鑫跟他斗上一斗，搞个两败俱伤，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其二、所谓机不可失，回师救援虽能稳住武汉，但也容易失去快速攻取长沙的有利时机，万一到时候形成胶着局面，蒋介石处理完四中全会后再插一手，那就真的是夜长梦多了；其三、孤军深入虽然不免有犯兵家大忌之嫌，然而白崇禧所率二部均为桂军精锐，北伐中所向披靡，无人能敌，再兼白崇禧为军事奇才，李宗仁也有信心能一战而定。最终当然还是照着李宗仁的意思行事，而白崇禧也果然不负厚望，接电后率部急攻，挡者披靡，竟于26日占领长沙，而唐生智各部则皆溃散。
　　
　　长沙即克，当然唐生智各部再没理由负隅顽抗了，以保存实力计，也就只能被迫接受新桂系的改编，两湖战事遂告结束。新桂系拿下两湖之后，便与原有的两广连为一体，实力鼎盛，一时无俩，当然，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接下来李宗仁要面对的则是更微妙复杂的局面。大家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九死一生干革命，如今略有小成，大封功臣，自然不在话下。当时湖北鄂人治鄂的呼声甚高，而李宗仁亲信爱将胡宗铎恰好是湖北人，而他本人也颇有些衣锦还乡、当仁不让的意思，李宗仁也就顺水推舟，任其为武汉卫戍区司令，打理湖北军事。当然，胡宗铎还认为光当军事头目不够爽，一度要求连行政一块兼了，但是李宗仁认为军人就该干军人的事儿，胡宗铎打仗确实可以，但治政难免出岔子，也就以自己向来主张军政分离为由驳回了胡宗铎的要求。李宗仁看得很准，对胡宗铎的使用也是扬长避短，恰到好处，然而问题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李宗仁的眼光。
　　
　　拿下武汉之后，新桂系收编了不少军队，当时也是打算组建第十八军，接下来，不用说，自然是军长的人选问题。以资历而论，钟祖培和李明瑞这俩师长当然是最佳人选，然而，当时白崇禧和胡宗铎却力保资历尚浅的旅长陶钧。陶钧的能力倒也没问题，其骁勇善战，也是一员虎将，而治军严苛，又颇得白崇禧欢心，才堪匹配，自然不在话下，问题是，将帅的升迁是那么简单的吗？一个派系里头，要让大家劲往一处使，最要紧的，就是一碗水端平，不要贻人口实，所以一般来讲，将帅的升迁拔擢是有定例的，按照资历战功顺次排序，该谁就是谁，就算无亮点，至少也没问题。如今陶钧的升迁属于越级拔擢，能力虽没问题，资历却不够，这么做当然会惹来风波——比如，钟祖培一怒之下，便挂冠而去，解甲归田，而李明瑞虽没那么极端，但是不满的情绪也是不言而喻。
　　
　　当然，如果说白崇禧力保陶钧还是爱其才的话，那么胡宗铎力保陶钧就有结党营私之嫌。大家知道，广西人排外，湖北人胡宗铎虽立下赫赫战功，但不免也有势单力孤之叹，他推荐陶钧，主要原因不是陶钧行，而是陶钧是湖北人，如果陶钧当上了军长，那胡宗铎也就有盟友了。事实也大抵如此，自打陶钧当上军长之后，便与胡宗铎一吹一唱，结成了朋党，往后但有好处，都尽着第十九军和第十八军两军先来，而在北伐中功劳最大的第七军却反倒成了客军，吃穿用度反而不如后来的这两个军，广西人玩命，湖北人发财，也就埋下了不合的种子。
　　
　　有人问李宗仁为什么不坚持使用钟祖培或李明瑞？废话，白崇禧和胡宗铎这俩是多大的面子？李宗仁能驳回吗？即便知道有些不妥，为了派系上层的团结，李宗仁也就只能弃车保帅，如此将就罢了——一句话，当老大难啊。当然，如今对于新桂系而言，湖北虽有这样那样的暗流，但终究矛盾还在潜伏期，而湖南的问题则要大得多。按照讨唐之初的默契，湖南自然是要交给程潜打理，刚打下湖南时，李宗仁问程潜，该让谁来执掌湖南，程潜倒也没明说，只说湖南局势复杂，非有权的强力人物担当不可，言下之意，湖南这块肥肉，老子吃定了。李宗仁见程潜当仁不让，加之湖南复杂也是实情，也就不便相阻。
　　
　　然而，政治上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所谓盟友也只是讨唐的盟友，唐生智垮了，联盟也就散了，接下来无非是磕磕碰碰，到最后决一高下罢了。李宗仁不愿程潜将湖南独吞，而程潜不愿让李宗仁染指湖南，矛盾是免不了的，到最后，程潜不把李宗仁放眼里，独吞湖南税收，不愿分出来给点李宗仁，李宗仁自然很是火大，多次疏通未遂之后，不免痛下杀手。当然，李宗仁也不会真杀了程潜，不过是借着开会的当口，将他扣押，不过，李宗仁素以忠厚君子自居，如今玩出了老蒋擅长的招数，也足见政场的残酷，人心的险恶。
　　
　　当然，不管如何，李宗仁终于还是比较顺利的完成了两湖的善后问题，如今坐拥两广两湖的新桂系，诚然是风光无限，即便是新近在四中全会上大包大揽，终于在党权上独占鳌头的蒋介石，大概也需避让三分。内争告一段落，接下来的问题自然还是北伐，而对手则只剩下了张作霖一人，局势至此，大概也是水到渠成了，然而，旧军阀倒了，新军阀再生，北伐就算成功，又济何事？
　  　　旧去新来
　　
　　我们说，衡量一个时代好坏最重要的标准大概就是民生，民国之所以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坏的时代，也无非就是存在战乱频繁、吏治腐败、苛捐杂税、贫富悬殊等等事关民生的诸多问题，而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归结起来，也就是两个字，军阀。所以，民国问题其实就是军阀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政界、知识界也提出了一大堆的方案，什么废督裁兵啦，什么联省自治啦，什么武力统一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当然，在这如许口号中，喊的最响亮的便是武力统一，从袁世凯到段祺瑞再到吴佩孚，包括孙中山，这些大腕级政客，无一不是武力统一的拥趸，而所谓北伐，也不过是武力统一论的一个分支罢了。
　　
　　孙中山时代所谓北伐，不过是联合一些军阀来攻打另外一些军阀，先是联合西南军阀对抗北洋军阀，而后又准备联合皖系、奉系对抗直系，这样的北伐，当然无助于任何问题的解决，讲难听点，也就是孙中山权欲作祟下的穷折腾罢了。然而，因为孙中山形象好气质佳，能说会道，后世居然就把这样的北伐给包装得光鲜亮丽，好像只有孙中山打仗是为国为民，哪怕联合军阀也是权宜之计，而北洋系打仗就是祸国殃民，虽然其出发点跟孙中山也并没有什么两样，无非就是喊口气的能力有所欠缺罢了。革命的口号喊了多年，孙中山不免人老珠黄，最后一命呜呼，终于，他的后辈帮助他完成了未尽的理想，然而，此次北伐跟先前又有多大区别呢？这也不过就是几个政治集团联合起来对抗另外几个政治集团罢了，到最后，得势的几个政治集团还不是又要分个高下？所以说，一切内战都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但是，悲哀的是，似乎停止内战的唯一方法还就只有打内战。
　　
　　此次北伐，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乱世之中又一次毫无意义的军事演出罢了，诚然，吴佩孚倒了，孙传芳垮了，张作霖也快撑不下去了，但是，北伐军联盟还没等赢得最后的胜利呢，就已经开始自顾自的内讧起来，一会反蒋，一会分共，一会又是西征，再又广州来个兵变，真比北洋时代消停吗？就算北伐真取得了胜利，军阀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吗？悲哀的是，我们根本看不到任何缓解的迹象，只不过是此消彼长，走了几个资深元老，来了几个后起之秀罢了。
　　
　　比如，最近老蒋复出之后，当然想接着北伐，为了把声势搞起来，让大伙能捧他的场，开始大封诸侯。老蒋设立了4个政治分会，由第二集团军司令冯玉祥掌管开封政治分会，控制河南，陕西，甘肃；第三集团军司令阎锡山任太原政治分会主席，下辖山西，绥远，察哈尔；第四集团军李宗仁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下辖湖南，湖北；李济深掌管广州政治分会，控制两广。戏台还是那个戏台，剧本还是那个剧本，只不过一代新人换旧人，除了演员变了，其他照旧。老蒋大封诸侯，也不过是送个顺水人情，北伐发展到如今这个阶段，四大军事集团割据一方已是既成事实，而老蒋只不过是将军阀割据合法化罢了。当然，大家永远不要抱有让这几位和平相处、共创美好未来的念头，这种可能性不比中国男足冲出亚洲高多少，别看现在还没闹到兵戎相见的份上，但明争暗斗，勾心斗角的戏码早就开始上演了，而民国的历史告诉我们，文斗只是武斗的序幕罢了。
　　
　　李宗仁跟老蒋之间就不用多说了，从合作到逼宫，关系就这么一步步搞僵了，闹到如今，几乎已是水火难容，两件事可资佐证。第一件，蒋介石跟宋美龄大婚，我们知道，政客做事情向来是争斗归争斗，场面归场面，跟老蒋关系好的，当然礼到人到，无需多言，就算不好的，如程潜之流，也尽量礼到人不到，而李宗仁呢，人不到，礼也不到，大家想，李宗仁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做的这么极端，可见与老蒋关系差到什么份上了。第二件，蒋介石诰封李宗仁为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按说这是老蒋给的人情，如阎锡山、冯玉祥之流都是迅速收下，但李宗仁呢，居然这点面子都不给，居然坚辞不就，非得逼着老蒋三番五次派人来催，李宗仁才老大不情愿的在别人宣誓就职后一个多月宣誓就职。李宗仁不愿接受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的位子，他自己是声称遵从总理“只愿做大事，不愿做大官”的遗训，搞出一副淡泊名利的架势，但实际上呢，是个人就知道，李宗仁这是不服蒋介石，李宗仁不甘人下，当然不愿接受别人尤其是老蒋的册封。李宗仁的这点心思，老蒋岂能不知？但是呢，老蒋也不过是暗做计较罢了。
　　
　　至于北方的冯阎之间，当然也是互不相让。阎锡山自辛亥革命后执掌山西以来，基本上都是看着自家一亩三分地过活，安心当着土大王，不去招惹是非，但是，巧就巧在这了，阎锡山按说跟谁都没过节，但就是跟冯玉祥有过节。大家想必还记得我提到过当年吴佩孚跟国民军南口大战一事，不巧的是，阎锡山也去凑了把热闹，帮着吴佩孚堵截国民军，当然，梁子就这么结下来了。我们此前就说过冯玉祥这个人，恩怨必报，睚眦必较，是个得罪不得的人，阎锡山在背后捅了他一刀，当然他得想法子找回来。
　　
　　阎锡山在北洋时代是个小人物，也没出过什么风头，但是这不代表他就没想法，事实上，他只不过是在等待机会罢了，当北伐军势头旺盛，克取两湖，席卷东南之际，他明白民国到了改头换面的时候了，以投机客特有的敏锐，他决定趁着大好时机也干他一票，于是便在1927年6月6日，看着良辰吉日，宣布易帜。不过，投机这种事自然是有输有赢，阎锡山按说时机把握的不错，但是他万没想到南方的国民党北伐到了一半，就开始内讧了，把北方这一滩浑水丢给了他一个人，于是就惹来了奉系的攻击。9月份，阎锡山被迫跟奉系独自交战，原本呢，冯玉祥就在旁边，国民政府也命令冯玉祥帮帮忙，结果，冯玉祥发布了一道令人啼笑皆非的命令，说“不遵令擅自退却者，枪决！不遵令擅自前进者，亦枪决！”，意思很明确，就是我要看戏，你们都给我待着别动。冯玉祥不帮忙，国民党那边又顾着内讧，阎锡山这是倒了大霉，这笔投机算是低开了，晋绥军被奉军一顿暴揍，只打得眼冒金星，好歹因为江西多山，没被抢了地盘。一来二去，冯阎算是扯直，但是，这不过是我在说扯直，他们可不认为是扯直。
　　
　　当然，老蒋复出之后，北伐还得接着来——这也是老蒋大封诸侯的目的所在。如今的态势，津浦线上张宗昌苦苦支撑，孙传芳奄奄一息，而张作霖也开始盘算着撤回关外，再做计较，这仗基本是走个过场。3月份，老蒋宣布二期北伐，四月中旬，桂系方面白崇禧率收编的李品仙第十二军北上京汉线参与作战，此战波澜不惊，唯独场外事件值得一叙。在第一集团军5月2日攻取济南之后，日本在5月3日制造了济南惨案，蒋介石选择忍让，遂有绕道北伐的故事；而后张作霖见大势已去，由北平返回奉天的路上，在皇姑屯被日军河本大作炸死，酿成皇姑屯事变，张学良遂得以接掌奉系，然彼时已无战意，遣人来与国民党商议易帜事。真正算打仗的也就是对张宗昌残部，由于张宗昌早年刺杀了蒋介石政治导师陈其美，蒋介石自然欲将其置于死地，而张学良为了向国民党示好，居然不允张宗昌退入关外，最后倒霉的张宗昌就被白崇禧、鹿仲麟和商震等部合力剿灭。
　　
　　事情发展至此，北伐当然也基本是大功告成，然而，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所谓旧去新来，虽然吴佩孚、孙传芳以及张作霖这样的元老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以李宗仁、冯玉祥和阎锡山等代表的新贵力量却正式登位，北伐并没有结束军阀割据的现象，而只是旧军阀换成了新军阀，如此罢了。蒋介石虽然新近为了北伐而大封诸侯，但是他也显然不愿只当项羽式的霸王，因此，撤蕃就进入了蒋介石的字典——新一轮的闹剧由此开启！
　　 　　裁兵
　　
　　历经波折无数，北伐终于还是告一段落，如今只需小张下定决心易帜，民国就能自辛亥革命以来首次达到名义上的统一。然而，正如我前文所叙，北伐并没有解决民国军阀割据的根本问题，而只不过是换了批演员罢了，戏还得接着演。仗打完了，接下来自然是善后，于是，老蒋便电邀各方要人在北平开个善后会议，讨论时局。然而，该倡议刚一出，冯玉祥就生病了，紧接着阎锡山也生病了，唯一没生病的成了李宗仁——这当然是拜惯弄权术的蒋介石所赐。
　　
　　仗刚打完，老蒋就迫不及待的施展手腕，玩弄伎俩，比如，平津二地本是冯玉祥和阎锡山合力取下，甚至，冯玉祥功劳还更大，结果，到了分赃的当口，冯玉祥却被踹到了一边，阎锡山捞了个钵满盆满。蒋介石本意是扶弱抑强，用阎锡山来牵制势大的冯玉祥，顺带也拨弄是非，挑拨原本就不和睦的冯阎二人的关系，但是，冯玉祥也不是第一天出来混，老蒋这种小伎俩怎么能瞒得过久历世故的冯焕章？于是，冯玉祥这一怒之下，就托病河南，不愿去开会了，而阎锡山眼见冯玉祥动了肝火，知道自己趾高气昂的跑北平开会，难免犯了冯玉祥忌讳，于是干脆也以休养为名，跑北海养心斋避事去了。眼看要冷场，身居事外的李宗仁不免出来当好人，斡旋一番，而冯玉祥见李宗仁出马相劝，也知道该给的面子还得给，表示“德公去，我就去”。如此波折一番，蒋介石方才带着一众党政要人从南京出发，取道武汉，前去北平。
　　
　　蒋介石去武汉，当然李宗仁还是得场面做足，带着汉方要员欢迎一番，然后设下晚宴洗尘，然后问题就来了。按说这么个欢迎晚宴，出席的又都是国府有头有脸的大腕级人物，当然李宗仁那边应该是悉数到齐，给个面子，结果，夏威、胡宗铎和陶钧这仨第四集团军的军长，就给了老蒋脸子看——不去赴宴。李宗仁一看这仨没到，也颇觉尴尬，赶紧派人去催，结果咧，这仨还真有股拧劲，愣是不愿意来，搞得老蒋颇为难堪。这倒罢了，次日老蒋阅兵，当然发表了番冠冕堂皇的训词，结果未曾想，半路杀出个胡宗铎，晚宴不去参加，插嘴倒不落下，如果说些欢迎总司令指导的场面话倒罢了，问题是，他发表的这番言论着实是辣劲十足，大概是表示要中央开诚布公，赏罚分明，用人唯才，说方有如此，武装同志为国牺牲才有意义。俗话说打人不打脸，胡宗铎倒好，当众抽老蒋耳刮子，好在老蒋城府之深远甚汪精卫，这才没发作。不发作归不发作，但是李宗仁部下这么甩脸子，看在老蒋眼里，当然更是坚定了对李宗仁不甘人下的看法。
　　
　　好在不给面子的只是武汉，冯玉祥和阎锡山倒还好歹装装样子，一路无事，抵达北平。7月6日，为了表表功，做做场面，老蒋率一行人等到西山碧云寺祭奠总理阴灵，此间，老蒋突然拿出了奥斯卡影帝级别的表演功力，给大家扮了出哭灵好戏——精彩度直追越剧名角徐玉兰的《贾宝玉哭灵》，李宗仁冷眼旁观，当然更是极端鄙夷。戏演完了，接下来就得开会，而会议的主题当然是毫无悬念的裁兵，事实上，在此之前，老蒋已经为此做足了铺垫，比如，在6月12日，老蒋就假惺惺的表示将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意图以此为要挟，逼迫各派交出兵权，结果当然是冷场一片，那仨都爱搭不理，老蒋这才在17日表示打消辞意，要将军事负责到底；后在6月20日，小舅子宋子文在上海召开经济会议，啰嗦一堆，无非是国家财政困难，养不起那么多兵，速求各方裁兵之类，甚至，老蒋还紧锣密鼓的调动起了媒体，为裁兵打造声势；铺垫完了，北平的这次善后会议当然要动真格的了。
　　
　　老蒋首先抛出一份方案，说全国300个师，要大裁特裁，裁成50个，然后全国分12个区，各集团军各控制一个区，按比例保留军队。大家当然不是傻子，集团军有4个，军区有12个，12-4=8，那另外八个军区怎么办？还不得是老蒋仗着自己中央的名头去打理？这么简单的算术题不会做，还能出来混吗？老几位避实就虚，开始漫无边际的东拉西扯，结果一连开了四天会，大家各说各的理，各诉各的苦，到最后也没议出个所以然，当然，这就意味着老蒋A方案破产了。7月11日，几位接着在汤山开会，两天后老蒋又抛出了B方案：一、军队以师为单位，留国防军50至60个师；二、全国军队统一编制，打破原建制，各军军官轮调中央军校训练，在全国设置几个大的练兵场，各师编成后分期调集训练；三、撤消各集团军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到京师供职。老几位当然不傻，在乱世混靠的就是嫡系部队，这么混编整训之后，还有嫡系可言吗？至于去京师为官，明摆着就是要各位去当人质，所谓离窝毁巢，几位当然不乐意。于是几位再次开始诉苦，甚至阎锡山还援引新近新疆发生的杨增新被刺事件，说边疆不安稳，裁兵需从长计较，最后罗嗦半天，还是没议出个所以然。最后，会议不了了之，大家各走各道，北平遂人走茶凉。
　　
　　善后会议未能善后，老蒋当然不会就此收手，回南京之后，继四中全会后开了个五中全会，议论半天，最后无非是撤销政治分会、各派首脑去南京任职。毫无悬念的是，各派首脑再次以各种理由——冯玉祥接着生病，阎锡山接着休养，而李宗仁更绝，没任何理由——不去南京供职，至于裁兵嘛，几位权当没听见。如此这般之后，老蒋见各位大佬油盐不进，不愿就范，发出最后通牒，年底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并再次在媒体上大肆造势，各派头目见群情激奋，倒也不便相组，只好在12月下旬陆续抵京——当然，气色想必不太好看。
　　
　　上次群聊没聊出个所以然，老蒋这次决定换个方式，改私聊。先找冯玉祥，去泡温泉，问他怎么办，冯玉祥倒也不客气，说要裁弱留强，裁无功留有功，抛出一个方案，说一二集团军各编12个师，三四编8个师，其余留8个师，老蒋表示焕章兄所言极是，到会上你就这么说，我挺你。12月26日，预备会召开，冯玉祥大大咧咧的把他的方案说了出来——结果？还用说？当然是阎锡山和李宗仁围攻呗，而表示要挺他的蒋介石则让何应钦出来说了些不咸不淡的套话，压根就没一点挺他的意思。其实想想就知道，冯玉祥这方案把自己跟中央摆一个位置上，老蒋居然还能说挺好，不是陷阱能是什么？老蒋又不是二百五，也就是想看戏罢了。冯玉祥一时利欲熏心，上了蒋介石的套，又羞又恼，急火攻心之下遂再次告病。整完了冯玉祥，接下来轮到阎锡山，由何应钦出面，设宴相邀，然后问怎么办，阎锡山聪明，不愿得罪人，搞出了个令人拍案的方案，说一二两个集团军各编10个师，三四编8个——到这也就平平，妙的是后面，说地方杂牌编6-8个师，而这些杂牌就归中央了。瞧瞧，多么八面玲珑一人儿啊，怪不得李宗仁跟他初次见面就说他工于心计，这么妙的方案，这么不得罪人，还不自己吃亏的方案，也就亏精明到了极致的阎锡山想得出了。
　　
　　于是，1月1日，编遣会议正式召开。席间老蒋就拿冯阎提出的方案讨论，大家伙当然表面装着乐意编遣，但实际又是能拖则拖的架势，所谓议而不决，不一会冯玉祥拒会，阎锡山跑苏锡常镇一带游山玩水，而李宗仁更是会上装瞌睡，不置一词。拖拖拉拉开了一个月的会，当然，没能议出个大家都接受的方案，各派都是面和心违，使出拖字诀，到最后，冯玉祥说刚打完仗就说编遣伤感情，还是等一等，李宗仁说的更妙，说快过年了，再不休会，大家要在路上过年了。老蒋见各位兴致索然，也知道拖下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了，于是，编遣会议再度不了了之。然而文斗完了，接下来就该武斗了——谁是老蒋第一个下手对象呢？
　　 　　天生老大
　　
　　毫无悬念，蒋介石最先盯上的是李宗仁，原因很多，但最关键的，恐怕是在这三个藩王中，李宗仁是蒋介石最有力的竞争者。冯玉祥是个狠角色，也称得上精明，在三个藩王中实力最强，资历最深，名号最响，但是，冯玉祥即战力固然可观，但他终究只是个旧军阀，他有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冯玉祥最大的弱点也是他最大的优点，那就是讲究实际，一切从利益着眼，事实上，冯玉祥能混到今天，靠的就是这个，但是，利益分大利与小利，分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冯玉祥的问题在于，他往往将重心放在眼前利益上，而忽略远期利益。当然，这是时代决定的，在北洋时代，不关注当下，就意味着失去未来，冯玉祥摸爬滚打多年，最知道的道理就是拿到手的才是自己的，正因为如此，冯玉祥才动辄改换门庭，成为名声颇为不雅的倒戈将军。蒋介石了解冯玉祥，事实上，在裁兵会议的试探中，蒋介石就已经摆了冯玉祥一道，《蜗居》中宋思明有句经典台词，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大问题，而在政坛中，能用利诱摆平的人同样也不是大人物。冯玉祥是个为了利益直来直去、不留后路的人，但是与之同时，冯玉祥也是个见利忘义的人，只要有好处，他就什么都能干，这种人当然只是表面可怕罢了。
　　
　　与直眉楞眼的冯玉祥不同，阎锡山则是个圆滑到了顶点的人物。阎锡山可说是中国传统官僚的典型代表，八面玲珑，机巧乖滑，有心计，有城府，让人摸不透。阎锡山绝对不可能被人摆一道，因为他太聪明了，聪明到你在想什么，他都能猜得到，即便是狡猾如蒋介石，也休想占到他的便宜，而相反，他在想什么，你却很难猜得透。阎锡山就是这样四平八稳的人物，绝对不会犯下什么致命的错误，也永远不要指望你能一拳就将他击倒，看起来似乎阎锡山很不好对付，但是像阎锡山这样的人物，也有他的致命缺陷——那就是他永远在趋利避害，永远在给自己留后路。我们知道，要想真正在乱世称雄，光会保存实力是不够的，还得在要命的关节上豁得出去，阎锡山豁不出去，所以他只是个出色的守成之主——阎锡山很难被搞垮，但是与之同时，只要你足够能耐，他也很难搞垮你。
　　
　　不管是冯玉祥还是阎锡山，虽然他们混到今天都不是偶然，都有各自的法宝，但是，要论争夺乱世之中的头把交椅，他们则各有难以克服的缺陷，因此，他们虽然都称得上一时俊杰，但却还不是老蒋真正的对手，而在三个藩王中，老蒋真正的对手恰恰是那个论资排辈需要叨陪末座的小字辈——李宗仁。李宗仁是个什么人物，想必大家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如果要概括一下，我认为，李宗仁是天生的老大。李宗仁本是个排长出身的小人物，没有雄厚的家世背景，也没碰上能助其腾飞的贵人，他能走到今天这步，完全是一刀一枪拼杀出来的，如果说李宗仁有什么运气的话，那就是上天给了他很多建功立业的机会，但是，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如果不是李宗仁这般的豪杰，纵有机会又有何用？
　　
　　李宗仁真正成为能在广西拥一席之地的实力派人物，自然是孙中山援桂之战后，彼时旧桂系老大陆荣廷被逐，桂军群龙无首，及至陈炯明炮击总统府，广西乃天下大乱，而李宗仁正是借着这个机会，退入山林，招兵买马，广纳英杰，一年内连升三级，成为广西新贵。事实上，广西局势如此，并不单是给了李宗仁机会，机会是平等的，见者有份，但是，真正能迅速崛起的小字辈，也仅是李宗仁一人，而这当然不再是偶然。李宗仁其人宽宏能容，老成厚道，见之可亲，退入山林之后，不论谁来投他，他都倾心接纳，而同样，不论谁要离去，他也都放任自流，为将治军，纪律严明，又能与普通士兵共甘苦，因此，不论将士，都对其钦服有加，而这自然是李宗仁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
　　
　　当然，真正能体现李宗仁恢宏气度的，还是与黄绍竑相交一事。黄绍竑于危难之际投奔李宗仁，而李宗仁善意接纳，即是如此，便是理所应当的上下级关系，背之不义，然而陆沈相争之时，黄绍竑不甘寂寞，意欲另谋出路，投奔沈鸿英，而这，则是某种意义上的背叛。然而，李宗仁并不以此为忤，反而耐心的为其分析局势，研究出路，甚至，还表示愿意在其攻打梧州时出兵相助，恩义如此，即是黄绍竑不受羁縻，也颇是感动。而后在广西的统一战争中，讨贼军和定桂军旗号分明，矛盾重重，也同样是李宗仁压制了军中的不满情绪，才使得李黄联盟得以维系，不至半途分崩。最后黄绍竑能在讨贼军声势全面压倒定桂军的情况下甘心认小，不争老大，不得不说是李宗仁攻心之力。
　　
　　李宗仁能妥善处理与黄绍竑、白崇禧这二者的关系，这是新桂系能保持团结的最重要因素。以白崇禧来说，此公颇有些傲气，处事独断，敢想敢为，而李宗仁所做的，就是不设障碍，听其所为，如果说白崇禧初时还不识李宗仁的好处，那么在任北伐军参谋长的过程中，就开始深得其味。蒋介石跟李宗仁不一样，李宗仁控制部下的手段是以诚相待，以义相交，然而蒋介石则是惯使权术，喜欢将部将训得毫无棱角，服服帖帖。李宗仁在回忆录里说蒋介石喜欢的只是惟命是从的奴才，不喜欢白崇禧这样有棱有角的干才，所言虽显偏激，但却也非全属妄言。不管怎么说，蒋介石对部下既用又防，打一棒子给一甜枣，恩威并施，这点确属事实，即便是头号亲信何应钦，也不免活在老蒋如许手段之下。
　　
　　何应钦之所以在老蒋下野前后与桂系勾勾搭搭，甚至在其逼宫之时都不愿力挺老蒋，乃至老蒋复出，都没有高唱赞歌，这一切都说明，何应钦虽是蒋系的台柱子，作用类属新桂系的白崇禧，然而，与李白之间亲密无间不同，何应钦跟蒋介石的关系微妙而复杂，基于利而非基于义。而老蒋是怎么对付有些脱缰的何应钦的呢？在1928年2月9日，突然将其第一路军总指挥的权位掳夺，而后经人调解，将其调为总司令部参谋长，相当于变相剥夺了兵权，何应钦当然不爽，跑到莫干山，称病不出，老蒋则亲自前往莫干山，对何应钦说“我离了你，没有问题，照样干下去；你若离开我，就无办法”。何应钦当然听出了这句话的分量，自此不敢再闹脾气，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蒋介石制住了何应钦不假，但是他得到的也不过是个唯唯诺诺的何应钦罢了。而白崇禧便是在老蒋手下做事屡遭掣肘，才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李宗仁一般任其挥洒。
　　
　　李宗仁如此的用人哲学，当然致使他的一众部下都是些敢作敢为的悍将，如胡宗铎、夏威以及陶钧之流，都是能独当一面的将才，李宗仁从不对他们的悍气稍加打磨，而是听之任之。当然，有利也有弊，放任自流的用人方法固然可以让部下的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也同样会使部将有脱轨之嫌。当然，所谓脱轨，倒不是说这些人能叛变李宗仁，李宗仁对他们恩义相加，忠诚是毋庸置疑的，而是说，他们有时会难以约束，自作主张。而这最典型的例子，自然便是老蒋途经武汉之时，他们不去赴宴以及阅兵之时大放厥词二事，此二事当然不是李宗仁的本意，之所以至此，也无非是李宗仁平日对他们过于放纵，乃至骄横成性罢了。李宗仁事后也觉过火，曾对三人痛加申斥，然而正如李宗仁回忆录里所说的那样——然究有何补？事已至此，也确实无可补救了。
　　
　　驭人有术、用人乏道的蒋介石看人着实准的可以，当日攻取湖南后的路线之争中对唐生智的防备，已经可以看出其高人一等的政治敏感性，如今三藩在前，各具特色，蒋介石再次展示出了他的识人慧眼，他的判断非常正确，李宗仁便是他最大的对手。一山不容二虎，国民党这座庙里容不下两尊大神，蒋李之间终将较个高下——蒋李之争Ⅰ热情酝酿中！
　　 　　先下手为强
　　
　　被蒋介石喻为当代卧龙的政学系巨擘杨永泰曾给老蒋献上他的削藩策，略谓“用军事解决桂系，用经济解决冯系，用政治解决晋系”，此语精当的勾勒出了三藩各自的缺陷：桂系虽顽固，然根基不固，实力不足，宜力取之；冯玉祥资历深，实力强，然经济窘迫，部将寒酸，以利诱之，可收全效；晋系经营日久，根深蒂固，但阎锡山为人精细有余而果敢不足，缺乏冒险精神，宜用政治牵制之术。从这个角度来讲，阎锡山必定是老蒋最后下手的对象，在此之前只要稍加牵制，彼必不敢轻举妄动——毕竟只要不把阎锡山逼到那个份上，他还是喜欢做稳赚不赔的买卖，既然如此，老蒋便有两个选择，一是联弱敌强，也就是联合李宗仁对冯玉祥开刀，二是远交近攻，在保证冯玉祥不做他袒的情况下，对付李宗仁。当然，具体如何选择，还得先做试探。
　　
　　蒋介石首先试探的是李宗仁，据李宗仁回忆，蒋介石曾在编遣会议不欢而散后表现出要对付冯玉祥的想法，还派人去做说客，试探李宗仁的反应，结果当然不用讲，唇亡齿寒的道理，李宗仁还是明白的，于是说了堆党内不可轻启战端的大道理，给挡了回去。李宗仁的这个反应应该早在蒋介石的预料之中，作为蒋介石假想敌排名榜排名首位的对手，这点政治能力还是不用讲的，老蒋浅尝辄止，迅速启动第二套方案——远交近攻。当然，要动手，总得有个由头，煽风点火，炒热气氛，这也是免不了的，而暖场当然是蒋介石的看家本领，不要说新桂系爆点多多，就是没有爆点，老蒋也能给造一个出来。
　　
　　新桂系最大的爆点，当然还是在湖南。湖南战略地位显要，向来就是各派纷争的引爆点，当日陆荣廷举兵入湘打响了护法战争的第一枪，而吴佩孚兵出衡阳更是一战成名天下知，及至赵恒锡驱逐张敬尧得手，奉行省宪，联省自治，也使孙中山的北伐计划屡遭搁浅，当北伐真正兴起，同样还是因为湖南的内部纷争。而对于新桂系而言，湖南的地位更是至关重要，这是联结两广与湖北的咽喉，控制在手，便可虎视东南，坐观天下，而一旦失落，则如咽喉被呃，呼吸难畅。为了取得湖南的统治权，李宗仁甚至不惜撕下自己老实人的假面，用诡诈之术诱捕程潜，然而，纵使煞费心机，李宗仁似乎也不能完全将湖南捏在自己手里，而这对于渴望事端的蒋介石而言，自然是天赐良机。
　　
　　湖南自民国以来便是三分天下，最初是程潜、谭延闿和赵恒锡三足鼎立，后来唐生智驱逐赵恒锡得手，程谭唐新三角形成，如今唐生智下野，所部被新桂系收编，程潜则被诱捕，其部星散，纵是如此，湖南还是有一派没被新桂系搞定的势力——没错，便是隶属谭延闿系统的鲁涤平第二军。大家想必感到奇怪，谭延闿不是跟李宗仁关系不错吗？当日特委会的时候李宗仁还送了他一个国府主席的天大人情。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当日李宗仁还对程潜发誓说要永不相负呢，到最后还不是食言而肥？在政治上，只要涉及到利益冲突，那就再谈不上所谓交情了。谭延闿其人极端圆滑，政治倾向让人捉摸不透——换句话说，谭延闿压根没有政治倾向，基本是风往哪边吹，人往哪边倒，自从老蒋强势复出之后，谭延闿一看形势不太对劲，当然不免就开始变脸成为拥蒋派，而原先的盟友新桂系，则反成了他想在湖南老巢分杯羹的劲敌。
　　
　　蒋介石当然早盯上了湖南，从李宗仁西征开始，老蒋便是小动作频频，先是劝说唐生智退守湖南，后是在收编问题上插一脚，后来李宗仁倒程，当然同样也是在蒋介石默许之下完成的——想不通？道理很简单，当时蒋介石想要李宗仁为他的二期北伐撑场子，当然得好歹意思意思，任命其为武汉政治分会主席之后，当然不能再去阻止李宗仁倒程以夺湘政——当然了，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程潜此人是个死硬的反蒋派。但是，大家不要以为老蒋会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李宗仁毕竟还是李宗仁，给颗甜枣，就得再来口黄连，李宗仁倒程之后，老蒋便将鲁涤平扶上了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大位。李宗仁当然也明白老蒋这是没安好心，但是，李宗仁用非正当手段倒程，一心想赶快息事宁人，别把事情闹大，鲁涤平虽然不好，但好在也不是老蒋嫡系，也就只能认了。
　　
　　李宗仁吃了这么大一暗亏，当然也不甘示弱，你有鲁涤平，我就有何键。何键是唐生智嫡系，一辈子最出名的事，就是杀了毛泽东结发妻子杨开慧，如今唐生智下野，何键算是无依无傍，少不得要跟顶头上司李宗仁处好关系——而李宗仁也少不得要利用一下何键。李宗仁将何键任命为湖南清乡会办——督办是鲁涤平，一副一正，意在牵制。何键是唐生智的人，鲁涤平是谭延闿的人，而唐生智跟谭延闿之间关系差到什么份上，想必也无需我来废话了，主子打架，奴才也得帮腔，何键要能跟鲁涤平尿到一个壶里，那才叫奇哉怪也——话说回来，要真能合作无间，李宗仁也不能让何键来当这个差了。鲁涤平和何键原本关系就冷淡，如今一口锅里吃饭，磕磕碰碰自是无可避免，于是，开始各显神通。
　　
　　鲁涤平一心挤走何键，他的办法是，趁着毛主席在井冈山落脚的当口，将何键派出去搞所谓清乡，然后离窝毁巢，趁着何键外走，把湖南督办公署这个何键掌权的衙门给撤了，而在他亲自挂帅的省府下头设置军务科，如此这般，等何键清乡回来，就会发现湖南已无他立锥之地了。鲁涤平想挑事，这自然让渴望出事的蒋介石兴奋异常，于是就再添把火，将一批枪械取道江西，送到了鲁涤平手里。当然，何键也不是傻缺，自然明白鲁涤平此次调虎离山想必没安什么好心，只得跑武汉问计于李宗仁，而李宗仁也觉事态严重，决心要先下手为强。
　　 　　政治斗争所谓虚虚实实，李宗仁越是要下手，当然越是要装得没事人一样，就跟《教父》中维托克里昂的经典训词一般——永远不要威胁你的对手，李宗仁不搞威胁那一套，索性将计就计，同意何键去清乡，但是，也留了后手，将叶琪第九师调往蒲圻、岳阳一带，准备下手。 　　1929年2月13日，何键///秘///密前往岳阳，跟胡宗铎、叶琪一道商量具体计划，计较已定，桂系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之势发动了奇//袭。 　　2月19日，胡宗铎坐镇武汉，操纵武汉政治分会免除鲁涤平本兼各职； 　　21日，胡宗铎等人上书中央， 　　历数鲁涤平罪状，并同时宣布任命何键为湖南省政府主席；与之同时，叶琪和夏威兵分两路，分道向长沙进逼。原本还想算计别人的鲁涤平这下被新桂系结结实实给算计了一把，完全被打了措手不及，手忙脚乱之下光顾着逃命了，总算搭乘轮船捡了条命，而该部自然是一溃千里，新桂系乃兵不血刃的控制了湖南。 　　湖南这事这么一出，这下算是热闹了，蒋介石总算是抓到了新桂系的把柄，要杀要剐，就听凭他高兴了。当然，问题也来了，为什么李宗仁明知这么搞会给老蒋用兵制造口实，却还是那么干了呢？当然，李宗仁在回忆录里极力辩解此事跟他毫无关联，证据是当时他参加完编遣会议后滞留南京未归，对武汉之事毫不知情，但是，这么大的动静，如果说李宗仁不知情，大概三岁娃娃都不能信。李宗仁的考虑无非是如下几点：一、自他拒绝蒋介石联合攻打冯玉祥之后，他大概便已经意识到了与蒋介石一战势在必然，如此，自然应先下手为强，先把战略要地湖南完全掌控，打通与两广的交通线，为大战赢得先机；二、最好的情况是，生米煮成熟饭，造成既成事实，逼迫蒋介石默许，而他滞留南京正是为了争取这种最好情况。那么李宗仁还能像上次倒程事件一样再次得到默认吗？抑或是真的要战，他能如愿占得先机吗？
　　
　　破外势
　　
　　手下人办好了事，接下来要善后，自然需得老大李宗仁亲自出面了。李宗仁彼时正在南京，得悉事成之后，于当晚乔装打扮，离宁赴沪，逃到了法租界，先保证人身安全，然后开始表演。李宗仁的态度：一、我有罪，但我的罪是督下不严，以至手下的兔崽子们恣意妄为，目无法纪，中央要处分，我绝对屁都不放一个；二、事已至此，那帮兔崽子做事虽然过了点，但念在鲁涤平之罪实非妄言，湖南黎民饱受战乱，望中央以团结为主，通过武汉政治分会的决议。李宗仁这就叫得了便宜卖乖，把自己的责任撇的干干净净，还装出一副认罪伏法的顺从样——他要真能认罪，干吗还三令五申的要求中央承认既成事实呢？还是的，李宗仁这态表的，无非是说都到了这份上了，鲁涤平人被赶了，湖南也到手了，事情就这样了，纠结于此没啥意思，中央就好歹差不多意思意思也就得了。
　　
　　那么，蒋介石是怎么应对的呢？蒋介石没有暴跳如雷，也没有欣喜若狂，而是非常冷静，冷静的让人摸不着头脑。23日，蒋介石去了趟上海，次日会见李宗仁，他的态度是“用政治手段解决湘案”，然后，回南京开会讨论湘案问题，蒋介石的态度是这事搞得确实不合规矩，办是肯定要办的——怎么办呢？李宗仁身为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出了这等事，当然要负责任，但是经查李宗仁当时在南京，确实不知道这档子事，自请的处分也就免了吧，但是，李宗仁之罪可免，武汉政治分会各委员之罪难容，着即日停职，交由监察委员会议处，而何键湖南省主席之职，予以认可。这就叫葫芦僧错判糊涂案，老蒋这高喊要办的杀威棒举到了半空，却还是轻轻放下，整个是和稀泥——这下李宗仁得计了？
　　
　　同志们想必看出些味道来了，没错，蒋介石的态度不合常理，既不符合他动辄骂句娘希匹的暴脾气，也不符合他抓到把柄就要大做文章的预定规划，而蒋介石这样的枭雄，你能相信他真的会息事宁人吗？蒋介石当然不会息事宁人，但他之所以目前表现出一副要息事宁人的模样，可能性只有一个，他在为接下来将要到来的狂风暴雨蓄势，当然顺便给李宗仁吃颗定心丸，好歹麻痹一番。永远不要去威胁你的对手，除非你并不想对他动手，李宗仁对鲁涤平是如此，如今蒋介石对李宗仁亦是如此，玩政治，不在乎阵仗有多大，而在乎拿捏尺度，一击致命。那么，在湖南的钉子被李宗仁拔掉的情况下，蒋介石还有一击致命的法宝吗？
　　
　　当然有！我们说，桂系虽然顽固，战力也足够凶悍，甚至真要硬桥硬马的干一架，蒋介石的胜算也不太大，但是桂系毕竟是新贵，三五年间突然蹿升的一股势力，是新贵就有新贵难以避免的死症——根基不固。蒋介石针对的就是这点，他的第一个目标是白崇禧。白崇禧是新桂系的开路先锋，独立率部参与了二期北伐，如今屯兵华北，手下有10万余众，几乎是新桂系的一半家当——蒋介石要先跟白崇禧硬拼？没那么傻。白崇禧手里头的军队虽然为数不少，但可惜的是，这些军队都不是新桂系赖以发迹的嫡系力量，而只是从唐生智手里收编过来的部队，这当然就给了蒋介石充分发挥的空间，他找到了另一枚棋子。
　　
　　不用说，蒋介石找到的这枚棋子便是白崇禧所率部众的老上司——唐生智。唐生智跟老蒋的关系很微妙，在小唐风光的时候，蒋介石被其目为最大的竞争对手，甚至，在小唐被桂系所迫，临近下野之时，都不愿与其合作，让老蒋得到丝毫便宜，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唐生智下野日久，部队也被收编的七七八八，国民党内部军事四巨头已然形成，唐生智要是继续这么干耗着，更没他什么事儿了。小唐如今想的，不是怎么跟蒋介石角力，而是赶紧复出，趁着黄花菜还没凉，争取赶上四国大战的序幕，好歹从中取便，不能恢复旧观，至少也重新打出名头。因此，当蒋介石派刘文岛去跟唐生智交涉，说要给你点钱，策反旧部，顺便将白崇禧斩草除根时，唐生智爽快答应了。刘文岛此人大家还记得吧，没错，就是那位在唐生智风光的时候说要孝敬小唐跟孝敬爹一样的那位爷，他如今不是小唐干儿子了，这种人嘛，跟妓女似的，谁出钱跟谁睡。
　　
　　且不提刘文岛，且说唐生智带着老蒋给的150万大洋北上天津，准备去接收旧部了，当然，蒋介石也少不得放出迎唐复出的舆论，为其造势。唐生智的那些旧部，本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嫡系，当年被收编的时候也是不情不愿，还是新桂系采用武力霸王硬上弓才口服心不服的归顺。如果新桂系好好待他们也罢了，问题是，被收编之后，白崇禧就拿他们这些湖南人当炮灰去争广西人的富贵了，如今仗打完了，白崇禧滞留华北，不接受意见南返也罢了，他奶奶的居然前段时间还放话说要去西北驻军——合着华北不够苦，非得去最苦的地方才行。如此这般，唐生智旧部自然意见多多，开始念起小唐的好了，诚所谓衣不如新，人不如旧，长官还是老的好，如今唐生智拿着巨款前去劳军，此时不反，更待何时？
　　
　　一夜之间，因为小唐这股东风一吹，白崇禧赫然发现底下人都不听话了，一群人背着他搞串联，不听指挥，更有甚者，直接贴出了“打倒桂系”，“打倒白崇禧”，“欢迎唐总司令东山再起”等标语。当时正是蒋桂之战一触即发之时，白崇禧也准备带着这支部队回湖北跟李宗仁会和，没想到，群情忿忿，军心散乱，所部哗变在即，不要说领着这帮人打仗了，能捡条命就算幸运了。最后好歹靠着广西老乡廖磊仗义相助，后历经波折，白崇禧才算逃出生天，在此不予赘述。
　　
　　白崇禧虽然捡了条命，但桂系那10多万军队的家当可就赔了个精精光，而且，蒋介石未出一兵一卒，只是花了150万大洋——150万大洋换10万军队，这是比怎样的买卖？蒋介石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是大手笔，翻江倒海一番，便让新桂系先折一臂。还没完，蒋介石又盯上了半个桂系的李济深。李济深跟新桂系啥关系，蒋介石比谁都明白，两广如果联盟，倒也不好下手，好在广东跟新桂系相契的只有广西人李济深，李济深手下两员广东的骨干陈铭枢和陈济棠却跟新桂系交情有限，因此，好办，把李济深调走即可。李济深按说已经上过老蒋一次当了，当年老蒋以参加四中全会为由邀其赴沪，结果刚到上海，老巢就被张发奎给抄了，这次老蒋依样画葫芦，说要请李济深来当调人，解决湘案的纠纷，还派吴稚晖亲往广东去请，可悲的是，李济深吃亏吃不够，又上套了。
　　
　　李济深来到上海后见到了李宗仁，李宗仁看到他来上海，知道没啥好事，劝他赶紧回去，就算不回去也别去南京，一准儿被扣。李济深这才知道事情严重，大概是要动家伙了，也颇有些动摇，不愿去了。蒋介石看到戏唱了一大半，怎能不接着唱下去？赶紧派了四位元老，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和李石曾四人，前来说项。接下来表演的是吴稚晖，稚老是个演戏天才，当年就把汪精卫给整的一愣一愣的，为人颇有戏剧性，这次又来了，他说蒋介石就是让你去当调人，你不要想东想西，蒋总司令以人格担保，一定不让任潮你失去自由。李宗仁反唇相讥，说蒋介石这号人，还有毛个人格。吴稚晖拿出终极杀招，说蒋介石如果食言，我就当他的面一头撞死在墙上。如此这般，四个人跟李济深谈了整整两天，第二天更是连轴转，从中午谈到半夜12点，说的口干舌燥，最后李济深实在经不住这样的软磨硬泡，决定相信一下蒋介石的人格，于是，蒋介石就给李济深展示了他的人格——到了南京就被监视，不久被扣押在汤山。至于要撞墙的吴稚晖及其余三位说客，呵呵，还能怎样呢？真去撞墙不成？
　　
　　从白崇禧到李济深，新桂系的外势被蒋介石破了个干干净净——接下来要上了？还没完，老蒋的表演才刚开始，去势之后，当然要屠龙。
　　 　　不战而败
　　
　　仗还没打，先有白崇禧手下十万雄兵在蒋介石略施小计下而全体沦陷，甚至自己个还差点赔上条小命；后又有上当上不够的真•老实人李济深再次落入同一个圈套，老蒋用实际行动证明，政客的人格跟妓女的贞洁是一个概念——压根谈不上；老蒋频出手筋之后，新桂系已有中盘崩溃之象——要命的是，还不能认输，自己既不愿，对手也不让。老蒋见一切就绪，乃于3月中下旬召开的国民党三大上正式撕破脸皮，而其主打的当然是湘案这张牌，21日，老蒋一改先日温和姿态，开始将湘案上纲上线，说这是公然违反中央决议，破坏国家统一，还说事态严重，非得严加制裁不可，27日，大会决定开除李宗仁、白崇禧及李济深党籍。造势已毕，接下来老蒋便以朱培德、刘峙和韩复榘为三路指挥，进攻两湖。
　　
　　李宗仁的政治敏感性当然没的说，早在老蒋皮笑肉不笑的说要政治解决时，他大概已经预料到此次老蒋要玩真格的了，光凭新桂系，当然不足以跟蒋介石对抗，于是，他开始找援兵，而能找的援兵，也无非就是冯玉祥跟阎锡山二人。先找冯玉祥，结果找晚了，蒋介石先行一步，许以两湖地盘和行政院院职长，冯玉祥此人大家想必都了解了，见利而忘义，专擅落井下石，而不能雪中送炭，甭管李宗仁的使者怎么言之凿凿，说唇亡齿寒的大道理，冯玉祥都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老子就不帮忙——帮你有啥好处？没奈何，再找阎锡山，当然还是那番大道理，什么我完了，你也快了之类的，结果呢，阎锡山是个人精，最讨厌的就是冒大险而无大利，跟老蒋对抗，能有几分胜算？就算赢了，新桂系能给他什么？这样所谓的战略利益，阎锡山才没兴趣呢，对不起您呐，走好不送。
　　
　　李宗仁碰了一鼻子灰，其他两位大佬一个是准备浑水摸鱼，趁火打劫，另一个是隔岸观火，爱咋咋地，他救已成泡影，那就只能自救了。新桂系在两湖的力量，计有夏威第七军，胡宗铎第十九军，陶钧第三十一军，叶琪第九师，以及何键第三十五军，说多不多，说少不少，而且第七军和第十九军都是新桂系赖以起家的精锐力量，真要干起来，就算要败，也至少让蒋介石蜕层皮。但是，蒋介石能这么真刀真枪的跟新桂系硬拼吗？蒋介石才没那么傻，他的办法，依然还是屡试不爽的策反离间之术，此前白崇禧已经被这招折磨得差点小命不保，如今老蒋故技重施，对象是新桂系嫡系，还能奏效吗？
　　
　　蒋介石最先瞄准的是两个湖北籍将领，胡宗铎和陶钧。在蒋介石看来，俩湖北人在广西人堆里干事，一准儿不顺心，一准儿被排挤，这个突破口想来是抓着了。然而，蒋介石这下算是栽了个大跟头，实际情况大出他的意料，这俩是油盐不进，甭管他怎么搞，死活不上钩，甚至，胡宗铎和陶钧二人还将蒋介石这些个勾引离间的手段原原本本的跟李宗仁汇报了。蒋介石不明白此间玄机，同志们看我讲半天，应该能明白了，胡宗铎和陶钧确实都是湖北人不假，但是，谁说湖北人在桂系就一定不顺心呢？这俩可是得意的很啊！胡宗铎追随李宗仁之后，一直受其重用，在北伐中是桂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跟夏威平起平坐的人物，李宗仁待其恩遇有加，怎可能一旦反水？至于陶钧，这哥们更爽，当年新桂系组建三十一军的时候，有俩老资格的前辈升迁次序在他之前，但是他愣是被破格提拔，这要还不感恩戴德，还算个人吗？
　　
　　当然了，有顺心的就有不顺心的，老蒋出了名的能磨，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下定决心要在新桂系内部凿出个大洞来，很快他就发现了突破口。不顺心的不是湖北人，而是广西人，新桂系的江山是广西人枪林弹雨，九死一生给打下来的，但是坐江山的却不是他们，钢七军在湖北这两年可是受够了气，而让他们受气的正是那俩湖北籍的将领。胡宗铎和陶钧发达之后，就日渐骄纵，一意用亲排异，在湖北呼风唤雨，风光无朋，第十九军和第三十一军的将士们永远得到最优惠的待遇，而军功最大的第七军则是饱受寄人篱下的客军之苦，于是便有了“广西人拼命打仗，湖北人拼命发财”的不满声音。但是，不满归不满，夏威怎么着也是新桂系宿将，跟黄绍竑和白崇禧都是同学之谊，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再有意见也绝对不会反水，但巧就巧在这了，夏威彼时患了白喉，正住院调养呢，而此时代为执掌第七军的，不巧的是，是李明瑞。
　　
　　李明瑞也是新桂系宿将，北伐以来军功赫赫，是员难得的虎将，但是前面我们就提过，原本那三十一军军长的位置，应该是在他和钟祖培之间二选一的，结果好死不死，他们俩一个都没轮上，反倒让资历军功都不够的陶钧占了先，钟祖培一怒之下挂冠归田，而李明瑞自然也是咬牙切齿。没当上军长也罢了，在湖北这两年看着那俩湖北人耀武扬威这霸道劲，真是要多不爽有多不爽，于是，老蒋来找他之后，李明瑞也就有些动心，但也知事关重大，一时还拿不定主意，说要问下他的表哥再说。李明瑞的表哥是俞作柏，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就应该知道此人是新桂系的元勋级人物，俞作柏其人野心勃勃，不安于现状，当日广西的统一战争中，他就自说自话将顶头上司李石愚支走，自己跑去跟黄绍竑混了，此事也是导致后来定桂军跟讨贼军矛盾重重的主要因素。俞作柏为人如此，当然引起了李宗仁的极端不快，兼之其弟俞作豫是中共党员，这自然更犯了新桂系的忌讳，因为此事，如今俞作柏并未在新桂系任职，而只是在香港闲居。于是，当老蒋派杨永泰挟其亲笔信前往香港游说，并允其事成之后出任广西省主席之后，俞作柏见总算苍天有眼，给了他东山再起的机会，当然是一口应承。俞作柏既已答应，李明瑞自然下定了最后决心，就等着一声号令，而后反戈相向。
　　
　　事已至此，老蒋这是连新桂系垂死挣扎的机会都不愿给了，大兵压境之下，李明瑞乃如约反水，第七军原是新桂系最可依赖的力量，如今阵前倒戈，这自然给了新桂系致命一击。蒋介石大军兵临武汉之时，胡宗铎、陶钧和夏威等人见大势已去，干脆连抵抗意志也没了，纷纷撤退，4月5日，蒋部乃兵不血刃的占领了武汉。接下来自然是衔尾急追，老蒋又放话说欢迎第四集团军来归，必将厚待云云，军事糜烂，部众离心，这仗自然打不下去了，三人乃最终通电下野，胡宗铎和陶钧出国，而夏威则只身前往香港，残部均被收编，湖北战事乃全面结束。有人说还有湖南？在湖南的不过是何键和叶琪二人，何键本就不是李宗仁嫡系，事到如今，当然要果断转向，于是修书一封，说愿表忠心云云，老蒋一看，非常好，我看好你哦——至于叶琪，虽说他跟新桂系关系倒也不错，但何键都反了，他还能叫什么劲？赶紧把部队交给何键收编，自己带着一排卫士去广西去也。
　　
　　新桂系在北伐中纵横驰骋，流血流汗，费尽心力，打下了这片天下，本欲以此为基，逐鹿天下，未曾想，与主要竞争者蒋介石甫一交手，便输了个稀里哗啦。悲剧的是，如果是堂堂正正的战败倒也罢了，毕竟胜败兵家常事，大不了收束整顿一番，卷土重来，然而，新桂系败倒是败了，但压根就没战，未战而败，自然难以让人接受。李宗仁看不上蒋介石，认为其治军为政无一可取，然而，蒋介石之所以是蒋介石，当然有其出众之处，此次交锋，蒋介石就让李宗仁好好见识了下他翻云覆雨的手段。李宗仁当然想战，然而蒋介石避实就虚，根本就没给他战的机会，先用150万大洋废掉白崇禧10万雄兵，后以人格为饵拆散两广同盟，接着更是在新桂系内部翻江倒海，竟将新桂系的命根子钢七军给搞到倒戈，如是再三，能战的李宗仁却被不能战的蒋介石玩的晕头转向，还没发力就已全面崩盘。李宗仁与蒋介石这第一次正面交锋，却以如此方式落败，实在令人唏嘘。
　　 　　穷无所归
　　
　　事到如今，蒋桂之战已经分出了胜负，蒋介石取得完胜，而新桂系更是一夜之间输掉了两年之间的经营所得，然而，取胜的蒋介石显然并不想就此收手，因为新桂系毕竟还有老巢广西在手，而新桂系同样不想就此缴械，原因同样是他们还有广西。蒋介石步步进逼，甚至还让身陷囹圄、任其摆布的李济深去信一封，说要李白出国考察，还劝黄绍竑与中央合作，极尽挑拨之能事，到最后，忍无可忍的新桂系决定不争馒头争口气，就算要输，也要输得轰轰烈烈，黄绍竑就表示，本钱已在前线输光了，如今后方这点留着也没用，所幸孤注一掷，拼个痛快——李宗仁要的就是这句话，到了这个份上，输是肯定输了，但不能输得不明不白。
　　
　　新桂系要负隅顽抗，做困兽之斗，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广东问题。自打李济深被老蒋幽禁之后，两广同盟就已分崩离析，生意不成，仁义也不在，朋友变成了敌人，陈铭枢和陈济棠此刻都站在老蒋一边，当然，李济深的部下也并非都是见异思迁之辈，也有不少在上司被幽禁之后通电反蒋的，广东也并非完全在二陈控制之中，这对于新桂系自然是个机会。黄白乃借势东进，陈济棠见腹背受敌，自知难敌，请求老蒋出兵相助，蒋介石倒也不含糊，令福建的张贞师与俞作柏率领的桂系叛军入粤驰援。黄绍竑这路打得颇不如意，受阻于三水，未能突破北江，倒是白崇禧那边有声有色，连败粤军两部，但是，也就到此为止了，很快陈济棠就清理了门户，率部增援，而桂军连番恶战之下，损失惨重，已是强弩之末，黄白见大势已去，只得结束对广东的攻势，退兵梧州。
　　
　　粤桂之战新桂系虽未取胜，好在也未落败，算是打了个平手，但问题是，蒋介石摆下的是十面埋伏，除了广东，不还有湖南吗？湖南的何键如今刚刚投效老蒋，表了忠心，要保住饭碗，当然要以实际行动痛涤前非，而这个行动也无非就是卖力攻桂罢了。于是，就在新桂系广东鏖战之际，何键率部趁虚而入，连取桂北数地，桂系守军不敌，乃退入柳州。黄白见势不妙，只得从梧州撤退，赶赴柳州解围，结果倒确实在柳州击败了湘军，而后还反攻桂林得手，但是，所谓双拳难敌四手，挡住了这个，就漏了那个，湘军问题暂时解决，粤军问题又来了，梧州就被粤军兵不血刃给占了，而桂系叛将李明瑞和杨腾辉也于此时攻取了桂平。此时黄白已然是无兵可调，无勇可战，败局已定，纵使千般不甘，万般不愿，也只得将部队交给部将，于6月底通电下野，出国避祸，蒋桂之战遂全面结束。
　　
　　新桂系在广西的落败当然早在预料之中，事实上，不管是李宗仁还是黄绍竑，都没对此战抱有太大希望，也无非是略尽人事，好歹输也在战场上输，略微挽回点面子罢了——而李宗仁在广西战事开打前便前去香港便是明证。李宗仁的日子过得颇是苦闷，他这一败，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找上门来，当然大多是些失意政客：比如早年跟孙中山纠缠不清，现在在国民党内声名狼藉的陈炯明；又比如新近在北伐中因为自作聪明而被各个击破的五省联帅孙传芳；还比如被小张挡在山海关外，最终被北伐军所破的直鲁联军司令张宗昌；再比如跟新桂系争夺广西权柄，落败之后甚至为多方通缉的沈鸿英；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李宗仁在两个月之前还是国民党称霸一方的新贵，有望角逐中央权柄的枭雄，如今却成了这些边缘政客争相拉拢的对象，真是世事无常，祸福难料。
　　
　　光是这些人来找倒还说得过去，甭管他们现在混得多惨淡，但怎么着当年也是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但是，有个人来找李宗仁，却让他有些哭笑不得。这人是青年党的党魁，人如党名，是个小年轻，他来找李宗仁，意思是你都混到这份上了，国民党也干不下去了，我们党现在是用人之际，你这样有经验的军事人才正可施展一番，如此之类。李宗仁心高气傲，连蒋介石都不在他眼里，如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屁孩跑来说你跟我混吧，这让李宗仁怎么接受？这不是抽他耳光吗？好在李宗仁倒也有涵养，这位小年轻虽然实在不靠谱，但李宗仁苦闷之际，有个人能隔三差五过来陪着聊聊天，解解闷，倒也不错。
　　
　　香港的这段日子当然过得很不爽，但是，即便这么不爽的日子蒋介石也不打算让李宗仁过下去了，没多久香港港督就来催促李宗仁离境了。蒋介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今他要腾出手来对付冯玉祥，当然也就不希望李宗仁跟冯玉祥勾勾搭搭，纠缠不清。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当日李宗仁事急之际去求冯玉祥帮忙，冯玉祥臭脸迎人倒还罢了，甚至还要打算趁李宗仁倒霉给捞上一票，如今倒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别说三十年，还没满三个月呢，冯玉祥就要尝到唇亡齿寒的味道了，更喜感的是，蒋介石居然还因为怕把棺材本都赔干净的李宗仁跟冯玉祥合作，要逼其离港。还别说，如果冯玉祥真找人跟李宗仁接洽，李宗仁虽然囊中羞涩，倒还不至于拒人千里之外，但是呢，蒋介石连这个机会都不给冯玉祥，直接就要把李宗仁打发出国，李宗仁也唯有苦笑应之了。
　　
　　冯玉祥如今真算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蒋介石赢了新桂系了，但是冯玉祥捞着了什么？别说肉了，连骨头都给蒋介石嚼碎了，更悲哀的是，没捡着洋落也罢了，自己的得力部将还被蒋介石给勾引走了。在老蒋发动对冯玉祥的舆论攻势之前，自己的心肝宝贝，西北军所谓十三太保中名列前五的韩复榘和石友三倒戈了。这不要了冯玉祥的命吗？韩复榘和石友三都可是冯玉祥的家生子啊，尤其是韩复榘，冯玉祥对他倾注了多大的关爱——打是亲，骂是爱，冯玉祥治军极严，对最看重的韩复榘每每棍棒相加，结果，这俩却因为冯玉祥这一片苦心而倒戈相向，冯玉祥真是欲哭无泪了。然后老蒋发动舆论攻势，在5月23日的中常会上，指责冯玉祥勾结桂系、勾结苏联，背叛党国，还将他开除党籍。亲娘咧，桂系、苏联，这两方倒是想跟冯玉祥勾结来着，冯玉祥他也得给机会啊，如今倒好，蒋介石居然拿这个指责冯玉祥，真是要多反讽有多反讽，冯玉祥自己看了这套说辞，想必五味杂陈，哭都哭不出来了。怎么办呢？冯玉祥也只有通电下野避风头，然后去找援兵罢了。
　　
　　冯玉祥能找的只剩下了阎锡山，结果咧，阎锡山能帮他吗？阎锡山当然不能帮他，没错，蒋介石是恶狼，唇亡齿寒，但是对阎锡山来讲，冯玉祥又何尝不是恶狼？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讲，冯玉祥对他的威胁甚至高于蒋介石。阎锡山火眼金睛，手腕玩得洒脱无比，对冯玉祥，当然是挫挫他的锐气，让他知道谁是北方的老大，但也要留着以备不时之需——因此，他是咋办的呢？直接将冯玉祥软禁，老蒋让他交人？对不起，不给。如此一来，西北军当然毫无悬念落败，而阎锡山呢，则就势当上了北方的老大，至于冯玉祥，呵呵，总有用得着的时候嘛，改明老蒋要对阎锡山动手了，再纵虎归山不迟。
　　
　　冯玉祥落到如今这个地步算是自己嘬的，但是李宗仁呢？天可怜见的李宗仁只好在港督的再三敦促下，跟叶琪等三人一起，在朋友的安排下，去安南西贡避难了。轮船破破烂烂当然不在话下，好不容易到达了这个法国殖民地，居然还差点要去所谓臭气熏天的黑房子接受法国殖民当局的盘查——好在只是差点，总算碰上了接待他们的人，这才免于此难。在西贡这样的破地方，人生地不熟，日子过得惨兮兮，还得每天去移民局排队办护照，这些也都忍了，不能忍的是，居然老蒋还像个幽灵一样不愿放过他，可怜的李宗仁在西贡居然都被特务给盯上了，没多久总督大人就来提醒李将军，你被盯上了——身份暴露了。西贡都不能待了，李宗仁真算是穷无所归了，那如此的李宗仁还能否极泰来吗？
　　 　　小姐身子丫鬟命
　　
　　李宗仁败得如此之惨，混到如今居然连个待的地方都没了，我们不禁要问，李宗仁何以落到如今这个地步，他到底做错了什么呢？李宗仁能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广西下级军官短短数年混成民国名声响亮的一方诸侯，其能耐当然没话讲，从统一广西，组建新桂系，到游说广东，促成北伐，再到北伐中披坚执锐，勇不可挡，乃至联蒋排蒋，联汪排汪，再到龙潭挫孙，西征击唐，凡此种种，李宗仁的军事指挥和政治手腕都体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在这两三年间李宗仁没犯过一个错误，做出了所有正确的选择，也因为此，他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地位才能扶摇直上，最终成为与冯玉祥和阎锡山这等资深前辈相提并论的人物。然而，李宗仁如今在迅速崛起之后却又迅速衰落，政治轨迹几乎是直上直下，在与蒋介石的此番较量中，居然被打得无从还手，他与老蒋的差距真有此战体现的那么大吗？
　　
　　当然，李宗仁跟蒋介石是同一档次的政客，他们之间的差距几乎是微乎其微，甚至，在军事能力上，李宗仁还远强于蒋介石，之所以此战中显得如此不堪一击，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政治根基的巨大差距。搞政治就如建楼房，强调的就是根基牢固，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李宗仁最吃亏的就是他的起点实在太低，而崛起又实在太过迅猛，以至于还没来得及打好基础，就必须面对对手的强势进攻。李宗仁农家出身，军校毕业后从排长起步，真真是一穷二白，白手起家，以至于他成为民国一时俊杰之后，居然其政治关系依然不出广西这一亩三分地，桂系桂系，可不就是广西人的派系吗？好不容易有俩湖北人，还闹了个鸡犬不宁。虽然英雄不问出身，但是，即便英雄如拿破仑，不还得娶个社交名媛约瑟芬当妻子，帮助他打通法国上层的各种关节吗？国民党是个什么样的政党？这并不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政党，所依赖的群体也不过是那些有头有脸的社会名流，要在这样一个政党内混到登峰造极，出身寒微怎么能行呢？
　　 　　当日蒋介石兵败下野，新桂系操纵的南京政府立刻陷入财政困境，甚至白崇禧亲去上海筹款还屡遭白眼，这事说穿了，不就是人脉不够广，背景不够硬吗？李宗仁先后排蒋、排汪得手，为什么到最后还是要被近乎被整到穷途末路的汪精卫暗算一把？为什么明明新桂系道理占尽，却还是被汪精卫用一个所谓特委会合法性问题给搞的狼狈不堪，以至于要会间离席表示不满？特委会之所以无人捧场，搞了个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下场，还不是因为新桂系压根在党内就没人？为了搞这个特委会，李宗仁居然要跟西山会议派眉来眼去——同志们，西山会议派那帮元老早他妈远离中央十万八千里了，要不是汪精卫实在纱布，哪有这帮人什么事？大家看蒋介石是怎么对付这帮人的，老蒋压根就没带正眼瞧他们一下，直接用挑拨是非四个字给打发了，但是西山派挑拨了什么是非？一直跟那折腾的不是汪精卫吗？还是的，为什么西山派明明没有挑拨是非，却还是被蒋介石轻松打发，乃至四中全会上近乎销声匿迹？说白了，不就是西山派不够硬吗？党内斗争是怎么回事？说穿了，不就是哪边人多力量大，哪边说了算吗？蒋介石够硬，他就能说西山派挑拨是非——我没挑拨？大家都说你挑拨啊！看到没，党内斗争，就他妈是这种霸王逻辑，压根没有啥道理好讲。 　　可能有人要说我在这废话半天，压根跟蒋桂之战的脆败一毛钱关系没有啊，真的一毛钱关系没有吗？关系大了！同志们看蒋介石离间分化的手段用的炉火纯青，屡试不爽，不管是新桂系还是冯玉祥，都被这招搞得晕头转向，但是大家是否深层次想想，为什么蒋介石就能把这招用的这么溜呢？为什么他的对手就不能照样学样，也跟他对着来呢？有人说李宗仁和冯玉祥驭下无能？同志们，哪个派系还能没个亲的疏的，没个矛盾？蒋系内部就是铁板一块？可别忘了蒋介石头号亲信何应钦还没那么稳呢？这问题说到根上，也就是蒋介石占了个中央的名号，所谓名正则言顺，他以中央为名去拉拢离间对方将领，那些个对自己主子不满的可不容易就认他这中央的招牌呗。假使蒋介石同样是一方诸侯，他能那么顺当的让俞作柏、李明瑞乃至韩复榘之流倒戈反水？说句难听的，如果是这样，估计这帮如今的叛将都不带正眼瞧他的，一个二个都照着贞洁烈妇的路子走了。至于诸侯要去挖天子的墙角，除非天子门生们都犯二，否则不就是没门吗？别小看中央这块牌子，打仗强调的就是所谓以顺讨逆，无往而不利，为什么三国时期虽然汉室已经是一堆狗屎了，但那帮枭雄们却还是非得装出一副我是汉室代言人的样子——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刘备更是以打着皇叔的旗号，以匡扶汉室为名？同志们，他们争什么？他们争汉献帝的抚养权吗？他们争的是政治上至关重要，甚至直接决定成败的名分！要明白名分在政治上有多重要，大家不妨去参看司马光名著《资治通鉴》，这是他一开篇就大谈而特谈的问题。
　　
　　好了，情况很明显了，蒋介石手腕确实玩的很溜，但是事实上这招也只有他能用的那么溜，换二一个就没这么大威力，说到根子上，他是中央，是中央就能让某些摇摆不定的反骨们下定最后反水的决心！举例来说，俞作柏为什么同意合作？还不是老蒋以广西省主席之位为饵？韩复榘为什么会反水？还不是老蒋以山东地盘作饵？至于为什么老蒋能随随便便就说这块地方归你，那块地方归他，然后一帮人居然还真能为这句话去冒大险，玩老命，说到底，不就是因为蒋介石是中央吗？中央说话可不就是一口唾沫一个钉，说什么就能兑现什么吗？
　　
　　我强调半天中央的作用，无非是想告诉大家，老蒋的削藩之战从一开始就占据了上风，这种上风并不是多兵多钱就能概括的，事实上，这是全方位的优势，甚至隐藏优势比纸面优势还重要！但是，我们还是得说蒋介石确实是个人物，因为能明白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并能将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这也不是一般二般的人能做到的——有钱你得会花钱不是？当然，李宗仁之所以玩不过老蒋，倒也不是因为老蒋能知己知彼，扬长避短，而李宗仁就不能，李宗仁要有这优势，他一样玩得转，他能搞垮唐生智，不也借了特委会那可怜的一点所谓中央的名分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会不会使，而在于有没有，老蒋有，而李宗仁没有，这在同一个等级的较量中，就能直接决定胜负。而老蒋之所以是天子，李宗仁之所以是诸侯，这就回到了之前我们探讨的——根基问题。
　　
　　蒋介石虽然在国民党内跟胡汉民和汪精卫比当然资历也没那么深，但跟李宗仁比，那就是彻头彻尾的完胜了。蒋介石在日本留过学，跟陈其美混过，刺杀过当日跟孙中山争夺反清同盟头把交椅的陶成章，从一开始他的起点就比李宗仁高得多，至于到后面永丰舰赴难夺取孙公欢心，而成为孙公重点培养的军界新人，此时他的政治地位早就甩了李宗仁无数条街了。所以说，尽管北伐中李宗仁的功劳甩了蒋介石几条街，但是就因为蒋介石早早占据了总司令的位置，李宗仁纵使万般不服，也奈何不得蒋介石。当然，即便是蒋介石这般的资历，不也难免被逼下野吗？蒋介石的根基尚且不足以保证稳住中枢权力，还需要通过联姻来加强权力底座，何况是李宗仁这样的情况呢？
　　
　　说一千道一万，李宗仁为什么输得这么惨？我们最后举个篮球的例子（不看篮球的可以略去），为什么07-08赛季马刺对太阳的系列赛会打成那么一边倒的局面呢？其实双方的差距远没有表面看起来的那么大，只是马刺抓住了太阳的命门穷追猛打罢了。蒋李之争，其实也是同样，蒋介石最大化了自己的优势，也最大化了对方的弱势，所以赢得轻松写意，李宗仁要怪，就怪自己小姐身子丫鬟命。
　　 　　落架凤凰
　　
　　自蒋桂之战输了个一败涂地之后，李宗仁这日子过得是越发惨淡，如今跑到西贡这么个小地方，本以为能隐姓埋名好歹消停一阵避避风头的，没曾想，刚来没几天就被人识破李将军的身份了。西贡总督倒是没像港督一样要驱逐他出境，甚至还表示要派人保护李将军人身安全，但是成天一堆暗探跟在身后，如鬼魅一般如影随形，落魄已极的李宗仁能踏踏实实接受这所谓的保护吗？李宗仁现在谁都信不过，蒋介石本人就是搞暗杀出身的，甚至白崇禧此次还差点栽在他手里，如今身份暴露，西贡想必是再难待下去了，但是连西贡这种地方都待不下去，李宗仁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呢？真是偌大个世界，却无他一人的立锥之地了吗？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李宗仁的坏运气要到头了，因为，广西在张开怀抱欢迎他。蒋介石
　　在蒋桂之争中的表现可说是精彩绝伦，但是却在广西的善后问题上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而这个错误的核心便是俞作柏。蒋介石拉拢俞作柏，想必是拿他当个傀儡，在老蒋看来，俞作柏要当稳这个广西省主席，要清洗李黄白的广西势力，凭他一个人是办不到的，到时候少不得要来找他帮帮忙，然后他不就变相控制了广西？老蒋的算盘打得确实不错，但问题是，蒋介石并不了解俞作柏，用李宗仁的话说，俞作柏此人野心勃勃，即是如此，俞作柏凭什么愿意当蒋介石的傀儡呢？实际情况是，俞作柏仅仅将蒋介石当成了自己入桂掌权的跳板，真到要治桂了，他又将老蒋一脚踹开，转投我党的怀抱，准备借助我党的革命力量，将广西建设成红色根据地了——也就是说，平常只顾着去算计别人的蒋介石却被俞作柏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给算计了。
　　
　　俞作柏跟我党结成战略同盟，一大批我党的精英骨干如邓小平、张云逸等人入桂活动，而更有一部分人直接被俞作柏安插进了军政部门，以至于广西转眼之间就成了红色革命的大本营，这无疑是给了依靠反共攫取党权的蒋介石一个响亮的耳光。蒋介石自然是万分火大，一面派人入桂调查，一面电召俞作柏和李明瑞二人入京叙职，结果俞作柏直接拒绝，而后蒋介石又态度严厉表示要二人入京听训，这下俞作柏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撕破了脸皮来了，于9月27日发表反蒋通电，并就任所谓护党救国军南路司令。蒋介石见势乃免除俞李本兼各职，任命吕焕炎为广西省主席，并令陈济棠出兵镇压。大家想必觉得奇怪，明明俞作柏跟我党合作，怎么又搞出个护党救国军出来呢，这护的哪门子党，救的哪门子国呢？
　　
　　俞作柏护的党当然是国民党的党，救的国也是国民党的国，具体为何变脸如斯，还得再从另一派政治势力讲起——汪精卫。汪精卫着实是不容易，当日跟桂系闹得不可开交之时意图联蒋拒桂，还为其复出大造声势，但是老蒋倒好，拿人钱财，却没给人消灾，老蒋是怎么对他的？在桂系逼迫甚急之时，老蒋见汪精卫已无利用价值，直接将他像块臭抹布一样顺手丢开，汪精卫被迫再度出国，后在四中全会上，陈果夫翻江倒海，将汪系势力一网打尽，不用说，汪精卫又被蒋介石给卖了。我们说，汪精卫别的能耐或许有限，但就是有野心，迭遭变故之后更是将谦谦君子的面目一把撕下，成了专擅撒泼的泼妇，老子玩不过你，还折腾不过你？于是，趁着这段时间蒋介石再度成为风暴中心，汪系骨干陈公博秘密归国，在5月份成立了个所谓改组派，号称要护党救国，还四处招兵买马，想跟各派反蒋势力结成同盟，要跟蒋介石决一高下了。
　　
　　前段时间被逼甚急的冯玉祥就无奈之下举起了所谓护党救国的旗帜，出任北路司令，结果去搬救兵的时候被狡猾的阎锡山给扣在了建安村，如今改组派又找到了俞作柏和李明瑞，想要拉他们上船，结果，俞作柏和李明瑞还真就上了船，准备要趟这趟浑水了。邓小平当然很无奈，眼看着好不容易有些起色的共产革命就要毁在这俩莽汉的手里，当然内心颇为焦躁，他也跟这俩分析了，说如今内部还没理顺，实力又是不足，贸然出兵反蒋，有败无胜，但无奈那俩受到改组派的迷惑，将改组派当成了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居然油盐不进，打定主意要起兵反蒋，这能有好果子吃吗？毫无悬念，俞李二人被陈济棠击败，而后俞作柏转道越南去了香港，而李明瑞则只能追随我党而去，参加龙州起义。
　　
　　改组派这帮人一味只想把水搅浑，压根就不问成败，俞作柏和李明瑞这俩沾上了这些货，听了这些馊主意，也是活该倒霉了。俞作柏和李明瑞倒了霉，广西群龙无首，乃再度陷入混乱，老蒋新命的广西省主席吕焕炎显然控制不了大局，引粤军入桂更是捅了马蜂窝，于是，新桂系旧属得以喊出李宗仁复出的口号，于是，在香港和西贡都待不下去了的李宗仁否极泰来，居然拿到了收拾旧山河的机会。李宗仁回归是大势所趋，改组派这帮汪系政客虽然还念着当年互相较劲的旧怨，但老蒋这个共同敌人摆在眼前，也不容他们继续缠斗，所以，改组派决定摈除旧怨，要跟李宗仁等人重归于好，共谋抗蒋了。11月，唐生智牵线搭桥——不要奇怪，唐生智跟俞作柏一样，复出之后就翻脸不认人，此时跟改组派打得火热，又恢复了往日反蒋急先锋的面目了，汪精卫跟黄绍竑在香港会面，所谈内容，也无非就是些所谓护党救国的东西，说白了，就是反蒋。新桂系和汪系从特委会开始较劲，及至张黄广州事变闹到水火不容，如今这对仇敌却变得如胶似漆，卿卿我我，此间玄机，也无非证明了所谓“政治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而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样说了一万遍的套话了。
　　
　　当然，李宗仁虽然复出，但家底都折干净了，广西内部也一时之间难复旧观，即便有张发奎的加入，但也是杯水车薪，改组派虽能折腾，但毕竟也只会折腾，一没兵二没枪，算来算去只有一张嘴，出的还尽是馊主意，要靠这种等级的帮手来对抗如日中天的蒋介石，实在是以卵击石。事实上，别说是蒋介石，光是广东的陈济棠和湖南的何键，就够落架凤凰不如鸡的李宗仁受得了，复出后的新桂系第一个目标就是广东，其目的自然也就是摆脱右翼的威胁——当然，不管是汪精卫还是张发奎，都早将广东视为囊中之物了。
　　
　　刚开始还是马马虎虎，陈济棠和陈铭枢以保存实力，避敌锋芒计，率部退出广西，并集中重心在西江下游，而后老蒋见局势不利，令何应钦入穗助阵，并派出数师入粤作战，而后局势立显逆转。攻粤的主力是张发奎，此公是员猛将，但猛则猛矣，却失之计较，一味逞勇斗狠，还不愿让新桂系帮忙——当然主要应该是考虑不让桂系染指广东，最后自然不用说，孤军深入的张发奎被粤军反击得手，伤亡逾半，李宗仁见此，也只好整顿部队意欲退往梧州，要命的是，梧州还被粤军蔡廷锴部先行占领，此次攻粤的窘境也是可想而知了。前线局势不利，后面也不太平，被李宗仁复出搅黄了权位的吕焕炎就不爽，在玉林通电赴任——瞧这地方选的，还选上了李宗仁的老巢，并策动黄权、蒙志二师长倒戈，好在李宗仁当机立断，将二人革职，这才免去了后院起火之忧，并随即令张发奎和黄绍竑各率一部镇压吕焕炎叛部。结局自然没得讲，选错了地方，又没能如愿策反的吕焕炎一败再败，最后逃到了广州。张发奎和黄绍竑这去镇压吕焕炎，难免就耽误了战机，导致前一段还数胜粤军的白崇禧孤立无援，吃了鳖，最后相持于贵县。
　　
　　新桂系光跟粤军交战就已经是焦头烂额了，但是复出的李宗仁可不只有粤军这一个对手，西面的龙云，南面的何键，都虎视眈眈，龙云倒还在酝酿，而何键则干脆已经举兵入境，直逼桂林了，眼看着李宗仁这次复出坚持不了多久又要完蛋，总算运气来了，原因是，如今民国唯一能跟老蒋扳腕子的阎锡山终于发话了。
　　 　　死中难求活
　　
　　改组派这帮唯恐天下不乱就爱把水搅浑的搅屎棍们跟这搅和半天，却发现民国的天还是蒋介石的天，他们压根就没哪怕一丁点的机会给翻过来。瞧瞧改组派煽动的这些人吧：冯玉祥最早被逼上梁山，结果亲信爱将韩复榘和石友三相继反水，下野之后跑去阎锡山那边搬救兵，结果咧，人都被扣住了，还说啥别的？然后是俞作柏和李明瑞，这俩本来跟我党混的好好的，硬是要打肿脸充胖子，出头充大个，反蒋的大旗那么好扛吗？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结果没等老蒋亲自出手，光就广东的一个马仔陈济棠就把他们收拾了。接下来是新桂系，新桂系倒是确实心有余而力不足，倒也不能说什么，但是粤桂之战的狼狈也是不用说的，如今甚至还有被粤湘滇三面包围之势，实在是已经搞不动了。最后行动的是唐生智和石友三——别奇怪，石友三跟他的老主子冯玉祥比那就是青出于蓝，累计倒戈13次，人称倒戈将军，叛冯投蒋，然后再叛蒋投汪，实在是无足为怪，然而这俩的下场是啥呢？娘咧，唐生智找盟友好歹找个像那么回事的吧，你找石友三这样的，不是情等着被卖吗？没有任何悬念，石友三又倒戈了，在老蒋恩威并施之下，本来还信誓旦旦要护党救国反蒋到底的石友三半道撤板，结果唐生智直接跌了个狗吃屎，被蒋介石抓住一顿海扁，好不容易复出一把，还没满半年呢，又只能去海外流亡了。改组派折腾这么大半天，啥都没折腾出来，反而被老蒋轻松写意的各个击破，要命的是，老蒋压根还没发力，情况明摆着，光靠改组派这帮只会喊口号的政客，跟老蒋对抗那是蚍蜉撼树，所以，民国的反蒋大旗，改组派是扛不动的，所谓能者居之，如今有这个能耐的只剩下了阎锡山。
　　
　　阎锡山是个政治投机的高手，他高就高在从不轻易出手，但要出手，就是四指捏田螺，十拿九稳，跟雷声大雨点小的汪精卫比，实在是靠谱了太多太多。不过，阎锡山此次出手，倒也不是因为有了必胜的把握，毕竟蒋介石如今正在势头上，反蒋派虽看着人多势众，但多是些虾兵蟹将，不堪一战，把握是没有的，但是如今的形势是，甭管有没有把握，扛起反蒋大旗都是势在必然——明摆着的，老蒋接连收拾了新桂系和冯玉祥，下一个不就是他阎锡山了？但是我们不得不佩服阎锡山的定力，都火烧眉毛了，阎锡山依然姜太公稳坐钓鱼台，直等到一众龙套哼哈完毕，才踏着四方步慢慢悠悠出来亮相，但是刚一亮相就是满堂彩——为什么？因为阎锡山是角儿，角儿就有角儿的排场，就有角儿的字号，就得跟龙套不一样。阎锡山憋半天是为什么？就为了等这一声彩，这声彩一出，不消说，他就成了乱乱哄哄的反蒋同盟的当然领袖了，明摆着的，那些以为自己是角儿的龙套都已经通过荒腔走板的唱调露了馅了。
　　
　　1930年1月22日，阎锡山选准了良辰吉日，在就任海陆空三军副总司令的仪式上，炮轰蒋介石，表示要建立“整个的党、统一的国”，言下之意，就是蒋介石一味排斥异己，造成了民国如今的分崩局面，然后，阎锡山提出了所谓“和平统一”，“党人治党”，“国人治国”等口号，正式跟老蒋宣战。阎锡山讲话水平当然不用讲，既站在了道德制高点，又送了汪精卫一颗甜枣——党人治党，可不就是说汪精卫治党呗？于是乎，一众反蒋派看阎锡山讲话够意思，纷纷表示拥戴，这里头，当然也少不了李宗仁。话说李宗仁复出以来在蒋系的穷追猛打之下就快要一泻千里了，这当口阎锡山发话，将老蒋的视线转移，对他来讲当然是雪中送炭。李宗仁赶紧顺杆往上爬，借着阎锡山发话的东风，在2月21日与一众部将发表反蒋通电，还说要推举阎锡山当盟主，马屁拍的肉麻无比，什么百川先生，公忠谋国，普海风从，定止战争，匪伊不任，将阎锡山吹得比普渡众生的观世音菩萨还高。阎锡山一看李宗仁送了这么多顶高帽，所谓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一时当然是得意非凡，赶紧派人去跟李宗仁接洽，而李宗仁也派人去太原跟阎锡山商讨反蒋大计，互通有无之后，反蒋同盟已经是箭在弦上。
　　
　　有人说正被阎锡山扣着的冯玉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和解呗。其实，阎锡山能下定决心反蒋，还有冯玉祥的老大一份功劳呢。此公虽被软禁，但却暗自授意部下跟老蒋套近乎，放出要联蒋攻阎的风声——看不懂了？这叫欲擒故纵。冯玉祥放出这个风声的真实目的其实就是逼迫阎锡山跟他合作，这手虚虚实实的手段玩的倒也着实漂亮。而阎锡山也知道老蒋放不过他，但一时又比较犹豫，经过冯玉祥这么一手精彩绝伦的交换，阎锡山这是彻底被逼上梁山了。3月15日，由西北军鹿仲麟领衔，二三四三个集团军高级军官57人，联名发表通电，历数蒋氏之恶，然后提出要推举阎锡山当海陆空总司令。4月1日，阎锡山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在大骂老蒋一顿之后，宣布要顺应民意，以拯救万民为己任，就任海陆空三军总司令。然后总司令就位之后，又搞了仨副司令——冯玉祥和李宗仁，只有两个啊，还有谁？这人是自从老爹死了之后就大门一关万事不管的张学良。其实阎锡山他们根本没跟张学良谈拢，或者说还根本就没谈，之所以把他拉到一伙来，无非就是念个人多力量大的硬道理，只是张学良稳居关外，进退自如，凭什么要来趟这趟浑水？当然，要张学良入伙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出得起价钱，问题是，反蒋联盟这是被老蒋逼到了绝境上才成立起来的，自顾尚且不暇，哪有那闲钱去跟张学良社交去呢？所以说呢，张学良基本是不靠谱的，能让他保持中立就已经不错了，要想拉他上这条贼船，死了这份心吧。
　　
　　反蒋同盟当然是为了干架才成立的，战略部署是，桂军出湖南北上，而西北军沿平汉路南下，合取武汉，而后西北军一部沿陇海路东进，与津浦线上的阎锡山部形成呼应，而后三路合围，直逼南京。既然反蒋派都发了话，老蒋当然不再废话，直接下令讨伐叛逆，于是中原大战开幕。乍看起来，老蒋以一敌众，形势端的不利，但是细细分析却又不然：这反蒋同盟中真的战力勇悍的其实也不过是冯玉祥西北军；阎锡山的晋绥军虽然实力保存最为完整，但是晋绥军在民国混了那么多年，几乎就很少拉出来单练，是骡子是马还真说不清，而且回过头来说，为啥晋绥军实力保存那么完整？还不是因为阎锡山惯使伎俩，但却无莽勇之气？至于新桂系，连广西在不在锅里还说不准呢，还有啥余力去打通湘鄂的战线？
　　
　　先说新桂系，新桂系此刻依然面临着三方合围的威胁，出路无非两条，一条是先稳定后方，然后再图进取，另一条是放弃广西，兵行险招，直接冲击武汉，如能顺利与冯玉祥部队会师，那就大功告成。李宗仁有天下之志，当然不愿在广西窝着，持有第二种意见，而同样志不在桂的白崇禧和张发奎也同样持有此议，唯一有所抵触的就是将广西当成命根子的黄绍竑，但是少数服从多数，也没法子。刚开始新桂系还比较顺利，原因是湖南的何键不愿玩命，何键的处境其实很微妙，自从老主子唐生智那啥之后，就四六不靠，眼下中原大战战火炽烈，他也一时看不清风向，看不清风向的情况下，当然是保存实力为先，等差不多意思了，再行发力不迟。于是，何键便保存实力去了，然后新桂系就得以长驱直进，一路兵不血刃，连克数城，看起来前途一片光明——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其实，新桂系此次军事行动，本就是个死中求活的路数，所谓死，指的是老巢广西三面是敌，后方不稳，而要活，则必须借势一鼓而下武汉——当然，必须有西北军的支持，然而，只要出一点岔子，或是己方进展不力，或是后方黄绍竑增援不力，或是前方冯玉祥呼应不力，死中也就难以求活了。新桂系面临的依然是个难解的死局，要想脱困，只能菩萨保佑了。
　　 　　自作孽不可活
　　
　　所谓中原大战，主战场当然是在中原，老蒋自然也是集中兵力对付冯阎二部，然而，新桂系在此战虽居于次要地位，但如果让其照着这个架势轻轻松松就直取武汉，那老蒋也是难以忍受的，因此，老蒋也少不得要看觑一下两湖战事。当然，蒋介石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何键这小子隔岸观火，想保存实力，不愿玩命——怎么办呢？当然得给何键一点念想了，于是老蒋迅即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抽调一部分兵力增援湖南，又令广东二陈迅速出兵湖南，堵截桂军后路，再令朱绍良部由吴淞口溯江西进，前往湖南助战，续令鲁涤平率部封锁湘赣边境，如此这般之后，老蒋又给了何键一大彩头，说湖南各部均归他节制。何键一看老蒋都做到这份上了，又是派兵又是给权，要是再不顺着台阶往下走，岂不是要彻底开罪了老蒋？于是，何键一改之前散淡模样，决心动真格的了。
　　
　　所以新桂系就要因为何键出手而前进受阻了？当然没那么简单，湘军将士说实在的本就不想打仗，何键一开始奉行撤字诀，倒也颇得军心，结果半道何键来个一百八十度大拐弯，说我们不撤了，要干仗了，散漫已久的湘军真能立刻变得悍勇能战？想想都不可能嘛，更何况对手还是在北伐中出尽风头的李宗仁、白崇禧和张发奎，加之如今连克数城，又是气势正旺。结果准备玩命的何键最终还是不能抵挡新桂系的攻势，6月2日何键宣布要玩命，6月7日，新桂系就占领了长沙，8日，新桂系趁胜追击，又攻取了岳阳，而到10日，蒋系部队已经全线退往贺胜桥以北，而新桂系则已厉兵秣马，准备进入湖北了。
　　
　　但是好消息到此为止，接下来都是坏消息。第一个坏消息：冯玉祥攻取许昌之后，并未如约南下，与新桂系合围武汉，而是直接沿陇海路东进，要去争夺徐州了。冯玉祥这么做，无非出于如下几点考虑：其一，新桂系如今已是残花败柳，战力已非昔比，如果照计划合攻武汉，少不得冯玉祥要多出力，但是到时候封疆裂土，武汉肯定还得是李宗仁的，冯玉祥觉得出大力拿小利，着实不上算；其二，中原大战的战略重心主要在陇海线和津浦线上，与其分心他顾，不如集中兵力跟此间的老蒋主力决战，而至于武汉，新桂系能取则取，不能取也无妨，无碍大局；其三，冯玉祥定下的计策是先蒋后阎，蒋介石固然是敌，但屡次给他难堪的阎锡山更是可恶，集中兵力在陇海线的好处是，拿下了蒋介石之后，还可就地监视阎锡山，到时候顺手一块办了，岂不美哉？冯玉祥的算盘打得不可谓不精，但是，这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冯玉祥在陇海线孤注一掷，其实力之于老蒋并非有何优势，无非是希冀阎锡山能在津浦线上跟他形成夹击之势，但问题是，阎锡山真的靠得住吗？如果阎锡山靠不住，又没有抢先占据武汉，西北军一旦陷于陇海线，岂不是前进无门，后退无路，倒霉的话，那就是全线崩盘。
　　
　　当然，冯玉祥对此战信心满满，认为没问题，但是如此一来，新桂系在两湖就陷入了孤军作战的困境，如果后方再出点问题，岂不是腹背受敌，要被围剿了？第二个坏消息就是后方出问题了。新桂系此战是由李宗仁、白崇禧和张发奎率部北上担任先锋，而黄绍竑则率部作为后应，要求适时跟上，为前方肃清后患，但问题就出在了黄绍竑身上，此公不知怎么搞的，仗打得拖泥带水，李宗仁这边都已经占据了岳阳了，黄绍竑却还慢慢悠悠不知所以，如此一来，就给了粤军断其归路的绝佳机会。蒋光鼐和蔡廷锴所部就趁着这个机会尾追桂军而上，连取衡阳、永兴等地，直接断了新桂系的后路。
　　
　　事到如今，还没等冯玉祥进退失据，倒霉的新桂系先碰到了这种情况。要解决问题，无非两条道，一是不顾一切，破釜沉舟，继续进攻武汉，二是回师衡阳，先解决后方问题，再谋进取。当然，由于冯玉祥不帮忙，要进攻武汉的话，显然困难重重，要是一时拖沓不决，难免陷入重围，到时候全军覆没，真是哭都来不及。要命的是，此时黄绍竑来发电求援，说自己兵力不足，衡阳恐怕是拿不下，还请前方勉为其难，率师回援。李宗仁等三人讨论再三，还是觉得后方问题不解决，再前进就是死路一条，没办法，只能回援衡阳了。
　　
　　粤军掐住了桂军的咽喉，老蒋看到机会来了，立即调整战略部署，改守势为攻势，令在湘各部，鲁涤平部往东，陈济棠部向北，何键部自西，夏斗寅部朝南，四面八方对桂军形成合围之势。李宗仁则率部于18日退至衡阳，准备解决这个后顾之忧——此前黄绍竑实际已经先行一步了，可悲的是被粤军半道堵截，直到李宗仁拍马赶到，粤军才全线撤至衡阳。衡阳战事进行的异常艰苦，因为此地向来兵家要地，城垣坚固，蒋光鼐和蔡廷锴部又是脱胎于当年的铁军第四军——陈铭枢所部，战力之强更是毋庸讳言，桂军于此鏖战数日，终难克此地。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桂军孤军作战，后路被断，给养已无，想就地购粮吧，又恰逢当年湖南大旱，老百姓自己都没吃的，上哪给当兵的弄吃食？攻城苦战不下，后勤又有如许困难，桂军的士气自是可想而知，李宗仁见老这么围城也不是办法，只好下令全军后撤，撤至汨罗江北岸暂作休整。
　　
　　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桂军撤围，粤军就出城追击，不给桂军片刻喘息之机。李宗仁见已经到了这个境地，提议说一部分兵力佯攻出城之敌，将主力调往广东，想趁着广东兵力空虚，来他个趁虚而入，但是，李宗仁此举又是险招，搞不好弄巧成拙，连归路都没了，白崇禧就表示就算要去广东，也得打通衡阳，给自己留条后路，而黄绍竑同样也持此议，最终，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再打衡阳。此战又是一场恶仗，双方苦战两日，伤亡之巨实堪痛心，桂张两军在此战损失了三员师长，更要命的是，蒋系部队也四面八方包围而来，搞不好要全军覆没，于此极端不利之境，李宗仁也没办法，只好命令所部向广西突围。7月13日，李宗仁率部退回桂林，但所部近乎伤亡殆尽了。
　　
　　新桂系在前方败了个干净，甚至险被围剿，最后灰溜溜回了老巢，也已经是只求自保了，反蒋同盟已折一臂，接下来就看冯玉祥和阎锡山的了。冯玉祥这边没的说，跟蒋介石在陇海线上打得热火朝天，甚至一度还占了上风，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西北军摊上了个靠不住的盟友，阎锡山很快就给冯玉祥玩了出釜底抽薪，将西北军陷入绝境。阎锡山此人我们是知道的，在进取和谋存这两点上，他永远最先考虑谋存，此次战事本来打得好好的，山东那边韩复榘也没给多大压力，未几也攻克了济南，但是等到蒋介石调整战略部署，在陇海线取守势，而集中精力在津浦线上之后，晋绥军就撑不住了，很快就把济南给丢了。丢了济南的阎锡山玩了出两面派，一方面让西北军在陇海线再发动攻势，策应他反攻，另一方面却又密令陇海线原归冯玉祥指挥的晋绥军向黄河以北撤退，结果冯玉祥还真傻乎乎的跟老蒋接着玩命，没想到盟主阎百川大人以保存实力计，直接把冯玉祥给丢一边去了。未几张学良又在权衡利弊之下举兵入关，冯玉祥的西北军自此算是陷入了绝境，最终结果，冯玉祥把棺材本输了个干净，西北军支离破碎，军心散乱，最后全部被收编，冯玉祥自此算是一败涂地，再难翻身了，而一意保存实力的阎锡山虽然也被迫下野，但好在所部犹存，倒也还有机会东山再起。
　　
　　同样是输，新桂系好歹还有个广西可以容身——虽说也困难重重，而阎锡山的老巢山西也没那么容易被人占去，只剩下冯玉祥是彻底玩完，但是冯玉祥能怪谁呢？怪就怪自己瞎了眼，居然选择阎锡山而不是李宗仁当盟友吧。这样的错误第一次犯也就罢了，但是连续犯下同一个错误，那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了。
　　 　　贫贱夫妻百事哀
　　
　　中原之战后，西北军土崩瓦解，冯玉祥乃一蹶不振，自此基本退出民国主流政治舞台；而阎锡山则在成立了个四九小朝廷之后，跑去大连避难，比冯玉祥好的是，他的晋绥军虽也被收编，但依然还听命于他；如今状况最好的竟然是灰头土脸溜回了广西的新桂系，想想真是讽刺之极。情况最好的新桂系到底有多好呢？说出来真是听者伤心，闻者落泪。新桂系新遭挫败之后士气低迷自不必讲，更要命的是，新桂系与盟友张发奎之间，新桂系高层内部，都充满着各种不和谐的声音，上层动荡，当然更连累了基层将士惶惶不可终日。新桂系的团结本是其坚强战斗力的源泉，但是贫贱夫妻百事哀，落到如今这个地位，又怎么保证大家都能抱成一团，患难与共呢？这还没完，新桂系自身动荡不安也就罢了，问题是，自新桂系诸雄复出以来的军事警报并未有任何缓解，反而变本加厉起来。内忧外患，新桂系可谓掉入了谷底，能否稳住局面，现在就看李宗仁的了。
　　
　　先说张发奎的问题。张发奎之所以跟新桂系合作，也无非是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条政治铁律所致，再加汪精卫牵线搭桥，双方联盟乃成。然而，大家都知道，自打宁汉对立以来，张发奎跟新桂系的关系就只能用恶劣来形容，要不是我党发动八一南昌起义，或许张发奎就作为武汉东征军的先头部队跟宁方主力桂军接上火了，而等到张发奎跟汪精卫密谋发动广州事变，意图将两广同盟一网打尽之后，双方本就不睦的关系更是雪上加霜。因此，桂张双方本就是赤裸裸的利益联盟，如今所要争取的共同利益已然鸡飞蛋打，剩下的也就无非是互相猜疑罢了——当然，主要是居于客军地位的张发奎对新桂系的猜疑。
　　
　　自打联盟以来，张发奎先是在粤桂之战中因孤军深入败于花县，后又因顾此失彼——既要对付叛军吕焕炎，又要对付粤军——而至北流之败，此次入湘又在衡阳遭遇溃败，接连三败之后，第四军几乎是遭致灭顶之灾，统共剩下千余人——还得有不少伤兵，五六百条枪。从北伐名将落到今日凄凄惨惨的境地，张发奎内心的郁闷可想而知，他少不得要发泄一下怒气——他主要针对的就是黄绍竑。在张发奎看来，这次入湘战事，他们前线将士拼死拼活，劳心劳力，好歹打了几个大胜仗，局势本来相当不错，之所以落到后来衡阳惨败的境地，归根结底，就是黄绍竑增援不力，以至前线部队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据说，张发奎和薛岳这俩第四军统帅曾经想借着酒劲在聚会上对黄绍竑发难，只是被李宗仁提前拦阻，未能成功罢了。张发奎损失如此之惨，李宗仁当然不会一点眼力见都没有，他也竭尽所能，将桂军许宗武、梁重熙两个师撤销番号，编入第四军序列，可惜的是，张发奎对新桂系显然失去了最后的信任，李宗仁此举被他理解为想让桂系势力渗透第四军，最后仅将械弹留下，而将士兵全数发回——双方关系之僵，由此也可见一般。一年后，因九一八事变促成蒋汪再度合作，张发奎乃率部开拔，离开广西，自湖南向南京进发，桂张联盟遂告终结。
　　
　　相比较张发奎的离心，显然黄绍竑的问题对新桂系而言更为严重。黄绍竑是新桂系的缔造者之一，位列三巨头，但是，自从功成名就以来，黄绍竑跟李白之间的关系就有了些微妙的变化。李宗仁和白崇禧都有天下之志，都是开疆辟土的干才，然而，相比较李白二人的积极进取，黄绍竑对权位的态度就要消极得多。在黄绍竑的回忆录中他曾多次表现出对内战的厌倦，事实上，有了广西，他就余愿已足，但是，黄绍竑也很无奈，因为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关系，他又不得不卷入如许的纷争之中。蒋桂之战李宗仁和白崇禧落魄之际回到广西，新败之余，难免疑神疑鬼，李白对黄绍竑也就不免有些疑忌。据黄绍竑回忆，有次他因故返回老家，李白二人就接连催促他返回南宁，结果回来之后又没什么大事，黄绍竑不傻，当然明白李白在想些什么，这也是促使他后来说要拼个干净的主要原因。但是，黄绍竑表面上说要拼个干净，内心深处何尝愿意拼个干净？他何尝愿意跟着李白二人一道去过那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只是如他所言，在一个集体中，个人的意志往往难以实现罢了。黄绍竑对内战的消极态度终于在中原大战中全面爆发，当时李宗仁等人提议说暂时放弃广西，出兵湖南，要一举拿下武汉时，其实黄绍竑对此议就颇不以为然，他曾私下对亲信表示“你们李、白不要广西，留给我好了”，黄绍竑对此次进兵态度如此，自然也就不难解释他在后方的迟疑不进了。
　　
　　新桂系在衡阳兵败之后，不管是张发奎还是李、白官兵内部，对黄绍竑的不满都是溢于言表，黄绍竑也知道在如此形势下，自己威信已失，很难在广西干下去了，加之他对政争厌烦已久，于是产生了离开广西的念头。他先是向李宗仁表示要率第十五军移驻柳州，李宗仁予以批准，8月初，李宗仁同样率军移驻柳州，并准备整编部队，黄绍竑向李宗仁表示要回桂林休养，李宗仁再度予以批准。结果，黄绍竑在回桂林不久后，就通电下野——要命的是，他还另电蒋介石表示要罢兵息战。黄绍竑宣布下野也就罢了，但是向蒋介石求和，实在让李、白二人难以接受，李宗仁看见这两份电报之后，就令人将黄绍竑接回柳州，表示人各有志，不能相强，但是公开决裂，授人以柄，绝对难以接受。这话说的当然就很严厉了，黄绍竑索性就消极应对，开了个林场，搞得与世无争一般。
　　
　　新桂系面临如此困境，上层巨头还如此消极，影响之恶劣可想而知，李宗仁虽不忍见此，但也知道跟黄绍竑大概是缘分已尽，唯一的希望也只是黄绍竑不要去跟老蒋打连连了。李宗仁无奈，只好将黄绍竑副总指挥的职位交由白崇禧，以安军心，并在不久后成立的所谓革命同志会上将黄绍竑排除出权力中枢。到了这个地步，黄绍竑与李白的决裂已是无可挽回，该年12月，黄绍竑辞行赴港，李白自也不便相阻，但在饯行席间也暗示黄绍竑不要投蒋，说“广西人是不会投靠蒋介石的，不但现在不会，即使将来环境再坏一些，也不会投降”。不过，黄绍竑真的能就此避居香港，不问世事吗？
　　
　　黄绍竑果然就让李、白二人失望了，不甘寂寞的黄绍竑虽然不喜欢内战，但也同样不愿意就此了结一生，于是，黄绍竑居然就真在次年1月去了南京，然后又在2月份被老蒋任命为广西善后督办。老蒋此举当然是歹毒至极，极尽挑拨之能事，黄绍竑虽脱离桂系，但也显然不愿与当日袍泽同室操戈，老蒋当然也没想黄绍竑能如他所愿，老蒋此举的主要目的显然是以此给桂系众将一个信号，诱其反水罢了。老蒋的目的果然达到，比如，李宗仁就截获了一些来自广东的密电，并发现手下将领杨腾辉似与陈济棠纠缠不清，有反水之意，当此之际，当然是要快刀斩乱麻，要真让杨腾辉反了，他一人之力倒无足轻重，关键是新桂系可能就此分崩离析。杨腾辉是旧桂系林俊廷的旧部，李宗仁待他也算不薄，因功升至师长，但是此公匪性难改，早在蒋桂之战中就已经跟李明瑞一起造过反了，后来李宗仁回来后因为人才难得，也就既往不咎，如今杨腾辉居然死性不改，又要准备反水，是可忍孰不可忍？后来李白二人商量后定下计策，以白崇禧阅兵为名，将杨腾辉带去龙州——为安其心，张发奎也一道同往，并立即扣押杨腾辉，白崇禧本欲杀之，因张发奎力劝，才从轻发落，放逐香港，此乱始得安定。
　　
　　当然，不论是张发奎拆伙，还是黄绍竑离桂，抑或是杨腾辉被逐，这些都是后事，只是为了事件连贯才顺次写出。对新桂系而言，眼下的问题是，都城南宁已被滇军卢汉部围困数月，城内弹尽粮绝，而桂东一带则尽入粤军彀中，广西显然并不在新桂系的掌握之中，当务之急，当然是驱逐客军，新桂系能如愿吗？
　　  　　运气来了
　　
　　如今在广西境内作威作福的客军主要有两股，主要的当然是自民国以来跟广西恩怨情仇可以写成一部长书的粤军，如今粤军占据了广西半壁江山，甚至还在梧州开府设衙，桂东一带尽在掌握，较为次要的则是跟新桂系小有瓜葛的滇系，唐继尧换成了龙云，但路数还是那个路数——趁火打劫。龙云受老蒋之命，以卢汉为帅，趁着新桂系主力攻打湖南的当口，趁虚而入，现如今已经围困南宁长达三个月，但似乎卢汉依然没找到什么攻城的良策。对于一心驱逐客军、重掌广西的新桂系而言，情况很明显，粤军势大，桂军势弱，正宜避其锋芒，以待良机，仓促战之，难免赔了夫人又折兵；而对于背后放冷箭的滇军，如今困城日久，徒劳无功，已是兵老师疲，必一战而克；不用讲，先逐滇军。
　　
　　滇军我们是知道的，兵马未动，鸦片先行，当日唐继虞攻桂，就是因为贩卖鸦片耽误了战机，如今虽是龙云掌权，但云南本就是个穷省，不带些鸦片，部队给养怎么办？带着鸦片上路，当然难免又耽误了时日，加上滇桂多山，路又不好走，结果5月20日开拔，一直到7月30日才到南宁，当然，即便是花了这许多时日，滇军的局面也是极为有利的，因为城内守军韦云淞，所部仅2000余人，从兵力上讲，当然是滇军绝对优势。结果绝对优势的滇军却只能对南宁城干瞪眼，因为韦云淞一早就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在南宁城外设置了三道防御工事，并全民动员，众志成城，守城军民士气高昂，欲与滇军一决高下。滇军虽然兵力占优，但毕竟装备低劣，缺乏攻城的重武器，因此，稍事攻击之后，见难以克城，所幸也就以保存实力为先，不愿出死力了。结果这一拖二拖之下，南宁城内困守无援，未几城内便已无粮米，军民只能以黑豆为食，城内守军很惨，城外滇军也不好过，广西多瘴气，时间久后，滇军水土不服，竟然因病倒下的比打仗死的人还多，如此这般，滇军战意更是涣散，于是便出现了围城三月毫无进益的状况。
　　
　　南宁城守得固若金汤，这当然给前线新败的李宗仁整顿部队，增援南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两步走，第一步，李宗仁让黄旭初率部增援南宁，争取进入城内，以安民心，第二步，白崇禧率部或许赶往南宁，争取和黄旭初里外夹击，打垮滇军。当然，要如愿以偿跟滇军赢得一对一的机会，就必须先拖住粤军，李宗仁的办法是，令李品仙率部佯攻宾阳的粤军，而主力则绕出宾阳，长驱直进，直逼南宁。此计果然奏效，当白崇禧率部出现在滇军面前时，滇军真有天兵天将从天而降的感觉——他们怎么突破粤军防线的？滇军也无非是只能做最坏的打算——也就是粤军跟桂军达成了默契，那如此一来，滇军岂不成了深入桂境的孤军？要这么一想，本就士气低迷的滇军还有心思接着在广西打仗吗？10月13日，黄旭初得知援兵将至，突从城内杀出，而白崇禧则从背后杀去，本就无心再战的滇军这下立即溃不成军，仅用一天，滇军便全面崩盘。桂军乃衔尾急追，先后在隆恩、马平发生激战，滇军节节败退，等到桂军抢先占领百色，占据有利地形之后，滇军更是只能从山间小道奔命，到最后，如我们介绍滇系时所言，15个团打剩了6个，损失近六成，滇军终一败涂地。
　　
　　桂军在极端不利之境先是顽强死守南宁长达三月，后又在援兵到来之后瞬间击溃滇军，此战再一次展现出了广西兵惊人的强悍，被逼到墙脚之后的逆袭，声势足堪惊人。当然了，即便是击溃了偷鸡摸狗的滇军，新桂系也还并没有能全面控制广西大局，更麻烦的，显然还是盘踞桂东的粤军——这股势力又当如何应对呢？新桂系驱逐了滇军之后，显然已经是强弩之末，一时之间再没精力跟粤军开战，为今之计，也无非是主动示弱，争取到和平局面，而后惨淡经营，以待来时。情况也大抵如此，李宗仁以白崇禧、黄绍竑和夏威等人的老上司马晓军做中间人，致电粤方和中央，表示希望能够恢复桂人治桂的旧局面，当然，骨头很硬的李宗仁同样表示，如果对方一意孤行，那也只能正当防卫了。粤军当然不愿意真把新桂系惹毛了，嘲讽两句之后，也就没了下文，彼此相安无事。自蒋桂之战以来，新桂系诸人就一直疲于奔命，即便是复出，也不过是在苦熬，折腾半天之后，也不过是四处碰壁，如今李宗仁总算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倒霉日子要到头了，粤军停止攻击只是好运气的开始，更好的运气是，粤桂联盟的恢复。
　　
　　粤桂联盟要恢复，可能性只有两个，一是李济深逃脱牢笼，重新入粤掌权，但这种可能性是个人就知道是零，逃脱牢笼已经不可能了，还要压住二陈，重新掌权，那就是痴人说梦了，而另外一种可能性，则是如先日的桂张联盟一样，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毫无疑问，这便是实际情况。这个共同的敌人，想都不用想，除了敌人满天下的蒋介石，不做第二人想，问题是，为什么前一段还跟着老蒋鞍前马后的陈济棠如今却跟蒋介石反目相向了呢？这就要从胡汉民讲起了。
　　
　　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孙中山手下头号干将，在孙中山在世之时，为其臂膀，无需多言，孙中山离世之后，胡汉民原本也被认为是最有资格成为国民党领袖的人物，事实上他也确实接替孙中山成为了大元帅，但是政治斗争何其险恶，胡汉民这样个性十足的硬骨头很快就尝到了个中滋味。孙中山去世后的第一波政潮就波及了胡汉民，廖仲恺遇刺之后，作为右派领袖，胡汉民被迫引咎下野，自此退出国民党主流政界，而蒋汪二人转的格局也就此形成。而胡汉民得以重新进入国民党中枢，得益于宁汉对立，蒋介石为了与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对立，将老资格的胡汉民作为对抗的棋子，胡汉民也当上了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虽然回归，但可悲的是，昔日大佬如今已经成了当年小弟的政治工具，个中酸楚，实难尽言。胡汉民倒是没把自己当成政治工具，工作尽职尽责，还颇有些倚老卖老的傲气，在蒋介石面前一直以前辈自居，动辄申斥，不留情面，屡屡让蒋介石当众难堪，蒋介石念在胡汉民还有些政治价值的份上，也就忍了，可悲的是，胡汉民却浑然不觉，而最终酿成此次的激变。
　　
　　根据孙中山的路线图，应该是军政、训政和宪政三步走，如今军政已完，当然是训政阶段，但是当时胡适等一批知识分子对所谓训政颇不以为然，强烈要求国府速定宪法，早日进入宪政阶段。蒋介石刚刚清理完反对势力，仍有余悸，一众反对派动辄以独裁为由对他攻击，蒋介石烦不甚烦，此次也想搞个形象工程，顺应民意，于是便有了修订约法的倡议。当时胡汉民是立法院院长，作为孙公铁杆拥趸，他不同意，立法院院长说不同意修订宪法，这是什么概念？这不当众抽信誓旦旦的老蒋耳光吗？老蒋当然一开始也想让胡汉民就范，但无奈心高气傲、拗劲十足的胡汉民压根就软硬不吃，蒋介石这一怒之下，可能也是一时脑子发热，新仇旧怨一起报，就将胡汉民软禁在了汤山。
　　
　　蒋介石扣押胡汉民，这当然是轰动性的头条新闻，这独裁的罪过怎么也是逃不脱了，那此事怎么又跟广东有关呢？原来，胡汉民的亲信古应芬是广东陈济棠的老师，眼见胡汉民遭此大变，当然立即潜出南京，跑广东来找学生帮忙了。而陈济棠当时正跟陈铭枢闹得很不愉快，二陈争权，如火如荼，陈济棠一心独揽粤政，当然要排挤陈铭枢，但是陈铭枢自宁汉对立之初就支持蒋介石，陈济棠自度虽有账面优势，但却没有政治后台，胜负难料，而此次事变一出，当然来得正好。陈济棠当时虽然表面拥护蒋介石，但也知道自己跟蒋介石交情平平，远不如陈铭枢有分量，如今趁着这个机会闹他一闹，一方面借机逐走陈铭枢，另一方面找来胡汉民这样的大佬，岂不美哉？好戏看来就要开场了，具体如何，下文再叙。
　　 　　内乱高于外战
　　
　　自打孙中山去世之后，反蒋就成了国民党政治的主旋律，但是，不得不说，蒋介石确实命硬，从中山舰事变，到迁都之争，再到宁汉对立，及至桂系逼宫，乃至中原大战，各门各户对蒋介石进行了一波又一波凶狠的攻势，但是呢，蒋介石偏是岿然不动，反倒是一众反对势力渐次销声匿迹。中原大战大获全胜之后，蒋介石已是天下之大，唯我独尊了，老对手中，唐生智还没赶上较劲呢，就先垮了，汪精卫如今更是连闹腾的气力都没了，冯玉祥完蛋了，阎锡山避难了，而李宗仁，看似骨头挺硬，其实是快散架了，所以，蒋介石得意了。蒋介石一得意，就不想再像过去那样夹着尾巴做人了，于是，脑子一热，肾上腺素一起来，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元老中的元老胡汉民给软禁了。没错，反蒋派确实都不复当年之勇了，但逮到这样的机会，少不得也要做做文章，当然，我们不排除蒋介石可能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将潜在的反对者一网打尽，但是这一网撒下去，能捞到几条鱼呢？就算捞到了几条，能顺顺当当的给提溜上来吗？
　　
　　鱼当然是有的，要是老蒋这么玩了之后，民国各门各派还能装聋作哑，那也就不叫民国了，但是，不得不说，鱼确实小了点，也没办法，大鱼之前都被他捞完了——广东的陈济棠，要资历没资历，要实力没实力，要名气没名气，可能老蒋也压根没把他放眼里，但是如今他扛起了反蒋的大旗。光凭陈济棠来反蒋，当然是以卵击石，即便再加上些胡系党人，再来点闲着也是闲着的无聊政客，比如西山派的一些人，又比如有意求好的汪系分子——因刺廖案一事，胡汉民和汪精卫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也于大局无益。如此一来，陈济棠当然是要找些好歹还像那么回事的盟友来共襄盛举了——政客毕竟只是政客，光能骂街也骂不死蒋介石不是？如今的局面上，真是说还能好歹拉过来充充场面的反蒋派，其实满打满算，也就剩新桂系一家了，所以，回到我上节的标题，可不是运气来了吗？
　　
　　李宗仁本来还正愁着怎么将粤军赶出广西呢，没想到现如今老蒋这么一闹腾，不用赶，人家主动出去，甚至，还说要友好往来，共谋大事呢。都赶上这运气了，虽说李宗仁也明白光靠这些阿猫阿狗是玩不赢老蒋的，但是既然人家愿意交朋友，能解眼下的燃眉之急，凑凑热闹又待如何？反正反蒋都反了这许多年了，也不差这一次。于是，当陈济棠表现出愿意交朋友的意愿之后，李宗仁当然毫无悬念的笑脸相迎，表现出合作的诚意了。1931年4月30日，来到广州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几个委员，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要求其下野；5月3日，陈济棠通电附和；11日，李宗仁同样通电附和。然后，新桂系一众要员先后来到广东，准备跟陈济棠商谈具体事宜，稍事整顿之后，反蒋热潮居然又死灰复燃了。
　　
　　蒋介石在软禁胡汉民之后，大概就料到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但没料到的是，广东方面还整的像模像样的，也无妨，老蒋处理这种事情最有经验，第一步，拖。老蒋之所以要拖，一是因为这段时间正集中精力围剿中央苏区：老蒋本来以为能马到成功的，只是没想到穿着破衣烂衫，拿着破铜烂铁的所谓共匪实在牛逼，在1930年底进行的第一次围剿中，毛主席设计生擒清乡主将张辉瓒，甚至还为此写了首诗；眼下从1931年2月开始部署的第二次围剿，眼看又是跳进了同一个陷阱，红军这么一收缩，一转移，国军就成了没头苍蝇，就等着被拍了；老蒋连吃两次鳖，当然不能善罢甘休，得玩第三次，如此一来，自然无暇南顾了。第二个原因，当然是让对手的千钧重拳打在棉花上，以柔克刚，甚至，还能让对手自乱阵脚——毕竟，实力摆在那，反蒋派未必就那么坚定。
　　
　　老蒋打出了和平的招牌，在五中全会上，又是选举胡汉民当中央委员，又是恢复李济深党籍的——虽然这俩都在汤山晾着吧，明示我不想动手，你们也别逼人太甚。结果，老蒋这招太极一打，反蒋阵营果然就乱了，而且乱的不是别人，而恰是此次的主将陈济棠。从7月份开始，广东方面就嚷嚷着北伐，其实真是说干就干的只是李宗仁和汪精卫；李宗仁的意思是，打是为了和，你不打出点样子来，凭什么老蒋愿意跟你和？而汪精卫唯恐天下不乱，当然也同意李宗仁打的意见。陈济棠啥态度呢？陈济棠说“以政治为先驱，以军事为后盾”，意思无非是和。那为啥陈济棠有这态度呢？我们前面说了，陈济棠此次反蒋，其实一是为了驱逐陈铭枢——如今陈铭枢已经离粤，二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争取到广东超然的政治地位，有胡汉民做后盾，老蒋也并非不会妥协。老蒋如今主动示好，对于目标将要达成的陈济棠来讲，当然没必要使刀弄枪的，更何况，真要干架，也确实不是对手。最后，陈济棠虽说在李宗仁和汪精卫的要求下松了口，但却到处使绊子，居然提出让桂系去打衡阳，然后白崇禧说要钱，他又死活不愿给，气得跟他谈了一夜钱的汪精卫直接就去了香港，反正就俩字——不打。
　　
　　看起来陈济棠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一门心思要求和了，那老蒋能和吗？陈济棠当然被老蒋摆了一道，老蒋前面示好是虚招，目的是让你自乱阵脚，实际是，老蒋这实力，还能真怕了你不成？当年中原大战多大的阵势？老子不照样扫清六和？陈济棠毫无悬念碰了个钉子，然后回过头来跑桂系这来说我们打吧。李宗仁对陈济棠这德行，当然是越看越不顺眼，也觉着这家伙想一出是一出，没溜，不靠谱，难成大事，但是考虑到要粤军主动退出广西，打一打，做做样子，还是必要的，毕竟陈济棠想广东超然化，李宗仁何尝不想？于是，也就将就着吧。而负气出走香港的汪精卫，大家都知道，属婊子的，水性，听说陈济棠要打，也就少不得将先前的不快抛到九霄云外了，没错，丫又回来了。
　　
　　但是，大家都知道，反蒋派实力实在太差，真说是要干起来，能有他们的好儿吗？真要打的话，不是正中蒋介石下怀吗？结果，又出了一档子事，让民国的局面更显混沌，日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小张同学先是在事发当日于北京票戏，回来后又是一枪不放，撤兵锦州，结果让日本轻轻松松长驱直入，东三省遂告瞬间沦亡。现在官方口径是，不抵抗命令是蒋介石下的，小张只是背黑锅的，现在的问题是，到底谁背了黑锅呢？当时的东三省，说实在的蒋介石实际控制力极为有限，压根是小张一人说了算，东北军也是老张留下来的奉军家底，即便老蒋说不打，小张也未必要听他的，此为其一；其二，从最功利的角度考虑，东三省打仗，首当其冲的是小张，老蒋暂时不用动一兵一卒，让东北军跟日本两败俱伤，不是来得正好吗？凭啥不抵抗？其三，正常人碰到这事该怎么办？我要是老蒋，一准让小张自己看着办啊，我干啥自己来做这冤大头？在千百年后还被千夫所指，后人痛斥？没道理嘛。当然了，小张晚年也在多个场合说过，不抵抗跟老蒋无关，是他自己的主意，这也解释了这些逻辑漏洞。
　　
　　不管怎么说，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然后东三省居然就被几千关东军那么给拿下了，作为领袖的老蒋，不管说没说不抵抗，责任都是无可推卸的——不消说，打仗肯定是不可能打了，但是蒋介石也因此再度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窘境，尤其是两广的这些人，可不是要借着这个机会来逼迫他下野吗？大家有没有觉得讽刺呢？日本人都杀到家门口了，一帮政客居然还没想要紧密团结起来，一致抗敌，这帮道貌岸然，成天吃饱了没事干的政客哪点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心上呢？大敌当前，他们首先想的居然是“机会来了，蒋介石你总算该滚蛋了”，他娘的蒋介石滚蛋了，你们能撑起这个局面吗？蒋介石是不好，但再不好不也得事后问罪吗？他们倒好，直接不依不饶了，敢情内乱比外敌更重要，这他娘叫什么事？
　　 　　共赴国难
　　
　　眼瞅着几千日本兵在东北地面上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而守着老爹给留下的三四十万装备堪称民国一流的军队的小张，却吓得屁都不敢放一个，整个过程除了不抵抗之外，就只会向国联哭爹喊娘了，国难当前，内乱许久的民国又有什么新气象呢？新气象当然有，也无非是一众脸皮比西瓜皮还厚的政客，在那里高喊共赴国难了，很好——行动呢？蒋介石你个饭桶赶紧给我们滚蛋啊！退位让贤！一边说共赴国难，另一边又说蒋介石下野，是不是有够讽刺呢？那退位让贤之后呢？他们出兵收复东北？有人信吗？还是的，光会嚷嚷管蛋用。
　　
　　当然，蒋介石自己也不是啥好货，这次反蒋派气势汹汹，要逼他下台，其实说穿了就是自己嘬的，没他软禁胡汉民那一下，这帮反对派能反对的起来吗？如今倒好，自己惹了事，还没等压服下来，又出了更大的事儿，东三省眼瞅着沦亡了，他这个国府领袖又有什么表现呢？说蒋介石下不抵抗命令那确实冤枉了老蒋，但是，蒋介石态度消极却是不争的事实，明摆着的，他要真有强烈的抵抗意志，那就下令让张学良打啊——什么，张学良不听命怎么办？他娘的，蒋介石丫不最会利用媒体造势吗？说到底，蒋介石还不是怂了？他不敢威逼张学良，其实还不是怕到时候惹火上身，自己拼完了，让一众对手捡了便宜？说来说去，国家大义面前，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一众民国大佬，还不都是一个二个打着自己的那点小算盘，争相保存实力，借以维护地位？哪个是把民族大义摆在个人地位之上的？站一个出来我看看？都他娘的一路货！
　　
　　民国以来，一批又一批前仆后继的政客高唱革命救国的高调，但是细细分析起来，他们究竟是在救国还是在误国呢？成天无理搅三分，唯恐天下不乱，为了个人地位勾心斗角，明争暗斗，还美其名曰革命救国，这他妈救得是哪门子国？救国救到现在，老百姓被折腾到现在，苦也苦了，穷也穷了，结果呢？结果他娘的日本看着民国乱哄哄，在偷着乐！偷着乐的同时还敢用几千关东军发动事变，而更他娘的可气的是，这样无厘头的所谓事变居然大获全胜！而我们革命救国的同志何在？不想着如何把日本打出去，倒是先想着怎么借着这个机会在内斗上加码，好让竞争对手滚蛋，这他娘的也叫救国？当事者张学良，这个中原大战后忝列民国海陆空三军副总司令的风流少帅，还敢再娘们一点吗？掌权者蒋介石，除了继续让张学良爱咋咋地，然后在国联大佬面前痛哭流涕，还干了什么？他娘的指着国联的友邦来帮忙收复中国的河山吗？做他妈的春秋大梦去吧！
　　
　　让我们接着来看这帮所谓共赴国难的政客的精彩表演。东北事变后次日，蒋介石喊出了“罢兵歇争，共赴国难”的口号，既然老蒋先唱了高调，当然反蒋派就得回应，2天后，广东做出了回应，说“如蒋中正息兵下野，粤方自动撤销政府，双方合作，一致对外”。很好，双方都亮剑了，挑了事的蒋介石说要化事，而表示要一致对外的反蒋派却以老蒋下台为前提，都他妈的在自己抽自己耳光。当然，打是肯定不会打了，现在必然是谈判，当然核心问题不能是共赴国难，那玩意只是个对外的幌子，争论焦点当然落在了蒋介石的个人地位上。胡系分子因为胡汉民被软禁的奇耻大辱当然不能放过蒋介石，而一开始热衷和谈却被蒋介石摆了一道的陈济棠自也怀恨在心，而跟蒋介石斗法有年，一心希望恢复自己在广西统治地位的李宗仁也不在话下，然而，在一窝蜂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广州政府内部，却还是有人卓尔不群，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汪精卫。
　　
　　大家切莫认为汪精卫是急公好义，真是以共赴国难为己任，事实上，这是汪精卫学乖了，在跟老蒋斗法屡屡受挫之后，吃一堑长一智，明白事儿了。蒋介石如今当然日子很不好过，虽然他已经做出了诸多让步，先前被开除党籍的新桂系诸人已经恢复了党籍，胡汉民和李济深也被释放了，但是广东方面压根不吃他这套，依然群情激昂的要求其下野——有人问，蒋介石这么惨，汪精卫不正好逼他下台，然后顺利登基吗？事情当然没那么简单，首先，对蒋介石知根知底的汪精卫知道老对手到底几斤几两，以往的经验告诉他，蒋介石就算一时挡不住排山倒海的舆论攻势而暂时下野，他也依然还是蒋介石，适当时候依然可以复出；其次，即便蒋介石真的一蹶不振，党魁的位置真能轮到汪精卫来吗？同志们，广东现在的反蒋派可是胡系分子掌权哦，到时候鹿死谁手还说不定呢。既然蒋介石不会真的被击垮，就算被击垮，受益人也未必就是汪精卫，那么汪精卫凭什么还一定要蒋介石下野呢？为他人做嫁衣吗？汪精卫可没那么蠢。所以，汪精卫的考虑是，如今老蒋正处于风暴中心，他小汪正是最具政治价值的时候，如果他愿意投怀送抱，蒋介石能推却这等盛情吗？这不就对了？汪精卫送蒋介石一个人情，然后蒋介石再投桃报李，双方各取所需，岂不是皆大欢喜？
　　
　　当然，汪精卫隐藏的很深，不到关键时刻，他是不会显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的，也因为此，广东方面才派了汪精卫作为代表团团长赴沪谈判。汪精卫当然是为了自己来跟蒋介石谈判的，广东嘛，关他鸟事？然而，于10月17日兴致勃勃跑去谈判的汪精卫刚去就发现自己热脸贴了冷屁股，因为压根连谈判对手有哪些都不知道，蒋介石原先打算让胡汉民作为南京方面谈判代表的，结果胡汉民死活不同意，结果导致了宁方谈判连个代表名单都没确定。蒋介石倒是想的挺美，让胡汉民本人出来代表南京斡旋，呵呵，胡汉民是何等样人？何时对别人低过头？胡汉民可是铁骨铮铮的硬汉，这是有口皆碑的，哪里是汪精卫这等水性之人能比的？结果，拖拉了小半个月，谈判才在11月1日正式启动。
　　
　　汪精卫果然上来就代表自己谈判了，他抛出了两个提案，核心是改革中央政府体制，限制蒋介石权力，但对于蒋介石是否下野的问题，汪精卫则语焉不详。蒋介石何等精明？当然立即听出了汪精卫的弦外之音，汪精卫跟这说半天，其实就是想分杯羹嘛，既然是这个意思，他蒋介石倒要端端架子了。11月2日，蒋介石表示，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广东政府要是行，我们南京政府就下台，让你们上，如果你们不行，就给我消停点，听我的。蒋介石明摆着在转移话题，广东方面要求的是他个人下野，如今蒋介石玩了个文字游戏，扯东拉西一番，变成了南京政府集体下野问题，言外之意是，你们广东成立政府压根不是对我来的，而是对南京政府来的——你们另立中央，居心何在？蒋介石倒打一耙，当然让广东方面肺都气炸了，陈济棠、李宗仁几个连声要求代表团不可退让，甚至还打算一旦谈判破裂，就要立刻出兵，并且两边都已经开始进行准备工作。谈判当然不会破裂，汪精卫压根对蒋介石下野一事没有兴趣，而蒋介石当然也不会永远端着架子，最后在各界“关怀”之下，谈判成功，汪精卫对南京政府改组的要求得到了通过，但广东政府届时取消，而具体如何改组则等到国民党四大来解决，至于蒋介石下野问题，则只字未提。
　　
　　这次共赴国难的谈判谈出了什么呢？谈来谈去，无非是国民政府这么多位置应该怎么分，当然，具体怎么分也没拿出个章程，还要留待四大解决，而至于东北问题，有人关心吗？一群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的政客不关心国难也罢了，问题是，到了这个份上，他们还要在分赃问题上纠缠不清，比如广东就对谈判结果很不满意，广东政府取消，蒋介石不下野，这他娘算什么？有人说谈都谈了，字也签了，难不成还再谈一次？较劲当然不必非得和谈，比如，此次和谈说具体问题要在四大解决，那就四大上见真章呗。
　　 　　精诚团结
　　
　　国难当头，一批政客除了喊了两句不咸不淡的共赴国难之外，居然就开始接茬内斗，真是好不热闹。在共赴国难的和谈上，东北问题没人关心，一堆人抓着蒋介石的个人地位问题纠缠不清，好像只要蒋介石下野了，日本都能退出东北了。接着各派各显神通，蒋介石拼死不愿下野；汪精卫脚踩两条船，说一套做一套，名为广东代表，实则个人代表；胡汉民新被释放，余怒未消，不愿参加和谈；而陈济棠和李宗仁甚至还想着万一和谈破裂，就要刀兵相见。一堆人明争暗斗半天，最后也没谈出个几方都能满意的章程，尤其是广东，对和谈结果尤为不满，即是如此，想要真正一致对外，当然是天方夜谭。
　　
　　蒋介石未能下野，那广东方面跟这倒腾半天，又是另立政府，又是通电弹劾，岂不是都成了瞎折腾？蒋介石没责任，难不成是粤方的责任？到最后再落个分裂党国的罪名，那谁吃罪得起？因此，粤方要表明自己闹得有道理，就非得将蒋介石搞下台不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如今粤方能做文章的地方就只剩下了国民党四大一处，情况明摆着，蒋汪二人在党内的力量远强于胡系，任何一派出手都会让胡系难以招架，既然如此，胡系当然不能指望在统一的四大上做文章，唯一的办法，将错就错，先抢到主动权再说。11月18日，广东四大开幕。
　　
　　核心问题，当然是要推翻和谈时所达成的决议。果然，当太子爷孙科在会上汇报和谈情况时，陈济棠和李宗仁就率先发飙了，质问为什么和谈没能达成蒋介石下野的预期目标；而在二次会议上，粤方更是指责代表团越权妥协，进一步表明要蒋介石下野的坚强决心。孙科当然很委屈，说白了，他不过是一送信的，这里头没他什么事，如今倒好，广东方面把气都撒他身上了，太子爷长那么大，仗着老爹余荫，一路顺风顺水，何尝受过如此委屈？孙科当然咽不下这口气，直接离会赴港。广东这边一看孙科走了，这会也要开不下去了，而胡系大佬古应芬又刚在上个月辞世，没奈何，李宗仁只得急促汪、胡二人来粤主持大局。
　　
　　汪精卫当然不会来，他在上海和谈期间跟蒋介石玩暧昧，和谈时也未将蒋介石下野作为第一要义，而一味在改革政府上着墨，广东方面对他早就极端不满，李宗仁邀他也不过是尽个礼数，走个过场罢了，实际上，谁都知道汪系跟粤方已经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候。汪精卫确实没来，甚至还将汪系成员集体召至上海，正式跟粤方拜拜了。胡汉民当然得去，一帮小弟巴巴地等着他举旗呢，大佬到场，当然立即稳住了局势，12月5日，会好歹开完了，最后搞出了四个宗旨，十项主张。四个宗旨是“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推倒独裁，实行民主政治”，而十项主张嘛，也当然是将蒋介石下台放在首位。
　　
　　广东这个四大，打着团结的旗号，行着逼宫的实质，哪看得出有半分团结的愿望呢？广东喊团结，南京也在喊团结，蒋介石不喊团结不成啊，事是他惹出来的，现在只求能息事宁人，于是，在南京召开的四大上，蒋介石张口闭口都是团结，开幕式讲团结，闭幕式也讲团结，决议还是团结——因政治原因被他开除党籍的481名党员的党籍被恢复。胡汉民和蒋介石分别开了四大，唱了高调，那汪精卫呢？汪精卫当然不能示弱，你们开四大，我就不会开？汪精卫在上海组织他的猴子猴孙们也开了个四大。当然，跟胡汉民急吼吼要蒋介石下台，而蒋介石又一意大事化小不同，汪精卫的兴趣点在权力分配上，他的四大就把国民党中央委员给选出来了——当然，广东是不能理他这茬的。
　　
　　胡汉民在广东，蒋介石在南京，汪精卫在上海，国民党的三位大佬于此非常之际，互不相让，纷纷召开四大，这边说你要下台，那边说我才不，中间那位说都别吵，先把老子选成党魁再说，呵呵，精彩绝伦，精彩绝伦啊。这边国民党内争正烈，那边日本打得正high，东北转眼之间尸骨无存，而国府求爷爷告奶奶要求主持公道的国联呢，则憋半天没放出一响屁，最后好歹说要制裁了，却也是空口白话——不出兵怎么制裁人家？好，东三省沦亡就沦亡了，毕竟在先国父眼里，东北就是蛮夷之地，鞑虏之所，日本人要，给他们好了——直到现在日本史学家还拿着当年国父二次革命后旅日期间跟日本的所谓协议纠缠不清呢。罢了，东北丢都丢了，也不管他，先团结起来再说，蒋介石就说咱先碰个头，开个会，好解决问题啊，总不能三个地方一人说一句吧，结果，粤方说，团结可以，你下台先。东北沦丧，粤方不依不饶，蒋介石虽然百般不愿，这当口也不得不下野了，于是12月15日，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宣布下课。
　　
　　蒋介石下野了，那总要碰头了吧，真不容易，总算各方在南京碰头，四届一中全会如期召开，最后当然是胡系大获全胜，林森当选国府主席，孙科当了行政院院长，张继任立法院院长，伍朝枢任司法院院长，戴季陶任考试院院长，于右任任监察院院长，不消说，胡系占了半壁江山，控制了要害部门。当然，陈济棠和李宗仁也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虽然广州政府取消，但设立了“西南执行会”，“西南政务委员会”以及“西南军事分会”三个组织，承认了西南的自治地位，更重要的是，有胡汉民撑门面，想来各方也得给点面子。粤系精诚团结，先是把蒋介石给团结下台了，然后又把自己的人马团结上台了，如今的南京政府就是粤系当家，那同样高喊团结的蒋介石又会怎么团结当权的粤系呢？
　　
　　蒋介石的团结方式是，断了丫的财路。下野回老家的蒋介石，先是授意江浙财团对粤系政府采取不合作姿态，后又指使何应钦带人去向孙科等人索逼军饷，再是财政部官员集体辞职，这三招一出，孙科立即被打得晕头转向，粤系政府瞬间陷入财政困境，一个月之间赤字1600多万。平常时节碰上这事也罢了，最多跟财团大佬们磨去，但是这是平常时节吗？这是非常时期！非常就非常在日本身上。日本人拿下了东北，当然还要有一堆琐碎的善后问题要处理，但是一堆人盯着东北，不是很麻烦吗？好办，在别的要紧地方打上一枪，创造一个新的焦点，然后再慢慢来消化东北——而正好日本海军见到陆军立了那么大功，也想表现表现，于是，日本军舰就在长江水域开始表演了。孙科倒是也想表现自己的抵抗意志，但是手里头军队和财政都被蒋介石掐死了，拿啥去抵抗，拿嘴巴吗？这活当然干不下去，孙科这个行政院院长刚当了没满十天，就实在难以为继，在10月9日，跑到上海搬救兵去了，要求大佬们看在国父面上，回来主持大局。
　　
　　所谓大佬，也无非是蒋介石、汪精卫和胡汉民三个。蒋介石当然在偷着乐，小样，跟我耍心机，你还嫩了点，怎么样，玩不动了吧，还得看老子的。蒋介石要复出，考虑值此非常之际，以他一人之力，不免独木难支，得找个盟友，胡汉民跟他闹僵了，先pass掉，而汪精卫倒是有机会，于是，蒋介石决心改弦更张，联汪排胡。汪精卫当然早想复出了，在和谈上明着暗着媚眼抛了无数，还正想蒋介石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呢，如今一看，蒋介石到底是蒋介石，识时务，明事理，就是，早该找我来嘛。蒋汪二人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之后，就筹划着恢复当年汪精卫主政，蒋介石主军的旧局面了，而恰好孙科也是干不下去，提交了辞呈，于是，1月28日，一切就绪，南京政府完成改组，蒋汪同时复出，而粤系人士在干了一个多月之后，尝尽了酸甜苦辣，也无意纠缠了。
　　
　　如果说宁粤和谈的主题是共赴国难，那么围绕四大展开的主题就叫精诚团结，各大佬也着实给我们表演了一下何为团结。团结这半天之后，日本人终究不免于蒋汪复出当日在上海开了枪，国难呢，却更显深重了。
　　 　　踏实
　　
　　原本蒋介石二次下野之后，李宗仁还想借着这个机会再玩他一票的，继特别委员会之后又憋着要搞个特种委员会，总之，是跟特委会杠上了，但是呢，八字还没一撇，蒋介石就急冲冲杀回来了。紧接着日本海军就在上海挑起了战火，蒋光鼐和蔡廷锴所率的十九路军（就是陈铭枢的旧部）奋勇抵抗，蒋介石一度也令张治中率部增援，中国军队打得英勇顽强，甚至逼迫日军四易主帅，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当然，此战最终还是不了了之，日军挑事的根本目的是转移视线，当伪满洲国于1932年3月1日成立之后，两天后日军见好就收，宣布停战，而老蒋呢，也出于种种考虑不愿与之纠缠，最后在5月份签了个停战协定，双方暂且罢兵言和。在国民党各派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当口，东北就这么无声无息的从民国版图上消失了，然后——权当没这回事好了。李宗仁一看局势至此，也别穷折腾了，踏踏实实的，自扫门前雪吧。
　　
　　自蒋桂之战以来迭遭变故的李宗仁已经快要忘掉踏实是个什么样的状态了，这段时间他每天都要精神高度集中，神经高度紧张，来迎接各种各样让人应接不暇的事故，总算，一切都结束了——粤桂联盟恢复，西南获得自治地位，而蒋介石在东三省事变后也不能动辄就对党内的异己分子下死手了。如今的李宗仁，既不用操心怎么跟蒋介石争夺中枢大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地盘啥时候被邻省给抢了去，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把广西经营好，以待来日——一门心思做好一件事，这对于已经在民国政坛历经起伏的李宗仁而言，实在是再好不过的状态了。当然，光广西这一亩三分地，也足够李宗仁忙活一阵了，治政不比打仗，讲的是慢工细活，持之以恒，其琐碎之处，更是远甚带兵，接下来我们就琐碎一把。
　　
　　新桂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自保。看起来似乎这不是问题，西南开府，两广同盟，粤军撤出桂东，甚至最大对手蒋介石也得对西南的门面胡汉民礼让三分，不再过多纠缠，看着挺平顺，然而，所谓居安思危，值此乱世，哪有什么事情是确定的呢？有备才能无患嘛。要解决该问题，当然需双管齐下，一方面维系好粤桂同盟，另一方面则是整顿军队。首先是同盟，如今在广东掌舵的不是与新桂系私交甚笃的李济深，陈济棠这家伙心思乖滑，爱耍弄诡计，又是个想一出是一出的主儿，前一段反蒋，他就一门心思把桂系往火坑里推，既要让桂系打恶仗，而不愿给钱，李宗仁说实在的，挺看不上这人，但看不上也得看，粤桂关系好坏直接影响广西安危。李宗仁为了表示诚意，直接把一家子全安置在了广州，他自己也准备常驻广州，没办法，陈济棠这人一天一张脸，不时刻与他保持接近，说不好啥时候就被丫给卖了，李宗仁也只能辛苦点，两广之间来回奔波了。
　　
　　军队倒着实是个大问题，尤其在新桂系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广西如此的经济环境下更是如此。对于新桂系这样被中央老大当眼中钉的派系而言，没有足够的军队，显然是难以应付一些突发事件；与之同时，广西又实在太穷，在清朝都是需要别省协饷的省份，而在民国早年更是得以战养战，如今中央不给钱，而广东呢，陈济棠又是一毛不拔的主儿——没人给钱，又没法抢钱，这该怎么办呢？穷则思变，新桂系终究还是找到了办法。首先，削减常备军，除了张发奎新近离桂之外，广西目前计有廖磊第七军，李品仙第八军和夏威第十五军三支部队——李品仙是唐生智完蛋之后返桂的，天可怜见，穷的叮当烂响的广西连三个军都养不起，最后只好把第八军给裁了。如此一来，广西的常备军就只剩下了两个军，问题是，广西的军制还不是常规的三三制，而是一军辖两师，一师辖两旅的配置，靠这些常备军当然不足以自保，接下来新桂系还有后招。新桂系的这一后招堪称中国军制史上的创举，那就是民团制度。
　　
　　民团这个概念并不新鲜，封建时代就常有大财主，大地主之类豢养这类武装，借以自固的，而在晚清，民团更是风光一时，曾国藩用以平定太平军的湘军，某种意义上说就脱胎于民团。但是，在曾国藩之前，民团大多是些小打小闹，只能欺负地痞流氓，小百姓的玩意，作战能力当然不能指望，而曾国藩的湘军呢，又不同于一般的民团，因为湘军是正规军，平日不事劳作，靠曾国藩去想办法筹饷——当年湘军曾有城破之时，洗劫三日的习惯，其实就是被逼的。新桂系需要的民团是来之能战的预备役性质的武装，那种松松垮垮的地主武装自然不堪大用，而湘军这样的变相正规军，新桂系又养不起，既要能战，又要省钱，看起来鱼和熊掌不可得兼，新桂系有何办法解决呢？
　　
　　地主民团之所以不能战，主要原因就是散，说白了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无组织无纪律，而新桂系的民团要能战，就得解决组织纪律性问题。新桂系在民团各级都设有常备组织，有专人负责，级级把关，严格控制，当然，组织纪律性就不成为问题，有组织有纪律，当然是能战的基本保障。接下来，新桂系为了解决兵源问题，采取了义务兵役制，强制广西所有适龄男性都必须参加民团。然后，最关键的问题来了，这么多民团怎么养？其实早在当年裁兵会议的时候，新桂系就提出过兵工的概念，这次只不过是将此发扬光大罢了，民团民团，先民后团，老百姓该从事的生产活动，团丁也不能拉下，甚至，民团还经常性组织团丁进行生产训练，组织进行集体劳动等等，既然民团也是生产力，当然就能自给自足，无需专门发饷了。有了这些“闲时为民，战时为兵”的民团，新桂系当然就拥有足够的军事潜力以应付各种突发事件了。
　　
　　自保问题在新桂系实施斯巴达式的民团制度后得以解决，接下来的问题是民生。自打民国以来，广西迭遭战乱，旧桂系时期如此，新桂系时期亦如此，广西本来就穷，在经历连续不断的战火摧残后，老百姓当然就更是难以过活，整顿广西经济对于新桂系而言自然是治政中的头等大事。
　　
　　广西是个农业省份，因此，发展经济的重中之重就是搞好农业，新桂系采取了别具一格的公积粮制度，由各村设立一个公共谷仓，每年由有余粮的农户累进摊派，征集入仓，其目的是消灭高利贷——这些公积粮可以平价借给贫农，归还时只需补上折耗即可。意思是这么个意思，确实贫农借高利贷是导致土地集中，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而且似乎有了公积粮，就可以极大程度抑制这个趋势。然而，新桂系所做的努力却在战备状态这一个大前提下被全盘否定，明摆着的，新桂系要随时应对突发事件，就必须保证充足的财源——税赋沉重，保证充足的兵源——民团制度虽然较之常备军制度有优势，但毕竟影响生产，有此二端，公积粮制度的优势基本上被全面抑制，土地兼并，贫富悬殊也并没有多大改善。
　　
　　除了农业之外，新桂系还大力发展工矿业。除了常规的轻重工业之外，广西与众不同的就是采矿业，这也是广西的天然优势——有色金属矿采丰富。李宗仁鼓励并扶持民间矿业的发展，这就让广西的采矿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当然，有句话叫“想致富，先造路”，采矿是为了买卖，但广西多山，交通不便，采了运不出去就等于白搭，因此，新桂系集中精力进行了大规模的公路修建，还为此设立了公路局，在短时间里修建了大量的公路，也算是造福于民的德政了。
　　
　　除此之外，李宗仁还在教育、文化、人事等多方面进行了整顿，义务教育制使广西民众素质大幅提升，而李宗仁崇尚文人雅士也让文化业有所发展，而在人事方面，李宗仁大胆启用新人，改革用人唯亲的弊端，也确实多有裨益；在新桂系的努力下，广西局面气象一新，广西民众总算也跟李宗仁一样，踏实了。
　　 　　反蒋抗日
　　
　　自打九一八事变以来，虽然所谓“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语调终不免成为空谈，但是国民党各派总算还知些廉耻，也知道继续闹下去难免被人看戏，于是原本三天一小闹、五天一大闹、隔三差五来次汇报演出的反蒋运动总算是日渐平息。然而，党争渐平，内战频仍，蒋介石在摆平了党内的诸多对手之后，又喊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将矛头对准了党外强敌——中共。蒋介石将剿共与抗日连在一起，当然是荒谬可笑的，但是，从当时蒋介石所处的立场而言，却也合情合理，日本是对手，中共何尝不是？蒋介石是政客，在政客眼里，对手无内外之分，只有强弱之别，显然，蒋介石认为，日本虽强不强，而中共虽弱不弱，在对政权的威胁性方面，土生土长，有主义，有理想，发展潜力深不见底的中共才是主要对手，而至于日本，疥癣之疾耳。不得不承认，蒋介石是有政治远见的，因为最终夺取他蒋家天下的，并不是强势的日本，而恰是弱势的中共，然而，对于中国民众而言，中共与日本就是天差地别了。中国老百姓反正国内谁当政都是一样吃饭，甚至中共当政对于那些忙死忙活还一天混不上两饱的社会底层人民还是利好——要知道当时我党的法宝就是土地革命，打土豪分土地，然而，如果是日本统治呢？日本可没指望能在中国长久统治，抱着“过一天算一天，能捞多少是多少”的想法，能指望日本给中国的亡国奴们留条活路吗？所以，同一个政治行为，角度不同，评价也就不同，剿共先于抗日，对蒋介石是必然之选，但对于中国民众，那就是胡折腾了，而对于民国大大小小的地方派系来说，只要别惹到他们，爱咋咋地，但要惹到他们，情况就不同了。
　　
　　蒋介石一意将重心放在国内，虽然主色调是剿共，但是跟老蒋斗争多年的地方派能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吗？这帮人太了解蒋介石的个性了，蒋介石说国难当头，党内团结，但谁真相信他能团结呢？自从孙中山去世以来，他团结过谁？他团结的人倒是不少，把兄义弟一大堆，但讽刺的是，凡是被蒋介石团结过的人，到最后都得不着好，最典型的就是汪精卫和李宗仁。所以呢，地方派们虽然不再动辄喊反蒋，但是，只要他们觉得蒋介石有任何异动，就会马上拿出抗日的招牌。反蒋和抗日当然是两码事，但是，在地方派看来，抗日如今就是蒋介石的罩门，一提抗日，实际就是念了蒋介石的紧箍咒，就算搞不定他，至少也能恶心他。于是，这段时间的民国，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反蒋少了，但抗日多了，而且只要听到谁喊抗日喊的声嘶力竭，这人就一准跟蒋介石要闹翻，比如我们接下来要讲的闽变，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事件。
　　
　　要谈闽变，自然是先谈陈铭枢。陈铭枢说实在的怪倒霉的，堂堂北伐名将，铁军主要将领，搞到现在是爹不亲娘不爱，快要混不下去了。铁军出品的将帅，说实在没一个混得好的：张发奎就不说了，跟错了人，上了汪精卫的贼船，结果一度流离失所，在中原大战后几乎把军队赔了个干净；而叶挺虽然没跟错人，但跟错了时机，当时我党是左倾横行，动不动就到大城市搞暴动，搞失败了还要被追究责任，叶挺就是因为在广东起义失败后受到李立三的指责，结果被迫流亡十年，直到抗战后才重新掌军；陈铭枢倒是没跟错时机，但可怜跟错了人。陈铭枢跟了蒋介石，而且是在武汉反蒋运动最热烈的时期，甚至还为此丢了武汉卫戍区司令的位子，但是，要说的话，这笔买卖明着亏，暗着赚，因为老蒋看在他力挺的份上，总会有所补报，最要紧的是，老蒋是赢家。但是，我们还是得说陈铭枢跟错了人，因为蒋介石是不会真正信任他这样的非嫡系的。
　　
　　陈铭枢开始倒霉实际是在李济深被软禁之后，当然，他自己不会这么看，陈铭枢还觉得他的机会来了呢。陈铭枢确实也有些机会，老大走了，剩下的陈济棠资历战功都不如他，似乎怎么排都是他占先，但是事情有那么简单吗？陈铭枢是李济深的部将，而陈济棠则跟胡汉民比较接近，在李济深被软禁，而胡汉民还活跃的时候，老蒋该怎么对待二陈呢？看起来老蒋不偏不倚，让陈铭枢主政，陈济棠主军，各管各的，但是果真是不偏不倚吗？在乱世，主政和主军那就是天壤之别，而二陈之争最后分出高下，其实就差在这主政和主军上了。中原大战中，对付桂系，由于是邻居，两个人都得出力，谁也逃不掉，但是当蒋介石要粤系派军参与跟冯玉祥的作战之后，陈济棠主军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派谁不派谁是谁说了算？还不是陈济棠说了算？陈济棠不含糊，直接将陈铭枢的嫡系力量，蒋光鼐和蔡廷锴的部队给派去参战，如此一来，广东的权力平衡就立刻被打乱，陈济棠立马占了上风。所以回过头来看，为什么在胡汉民被软禁之后，陈济棠能借势将陈铭枢逐走？这下大家明白了吧，乱世之中，到底还是军权好使啊。
　　
　　陈铭枢被驱逐出粤，本以为老蒋看在他一贯拥护的份上，能好好待他，结果呢——不说也罢。老蒋光顾着耍手腕了，一开始为了麻痹陈济棠，对陈铭枢压根就不理不睬——天可怜见，陈铭枢也不过想把十九路军调回去而已。这也罢了，淞沪抗战的时候，十九路军是主力军，说实话，损失不少，那蒋介石看在人抗日有功，好歹看觑一二呢？蒋介石给出的答案是，将蒋光鼐和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调去福建剿共——让杂牌跟红军火并，这是老蒋的惯用手段，但是显然问题还没那么简单，李宗仁就看的很透彻，他的分析是“蒋先生把握济棠、铭枢之间的矛盾，故意将陈铭枢的第十九路军调往福建，使其垂涎广东，互相火并，以达一石二鸟的目的”。蒋介石这点心思，连李宗仁这个局外人都看出来了，那陈铭枢和陈济棠这俩当事者能看不出来？陈铭枢看出来了，一怒之下，出国了事；而陈济棠倒是也看出来了，但他还是对十九路军不放心，为了保险起见，查封了其广州办事处，还停发了军饷——老蒋终究还是如愿了。这还没完，十九路军很快在剿共中吃了败仗，而蒋介石居然对此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如此这般，蒋光鼐和蔡廷锴自然是看出了点眉目，干脆停止剿共，跟红军谈和，并联络粤桂双方，成立三省国防委员会，提出了“抗日重于剿共”的方针。
　　
　　十九路军以抗日成名，如今打出抗日的招牌，当然不能说是哗众取宠，但是，他们打出抗日的旗帜，其目的显然也是明摆着的。如果单说是抗日，那粤桂两省少不得还得应和两句，时不时念两句紧箍咒，总是没有坏处，更何况还能在媒体上博个彩头。但是，十九路军棋差一招，因为陈铭枢出洋归来后，在抗日的前面又加了两个字——反蒋，这两个字一加，立刻就变了味。虽说对于反对派来说，反蒋和抗日在这当口是一码事，但是这其中区别还是很明显的，最大的区别，抗日是暗示，反蒋是明示，而暗示和明示之间隔着余地二字——谁会不给自己留余地呢？粤桂两派，虽说跟老蒋关系微妙，但是微妙归微妙，场面归场面，在日子还过得去的情况下，他们凭什么要自绝生路？陈济棠就是如此，原本他跟陈铭枢关系就坏，能帮忙喊两句抗日就不错了，说要反蒋，那就敬谢不敏了。陈济棠如今坐拥广东，号称南天王，又有胡汉民当门面，老蒋也默认他的半独立地位，这日子，要多舒服有多舒服，为什么他要反蒋？没道理嘛。而新桂系呢，他们倒是不满足现状，但问题是，如今新桂系要看粤系的脸色行事，他们要时刻维持两广同盟，如果粤系不动手，新桂系自然也没道理动手。
　　
　　反蒋是反蒋，抗日是抗日，虽然对于反对派来讲，本质是一样的，但是，政治本来就极端微妙，更别提这二者之间有着是否留有余地的重要差别，陈铭枢想破罐破摔，破釜沉舟，但问题是，谁又愿意跟他来唱这出戏呢？
　　 　　可笑的小政变
　　
　　陈铭枢这个人，有胆有识，敢想敢言，是个戳得出，站得直的人，说实话，是个爷们。爷们气十足的陈铭枢如今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管不顾的打出反蒋的旗号，授人以分裂国家的口实，是因为他觉得蒋介石实在是对不住他。当然，陈铭枢要怪的话就怪自己瞎了眼，怎么能把政治前途托付给蒋介石这样的人物，这倒不是说蒋介石这人不讲恩义，而是蒋介石使用恩义的范围太过狭窄，只要不是自己的嫡系，难免就会被他当做可用也可舍的棋子。蒋介石搞政治，历来是门户分明，将嫡系和杂牌分得清清楚楚，泾渭分明。对待嫡系，蒋介石向来是有错没错都护护犊子，要打要骂都由他自己，外人休想染指半分，而且，蒋介石只要认定此人是嫡系，耐心就特别足，比如救他两次的陈赓，当时因从事地下工作被逮了，结果蒋介石愣是不愿下死手，一心一意要陈赓回心转意，结果直接造成夜长梦多，节外生枝，让陈赓逃出生天。而对待杂牌，甭管此人对蒋介石是否忠心不贰，蒋介石都从不会对其有半分信任，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就稍微用用，没有利用价值，就一脚踹开，绝不容情，陈铭枢此前对蒋介石如此忠心耿耿，到如今被逼到公开反目的地步，说实话就是因蒋介石的用人哲学所致。
　　
　　政治集团的帮派主义是有难以摆脱的惯性的，尤其是国民党这样从娘胎里带出来就是七拼八凑搞起来的政党，到最后，就搞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境地。李宗仁老是骂蒋介石为人偏私，爱搞小集团，其实，在国民党这样历来就小集团主义横行的政党，不搞小集团混的下去吗？蒋介石倒是不想搞小集团，倒是想大伙都能听他的，但问题是，可能吗？所以说，国民党和蒋介石，本身就是个相互塑造的关系，国民党的政治气候塑造了蒋介石如此的政治哲学，而蒋介石的政治哲学也进一步加剧了国民党的政治气候，相辅相成。蒋介石是个实用主义者，他没有多少浪漫主义的情怀，他为人处事，都带有极强的功利色彩，而这样的人物，往往长于适应，而短于改革。话说回来，国民党本就不是浪漫主义者能够生存的土壤，如果蒋介石不是这样讲究实际，也就不会混到这个地步了。所以呢，发散一下，这也解释了中国数千年的官场文化，什么样的官场造就什么样的官吏，而什么样的官吏造就什么样的官场，政治生态一旦形成，就再难改变。
　　
　　扯远了，我们回到正题。所谓狗急了要跳墙，兔子急了要咬人，如今陈铭枢被老蒋如此对待，当然是急了，加上此人又天生有股爷们气，也就不难解释他为什么就敢直接说反蒋了。当然，陈铭枢这反蒋的言论一出台，一帮人像是见到了瘟神一样，避之唯恐不及，本来可能会愿意擂鼓助威的粤桂两派就再也不敢随声应和了，于是陈铭枢立刻尝到了孤立无援的滋味。陈铭枢要另起炉灶，当然是要找些有头有脸的撑撑场面，一开始找的是宋庆龄，好歹仗着国母的身份来摇摇旗，但是国母似乎也对公开反蒋心存疑忌，没答应；后来又去找胡汉民，以为跟老蒋同样闹得很僵的老胡也看上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份上帮帮忙，结果呢，胡汉民说实在在广东就是挂个牌，实际说了算的是陈济棠，而陈济棠没兴趣，胡汉民当然也不好有兴趣；最后实在没办法，厚着脸皮，去找老上司李济深。
　　
　　陈铭枢在当日李济深被幽禁的时候，不说力挺老上司，甚至还公然跟李济深拥桂立场唱反调，以为靠着蒋介石就能咋地了，结果呢，不说也罢。李济深倒是没念旧怨，当然主要是跟蒋介石这笔帐一直没机会算，这下逮着了机会，不管有戏没戏，总是要出来喊一嗓子，反正横竖现在混成这德行，也不能更惨了。陈铭枢找李济深，当然是看上了他跟新桂系的关系，李济深倒是也挺上心，也派人去跟新桂系接洽了，新桂系倒也礼遇使者了，但是呢，最后还是没谈拢。新桂系不参与的原因，一部分前面讲过了，没有粤系参与，如果新桂系贸然行动，闽桂两省被广东一分为二，到时候首尾不能相顾，胜算渺茫，另一个原因则是，李宗仁认为陈铭枢太左了。所谓左，也无非是陈铭枢跟我党有合作意向，可悲的是，当时我党更左，即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硬碰硬打得很惨，众高层也奉行关门主义，不愿跟陈铭枢合作。更妙的是，我党不愿合作的原因居然是嫌陈铭枢不够革命，甚至远在苏联的王明同志还为此发了篇谴责闽变的文章——要知道当时在老蒋倾巢而出全力围剿下的我党其实日子并不咋地，而王明同志居然能忙里偷闲幸灾乐祸一把，也难怪毛泽东同志能给这帮人下个教条主义的评语了。
　　
　　好了，粤系不合作，桂系不合作，甚至原本应该铁定合作的中共也在一众清高的教条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巨擘的领导下选择不合作，非但不合作，还要嘲讽一番，如今陈铭枢只是个光杆司令，只剩下十九路军孤军奋战了。但实际上，即便是陈铭枢的嫡系十九路军，内部也并不十分太平。十九路军是陈铭枢一手带出来的，如今陈铭枢虽然不在十九路军任职，但蒋光鼐和蔡廷锴这些十九路军的实际指挥者都是他的旧部，陈铭枢在其间的威信自不待言。陈铭枢的治军颇有些旧派色彩，简单说，就是家长制，家长制本身倒也不算太大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陈铭枢家长当惯了，一时不能很好的进行角色转换，还时常当众训斥如今已经成为高级指挥官的先日小弟，这自然让这些渴望尊重、需要威信的小弟难免有些抵触情绪——这倒跟冯玉祥颇是异曲同工。
　　
　　最有情绪的就是蔡廷锴，先日的小弟如今已经有了自己的主见，但是老大却不能认识到这一点，依然执着的搞一言堂，这自然打击了小弟的积极性。以此次事件而言，其实蔡廷锴对反蒋是持保留意见的，他认为公然反蒋只能是死路一条，在如此窘境下，他的意见是，不妨学粤桂两系，同样抬出胡汉民，搞个三省一体的自治同盟，造出福建的半独立局面。因此，在陈铭枢回国之前，蔡廷锴就压根没提反蒋一事，只是借助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累积的名声，用抗日当招牌，联络粤桂两派，广造声势，以此与蒋介石抗衡。应当说，蔡廷锴的路子是对的，当时也确实博得了些外界的同情，然而，这一切都在陈铭枢回国后被推翻了。蔡廷锴觉得陈铭枢不尊重他，为此牢骚满腹，要是蔡廷锴一时鬼迷心窍，难免就重蹈当年韩复榘的覆辙。陈铭枢真该去谢谢菩萨，蔡廷锴不满归不满，但毕竟对老上司感情深厚，尽管老蒋又使出了当年对韩复榘的那一套，但蔡廷锴丝毫不为所动，甚至还表示十九路军就是陈铭枢的，他想怎么败就怎么败吧——听听，有这样的小弟，陈铭枢是否该泪流满面呢？
　　
　　当然，蔡廷锴意志坚定，不代表十九路军的其他人也愿意不计得失的追随陈铭枢——在蒋介石的银弹攻势下，十九路军的一些将帅难免就出现了动摇的迹象，如此一来，闽变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接下来无非是走个过场：1933年11月20日，箭在弦上的陈铭枢、李济深等人宣布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改换国号国旗；此后，粤桂两省为了撇清关系，一众大佬联名通电，指责闽方分裂国家；嗣后，蒋介石抽调原在剿共的十万大军前往镇压；大敌当前，内部不稳，很快，自北伐以来就声名赫赫的十九路军即分崩离析，自此退出历史舞台。1934年1月底，闽变未及两月，遂告全面失败，闽方要人也纷纷出国。
　　
　　闽变被李宗仁称为“可笑的小政变”，但是这次可笑的小政变一度可能对时局造成重大影响——如果红军能适时跟闽方合作，或许有机会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可惜时机稍纵即逝，未能把握机会的红军终不免走上长征的艰难道路。红军被迫长征，事实上就意味着所谓安内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收官阶段，党外之敌既除，党内各方自是人心惶惶，而李宗仁，也不得不加入另一次可笑的小政变了。
　　 　　天塌了
　　
　　蒋介石对江西苏区连续发动五次围剿，在前四次铩羽而归之后，第五次终于走对了路子，找对了方向，从1933年9月开始，历时一年，国军稳扎稳打，层层推进，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终于击败了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坚定不移实施关门主义、阵地攻防的红军。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别无他法，只得实施大规模战略转移，史称长征，而所要突破的第一道防线，很不巧的就是粤桂两省。李宗仁对反共这事，向来比谁都积极，这从北伐之初极力抵制中共党员在桂军任职，宁汉对立时充当清党急先锋，重掌广西后大力清乡等事可见一般，但是，这次红军要路过广西，李宗仁却犯起了嘀咕。
　　
　　李宗仁之所以犯嘀咕，说穿了，也不过还是老问题，担心蒋介石呗。在李宗仁的回忆录里，充满着对自己一贯反共的自我标榜——当然，主要是要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给自己撇清关系，而对蒋介石的反共路线，却横挑鼻子竖挑眼——主要是暗示蒋介石需为国民党的失败负责。李宗仁对蒋介石反共的质疑大部分都很喜感，什么养寇自重啦，玩火自焚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不知道一度被老蒋逼得很惨的我党要对李宗仁这些奇谈怪论作何感想。这次蒋介石对红军进行围剿，好不容易取得了成效，李宗仁又有话说，他的意见是，蒋介石对苏区的包围圈出现了严重的战略失误，他认为应该把红军突围的缺口放在东南沿海一带，设法将红军驱入海内，而不是将红军往西面的内陆方向驱赶。乍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西面的回旋余地也确实比东面要大得多，但是这种看法实在经不住推敲——首先，东南各省是老蒋的钱仓粮仓，蒋介石怎么可能愿意让红军虎入羊群？更何况，要是控制不好，红军可能将直接威胁国民政府的大本营——巧的是，毛泽东曾经在闽变时提出要跳出苏区，纵横江浙的想法。其次，即便蒋介石愿意如此，李宗仁和陈济棠愿意吗？他们愿意老蒋将大量中央军布置在粤桂一线吗？这不得了？有想法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得有可行性啊。
　　
　　李宗仁确实对蒋介石的战略布置有意见，但他有意见的原因，不是他在回忆录里说的这些东西，而是他生怕中央军以追剿中共为名，行假途灭虢之实。李宗仁的担心确实不无道理，后来在贵州、四川等地所发生的一切也验证了他的判断，只是他这种担心，实在不足为外人道罢了。李宗仁当然不单是有政治敏感性，更重要的是，他能妥善处理这样棘手的问题——李宗仁是怎么做的呢？红军前来广西，其意不在常驻，而是过路，但是追剿的中央军可能就是相反了，因此，最好的办法是，让红军尽速离境，以免节外生枝，于是，在李宗仁授意下，白崇禧演了出让道送客的戏码——甚至白崇禧还为此编了个九字诀，所谓“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在桂系的一手策划下，红军压根就没遭遇任何实质性的封锁，只用了十多天就顺利通过了桂境。桂军这样对红军送大礼，蒋介石当然很火大，他要追究起来，桂系该如何应对呢？这就看李宗仁闪转腾挪的本事了。李宗仁当然不能承认自己没出力，他得向党国保证自己是出了大力的，为此，他不惜捏造了所谓七千俘虏的事实，拍电影，拍电报，大肆造势，老蒋明知李宗仁在演戏，但无奈李宗仁演的太逼真，也只好作罢。这还没完，李宗仁为了表明自己剿共的坚强决心，在红军通过桂境之后，让桂军前去贵州助战——瞧瞧我多玩命。
　　
　　看似李宗仁已经躲过了危机，红军走了，中央军也没理由入境了，广西似乎是太平了，但是，换个角度想，在攘外先安内的前提下，如果老蒋真把中共给灭了，下一个该轮到谁了呢？要是这样一想，危机非但是没有过，反而才刚刚开始。接下来，蒋介石以假途灭虢之计，将贵州和四川相继收入囊中——美中不足的是，红军虽在长征中面临各种内外交困，天灾人祸的困境，但却奇迹般的杀出了一条血路，最后到达了陕北。当然，创造了奇迹的红军俨然是奄奄一息，命不久矣了，到了这个境地，民国的地方派似乎突然发现蒋介石可能要一统天下，他们的那点地盘即将不保，于是，老套路，开始高呼抗日。最讽刺的，莫过于在东三省事变中不放一枪，将祖宗基业抛了个干净的败家子张学良张少帅，此公居然也有脸喊抗日，还喊的面不改色心不跳。张学良之所以喊抗日，是因为在陕西跟红军作战吃了苦头，看出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要让东北军跟红军两败俱伤，以收一石二鸟之效。当然了，在群情激昂高呼抗日的形势下，粤桂两系自也不能免俗，原先还只是念念紧箍咒，到后来，干脆决心铤而走险了。
　　
　　粤桂双方，起主导作用的自然是陈济棠，而陈济棠这家伙之所以喊抗日喊到擦枪走火，准备重演当年闽变的那一幕，据李宗仁回忆，是听信了自家豢养的大仙术士所谓“机不可失”的预言。开个玩笑，陈济棠确实有些迷信，但要说他是因为术士之言而要自绝生路，也不免过于儿戏了，事实上，陈济棠要搞政变，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失去了胡汉民这面金字招牌，南天王地位即将不保。我们说，两广之所以能保持半独立地位，并且老蒋还能一直睁一眼闭一眼，最大的原因，自然是胡汉民。胡汉民在国民党内的特殊地位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蒋介石要为当年的软禁一事还债——也就说是，只要胡汉民在广州一天，蒋介石就得卖他个面子，两广的特殊地位就能得以保证，但反过来说，要是胡汉民不在广州了，那老蒋就爱咋咋地了。蒋介石当然也曾试过将胡汉民调出广州，让他去京师供职，但无奈胡汉民是个恩怨必报的人，对当年被软禁一事耿耿于怀，蒋介石也不好硬逼，于是就只能拖着了。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本来陈济棠是大树底下好乘凉，供着胡汉民这个太公，踏踏实实当着南天王，如今不妙了，胡汉民居然在1936年5月13日凌晨因脑溢血猝死了，这下可真算是天塌了。
　　
　　老蒋一看胡汉民死了，来得正好，可算找到了解决两广问题的机会了。于是，次日电召陈济棠兄长陈维周入京详谈，陈济棠只得让兄长去了，然后老蒋给陈维周提出了他的意见——说是要共同合作，解决广西。陈济棠一听这话，当然是冷汗都下来了，唇亡齿寒，广西要是解决了，广东还会远吗？蒋介石这点鬼蜮伎俩，要去骗鬼吗？还没完，蒋介石又派王宠惠以吊唁之名前来广东，并向陈济棠表示要撤销西南政务委员会、执行部，还说要改组广东政府，并要将陈济棠从集团军军长的位子降格为军长。王宠惠越说，当然陈济棠越心虚，听到后来，估计是又气又怕，强行按捺才没发飙了。好了，情况很明白了，胡汉民死了，天塌了，老蒋要下手了，陈济棠要倒霉了——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呢？自救呗。抗日的调门当然少不得要更提高一点，好歹争取些同情票，然后跟新桂系谈谈，大不了鱼死网破吧。李宗仁听到胡汉民的死讯，当然估计就知道大事不妙了，如今陈济棠来找他，还能有什么事呢？当然，李宗仁回忆录里说搞政变不是他的主意，他一直对此事抱有谨慎态度，只是陈济棠一味催促，考虑到两广利害一致，唇齿相依，才上了这条贼船，为资佐证，李宗仁还搬出了陈济棠迷信的八卦来，说他野心太大，又听信江湖术士的鬼话，才打算铤而走险。李宗仁这话当然没人信，要说胡汉民去世，他受到的影响绝对比陈济棠只大不小——他跟蒋介石的恩怨等级是多少，而陈济棠跟蒋介石的恩怨等级是多少，蒋介石如要下手，主要目标是谁，这些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蒋介石会将陈济棠摆在他李宗仁的前面吗？李宗仁就算谦虚，也不用谦虚成这样吧，这点自信还是要有的吧，尽管说如今他确实落架凤凰不如鸡，但是再落架的凤凰终究也是凤凰啊。问题来了，为什么李宗仁事后要编出这么套鬼话呢？接着看。
　　 　　时间差
　　
　　胡汉民死了，粤桂两派的好日子到头了，看起来两方唯一的机会就是精诚团结，同舟共济，跟蒋介石拼个高下了，即便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至少陈济棠就是这么想的。李宗仁当然也在为这事转腰子，蒋介石明摆着是要动手了，如今的情况，伸头一刀，缩头还是一刀，问题是，该伸头还是缩头呢？当然，伸头还是要伸的，坐以待毙也不是李宗仁的个性，但是就算是伸头也有个讲究——毕竟两个人都伸头的情况下，先砍谁后砍谁总得有个时间差，而这个时间差，恰恰是唯一可以做文章的地方。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时间差该怎么打。
　　
　　当然，粤桂两系唯一可以抗衡老蒋的，也只剩下抗日的招牌了，因此，想都不用想，接下来肯定是把抗日这出戏给演足了。民国的事儿就这么扯淡，在九一八那阵，日本闹腾最凶的时候，粤桂两系没说要派兵抗日，相反还打着“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招牌逼蒋介石下台，如今日本相对消停了，自长城攻势之后，足有三年多时间没大规模军事行动了，粤桂却开始大张旗鼓说要抗日了。也是，没病没灾，日子过得好好的，谁愿意招不痛快呢？如今是事到临头了，没办法了，只能打出这张底牌，看看能不能好歹应付过去了。排场还是很足的，5月26日，粤桂两系要人联名通电，反对日本增兵华北；6月1日，西南政委会和执行部呈电中央，通电全国，要求中央领导抗日；次日，粤桂再度发电，说要全国人民敦促国府抗日；4日，粤桂高级将领又发表通电，说要请中央调粤桂两军北上抗日；瞧瞧，这通电频率，这抗日意志，多精彩的戏码啊。
　　
　　根据中国古今皆然的特色，官方通电只是大规模造势的前奏，接下来就要开动舆论机器，将声势渗入到民间基层了。李宗仁是行家里手，广西就搞得很热闹，又是组织请愿团，又是大规模抗日游行，又是张贴标语——什么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啦，什么反对内战，一致对外啦，什么全国抗日势力联合起来啦，总之，口号震天响，抗日全国闻。然后，李宗仁甚至还去活动湖南的何键，要他帮帮腔，造造势。李宗仁这一小试身手，明白事儿的看出名堂来了，李宗仁对广西有多强的控制力，社会动员能力有多强，是块多么难啃的骨头——至少蒋介石就看出来了，看出来之后，他决定先把刀砍向陈济棠头上。
　　
　　相比较李宗仁对桂系以及广西的绝对控制力，陈济棠就差的远了，蒋介石这刀刚举起来，底下人就蜂拥而上，把陈济棠给架到断头台上去了。在老蒋银弹攻势发动之后，跟闽变情况完全相同，粤系内部立刻就有不愿送命的反水了，先是空军——7月4日，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带着40多号人架机离粤赴宁，两天后，这帮人发表了“服从中央，报效党国”的通电。大家明白为啥官当得越大，就越是迷信了吧，大仙算得多准，机不可失，这下应验了吧——飞机丢了。但是呢，大仙准是准，要是会错了意就麻烦了，陈济棠如今倒是恍然大悟了，但是黄花菜也凉了。空军反水，陈济棠算是气泄了一半，接下来陆军也出了问题，那就彻底泄气了。先是广东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粤军的二号人物，此公本就对陈济棠不满，这下看到出头机会来了，当机立断，在7月8日屁颠屁颠的跑到南京，向老蒋表忠心，表示广东问题包在他身上。还用说吗？蒋介石无非是鼓励一番——我看好你哟，然后让余汉谋放心大胆的去干了。14日，余汉谋公开撕破脸皮，接受南京中央的任命，要陈济棠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广东。第一军反了，第二军能坐视吗？当然也反了。在余汉谋就职当日，第二军军长张达也反了，还表示欢迎余汉谋去广州任职。空军反了，陆军反了，全他妈反了，陈济棠算是反不动了，为了避免真被砍上一刀，只好在18日通电下野出国避祸了。
　　
　　根据老蒋的一贯做法，要对付粤系之前，肯定是要先给桂系吃颗定心丸，然后各个击破，因此，在对粤系紧锣密鼓的进行分化打击之际，蒋介石却对桂系抛出了橄榄枝，还任命李、白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蒋介石此举是实是虚，李宗仁心里头跟明镜似的，他何尝不知道蒋介石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所以李宗仁要反抗到底，不接受任命？错了，李宗仁和白崇禧准备接受任命。不明白了？还记得我们开头说时间差的问题吗？这就是时间差！蒋介石不会同时对粤桂下手，只要有先有后，就一定有时间差，而李宗仁所要做的，就是抓住这个时间差，在陈济棠人头落地之前，把自己的头给缩回去——蒋介石在这个时间差里势必会给个台阶，甭管是实是虚，李宗仁所要做的，就是顺着往下走。
　　
　　老蒋给的这个台阶自然是虚的，他也不会让李宗仁踩实了，在解决完粤系之后，接下来就轮到桂系了。当然，老蒋还想依样画葫芦，不费一兵一卒，跟当年蒋桂之战一样，拆了桂系，这次他打出了王牌——黄绍竑。于是，在李宗仁和白崇禧刚说要接受任命之后，蒋介石出尔反尔，说我明明是说让黄绍竑就任广西绥靖主任啊，至于您二位，离了广西吧。蒋介石为了打好黄绍竑这张牌，已经经营许久了，看看黄绍竑这几年的履历：1932年2月18日任国民政府委员，1932年5月任内政部长，7月1日兼代交通部部长。1933年出任北平军事分会参谋团参谋长，5月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同日方作外交交涉。1934年12月12日任浙江省政府主席。1935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老蒋这么厚遇黄绍竑，当然是因为黄绍竑有巨大的利用价值，是随时可以引爆桂系的重磅炸弹，这次老蒋要收拾桂系，黄绍竑自是首当其冲。
　　
　　蒋介石把台阶抽了，又打出了黄绍竑这张牌，接下来怎么办呢？废话，紧抱着台阶别撒手啊。李宗仁和白崇禧就不撒手了，在蒋介石自食其言，要将二人逼出广西之后，李、白通电南京，说中央“墨渍未干，自毁信誉”，我们“恕难从命”。言下之意是，不是我们赖着不走，是你中央说话得算话不是？要我们出任广西绥靖主任的是你，要我们离开广西的还是你，中央说话到底还有谱没谱啊？这叫揣着明白装糊涂，李、白能不知道中央有谱没谱吗？当然，光会缩头是不行的，李宗仁还得让老蒋进一步认识他的抗击打能力——李宗仁再次将广西的动员能力发挥到极致，省防军瞬间从14个团扩编成40个团，7月下旬，在动员会上，李、白发表《告军民书》，说“期望全体将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蒋奋战到底”。然后，李宗仁继续咬定抗日不松口，欢迎各方抗日同仁前来广西洽谈。
　　
　　李宗仁的意思大家看明白了吗？没明白的听我讲。李宗仁肯定是不想闹，因为他闹不过蒋介石，然而他之所以还要跟着粤系闹，是因为不闹一闹，这场大祸他躲不过去。但是，李宗仁的厉害之处在于，他知道闹的目的是为了不闹，因此，只要蒋介石有任何和解的表示，李宗仁都会果断抓住——甭管是实是虚，抓住了才有操作空间。比如，蒋介石一开始跟桂系示好，明明是分化离间，各个击破的诡计，但是到了李宗仁手里，就成了蒋介石主动示好的台阶。而接下来李宗仁大动干戈，又是动员，又是迎宾的，其目的是什么呢？目的还是争取和解的机会。李宗仁无非是告诉蒋介石，你要和，我大力欢迎，但你要闹，老子豁出这条命去，也要跟你闹一闹，你自己掂量掂量，一时半会搞得定我吗？
　　
　　蒋介石当然掂出了分量，李宗仁虽然只有广西一隅之力，但可怕的是，广西全民皆兵，人人上阵，民气可畏，一时半会当然搞不定。有人要问了，老蒋不还有黄绍竑这张牌没用上吗？问得好，大家知道黄绍竑是为什么离开桂系的吗？没错，就是为了躲避内争，这下内争当头，他愿意与先日袍泽同室操戈吗？这不就得了，黄绍竑一准不答应啊。那蒋介石还有选择吗？和吧！
　　 　　焦土抗战
　　
　　黄绍竑跟李、白虽然分道扬镳，但多年袍泽，情深意重，要他跟李、白同室操戈，他办不到。当然，即便黄绍竑不答应，蒋介石也不能怎么样，这张牌经营了那么久，蒋介石要是一旦放弃，不免前功尽弃，更何况，黄绍竑混好混坏对新桂系内部将帅颇有示范效应，为黄绍竑一个点，而放弃新桂系一个面，不值当。因此呢，黄绍竑公开表示不愿就任广西绥靖主任一职，蒋介石自然也没办法，而黄绍竑不愿合作，要在高度团结的新桂系内部敲出一条缝来，更是难如登天，现在的情况下，要想战，就只能霸王硬上弓。然而，霸王硬上弓又谈何容易？其一、新桂系将抗日这张牌打到了极致，也为此颇得民国各派的同情——甚至连与新桂系向来关系恶劣的我党也表示同情，当然了，这主要是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有同病相怜之感，蒋介石要强行下手，舆论上就通不过；其二、广西全民动员，个个奋勇，同仇敌忾，气势之盛不免蒋介石也为之胆寒，再加上老蒋如今依然还是将重心放在剿共上，能腾出手来对付桂系的兵力毕竟不多，真要动手，未必就真能稳操胜券。因此，在李宗仁强势出击之下，新桂系虽弱而强，而蒋介石虽强而弱，形势发生逆转，这下蒋介石是想不谈都难了。
　　
　　当然了，李宗仁搞这么大排场，自然也不是真想跟蒋介石见个高低，蒋介石说要谈，那来得正好，谈吧。谈的当然不是明面上的抗日问题，李宗仁明白蒋介石攘外先安内的政策到了最关键的收官阶段，蒋介石是不愿就此功亏一篑的，所谓抗日，也不过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一个借口罢了，李宗仁真正想得到的，是蒋介石能认可新桂系在广西的地位以及广西在民国的地位并不因胡汉民之死而变更。李宗仁在想什么，跟他交锋多年的老对手蒋介石自然是一清二楚，于是，在双方稍作试探之后，问题迅速得以解决。
　　
　　过程如下：老蒋先派人去广西，表示出和谈的意愿。李宗仁当时还不确定蒋介石到底是真想谈，还是故弄玄虚，搞缓兵之计，于是派代表刘斐广州一行。在刘斐到达广州后次日，蒋介石也来到了广州，蒋介石问刘斐，广西是否真的要打？刘斐当然冠冕堂皇的应付了句，只要中央领导抗日，广西就没问题。蒋介石回答，只要地方服从中央，我们就会实行抗日。当然，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虽然刘斐动辄说抗日，蒋介石也动辄说抗日，但双方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新桂系的意思是，你老蒋给我们个台阶，我们也就不闹了，而老蒋的意思是，只要你们给我台阶，我也会给你们个面子。话都说到这份上，那还说啥？既然都不想闹，那就开价吧。李宗仁开价了，抗日这个表面文章自不用说，真实的价码是，李宗仁要求蒋介石收回成命，认可他的广西地位，然后，撒撒娇，说我排场铺这么大，你要给我点钱，否则我收不了场。蒋介石说收回成命可以，但是反是你们造的，排场是你们铺的，难不成还让我代人受过？还要我出钱，当我冤大头？谈到这里，核心问题就谈拢了，至于钱不钱的，其实就是桂系打的诚意牌，也是让蒋介石吃定心丸，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李宗仁的意思是，我拿了你的钱，难道还有理由接着造反不成？蒋介石也不是傻子，李宗仁都开始要钱了，那就说明八字那一捺快要划上了，值此温馨时分，扭捏一番，端端架子之后，还是好歹给了点。然后，李宗仁扭捏一番，也签字画押。最后蒋介石邀白崇禧广州一见，白崇禧怕出事，不敢去，最后还是李宗仁单刀赴会，双方穗城一晤，一笑泯恩仇，近十年来的恩恩怨怨，遂一朝得以暂时化解。
　　
　　两广事变从6月1日发动，到9月底基本偃旗息鼓，然而，同时闹事的两广，结局却相隔天壤，陈济棠这个显赫一时的南天王被蒋介石兵不血刃的一鼓端掉，而李宗仁呢，虽然一度需要对陈济棠唯唯而应，但真赶上了大事，分寸拿捏，危机应对，比陈济棠何止强出百倍？通过此事，大家明白当年为什么蒋介石会将李宗仁作为头号假想敌了吧。李宗仁确实很不简单，虽然他现在仅有广西一隅穷苦之地，但他愣是能让这广西一隅的力量发挥到极致，发挥到连老蒋都觉得桂人殊不可侮的地步。回到两广事变最初我们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李宗仁要千方百计将此次政变的责任推到陈济棠身上呢？答案很明确了，李宗仁这叫得了便宜卖乖，明明是二人转，但因为最后自己与蒋介石达成和解，为了撇清关系，他当然必须将两广事变换个名字，说成六一事变，然后将其解释成陈济棠的独角戏。事实上呢，通过李宗仁在该事变中展示出来的政治手段，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能相信蒋介石会把他放在陈济棠之下去考虑，还是我说的那句话，落架凤凰终究还是凤凰，一支再漂亮的鸡也不可能跟凤凰有任何等量齐观的可能性。
　　
　　好了，两广事变到了这个地步，算是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在李宗仁慷慨激昂的抗日问题上，他到底是什么态度呢？当然，跟蒋介石一样，李宗仁同样将派系利益摆在民族利益之上，他在两广事变中的演出，与其说真的是因为日人入侵而怒发冲冠，还不如说为求自保，喊喊口号罢了。然而，李宗仁除了政客这个属性之外，他毕竟还是个中国人，那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考量，他对日态度如何呢？李宗仁的对日态度，可以用他在193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来概括——焦土抗战。
　　
　　所谓焦土抗战，大致有两层意思，一是战，二是焦土。战说明身为军人的李宗仁是主战派，而焦土则说明李宗仁是坚定的主战派，这自然就跟一些婆婆妈妈的所谓曲线救国的主和派划清了界限。李宗仁曾一度被指为亲日，这是因为在他退居广西之后，接收了大批日械，甚至还时常有日本的军政要人登门拜访，这自然不免让外界想入非非，然而，用白崇禧的话说，这叫胡服骑射，借他人的拳头打他人的嘴巴，李宗仁在回忆录里也一再表白说凡是日人拜访，都会上来遭到他的当头痛斥。李、白在广西与日本有来往不假，但是这种来往，显然也没那么多暧昧。日本人看上了新桂系，试图利用其在民国的影响力，给国府中央制造麻烦——简单说，他们希望中国更乱一些，而李宗仁实际上除了两广事变被逼到绝路之后闹了一闹之后，也并未有任何出格举动，因此呢，基本上李宗仁只是在利用日本的这种心态，能搞点好处就搞点好处，但是在原则问题上，李宗仁不可能有尺寸之让。相比较在九一八事变当时喊抗日喊的比谁都响，而到了日本真采取行动后却又怕这怕那，到最后曲线救国去的汪精卫，李宗仁显然是强多了。
　　
　　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论，其实就是与李宗仁的焦土抗战论争锋相对。所谓焦土抗战，就是说中国国弱兵弱，万一中日全面开战，唯一可恃的可是中国土地广袤，有充分的战略纵深，战略得当，尚有转圜余地，而为了让日本难以实施以战养战的战略，就必须将战略物资，能运的运走，不能运的烧掉，纵使中国土地变成一片焦土也不足惜。李宗仁这套焦土抗战的理论是弱者面对强者以重大牺牲换取些微机会的路数，与其说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还不如说是杀敌一百，自损一万。像汪精卫这样的书生自然就对如此惨烈的抗争手段心存疑忌，他的看法是，抗战与否不是关键，国计民生才是关键，如果都烧成了焦土，到底是国府戕害民众为大还是日本戕害民众为大呢？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焦土抗战，直接谈和不挺好？给大家留条生路。为了避免惨痛牺牲，而忍辱负重，这就是所谓的曲线救国。当然，我们承认，汪精卫的这种观点并非全无道理，他实际谈到了一个很本质的问题，对于民众而言，异族统治者和外族统治者到底有多大差别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异族统治者不算太严苛的统治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